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法广 | 当今世界: 葛洵遭北京国安绑架殴打21小时的“国家机密”

葛洵1986年来美国留学。89“六四”屠杀后,他参与组建“美国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被选为第三届理事会主席。葛洵称自己是人道主义者,近几年来,他创办或参与《爱艾未未》、《自由荔蕻》、《自由光诚》等网站,为遭受迫害的中国维权人士呼吁。 今年1月下旬,葛洵的母亲去世,他回北京奔丧。在与自己的母亲告别后,他前去探望另一位母亲——“天安门母亲”丁子霖。 2月1日,葛洵来到丁子霖家楼下。这时有几位国安一拥而上,把他推进一辆汽车,开往一处不知名的地方。葛洵作为美国公民,要求与美国大使馆联系,遭到拒绝。期间,发生了下述情形,葛洵说:“我经受了审讯、殴打、搜身、没收所有随身带的东西,包括照相机、录音机和手机、笔记本电脑。最后强迫我签署了一份保密协定,说整个过程是‘国家机密’。” 葛洵返回美国的时间本是2月5日,2月2日,国安将他强行押上飞回美国的班机。在机场,葛洵再一次遭到殴打。他说:“他们说非得检查我的笔记本电脑,再检查一遍。我说我拒绝你们的检查,把笔记本电脑抱在怀里,他们就用脚踢我,我摔倒在地上,翻滚着。他们三个彪形大汉,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手机都拿去了。” 葛洵带着满身的伤痛回到旧金山。他说:21小时的经历,让他亲身体会到: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而且是一个黑社会式的警察国家:“这个国家机器,采用暴力手段,恐怖手段,真的不能想象。在美国不能想象,以前几年在中国也不能想象。一个非常黑暗的用恐怖来限制公民自由的状况,令人发指。” 葛洵近日再次接受记者访问时指出:他的经历又说明,有多少政治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遭受政府绑架和酷刑的黑幕,仍被掩盖着。他说:“我被强迫失踪、被殴打的整个过程,他们都叫做‘国家机密’,不能跟任何人说。他们是要封住我的口,威胁我个人,用我个人的安全作为代价。” 葛洵在中国21小时的遭遇,经媒体报道,中国的这个“国家机密”已经昭然于全世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打电话给葛洵表示关切。《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报道了葛洵在北京的经历。葛洵说:“《华尔街日报》说得非常清楚:中国公民在美国受到欢迎,为什么美国公民到中国会遭受殴打?” 葛洵在北京的“国家机密”曝光,也使海外华人震惊。旧金山82岁华裔老人熊若磐女士和她的丈夫梁联发,写信给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美国政府关注美国公民在中国遭受绑架和殴打的事件。这封信得到当地华人二十多人联署。熊女士对记者表示:“葛洵回中国被打,中国太不像话了,连美国公民它都要打。如果不对它抗议的话,它将来在全世界想打谁就打谁,这样发展下去还得了吗?我们一直考虑回中国探亲,这太不安全了。” 葛洵已经把自己在北京的经历,写成《中国式维稳:克格勃加黑社会——我在北京被绑架的21小时》一文,发表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上,他并且写信给美国国会,报告自己在中国的遭遇。葛洵说:“我当然要讲,因为我相信公开的力量。我注意到余杰,他到美国以后也把所有的真相公布出来。我希望媒体,对中国克格勃加黑社会的维稳方式给予曝光,予以谴责,对在国内的良心人士遭受的迫害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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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自由 | 译者: 《外交政策》2012年需要关注的五名中国异议人士

核心提示:五位著名的中国活动家——艾未未、倪玉兰、刘晓波、余杰、陈光诚——他们扩大了异议的边界,接着中国政府又收紧了这一边界。 原文: Dissidents to Watch in 2012 作者:ISAAC STONE FISH 发表:2012年2月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姓名: 艾未未 职业: 艺术家,推客(译注:自创词),职业鼓动者 罪与罚: 官方指控他“逃税”,说他妻子注册的一家公司 拖欠240万美元的税款 ,并与2011年4月份让他消失了近3个月时间。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官方不喜欢他为四川地震受害者呼吁的行动以及他在外媒面前对中国的批评,还有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挑衅性地 竖起的中指 。 在一个 采访 中,他解释他如何应对囚禁: “我意识到我们需要和外界保持联系才能活着。当你接触不到外界时,你实际上已经死了。这是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考验——我想这比任何身体上的惩罚还要严重。” 极度渴望交流。艾未未刚开始去刺激守卫希望他们能给个回应。但是他们“只是坐在那里盯着我,没有任何表情。他们都很年轻,穿戴整齐,却面无表情,好像你根本不存在一样,”他这么说。无事可干,艾未未就在他的牢笼里前前后后的踱步,在被囚禁的81天里,他大概走了600英里(近1000公里),体重下降了30磅(大约14公斤)。“我只想要个要个字典,哪怕是最简单的也行,”他说,然后说在那里“度日如年”,“我真希望有人能打我一顿。至少这也算一种交流。你还能看到别人的怒气。这样你也能释放掉愤怒、害怕或者别的什么情绪,而不至于在心理上遭受折磨。” 反应: 艾未未在国内外都算是一个名人。在11月份,中国政府又一次因为艾未未的逃税案被气急,艾未未在这个案子中变换了新的花样,采取了一种更吸引眼球的方式:他让网民有机会得以成为他的债主。最终上万人向艾未未伸出了援手。就在最近,已经在推特上有了超过12万的粉丝的艾未未放话说,如果推特官方 审查 推文,他将 停止更新推特 。 姓名: 倪玉兰 职业: 律师 罪与罚: 倪玉兰支持那些因为在北京奥运会预备阶段而被强拆的普通人。讽刺的是,她的房子也被夷为了平地,使得她和他的丈夫无家可归。在狱中不断的酷刑施加到她身上。倪玉兰在2011年被审判,当局指控他欺诈,捏造实施以窃取财产,在一家宾馆制造了混乱(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_Yulan )。倪玉兰因另一项罪名“煽动骚乱”已被判刑。 反应: 荷兰政府于元月31日周二授予尚在狱中的倪玉兰郁金香人权捍卫奖及10万欧元奖金。就在同一天,警方阻止倪玉兰的女儿到荷兰领取奖金。评审团主席说“经济利益绝不会让我们闭嘴不讨论人权。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郁金香人权捍卫奖的得主,这比出口郁金香到中国更重要。” 姓名: 刘晓波 职业: 文学评论员,教授 (译注:维基上是政治评论家) 罪与罚: 刘晓波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2009年12月的对他的判决文中说“被告刘晓波,被告人刘晓波出于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 ,”发表诸如《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和《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等文章。他也是《零八宪章》的主笔,该文是一篇呼吁中国给予(民间)更多权利的宣言。 这份判词中还提到了刘晓波文章中“谣言和诽谤”的细节,比如:“自从中国共产党获得权利,几代中共独裁者更多关心的是他们的权力而罔顾百姓生活。”他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1年,目前已经服刑2年。 反应: 中国官方在2009年的圣诞节偷偷摸摸的对刘晓波进行宣判,主要考虑的就是当时很多外交官和驻京记者已经离开了北京,尽管如此,刘晓波的被捕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当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授予他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时,才真正的给中国政权带来了公共关系上的灾难,以至于他们称这一决定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一些评论员对比了中国和1936年的纳粹德国的反应,当时德国称授予德国异议分子卡尔・ 冯・ 奥西茨基“十分荒谬”。 姓名: 余杰 职业: 作家 罪与罚: 没有指控,他惹怒官方只因为他的直言不讳以及他的一本名为《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书,在书中他批评中国总理不诚实。今年元月份,在他刚离开中国不久,他就在华盛顿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他被从家中带走,塞进一个轿车,带到一个秘密地点后被扒光,然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现在,外国人颁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以此羞辱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打死你算是报仇。”余杰说国安人员这么告诉他。 反应: 余杰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描述警方怎么告诉他的话,“这个国家反对共产党的又有影响知识分子不超过200个。如果中央政府认为他们的统治面临危机,,他们就可以一夜之间把这些人抓起来活埋。” 更多的擅长讽刺的互联网活动人士抓住这件事并使“活埋”一词成为网络流行词。以为网络写手深圳把这个词语放到他的新春祝福里:“新年快乐——祝你进入活埋名单!” 余杰现在正在写另外一部富有争议的书,这一次他的书名是《冷血暴君胡锦涛》,不过这次他是在人身安全得到保障的美国。 姓名: 陈光诚 职业: 律师 罪与罚: 陈光诚,一个盲人,以为自学成才的活动家,他为那些已经即将临产但因独生子政策而被强制堕胎的农民辩护。在2006年他被控“破坏公共财产以及阻止暴徒扰乱交通”并最终被判刑四年零六个月。刑满出狱后,官方强行把他软禁在山东省的一个小村庄里,便衣警察包围了整个村子,阻断他和外界的交流。 反应: 陈光诚所在的村子已经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人权圣地和冒险旅游的目的地。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在去年12月于中国宣传影片期间曾试图拜访陈光诚,但是他得到的只是保安人员的一顿殴打。作家慕容雪村这么描述他曾经的一次拜访: “‘我们来这里看望一个叫陈光诚的人,请问他是住在这里么?’ 作为对我的回应,他停了一下。然后他慢慢靠近我说:‘是这样的,村子里最近发现有些盗贼,你也知道,鸡、牛(都被偷了)。所以我不能让你进去。’ 我笑了:‘哦,我们不是来偷东西的。放心吧。我们只是来看陈光诚的。看过之后我们会立即离开的。’ 他的表情变得很严厉。另外一些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其中有一位穿着灯芯绒黑夹克的中年男人。他态度温和言辞却很直接:“现在是农忙季节。所有壮劳动力都出去了。我们怕丢东西,你们不能进来。‘” 慕容雪村一再坚持,然后这些人就攻击了他。 还有很多其他的中国人,包括一卡车受陈光诚事迹鼓舞的残疾人(有男有女),也试图拜访陈光诚所在的村子。尽管警卫没有打这些残疾人,但是他们的确试图偷走他们的牛奶。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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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习近平白宫会晤奥巴马 人权人士外边抗议示威

 2012年 2月 14日 习近平白宫会晤奥巴马 人权人士外边抗议示威 记者: 杨明、海燕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杨明 美国各界抗议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等美国政府高官,一些来自各界的抗议人士同时在白宫前举行示威活动。 白宫前面的拉斐特(Lafayette Square)广场聚集着数百名举着旗帜,高喊口号的抗议者。 与中国当局动辄派遣成百上千的武警公安戒备和镇压抗议者截然不同,现场只有三四名守卫白宫的警察,数量与平日相同。 美国之音杨明 中国异议作家余杰 *余杰呼吁习近平让中国人民上过有尊严、自由、人权有保障生活* 不久前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作家余杰也到场。他说,他很高兴在这里自由、毫无恐惧地表达他的观点,要求国际社会关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政治犯。 余杰说:“我们向习近平传递的信息是,必须结束一党专制的体制,启动民主化的改革,让中国人民都能过有尊严的、自由的、人权有保障的生活。” *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 中国的异议人士一致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在走向一个法西斯化的过程,当局利用国保对包括律师、作家、人权活动人士在内的异议人士进行骚扰、非法软禁、绑架,甚至施以酷刑。前不久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因发表一首110个字的小诗《是时候了》而被判7年徒刑,等于为每个字服刑22天。 美国之音杨明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的他妻子耿和 *耿和:高智晟被迫害 生死未卜*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几年前被中共当局关押,受尽了酷刑。他妻子耿和2010年4月17日最后一次和他通话。耿和担心高智晟已经被迫害致死。 她说:“我们现在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中共政府在高智晟的问题上一贯的撒谎,还戏弄我们。我们现在不相信中共说的话。我们要问,高智晟到底在哪里,我们非常担忧他的生死。” 美国的“公民力量”组织发起人,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利说,中国人权被践踏的情况相当普遍,今天来示威抗议的人员就包括宗教人士、异议人士、强拆的受害者、强迫堕胎的受害者、要求独立的藏人和维吾尔族人,以及法轮功学员等。 美国之音杨明 美国的“公民力量”组织发起人,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利 *杨建利:海外人士为中国国内民众发声* 杨建利说:“中国人权迫害相当普遍。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当然他很快接任第一领导人的职位,到美国来访问,这是海外能够发出声音的重要时刻。我们要直接表达我们的抗议。 我们可以想像,在中国,有很多受害者没法发出声音来,一旦发出声音来,就会受更大的迫害,所以我们有责任在这里把声音发出来。” 根据中共的安排,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中共十八大后成为第五代最高领导人。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不要对习近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在他的领导下当局会改善中国的人权,原因是中共的独裁体制依然没有变化,习近平会继续延续前任的政策。十年前胡温体制组成时,人民抱有的幻想,以及幻想的破灭,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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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成为社团“党校”后,“北大变孬了”!

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 ) ,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事实上,北大虽然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但同时也是中华数千年“太学”传统的延续。在蔡元培任校长以前,北大成为科举的替代品,甚至成为仕途捷径。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时代以来,科学氛围浓厚。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而北大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乃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民主”、“科学”也成为与北大密切相关的词汇。这样的历史经过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爱国传统,北大师生也不断的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并付诸实践。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北大教授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财产作为政治目标的社团。 蔡元培时代之后,北大进入胡适时代,包括蒋梦麟和傅斯年在内,这一时期的北大依然延续了其精英精神和贵族气质。在民国时代,读书上大学基本只是富人的专利。民国 38 年,当年那个图书馆管理员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包括北大都成为这个社团的财产。毛万岁所做的不仅仅是更换了北大的招牌。在某种意义上,马寅初时代的北大依然是对胡适时代的延续,这种延续其实只是一种苟延残喘。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官方褫夺北大校长之职。马寅初不仅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也苦苦坚持着北大的尊严:“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如果说林昭是北大的圣女,那么聂元梓则是北大女巫。北大的沦落并不是从聂元梓开始,但聂元梓代表了北大的沦落。这个狂热的社团分子创建了“新北大公社”,北大再一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场浩劫中,包括饶毓泰、翦伯赞在内的数十个著名教授自杀身亡。北大从此成为一种不祥的传说。很多年后,孔庆东在他的博客上对网民说:“只有中国到了今天这个真正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才重新意识到文革的伟大”;“文革是人民的正义起义,要收拾但没收拾利索的,就是你这种王八蛋!”他似乎忘了当年“砸烂孔家店”中,孔子被掘坟暴尸。这个“孔子 73 代孙”果然是大义灭亲了。 劫后余生的北大在王柴时代达到又一次辉煌,当时的校长丁石孙多少保留了北大的传统遗风。在 22 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中,北大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这些青年精英中,北大人构成了浩浩荡荡主体力量,而孔庆东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北大精神的死灰复燃使其最终遭到官方严厉的打压,理想主义色彩渐渐散去。此后几年入学的新生必须接受一年严格的军训。在军人训练下,此后的北大学生已经明显不同。在丁石孙被罢免后,此后的几任校长均来自社团成员,吴树青、陈佳洱、许智宏,直到如今的周其凤。曾经北大越来越变成社团的“党校”。除过中关村时代的吴树青有经济学背景,以后 3 届校长均是较少思想人文基础的理工类技术专家型官僚;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 北大很早就以“三角地”闻名,三角地布告栏位于学校的大讲堂南侧,一直是“民间资讯发布中心”,也是几十年来历次中共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如今,作为言论中心的现实中的“三角地” | 已经早已不复存在,并为北大未名 BBS 上的相应版面所取代,即使在 BBS 上的言论自由受到相当的控制。事实上,在出国潮席卷之下, TOEFL 和 GRE 早已成为北大学生的“必修”,关心政治已变得非常罕见;或者说,那只是社团成员的事情,因为他们需要经常“学习政治”。这就是李敖所说的:“北大变孬了”! 2009 年季羡林之死象征着北大又走过了季羡林时代。这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社团,在他的耄耋之年获得令人咋舌的荣誉。温家宝出了实情,“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 ” 这些飞来的荣誉就连季羡林自己都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事实上,这种对北大的隆重礼遇泄漏了官方严重的文化焦虑,因为作为思想国的传统北大已经没有了。 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李敖就对这个“国学大师”颇不以为然。“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季羡林成为一个犬儒时代的新模范。 极为讽刺的是,季羡林最终在一片有关虐待和财产的纷争中死去;虽然哀荣无限,但无法掩饰权力下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可怜与卑微。 张维迎试图以经济学理论推动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结果被北大社团罢免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职。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钻狗洞理论”:“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钻狗洞理论”的悖谬之处在于:所谓“狗洞”,顾名思义就是为狗量身打造的。如果人能从狗洞里钻过去,人就得成狗 —— 否则就不叫“狗洞”,叫大门了——人要变成狗当然也没什么,但你要指望它再说人话就不对了。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如果他是个人,他不愿意当狗,他压根儿就从狗洞里钻不过去。 在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学”其实一直属于禁忌。自称“精神上有洁癖”的郑也夫始终没有加入社团,他是北大,也是中国不多的几个良心社会学家之一。在北大,郑也夫完全是一个边缘化和被边缘化的学者,他对“现在的社会包括学生越来越向钱看”只能空叹无奈。 2010 年,他指导博士生冯军旗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这部长达 25 万字的社会切片真实而残酷地反映了中国地方政治生态已经严重走向家族化和社团化。这次成功的田野调查成为近年来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楷模,特别是在抄袭成风、官样文章泛滥的当下。博士毕业后,冯军旗并没有留在北大,而是骑着一辆二手永久自行车去社科院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也许,冯军旗给北大学生的后来者开了一个好头。良心社会学家之一的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刘宁军曾说, “只要自由主义还停留在北大这样的大学围墙内,它就不会有重大的作为”。自由主义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潮,却不能兑现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因为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主义。 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学习和引进是从自由主义的半途中开始的。除严复等少数人外,都是自由主义课程的“插班生”,而不是从自由主义的根本处 ── 以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斯密、柏克、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阿克顿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的。即使是严复也是怀着“先天下后个人、先强国后富民”的中式士大夫的使命感,而且对自由主义抱持着工具主义的态度。胡适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多半是来自杜威。杜威是一个实用自由主义者,而非古典自由主义者。而像张君劢、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渊源多半是来自英国的拉斯基,这位先生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从半途起步的,思想根基就难免肤浅,因而难经风浪。比如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们无法在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之间作出区分,他们轻视光荣革命,青睐法国革命,先是以卢梭的思想为自由主义的正宗,后又以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为楷模,因而极易受到各种伪自由主义的诱惑。那些被哈耶克视为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被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看作是通向自由社会的坦途。 这种基本辨析力的缺乏就已经征兆了后来中国自由主义者命运的结局。 由于上述的缺陷,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的忽略。在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谱系中,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未曾获得与之重要性相称的一席之地。自由主义者们通常对经济问题缄口不语,要么是“均富”、“计划”、“第三条道路”等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常谈。连胡适这样的大牌自由主义者在谈到经济模式时,也曾对苏俄的计划模式赞赏不已。 40 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民社派,高扬“均富”和“混合经济”的旗帜,称颂被哈耶克斥责为通向奴役之路的东西。 对比之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如洛克、斯密、柏克等人)一开始就是从经济角度(财产权与经济自由)切入自由主义的。洛克的自由主义政府学说就是建立在以保护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等基本人权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这一命题之上的。同样, 20 世纪有重大成就的自由主义者(米瑟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无不以其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托。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自由市场经济、不愿意研究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受“君子不言利”的遗训的影响;二是一些自由主义大家认为经济问题肤浅,学问含金量低,不值得一谈;三是自由市场经济有缺陷、不是完美无缺;四是经济问题不如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那么重要、那么紧迫。况且 20 世纪曾是左与右的极权主义疯长的世纪,这也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更加无法摆脱极权主义的诱惑。而声称能彻底超越貌似满目疮痍的自由市场的那类极权主义思想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就更有诱惑力。这样的自由主义更多地亲近于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在根基处的松软。 从自由主义脉络上的半路出家,导致自由主义传统的半途而废。自由主义及其拥护者们一旦失去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内核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依托,其下场和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与现实社会基本脱节,从未真正属于过中国的普通民众。 在北大 100 年诞辰时,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那时北大中文系党员学生马楠对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 几年之后,马楠选择了她想过的生活:移民去了美国。在孔庆东时代,北大每年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 (GRE 和 TOFEL) 的一代”。据《高教年鉴》说, 2005 年北大是获得美国院校博士学位最多的本科生生源院校榜首。 在权力体制下,北大越来越成为贵族精英的子弟学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正义。在安徽, 15079 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 287 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 1950 年代的 70% 降至如今的 1% 。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中国公民日渐失去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社会上升管道。 虽然北大在思想重新和学术领域乏善可呈,但却升官有道、生财有道。据南方周末 2007 年报道,“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 57 人”。其中毕业于北大 77 级历史系的薄熙来更是其中最具权势的一个,因此唱红的重庆与孔庆东的北大之间发生怎样热烈的互动都不意外。 在清华之后,北大正在成为权力与资本同流合污的另一源头。在 1999 年至 2010 年之间,北大校友中诞生了 79 位亿万富豪,连续三年高居内地高校首位。在 2011 年 4 月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上,中国首富李彦宏 199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其他北大富豪还包括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以及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等。李彦宏甚至出资 1000 万元设立北大回报基金。 毕业于北大梵文专业的钱文忠以在电视上讲解《三字经》和《弟子规》闻名,并迅速混成浑身名牌的炫富高手;据说他收藏的 LV 就有几百只。这种“北大富豪” ” 语境之下,阿忆也高调“哭穷”,原来北大教授月薪“只有” 4786 元;而他来北大之前,“每个月的收入比 5 万还要多”,他“每个月都是赔钱为北大工作”。还有一个北大教授将一个小他 26 岁的中学生诱骗上床,并发展为情人;当这个女孩向其所要 30 万元青春费时,北大教授协助警察将这个可怜的“敲诈犯”抓捕。北大还拒绝公开这个教授或者说“禽兽”是谁。 据说很多年以前,前门大栅栏有一个卖冰棍的,每天大骂:“要不是爷爷我在这儿卖冰棍,丫的全北京人都得他妈的渴死!”孔庆东的逻辑与智商和这个卖冰棍的一样。这个“叫兽”也跟一只鸡类似,一只公鸡常常以为,只要它不打鸣,那么天就不会亮。 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作家塞缪尔 · 约翰逊有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流氓往往是权力的伴生物,如果说权力是粪便,那么流氓就是屁。在一个权力控制一切的时代,流氓往往会大成气候,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和榜样,将审美改写为审丑。流氓消解了一切正经与严肃,从而抹杀了人的神性。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就是犬儒,大众的流氓就是市侩。 孔庆东的专业是研究青楼文学和通俗文学,或者说他研究的对象是妓女、嫖客和流氓,然而不幸的是,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者孔庆东最终竟陷入这种粗鄙的“反文化”中而不能自拔,嫖客话语与流氓话语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其言说方式。在去政治化体制下,孔庆东的没落传达出的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犬儒化与人渣化。在一个民族集体罪恶从未得到反思和清算的背景下,人们在掩盖和遗忘中不知不觉又踏入从前的覆辙;物质与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提升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思想。无论孔庆东穿和服还是用苹果,他的脑袋其实还停留在 40 年前的毛时代,好比一个“五官可爱”的智障者,即使他看起来如何高大魁梧,但他的智商只停留在 3 岁的儿童阶段;如同孔庆东的笔名“醉婴”:本来就是没有智力的婴儿,还醉了。对一个智力低下的儿童来说,成人世界里的一切东西必然会被一概地斥之为丑陋和邪恶;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杀”这个,就是“操”那个。特别是当他学会了骂人之后,他就不再会说话;因为骂人已经成为他唯一的说话方式。 如果说孔子是丧家犬的话,那么孔庆东则是一条疯狗,不管是装疯假疯还是真疯。很多年前,余杰与孔庆东互相吹捧,余杰写了《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其中写道:“‘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不要忘了,当你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正像中国官吏们一边口头上反腐败,一边行为上腐败;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妻女送到美国,孔庆东以典型的人格分裂展现了当下中国的实用主义。 孔庆东几乎每天都在骂美国,但他却以受到美国大使接见为荣;他恶毒地骂乔布斯,但他却用的是苹果手机;他骂日本骂韩国骂汉奸,却偏偏喜欢穿和服;他总是对朝鲜和金正日赞不绝口,却津津乐道朝鲜的美女和美食。…… 现在的北大变了。现在的北大的领导早已没有了老校长蔡元培、马寅初等老前辈的风骨。北大自己早已做出决定,北大的“右派”全都打错了,全都改正了,那就是说,北大的反右运动不是什么“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搞错了。既然搞错了,理应给予赔礼道歉,补发应得的工资,为此王书瑶、王国乡等同学多次到北大上访、写信,可是北大的领导不仅不敢接见,连个书面的答复都不敢,连个屁都不敢放。现在的北大有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教授”已完全变成的权贵集团的帮忙和帮闲,失掉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更可气的是像孔庆东这样满口脏话的痞子,居然成了北大的“教授”和旗帜。每一位还具有起码的良知的北大学子,都不能不为现在的北大感到耻辱。现任的北大校长们,不感到羞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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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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