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作者： 老虎庙   3月7日，应甘肃省盐锅峡化工总厂维权代表邀请，我第五次赴该厂协助工作。中途先抵刘家峡镇小憩。当日即遭意外。 江苏省网友顾志坚第一时间获知此消息，并对事件追踪报道。转载如下…… 　　　　　　　　　顾志坚致电甘肃永靖县委书记：确保老虎庙瞿明学人身安全 今天上午十一点零三分，我接到甘肃瞿明学网友电话，他自报家门，嗨，我电话里存有你的名字呢。他略显慌张的说：我和老虎庙正在甘肃省永靖县刘家峡，两辆警车，一辆面包车正在围追我们。我们现在搞不懂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都认为应该报警。瞿明学叫我先不要写帖子，如果永靖县公安承认错误，礼遇他们，可以放过一马，彼此留一些空间。 老虎庙，我曾经听福建的游 精 佑说过，可以说神交已久。他怎么从北京到甘肃的呢？他关注甘肃盐化厂的假改制已经四年，如今再来帮助职工维权。甘肃盐化厂原来是国有企业，2005年破产后，职工们从长远出发，用甘肃省政府下拨的4500万元职工安置费，以及土地，设备折价9500万占股百分之92.5与甘肃亚盛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亚盛公司，竟然依靠上级单位甘肃农垦集团，乾坤大挪转，霸占职工股，也就是抢夺民产。曾经被安置的1500多工人，800人被推向社会，留下的700人，虽然在岗，一个月只有1300-1400元工资，公司欠缴职工社会保险费3000万。 甘肃盐化厂职工代表瞿明学带领职工上访，打官司，坚持不懈，已经七年了。他心里始终有个结解不开。你们政府要甩包袱的时候，进行国退民进，我们只能接受命运。我们职工互相抱团，把仅有的安置费投入生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却又盯上我们的活命钱，一纸批文成为国有资产，让几千名职工欲哭无泪。我告诉老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共产党的天下，就是这么折腾到今天的。在这个国家，即使你是亿万富翁，难道真的有安全感吗？对比你自己的遭遇，你该理解那些移民的权贵了吧？ 瞿明学更不知道的是，你即使被抢劫，只要强盗是执政集团内部的，你也只能笑脸相送，不可以推三阻四，坏了大人的好事，他们怎么会善甘罢休？老虎庙来助阵？你以为老虎庙有三头六臂？每个省有武警总队，每个县有武警大队，你以为他们是吃素的？这不，老虎庙昨天到永靖县，今天早上下楼，就隐约感觉有人跟着。果然，当他们出发，一辆无牌照的面包车在老虎庙坐的车后面盯梢，两辆警车来回转悠。好的是，瞿明学和老虎庙分坐两辆车，面包车就在他们中间。老虎庙到了约定的农家饭店，上来吃饭，老板开始很热情，很快打招呼：对不起，我们店里今天接受卫生监察检查，不开业。老虎庙低头看下面，面包车停在饭店门口，瞿明学也赶到了，他在敲无证面包车的门，面包车挡风玻璃贴着膜，隐约能看到里面有两个人。他们就是不出来。 110的车来了，面包车的门开了，里面一男一女，男的是永靖县国保大队张维华，他头正朝着天打电话。四十八九岁的人了，大概做官久了，威风挺大，他下了车，朝着瞿明学就是一阵咆哮：你为什么拍我的车门？瞿明学毫不客气：谁让你跟踪我们的？ 你们公权乱用，无牌车犯了事，到哪里找你们？你们这样维稳，迟早要把社会维乱了。110警察笑脸对待自家人，也不带张维华到派出所询问，直接就把老虎庙和瞿明学带到刘家峡小川派出所。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报警被跟踪，人赃俱获，做贼的没事，抓贼的却必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想想这是中国大陆， 瞿明学，你还有什么好叹息的呢？ 瞿明学，老虎庙在小川派出所留置的时候，我打了电话给甘肃省永靖县县委商书记，我实话实说我叫顾志坚，江苏苏州人，没说自己卖茶叶，他肯定看到我的电话13815201367.只说关注瞿明学和北京来的老虎庙被跟踪，现在派出所，请关注。商书记说他在兰州开会，我强调确保瞿明学，老虎庙两人人身安全，商书记表示，没事的，应该就是谈谈问问情况。我又给甘肃省永靖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曾祥林打了电话，也强调第一，要保护两个勇士的人身安全，第二，依法办事，第三，不希望把事情搞大，兰州市长袁占亭对举报人周禄宝的做法不可效仿。曾局长的普通话透着浓浓的甘肃乡音，不过，还是听到了他积极的回应。顾志坚在此谢谢商书记，曾局长。 过了一会，接到老虎庙的电话，他们已经出来了。安全无事就好，我很高兴。老虎庙只想专心的做事，不希望受到永靖公安的骚扰，希望我写的委婉点。瞿明学对国宝大队长张维华怒气未消，我们要一个说法多难，你不帮忙还盯梢阻挠别人千里迢迢来帮忙，做人也不能这样缺德呀。不过，他对永靖县公安局副局长何军福表示满意，接到他的电话，何副局长说已经按照曾局长的指示，派人来派出所接他们出来了。否则，他们可能在派出所待的时间还要长。 我的鼻子突然发酸。瞿明学带领职工上访，打官司，全部是自费，花费30多万元，为全厂职工要回2500万拖欠工资，他本应理直气壮办事，到那里都应该受到尊重呀。可是，他一方面反抗，另一方面还要尽量获得官员的理解和默许。在夹缝中生存，很难呀。我想到了自己，经常写帖子，很多人把我当会写好文章，帮他们伸冤的人。找我的人很多，事情也大同小异，我无法帮每一个人都写帖子，却也让一些人失望，心中甚至对我怨恨。最近，我在思考，帮人维权，如果不与公民意识结合，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只是免费帮手，他们得到利益，又觉得社会与自己无关，对社会进步并无多少益处。当务之急，还是要启迪民智。名声是一种负担，我还是要珍视内心的自由。我要始终记得我是平凡人，问心无愧就好。可是，凡是帮别人说话，关心社会进步，反抗暴政的人遇到难处，我绝不会袖手旁观。我衷心期待瞿明学，老虎庙等人平安，走的更顺畅。我会始终关注你们。

作者： 苗蛮子   因为香港的限购令，奶粉再次成为全国两会上的热门词汇。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表示，内地的奶粉99%是符合质量标准的。现在的问题是，群众对奶粉符合质量标准的信心不足。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谈到市民买一罐安全的奶粉都没有信心，眼眶湿润，几欲落泪。 周局长的“几欲落泪”，或许是真情流露。然而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是，市场是无情的，它不相信任何眼泪。在国内消费者对国产奶粉彻底失去信心的今天，周局长的泪水注定难以获得公众的同情，有的更多恐怕是愤慨与嘲讽。 常言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然而这句话用在“从广大畜牧工作者、乳业企业到国家政府部门”身上，已然不适用。想当初，三鹿事件后，人们一度以为国产奶粉会吸取教训，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以为一个三鹿的倒下，会换来国内乳业市场的浴火重生。然而事实却是：我国奶业标准不降反升，“一夜倒退25年”，创“历史新低”乃至“全球最低”。 与此同时，无良商家用频发且日益严重的毒奶粉事件，刺破了善良人们的天真美梦。伴随无良商家无耻行径的另一个悲催的“奇观”，则是来自一些“帮闲砖家”的种种无耻至极的论调：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搬出“我自己的孙子喝的就是国产奶”的可笑论据，试图论证“国产乳制品历史最好”；面对国产奶粉标准“一夜倒退25年”的质疑，内蒙古奶协秘书长那丁木德声称“制定牛奶质量标准要从国情出发”；而当蒙牛纯牛奶被检出致癌物质黄曲霉素M1超标时，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竟然大言不惭地反问记者：“你说吃了致癌，它得吃几吨、吃几年才致癌啊？”种种丑态，不一而足。 这样，当无良商家的不法行径、帮闲砖家的无耻谰言——当然还有七八个部门都管不好一盒牛奶的无效监管，在有意无意中形成一种“合谋”之时，其结果只能是：逼迫公众用脚投票决绝地抛弃国产奶粉，忍痛购买价格奇高的洋奶粉。毕竟，谁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国产奶粉重振过程中的试验品。由此可见，公众对国产奶粉的信任度降到冰点，并非从来就有，而是日积月累且被逼的结果，更不是公众对国产奶粉的偏执或如官方所谓的“存在误会”，而实在是国奶质量太低。 然而可叹的是，即便是到了目前“市民买一罐安全的奶粉都没有信心”的地步，我们的官员依然忘不了要大谈一番哪怕是注了水的成绩。在一个惯于数据作假的国度，吕新华所谓国产奶粉99%符合质量标准，其可信度大可怀疑。当然，鉴于我国奶业标准“全球最低”，用一个几乎可有可无的标准说事，这个数据或许该是真的罢！然而即便如此，又有何实质意义呢？答案显而易见，99%的合格依然换不回1%的信任，所谓99%不过是官方的自娱自乐罢了。 一言以蔽之，化解当前国产奶粉的信任危机，别无它途，唯有靠高质量的产品，才能赢得消费者信任，挽回公信力，再次激活市场。而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生产企业的自我哀怜，显然都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如果没有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没有发自内心地去敬畏消费者，仅靠表面的飚泪、鞠躬、道歉、反思，或者小打小闹的整改，而低下的安全意识依旧，弊病丛生的管理体制不变，那么国内食品安全重振之路，也就难免荆棘重重。

http://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world/open-letter-to-cpc-officials-marks-unprecedented-call-for-reforms/article4459417.ece BEIJING,  February 27, 2013 Open letter to CPC officials marks unprecedented call for reforms An open letter — signed by more than 100 prominent Chinese scholars, economists, journalists and former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 has issued an unprecedented call for political reforms, days ahead of a crucial Parliament meeting. The letter calls on the new CPC leadership, set to take up the top positions in the government following the week-long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which opens here on March 5, to ratif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and establish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rights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China”. The statement is among the boldest calls yet from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push political reforms, an issue that is expected to come up at the NPC session which will se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ake over from Hu Jintao as President. Among the authors were legal scholar He Weifang; economist Mao Yushi; lawyers and rights advocates Pu Zhiqiang and Xu Zhiyong; and China’s most well-know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ng Keqin.The letter was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based China Media Project after it was circulating on some Chinese social media websites. The authors had initially planned to publish the letter later this week, before the March 5 opening, in a prominent newspaper. After authorities had apparently sought to prevent its publishing, the contents were released online

虚拟报亭中有智慧吗？   胡泳   在知名的报纸中，《卫报》看来像是会率先关掉所有的印刷机。它提出了“数字化优先”（ digital first ）战略，它的高管甚至说，数字版的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将成为“《卫报》的使命”。   《卫报》的经营负责人亚当·弗里曼（ Adam Freeman ）称，“数字化优先”战略将把传统记者和免费工作的热情公民的努力结合起来，奔向“新闻的开放性未来”。 弗里曼说道：“像许多产业一样，报业是偶然开始的，印刷机发明出来，我们用那种方式分发新闻。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做到数字化优先。比起关心平台来，我们更关心如何讲述新闻。” 2012 年，这家亏损的报纸开始为 iPad 版收费，但显然还没做好数字化内容全面收费的准备。 2011 年，卫报新闻与传媒集团的亏损额是 4380 万英镑，而前一年这个数字更高，达 5790 亿英镑。该集团拥有《卫报》和《观察家报》。 2012 年 7 月，卫报集团在其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说，它目前已有 1.7 万 iPad 付费订阅用户，已有 80.4 万人下载该应用程序。二者相加，表明《卫报》已经成功地将尝试该应用程序的用户中的 2.1% 转化为付费订阅者。在苹果抽取 30% 的佣金后， 1.7 万 iPad 订阅用户仍会为《卫报》提供每月 11.88 万英镑（或每年 210 万英镑）的收入。 《卫报》 iPad 版的做法是，在两个星期的免费期限后施行付费墙。 iPad 版的转化率远低于《卫报》 iPhone 版用户的转化率 —— 高达 17% ， iPhone 用户每年为订阅支付 4.99 英镑，目前有 8.2 万 iPhone 用户订阅《卫报》。不过二者之间有一个重大差别 —— iPhone 版应用程序只为用户提供少数新闻的无限期免费阅读。 相对于从平板或手机应用程序中获益，《卫报》似乎对其网站广告收益更感兴趣。它致力于开拓网络所赋予的机会来传播所谓的 “ 开放 ” 新闻（ “open” journalism ）。它的平板电脑版本相对纸版做了重新设计，同时也从《卫报》的免费网站获取内容。 卫报集团 2011 年从数字广告中获利 1470 万英镑，又从其他电子渠道获利 3100 万英镑，其中主要来自约会服务。 这 4570 万英镑的数字渠道收入足以构成它年度收入 1.96 亿英镑的四分之一。 不过它的税前亏损高达 4380 万英镑，部分原因可归于其在重建上的花费，而这包括为了打造一个 “ 数字优先 ” 的未来而辞掉员工的花费。 《卫报》长期的主编艾伦·鲁斯布里奇（ Alan Rusbridger ）想先在美国进行数字版试验，希望就此为英国的在线业务趟出一条新路，之后再全面停止纸质印刷。然而，卫报集团的所有者斯科特信托基金（ Scott Trust ）的受托人担心，《卫报》撑不了那么长时间。在过去几年，《卫报》发行商一直设法阻止报纸每年亏损 4400 万英镑，但增收速度非常缓慢，而且所有弥补性收入都被用于发展美国版和网络经营。公司被迫逐渐缩减《卫报》的发行规模，取消一些主要增刊。卫报新闻和传媒集团还决定在其 650 名编辑团队中削减 100 个职位。 在得知这家有近 60 年历史的老牌媒体将缩减印刷版业务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 Boris Johnson ）专门撰文，捍卫传统媒体的存在价值。“如果你们停掉这个以油墨与纸浆为载体、承载着历史的印刷版报纸，那将是一场国家灾难。你不可能用‘在线’的方式还原新闻纸上的内容，互联网上充斥着色情与废话，我们需要在书报亭里看到智慧，我们需要在地铁里拿着报纸沉思。”但不管这个呼吁显得多么动人，恐怕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见证《卫报》彻底告别油墨与纸浆。 不过说到新闻的未来，更有意思的是弗里曼的这一段话： “它将是在报社大楼内的记者同大楼外的专才之间的一种协作……他们是专才，因为他们和记者一样关心那些话题。他们不必是教授。” 鲁斯布里奇用一连串排比更有力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开放新闻”。“旅游版在寻找对柏林了如指掌的一千人。环境团队试图扩大环境报道的范围、权威性和深度。国际报道组想要收获尽可能多的来自阿拉伯的声音，以帮助报道和解释那场春天的革命。体育编辑在想怎样才能更好地报道竞逐世界杯的 32 个国家球队。评论编辑希望拓宽辩论的光谱，从政治思想家到科学家到神学家到律师……这家报纸正在超越一家报纸的界限。记者发现自己能够呈现更完整的画面。” 果真实现了这些，即使是全数字版，也不必担心新闻纸内容的“在线”还原，以及虚拟报亭中的智慧了吧。  

http://www.yzzk.com/cfm/inews.cfm?Path=3105096231&File=20130310/yz41650a.htm   中国须兑现人权公约承诺   张倩烨 “中国现行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对人的不尊重，缺乏起码的人性，这是它的惯性。惯性是个巨大的力量，经过几十年积淀形成的，又捆绑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       近期，中国逾百位学者、媒体人、作家等公共知识分子联署发出公民建言，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中国政府一九九八年就签署了此项公约，但始终未提交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十几年来，每逢全国两会，总有人呼吁人大尽快批准公约，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二零零八年一月，超过一万名公民联署要求批准该公约。今次首批联署者已达一百多人，既有秦晖、贺卫方等学者，也有笑蜀、王克勤等媒体人，还有浦志强、周泽等知名律师，以及戴晴、冉云飞、王力雄等作家。 中国当局宣传系统在得知联署事件后立即下发禁令，要求媒体不得对此进行报道，联署全文及名单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也遭到封杀，显示此事触动了当局的紧张神经。 百余位公共知识分子为何此时联署要求批准公约，联署动机何在？参与首批联署签名的受访者向亚洲周刊表示，此时发起建言主要有几方面的考虑： 一是中国政府签约后，人大一直没有批准，这既有全国人大的责任，也有公民的责任。此时发起公民联署建言，是落实公民责任，由公民向人大施压。 二是此时恰逢领导集体换届。两会后将迎来“习李时代”。习李时代的底色、时代的议程和发展方向不能由习李来决定，要体现出“人民的主动性”，参与时代议程的设置。这个时代刚刚开启，此时公民社会主动设定时代议题恰逢其时。 第三，对“习李新政”进行测试。联署是个风向标，用来测试当局的态度。联署者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是合力推进的结果，是所有积极、健康的力量全方位推进，不光是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推动，也不是只有体制外才能推动，应该把这些力量调动起来。 第四，把联署作为一个支点。面对中国的复杂现实，要在可用空间内努力。“保护基本人权，这就是我们能找到的空间、撬动各种力量合力的支点。我们提出最低的诉求，让各方面都能找到共识。一种底线推动。” 一位联署者表示：“中国现行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对人的不尊重，缺乏起码的人性，这是它的惯性。惯性是个巨大的力量，经过几十年积淀形成的，又捆绑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 有联署者评价，公约在过去十五年中一直未批准，因为当局很清楚批准这个公约意味着什么：整个体制没法适应，既得利益会受到巨大冲击。“最后的批准一定是一个政治博弈的结果。没有公民社会力量的推动，没有公民的主动精神，永远不可能实现。” 据了解，该建言文本在形成过程中也曾遭受质疑：联署努力未必奏效。但首批签名者认为，此次行动首先是对执政者的人权教育。执政者有阶级教育、革命教育、党的教育，唯独没有人权教育。“我们以公民的姿态给他们上课，要他们知道人权是需要尊重的，告诉他们社会的反应和需求，这个告知需求的过程就是对他们进行人权教育。现在他们出面封杀，说明他现在看到了，感到压力了”。另外是对公众的人权启蒙，“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政府十五年前签过这个，大家可以提出要求。” 此篇建言提出的是“底线诉求”。联署者认为：“公约是中国国务院自己签署的，是他们自己的承诺，我们只要求他们兑现承诺。” 联署者将这次行动定位为“一次社会运动、一次大规模的公民训练”，最终的方向是建立公民社会。“在训练过程中，让社会成熟。社会自身就会有对权利的要求。社会运动需要题材、目标、方向，由此为社会运动提供一个能够操作的题材和目标。” 联署者表示，此番联署行动“跟革命党想夺取政权是不同的。政权不重要，人权才是最重要的。推动社会转型，最重要的突破口是在基本人权层面与国际接轨。这跟以政权为目标的路线是有区别的。”     （ 亚洲周刊 2013 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