传媒人

子产不毁乡校颂   胡泳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子产不毁乡校的事迹：“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然明，郑国大夫。他劝子产毁了乡校，因为郑国人爱到那里休闲聚会，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子产回答他说：“为什么要毁掉？人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人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呀，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尽力做好事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难道很快制止这些议论不容易吗？然而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伤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不如我们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们当作治病的良药。” 庶民聚在乡校里议论执政的得失，乃原始民主制度的遗俗。贺卫方先生尝评论说：“春秋时的乡校，让我们联想到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考虑到中国传统等级制度之下的政治专制，能移开一个口子让老百姓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地议论统治者，真是要很大的气魄和开阔的胸襟。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算得上几十年、几百年才会见到一次。” 此事甚至连大儒孔子都不吝赞美之辞。《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虽然轻视法律，可他是主张仁爱百姓的，因此赞成让老百姓说话。听到子产的死讯，孔子伤心地落泪，称颂子产是“古之遗爱也”（《史记·郑世家》）。《论语·公治长》中记载了孔子对子产的高度赞誉：“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认为子产的身上体现着一种难得的古圣贤之遗风。 不毁乡校的结果是什么呢？子产在人民的批评声中，改进施政，取得巨大成效。史载，子产执政第一年，坊间传言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仅仅过了三年，人们的态度就改变了。社会上流传的已经是：“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人民对他新订的赋税政策，原本恨之入骨，希望有人带头杀他，三年以后，却歌颂他教诲了子弟，增进了生产，生怕失去子产，再也无人可以继续施行善政。可见，子产不毁乡校，不仅是对舆论的尊重，也是对教育的尊重，这样的施政，正是孔子所谓“富之”、“教之”的实现，难怪孔子如此推崇子产。 1600 多年后，当唐代文学家韩愈读到这段往事，心潮难平，特撰四言古体诗《子产不毁乡校颂》，全文不长，可以照抄如下：“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毀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毀，而郑国以理。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韩愈感情洋溢地写道：我好思念子产啊！就像河水不能强堵一样，言论是不可以消弭的。堵住下边人的嘴，听不到批评，上边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其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成功失败的事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子产啊，执政的榜样难得。正因为难得，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天下就能政通景明，达至无限。哎 ! 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因为只有君王没有贤臣啊。谁能继承子产之风？ 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韩愈的诗把子产不毁乡校的意义说得很清楚。百姓亲身体验到政策的实施，确实有利于民或者有损于民，因此，他们对政事作出议论和评价是很自然的。这将为执政者提供一份十分难得的政绩评分单，执政者可以据此分析自己的得失，对做错的地方加以校正。子产认为舆论可以反映民情，作为施政的参考，就像老师一样，应当尊重、学习。如果毁了乡校，人民有怨无处宣泄，言路被堵塞，就像河川被堵住了去路，虽然统治者可以耳根清静，得一时之快，然而，民意终将溃决，导致统治者遭遇灭顶之灾。 子产不毁乡校，见解高明，其理念甚至直追现代民主领袖。比如， 2009 年 11 月，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交流时谈道，“我还是希望信息不是那么自由的流通，因为这样我就不会听到人们在批评我”，随即他话锋一转，“但我还是认为，这样才会使得我们的民主制度变得更强，使我变成一个更好的领导人，因为它迫使我听到一些我不愿意听到的意见，也迫使我审视我正在做的事情。”   时间 : 2011 年 05 月 14 日     来源 :  财富中文网 http://www.fortunechina.com/column/c/2011-05/14/content_56663.htm    

大企业的瓦解与重建 ——对话胡泳 《中欧商业评论》2013年8月刊 迄今为止大多数新锐的组织形式，都是新创组织带来的。从全球范围看，传统组织还没有能够提供一个变形的成功先例，GE也不例外。 文/王正翊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几年前在对你的采访中，你曾提到，“虽然我并不认为微软会因此消亡，但它必须在某些方面做出改变，否则就会成为问题。未来，非企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融合度会越来越高”。几年过去了，有些什么新的观察吗？ 胡泳：讨论组织的变迁要从整个背景世界来看，因为组织是基于人这样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来讨论的。人类怎么协同，是思想家和研究者始终研究的一个课题。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是最早的观察者。他发现，劳动分工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分工则导致了市场。市场的核心逻辑，斯密使用了“看不见的手”这个隐喻，这个认识最终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 然而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了另外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科斯，他最大的发现就是，并不是所有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配置的，所以他提出的命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企业？原因是由于有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更加有效。科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人类协同还有别的方式。 因此，要么是市场，要么是企业，我们一直用这两种方式来解释人类大规模协同。但新科技带来了新的协作可能性，而且成本越来越低。于是大家开始讨论第三种可能性：当科斯所说的交易成本不断被技术降低之后，企业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前些年泰普斯科特的《维基经济学》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CBR：分工、企业到企业边界的模糊，我们看到一些新锐的企业正走在路上。你近距离研究的海尔就是探索者。张瑞敏提到的“从分工到合工”理论，该怎样去理解？ 胡泳：这其实是组织内部一种“分散+合作”的形式。对于张瑞敏来说，他最后可能会觉得，海尔是不是原来的海尔、是不是一个制造业巨头都无所谓，而是在想，能不能完全变成一个平台，把员工变成一个个平台上的自主经营体，即所谓“小微公司”。这些小微公司和海尔平台发生关系。有点像查尔斯·汉迪提到的“三叶草组织”，有在册员工，即所谓的核心员工；也可以有在线员工，与公司保持一种松散关系，在海尔的平台上做事。这些想法对于一个制造业企业来说是很激进的。 如果要往这个方向走，首先的问题是，这些小微公司是不是法人，企业内部有没有一个内部的创业市场？张瑞敏也不见得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答案，但他看到了组织的未来大趋势一定是“分散+合作”，因为未来制造业可能会完全变成一种分散的各地制造。如果3D打印本身变成一种基础设施，所有的设计都是可以在网上下载的，拿到附近的3D打印机就可以生产出来。 一次我问《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你都研究数字化的东西，怎么突然转行做制造业了？”他的回答让我很意外。他说：“我在做制造业的时候，时刻盯着苹果的手机。”苹果手机里有非常多的传感器，可以带来很多有趣的应用，比如说摇一摇。而安德森正在研制的无人飞机也要用到各种传感器。他说：“我为什么不利用一个已经有几百亿美元产值的智能手机业，把我的制造业建立在它的系统之上？苹果围绕传感器开发什么应用，我也可以开发什么应用。”安德森的无人机，其实就是会飞的手机；现在炙手可热的电动汽车特斯拉，其实就是一个会跑的手机，因为理念完全一样，接口都开放。因此你说制造业的未来在哪里？海尔这样的传统组织未来在哪里？一定在平台的开放性，这就是“分散+合作”。      CBR：组织转型从未来趋势看，似乎都是令人激动的。但要打破任何传统组织的惯性都不啻为一场革命。海尔能过得了这一关吗？ 胡泳：老实说我不知道。组织转型最大痛苦就来自于人。在组织中，那么多人都在路径依赖之下做事，要改造他们是极其困难的。这其中有一个悖论：组织变形，要把所谓的“正三角”变成“倒三角”，变成中层是为下层提供资源的，“倒三角”形成之后，中层应该是整个消失的。但悖论就在于，整个变革的过程又需要这帮中层的人去推行。就像当年毛泽东认为官僚制是他进一步革命的障碍，但他一开始又不得不依赖官僚制。最后之所以搞“文革”，就是想把整个的官僚给干掉。      所以迄今为止大多数新锐的组织形式，都是新创组织带来的。新组织没有包袱，轻资产，非常容易形成一个适应性极强的组织形态。日本制造业的种种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得不到好的解决。就连GE这样的企业，韦尔奇也不觉得他的继任者伊梅尔特做得好。因此从全球范围看，传统组织还没有能够提供一个变形的成功先例。     没有路标的探索 CBR：在实践领域，传统企业还在艰难探索中，一切未有定论。那么从事前沿理论研究的管理大师们呢，他们有什么见解或者观察？ 胡泳：管理大师加里·哈默的观点是，等级制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但等级本身会发生变化。将来组织中的等级应该是自然形成的。传统组织中，你有资历，于是获得了某个职位，也就有了相应的权力。但未来的等级是因为你在环境中“浸泡”之后自然“涌现”的。某个人会逐渐成为中心，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上坚持得足够久、做得足够好、看得足够远。就像领飞的大雁，跟随的队形是在雁群中自主形成的。      CBR：但企业组织要比这种生物的无意识自组织形态笨拙得多。      胡泳：你说得对，因为组织本身是为了满足工业时代的需求，而工业时代的组织的核心隐喻域就是机器或者是钟表。我和哈默聊组织形式创新，他举的例子大部分是新经济企业，顶多有全食超市这样的企业，仍然不是那种规模超大的传统组织。所以他也到海尔来观察，想说能不能找到一家制造型企业的管理创新。      CBR：哈默怎样评价海尔的组织变形？      胡泳：哈默最大的追问就是一致性问题。打破企业原来的事业部、改造为自主经营体之后，的确激发了自主性，但与此同时，各个自主经营体可能会各自为阵。企业在做一些大的市场行为的时候，总是需要一致性的。所以他一直在追问，到底怎样解决一致性和自主性的矛盾。张瑞敏从前期的“自主经营体”，到提出“利益共同体”概念，可见他也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利益共同体”还包含着另外一种“野心”，就是努力把外部资源整合进来。“自主经营体”时期，有一种经理人的称谓叫做“网主”，网络主持人的意思。自主经营体的领导人就是“网主”。到了“利益共同体”时期，这些人又被改称为“接口人”，更有面向外界，向全世界来接口的意思。       社会学巨擘曼纽尔·卡斯特一直在研究组织如何从福特主义到丰田主义，再到网络化组织。在他那个网络化组织的概念里，最有意思的是他用了一个词articulate，勉强翻译成“接合”。海尔的“接口”就有点类似于它。网络化组织最大的核心能力就是接合能力，有多少向外开放的口，能够接入多少资源。然后企业再去思量哪些是可以放弃，哪些是绝对要保留的。     既竞争，又合作 CBR：迪伊·霍克在《混序》一书中，提到一种新型组织的概念，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他借用了混沌（chaos）和有序（order）两词，形成了混序（chaordic），认为最佳状态是具有混沌与有序双重特征。你怎么评价这样的组织形态？ 胡泳：霍克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在于，他用这个理念，把维萨（Visa）组织经营得非常成功。霍克当时希望找到一种组织形式，既不是中央控制的，也不是无政府的，他把它命名为“混序”的组织。核心要素其实就是一个组织如何做到既竞争又合作，有点像现在平台组织的概念，但他搞这个东西时间很早。让参与维萨组织的每家银行都竞争，服务于自己的客户，但同时要维持最基本的合作，保证不管你刷谁的维萨卡，必须到处都能用。所以维萨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用卡体系。 最有意思的是霍克提出的组织设计原则，这可能构成21世纪组织的先驱法则。第一条，组织必须是平等的，被所有参与者共同拥有。这个组织最后所有的竞争力，都来自成员们独立的那些创新；第二条，权力和功能必须是最大限度做到分布型，也就是分权化或分散化；第三条，整个组织的治理也必须是分散的，没有哪一家或几家联合起来可以控制这个组织；第四条，组织的可塑性必须非常强，即永远不断地在变化。 霍克提出这些原则应该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但在今天来看，非常适合用来讨论互联网时代的组织形态。他还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看上去维萨像是一个控股公司，但它不是真正的控股公司，因为控股者就是维萨的成员。这些成员既是所有者也是客户；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上级也是下级。”一个理想的互联网组织，应该是符合这些原则和要求的。     从“机器人”到“手艺人” CBR：过去，人们的成功很大程度还是由组织来定义的。没有组织，人就会有一种身份的焦虑。查尔斯·汉迪在《大象与跳蚤》中论述了一种组织与人的新型关系，即个人脱离大象，像跳蚤一样生存。如今关于自媒体、U盘化生存的讨论也很多。结合整个未来社会趋势，你的判断是什么？ 胡泳：机构的瓦解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任何机构的未来都不一定是靠得住的。但凡还在将自己的生存寄望于机构的人，未来都是危险的。企业里的个体，要重新回到“手艺人”时代，让自己拥有某种独特甚至稀缺的能力。这非常难，首先要选准领域，还得符合你的兴趣，并要特别善于学习。当个体成为了新时代的“手艺人”，就已经立于最大的不败之地。      过去那种有效率的机构，偏偏是要把人的“手艺”磨到最细分化的、机器人的状态，所以如果人们只是无意识地在组织里生存，一定会朝着“机器人”的方向走。一旦如此，你在组织中的可替换性是很高的，组织完全可以换另一个人来做同样的事情。      CBR：那么随着前面我们提到的种种组织变形，内部各种互动关系也在变。未来会不会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使得组织中“手艺人”的存在更有可能性了呢？      胡泳：我觉得是这样的，当这个“手艺人”获得了一种稀缺或者独特的能力后，他可以选择留在组织内，也可以选择离开组织。即便是选择留在组织内，组织跟他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因为组织不能够像过去对待“机器人”那样对待一个“手艺人”。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组织和人的关系，因为组织的困境是明显的，组织的瓦解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所以人如果是对自己负责的话，应该是致力于把自己变成“手艺人”。     

传统媒体：知识的殡葬业 对话时间： 2013/8/29 16:00-18:00 地点：腾讯微博 对话人：胡泳、岳路平、拨惹尘、网友   Let’s hack it! 只要有系统存在，总会有人盯着系统，试图寻找真相。盯视者中的一些人满足于简单地发现真相，但另外一些人会使用这些发现，突破系统，改变这个世界。传统的有理想的记者属于前者，而真正的黑客记者，应该是后者。   第 52 期腾讯微博客座 总编 三人行 热 点事件 层 出不 穷 ， 网友 们 的智慧更是令人惊呆了 ： 有关 “ 双来 ” 案 、 天一案 、 蛮子案等的各种 评论 、 解 读风 靡微博和微信 。 这 些新媒体的出 现 和 发 展 对 于 热 点事件的演 变 、 对 于我 们 的日常生活 ， 究竟 带 来了哪些影响 ？ 又是如何真切地推 动 、 改 变 了 这 个社会 ？ 三位嘉 宾 已 经 准 备 就位 ， 关注互 联 网 、 关注新媒体的他 们 和你一起 讨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胡泳：各位网友下午好，我是本期客座总编辑  @ 胡泳，在秋风渐起的时候，我们聚在这里，谈谈这个多事之秋。两位嘉宾是新媒体艺术家  @ 岳路平 和自媒体行动者  @ 拨惹尘。今年秋天，每天都有大新闻，让人应接不暇。   岳路平：对呀，我的大脑资源已经完全被各种真人秀情色剧占领了，几乎腾不出资源运行其他程序了，哈哈。 @ 胡泳 老师好， @ 拨惹尘 君好！   胡泳 : 分配一点大脑资源分析一下这个刚出现的贴吧如何？贴吧的名字叫做：“顺我者娼，逆我者嫖娼” http://url.cn/PqEdlU   岳路平 : 感觉我们的嘴巴已经完全被老大哥控制了，早上一起床，眼前就弹出老大哥布置的今日可谈话题：嫖娼，聚众淫乱，如胶似漆。   拨惹尘：大家好！我是陈鸣，也是拨惹尘，也是滤镜菲林。我以前是一名南方周末的记者，现在是博客天下杂志的主编助理，同时是一名信息调度者。     胡泳： “ 信息调度者 ”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拨惹尘：经济学说，某样东西严重富裕之后，就一定会造成另一物件的短缺。互联网时代资讯如海一样，人们的注意力就成了最重要的度量衡。于是信息调度员这个职业就产生了 ~ 我还在实习转正期间。   岳路平：似乎我也应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岳路平，如果陈鸣是一名信息调度员，我就是一位新器官设计师：）   胡泳：这个介绍比不介绍好不了多少。新器官设计师是个啥东东？     岳路平：简单的说，如果像陈鸣这样的媒体人更多地关注传递和调度 “ 信息 ” ，作为 “ 新媒体艺术家 ” ，我更加感兴趣去设计 “ 媒体装置（ installation art ）”。相比起来，用这个新媒体器官去看什么、听什么、说什么，我更加在意设计这个器官本身。   拨惹尘：我一直觉得媒体圈应该向艺术圈学习。艺术家早就跳出画，研究画框（介质）了，不但研究而且还不断地制作画框本身。这让我这种传统媒体出来的人非常沮丧，过去我觉得自己 “ 画画 ” 的技艺超群，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玩过家家的小屁孩。   胡泳：那么至今为止，你设计出了什么样的器官呢？     岳路平：一定要举一个例子，就是跟陈鸣合作的视频节目 “ 阅录评 ” ：为每一个热点事件设计一个比特装置，同时告别纸媒模式和美术馆模式。   胡泳：每一个热点事件都有不同的比特装置，这需要太多的跨界想象了   岳路平：比特装置跟传统文章的区别是：装置更加像【产品】，文章更加像【作品】。我比较倾向用顾客消费产品的方式来实现公共利益，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公民行动（包括写作）来推动消费。   胡泳：这和我的一个观点不谋而合：新闻现在身处某种服务业，其产出是知情的个体与社区。   岳路平：事实上，虽然不是微信和微博的初衷，但是微博和微信的确在量产【比特公民】、【比特社区】（以 “ 顾客 ” 的格式）。我认为这种类型是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的升级版。   胡泳：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政治学和传播学解释。   岳路平：目前的政治学和传播学可能都已经严重滞后了，相比起来，我觉得重读维纳《人有人的用处》这种十分激进的著作非常有好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苏坤   ：在 “ 李天一案 ” 中，网络與论出现一边倒。对这种现象，你们是怎么看的？   胡泳： @ 岳路平 和  @ 拨惹尘 是怎么看的？   拨惹尘：嘿嘿，这案子就是一块非洲熏肉，够律师、记者、围观群众吃一年不止。另外，建议使用 “ 李某某 ” 的称呼。   岳路平： “ 李天一 ” 是这个时代的 “ 民意投票机 ” ，这个投票机比乌坎的投票箱更加好用，是因为： “ 李天一 ” 是一个话题产品，是可消费、可量化、可利润化的产品。   胡泳：这块肉有啥作料，导致它气味这么大呢？   拨惹尘：要辣有辣，要香有香，不吃落伍，吃了自豪，一旦上手，如胶似漆。如果我是个对名声有渴求的律师，这肉非抢不可。这肉气味之大，足以盖住其他肉味。   网友上海的破鞋   ：药家鑫案当中的药家鑫是不是被舆论仓促杀死？毕竟从逮捕到枪决，时间很短。   胡泳：请教前南方周末记者陈鸣，你认为药家鑫是被舆论仓促杀死的吗？   拨惹尘：是或者不是的问题好难回答啊 …… 请大家留意此事件中我的一位 “ 同行 ” 、另一位信息调度者 @ 西安张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街六巷   ：几位老师觉着传统出版业要进行怎样的改革才能适应这个新媒体的时代？   拨惹尘：我觉得适应不了 …… 传统媒体行业的夜郎自大可怕极了。一些国内顶级大报大刊的记者编辑，现在还在说新媒体、自媒体是 “ 巨鲸帮 ” ，仿佛自己才是上天之选、名门正派。这种心态下，要么是作死，要么就是懒死。   岳路平：我觉得要把传统媒体改造成为新媒体，就像要把恐龙改造成为黄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传统媒体去死吧。给他们一个体面的葬礼、一部体面的历史就可以。   事实上，目前的传统媒体，不都是知识的殡葬业和事件的尸体化妆术吗？都是一些有恋尸癖的人在搞。   拨惹尘：这一点上，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说的传统媒体指商业模式。传统媒体的内容，不得不说目前仍是整个信息链条的基础。比如没有 @ 石扉客 先生的《起底王立军》，就难有一堆衍生产品呈现。目前在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上还看不到匹配的生产能力和抗压能力。我是不是又弥漫着浑身乡愁了？偷笑   岳路平：石扉客这种 “ 天才 ” 死了以后，才会有真正的新闻繁荣。就像恐龙不死，人类根本就没有戏   偷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肉肉小螃蟹   ：请问老师：未来的新闻报道会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趋向娱乐化八卦化发展吗？   岳路平 :  娱乐化八卦化，黄赌毒话题，是这个国家唯一允许我们享受的“口活”。   路人微访谈主持人 :  现媒体界初现一种“娱乐至死”的趋势，难道尼尔·伯兹曼的预言终将灵验？   岳路平： “ 娱乐至死 ” 是老大哥的一场阴谋，老大哥垄断了 “ 严肃 ” 。伟光正永远属于老大哥，黄赌毒永远属于老百姓。   网友丽京上空的云：腾讯一总编说，薄在国人中的关注度不如薛、秦、周，此大谬，薄庭审过程，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官场气象可谓是波诡云谲，瞬息万变，让人看到了中国政治的内幕，财富是如何和政治勾搭成奸的，不同阶层都上了一堂活的法治课，但大小贪官们真的可以收敛吗？非也，也许在想该如何规避风险呢？ 胡泳：你觉得你通过薄案看到了中国政治的内幕？我一点都没觉得这样。 网友 文楠 ：你的意思还更深暗？ 胡泳：当然，莫让八卦迷了双眼   岳路平： # 薄案 # 的确是一幕又一幕，但是你永远无法触碰“内幕”。就像金鱼缸里的金鱼，总是以为透过“玻璃”看见了“世界”，但是金鱼永远不能离开那个将之困在其中的玻璃缸，去触摸“世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拨惹尘   ：想向 @ 胡泳 老师提个问，上次咱们聊天时，您提到“自媒体”的“自”有 hacking 的意思，想听您进一步详解。同时，结合 @ 岳路平 刚才说的产品和作品的区别，“自”的优劣是什么？   胡泳：我说的 hacking 不是“自”的意思，而是“玩”的意思，就是要从“做媒体”走向“玩媒体”，媒体人要变得像黑客那样思考。   岳路平：我理解的 “ 自 ” ，就是每个人只要有微博、微信、推特，就等于拥有了一把可以自卫反击的 “ 信息手枪 ” ，可以对抗老大哥的重型信息武器，也可以对抗商业的信息中型武器。但是主要以游击战、麻雀战和地道战（翻墙）的方式，所以就有黑客的气质啦 ~~   胡泳：每一个系统都有两套规则：一套被设计出来、要达到某种目的，或是被众人所公认，另一套是实际的规则，也就是现实，也就是中国人讲的 “ 潜规则 ” 。在大多数复杂系统中，两套规则之间有巨大的鸿沟。黑客就是发现实际规则的人，利用这些规则绕过预先计划的系统规则。黑客行为是一种应用哲学。   拨惹尘：金句。这个也能解释为什么刮起 xx 风暴。一开始是阻止软件上的越狱，动用了最杰出的工程师，最后发现方校长在软件上也打不动补丁，直接抱走人肉机箱了。   岳路平：互联网是黑客的温床，所以建议要成为黑客的人，尽快放弃原子世界，向比特国移民。就像当年都向美国移民一样。   胡泳：黑客行为不仅局限于计算机。可以说，哪里有系统，哪里就有潜在的黑客的可能性。而幸或不幸，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系统。我们的整个现实都不过是系统中的系统。生活常识告诉我们，成功没有捷径。而这是违反黑客哲学的。黑客们的秘诀是：到处都有捷径和漏洞。   岳路平：黑客的确是一种精神，但是计算机却是黑客生存成本最低的地方。   胡泳：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具备黑客思维（因为它不被社会所欢迎），然而，只要有系统存在，总会有人盯着系统，试图寻找真相。盯视者中的一些人满足于简单地发现真相，但另外一些人会使用这些发现，突破系统，改变这个世界。传统的有理想的记者属于前者，而真正的黑客记者，应该是后者。 在这个意义上， Hacking 这个行为本身比写下多少行聪明的代码更重要——这是我们创造未来的方式。   岳路平：行动是核心，代码可以外包。   胡泳 : @ 岳路平  @ 拨惹尘   多谢捧场。我要下去给孩子讲故事了，转眼和两位以及网友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愉快交流。两位是信息调度员和新器官设计师，那么我是谁呢？需要想想。   （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2c325b80101apa8.html 谣言 (2013-08-28 10:15:37) 刀尔登 先推荐一篇文章，胡泳的《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此文在网上一搜便得。对这篇文章我没什么要补充的，除了几句谣言： 一，谣言的情感特征。谣言只在有相同想法（意愿）的人中传播。那么，传播的广泛，证明某种情感倾向的广泛。以微博为例，我关注的人，大致都与我有某些相同或相近的立场，那么，在另一些人群中传播的消息，我这里可能完全听不到；另一方面，我也心情复杂地注意到，某一类消息在我关注的人中（以及他们关注的人中，通过转发而来），容易获得欣喜的传播。 一个社会，简化到最简程度，也有至少两个谣言在同时流行，一个符合一个人群的意愿，一个符合与之对立的另一人群的意愿。秦始皇坑儒，一大罪名是“为妖言以乱黔首”，此处“妖言”具体何指，各家说法不同，我以为，如非主要、也至少包含着所谓“无事实依据”的政治流言、预言等，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类，也就是今天说的谣言。儒生可以尽坑，反对的意愿却无法一坑坑之，事实上，坑儒之后，“妖言”愈烈，“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一时并出。汉初除妖言令，比秦朝聪明了些，以后以妖言治罪的，汉代及各代皆有，但多针对政权有现实威胁的事件，而对老百姓中一般的谣诼，借用长孙平谏隋帝的话，“不痴不聋，未堪作大家翁”，睁一眼闭一眼了事，也就是说，古人在这方面的政治智慧，实高于今天的某些人。二，什么是谣言？定义虽然纷纭，有一共同项是“不实”或“未经证实”的陈述。然而，何者为实，实非简单。且不管哲学意义上的真伪，仅在经验范围中说，有过人们皆知为实的陈述，实为不实，也有过人们皆以为不实的，后来被证明为实。尼禄火烧罗马，流传至今，算不算谣言？关于纣的传说，连孟子都听不下去，那么又怎样处理历史记录中类似的诸多内容？动不动说什么什么“万岁”，又是什么性质？“亩产万斤”呢？又如以意图来区分，“纽约证交所进水三尺”，恶意何在？如以危害论定，“昆明湖水干了”，究有何害？ 心理学和社会学家都做过实验，表明“三人成虎”是普通现象，一件事传来传去，没有不失真的。遗漏、歪曲、添加细节……连负有核实之责的报纸，也不能免俗，一战时，德国报纸报道安特卫普被德军攻陷后教堂响了钟声，经过协约国几家报纸的转载，最后变成了教士被头朝下吊在钟下。 谣言是如此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人际传播中根深蒂固。自有语言起，大概便有谣言了。它与人类最基本的天赋——也可以说是弱点——有关，同一种秉赋，同一种社会交际方式，不仅产生了谣言，也产生了神话、传说，甚至文学。我们不喜欢谣言，但我们能够根除谣言吗？不妨重温弥尔顿《论出版自由》里的几句话。他说： “……但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像这样消除多少罪恶，便破坏了多少美德，因为德与恶本是一体，消除其之一，便会把另一个也一起消除了。……我们最好能够意识到，法律如果限制了本身无定、而且可以无分轩轾地产生善果和恶果的东西，它本身也必然就是漂浮不定的。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宁愿要一点一滴的善行，而不要大量强力限制恶行的东西。因为上帝对一个贤德之人的成长与完整，比对限制十个恶人的问题要关心得多。” 弥尔顿的主要意思，改换言词之后出现在格茨诉韦尔奇案的最高法院判词里： “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alse idea. However pernicious an opinion may seem, we depend for its correction not on the conscience of judges and juries, but on the competition of other ideas…The First Amendment requires that we protect some falsehood in order to protect speech that matters. 三，当政府想用法律和行政力量向谣言开战时，深受谣诼之苦的我们，第一个反应总是高兴，因为那太像是给我们打蚊子。不过呀，我们还是先要看看那巴掌有多大，除了谣言之蚊，还能打到什么。 1，我们得先回想一下，政府及其活动于中的政治制度，对于一些我们认为抵御谣言最为有效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比如健康的批判精神，思想和评论的自由市场，完善科学和历史教育等等，是一直致力于护育，还是阻碍。谣言起于消息之缺，如果一个政府，一直阻碍消息流通，忽然说要与谣言斗争，我们是要多问一个为什么的，一边阻碍市场，一边打击黑市，受益者为谁？还有，维持秩序，很多时候是在破坏秩序的自发性，不能不有所识别。 2，还可以回想一下，历史上什么情况下，提出过相当于改变人类最基本行为模式、心理模式的社会或政治目标？结果又如何？比如“消灭懒惰”，听着很诱人，但仔细想一下，需要什么样的力量，需要何等广度的对私人生活的全面干涉，何等深度的对个人意志与心理的全面控制，才能达到这种目标？实际上，这类目标之难，在最有野心的极权主义者的幻想小说里，也不见得实现，而在实际上，那些宣称要治理那无法治理的现象——比如说谣言的，鲜不结局于选择性司法，使治理变成一种政治威胁甚至迫害。 最后造个谣吧：今天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