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

    夏天去新疆一游，自然是走马观花，但即便如此，也对新疆之大之美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其间有许多人事也引人思考，我这里只说和市场经济有关的几件。 接待的主人带我们到天山深处的江布拉克草原牧场，在那里的一户哈萨克牧民家宰杀了一头羊，卸下的肉是按每公斤80元的市价计算。白天我们和那家哈萨克的主人说了晚上住他们的一个蒙古包，为此他还拒绝了另一拨想住的游客，但当太阳一下山，寒冷和湿气就有些逼人了，而且我们明天还要起早赶远路，就不禁犹豫起来，和主人去说可否我们今晚就不住这里了，趁天还亮还是赶到吉木萨尔去。我们北京来的客人想这可能会有些麻烦，未料主人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不要任何补偿，过来微笑相送。 之后我们北上去阿勒泰山的喀纳斯湖，那里有一个图瓦人的老村，可以家访。我们进到了一个大院子，看那院子里的孩子玩，其中一个7岁的小女孩特别可爱，正聊天的时候，有一只小羊过来，她突然想起了什么，马上过去抱起了那只美丽的小羊羔，说“照一张相，五块钱。”人们吃惊这么小的孩子也有了商业头脑，并很快就问清了，她其实并不是图瓦人，而是哈萨克人，平时也不住在这里，是假期租房住在这里，她11岁的哥哥在外面带小马照相挣钱，她自己是在院子里带小羊照相挣钱。但她的“市场”意识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她只是说了个价，就仿佛忘记自己的“使命”了，仿佛客人照不照、怎么照，照多少次都无所谓了。她的大姐姐也只是远处笑笑，并不过来。这孩子的可爱使妈妈们也不知要怎样对她好了，不仅屡次给钱，也掏出各种礼物送她。 现在的喀纳斯湖，游客不能再住在景区里面了，于是在外面的贾登峪修建了大片度假村，而马牛羊们也都不惊不乍地到门前来吃草拉粪，和人们友好杂处。据说是外地人快速盖起了这一大片外观相当不错的房屋，然后卖给了当地人分散承包经营。房间都挺大，且三人间和二人间都是一个价。不过，我们很快发现浴室的龙头水一冲就掉下来，门把手也断了，风一吹就碰上了锁，进不去了，于是告诉了服务员，不久就来了一个身上缠着琳琅满目的工具带的中年汉子，修好了门，还另外帮我们修好了自带的充电器插座。第二天清早我们七点要出发赶路，找老板结账，没想到老板就是他，他正睡得很香，不肯起来，说：“我还要睡觉!睡觉!你们想走就走吧，走吧，反正是我的钱。”我们自然不能走，只好软磨硬缠着让他起来，和他一起到会计室结账开票。 吐鲁番葡萄沟的商业气氛是比较浓的，里面原来只是维族人的老沟，后来据说汉人又在外面建了新沟，雇了一些维族少女在接待。当我们从葡萄沟参观出来，吃过饭，路过一家正在装箱的葡萄园，想问问有没有小箱的葡萄可卖，司机师傅过去问了，没想到回来带了一大串葡萄，原来是没有小箱，但是维族老板要师傅带一点葡萄给车上人尝尝，师傅拿了一小串，他却换过足有一公斤多的一大串葡萄递给师傅，说：“拿去尝尝、尝尝，买不买没关系。”  我一直认为现代富强舍市场经济而未由，一味批评市场经济是分不清主次，甚至这后面可能还藏有人文知识分子与老百姓的隔膜以至傲慢。但是，市场经济也不仅是富有蔓延性的，无孔不入的，还有可能将其中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这一基本的价值追求变成人们最高的、甚至唯一的价值追求。而如果人们都变成一种完全逐利的动物，可能就要失去生命的许多珍贵意义了。 所以，一种不那么锱铢必较、或者说不总是精打细算，从而也就不那么“霸道”——即便是软性的“霸道”的市场经济也许仍有存在的余地。市场经济自然给人们提供了丰裕物质生活的基础，这基础是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我们也希望它本身也还保有一点人情味，甚至有时失去甚至放弃某些利益也不觉得有多大了不起。当然，“获益者”也应当主动投桃报李。而且，世界上还有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比如亲情，还有人与人相处中一种美好的感受。 我不知道上述我所遇到的事情是更多地和不同的民族性有关呢，还是市场经济在那里初起的缘故，再过一些年他们会变得和我们完全一样吗？而到处一模一样的市场经济也让人乏味。有人说，像他们这样做会妨碍把他们自己的商业做大做强。这可能却有道理。但经济收益并不是一切。而且，即便是最健全和公平的条件下，能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做大做强的终归还是少数——不管在那里都是少数。所以，我倒是怀念起那欧洲小镇上的一些小店，这些小店可能永远就是小店，没有暴利、没有豪富，主人温文有礼而又不卑不亢、不迎不拒，且该休假就休假，因为他们还有自己另外的生活爱好，小店也还可让他们维持一种像样的生活。这样看来，一种容有许多不那么孜孜于利、锱铢必较的小本经营倒或许是一种发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了。    

    今年的冬天很冷，临近岁末的几天更冷。在这年的最后一天，突然传来噩耗：史铁生走了。这离他满六十岁只还有四天，他是在 1951年1月4号的一个大雪天出生。但这个冬天虽然寒冷，到现在还没有下过雪，而只有时时怒号的朔风。 凝视着他在1996年送我的《务虚笔记》扉页上用钢笔写下的有力笔迹，我当年在旁边用铅笔注了几句话： “史铁生，死贴着生，死始终贴着他的生命。他是从死到生，从死中来，从死中生。死生之间，是一段铁，他的生命命定是铁，他的生命必须像铁。铁冰冷而坚硬，铁是生命的痛苦，也是生命的意志。”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他 “最狂妄的年龄犯了病”， 那是他的 21岁，是在1972年，也是中国最狂妄的年头。 他那时突然就病了，不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甚至好久不知道这病到底是什么病，但从此他就瘫痪了，两腿就不能行走了。他开始一直盼着身体好转，事实却是身体一直变坏。 后来，又不断添上一些别的病，好像什么凶险的疾病都要找他试练一下。他必须每周透析才能维持生命。和后来不断加剧的病痛折磨相比，已经过去的那些被病痛纠缠的日子可能还要算是“健康安逸”的日子。死神一直在窥伺着他，或者说伺候着他。 但他还是顽强地活着。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坚持写作，写下了健康人也难于完成的数量众多的作品，而远为重要的是其作品精神的质地、艺术的质地，是其中闪闪发光的对于美和信仰的渴望。 当有一种气氛使人们甚至羞于说爱、羞于行善，但倒是相当重视延年益寿的时候，他说：“靠爱去延缓死亡。”有一个印象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了：当一个爱读他的书的少年吴子尤想见他的时候，他马上就答应了。我们接铁生过来之后，自动退后，看着坐在轮椅上的他和病床上的子尤促膝交谈：一个是饱经沧桑的重病患者，一个是染上绝症的花季少年。他们的确比我们离死亡更近，但是谁敢说他们比我们就离生命更远呢？ 我认为，史铁生的作品不仅是 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艺术收获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和精神收获之一。而后者是许多杰出的中国艺术家并没有达到的。他也是最近这个世纪之交的一个精神象征。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极具艺术力的描述和思考，前面的许多血泪就可能是白白地流了。他提供了对刚过去的一个过渡时代的深刻认识，而他对新世纪、新世界、甚至新的技术手段也充满好奇，同时又深知它们的限度。 他 对历史动力和主角的探索涉及到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他有关 平等 自由的思考涉及到社会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他不仅用心在思考，也每日在用身体体会的灵肉关系 问题 ，则是精神信仰的核心问题 。 他也许是至死不悔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理想主义是偏重于精神信仰的，而不只是执着于国家社会；而他的精神信仰也是不咄咄逼人或教训人的。他始终反对暴力，反对迫害与压制，始终希望我们满怀同情、细心和耐心地倾听尘世间怀有各种各样隐痛的诉说。他执着而又宽容，愿意倾听各种声音；但又温和而坚定，决不放弃自己的向善原则。 他并没有留下确定的信仰和教义，但却留下了一个精神探索者的永恒形象。 他以他的残躯，却努力助我们保持一个健康而坚强的道德和精神的格准。 他一直好像在同死神角力，现在死神似乎赢了。死神终于从我们手里夺走了这个铁汉子。 我过去就常常想，他的存在——现在就只是他的作品存在了——就意味着我们对人间总是怀有希望。他存在着，就意味着我们的精神不坠，他存在着，就意味着我们的理想不灭。所以，在他走了之后，我们就更需要读他的作品了。没时间或者不易读懂《务虚笔记》等长篇， 那怕只读一两个短篇像《我与地坛》也行。只要我们阅读他，他就会永远地活着。就像一句老话所说： “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 是死了 ，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但这需要我们自己成为那能够让麦子变成种子、让逝者复活和生长的大地和土壤。无论如何， 我 个人还是深信，在现在这冰冷的死亡的事实之后，将还有一个未来的生命的事实。 我等着，等着这个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我的心里，这场初雪是属于铁生的，是他来看望我们。当大雪降临的时候，风不再怒吼了，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天空中只有大片大片的洁白。 那将也是我们的祭奠。       写于2010年的最后一日

    我最近去清华看望因摔伤骨折住院的何兆武先生，房间干干静静，老先生笑眯眯的，洁白的床上放着一本他正 在看的、英国左翼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自传《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 20世纪人生》，回来我也赶紧买来了这本书，一读果然“趣味横生”。 但正如 译者周全所指出的： 书的原名“ interesting times”（直译“有趣的时光”）其实是一句反话。所以，他加了一个“横生枝节”的“横生”，并在“译后记”中解释说：它来自这样一句据说是译自中文的看似祝词、实为咒语的话：“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 ”（直译是“愿你活在有趣的时光 !”），然而“无人知晓典出何处。”     我从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据说它是 出自Robert F Kennedy翻译的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 ”一篇中 这样一段话最后一句的英译：“却说莘善领着浑家阮氏和十二岁的女儿，同一般逃难的，背着包裹，结队而走。忙忙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担饥担冻担劳苦，此行谁是家乡？叫天叫地叫祖宗，惟愿不逢鞑虏！正是：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同书第十九卷还有： “〔程万里〕每日间见元兵所过，残灭如秋风扫叶，心中暗暗悲痛，正是：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 ! ” 我没有找到这本译著。但如果说“ 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 ”就是“ 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这句话的意译，两者之间的确还是有一些距离（这句常见的中国谚语也被英文直译为“ It   's better to be a dog in a peaceful time than be a man in a chaotic period ! ” ）。 在中文里面，这句话并没有诅咒他人的意思，而只是感叹自己的身世或者这个乱世，或还以“宁为……莫作”的句式表达了普通中国人对于和平与安定的一种极其强烈的愿望。 这句话在英语世界中的独立使用，最早从文献上有据可查的是 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首相张伯伦的兄弟）、而据他说又是来自英国的驻华大使许阁森所言。而且，他说，“的确，再没有什么时代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更令人恐惧和缺乏保障。” 这一“来自中国”的咒语据说还只是第一句，后面还有两句是：   May you come to the attention of those in authority（ or  government )!（愿你得到贵人或政府的关照!） May you find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 （愿你找到你寻求的东西，或者说心想事成!） 但说这三句话作为“咒语”是“来自中国”， 并 没有可靠的证据。所以，有人认为，它们其实不是来自中国，始作者可能只是为了给它们增加一种神秘的意味而故意说是“来自中国”。 此且搁置不论，另一个问题是，说“咒语”或许也太沉重，或还不如说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一种反讽或讥刺。不管怎样，这三句话，还是包含了一种生活的智慧，甚至可以说也包含了一种独特的对于 20 世纪的感受和反省：人们多么想活在一个快乐有趣的年代，结果却活在了一个最无趣的、甚至基本生存也没有保障的时代；人们多么想有特别看顾自己的政府或者贵人、甚或救星，结果却发现他们反而是灾难；人们多么想得到自己热烈寻找和追求的东西，比如说想寻求一个“人间的天堂”，可是，当得到它的时候，或者当它被宣称实现（或正在实现它的路上）的时候，却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这就像霍布斯鲍姆的另一本描述从 1914到1991这一“短的20世纪”的书《极端的年代》所引梅纽因的一句话：“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像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总之，不管是不是“咒语”，无论是在对上述中国典籍的译文中、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英国外交官所使用的语境中，以及霍布斯鲍姆用在其自传书名中的意思， “ interesting times” 显然并不是指真的“快乐有趣的时光”，而是指“乱世”、“噩运”。说出这句话其实带有一种相当沉痛的意味，暗示着事实上生活的时代其实是一个“乱世”、一个兵慌马乱的时代、一个大劫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个人随时可能遭遇不测，随时可能横死——或者遭受暴力而死、或者饥馁而死，在现代则还有受迫害而死、被批斗而死等等。     然而，这样一个时代虽然有其种种灾难与不幸，却也留下了许多（或许比其他时代还更多）可歌可泣、闪闪发光的人物和事件，同时也还有一些“旁观之清”和“后见之明”。生在1917年的霍布斯鲍姆的以上两部著作或就是这样的一种“后见之明”。而生在1921年的何兆武先生的回忆录《上学记》也同样是这样一种“后见之明”，这本书也让人读来津津有味而一纸风行。这两位作者虽然并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像何先生尤其不是，他们并没有处在风暴或事件的中心，但作为富有思想的史学家，作为时代亲历的观察者，却为我们提供了过去时光的一些宝贵的个人记录。  

20世纪是暴风骤雨的年代。这先是发生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主要是欧洲的战争，而法国又首当其冲，每次都要绞杀英、法、德几十万年轻人的几次大战役都是发生在法国。 时局是紧张动荡的，但也有一个法国人似乎与之完全无关，他因为严重的哮喘只能生活在自家的密室里。他的生活习惯和一般人也是颠倒的。他每天晚上开始写作，每天清晨来临的时候开始入眠，并总担心在下一个晚上到来之前自己就可能死去，但他还是写完了，前后费时十多年，最终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总共近三百万字的巨著。 这个人就是普鲁斯特，他生于普法战争结束后巴黎公社浴血的那一年（1871），在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死去（1922）。但是，在他的这部主要作品中，你似乎看不到多少风云际会的“时代”，当然，里面还是有星星点点的“时光”，甚至他的书名就是用《追忆逝水年华》（直译是“寻求失去的时间”）。那是他个人的年华，是他自己的时光。这“时光”对他来说，并不比“时代”对他次要。就像卡夫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当天，日记里只是写了寥寥的几个字：“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前者是时代的重大事件，后者只是他自己的事情。卡夫卡也是保持着自己的生活节律。而奥登却说卡夫卡和他的时代的关系，就跟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和他们的时代的关系一样。  《追忆逝水年华》里也会写到一点时局、战争，但主要还是对个人生活的回忆，尤其是对自己青春年华的回忆。不过，他的作品是否流行，看来却还是多少有点依赖于时代的因素。第一卷《斯万之家》在大战前夕出版，乏人问津；第二卷《在花枝招展的少女们身边》在大战后出版，终于引起了关注并获得龚古尔奖。 普鲁斯特 认为人的真正的生命是 “ 回忆中的生活 ” ，或者说，人的生活只有在回忆中方形成“真实的生活” 。但这也许是因为他在回忆中有创造。由此，他使他过去的生活对自己在回忆中的“第二次发生”比“第一次发生”似乎还呈现得更为真实。回忆也使他更真切地感到那生命。 回忆中的生活是再次的生活，是重新经历的生活。“从没有被回忆过的生活”是不是都有些遗憾？过去的生活不再被回忆，有时可能是因为死亡的打断，或者主人翁的更换——比如移情别恋了的昔日爱情，会像枯萎了的花朵不再有人照管。还有些人是“行动的伟人”，他们建功立业，只是往前走，他们不必自己回忆，而是任由后人去回忆和评说。然而，至少对于“观念的人”来说，回忆看来必不可少。不过，历史学家回忆的多是他人和前人，文学家回忆的则多是自己、是今人。而按哲学家柏拉图的说法，学习其实也是回忆——回忆在我们各人出生以前心里或灵魂中就本有的东西。 不过，无论我们心里曾经有怎样的天赋，要回忆还必须要有可供回忆的后天材料，那怕这些材料只是作为触媒。而普鲁斯特看来是不缺这些材料的，他出身富有的家庭，父亲是有名的学者，上过法国最好的学校，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自己也一度交游甚广。但后来由于严重的疾病，他越来越不能见人了，而创作的时间也已经到来，创造的条件也已经具备。他也愿意开始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说：“ 我觉得这种生活值得一过，因为我觉得有可能阐明它，阐明这种我们在黑暗中看到的、不断遭到歪曲的生活，还它真实的本来面目 。”与世隔绝，或至少与这个喧嚣的世界和他人保持某种距离，也正是 为了能更深入一步 地 关心他 人，因为“ 这种事与他们在一起是做不成的 。” 时空是我们的存在方式，而时间似乎比空间更有“灵性”。肉体帮我们占住空间，而意识助我们感受时间。但时间注定是要流逝（也就是“流失”的），我们在时间中获得我们的生命及其对生命的自我意识，但我们同时也在不断“失去”。于是人不能不又试图抵抗时间，抵抗遗忘——先是抵抗自身的遗忘，然后是抵抗他人对自身的遗忘。 普鲁斯特的这部巨著终于抓住了一些逝去的时光，虽然也不是永远抓住。就像作者在这本书的一个注里写到的：“和 我的肉身一样，我的著作最终有一天 也 会死去。然而，对待死亡唯有逆来顺受。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想法，我们自己十年后与世长辞，我们的作品百年后寿终正寝。万寿无疆对人和对作品都是不可能的。 ”   而这可能就是严酷的生活法则，也是艺术法则。普鲁斯特引 维克多·雨果 的话“ 青草应该生长，孩子们必须死去 ”之后接着说：“ 我们自己也在吃尽千辛万苦中死去，以便让青草生长，茂密的青草般的多产作品不是产生于遗忘，而是产生于永恒的生命，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踏着青草，毫不顾忌长眠于青草下的人们，欢快地前来用他们的 ‘ 草地上的午餐 ’ 。 ” 也许，如果没有一个永恒的记忆者的话，人类抓住记忆的任何努力最终将仍然是徒劳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尝试。这不仅是因为对一些人来说，舍此就没有他们认为自己最值得做也最擅长做的事情，还因为回忆通过重现和阐明而再次赋予我们已经消逝的生活以一种新的生命和意义。      

      我想我们是在要争取“好的生活”的前提下讨论“可能的生活”的，即不言而喻，我们是优先考虑要过“好的生活”，过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赵汀阳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叫《论可能生活》，但仅仅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可能生活”并不足以调动我们的生活意志，成为我们的生活目标。人们也并不都是或并不总是想改换生活，并不是总要去尝试新的生活而不满旧的生活。就一个人来说，他只有一个一生，更是无法去过“各种可能的生活”。所以，我以为“好的生活”比“可能生活”还是更能概括我们的生活目标和意愿，先是好的生活，然后是可能性的问题。而可能性的问题的确也很重要。我现在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好的生活何以可能？ 人们对何为“好的生活”有不同的理解，而现代人还主张这些不同理解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都是价值平等的，即不同的理解者都有平等的权利去主张和追求自己的“好生活”。不过，我现在讲的“好生活”主要是一种为多数人所认可或理解的“好生活”。这种好生活的内外条件也是指适应于大多数人的可能性。亦即，我这里不说很少数的圣徒和英雄的“好生活”，他们可能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能成就自己。但大多数人却不如此，他们想过的好日子在恶劣的时代和社会里就无法得到保障。 所以，我们要优先考虑争取一个较好的社会，或者低说一点：“尚可的社会”。这个“尚可的社会”至少能为它的所有成员提供“基本的好”。所谓“基本的好”，从罗尔斯的观点来引申，主要是指作为公民或社会成员的一些基本权利；能够生存或符合人的身份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或财产；得到承认的一般尊重等。这些“基本的好”应该有一种制度的保障而不只是统治者的心愿或者话语。由于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在一个共在的世界，一个互为行为主体、又互为行动对象的世界，我们的行动几乎都会对别人发生影响。所以，我们追求的“好生活”就不应妨碍别人的同样“好生活”，即要让别人的、他同样觉得好的生活也成为可能。反过来也是一样。要防止让一个人占尽一切好处或让一个利益集团通吃成为可能，因为，这样一种可能会扼杀其他一切可能。这样，我们每个人，不论有多大权力财富和名望，就都必须遵循一种基本的伦理，遵循一种对所有人平等的法律。 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平台。而我们争取这样一个平台既是为社会争取，也是为个人争取。至于还有许多“好生活”中的积极和富有个性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好”之上还有一些更多更高的“好”，则主要是让不同的个人自己去争取。这样，我们就必须自己规划自己的一生。个人的努力达成“好生活”的条件主要有：1、能力和性格的天赋；2、后天的训练和努力；3、偶然的运气。而在这些方面，人都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就必须首先要认清自己：我有些什么，我究竟要什么，我最看重什么，什么东西最能让我感到安顿以致幸福等等。存在着某一方面甚至多方面的不利并不意味着就得不到“好的生活”——我们可以善加搭配，我们还可以调整自己，包括调整自己的期望，调整自己的内心。而拥有多方面的优势也并不一定就能得到“好的生活”——如果他认错了自己或错待了他人。 无论如何，我们也还是不能忽视为社会一般所认为的“好”，或者就径直说“权钱名”。尤其是不能忽视“权钱名”的底线——即上面所说的“基本的好”。最好使上面 “基本的好”也不缺少，比方说也能过一种像样的物质生活，除非它们和“更高的好”发生非此即彼的冲突。当然，我们同时也应区别“基本”与“更高”之分，让物质基础就是基础，而不要成为上层建筑。 但更大的“权钱名”看来也常常会有一种对“好生活”的背书作用。最近有一个印度电影《三个白痴》，里面讲到一个比较功利的大学毕业生查特，向另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毕业生兰柯打赌，看十年后谁过得更好更成功。结果查特去了美国，十年后事业有成，有了豪宅靓车，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去找兰柯，终于在一个山区小学找到了任教的兰柯。查特大快，觉得自己赢了，然而结尾表明，兰柯同时还是一个拥有许多资产和专利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查特又不得不服输了。这结尾像是落入了俗套，但好像也还是带来了安慰，如果兰柯的确就只是一个穷小学教员，又没有例如特雷莎修女那样的名望，查特会服输吗？在世人眼里又是谁生活得更好？而的确还有一些做了类似于特雷莎修女那样一心服务穷人的事情的人，只是没有她做的那么多那么好，但很可能就是终身默默无闻。 一般人也还没有那么超凡脱俗。要超凡脱俗，必须内心十分强大才行。而如果选择一条很少人走、也很有意义的生活道路，那就要自问：我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心灵力量来应对一生的贫困和世人的冷遇？有这样心灵的人就接近于是一个圣者了，是人世间的星。 在过一种好生活的能力中，其实也还包括化解生活中不幸的能力。尽力去争取最好的吧，但也准备最坏的。有时对整个社会发生的灾难可能还好忍受些，而仅仅发生于一两个人的灾难就要难忍受得多，但如果它已经对我们发生了，我们也就必须承担。而一种生命的韧性，不仅在圣者那里存在，在普通人那里也并不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