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

核心提示：“如果我们真的有了6月4日那样的自由，还会有这样的活力和创造力吗？” 原文： The Spirit of May 35th   作者：余华 时间：2011年6月23日 译者：爻义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你可能认为5月35日是个虚拟的日子，但在中国，它是真实存在的。它指的实际上是6月4日，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的日子，这个词在互联网上被禁掉了，人们于是使用“5月35日”来逃避审查和纪念那天发生的事。 今年早些时候我访问台湾的时候，我的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在那儿刚刚出版。我被问到，“为什么这本书不能在大陆出版，而你的小说《兄弟》却可以？” 这就是虚构与非虚构的差别：尽管两本书都是关于当代中国的，《兄弟》触及的是隐晦的事因而可以成为漏网之鱼，而《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过于直白，逃不过审查。  “《兄弟》是5月35日”，我解释道，“而《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更像6月4日。” 想要表达观点的话，5月35日式的词汇成了今天的例行规则。根据最新的数字，中国有四亿五千七百万网民，三亿三百万中国人可以用手机上网。在网上控制这些用户不越距是巨大的工作，政府最有效的控制机制是把某些词汇设定为不可接受，直接禁止它们在网上使用。 于是那些热衷于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人发现他们发不出声音。互联网服务器——你可以叫它们为自动过滤器——会孜孜不倦的屏蔽所有包含这些划了红线词语的评论。 我有次想要在网上贴我的一个随笔。虽然它无关政治，但是一个错误的信息不断弹出来。起初，我以为是我写错一两个词，于是修改了几处错误的拼写，但是那个恼人的错误的信息不断出现。最终，我意识到那个文章触犯了几个敏感词。虽然分布在不同的段落，那些敏感词使得自动的审查者认定我就是一个政治异见人士。 我们不知道多少词被列入了黑名单，或者哪些被禁止的词现在可以使用。有时候你可以成功避免所有的禁忌，发表你的观点，不过一旦你加入一个敏感词，它立刻会被删掉。 于是我们随机应变。随着中国政府不断宣传“和谐社会”，互联网用户狡猾地把这个词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裁剪了。假如一个人写道：“小心你不要被和谐了，”实际他的意思是：“小心你不要被噤声了”或“小心你不要被捕了。”“和谐”这词最有5月35日的精神。官员们当然十分明白这个词在网上的含义，但他们不能禁掉这个词，因为这样做，会触犯他们制定的“和谐社会”的含义。因此“和谐”被公众劫持了。 这就是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实际上，每人都掌握了“5月35日”的表达艺术，我本人也很精通。 我谈过言论自由的问题。我曾贴过一篇文章引用我在慕尼黑的讲话。那文章说：“我被问到：‘在中国是否有言论自由？’‘当然有，’我回答。‘在任何国家，’我继续道，‘言论自由都是相对的。在德国你可以骂你的首相，但你不敢骂你的邻居。在中国，我们不能骂我们的总理，但我们可以自由地骂隔壁的家伙。’” 关于中国的权力集中，我写道：“在台湾我告诉一个记者，‘这里你跟政客握手需要戴手套，因为他们总是要出门拉票、和人们握手。在大陆你不需要手套，因为我们的政客从来不必亲手做任何事。你不会在他们的手指上找到任何的细菌。” 既然第一段评论强调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而另一段似乎只是聚焦于卫生的问题，两篇文章都毫无问题的发表在互联网上了。我的读者知道我要表达的。 我一直乐意以“5月35日”模式来写作，我很感谢这种虚构的形式，因为虚构政治化不明显，但实质上也可以借用作5月35日式的词汇。以六月四日的模式写作，正如我在《十个词汇的中国》里所作的，是与我通常写作方式的一次告别。 在台湾经常会被问的一个问题是，“假如你用第11个词汇来描述中国，那会是什么？“ “自由！”我回答。 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当然不是那种熟悉的6月4日那种自由，而是这种更高深的5月35日式的。 5月35日式的自由是一种艺术。为了能够在互联网上表达观点的时候躲过审查，中国人利用了充分利用了汉语的修辞功能，达到了一种非常微妙的程度，融合讽刺和比喻，滑稽和夸张，冷嘲热讽地表达不满。 我确信我们的语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丰富和有活力。有时候我不禁想，假如某天6月4日式的自由真的到来了，我们是否还会如此有活力，如此有想象力？ 或许我们可以描述中国互联网政治是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但你不应该想象中国互联网的老鼠像迪斯尼卡通里的老鼠那么灵巧，政府这个大猫也不像卡通的猫那么笨。当我们的互联网老鼠要嘲讽他们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确保旁边有个老鼠洞可以随时溜走。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听到真相，但没有很多人敢讲出来。但即使我们的互联网老鼠只能与政府大猫玩智力游戏，而不能直接参与体育行动，它仍然对我们是一种安慰——因为我们没有6月4日式的自由，只有5月35日的。 作者简介：余华1960年生于杭州。在文革后他被分配做一名牙医。在替人拔牙拔了五年之后，他决定成为一名作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写作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的短篇开始为人所知。从那之后他写了四本小说，包括《活着》和《兄弟》；几部散文；并对绕过审查的艺术颇有心得。他的新书《10个字汇里的中国》11月将出版。 本文原作为中文，由Allan Barr翻译为英文。 相关阅读： 《经济学人》草泥马，河蟹——洪天健的脑残游记在曼哈顿展出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陈晓勤 摘要：德国汉学家顾彬6月24日上午在中山大学中文堂开了一场讲座，名为《中国作家在德国的文学活动》。讲座前，顾彬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6月24日顾彬在中大。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Kubin) 德国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中文名顾彬，1945年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1974至1975年顾彬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1981年，到北京大学开始研究工作，1985年与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的张穗子结婚。现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1989年起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向》及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德国汉学家顾彬6月24日上午在中山大学中文堂开了一场讲座，名为《中国作家在德国的文学活动》。讲座前，顾彬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现年66岁的顾彬，头发花白，带着德国学者典型的严肃与忧郁的气质。难以想象，频频向中国当代文学“开炮”的，正是眼前这位儒雅学者。数年前他那句“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被媒体炒作而引起轩然大波，这位爱喝白酒的老外也成为中国公众视野中知名度最高的汉学家。此次讲座期间，顾彬不断澄清当时的表达：“我只是说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 顾彬说，多年来，他埋头于中国文学翻译与创作。但聊到中国小说家时他皱起眉头，说余华和莫言的作品“很无聊”。谈到中国诗歌眉头才松开：“中国当代诗人，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顾彬说在目前的德国汉学界，“没人研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度极低，像他这样热衷翻译、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是绝无仅有。   只有诗歌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 南方都市报：前几年媒体报道你的言论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尽管你已经澄清这是断章取义，但听说你每次接受采访，记者都会让你解释这个问题？ 顾彬：是的。其实我没有说过这句话，我当时是指中国的棉棉、虹影等一批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如果这批女作家的作品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这样，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是，中国当代诗人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好的作品，但是大家不想听这个，因为现在不是诗歌的时代。人家一般来说都不看诗歌，诗歌意味着在边缘，不在读者的眼中，诗歌不再代表文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德国，代表文学的都是小说。 南都：其实你刚才所说的棉棉、虹影等女作家，不能代表中国的女作家。 顾彬：我同意。但是谁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学？不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结论都是小说家、特别是写长篇小说的小说家才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这完全是一个错误。因为文学不光有长篇小说，还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话剧。但是中国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话剧。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都没有人对中国当代的话剧感兴趣。如果只有长篇小说才是文学，话剧、散文、诗歌都不再能代表文学的话，那文学是什么呢？从这个角度说，这说明文学已经死了。 南都：在你眼里，中国有没有好作家？ 顾彬：我说过，有不少诗人。中国当代诗人，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至于小说家，可能很有意思，但基本上大家不是从风格看他们的文学作品，而是从内容来看他们的作品，不评论小说家的“笔”好不好。 南都：那他们应该注重什么？比如莫言，他在中国文学圈也是很有影响力，但你以前说过，他的小说过于注重内容，过度重视故事性，缺乏思想性。 顾彬：是的，回答这个问前，关键是看我们(对文学)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标准是美国，那可以说中国有好的小说家，比如说莫言、余华、格非等。但是如果我们从德国、欧洲来看的话则不一样。虽然一般笼统地说“西方”，但德国不能代表美国，美国也不能代表德国。如果我从德国当代小说来看中国当代小说的话，那么中国当代没有什么好的小说。但(中国小说家)是否会承认我们的标准，是一个问题。我们的标准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他不一定在给我们讲什么好的故事，故事我们听够了，我们希望一个作家能集中在他的语言，他能够创造自己的语言，他通过他的语言介绍给我们一个我们没有认识到的世界。但基本上，余华和莫言给我们介绍的，以德国人的阅读来看，是一个已经认识到的世界，我觉得很无聊。 南都：“一个已经认识到的世界”，该如何理解？ 顾彬：从语言来看，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比如说余华的《兄弟》，是中国当代最无聊的长篇小说，读不下去。有不少小说是这样，看十页、二十页，就看不下去了。 德国汉学界轻视中国当代文学 南都：北岛欣赏一个叫阿乙的作家，他说“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你如何评价他的作品？ 顾彬：昨天(6月23日)我跟北岛在香港见面，他应该告诉我，但他没有告诉我。我估计中国会有一批不错的作家，但我猜是一个人，不是几个人。此外，不能够仔细地问我当代作家的小说，因为中国当代的作家太多了，我需要有人给我介绍介绍，听说现在作协有40万个作家，百分之一是4000个作家，我一个人能研究、翻译4000个人的作品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此外，我的专业不是中国当代文学。 南都：你一般会通过什么渠道去挖掘作家？ 顾彬：我听中国作家给我介绍，也听从中国来的学生介绍，或者听中国学者介绍，比如说我老跟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喝酒，我也跟欧阳江河、西川在一起。每次我在中国，我问他们我应该注意谁、翻译谁、介绍谁的作品。我已经翻译、介绍过至少一百个作家，也可能几百个。我在德国已经发表了上百个译本，我也记不清楚，我每年出当代作家的作品，刚出版了欧阳江河、王家新的诗集，准备出北岛散文集，然后我要译杨炼的诗集。 南都：你刚才提到专业不是中国当代文学，那你的专业是什么？ 顾彬：我的爱好在古代。目前，我在翻译中国古代哲学家，刚在德国翻译出版《孔子》、《老子》，现在我在翻译《孟子》。如果没有诗歌、没有北岛的散文的话，我看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我感到无聊。不光是我一个人，基本上所有的德国人都是这样。在德国，余华、格非和苏童的小说，属于通俗文学。实际上，无论他们在中国发表什么，在德国，好的报纸不会发表他们书的书评，基本上他们书在德国不是给学者、文人、作家看。 南都：那是给什么人群看的？ 顾彬：基本上是汉学界以外的人、爱好者。非常不公平的是什么呢？连汉学界的人也不看我的翻译，根本不看，因为他们轻视当代作家，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开什么文学活动，介绍某一个中国当代作家，汉学界的人肯定不会来，来的都是汉学界外的人、对文学感兴趣的人。 南都：目前德国汉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的情况是怎么样？ 顾彬：德国每所大学会有几个汉学教授，其中三所大学，那里的教授应该专门介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但是他们基本不搞翻译，另外不一定介绍中国当代作家。比如，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汉学教授，他的任务是在某一个大学专门介绍现代当代文学，但他说过我不想跟中国当代作家见面，这是浪费时间，完全看不起当代作家；另外一个大学的教授，离波恩大学很近，有一次我给他介绍一位当代作家，说“我们在波恩给他开个朗诵会，你能够接待他吗？”他说“我不研究他，不想接待他”；还有一个教授，专门研究现当代文学，他刚在德国发表了一本有关莫言的书，他重视莫言，但他从政治来看莫言，不是从文学来看他。 这三位教授，他们原来应该介绍现代当代文学，但他们对中国当代作家一来不欢迎，二来基本不接待，三是觉得不一定要写他们(指中国小说家)。如果问这三位教授，“你们觉得他们怎么样”的话，他们基本上会说不怎么样。中国作家们可能对我很陌生，觉得我不太友好，这样看的话，他们完全误解。虽然我对当代文学很有看法，但是还是跟作者谈一谈他们的作品，无论哪个作家来德国的话，就在波恩大学跟他见面，我期不期望他们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见面谈一谈，余华他们都来过波恩，我们都在那里给他们办朗诵会。 文学就是语言，内容很无聊 南都：说回诗歌的问题。你觉得中国当代诗人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为什么？ 顾彬：他们的诗歌在德国卖得很好。卖得很好是什么意思呢？出版社发表以后，一百本或者一千本，很快就卖光了，读者也不少，给他们开朗诵会，来了不少人。比方说今年1月份给欧阳江河、3月份给王泽清在德国安排了好多场朗诵会，我们跑了好多的地方。除了一两个地方外，基本上都是几十个人来听，他们两个人在德国算是非常成功，包括奥地利，我们到了莱比锡书展。 南都：你刚说到目前翻译介绍欧阳江河的诗歌？他刚获了“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人奖。 顾彬：是的，他告诉过我，王泽清跟我说也想获得这个奖啊(笑)。我在奥地利出了欧阳江河的诗集，算是非常成功。从我们德国来看，文学应该是一种挑战，欧阳江河在这个方面很有代表性，他的诗歌非常非常难。如果有人，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说欧阳江河中文版或德文版的诗集，太复杂，看不懂，我完全同意。(我觉得)很难理解，很难翻译。但因为是挑战，应该多看、多思考。但莫言他们这一批人，特别是所谓的美女作家，看一次什么都明白，不要看第二次，不是什么挑战。可能你看余华的《兄弟》是一个挑战，因为余华老给你介绍某一个人的屁股，但是如果对屁股不感兴趣，我无所谓。我考虑到的是他们的语言水平是什么？他们的风格是什么？他们掌握中文吗？他们基本上不掌握中文，是中文掌握他们。所以他们说的话，不是他们自己创造，而欧阳江河用的语言，是他自己创造的。 南都：你强调文学的语言？ 顾彬：是的，文学是语言，语言是文学，一个作家唯一的对象是语言。内容是最无聊的一个东西，现在我要了解现实的话，我不一定要看文学，可以看新闻，看报纸。 南都：中国诗歌越来越边缘化，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顾彬：因为好的诗人会注意到语言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内容是次要的，语言是最重要的。诗人一般不会考虑到市场，他会考虑到艺术，所以他会为艺术而服务。好的作家应该在边缘，好的作家如果现在有人看的话，明天没有人看。 南都：在你眼中，好的作家都要经过一段寂寞？ 顾彬：对。有的作家今天成功，明天不成功，很多当代作家骗自己，他们觉得自己的书在市场上卖得很好，他就是好作家，这是开玩笑，好的作家我们今天不一定都知道，可能他们死了以后我们才发现。 南都：你办了两份杂志，一本叫《袖珍汉学》，专门介绍民国文学；另一本是亚洲文化杂志《东方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对于推动汉语文学，做了哪些工作？ 顾彬：其实两本杂志都介绍当代作家，不管我喜不喜欢中国作家，如果别人的文章写得好，写得有意思，我就发表。比方说，维也纳大学一批研究生写中国当代文学的文章，他们会写莫言、余华等等，我都发表。有关中国当代小说家的资料，我们的杂志发表了不少。 南都：除了翻译、办杂志外，你自身的创作情况怎么样？ 顾彬：我每天写诗，还写散文，当我在翻译的时候，我没办法写自己的作品，我老为中国当代的作家牺牲自己的创作，但当代作家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应该翻译他们的作品。 目前我准备第二本散文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在德国卖得不错，我的诗歌卖不出去，我第五、第六本诗集早就写完了，但很有发表的困难，我可以开诗歌朗诵会，这没问题，但人家不想买我的诗歌，他们想听我的诗歌，想听我的声音，不想看我的东西。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0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周恩来祖坟的墓碑镶砌在墙上 解放后，周恩来坚决平掉淮安、重庆、绍兴3处祖坟。这种孝道不是隅于一己的封建孝道，而是对传统观念之“最彻底的决裂”，是对传统孝道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之“大孝”。 周恩来童年丧母，10岁时在淮安亲手安葬嗣母陈氏；1942年7月中旬在重庆，周恩来痛哭亡父，为其树冢立碑；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回祖籍地绍兴祭祖扫坟。解放后，他又坚决平掉淮安、重庆、绍兴的3处祖坟。从周恩来敬祖与平坟的矛盾冲突中，人们看到的是总理对亲人的深厚感情以及他心怀国家、情系人民的彻底唯物主义孝道观。这种孝道不是隅于一己的封建孝道，而是对传统观念之“最彻底的决裂”，是对传统孝道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之“大孝”。这种孝道饱含了周恩来的亲情情结、报本观念和寻根心理，更饱含了他无私奉献、甘当人民公仆和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平掉的是3处祖坟，却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树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淮安：1907年安葬嗣母陈氏，解放前多次怀念祖坟；1952、1958、1965年三平淮安祖坟 周恩来未满周岁就过继给了嗣母陈氏。陈氏才学出众，是周恩来的文化启蒙老师。安葬嗣母是10岁的周恩来当家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1907年生母去世后不久，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也在清江浦去世。一年中连续失去两位母亲，这个打击对于幼小的周恩来来说是巨大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做工，周恩来兄弟3人一下子失去了依靠，直接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周恩来领着两个弟弟（一个9岁，一个4岁），扶着陈氏的灵柩，乘船返回淮安，借债将陈氏安葬在周家的祖茔地。祖茔地位于淮城东郊的闸口村夏庄组，是周恩来的曾祖父周樵水当年迁居淮安时买下的。周家在淮安没有田地，除了驸马巷的房屋（也就是周恩来的诞生地）外，只有这不足一亩的坟地。这里安葬着周恩来的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13位亲属的遗骨。 周恩来对嗣母陈氏的感情很深，在日本留学时，他于1918年1月2日写过这样一篇日记：“我把带来的母亲（指嗣母陈氏）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篇，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26年，那时候母亲才15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易逝，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10年了，不知还想着我这儿子没有。”2月12日，当周恩来从家乡的来信中得知爹爹（嗣父周贻淦）和娘（嗣母陈氏）的坟还露出棺材在外边时，心里“越想越难受，恨不得即时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 1941年周恩来曾表示，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到母亲的坟前扫墓。他曾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恩情未报。”这也是有资料考证的周恩来对祖茔地的唯一印象。1950年他又深情地回忆：“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300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周恩来最早从1952年开始就计划平掉淮安的祖坟，历时13年。期间虽然遇到八婶母杨氏等亲属的强烈反对以及地方政府的冷处理，但他平坟的态度却一次比一次坚决，直至最后将祖坟平掉。 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周恩来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其意见转告淮安县委。 1952年底，周恩来让警卫干事王雨波将八婶母杨氏护送回淮安。王雨波向周总理写了报告，关于祖坟地的内容有：“把老太太送到家后，第二天(元月一日)上午见了县长赵荣洲秘书长张文高，向他们传达了总理的指示。(1)……(2)……(3)家里的坟地如果能种，而群众要求要分，可让群众分去耕种。”这是有文字考证的周恩来第一次向淮安县委表示要平坟还耕。” 第二个阶段是1958年，周恩来亲自写信给淮安县委商讨平坟事宜。 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转淮安县委，有关祖坟的内容是：“还有，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函告为证。” 第三个阶段是1965年，周恩来安排适合的亲属专程回淮安，并敦促淮安县委和家乡的亲属平坟。 1965年，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弟弟周恩寿商议平坟一事。因为担心乡亲们想不通不肯平坟，于是决定派一位亲属前去做工作并督办此事。周恩寿自告奋勇，极愿前往。但是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见弟弟没有异议，周恩来便说：“还是等在西安的尔萃回去办吧，他母亲在淮安，是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1965年春节前，周尔萃回乡探亲，周恩来将这个任务郑重地交给他，并明确交代：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 周尔萃回到淮安后，首先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给了哥哥周尔辉和嫂嫂孙桂云，然后又向淮安县委作了汇报。农历除夕，周尔萃、孙桂云以及30多位当地生产队的农民，来到周恩来祖茔地，平掉了坟头，深埋了棺木。 周恩来后来得知后非常满意，从工资中拿出70元钱给生产队寄去，汇款人一栏里端端正正地写上“周恩来”3个字，在附言一栏内还有几行清晰的小字：“此款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此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平坟还田”运动。 重庆：1942年痛哭亡父，为其树冢立碑；1958年火化平坟，不留痕迹 1912年，父亲周贻能带周恩来到东北投奔四伯父周贻赓。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第3次工人武装起义，周贻能去上海看望儿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遭悬赏通缉，父亲一直留在上海陪伴他，并帮他做些秘密通讯联络工作。直至5月下旬，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周贻能才返回东北谋生。1940年秋，周贻能随周恩来到重庆，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重庆红岩村，也未曾续弦。 1942年7月10日，周贻能去世时，周恩来小肠疝气发炎，正在中央医院治疗。董必武和红岩嘴的同志经研究后，决定暂不将噩耗告诉他，等其出院后再说。周贻能的灵柩暂放在红岩沟内，待周恩来回来后再出殡。据童小鹏回忆：“当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回红岩二楼办公室，得知父亲去世已三日时，悲痛欲绝，恸哭不已。随后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周恩来特别责问邓大姐说：‘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你为什么也瞒我？’邓大姐只得流着眼泪认错。一些同志闻声到2楼走廊，听到这些话，都为之感动得流泪。我更是泪流满面。这天晚上，周恩来为父亲守灵至拂晓。”7月18日，周贻能被安葬在沙坪坝小龙坎伏园寺墓地。周恩来头带孝帽，身穿白衣，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伏园寺墓地里又一座新冢立起，墓碑中间竖刻着：父亲周懋臣大人之墓。落款是：男 周恩来 媳 邓颖超 民国卅一年七月十八日敬立。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并深深地叩首、叩首、再叩首。 1952年2月，周恩来出访亚非11国后途经重庆，时任市委书记任白戈向他汇报了拟把小龙坎墓地扩建成一处革命公墓的想法。周恩来当即明确表态：“两位老人（周恩来的岳母、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也安葬在这里）的墓地是我私人墓地，不能称为公墓。如建公墓，我的父亲和岳母应该从墓地移出火化，平坟还耕。”1958年11月，周恩来委派童小鹏等前去重庆，并交代说：“老人的坟是我私坟，不能放在革命公墓。而且现在都提倡死后火化，不占地，坟墓也没有再保留的必要，应平掉深埋，让出这块地。”童小鹏来到小龙坎伏园寺公墓后，让工人把离该墓地约30米远的一块水田里的水放干，挖出一口5米深的墓坑，然后一一挖开坟墓，从墓穴中挖出13具棺材，再用卡车送到火葬场开棺火化，将骨灰装入13个罐子中，并写上死者的姓名，最后运回墓地放入坑中，盖上石板，填土夯实，放水还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绍兴：1939年认祖归宗，祭扫祖坟；1960年代平掉周家祖坟 1939年3月末，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自皖南到达浙江。在绍兴期间，周恩来拜访了姑父王子余，瞻仰了姑妈周桂珍的半身遗像，并向她三鞠躬。周恩来为定扫墓之事，还派秘书邱南章赴百岁堂周希农太公处，送去现金100元和一张便条，上面写道：“希农太公公赐鉴：兹派人呈上国币百元，请代办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间代请宝祐桥本家各长幼午餐，烦渎之请，容明晨面谢。专禀，敬请晚安。曾侄孙周恩来叩，即晚。”第2天，周恩来从县商会回宝祐桥百岁堂老家，与周氏曾祖希农等10余人同往扫墓祭祖，包括涂山鸭嘴桥、石旗唐家岱、外王狮子山等周家的祖坟。周恩来曾祖周樵水就葬在外王狮子山公墓。每到一处墓地，周恩来都亲自上香，行三鞠躬礼，给管坟人一些钱作酬谢。希农太公捧出《老八房祭簿》给周恩来看，当他看到樵水公之子云门，云门公之子懋臣（贻能）时，欣然举笔在懋臣公之下写上：“恩来……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周恩来的孝行在绍兴一时被传为佳话。 1964年8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召来在京亲属，专门向他们讲述家史：“曾祖樵水公的坟，人家来信问，已经破烂不堪了，准备重修，人家不肯深埋。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准修。”同时，他也指出“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把坟平了”。后来，绍兴的周家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将周家在绍兴的几处祖坟都平了，棺木全部就地深埋。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29日 – 14:33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周恩来祖坟的墓碑镶砌在墙上 解放后， 周恩来 坚决平掉淮安、重庆、绍兴3处祖坟。这种孝道不是隅于一己的封建孝道，而是对传统观念之“最彻底的决裂”，是对传统孝道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之“大孝”。 作者：张秋兵，选自：党史文苑 周恩来 童年丧母，10岁时在淮安亲手安葬嗣母陈氏；1942年7月中旬在重庆， 周恩来 痛哭亡父，为其树冢立碑；1939年3月29日， 周恩来 回祖籍地绍兴祭祖扫坟。解放后，他又坚决平掉淮安、重庆、绍兴的3处祖坟。从 周恩来 敬祖与平坟的矛盾冲突中，人们看到的是总理对亲人的深厚感情以及他心怀国家、情系人民的彻底唯物主义孝道观。这种孝道不是隅于一己的封建孝道，而是对传统观念之“最彻底的决裂”，是对传统孝道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之“大孝”。这种孝道饱含了周恩来的亲情情结、报本观念和寻根心理，更饱含了他无私奉献、甘当人民公仆和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平掉的是3处祖坟，却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树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淮安：1907年安葬嗣母陈氏，解放前多次怀念祖坟；1952、1958、1965年三平淮安祖坟 周恩来未满周岁就过继给了嗣母陈氏。陈氏才学出众，是周恩来的文化启蒙老师。安葬嗣母是10岁的周恩来当家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1907年生母去世后不久，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也在清江浦去世。一年中连续失去两位母亲，这个打击对于幼小的周恩来来说是巨大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做工，周恩来兄弟3人一下子失去了依靠，直接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周恩来领着两个弟弟（一个9岁，一个4岁），扶着陈氏的灵柩，乘船返回淮安，借债将陈氏安葬在周家的祖茔地。祖茔地位于淮城东郊的闸口村夏庄组，是周恩来的曾祖父周樵水当年迁居淮安时买下的。周家在淮安没有田地，除了驸马巷的房屋（也就是周恩来的诞生地）外，只有这不足一亩的坟地。这里安葬着周恩来的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13位亲属的遗骨。 周恩来对嗣母陈氏的感情很深，在日本留学时，他于1918年1月2日写过这样一篇日记:“我把带来的母亲（指嗣母陈氏）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篇，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26年，那时候母亲才15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易逝，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10年了，不知还想着我这儿子没有。”2月12日，当周恩来从家乡的来信中得知爹爹（嗣父周贻淦）和娘（嗣母陈氏）的坟还露出棺材在外边时，心里“越想越难受，恨不得即时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 1941年周恩来曾表示，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到母亲的坟前扫墓。他曾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恩情未报。”这也是有资料考证的周恩来对祖茔地的唯一印象。1950年他又深情地回忆：“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300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周恩来最早从1952年开始就计划平掉淮安的祖坟，历时13年。期间虽然遇到八婶母杨氏等亲属的强烈反对以及地方政府的冷处理，但他平坟的态度却一次比一次坚决，直至最后将祖坟平掉。 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周恩来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其意见转告淮安县委。 1952年底，周恩来让警卫干事王雨波将八婶母杨氏护送回淮安。王雨波向周总理写了报告，关于祖坟地的内容有：“把老太太送到家后，第二天(元月一日)上午见了县长赵荣洲秘书长张文高，向他们传达了总理的指示。(1)……(2)……(3)家里的坟地如果能种，而群众要求要分，可让群众分去耕种。”这是有文字考证的周恩来第一次向淮安县委表示要平坟还耕。”

http://youtu.be/gVXMDVL-8Pk 中国人权铁马万里行誓师活动今天(于6月14日)下午在纽约法拉盛的凯辛娜公园草坪举行。上百名支持中国民主的人士到场支持。请看详细报导。 中国人权铁马万里行的三名成员杨梦笔、穆文斌和李东澄，准备从美国东部的纽约市骑自行车横跨美国大陆，到西海岸的旧金山。他们在纽约法拉盛的凯辛娜公园获得上百名支持者的­鼓励。 中国人权铁马万里行成员李东澄： “每天大概要骑60英里左右，然后还要休息，还要组织活动，然后跟美国人一块会面、演讲、筹款，等等。” 前来支持的中国民主人士拿着标语牌，呼吁释放在中国被关押的民主和维权人士。多名纽约的中国民主运动领袖也到场发言，支持他们的行动。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第一副主席汪岷和中国民主党山西党部负责人韩武等将作为后勤保障一路支持。 中国人权铁马万里行后勤组组长汪岷：”三位会骑着自行车，沿途经过12个州，和30个中、小和大的、州府等城市。他们会拜见各个城市的政要，深入到美国老百姓里边去，他们­准备收集的绝大部分都是美国老百姓的签名，然后送到美国国会去。” 汪岷认为，这次中国人权铁马万里行非常有意义： “我想，通过他们可能会有两个月的苦行，会唤起很多美国人、美国老百姓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注意。” 这次中国人权铁马万里行的路程有三千七百多英里，相当于一万多里地。他们将从6月15日开始从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出发。 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导。 作者: 郑存柱 6.14.中国人权铁马万里行誓师大会新闻稿 2011-06-14 22:18:3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38984 今天，风和日丽，艳阳高照，“中国人权铁马万里行”誓师大会，在纽约法拉盛植物园顺利召开，参加会议的贵宾有纽约市的各个华人团体，前来为三个年轻勇士送行。 三个年轻的中国公民：杨梦笔、24岁、来自北京；穆文斌、38岁、来自福建；李东澄、43岁、来自福建。他们高度关注，目前被中国政府逮捕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奖者刘晓波和著名国际艺术家艾未未的个人命运，发起一个名为“中国人权铁马万里行”的活动，于六月十五日，从纽约出发，骑自行车横跨美国。自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出发，到旧金山中国城的民主女神像为终点，全长3743英里（折合一万余华里），途经十多个州以及几十个城市，沿途收集美国人民的万人签名，他们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完成这次壮举。 随队记者 汪岷、韩武（武亚赛） 2011-06-14 前五天的行程附后： 中国人权铁马万里行6月15日-19日 第一天：2011年6月15日 ，星期三 出发： New York 纽约州纽约市 终点： New Jersey 新泽西州Princeton普林斯顿大学 里程：51英里 第二天：2011年6月16日，星期四 出发： New Jersey 新泽西州Princeton普林斯顿大学 途经： New Jersey新泽西州Trenton特伦顿（州府） 终点：Philadelphia, PA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里程：41.6英里 第三天：2011年6月17日，星期五 出发：Philadelphia, PA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终点：Reading, PA宾夕法尼亚州雷丁 里程：62英里 第四天：2011年6月18日，星期六 出发：Reading, PA宾夕法尼亚州雷丁 终点：Harrisburg, PA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州府） 里程：65英里 第五天：2011年6月19日，星期天 出发：Harrisburg, PA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州府） 终点：Chambersburg,PA宾夕法尼亚州钱伯斯堡 里程：53.3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