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

      权力运作与阶级政治的关系，一是宣称以一个政治组织（政党）、甚至有时是以一个领袖代表某个先进阶级或领导阶级的利益；二是直接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掌握权力的人。前者在中国似乎是更习惯的做法。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大上，有一批工人和农民代表直接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被有的学者认为这才是真正代表工农阶级或至少加强了草根性。工人阶级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新社会的领导阶级，1969年召开九大时毛泽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话更是言犹在耳，进入这届中央委员的有些工人固然是造反派的头头如王洪文，但也有些工人的确是本职工作出色的劳动模范如王白旦。但他们是否真的像他们的阶级出身一样就代表这个阶级乃至于当家做主呢，或者，他们至少获得了与他们的新职务所相应的权力？ 像王洪文一度还被毛泽东选作未来的接班人，在十大上进而当选为党的副主席，而在仅仅三年之后，1976年又被排在被打倒的“王张江姚”四人帮的首位。不过，后来改称“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看来是更符合事实的：江青在其中其实是最位高权重的，而张春桥则是这四人里灵魂性的人物。不过，人们可以说造反派并不代表工人阶级，我们可以看更地道、更本分的工人如王白旦。 根据百度百科等资料的介绍，王白旦是1935年出身于太行山区一个农民的家庭，本人解放后做钢铁工人，他在炉前能够吃苦耐劳，又比较聪明好学，文革中也没有“站错队”，参加的还是属于造反派的组织，但也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头头，他看来主要还是凭一种平时的肯干和人缘，而在69年2月进入齐齐哈尔钢铁厂厂革委会任副主任，而正好上面需要在即将在4月召开的九大有一名有七年党龄的钢铁工人的代表，他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就被选作九大代表，又被选中做中央委员，这大大出乎同厂工人同事的意料，也是他本人做梦也没想到的。后来他还升到做齐齐哈尔市的副书记，省总工会的副主席。但是，文革后在78年因改名等问题受到三、四年的政治审查，最后结论是 “ 属一般性问题。” 并有 两种安排请他选择：另任新职，或易地做官。 而 已厌倦官场的 他 明确表示：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  后来他回到钢厂第一线的确干得很好，但晚年退休后生活也遇到一些困难，只得到过几千元的补助。      但这里的问题还不是他作为一个工人的业绩，而是作为一个进入了上层领导集体的中央委员的政绩如何？甚至于他是否获得了相应的权力和尊重？由于他的名字“王白旦”容易被人误听为“王八蛋”而颇不雅，而当时又只有他和毛泽东是唯一两个全票当选中央委员的人，周总理建议改名，陈伯达就将其名改为“王白早”，但不久陈伯达自己出事了，这个名也就不得不再改，江青遂又将其名改为“王百得”，而后来江青也出事了，受审查时有人建议他改名，但这回他终于不愿再改自己的名字了，说 ：“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 ! ”   这应该是他的心声，他终于不愿受人摆布了，于是就一直 沿用“王百得”的名字到底。 尽管两次改名有一定的缘由，而陈、江两人的改名也还是用了一点心思而不是全无道理——前者是“意同音不同”，后者是“音近而意殊”。 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能够任意给人改名，甚至喜欢给人改名，还是反映出改名者与被改名者之间一种相当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被改名者不得不接受这种改名（在有些情况下个人或社会甚或以之为荣），更凸显出这种关系的不平等性，这也反映出王白旦虽然已经是一个中央委员，但其所处的权力地位还是相当低的，而更勿论其他。幸运的是，他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姓名上自己作主了，即便最后的名字是江青取的，他也可以不改了。 当然，人们可能会质疑这位工人的政治经验和能力使他不能获得相应的权力地位，人们对此提出的一个可能证据是：王白旦竟不知道在那份圈定的候选人名单中，越是无名的越是不易遭到非议，结果他也投了自己一票，从而竟然使最无名、最普通的自己和最有名、最英明的领袖平起平坐了（当然，幸好还没有发生那种对他更糟的情况：那就是如果毛泽东没投自己的票，他就可能单独一人票数第一）。     或说这可能只是一个个别现象，但即便我们在一个更宏观、也更往下的视野中观察，在似乎最强调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文革期间，工人权力的状况也难说名实相符。在我少年生活的南昌，由劳动模范牵头组织的“工人赤卫队”一度声势浩大；在武汉，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百万雄师”更是声威并隆，但只要有违最高领袖的意旨，就马上顷刻瓦解。在毛泽东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后，许多第一批进驻的、比如说进驻北大的第一批工宣队照样被认为出犯了错误，不久就灰溜溜的离开了学校。各地老中青、工农兵三结合所产生的新的权力机构，很快大权就还是基本集中于原来的老干部，或支左进来的军队干部。比这更早，在“文革”之前的六十年代初，商品粮一度十分匮乏，上千万的城镇工人也曾被“挥之即去”，下到了农村。 总之，王白旦文革中的经历说明：他虽然进了最高权力机构，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无权者。他基本没有参加高层权力运作，他被选中是相当偶然的，被选中之后也没有多少权力。他只是工人权力的一个符号或象征。当然，作为一个象征，也还是可以有一种集体名义上的满足。而王百得文革之后的经历也的确表明，他在工厂、甚至在第一线比他在官场更如意得水，也更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但用世俗的眼光看来，他就是走下坡路了，甚至是失败了，而且他的生活也曾遇到困窘。所以，一些今天也仍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是：如何才是为最广大的工人农民着想？如何使从事所有工作和职业的人们都得到应有的尊重，都过上体面的生活？尤其重要的是：如何使不为官的人们（这样的人肯定始终是多数）也能有自己的尊严和生活空间，乃至能够非常有效地监督那少数为官者？

  凡存在过的都会留下痕迹，就看是什么痕迹。今 年 离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已经45年过去了，但它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并没有死去。而我也关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并尝试勾勒“红卫兵”的一些思想和行为特点，或者还可看看它们现在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对其中一些事情的叙述和看法自然是在“文革”结束，且有了相当的距离之后看了许多文献资料和研究著作才了解和明白的，同时也揉入了自己的一些直接观感——当然主要是从外省的、普通红卫兵的角度观察。 “红卫兵的一代”我想可大致定为在文革开始的一年—— 即在1966年进入中学到这一年大学尚未毕业离校的学生，主要是这十来年的大中学生，也就是说，大致是从1944年生人到1954年生人，因为一般认为，红卫兵真正占据时代舞台起某种引人注目的作用，甚至一度叱咤风云主要是文革的头两年，后面其实就只是一些余波甚至名义了。 这样看我就可以算是“红卫兵一代”的尾巴了。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12岁，刚从江西南昌县城的小学毕业分配到莲塘中学，是开始懂事的年龄，但还不是直接行动的年龄，处在边缘，主要是观看。我还在1970-71年读了当时南昌唯一还办的高中，以后或可为“红卫兵一代”补充一点后来“斗批改”中“教育革命”的体会，再后来是做搬运工人、当兵，就这样一路过来，体验了文革的全过程。 这一代人生活环境的基本特点是都在“红旗下长大的”，年龄最大的也是在1949以后才进小学，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可以说都是“红旗下的蛋”（借用崔健一首歌的歌名，此段以下直接引文也是其中歌词）。他们的父辈“ 是个旗杆子 ”，把红旗扯上去了，他们自己则是“ 红旗下的蛋 ”。然后是“ 红旗还在飘扬 ， 没有固定的方向 ， 革命还在继续 老头儿更有力量  。”他们以为是自己在作主，其实并没有。当时他们最喜欢大声朗诵的一句话是青年毛泽东说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答总是昂扬的“我们!我们!”但不久他们就从天之骄子、从最高领袖的宠儿变成了弃儿，以后到了社会底层，更明白了“ 现实象个石头 ， 精神象个蛋 ”。然而，“ 石头虽然坚硬 ， 可蛋才是生命 ”。生命力总是要洋溢和表现的，尤其青春的生命。到了今天，“钱 在空中飘扬 ”，“ 我们不再是棋子儿 ， 走着别人划的印儿 ， 自己想试着站站 ， 走起来四处看看 。”而其中的佼佼者，更成为今天社会的中坚，甚至从年龄上来说也是：现在和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将大致由他们来掌管。 而当年，“红卫兵一代”为什么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动员之后为什么有那样的行为？其实是脱离不了上面所说的这个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基本特点的。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对一个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他们从小一直在一种阶级斗争的气氛中成长，在崇尚或至少决不畏惧使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 “红”是最受崇尚的颜色，是革命的颜色，也是鲜血的颜色，“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后来在一首红卫兵写的理想主义长诗中，作为集体的主人公坚信并渴望着将彻底埋葬旧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红卫兵们征战欧美，最后将红旗插上白宫。 而从“红卫兵” 自身来说，或许可以指出四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自然是造反，1966年5月29日诞生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其中写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现在不反，更待何时？”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那么，谁可以造反？开始造反的主体是有限制的，必须是出身红五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文革初期北京的“老红卫兵”甚至更加严格，其核心是革干子弟，但这一次毛泽东为了通过红卫兵广泛发动群众， 担任先锋， 支持了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所以一度比较普通、受压的人，甚至包括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造反了，虽然这些人多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整肃。至于造谁的反？当然首先和直接是造自己身边人的反，造老师、校长的反，造派来的工作组的反，造一切可能构成压抑的管理者的反。然后也杀向社会，破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决裂，也和革命政党建国前期的“传统”（十七年）决裂。谭厚兰率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砸了过去被认为是“万世师表”的孔子的庙宇和墓地可以说是一个象征。而网罗了除很少几个人之外的党中央和政府领导人的“百丑图”也是一个象征。 一时间，在最高领袖的支持下，几乎所有学校的原先领导和组织都靠边站了，而红卫兵也从学校走向了社会，从本地走向了外地，文革头一两年全国经历了一个类似于半无政府状态的“天下大乱”时期。那也是红卫兵最为红火的时期。我第一次在南昌见到红卫兵，已经到了1966年的8月，开始是不多的几个学生佩戴红袖章，后来是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的浩大红卫兵队伍撑着红旗归来，我们在车站欢迎。在这之前，北京是多么遥远和神圣的地方，人们心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怎么可能，但一下子这的确是可能了。而且许多事情也可能了，坐车吃饭都不要钱，小将们甚至有了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在一种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年轻人除了一个遥远的神像，几乎可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炮打司令部、火烧xxx（这里可以填上任何本地本单位领导机构或领导人的名称）”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年轻人也许本来就有造一切压抑他们的东西的反叛倾向，而他们此时似乎获得了一种千载难逢的“造反”机会。 然而，这种造反其实仍是一种“受命的”或“受控的造反”。因为红卫兵的第二个鲜明特点是忠诚。而且，这种忠诚与其说是忠于一种思想或精神，不如说是忠于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活着的、但却被视作神的人（因此也就会有种种变化且神秘莫测）。“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所谓红色的“卫兵”也就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因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睡在我们身边”。多少年轻人愿意为此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和热血。 所以，红卫兵的造反、或至少其“成形”和一度“奏效”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造反的过程并不是一直按他们的意愿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受命造反”、“奉旨造反”，而后来也一直是一种在“受控”过程中的造反，到最后结束也是“被命停止”。在这一点上，红卫兵和60年代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年轻人造反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发生得更早，却像是“60年代精神”的一个异类。他们和中国五四时期的青年乃至1957年的“青年右派”也不一样，57年的“右派大学生”，虽然也基本上还是拥护社会主义，但也追求某些自己的自由民主理念。而后来蜂拥而起的红卫兵组织几乎都是在比谁最左、最红、谁最忠诚和拥护毛主席。他们很难说拥有、或者说确立了他们的主体性，一切都必须严格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和红卫兵日夜相伴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们也都擅长打“语录仗”，他们还要时刻准备听从“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指引。他们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能够造反，是因为有当时权力和威望都达到同样“史无前例”的顶峰的最高领袖的支持。红卫兵成了文革运动的急先锋，但或许也只是用作急先锋。这次文革运动的动员者不是政党组织，而是政党的最高领袖撇开了组织，直接以自己的无上权威和卡里斯玛的魅力进行动员。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1200万红卫兵，他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并对红卫兵说“要武嘛”。红卫兵的大串联将革命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乃至到穷乡僻壤。 的确，当时的许多红卫兵常常以毛泽东、尤其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为榜样，但当时的环境其实和五四时期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不知道可能恰恰是今天的“毛主席”，使他们不可能再效仿过去的“毛润芝”了。他们以为是自己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苍茫大地”，其实并非他们，而还是主席在“主沉浮”。就像有人评论说，红卫兵运动因为毛泽东66年8月1号的一封支持信就“星火燎原”，也因为他68年7月28日召集的一次红卫兵五大领袖参加的座谈会就嘎然而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主从关系。 然而，即便客观上是“受控”的，当时的红卫兵是否主观上感到他们是自由的、甚至是幸福的呢？的确如此，在一段时间里，就像上面所说，他们甚至有一种自己可以“无所不为”甚至“无所不能”的感觉。这就涉及到红卫兵的第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青春的生命力的洋溢和释放。一段时间的反叛倾向可能是青少年时期本能的冲动，他们的生命力洋溢，而对周围一切压制他们的东西会本能地反感以致激烈反抗。而当年的红卫兵造反尽管事后看是一种“受控的造反”，但当时并不怎么觉得，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的确表现出许多年轻人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我记得当江西全省“保守组织”总部的门匾被砸之后，红卫兵和造反派故意在门前的广场送去了许多讽刺挖苦的、各色材料制成的“门匾”，写了许多对联、“挽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古典文学之大规模应用的洗礼。又有一夜，我跟着去我们省会的中心广场参加一个数万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集会，当时的中央文革还没有明确表达支持那一派，集会的气氛有一些压抑和悲愤，但又依旧很浪漫，甚至有压抑不住的欢乐。周围的红卫兵跳着舞，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歌曲，“革命是盛大的节日”，而同一个阵营的红卫兵也都亲密无间。我年龄小，到后半夜熬不住就睡过去了，晨光熹微的时候突然醒来，发现有一面红旗、还有不知谁的一件外衣盖在了我的身上，其他人也大都睡着了，少男少女们在晨曦中显得无比美丽。 但就是这些少男少女们卷入了暴力。上述的青春热力被引向破坏，而且是暴力的破坏，这就要谈到“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鲜明特点：也就是暴力的倾向。文革之初经常看到的一条标语是“红色恐怖万岁!”，多有人被斗死或者自杀。先是批斗会的暴力，私刑审问和拷打的暴力；后是大规模派性武斗的暴力。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大群红卫兵围住了一个据说藏匿了保守派的单位大门，突然从里面推出一个人来，立刻不由分说地遭到暴打，有人拼命地挤进去，然后高兴地大叫：“我打着他了!”直到人群又突然散开，原来是弄清了被打者其实是“自己人”，但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对盲目嗜血的暴力感到恐惧。人们似乎要通过对他人的暴力来证明自己的勇敢、成年和坚定。平时温和的人们也变得凶狠起来。开始还主要是动手，后来就动枪了，开始的被打死者还被抬棺游行，争论谁先开的第一枪，后来就无所谓了。红卫兵们喜欢提着手枪，一边一个站在飞驰的汽车的驾驶室的两侧踏板上，尤其是中学生，比大学生似乎更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顾惜他人的生命， 当时南昌特别出名、特别能战斗的一支红卫兵队伍是“五中一小撮”战斗兵团，其首领是一个女孩子名叫“撮婆”。 他们不怕流自己的血，也不惜流对方的血。有一次不知是那一拨红卫兵抓住了一个据说是“老保头子”的人，就在饭店前枪毙了，也无人收尸，红卫兵们就在这饭店就餐，进进出出，视若无睹。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三万工宣队进驻清华园去结束那里的两派武斗，因为他没有打招呼，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组织进行了武装抵抗，毛不禁脱口说出“造反派，真的反了？”但蒯大富其实并不知道这次行动是毛组织的，他还悲愤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求救，要求揪出“黑手”，并在次日凌晨的座谈会上见到毛时大哭。当毛说“我就是黑手”之后，所有抵抗自然顷刻瓦解。从清华附中发端的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于清华大学。不久，北京的这些红卫兵和他们的领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层，而头头们在文革还没结束之前，在70年就纷纷被隔离审查或者入狱。至于红卫兵群众，在68年就开始动员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到1980年的时候已经一共有1700万人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下乡的也到了工厂或部队的基层。 我这里想特别说明一下“受命的造反”这一概念。当我说红卫兵的造反还是一种“受命的”或“受控的造反”的时候，意思并不是说，发令者能够完全控制这一过程，更不是说发令者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说红卫兵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运动，的确是发动“文革”的毛主席动员或授命的结果，而且，不仅在“红卫兵运动”这一属于文革大运动中的小运动中，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也始终是他在起中心或主要的作用。 文革中的“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革中，领袖和群众这两者实际是分不开的，我们实际无法仅研究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而是可能要始终着眼于他们双方，尤其是注意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也要分清主次，弄清是领袖还是群众在其中起主要和关键的作用。正如前述，我是认为是前者在起主要作用的。我们这里实际上要区分两个问题：一是领袖是否在这个运动中起主要或中心的作用；二是他是否达到了自己发动这一运动的目的，甚至是否能够完全控制这一运动的过程（或者说不断实现自己的阶段目标）。王绍光在其《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更全的版本易名为《超凡领袖的挫败》），对武汉文革中的造反派群众参与文革的动机和行为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但他似乎没有充分注意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中的主次之分。他反对“领袖中心论”，认为“毛中心论”需要几个假设：发动者有明确的目的和实现去目的的总体计划；二是有一种神奇的权力能保证其宏伟计划能够像他希望的那样实现；三是大多数人可以很好地理解领袖的意图和计划，并愿全心全意来执行计划，即只有从上到下的单向沟通。但他的这几个假设似乎是太强了。如果要这样才算“中心”，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成为“中心”。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在各种历史合力和一定是“互动”的实践中，任何人其实都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说，尤其是那种远离社会现实和人性的目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而不管持这一目的者拥有多大的威望和权力。王绍光似乎没有区分上述的两个不同问题。领袖是否一定要全程控制运动乃至完全实现自己的目的才算“中心”？而我以为，实际上能够成为行动的“主角”（即事件是主要由自己生发）而不必是“主人”（即通过这些事件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已经可说是“中心”了，已经要在道德上对其负责了。王绍光在其翔实的著作中对许多事实的描述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实际的，比如他指出造反派中的许多人其实是相当理性的，各有自己的打算，决定参加那个组织多能找出合理的解释（但也有随机和偶然的参加），但是，他也可能低估了造反派也有非理性或者说疯狂的一面，尤其是在群众行动中，在“广场效应”中。而且，在造反派中最年轻的一支、即作为急先锋的一支——红卫兵那里，有更多的疯狂，而中学红卫兵又比大学红卫兵更加充满非理性的激情、非功利以致牺牲的精神。包括红卫兵后来分裂为誓不两立的两派组织武斗不止，也是不仅有理性的算计，也有信念、以及激情和宿怨等各种情感的介入。双方都绝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反毛主席，也都不认为自己保守，而认为对方是这样。而且，他们也深受斗争哲学的影响，甚至也深受领袖的鼓舞，因为毛主席也就是这样斗出来的，而文革也就是这样一场既是社会阶级的、又是党内路线的殊死斗争。他们要通过斗争“打出一个红通通的新世界。”其实他们后来应该是明白了，他们的“敌人”其实是他们差不多一样的人，他们都是一副棋盘上的棋子，而问题还在于，摆出这副棋盘的人也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意挪动这些棋子，也收拾不了这一残局。但他还是有相对于群众的决断权力，他可以撤掉这些棋子。他解决不了红卫兵的派性斗争问题，但可以把两派都送下乡去。而在这之前，红卫兵毕竟也部分地实现了他的一些目的，比如清华蒯大富率领的红卫兵在“打刘（刘少奇）”中的突出作用，南开红卫兵的所谓“揪出叛徒集团”，都为他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立了功。 王绍光说毛泽东“成功地、甚至是太成功地发动了广大群众，但他却没能成功地指导这场运动。”因为冲突的各派群众“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没有成功呢？为什么文革失败了呢？这就涉及到他的目标是否真正符合社会和人们的真正利益或需求了，或者说，即便“符合”的话，也涉及到普通中国人甚至一般人的人性是否能够承载他的理想了。或者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假如他有更大的权力和威望，假如他领导的是另一些群众，或者他的战略部署做一些局部调整，他的理想方案本来是不是可以成功呢?但如何去更换群众呢？他发动文革的一个目的不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吗？不就是要创造一代新人吗？但锻炼的结果如何呢？无论如何，我们要考虑植根于人性的可能性问题。未来也许不会有和过去一样的乌托邦了，但是还可能有新的样式的乌托邦。 “文革”是怎么失败的，谁也没有办法直接对抗冠以四个伟大的“英明领袖”，谁也没有力量正面对抗他发动的“轰轰烈烈”，刘少奇的组织机构不行，老帅们的“二月逆流”也不行。“文革”其实是后来悄没声儿地被后来的群众的冷漠打败的，被小道消息的“耳语”打败的。一向相应运动号召的群众后来不再积极响应了。动员时代终于到达了它的最高点，它必须达到最高点才能下降。就像战国时代其他国家的军队没有那个能抗秦军之锋，但是在秦朝二世之后却似乎变得不堪一击。 总之，通过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发配到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们，也就是先前的“红卫兵”们，的确在那里受到了一种“再教育”，甚至说是一种新的“启蒙”也不为过。而这种“启蒙”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怀疑“文革”的方向，被钦点为接班人的林彪的出走而亡也使人们对领袖的“英明”信念发生了动摇，直到1976年4月、多年来第一次非组织和领袖动员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其中许多参与者正是当年的红卫兵），虽然当时遭到了镇压，却为不久之后四人帮的覆灭显示了人心所向甚至可以说预先奠定了社会基础。知识青年们开始从下面看世界。他们在农村和工厂的艰苦磨炼中，深深地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现实、认识了普通的老百姓，也包括更深地认识了他们自己，虽然他们也为这种认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青春的代价。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44年前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了。但是，就像《文化纵横》上一期所做的专题“暴戾的中国”中的一组文章所揭示的，在正在走向富裕的中国，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不少暴力的事件和暴戾的倾向，以及种种来自体制也来自个人的对生命轻贱的现象，这是否和当年狂飙猛进的“红卫兵运动”有某种关系？甚至更扩大一点说，是否和文革、乃至在二十世纪中叶一直强调、只是在文革中达到顶点的斗争哲学和暴力主义有关？总之，为了避免未来的灾难，对于激荡的二十世纪留给中国的思想和实践遗产，我们还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清理。 但作为一个过来人，如果我说从总体而言，现在的“红卫兵”一代人其实倒有可能是离当年的“红卫兵”思想和行为特点最远的一代人，当年发生的事情倒有可能更让现在的年轻人感到新奇而不会再吸引他们，希望不致被视作是“奇谈怪论”。因为，当年的红卫兵这一代人亲身体验了两种不同的经验：城市和乡村的经验、上层和下层的经验、破坏和建设的经验，“反修防修”和“拨乱反正”的经验；乃至于希望和绝望、宠儿和弃儿的种种感情体验。他们的人格应当是比较独立了，他们的阅历使他们不容易再轻信任何高蹈的主义或“超人”了。他们知道艰难地重新获得的常识的珍贵。他们也从自身的教训，从无谓死去的战友那里知道：洋溢的生命力若不加任何约束、尤其是让其变为肆虐的暴力的凶险后果。的确，他们已不再年轻，甚至可能变得相当保守。他们现在也的确有 一些 他们自己认为真正值得捍卫的东西了。当然，他们的心灵也还是应当努力保持开放，努力去理解今天的年轻人。

  一、 死刑究竟意味着什么？       何谓死刑？死刑究竟意味着什么？死刑是要达到何种目的？死刑能否达到这种目的？它满足了一种什么感情？又容易引发或刺激出一些什么东西？它是否是恰当的惩罚手段？长久地保留死刑与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否和谐、又是否和“与时俱进”的努力相合？我想我们需要带着一种体验进入、并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 离现在并不是很久远，死刑曾经不仅在中国、在欧洲也是公开执行，甚至是鼓励公众观看的。加缪在《关于断头台的思考》一文开头回忆道，在1914年一次大战前不久，一个工人在一种极度狂热中杀死了一个农民全家，包括他家的几个孩子，尔后又抢掠了他家的全部钱财。此事引起人们的极大愤怒，加缪的父亲也非常气愤，尤其是对杀害儿童的行为更觉不可忍受。所以，他要去行刑现场亲自看处死这名罪犯。那天他天未亮就起来，跑到阿尔及尔城的另一头去观看死刑，但回来以后什么话也不说，神情异常，躺到床上不一会就大呕起来。他在刚看过处死一个人的场面之后，不是去想那些被杀的孩子了，而是怎么也控制不住总是想着为要砍下他的头颅而被扔在断头台木板上的那副扭动着的身躯。他关注的中心这时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有关父亲与死刑的故事，类似的故事不仅出现在加缪的这篇长文中，也多次在他其他的主要作品中出现——如《局外人》、《鼠疫》、《第一个人》等。 无独有偶。美国名律师丹诺也在其自传《我生活的故事》中写道，他对死刑的印象和态度也是来自父亲的影响。当他七、八岁的时候，邻镇发生了一件凶杀案，当在光天化日下处死凶手的时候，他父亲也想尽办法挤到最前面争看那死亡的一幕，但当看到凶手脖子被套上绞绳，头上被带上黑布时，他赶紧转过头去。从此，父亲一生都为人类竟然要使用杀死同类这种残忍的惩罚方式感到羞耻。 父辈们再没有说什么，没有写什么。他们只是默默地感到痛苦、恶心和羞耻。然而，他们对死刑的反应给孩子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深刻印象。然后，他们的儿子们长大了，说了他们该说的话，写了他们该写的文字。 那么，我们这里要问的是，目睹死刑到底使父亲们的心境发生了一种什么变化？为什么父亲们在去观看死刑之前还兴冲冲，甚至惟恐落后，而回来之后却如此沮丧和泄气呢？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所看到的情景为什么使他们如此震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感上的巨大变化？为什么起初强烈的义愤或好奇会转变为恶心、羞耻和痛恨？它一定是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一根平时轻易不碰的敏感神经。 首先可能是震惊于人在那样短的一瞬间由生到死的转换。刚刚还是活着的人，转眼间就死了。刚才还活着，能说话、动作，甚至哪怕沉默不语，而只是眨眨眼，喷出的气息吹动了一丝头发，但这个人还是活着的。但一下子这个人就死了，就永远地不会动了，不会再开口，永远地回不来了。我们突然看到，在生与死之间有一绝对的界线，有一绝对的分别。 其次可能会感到这一切都是人为的，也就是说，是可以为之也本可以不为的。死者是人，杀死他的也是人。死者先杀了人，或者干了别的什么不被容忍的事情，于是，一整套机器就开动起来，将他判处了死刑，然后放到了这断头台上或绞架下，变成了尸体，变成了一堆很快也要腐烂消失的肉而不再是一个人。而甚至在这之前，它就已经是作为“行尸走肉”来对待和处理了。而这也许是最令人震惊的：亦即这所有的一切是经过了一整套冷静的，严格技术理性的、乃至经过了反复博弈的交往理性的程序，是以强大的权力机构为后盾，以国家或人民的名义，义正辞严的“合法杀人”。 的确，死刑使我们强烈地、清楚地看到肉体生命的惟一性、脆弱性、看到了肉身的狼狈不堪，同时也看到了结束这种生命的人为性、断然性和坚定性。无论执行死刑的方法后来有多大改进，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死刑就是掌握强大权力的国家，在还有其他的惩罚办法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在一瞬间永远地结束一个人的生命。 我不会说所有观看死刑的人都会有以上两位父亲那样一种强烈的反应，人们的反应实际会是各式各样的。但我还是测度，即便在再兴致勃勃、眉飞色舞观看和谈论这一事件的人那里，当他独自安静下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底里也许仍会有些许的不安。而我们应当对这种不安更为敏感，应当说出这种不安，更应当思考这种不安。 今年是许多大事的百周年纪念，但可能还有一件百年前发生的大事被我们忽略了。那就是，1905年，清朝政府同意伍廷芳、沈家本的奏请，将律例内凌迟、枭首、戮尸三项残酷地执行死刑的方式永远废除，后又禁止刑讯拖累、变通笞杖办法，并请查监狱羁所，以矜恤庶狱。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我们今天是否能比这更前进一步呢？而废除死刑也是当今世界变化、尤其是近年来变化的一个明显趋势， 截止2004年10月，共有81个国家废除了所有犯罪的死刑，12个国家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35个国家事实上废止了死刑（即至少10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三者加在一起是128个国家。也就是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废除和中止了死刑。而还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大多也实际上很少执行死刑。 这次最高法院10月26日发布的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将死刑核准权一律收归最高法院行使，此外，还决定改革和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和复核程序，落实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死刑案件及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要求一审必须强化证人出庭，排除刑讯逼供或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二审必须强化开庭审判，必要时关键证人也要出庭。这虽然还主要是一种原有法律条文的恢复和落实，但仍是非常可喜可贺的改革。据此我们可以预期死刑的数量将会显著减少，尤其是有问题、乃至冤屈的死刑的数量将会大大减少。我想这是否就是这一举措的“法意”，而有些目标也许还可以更为明确。 目前中国的死刑执行数据说占到了世界的70%，那么，作为第一步，正如一个中国法官所言，我们是否能至少先将这一比例降到和我国人口相称的20%呢？而由于我们上面谈到的死刑的特殊性质，我认为，最终废除死刑也应当是我们现在就予以考虑的一个努力方向。       二、死刑能否达到赋予它的目的？       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辩主要涉及两个论域：一是目的论或结果论的论域，即看死刑是否能达到我们赋予它的目的、或产生我们希望的结果；二是义务论或道义论的论域，即看死刑本身是不是正义的体现和恰当手段。我们这里先考虑第一个论域。 我先排除对死刑的滥用，比如将死刑用于政治或偏私的目的，用于扩张权力、排除异己——虽然这并不是容易避免的，但我们还是在最良好的意义上考虑其目的，这就是通过死刑来制止犯罪，首先直接制止犯罪人的犯罪，即防止其再犯罪的个别制止；其次是通过一种威慑作用来间接制止其他人可能的犯罪，即事先的一般预防或者说“杀一儆百”。 死刑的威慑要生效必须使人心里产生对死亡的畏惧。的确有极少数不怕死的亡命之徒，也有一些可能为严重的生计或侮辱所迫而铤而走险的人们，对他们“奈何以死惧之”？还有不少犯罪者当时并不考虑和计算后果，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激情犯罪，非理性犯罪。他们事发时不管不顾，虽然过后畏惧，但却悔之晚矣。人并不是只有理性。 但的确许多人都是畏惧死的，且在一般情况下是有理性的。这样死刑就能起到一定的预先的威慑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否大到足以抵消它作为一种断然结束人的生命的“恶”的性质，又是否大到不足以用其他手段来替代这种威慑？ 威慑的效果初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可以用经验和实证方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因死刑而产生的畏惧的感情是在一个人心里发生的，我们怎么能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害怕死刑而停止了犯罪，或者有多少人是因为没有死刑就会去实施犯罪？所以，论证常常只能采取间接的观察和统计在扩大或中止死刑之后的恶性犯罪率是降低还是提高等方式，然而，在这方面却一直存在争议而迄无定论，国外有些调查研究认为死刑降低了暴力犯罪率，也有些调查研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就是许多废除死刑的国家在这之后暴力犯罪率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所以，以为死刑对遏制犯罪最有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个人们想当然的“迷思”，它并没有、甚至也无法得到足够的客观论证。而根据我们国家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死刑威慑的作用也同样令人怀疑。这些年死刑的罪名趋于增多，判处和执行死刑的力度增大，然而，犯罪、尤其是恶性犯罪的大案要案是多了还是少了？我们的确可以反躬自问：扩大死刑是否真的给我们带来了足够的外部安宁（且不说内心平静）？ 而且，鉴于死刑的残酷性质，这种举证的责任是应当主要由支持者来承担的。死刑是一种断然的暴力，如果它不能有效地“以暴制暴”、“以恶止恶”，即便从目的论的观点来看，也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一次性的死刑还是持续的终身监禁究竟何者更具有稳定的威慑力也还存在争议。 另外，即便是像死亡这样强度的刺激，人的心灵对之也是会逐渐麻木的。而有时适当地减少刺激，较低的刺激也可能发生同样的威慑力量。这方面尺度的掌握自然与时代和国情有些关系。俗称“乱世用重典”，这话有一点道理，但如果迷信于此，就可能摆脱不了乱世与重典的恶性循环，因为重典对社会治乱与否也会有反作用。普通人的心理和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其所处社会的政治法律所支配的。残酷之法往往造就残酷之民。18世纪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指出，“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因为支配立法者双手的残暴精神，恰恰操纵着杀人者和刺客们的双手。”所以，“刑罚的规模应该同本国的状况相适应。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刑罚给予那些僵硬心灵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  有许多善良的人们担心废止死刑是否会使犯罪得不到足够的威慑而蔓延。但正如贝卡里亚所说，“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孟德斯鸠也说：“如果我们研究人类所以腐败的一切原因的话，我们便会看到，这是因为对犯罪不加处罚，而不是因为刑罚的宽和。有两种腐化，一种是由于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人民被法律腐化了。被法律腐化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弊端，因为这个弊端就存在于矫正方法本身中。”长远和全面地看来，准确、及时、适度且尺度一贯地惩罚犯罪要远比一味加重刑罚的残酷性更为有效地遏制犯罪，而不当的矫正手段还有可能反过来腐化使用这些手段的人们。 我不是说死刑完全没有遏制犯罪的威慑效果，但这种效果究竟有多大实际上是很难证明的，而我的确深深怀疑这种效果是否大到有理由持久地支持这样一种断然结束一条生命、无可分解、也无可挽回的极刑。 让我更为担心的还有死刑对人们心灵和行为的另一方面的影响，即它也有可能使人们对生命掉以轻心乃至麻木不仁，甚至有可能推动暴戾和残忍的积习，强化以消灭肉身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思维和行为定势。 我们不能否认死刑作为一种极端性质的暴力在某种意义上的示范作用，马克思告诉我们：“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最残暴的杀人行为都是在处死罪犯之后立即发生的。”所以， 如果死刑会增加社会本就颇强势的的暴戾之气，就反而可能从根本上造成更大的不安全。而如果说民风不温和，也许倒更有必要有意识和有步骤地运用法律的杠杆使之柔化。 总之，死刑对犯罪的威慑作用究竟有多大，这种作用是否超过它对人们心灵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否能将它本身作为一种残酷之刑的性质勾消、都还是一个大可质疑的问题。而由于一种暴力的冲动也许在人的本性中就有其萌芽、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也有其渊源、在20世纪的战争和动荡中则更是一度张扬，我们如何尊重并切实地保护生命、就成为我们更为根本的一个目标、同时也是更为艰难的任务。我们如何唤起人们对所有人生命的敏感和珍惜——那也是对自己生命的敏感和珍惜？如何缓解一种日常生活中的麻木和残忍，造成社会上一种和平与和解的气氛？我想，如果我们对任何人、乃至罪犯的生死都持一种极其慎重的态度，那么，日常生活中的草菅人命就更没有理由。       三、死刑在何种意义上是正义的？          死刑的威慑作用是很让人怀疑，尤其是与社会的文明进展不合的。但是，还有一个支持死刑的强有力理由，那就是认为不论其效果如何，死刑本身是对犯罪的一种报复或报应，它对受害者亲友的痛苦也会是一个慰解，对众人的愤怒也可以做一种平息。也就是说，一种出自道义论的支持死刑的观点会认为：死刑本身就是正义的，不管有无效果，它自身的性质即是一种报应或矫正正义的体现，所以必须坚持。 正义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分配正义，一是报应或矫正正义。前者分配利益，这是世人惟恐得之不足的东西；后者也可说是广义的“分配”，只是它分配的是刑罚，这却是世人惟恐避之不及的东西。而所谓“正义”的要义就是要尽量平等公正地对待人们：按功予酬，论罪行罚。 “杀人者死”、“杀人偿命”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更早，在人类比较原始蛮荒的时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对等报应甚至曾经在其真实字面上的意义上实行：谁不当地伤害了别人身体的某一部位，就给予他相应部位且同等程度的惩罚。 但随着文明的进展，尤其是近代以来，各种肉刑实际都慢慢被时间长短不同的监禁所替代。正义的执法者不应当、也无必要使自己降低到犯罪者的水平，使用和犯罪者同样的折磨肉体的方式来惩罚犯罪，因为它是正义的一方，同时也是力量远为强大的一方，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惩罚。然而，反讽的是，人们在废除其他肉刑的同时，却常常还是保留最后一种、也是最严重、最残酷的一种肉刑，那就是死刑。 即便按照对等报应的原则，对贪污盗窃等非暴力犯罪，真正对应的刑罚除监禁外，可能还是应当尽量追回和剥夺他侵吞的财产而不是简单地消灭其肉身。而就像利益的分配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平等一样，对等的报应正义实际上还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它只能以有限的罪名和惩罚来对付在形式和程度上有无限变化之可能的犯罪。比如对一个杀死多人或以极残酷的手段杀人的罪犯，法律无法对等，依法最多只能杀死他一个，且不能用和他一样惨无人道的方式来处死他。这正是因为代表国家或社会的司法与罪犯两方、是处在正邪互异且力量不等的地位之上，司法是要为受害者代行正义，但正义的一方是不宜和罪犯一样行事的，所以，司法是要严格遵守一套力求公正和公开的程序才能给人定罪，它执法的过程肯定不应堕落到和罪犯一样的水平，而最后判决的结果也同样应当如此。 从另一方面看，一个人一旦犯罪，比如说杀死了一个人，其实就等于和整个社会疏离和敌对，即便他还没有被抓住，他也处在被社会追逐，甚至对亲人也不能吐露的恐惧和绝望之中；而一旦被抓住定为死罪，则将处在对一个预先宣告的死亡的恐惧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等死比死还可怕。所以，“以死对死”实际也不会完全对应。一个再飞扬跋扈的罪犯，一旦被国家机器逮住、投监、判罪，在这样一种强大的体制力量面前，他也马上变成了一个可怜虫、一个一抬腿就可踩死的蝼蚁。而正是由于国家力量强大且试图代表正义，就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正义真的要求一定要把这样一个人像蝼蚁一样踩死吗？  处死一个杀人犯的最有力理由看来是“杀人偿命”或“一命抵一命”，但再杀死一个杀人犯，其实又何能补偿或抵偿被他杀死的受害者的生命？我们为之哀悼和痛心的受害者已经死了。如果处死一个罪犯真的能够使受害者起死回生，且只有此法，我想那所有人也许都会赞成将其处以死刑。 让一个犯罪者死而能够使受害者生，这才是真正的“一命抵一命”，因为这里的“命”应是“生命”而不是“死命”。但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死已经无法与生交换，那么，我们是否一定要这死的“一命抵一命”？ 这样的“一命抵一命”又是否真的能够慰解受害者亲友的心？一种罪究竟要用什么样的刑罚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慰解受害者的家人，其实会因社会精神文化背景和人们观念的差别而相当不同，已经不止一次有过我们将杀害一个外国人的凶手处以死刑，而受害者的家人却并不赞成的例子。 还有众人的愤怒，其中有正义的愤怒，但也不全是义愤。有的追溯死刑文化史的学者如赖德尔认为，许多极力呼唤死刑的人们的情绪实际与正义无关，它深深地扎根于非理性的领域，来自要求发泄被压抑的冲动的深层心理。从历史上来说，死刑的两个前身是以血还血的复仇和活人祭祀，这两者都与追求正义无关。前者主要是想消除自己的罪责感，后者则是为了打开发散个人与社会不安和不快的安全阀。故而每一次可能的死刑都会吸引一批情绪热烈的人们，在他们的愤怒中实际还掺杂着一些其他的感情：对极刑的观赏欲乃至嗜血。但我们今天的确是可以考虑不用这样的方式来满足或释放这样的情感。 人类的正义也并不总是完善的。所以，佛家还讲因果报应，基督教则有“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老子说，“代大匠斫，鲜有不伤其手者”，他也许相信冥冥中或还有一种自然公正，所以人不必使用极刑来追求全面和绝对的人为正义。而且，严格说来，我们所有人都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故而每一个人的死去，我们实际都有一种连带责任和连带痛苦。在某种意义上，刀实际是向所有人落下，丧钟是为所有人而鸣。 在正义之上还有一种怜悯的爱。我们还有必要区分罪行与罪人，对罪行应给予决不通融的谴责，对罪人却应有一种孔子所说的“若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们还要考虑刑事犯罪的死刑最多地是落到哪些人头上，其实还是大多落到那些本来就是边缘人、穷人、畸零人的头上。即便撇开权钱干预司法的因素不谈，亦即在量刑适度的刑事案件中，死刑也多是落在那些本来就弱势的人身上。死刑有可能使强势者更强势，弱势者更弱势，它至少离强势者较远，而这是否正是一些掌握话语权力或实际权力者不太在意和关心死刑的一个原因？ 总之，死刑曾经在历史上被人们用作、或试图用作实现正义的手段，但随着文明的进展，今天我的确看不到死刑本身在何种意义上是正义的，或者它只在某种象征的意义上是正义的，象征着一种最后手段，即在某种极端情势下或许可以使用的一种权宜手段——比如说，在有非常现实和紧迫的危险使不处死一个被监禁者将对社会造成很大伤害和流血的时候，但它却不宜长久和频繁地用于一个正常的社会、用于一个走向文明的社会。  

    《辞海》“绳索”释义：“由多股纱或线拈合而成，直径较粗。两股以上的绳复拈而成的称‘索’。” 如果考虑到绳索的质料并不仅限于“纱线”等因素，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一 “绳索”释义修改如下：“由纱或线、或不论什么具有某种连续性的质料紧密绞合成的东西。”绳索可以不断“复拈”，且无论使用的原始质料是什么，在绞合之后，它一定比先前的质料更为强固。 在今天人们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绳索却是一件极古老的人的制品，从“结绳纪事”的远古，人除了双手，几无任何其他工具开始，人们就发明和使用了它；到人已经发明了其他无数威力强大的技术工具之后，人们还是离不开它，仍在继续使用它。 “绳”和“轮”有着共同的一些特点：即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发明很早，作用极大，且永远不会过时，仍在出现层出不穷的新的用法。而不同在于：“轮”满足我们行走、运动或搬移什么东西的愿望；而“绳”满足我们稳定、静止或抓住什么东西的愿望。现代生活中一幅常见的图景是：捆绑好的器物放在迁居车上行走，这是我们移动的家。 也像各种质料的轮子的永恒不变的“圆”一样，各种绳索虽然可以用不断发现的更加坚韧、强固或细密的质料合成，但一种基本的性质依然保留着：即它的长度总是超过它的直径，所以，虽然绳索粗细不同，有些绳索还可以是柔韧的，暂时变换为各种形状，但“长”总是它的基本性状。 人们在发明和改进绳索的同时，也赋予了绳索无数的用途，它一直是人的得力帮手，是人的谋生乃至救命之具。 然而，它也一直还有一个用途，那就是：杀人。       《夺命索》（Rope）      该影片由希区柯克导演，1948年上演，改编自帕特里克·汉密尔顿在1929年写的同名话剧，而此剧又是由1924年发生在美国芝加哥的一件真实案件提供灵感：在这个案件里，两个年轻富有的大学高才生娄伯与利奥波德为了验证和寻求完美谋杀案的刺激，绑架并杀死了一个十四岁的少年。 伴随一紧闭窗后的一声凄厉叫喊，影片第一分钟就出现了受害人大卫·凯德利的面部特写，这也是惟一的一次，英俊、身着西服的他正被两个同样英俊和着衣冠楚楚西服的年轻人用一根绳索紧勒出了最后一下抽搐，他不再动了，被放进了一个大箱子里。然后两人喘气，其中一个不想马上开灯，另一个拉开了窗帘，窗外是纽约的摩天大楼，“好美丽的黄昏。”他说。全长80分钟的所有场景就都发生在这套公寓里，在整个发生命案和破案的过程中，我们能看见窗外的摩天大楼慢慢披上落日余晖，亮起万家灯火。不像一般的破案作品在结尾才解释谜底，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了真相，知道了谁是凶手，而使观众仍感到强烈兴趣的是破案的过程，是杀人的“缘由”。 两个凶手中较坚定、强悍的一个叫布兰登，而另一个有点女性化的叫菲力蒲，他杀人后很快就感到震惊、惊恐不安、乃至神经质。影片暗示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性恋的关系，前者始终威胁后者，但这又正是他对后者的魅力所在。 死者是来赴晚宴的。其他的客人也很快就要到来。这两个人是想完成一件尽善尽美的杀人案——这里“完美”的界定是，这一杀人几乎无个人特殊利己或泄愤动机，它的形式必须大胆、巧妙、干得干净利落，对公众和社会极具挑战性却还不被发现。他们选择的对象是一个他们曾经的哈佛同学和室友——但在他们看来，大卫智力上是劣于他们的，是“在世上活着只是占据一个空间”的多余人。他们认为杀人可以成为一门艺术，杀人的能力有如创造的能力。他们是为冒险而杀人，为挑战社会而杀人，为证明理论而杀人，为体验刺激而杀人，或一言以蔽之：为杀人而杀人。而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和凡夫俗子不同的地方，普通人即便有杀人之念也不敢动手。他们不缺钱，死者也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不恨他而只是轻视他。他们自己家境富有、智力高超、前途远大。他们有什么不能做或不敢做呢？ 他们要杀人，但他们并不想被逮住，微妙之处正在这里，如果像其他人一样被逮住、被惩罚那就不完美、不好玩了。同时，也说明自己智力并不高超。他们无所谓自己是不是犯道德上的“罪”，但绝不能允许自己犯技术、判断上的“错”——因为那就意味着自己智力并不高超了。当然，客观看来，这还是一种杀人理论的“初级形态”，更高级的应当是不仅不被逮住，还被崇拜。即不仅是杀一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杀人，且不必自己动手，最后还被视为“英雄”和“伟人”。前一种形态可以通过“目的证明手段”的论据方便地过渡到后一种形态。 这样，把一件谋杀案弄得越是公然进行且又还不被发现，这就是他们——或至少是布兰登醉心的杀人“艺术”。所以，他们特意要在大白天杀人——稍有点遗憾的是没开窗；他们在杀人之后马上还要邀请一些客人来参加晚宴——包括死者的父母（后来是其姑母代替其母来到）；死者现在的女友珍妮、珍妮的前男友肯尼士、以及一位最具威胁性的人物——他们几位学生过去的舍监，非常熟悉他们各自性格的、机警无比的罗伯特。而这种危险正是挑战的一个“乐趣”所在。他们还将自助晚宴的食物和烛台就放在了隐藏刚刚被杀死的大卫的大箱子上。 那根绳索也总是出现：它一开始就套在大卫的脖子上；后又被菲力蒲惊恐地发现在人来之后还夹在箱缝间；布兰登却若无其事地摇晃着它，几乎是当着威尔森太太的面走去放在厨房的抽屉里；后来又被布兰登用来捆绑送给大卫父亲的书（残忍莫过于此了——但他们的辞典里没有这个词）；最后是罗伯特在发现种种疑点之后，再次回来盘询，直到他一边说话，一边似乎无意中又掏出了那根带回来的绳索在手中拉紧，这时菲力蒲崩溃了，说出了真相。 但罗伯特也是认为人分优劣的，甚至也说过谋杀对大多数人是犯罪，对很少数优秀者来说却可能是一种特权。杀人不属于人文“七艺”之一，但还是一门“艺术”。不管为什么而杀人，为一只小鸡还是为美女或巨款杀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在晚宴上试着阐述一种“人对人是狼”的“丛林规则”，他是认真的还是一种反讽？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琢磨出一套“杀人无罪”的理论、但自己却并不动手杀人的伊凡吗？布兰登则进一步引申道：卓越出众的人，超越道德的范围。善恶的准则都是为凡夫俗子制定的，应当由优秀者决定来消灭那些傻瓜、无能的人、无用的人。当大卫父亲凯特利问：“由谁来决定呢？”布兰登答道：“比如我、菲力蒲、或许罗伯特。”这有决定权的很少数是那些智力和文化优越者，他们是在传统的道德范畴之上。像希特勒法西斯一类表面上的“同道”也还是野蛮人，他们太愚蠢了，所以要首先吊死。“我要吊死那些白痴和无能者，这种人在世界上太多了。”布兰登说。凯特利老人回敬到：“或许你该吊死我。因我笨得弄不清你是不是认真的。恕我直言，你对人性的轻蔑不合文明世界的标准。”而布兰登说，“这文明是一种伪善。” 凯特利老人生气地说他听够了，罗伯特也陷入深思和怀疑。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在增长：因为大卫一向是很准时的，如果不来也会打个电话来。种种疑点使罗伯特虽然一直在怀疑这一气氛有点怪诞的晚宴，但是，他甚至在自己回来，听到了菲力蒲自认其罪，乃至最后打开箱子，看到了死者的尸体之时，他还是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一切是真的。当布兰登说让他来解释时，他说“这样的事情能解释吗？”但布兰登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想要罗伯特谅解。罗伯特此时告诉他说： “在此之前，世间百态对我还晦暗不明，难以理解，我试图以逻辑和过人的才智理出头绪。但你却将我的言论套在我的头上，你说得对，言行必须一致。但你却私自引申我的话，将其扭曲成丑陋谋杀的借口。那理论实际不是这样的，你也不能强行套用。是你内心深处有一股力量使你这样做，我的内心深处却有规范我的力量，使我不会和你同流合污。” 而他对自己的理论也开始了反省。他继续说：“你今晚使我对优等人次等人的理论也感到羞耻。我得感谢你给了我羞耻感。我因此而知道每个人都有自行工作、思考和生活的权利，也都对所生存的社会负有义务。” 他质问布兰登：“你凭什么自认是优秀的少数？你凭什么敢判定那孩子是次等人因而被杀死也毫不足惜？你以为你是上帝吗？你在杀死他、在他的尸体上就餐时就是这样想的吗？我不知道你想什么或你是什么，但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你杀人了！你勒死了一个比你更懂得爱和生活的人！”最后，他向窗外开了三枪，全剧在警车到来的轰鸣声中结束。由一个谋杀的“理论家”来侦破此案，来否定这一行动看来也更有意义，它使我们更深地意识到理论与行动的分际。 不，不会有完美的谋杀案，希区柯克在另一个电影《电话谋杀案》中告诉我们：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颠覆一个“完美的谋杀案”的关键。甚至越是精心策划的谋杀案，越是有可能露出破绽。而关键的问题并不在“完美”与否，杀死一个人就是杀死一个人，而不管他是怎样杀死这个人以及为什么要杀死这人。人是否存在智力或文化水准高低等差别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一些人是否能杀死另一些人则是一个规范问题。杀死人的人，他自己又成了什么人呢？ 有一件小事：在还没有任何客人觉察到有何命案时，菲力蒲想问他即将举行的个人钢琴演奏会是否成功而让艾华太太看手相，艾华太太说这双手将使菲力蒲出名，菲力蒲却突然愣住了，紧瞪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手将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名声呢？菲力蒲修长的手指又一次在钢琴上滑过，乐音依旧，但那双手已不再是原来的手了，永远不可能是了——那是一双刚刚紧拉绳索勒死大卫的手，菲力蒲自己一定也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便他不被发现，不被抓住，他的心态、他的命运也永远地被改变了。 刚才说到，这一类型——精英以自己的某种理由杀人或犯罪的案件是真实的，它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与罚》时的俄国，而在中国，则可以举出20多年前在北京发生的冯大兴案。 的确，一直到最后，大卫·凯德利都不再露面，但他始终在场。始终。     《你不可杀人》（Thou shalt not kill）   这是波兰奇斯洛斯基（Kieslowski）导演的“十诫”系列片中的一个短片。 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再是自认为“精英”的人杀人，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杀人。不再是“理论杀人”、“理性杀人”，而是“情绪杀人”、“情感杀人”。在现实生活中，它显然要更为常见得多。 那是1987年华沙的早春。 年轻的皮洛·布林基正准备参加执业律师的资格考试；一个胖胖的出租汽车司机从公寓大楼出来，不知是哪层楼上突然有人扔下一块破布几乎打中他；一个蓬头乱发，背一挎包流浪着的年轻人从街上走进电影院门厅，问电影怎样，女售票员正专心拔理自己的灰白头发，没精打采地告诉他电影没意思。 在这一、两分钟里，三个主要人物——即将发生案件的受害者、凶手和他的辩护律师都已出场，时代气氛也用几笔勾勒出一个大略：一般人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多少兴趣和责任心，邻里的关系也有点糟糕，人的心态无聊、烦闷，似有一种“山雨欲来”之前的压抑。 这种有些无聊和压抑的气氛在继续增长：两个人在街巷里追打一个男孩，蓬头乱发的年轻人冷漠地看着，其他路人无动于衷地继续走自己的路。人们在拥挤着上似乎永远不足的出租车，当广场上一个老妇人气冲冲地说那个“农民工”模样的流浪年轻人吓着了她的鸽子、说他是“人渣”，要他滚开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扔下烟蒂，突然冲向鸽群，把它们全都轰起。一种气氛进入了人的内心，或者说，它就是由许许多多的人们的心态所构成。外在的氛围和内在的心态、他人和我、社会和个人都在互相影响、互相构建。于是，人们对所有的行为就都可能负有一种程度不同的连带责任。几乎不会有谁能说自己对一种恶劣的社会氛围乃至一桩罪行全无责任。 而在那个年轻的应考人身上的确还有一种“初生牛犊”的生气和亮光，他在应试时谈到从事律师这一职业可以纠正庞大的司法机构所犯的错误，或至少可以设法纠正。律师能会见和理解那些否则不能见到的人们。人们一直在问自己，我们的作为可有任何意义，恐怕要找出意义越来越困难。可以相信，这是标准降低了，或更糟的，价值观下降了。从该隐犯罪以来，没有一项惩罚被证明是有恰当的威慑力使人远离犯罪。他通过了考试。 流浪的年轻人一直阴沉着脸，他的确很烦闷，他想干他今天想干的一件大事，但他瞥见人们还纷纷挤在出租车站，看来还不是时候。他憎厌这个社会。他无聊地趴到了一处可以俯视下面车水马龙的地方，看见旁边有一块石子，顺手推下去，立刻听到了一片紧急刹车和喇叭轰鸣的混乱。不，这还不够，这还只是一点小事。他也并不高兴。他使别人不快，但自己并不因此快乐，但在目前的心境下，他还是不能容忍别人的快乐。当在小便池的时候，看到一个小伙子进来高兴地哼着曲子，他走出去的时候顺手狠狠地一把将其按倒。 但目前还什么案件都没有发生，现在出现的这两个潜在的未来“凶手”和“受害人”看来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毛病，也有自己的优点。司机歪下头看往车下搬东西的年轻女孩的大腿，但也仅此而已。他想搭乘那个女孩，那女孩不睬他，他对想搭他车的别人也不太理睬。他擦完车后不顾一对夫妇的等待而径直将车开走。他后来又不肯搭载一个被人扶着的醉汉，最后却搭上了将杀死自己的凶手。然而，当他看见一只流浪的饿狗，却微笑着和它说话，把自己的面包投给了它；他在行驶时突然小心翼翼地停住车，笑着挥手让幼儿园的孩子们先通过马路。 而那个冷漠的、刚刚恶作剧的流浪年轻人心底里也还是有温柔的一角，他凝神注视坐在街头画家前的女孩和她的画像；他又被照相馆橱窗里一些女孩的漂亮照片吸引，走进去要放大一张一直放在他身上的、有折痕的女孩的旧照片；他对在咖啡馆窗外两个对他的小恶作剧微笑的女孩，也第一次发出他明朗的、孩子般淘气的微笑。 但就是这温柔的一块也是他的杀机所在。因为他的妹妹几年前被一个拖拉机司机酒醉后撞死了。他打定注意今天要杀死一个人，杀死一个司机。在照相馆里，他在掏照片时，也第一次掏出了他的绳索。他在一条较僻静的街道上发现了一个出租车站等候的人很少，但旁边有一个警察站着，于是走进了旁边的一个咖啡店等候。在吃了一块蛋糕之后，他又悄悄拿出绳子，一道又一道地缠绕在桌子底下的手上，放松、拉紧，反复比划着，像是要试试它的恰当长度和结实程度。然后用咖啡馆的一把餐具刀割出了一截，放进了挎包，最后将唾沫吐进一个杯子离去，搭上了那个胖司机的出租车。 当出租车经过一个要拐向一条郊区的岔路口时，喇叭声使一个正拿着测量杆的人回过头来，这个人就是导演本人所扮演的工人。他好像是知道了那年轻人搭这辆车要去干什么，他的一双深深忧伤的眼睛似在劝阻，他似在缓缓地摇头，好像是说：不，年轻人，这一切还没有发生，还来得及，不要走上那条路。不过他只能默默地、用悲哀的眼神劝阻。他不能说，他说不出什么。车还是拐弯了。无论如何，犯下罪行的人并不是命定的恶人，走这条路还是走那条路，往往是一念之差。 在郊区一条荒凉的路上，这年轻人突然从后座用绳索勒住了司机的脖子，他的全部不满、憎恨和凶残似乎都一下子在一个具体的对象上释放出来了。司机拼死按响了喇叭，可惜附近没有人，不巧又一辆火车通过。看见司机挣扎，凶手用铁条击打他的头部，司机满面血污的脸还在盯视着他，凶手在后备箱找到一件衣服蒙住了他的脸，将他往河边拖。放到河边后，司机的头还在轻轻蠕动，说出断断续续的几个字：“钱”、“妻子”。当凶手捡回一块大石头准备往司机头上猛砸下去的时候，司机说出了“求求你……”，凶手犹豫了一下，把石头放到了腰部，然后还是按下去了。人一旦杀起人来了，就不容易停住手了，人一旦见血，就似要让更多的血来补充，直到把血流干。 凶手重新上了车，咬了一口司机留下的面包，似乎又得意了。他打开了收音机，女声唱出了：“所有长大的狮子都说，一只狮子应当有狮子的心肠。”他突然显出痛苦，猛力扯出收音机，扔到了外面的水洼里。 影片立即进入了下半部：法官宣布“退庭”，这时想已判决了凶手的死刑。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妇女被推着默默地离开，她也许就是受害者的未亡人。而几个乡下人模样的是罪犯的亲戚，他们也都默默无语，其中一个是他的母亲。全片截然地分成罪犯杀人的前半部和杀人犯被处死的后半部。中间如何破案抓住罪犯、如何审判的过程完全隐去。这一定是一个很“笨拙的”、被迅速破获的凶杀案，这年轻人甚至没有来得及去取他洗印的照片。但影片非常仔细地描写了罪犯杀死司机和他被处死的过程。而如果说第一个杀人过程极其残忍和丑陋，第二个杀人过程是怎样的呢？是否就变得正义和美丽了呢？  年轻律师从窗户看到楼下犯人被押往囚车，他喊道“杰基”，我们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律师又忍不住来到法官的办公室，他问法官，如果犯人能找一位有声望的老律师，结果是否会好一些呢？回答是绝对不会。老法官说：“你的辩护是我多年来听过反对死刑的论辩中最好的，不管是作为一个律师来说还是作为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但这一判决是必定这样的。”律师说：“那天正好也是我应试，经过了那个咖啡馆，本来也许能够设法……”法官说：“你做律师可能是太敏感了。” 行刑日律师去监狱会见犯人。死刑执行人也去检查刑具，他把绳索套往下拉，然后又摇上去，打开死刑犯将站立的活板，将一个准备盛犯人排泄物的盘子放到底下，然后回来告诉典狱长一切准备就绪。 杰基问律师，母亲是否有话留给他，律师说，没有，她只是哭。杰基要他在这完事之后再去看一次他母亲，他说，法庭上我没仔细听人们说些什么，但那天听到你叫我的名字，我泪流满面。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律师说，他们是反对你做的事。杰基要律师告诉母亲，他希望能埋在父亲的坟中，那是座双人坟，本来是为母亲留的，但他妹妹已先葬在父亲旁边，他希望母亲能同意将余下的一点地方给他。他说他有三个兄弟，但只有一个妹妹。“她最喜欢我，我也最宠爱她。我一直在想，如果妹妹还活着，一切都或许不同。这样我就不会离开村子，她如果在，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律师说有可能是这样。 狱警来过几次，问好了没有。律师最后生气了，说，永远没好的时候。最后检察官要狱警通知立即结束会见，当杰基刚出囚室，立刻被等候在那里的六个人大叫着扑上去抓住，尽管杰基根本没有表露出反抗的迹象，而这也许就是一种预先的威慑。杰基事实上已经软弱得像是没有了自己的身子，有点被拖着走。他原来有多么凶悍，现在就有多么懦弱。谁也没有办法对付国家，谁在国家机器面前也是极其弱小的，就像一只蚂蚁，随时可以被它捻死。一个再强悍的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也会变得十分的弱小。而这是否更提高了国家的责任？ 到了行刑室，检察官要验明正身。一问一答，我们知道了杰基·拉兹刚满20岁。检察官向他宣布“奉波兰人民共和国之名”，由于他杀死被害人，法庭判处他死刑，现在就要执行。杰基被问是否想抽根烟，他要了枝没过滤嘴的，抽完烟，他突然使出最后的力气，大喊着挣脱众人。不管他过去过的是怎样糟糕的生活，也不管他犯下了什么罪行，他还是强烈的想活。他自然马上又被众人抓住了，过程的节奏也迅速地加快了，哭叫着的他被立刻在眼睛上蒙上黑布，这时他安静了，反倒是旁边执行的人在不断叫喊。他的脖子上被套上绞索，行刑人的助手喊叫着又重新摇高了绞索，然后又迅速左右调整，一切就绪，杰基站立其上的活板猛然一翻，他的身体吊在空中了，他的两手奇怪地往后翻动着。过了一会，医生来检查他的心脏，点了点头。就在这很短暂的几分钟里，他被一个强大的、冷静的、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国家机器执行了死刑，走过了活着的人永远不能测知其究竟的从生到死的路程，越过了生与死的绝对界限。 他用一根绳索来杀人，最后吊死他的，也是一根绳索。在一个人为的死之后，又增加了一个人为的死。无论是他手中的绳索，还是吊死他的绳索，都是同一根绳索，都是夺取生命的绳索。如果说今天汽车的车轮已经成为“肇事杀人”的一个元凶和象征，那么，绞架则是一个更为久远的“人为杀人”的象征。 杰基杀人的主要目的是私自报复。他并不是盯准特定目标的报复，而且，即便从私人报复的标准看，肇事杀人又何能与恶意杀人相提并论？但他也不是完全漫无目标地进行报复，他是想杀死一个司机，似是向车轮报复，向一种职业报复，也是向社会报复。国家、尤其是支持杀死他的“民意”也首先是为了报复，但 我们如何实行报复的正义？自国家诞生之日起，就将私人报复的权利统一收到了自己手里，这是历史文明的一个进展，但不同的时代还是会考虑、会争论，究竟报复到何种程度才算恰当，才算正义？文明还会继续进展。 也许有一天，在中国，人们也将重新反省“杀人偿命”的“天经地义”。 影片虽然是在讲述一个残酷的故事，但始终平缓进行，话语极少，是故事和思想慢慢在流淌，或者说是故事和人物本身在说话，它应当跻身于这个时代最好的思想艺术品之列。但导演的忧郁这样始终持续下去是要伤身的，奇斯洛斯基死的很早，不正常地早。 让我们回到片头语，那大概也是那位年轻律师的心声：“法律不应该依赖人性，而应该改造它。法律是人类的理念，人们据以管理他们的关系。时下的我们及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是法律运作的结果——不管我们是遵守它还是违反它。人类是自由的，他的自由只是不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惩罚意味着报复，尤其当它意在伤害罪犯，但并不防止犯罪时。但法律是报复谁呢？它真的是为无辜的人们着想吗？是无辜者制定了这法律吗？” 法律应该改造人性吗？应该。但它又依赖人性。它应该正视人性中的恶端，但也应该信任人性中的善端，启发人们心里同样根深蒂固的恻隐之心。它的改造或要求又是在人性基础上的改造和要求。它不能脱离人性太远。主张废除死刑的观点看起来有点像乌托邦，看起来好像有些激进，离人性很远。但是，它实在离人性又很近。它同时认识到人性中原始的残忍本能和怜悯之心，认识到所有人并非神灵也非魔鬼，所有人都有某种连带责任和连带痛苦。 我们每个人，或至少是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的一般生活和观念，尤其是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治法律塑造的。问题在于：这整个的国家机器，在经过反复的考量之后，是否还是准备和一个缺乏理性和起码责任心的罪犯处在同一水平？国家能不能开启另一个进程？开启一个渐渐远离残忍和血腥之气的进程？树立另一种不流血的榜样？既然它如此强有力，它掌握着无数智慧的头脑和身躯，掌握着无数强力的机构和工具，具有那样多的其他惩罚方式可供选择，它是不是能以别的方式来制止犯罪乃至尽可能地预防犯罪？ 同一根绳索。无论是精英杀人还是普通人杀人，是同一根绳索；无论是非法杀人还是合法杀人，也是同一根绳索；甚至无论杀人还是救人，实际上还是同样的绳索。人类应当如何“合群”，才有可能达到一种稳固乃至和谐的联系呢？而我们是命定地要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