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Co-China周刊 | 东方早报: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阿  城(北京,作家) 现在不去书店买书了。 这里的图书馆也不去。   陈  村(上海,作家) 最近去过季风书园,买新近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等。 不去图书馆找书,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陈丹青(北京,画家) 自从我自己的书在书店卖以后,就再也不去书店了。 去图书馆借书几乎是古代的记忆。   陈冠中(北京,作家) 书店固定去万圣,但自去年以来书店去得少了,不如在网络上买书多了。 在大陆从来不去图书馆,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会去大学图书馆。   陈平原(北京,教授) 现在买书就是请学生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陈尚君(上海,教授) 坚持到书店买书,每月要花上千元,网络购书为辅。 偶尔去图书馆借书,主要利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陈思和(上海,教授) 书店当然去得多了,我不会在网上买书,要买也是托学生买点。 图书馆我现在去得少了。   陈子善(上海,教授) 最近一次去书店是上周日去季风书店陕西南路店。我现在每周一次去季风书店华师大店,最近一次在书店买的书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华师大图书馆还是经常去,上海图书馆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对我来说图书馆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很多材料都是在图书馆发现的。   董  桥(香港,作家) 英文新书店、旧书店还去去。 图书馆只是偶尔到港大时去查查资料。   冯  象(美国,学者) 一月去书店一两次,买五六七八本。 图书馆很少用了。   傅  杰(上海,教授) 逛书店已成瘾,但通常只在学校周边。 通常也只去学校图书馆。   傅月庵(台北,作家) 我在旧书店工作,总到书店借书看,看完还回去卖。 图书馆就不去了。   葛剑雄(上海,教授) 近年几乎没有去书店买书,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书也来不及看。 没有去其他图书馆借书。复旦大学图书馆与我自己的藏书已能满足我的需要,偶然通过馆际文献传递找过一两种资料。   葛兆光(上海,教授) 我仍然隔一段会去书店买书。 但很少去图书馆借书。   何兆武(北京,教授) 每个月去一次万圣。 图书馆不去了,嫌麻烦。   黄  裳(上海,作家) 书只托朋友买。 图书馆不去了。   江晓原(上海,教授) 书店仍然去,但越来越少了。偶尔也在网上买书。当然我的情况稍微特殊些,因为许多我需要的书出版社会送给我。 图书馆很少去。已经好多年都不去了。以前是因为图书馆服务太差,现在也许有所改善,但我们已经有别的渠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图书馆,比如网络、个人藏书等等。现在许多期刊、图书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蒋  寅(北京,学者) 家里书放不下了。 主要去图书馆借书。   恺  蒂(南非,作家) 书店经常去。 图书馆不去,这里没有好的公共图书馆。   李  辉(北京,作家) 当然去书店买书,可欣赏,可比较,可挑选。 图书馆偶尔去查资料,书就不借了。   李  黎(美国,作家) 在美国买英文书,近年比较少到书店买,而多半是网购。但我不在网上买中文书——回台湾和大陆时,逛书店是美好的享受,每次都买到行李超重。 从前觉得不上图书馆简直活不下去。自从有了互联网,除非是为了特别的报刊杂志或者网上查不到的数据,近年是越来越少上图书馆了。   李长声(日本,作家) 近处有几家书店,甚至有一家较大的,穿过它进站乘车,所以书店几乎不是特意去。书店的乐趣在于翻阅,其次才是买,虽然很有点对不起开店的。没有藏书之好,更不想搬家拉上几汽车,不得不买时才买。 家里不订报,楼后有一个图书室,去那儿看报看杂志。附近最大的图书馆藏书一百多万册,每周至少去一趟。比起书店来,更爱图书馆,起码不会有囊中羞涩的尴尬。该馆在公共图书馆的出借统计中名列前茅,我贡献大焉。   李公明(广州,教授) 我买书主要三种渠道,一个是书店,还有一个是批发市场,还有就是网络。 图书馆这些年去得比较少了,利用藏书比较多吧。   梁小民(北京,教授) 网络购书比较多,每隔一两个月买一次,实体书店去得很少。 最近半年我图书馆去得很少,过去形成的习惯就是中文书能买就买,英文书偶尔从图书馆借。   梁治平(北京,学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网上稍多),大约一年一两次。 不去图书馆。   林  达(美国,作家) 一个月去一两次。网购剧增,书店骤减,《第五元素》的世界在逼近。 去的。图书馆还一年两次卖旧书,比萝卜还便宜。   林行止(香港,作家) 平时少出门,在网上购书为主。 读书喜在书上画线,图书馆借的书上不能乱画,所以不去借。   刘  铮(广州,编辑) 在书店买书的次数越来越少。 已有数年未在图书馆借书了。   刘军宁(北京,学者) 很少去书店。如有机会通常会在国外买些原著。 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图书馆了。政治学在中国太不发达了,在书店和图书馆都很难找到自己要的书。   刘梦溪(北京,学者) 过一段时间总要去中国书店或万圣书园。 图书馆不直接去,而是托年轻人去借书。   刘  擎(上海,教授) 一个月去一两次书店。 一年难得去一次图书馆。   刘绍铭(香港,教授) 退休多年,无“学报文章”压力,空闲时只读些以前应该看但一直抽不出闲时来看的“闲书”,逛书店。 去图书馆都是偶一为之。   刘苏里(北京,学者) 出差在外,当地书店是一定要逛的。平时主要在万圣买书。昨天还买了几本: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隈研吾《自然的建筑》,柯布西耶《一栋建筑,一座宫殿》,萨姆纳《权利的道德基础》,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等。 大学毕业后,就没去过图书馆。看书靠买。想看什么买什么,买什么看什么。   刘再复(美国,学者) 在美国去图书馆借书多,在香港和大陆去书店买书多。 我基本不上网、不用手机,所有时间都留给读书。   陆谷孙(上海,教授) 难得去书店买,主要在黄鱼车和Amazon买书。 要看的书图书馆没有也不会有,更难得去。   陆建德(北京,学者) 现在好书多,因此到书店就生出恐怖感——自己精力、时间不够,担心已经远远落伍。偶尔在书店买书,常请朋友在网上代购。 虽是伤心之地,还是常去。有些书舍不得还——因为相关的文章还没有写。现在就还,意味着放弃、失败,其实是虚荣心在作怪。   罗  岗(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季风书园华东师大店,这店开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如果不支持一下,估计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一有机会就去光顾一下。最近这次去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饶宗颐的访谈录《文学与神明》,一本是斯金纳的《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 我当然上图书馆,特别是我任教大学的图书馆,不过去借新书很少,大多数时候是查资料,譬如旧期刊旧报纸,还有现在不易看到的旧书。现在图书馆的编目都数字化了,所以查书也很方便。   骆玉明(上海,教授) 买书网购或者托学生去书店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马立诚(北京,学者) 我现在实体书店和网购的书比例各占一半。 图书馆我也会去的,写一些文章或书,家里相关藏书不够时,就得去图书馆查资料。   迈  克(法国,作家) 书店当然去,虽然比以往少。 向来很少借图书馆的书。我想我有双重标准洁癖,一方面嫌借来的书有气味,一方面遗憾不能在上头眉批。   毛  尖(上海,作家) 去书店给儿子买了不少书,自己的书,开始买KINDLE版了。 一直在图书馆借书,以前在上海,一个月去一次图书馆,现在哈佛,一周去三次。   孟  晖(北京,作家) 书店必须去的,不亲手翻书又怎知是否打动自己。 很想养成每周坐一天图书馆的习惯,但惭愧一直没去过。   娜  斯(北京,作家) 住的附近没有好的书店,不愿在路上浪费时间,所以主要网上买书。 以前在美国时常去图书馆借书,回北京后图书馆没那么方便,很少去。最近加入了一个附近的书店会员,年费六百八十八元,可以随便借书,免费一定数量的咖啡,以后可常去。   南方朔(台北,学者) 经常去诚品、 PAGEONE等书店买中英文书,英文书还邮购。 图书馆不去了。   钱理群(北京,教授) 书店我很少去了,人家寄给我的书也够我读,也来不及读。偶尔我还是到网上买书,买的都是跟本专业研究相关的书。 我已经不去图书馆了,因为没有精力。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去,喜欢那里的历史氛围,读书要跟那样一个场合融合起来。   钱满素(北京,学者) 我大概半年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在图书馆借书。   裘小龙(美国,作家) 书店常去,买书喝咖啡。 偶尔去公共图书馆借书。   邵燕祥(北京,作家) 看中的书让小孩在网上买。 图书馆不去了。   沈昌文(北京,出版家) 买得起新书,但是买不起新房子,所以早已不敢买新书了。 图书馆里可以随便供我翻阅的书,家里大多有,又何必在那里费时间。但常去书店和图书馆听讲座。   沈宏非(上海,作家) 书店还是会去,但的确没有太经常了。 图书馆从来不去,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施康强(北京,翻译家) 偶尔去书店买书。 只在本单位的图书馆借书。   舒国治(台北,作家) 不敢乱逛书店。 去图书馆这件事早就不做了。   苏  童(南京,作家) 常去先锋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孙甘露(上海,作家) 通常每个月会去次季风书园买书,平时路过各种书店,也都会进去看看,至少会挑走一本书吧。想看的会去设法买来,或者托朋友找。 已经很多年没去图书馆借书了。   唐  诺(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汪丁丁(北京,教授) 我给《新世纪周刊》推荐新书,每月要去书店。不过从今年4月始,我不再推荐新书,因为值得推荐的新书越来越少。 已近二十年不去图书馆借书了,因为,学术研究所需的最新文献和经典文献,在我工作的几所大学校园里都可以更方便地并且数目更多地通过诸如Elsevier或JSTOR这样的大型期刊库获得。   王安忆(上海,作家) 经常去书店买书。 去图书馆不为借书,而是搜查资料。   王德威(美国,教授) 最近去的书店是风入松和诚品。 我当然还去图书馆,图书馆非常有用。   王晓明(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香港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买了两本书,看完了就留在办公室的书橱里,不能写准确的书名:一本是讲重庆武斗的,新华社一位老记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的调查,有一些很细的资料;一本是汉译世界名著的老书,薄薄一册,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写的一份讲述西班牙人对中南美洲的血腥侵略和压迫的报告。 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去查老报纸。   王则柯(广州,教授) 很少去书店,年事已高。 不觉得需要去图书馆借什么书。   吴敬琏(北京,学者) 一般都让学生代买书。 图书馆偶尔去。   吴晓波(杭州,作家) 书店这些年不太去了,自己在杭州的蓝狮子书屋有时会去去。 图书馆我也没时间去,但助理常会去为我的写作查资料。   小  宝(上海,作家) 实体书店只去季风,从来不在网络书店买书。 图书馆已经有很多年不去了,在网上“爱问”下载的盗版图书倒是不少。   谢  泳(厦门,教授) 我一周到一次书店,不一定都买书,但喜欢到书店里随便翻翻,网络时代,我还是喜欢在书店翻书。 我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因为基本的书我都有,除非特别需要而不可能得到的,我才会到图书馆,但这样的时候不会很多。   谢春彦(上海,画家) 看到《上海书评》上介绍的书有兴趣,会专程去书店买。 买不到的书,又不会上网查,所以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借书。   辛丰年(南通,作家) 偶尔请年轻人去书店代买书。 这里的图书馆不值得去。   须  兰(上海,作家) 去书店买书和网购各占一半。 偶尔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或借书。   徐友渔(北京,学者) 去书店买书,大概三到四周一次。 更经常去图书馆借书,买书没有地方放。   许纪霖(上海,教授) 书读得越多,越是发现大部分的书是不值得买的。 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好书要拥有。   严  锋(上海,教授) 书店我还是去的,一两个月去一次吧,大部分还是通过网络来买。 图书馆大概是三个月去一次,主要是找一些教学研究方面的书。   严搏非(上海,学者) 在其他书店买书只是偶尔为之,去北京时,偶尔会在万圣买几本。此外,若到国外,一般会在书店买一两本书。 很久没去图书馆了,这里的图书馆太不方便,希望以后会去。   杨国强(上海,教授) 以前经常去,现在很少去了,都是请学生在网上买。 从来不去图书馆,因为我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   扬之水(北京,学者) 买书只去书店。 图书馆去得更多。   也  斯(香港,教授) 现在还去书店买书,不抱太多希望,但偶然还能捡到一两本。小店专精,有时也会褊狭;大店芜杂,有时也能包容不同口味。我对书店屡次失望,但走过也还是看看。 现在也还从图书馆借书。公共图书馆做得马马虎虎,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倒还可以。新书不够好看,便借旧书来看了。反正现在的书过了几年便没法在书店找到,还得靠图书馆。   叶兆言(南京,作家) 好书太多,网上买,让女儿买。 图书馆不去了,现在找资料很容易。   余  华(北京,作家) 书店也已去得不多,现在网上买书比较多,上一次在网上集中买了一批书。 图书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了,以前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   余英时(美国,学者) 常去街上书店买书,老年人学术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新书了。 为研究需要,也时常去学校图书馆查资料。   虞云国(上海,教授) 一般一个月会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去图书馆,除了要查阅一些罕见的书报。   查建英(美国,作家) 去书店买书,不过也网购。 图书馆基本不去借。   张大春(台北,作家) 入暑无它只好眠,穿林午梦得悠然。平生每忘吟迟语,满意犹思改旧篇。一事多余还酒债,十年不费买书钱。借来几本装模样,头枕南华是谪仙。   张汝伦(上海,教授) 我经常去书店买书,一个月至少要在书店买两三次书。 也经常到图书馆借书。   赵毅衡(成都,教授) 去书店少了,网络买书太方便。 图书馆的书没有书摊精彩,也很少去了。   郑  重(上海,记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止  庵(北京,作家) 我只去实体书店买书,到目前为止还没在网络书店买过一本新书。 图书馆不太去,偶尔去查查资料,但收获不太大。   周振鹤(上海,教授) 当然还到书店去买书。不过买新书少,买旧书与特价书多。新书在网上买。买书速度远远快过读书。 基本上不去图书馆借书,但去查书。查自己没有的书,尤其是大部头而网上又没有的书。   朱天文(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朱维铮(上海,教授) 偶尔去复旦周围小书店淘点旧书,现在书店不景气,买书的人也不多,倒能碰到些便宜的好书。 不去。我是昼伏夜出,晚上图书馆要关门的。所以查资料都请学生代劳。   朱学勤(上海,教授) 书店买书去得还是蛮多的。 图书馆也会去,固定去上图。   (东方早报,创刊于上海、面向全国的财经类综合性日报。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7/3/625898.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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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余英时:谈中国社会三大裂痕

余英时:谈中国社会三大裂痕 进入专题 : 社会裂痕    ● 余英时 ( 进入专栏 )         三个大裂痕,我用三个系列的事件作说明。第一个裂痕是农民的耕地被掠夺,被官商勾结起来抢走,然后给他(她)很少的补偿,引起集体反抗。这个事情常常发生,但是现在忽然加速度起来了,尤其在9月、最近刚刚发生的。     广东的陆丰有几百家住户农民,因为官商勾结,市政府把他们的土地800亩都卖给发展商了,造房子、造其它的值钱东西。卖掉钱是很高的,1亿5千6百万的美金,但农民所得到的补偿少得不得了。农民自己,根据大陆内部的报道,就是他们说:“我们得到的钱,顶多每人只能买1张床”,以后就没有任何土地了。”     所以,这几百家就联合起来,要政府还他们土地。口号旗帜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还我祖先耕地!”,这个旗号上面有几百人公开签名,都不怕的,都是真名真姓,签名信也在《纽约时报》登出来。可见这件事情老百姓是已经下定决心,跟政府要对抗了。而且结果也是打了警察局,打了党的党部,同时也烧了车子。     总而言之,这件事情闹得很大,当然一定是被抓。有些人被抓,有些人就可能被送进监牢。这件事情是刚刚发生的,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一星期之前,浙江的海宁也发生同样的事情。这个事情不是抢耕地,而是几百家住户抗议他们一个工厂有很大的污染、可以造成癌症的。他们就积极抗议,而且说他毁约,因为本来答应,他们距离是1千公尺以外,造成的结果是已经到他们家门口了。所以,有几百家农民和住户联合起来,也是打警察局,摧毁工厂,把工厂设备种种、工厂汽车都推翻、烧掉了。     在这个海宁事件前几个星期,当然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就发生在大连,就是大规模的抗议,上万人参加,要求一个化学工厂赶快搬走。化学工厂是非常危害他们健康的,尤其是造成癌症的一个主要来源。这三件事情都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内,可以说是加速度地在发生,这是共产党统治机器的一个很明显的、很大的裂痕。     第二个裂痕、我要讲一下,就是车祸的问题。9月27号就是上海市中心到虹桥机场的一段地下车,又发生同样的车祸、也就是所谓快车追尾、追尾事件,就是后面的车撞了前面的车。为什么那样撞呢?原因跟7月23号在温州发生的事情,同样的原因,就是它的信号系统忽然不灵了。因此车站的负责人只有靠打电话来指挥,结果还是不行,40分钟以后、就是2点50分,终于发生车祸。     这个车祸发生在豫园公园附近,游人很多的,据说有270多人、甚至有300人受伤,其中严重的有20个人,可能没有死亡,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个极严重的事 情。这个事情跟温州的事情是同一个类型的,等于跟我刚才讲到的抢夺耕地、或者环境污染一样,它变成一个周而复始的一种形态了,一个固定的形态了、老发生。     老发生的原因也是同样的,都是官僚系统要尽快地发展,就粗制滥造;而且为了下面的官僚向上面讨功,没有真正造好以前,就开始动用。有些桥螺丝钉都没有转紧, 就开始用了;还有一些公路,还没有造得很好,也就开放了;再加上铁路的轨道没有完全搞好,就让使用,这些事情已经到处发生。不过温州是一个最大事件,把整 个弄出来了。     所以,大小事故到处都发生,这就是一个固定的形态。这个形态因为在上海这里瞒不掉,所以就暴露出来了。从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出来,这也是统治的官僚系统的基本的问题,就是根本没有把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心上;而只是想到他们怎么样能完成任务,就在这完成任务中,有很多钱牵涉在内,可以大笔捞一笔。这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第二个很大的裂痕,就是快车追尾。     第三个裂痕也是最近《纽约时报》有报道,就是河南洛阳有个官员叫李浩,他造一个地下室,强迫16岁到24岁的女孩子,在里面强迫她居住,不准她出去,用各种淫乐的方式来取悦他。其中有两个不服从的,把她们杀掉了。这件事情最后是爆发了,是靠一个《南方都市报》记者,把这件事情戳穿了,所以9月6号就把这个人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两个星期以后却又把这个记者抓起来了。因为警察局说,记者不应该报道这件事情,这是“国家机密”。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来,所谓“国家机密”,它常常是用这个罪名来抓人的,是个怎么回事情。     这件事情本身作为一个孤立事件、他们叫做“性奴”,这种事情也不是特殊的,别的地方也有的。不过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却又变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固定的形态,所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裂痕。因为没有人能控制、法律也管不到的一个官僚系统,一定是官官相护、或者官商勾结、官商互惠,把小民的利害完全不放在心里。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这些官员们胆子就越来越大,可以无恶不作,而且觉得有持无恐。这三件事情最后被告发,当然不可避免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虽然做同样的事 情,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只知道有发生的这三个案子,或者还有更大其它的案子没有报道,我们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是官僚系统下绝对权力、控制老百姓的这种权力,造成以上这几个明显的裂痕。      进入 余英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裂痕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6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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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 信力建  |  评论(5)  | 标签: 时评酷论 要看唐代的中国,就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礼仪。要看明代的中国,就去韩国。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礼乐制度,据说曲阜孔庙曾派专人赴韩国学习中国早已失传的“文庙祭礼乐”。要看民国时的中国,就去台湾。那里保存着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在大陆却无法看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大陆的文化,只是一个“四不象”。 对于西方文明,中国大陆只是吸收了浅层次的、表面的物质文明,而不是精神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陆早已革了它的命,“弃之如敝屣”。这造就了一个结果:今天中国虽然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各种超级工程震惊外邦,而在精神上却日益走向病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人们的普遍感受。文革对中国传统的打击的确是毁灭性的。很多人都清楚的记得,文革时期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朋友告发朋友,邻居告发邻居,夫妻相互告发的悲惨情景。 60多年来,台湾与大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1949年,两岸分治。国学在大陆成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变成需要破除的对象,继承了孔孟之道的人,也都变成应该被扫荡的“牛鬼蛇神”。台湾则刚好相反。国民党一败退到台湾,就开始清除日本殖民主义的影响,致力于全面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却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全力推动文化复兴。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台湾。 台湾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经典。1949年以来。台湾学校一直延续“国文”的称谓,使用沿用几千年的繁体字。在小学阶段,台湾学校注重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古文训练,以国文、历史和传统文化课程为主。在高中阶段,文科的必修课程有三种:《高中国文》、《国学概要》、《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前两种是语文基础知识,以及经史子集的基本介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则完全是“四书”内容。《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已在2008年被中国大陆引进出版,更名为《国学基本教材》。2010年9月7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又通过了新的“国文科新课程”纲要,进一步加强了民族文化经典内容所占的比重:高中三年文言文所占比重由原来的40%、45%、50%提升至45%-65%,篇数酌定30篇,文章皆出自《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老子》、《诗经》、《春秋左氏传》、《礼记》等经典,另外增补“国学常识”为选修课。 台湾的经典文化也造就了一批学术巨匠。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等人是公认的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几乎都出自台湾。杜维明为徐复观、牟宗三的弟子,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余英时为迁居台湾的钱穆弟子;成中英和刘述先都毕业于台湾大学。台湾培养的国学巨子不止于此,还有:在大陆有广泛影响的方东美的弟子傅佩荣,在两岸推行“读经运动”的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著名老庄研究专家陈鼓应……。台湾的经典文化还孕育出了不少优秀的艺术作品。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可以在《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些细腻凄婉的曲词里感受到古代诗词之美。喜欢看电视剧的人可以在《新白娘子传奇》里发现古典夫妇情谊与宋代儒学、佛学精神的完美融合。喜欢舞蹈的人可以在林怀民那里领悟到民族舞蹈的现代魅力。 台湾保持着传统的伦理秩序。台湾的家庭关系很传统。台湾的媳妇是小媳妇,伺候孩子、洗衣做饭是分内的职责,要是婆婆不高兴、一瞪眼,媳妇还要赔不是;老人是台湾家庭里的爷,儿女如果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到台湾旅游的大陆人总会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台湾比中国更像礼仪之邦。首先,游客会被台湾的地名吸引。如台北市区从北往南排列着几条主干道,路名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出自“四书五经”的路名(“四维”出自《管子》:“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在宋代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代则指孙中山等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只有到了台湾,大陆游客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中华民族提倡的“温良恭俭让”。在商店里买东西,服务人员为你提供了服务,不待你说声感谢,人家会主动说声谢谢。在公交站台排队等车,车上到站的人没有下完之前,绝不会有人上车。上了车,车上有深蓝色的“博爱座”,那是给老弱病残孕准备的,年轻人总是宁愿站着也不占用。在餐厅用餐,人们总是非常自觉地保持餐桌和周围的清洁,桌上和地面几乎看不到用餐后的残留物和纸屑。曾有大陆人这样回忆自己在台湾购物的经历:“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台湾人亲切善良,质朴,有礼貌。有的人会以为传统的道德不能适应民主制度。两者真的存在矛盾吗?有一位台湾作家曾讲到台湾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情节:电视机前,一对父子面对两位总统候选人为谁应当选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是一到饭桌前,就“有酒食,先生馔”,立即恢复了传统的礼让孝悌。 台湾淳朴的民风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应该归功于其传统教育。台湾道德教育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固有道德”。当年国民党为台湾各级学校立下了“礼、义、廉、耻”的共同校训,今天台湾的中小学教育更加重视修身养德。“小学开设《生活与伦理》课程,重点加强对小学生‘社交礼仪、生活起居、孝亲敬长、善友乐群、待人接物、爱国’等方面的教育。国民中学(初中)开设《国民与道德》课程,重点强化对初中生‘修己善群、立身处世、互助合作、济人利物、民族意识、民主法制、国家尊严’等方面的教育,意在‘弘扬中华优良文化’。高级中学则开设‘公民’课程,在‘学养、知能与价值观念、健全品格、弘扬优良文化、培养法制精神、建设和乐社会’等方面作为教育的重点”。可以说,“礼仪廉耻、温良恭俭让”已经成为台湾人生活中潜移默化的东西。 台湾继承了传统的宗教。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释道。佛教和道教也已经在大陆败落,可是在台湾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台湾寺庙特别多,香火鼎盛。与大陆相比,其一大特点就是进庙不需要买门票,这使寺庙真正发挥了承载民众信仰的功能。目前台湾信仰佛教的人口为550万,占台湾总人口的24%,掺杂佛教信仰的人口占全岛总人口的比例则高达80%。佛教在台湾主要有四大宗派:星云法师创立的佛光山、圣严法师创立的法鼓山、证严法师创立的慈济功德会、惟觉和尚创立的中台禅寺。台湾佛教的弘法手段非常现代化,他们不仅采用讲经、讲座、共修等传统的方式;还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书籍和音像制品。他们大多创办有自己的网站,甚至自己的电视台。目前台湾共有五家佛教界的电视台,如佛光山的佛光卫视,慈济的大爱电视台等。它们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传播佛法,或传播与佛教有关的内容,民众可以方便地听闻佛法。台湾很多佛教宗派都办有佛学院或研究所,目的是培养僧众、研习佛法或服务社会,如星云法师创办佛光大学、晓云法师创办华梵大学、中国佛教会办玄奘大学、星云法师创寿山佛学院、如学法师创办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证严法师则创办了慈济医学院。台湾很多佛教宗派都开办慈善事业。例如证严法师创办了“慈济基金会”。这是一个专门的慈善团体,自1966年创建以来,会员已达461万之多,从慈善、医疗、文化、教育四个方面为社会提供帮助。台湾也有很多人信仰道教。有的人每天早、晚都要到庙里去焚香参拜。台湾的道教小庙遍布乡村,大的城镇还有不少规模宏伟的道教宫观,例如台北市就有道教宫观七十五座,其中霞海城隍庙、指南宫、行天宫等规模较大,前来参拜的善男信女也非常多。台湾人的信仰体系是混杂的。很多道观里供奉的是三教神佛,还包括地方神。实际上,道观里供奉最多的就是妈祖和关公。 两岸同为炎黄子孙,对民族的忠诚却显示出天壤之别。民国给大陆留下了200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信守“仁义礼智信”的民族精英。经历了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之后,这批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被消灭,从此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炎、黄二帝被中华民族奉为始祖,他们同样难逃厄运。文革期间,“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黄帝陵号称“天下第一陵”,亦被永久性的毁灭。1966年11月,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谭厚兰掘开曲阜孔子陵墓,孔子遗骸和遗物惨遭游街示众,并被焚毁。有资料统计说,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毁坏石碑千余块,捣毁文物六千余件,焚毁书籍十万余册,砍伐古代松柏五千余株,盗掘陵墓二千余座。到底是谁背弃了自己的父母之邦? 不久前,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显然,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表示,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惨遭荼毒60年之后,终于有了一点恢复的迹象。大陆说,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么,大陆不应该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怀抱吗?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5 个评论 信力建的最新更新: 信孚要闻(11.2)形势一片大‘好’,社会主义文艺复兴有‘望’ / 2011-11-02 13:58 / 评论数( 4 ) 信孚电讯(11.2)——我们何时能够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 2011-11-02 13:57 / 评论数( 3 ) 信孚要闻(11.1)——爱国愤青、北大叫兽“东东”又飙新语! / 2011-11-01 14:36 / 评论数( 9 ) 信孚电讯(11.1)——从把“鬼”变成人到把“人”变成…… / 2011-11-01 14:34 / 评论数( 1 ) 中国航天不要上反华势力的当 / 2011-11-01 14:33 / 评论数(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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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谈共产党现在对辛亥革命的禁与忌

从这个控制可以看出来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现在是非常顾忌的,它忌讳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革命不管它内容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好像都是对共产党一种讽刺、对共产党一个暴露,就是共产党不但没有把中国带上民主自由、共和宪政这条路,反而是走上相反的方向了;不但变成一个专制王朝、像满清一样,而且比满清还更要厉 害,它是现代化的一种一党专政,把所有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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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平民之侠的光与诚

(宋石男) 高渐离是我读史所见最具光芒与诚挚的盲侠。友人荆轲去秦行刺,燕太子及宾客皆白衣冠以送之。易水边,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众皆垂泪涕泣。荆轲复为慷慨羽声,众皆嗔目,发尽上指。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其实,荆轲与高渐离是乐队老搭档了。早前,他们在燕市中,就常与屠狗之辈痛饮,酒酣,也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到慷慨处,竟相视而泣,旁若无人。 荆轲刺秦失败后,作为同党的高渐离,为避缉捕,变更名姓,做了佣人。虽做下人,高渐离心气仍在,每闻主人家有客击筑,就彷徨不去,而且率性臧否。久之,主人觉得奇怪,有天就召高渐离来击筑。渐离也不想再隐伏,遂出其匣中筑,更换善衣而出,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秦始皇听说此事,怜惜渐离的音乐才能,赦免了他的死罪,刺瞎其双眼,仍令击筑。渐离泰然处之,击筑如常。久之,能近秦始皇身边。渐离就以铅置筑中增加重量,差不多可当哑铃用。等到再近秦始皇时,高渐离举筑猛扑始皇,不中,被杀。 高渐离出身市井,正是战国平民之侠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的侠士,多起于草根。譬如隐士侯嬴,不过是个看门的老头,但因缘际会,竟能策划信陵君虎符救赵的惊世之举,后自杀以谢知己。再如朱亥,原本是市井鼓刀屠者,因信陵君礼遇,也能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 韩非子说, “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 。其实,平民之侠不但犯禁,还是民间立法者——他们的法律就是道义,要用平民的道德感与侠义精神对抗庙堂的礼法,为此不惜杀身成仁,虽万千人吾往矣。从诞生开始,平民之侠与士大夫之儒就处于对立的两个集团。如王策所言: “ 儒是官方的,侠是民间的;儒性依附,侠性独立;儒讲仁,侠重义;儒侠智,侠恃勇;儒性柔,侠性刚;儒崇善,侠惩恶 ” 。顾颉刚更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透彻指出:“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意气。……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归侠,所业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做极端之表现……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 不少学者因为侠与儒的对立,常把侠的兴起归于墨家,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在我看来,侠的兴起乃是因为平民尚武之风及贵族养士之风的双重作用,墨家只是在此浪潮中涌现的一个大组织、大学派。并非是因为墨家兴起才有平民之侠,恰相反,是平民之侠兴起,才有墨家之拔地而起。 事实上,战国侠士的平民意味,司马迁《史记》早有揭橥。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赞美游侠 “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 ,且将其分为 “ 布衣之侠 ” 、 “ 闾巷之侠 ” 与 “ 匹夫之侠 ” 三种,而无论哪种,都在强调侠的平民身份。余英时因此阐释说,中国的侠在历史舞台出现之初即有浓厚平民色彩,非贵族独占,这是中国的侠与西方骑士之间最显著的文化差异。 战国平民之侠的兴起,有两大重要原因,一是平民成为战斗之主力,二是战国独特的养士之风。 齐思和在《战国制度考》中说,战国时平民成为战斗主力,于是尚武好勇之风传播于平民,游侠之风兴焉,且与春秋时代不同。春秋之侠士刺客,限于贵族,战国则举国皆兵,于是抱关击柝、屠狗椎埋之流,莫不慷慨激昂,好勇任侠,以国士自许。 仅仅是平民单方面的血勇泛滥,不能支持侠的兴起。硬币的另一面是贵族卿相的养士及礼贤下士。战国时养士之风也与春秋时代不同。春秋时代谁若豢养私士,将被视为野心家,而战国时的养士,则被传为美谈。如《孔丛子 · 居卫》所分析的,春秋时代 “ 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 ” ,养士则意味着鬼祟算盘,甚至背叛,故养士之风不得大倡;战国时代 “ 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 ” ,对世家贵族而言,养士从道义上已无任何污损之危险,从实用上又不得不为之,故养士之风大炽。 在以战国四公子为首的世家贵族的养士豪情催动下,原本散落民间,呈原子化个人状态的侠士逐渐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重要而活跃的阶层。今日我们熟知荆轲、高渐离、侯嬴、朱亥、唐雎等人物,但要知道,他们并非一个人战斗,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侠士群体。《庄子 · 说剑》篇记载,赵惠文王养三千剑士,均 “ 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 ” ,显然并非贵族出身,而是草莽平民,文学修养及衣冠打扮都不够上流社会。另《史记》记载,孟尝君在其封地招揽各地任侠,连通缉犯、杀人犯也照单全收,全盛时期人数成千上万,直接就可以组支军队拉出去跟诸侯国打仗了。 侠士正是在上规模的联合聚集后,形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集团,最后才能发展成为具备势力和影响的独立存在的社会阶层。如果侠士仅仅是匹马单枪的游侠、独行侠,很难长期存在,也很难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两汉以后侠的没落,重要原因正在于此。因秦汉以后,中国渐入中央集权体制,侠作为民间或地方的一种势力,是不能不被击打、破碎的。而到近代民族国家建立,法治秩序与社会规范渐渐形成,平民之侠就不止没落,而且是灭亡了。 尽管平民之侠在今天已经很难复兴,也没必要复兴,但平民之侠的精神,仍有不少闪光点可供今人汲取。梁启超著《中国之武士道》 ,将平民之侠的精神归结为 “ 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 ” ,可谓精当之论。 在我看来,平民之侠是有光与诚的,光是他的勇气、血性与力量,诚是他的道德感、讲原则与重担当。如其浊世横流,强权者肆无忌惮,大人先生却只顾坐而论道,这时,唤起一些平民任侠的精神,也许就并非没有必要了。 [延伸阅读] 直接点击标题即可进入该文,网易博文有BUG,不显示下划线! 清代内务府与皇家特供 晚明党社:士人的分权运动 清代的采生折割与乞丐救济管理 清代历史中的谣言 明代帝王与妖道 清代水灾与民间救济 麻城冤案与清代刑讯逼供 清代贱民等级与社会流动 清代社会的禁欲与纵欲 清代的息讼倡导与社会控制 清代的贪腐与“救赎” 清代雪灾与士绅社会 关于报复:清代土豪二三事 清代中叶的扬州四维 清代讲故事的人:《扬州画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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