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健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按：此文的分析鞭辟入里，主要观点我十分赞同——“因为没有理性、没有信仰，所以，个人无人格，社会无正义。于是，腐败横行，道德沦丧；而且，经济越发展，文化越堕落。这样的国家，如何做到“长治久安”？人民何来幸福与尊严？”，特推荐阅读。 本文由若干问答组成。每一条所涉及的论题都比较艰深，所以，其答案也是线条式的。不过，将这些线条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就看清楚了中国的真实模样。 1、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有什么问题？ 在中国，真正自信地活着的人，是非常罕见的。没有人能够坦然面对社会、面对生活、面对他人，很多时候甚至连起码的道德也不敢讲。稍有反省意识的人都生活在一种空虚、失落、恐慌和焦躁的情绪之中，并且绝大多数人只能用物质刺激来充当精神慰藉。大家都感到没有出路。很多人即使有了宗教信仰，成了基督徒、佛教徒等，一旦遭遇现实，心情也会变得格外沮丧。 实际上，不管你是否认同西方文明，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在物质生活条件上，很多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差。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中国人觉得惶惶不可终日呢？其实原因再也简单不过！因为中国人的人格是空洞的。或者说，中国人没有人格。或者说，中国人没有“内在自我”。由于没有“人格担保”，所以，中国人害怕真实的世界，宁可将自己封闭在心灵的牢狱之内。或者，即使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很难突破社会的包围圈。事实上，由于“无我”，中国人一旦与周围的环境发生紧张关系的时候，神经就会变得异常脆弱。 中国人即使移民海外，也很难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据说，中国人在海外还是要搞“窝里斗”的。因为在中国人那里，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历史无意识”。这就是刘小枫所说的：“有一条无形地制约着中国人的至今不衰的传统律令：要做中国人，而不要做人。”中国的问题，其实永远都是那个老问题。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中国人甚至想做奴隶都艰难，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在中国，你想“做人”，等于是向全社会发出挑衅。而心安理得地“做中国人”，则“好处”很多。最大的好处就是，“皇帝轮流当”。在中国，小孩子都知道做皇帝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包括农村家庭在内，中国人从小就得接受这种帝王崇拜的“洗礼”。儒家更是声张“内圣外王”的所谓理想人格。事实上，中国就有数不清的皇帝，李光耀说中国各省的诸侯是“小皇帝”。以此类推，中国的无数村长都是“皇帝”级别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权意识支配了整个的社会心理。有了特权，“做中国人”的“好处”就显得格外突出了，例如，可以无端制造罪恶，可以没完没了地折腾自己人；可以过一种不费力气的寄生虫式的生活；可以尽情地做坏事，而且能够集中力量干大坏事；等等等等。 认识到了这种社会心理，我们就可以对中西方社会进行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式的比较分析了。 2、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究竟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是完全相反的社会类型。但有一点似乎是相同的，这一点就是“人性”。德国思想家谢林说中国人是“第二人类”，马克思说中国是“木乃伊”，这些都是隐喻，指的是中国人尚未从混沌的人性中走出来。 严格地说，中国人的人性更接近动物性，因此我们还不能从人类文明的广度和深度来说中国人有人性。从动物性到人性再到神性，这是一个完满自洽的循环，它们是彼此观照的关系。因此，谈人性不能孤立地进行；就人性说人性，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这就像我们谈论现实，如果不能结合历史与未来，现实就仅仅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缺乏加工的材料。 很显然，中国人的人性是断裂了的。中国人接不上这个“动物性——人性——神性”的循环。所以，就连人性，中国人也无法将其彰显起来。以此来看，中国人与西方人相较，前者的确很难算“社会人”，而只能看作“自然人”。这不是妄自菲薄，事实就是这样。否则，我们为什么经常说“要呼唤人性”？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人的人性尚未觉醒！ 人性不能觉醒，是很危险的。它意味着，中国人只能走下坡路，社会只能趋向溃败。因为人性向下，就是动物性畸长，而神性荒芜。一个动物性发达的社会，只能适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没有“人”的立足之地。事实上，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吃喝、消费。我们不难发现，外来物质文明灌输到中国越多，中国文化就越垃圾。当今的中国人，在胃口上越来越大，而在精神上越来越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当今中国与世界主流是背道而驰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居“安”思危，我们才有拯救自己的决心。 3、理解中西社会差异的关键概念是什么？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是相反的。例如社会制度，中西的根本差异是：西方社会是自组织的，并且国家服务于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由国家来进行组织的，并且国家高于社会。因此，西方社会是契约型社会，也可以说是合作型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管制型社会，也可以说是不合作型的社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没有社会”！ 西方社会是权利至上（即个人至上），中国社会是权力至上（即国家至上）。权利与权力，哪个居于优先地位，决定了中西社会的体制性的差异。在西方，“惟有权利才能成为绝对的东西”（伯林）。西方现代社会的基石是个人权利，一切都在个人权利上展开。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权利意识。当今中国人头脑中的那些权利意识，还是制度移植的后果，是晚近的事情。所以，权利意识是否发达，是理解中西差异的一个关键概念。但权利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它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没有哲学思考的民族，是不可能理解权利的。权利意识的核心是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却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即“认识你自己”；同时，权利还是一个信仰问题，因为如何主张权利，主张什么样的权利，都无法离开道德思考。 在西方，权利是神圣的，放弃个人权利等于不道德，等于对社会的不负责任。而在中国，权力是神圣的，违背权力就等于大逆不道，等于与社会伦常作对。因此，在西方，个人权利就是人格的具体表现；而在中国，个人有无人格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中西社会人际关系的差异。在西方，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他人不可取代；而在中国，每个人都没有独立价值，每个人都得依附于他人，尤其是依附于权力、特权或者国家。在表面上，中国人依附于家庭、宗法伦理，实际上，本质上是依附于权力，而很难意识到自身的权利。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因此，中国在社会思想上，仍然处于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前现代社会，并且，这一点非常顽固。 时至今日，中国人对权力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心态。这是原始巫术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残留，也是孔教、儒学长期洗脑的产物。在中国，君主的地位至高无上，他既是世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天上神权的最高代表。所以，很自然地，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是整个国家的意志，国家也就具备了神圣性。而在西方社会，“人”才是目的，国家不过是手段，就像韦伯强调的那样，国家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国家只不过“是实现完全不同的其他各种价值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国家只能从这些其他价值那里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因而也只有当国家坚守自己的这一行动使命的时候，它才能保住这一尊严。” 4、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差异？ 用权利概念来考察中西方社会，我们就不难发现二者的相背性。例如：【在社会核心价值上】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人权；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是王权。弗里德里希在其所著的《超验正义》一书中写道：“整个西方宪政史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王、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而全体中国人的导师孔子则认为，王权是至高无上的；“君权神授”，君主是全国人民的大家长；君臣父子的伦常关系，任何人都不得违抗。因此，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一般都认为，个人才是目的，如果把最终的价值归属国家，那就是“偶像崇拜”。在西方，世俗权力必须接受信仰与理性的制约，即宗教与法律都有高于政治的地方。但在中国，世俗权力就是信仰本身。 【在政治权力来源上】中国人用的是“夺天下”的方式，天下一旦夺得——不管凭借什么方法——整个天下就是自己的了；而在西方，权力是公共的，而且公共权力不过是私人让渡个人权利的共同契约，更重要的是，公共权力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保护私人权利。权力来源上的不同，也导致了权力运行方式的差异：中国是集权，西方是分权。集权的根本，是权力的人身依附性；分权的根本，是权力的契约性。同时，它还导致了社会治理的不同：西方是个人自治、公司自治、社会自治，中国是没有任何相应的自治。 【在社会属性上】西方是公民社会，中国是私民社会。私民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没有契约关系，只有血缘和宗法关系，所以中国也不会有以契约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而西方的公民社会是依据契约精神组建的社会，所以，西方是契约社会，公民就是处在双重契约中的人，一个是个人与神签下的约，一个是在人的平面内签下的约。对应于双重契约，公民社会突出两个平等，即，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在权利和义务的均衡关系上人人平等。 【在社会阶层划分上】西方的社会阶层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连续体，而且，每个人都有多重社会角色，所以，西方人的生命形态丰富多彩。一个人可以拥有多种社会身份，而且都是积极主动的。但中国的社会阶层自古以来就十分单调。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社会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远在欧洲人还没有来到中国之前就享受着治外法权，也不用领事裁判；另一个是非衙门阶级，他们纳税，守法。讲的稍微残酷一些，中国只有两个阶级，在竞赛中跑在前面的狗与落在后面的狗，他们也经常调换位置。”黑格尔说得更好一些，他认为，中国人都是平等的，因为在皇帝面前大家都是跪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只有一个政治人物，他就是皇帝。 5、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有哪些？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在于社会有无理性与信仰的文化因子。这种根本性的差异还表现为：有无公私分离，有无社会正义，有无公民社会，有无民主法治，有无个人产权，有无公共道德，等等等等。如果单从社会意识上分析，就是有无公共精神。经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没有个人权利，就没有公共权力。所以，正如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言，公私分离是社会正义的底线。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条底线。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天下、大一统的国家，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公私分离，也因此这个社会从来就没有什么正义。正是基于这一点，19世纪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都在呼吁“公共性”问题。金耀基说：“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下，出现了种种对中国积弱的诊断，并开出了种种药方。在众多诊断中，几乎没有例外的，都以‘私’是中国积弱的原因，而在众多的药方中，‘公’则被视为中国最缺少，而又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建立的道德因素。” 1930年代，林语堂就在《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公共精神’是一个新名词，正如‘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名词一样。在中国没有这类商品。”他甚至清醒地说道：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那么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林语堂认为，由于没有“公共精神”、“社会纪律”、“公民意识”，所以，中国“所有社会组织形式都归于失败”！梁漱溟则指出：“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同时亦应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本。……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惊奇。”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说：“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不过，陈独秀认为，妨碍中国人的“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家族主义。他说：“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都做了家族的牺牲品。”实际上，“无我”的中国人，就连“私”也是没有的。例如，中国人的不自由，与没有私有财产权也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最应该“私”的地方也无法真正“私”起来。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说过：“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 6、到底谁在阻碍中国社会的进化？ 阻碍中国社会进化的力量，可谓盘根错节。但从根本上说，是帝王崇拜和儒家伦理，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无法无天，公私不分。正如史华兹所言，中国社会有个“天花板”，它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孔教思想则强化了这种权力哲学。 亨廷顿认为，儒教和受儒教影响的社会一直不适合民主，“儒家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而且就个人权利存在程度而言，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思想团体和政党的冲突被看作是危险和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自全国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这种专制主义传统影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历史地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某种“先天不足”，即某种不成熟、不完善状况。 由于没有民主，所以，中国社会阶层板结、固化。正如林语堂看到的那样，中国只有两个社会阶级：衙门阶级和非衙门阶级。“衙门家庭又正可以比做榕树。它们的根与根相交错，再交错，像扇子一样展开。而中国社会就像是一个山上的榕树林，经过一个调整过程，这些树都在太阳底下争到了一块地盘，相互和平共处。有一些树所处的位置较其他为好，他们就相互维护并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正如当代中国流行的俗语，‘官官相护’。普通人民就是土地，供给这些大树以营养，使他们成长。” 我认为，中国社会进化最大的阻碍力量是所谓的“读书人”——无论是否进入“体制内”，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无法创造社会性的价值。中国的“读书人”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牛虻，不是知识的生产者，而是社会的吸血虫。中国社会的奇特之处在于，人们普遍认为“读书人”应该享有特权，而且，每个中国家庭都在砸锅卖铁地培养着这样的下一代。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时候，完全可以说，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等说教，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寄生虫群体。中国“读书人”的变态人格，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变态思想。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知。尤其是“读书人”自身，应该进行痛彻的悔悟。 中国文化的失败，就失败在“读书人”形成的“社会精英”阶层没有人格追求。林语堂说道：“这些人（指所谓‘中国的学士们’）构成了中国所谓的‘上流’阶层。我们再用森林作比。这些上流阶层是寄生虫，他们有办法毫不费力地爬到最高的树上去。中国所有的榕树都被这样的寄生虫包围着。换句话说，他们能爬到树上，悄悄地说一句好听的话，就可以吸吮大地的乳汁，顺便地把一张委任状塞进兜里。更有甚者，他们经常从树那里接受喝干大地乳汁的责任。”“大地的乳汁被用来滋养那些寄生虫。可悲的是，人民被愚弄，政府及社会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一切，只不过是养肥了寄生虫们自己的家庭。” 中国当今的“社会精英”之所以没有社会变革的动机与动力，是因为中国当今的体制就是为他们服务的，在这种体制之内，他们享受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逍遥法外！这种“无法无天”的生活，是所有缺德的人的共同追求。实际上，中国的“仁政”、“德治”都是毁灭人性的说教。所以，治国必须依靠法治。法律应该高于政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老大难问题。 这一点，林语堂也说得非常明白：“那些认为我所讲的将人性置于法制之下的观点伤了他们感情的官员们，就应该多少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在一个严格按照孔子仁政观点管理的股份公司中投资，在这里，股东们不举行任何会议，不清理帐目，别人也不查帐，为债务问题潜逃的财务管理员或经理也得不到惩罚。中国政府正是以这种绅士风度管理着。如果现在的政府有了什么改进，也是由于受了西方的影响。西方人敢于要求统治者清理帐目，不害怕这样做会使自己失掉任何绅士的荣誉。然而，在中国政府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它就永远会像一个混乱的股份公司。这里只有经理和职员们在牟取暴利，股东们却在失去信心，都感到沮丧——他们就是中国的黎民百姓。”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问题的总根子是：帝王崇拜、儒家伦理导致整个社会无法无天，公私不分。因为没有理性、没有信仰，所以，个人无人格，社会无正义。于是，腐败横行，道德沦丧；而且，经济越发展，文化越堕落。这样的国家，如何做到“长治久安”？人民何来幸福与尊严？ 那么，有无解救之道？当然是有的。中国人要争取的，还是做人的资格问题。即，中国要好起来，首要的事情是，中国人必须获得“人格”。关键词是“人格”。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人格？又如何争取人格？这是一个本文没有交代完毕的问题，也是我下一篇文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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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的理性成长 ——读《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 信孚大学学员    王能斌     面对转型中的大英帝国，当年的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无限感慨的写道：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头，那是愚蠢的年头…… 今天将这句话用在当下，我认为也是对中国的最好注解。 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是因为世界的主题已是和平与发展，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在延续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基本上实现了免于匮乏和饥饿的权利，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因为暴力革命的基因正在悄然分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因为置于信息时代下的权威体制已经分崩离析。…… 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是因为权力的腐败侵蚀了社会的整个机体，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是因为信仰和价值观普遍丢失所造成的全面道德沦丧，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是因为贫富差距的现状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还因为一切丑恶的现象都逃不过互联网的捕捉和晾晒，视眼和听觉所到处处让人感到不可忍受。…… 我们分明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听得见前进的步伐，与此同时那些专制痼疾和权力病根却好像获取了永恒的力量没有了变好的可能。在最好与最坏的时代当中，我们该何去何从。吴老师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和观点，那搭建《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走向现代民主法治的道路。 吴老师在《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一书中全面审视了当下中国的社会和人文生态，从政治体制到县政改革，从城市管理到社会公益，从学术育人到网络文化，再从人文艺术到传统民俗，为十字路口的中国逐个把脉。 开篇就抓住当下中国的根本——政治体制，他在《中国靠什么站起来》一文中这样给政治定位， “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风貌与气质和衣饰，政治呢，是一个国家的骨骼架构 ”。 我们不能说一切社会问题都拜政治所赐，被权力绑架的政治才会败坏社会的伦理情感和价值观。一位民国元老曾经大发感慨，政治是世界上最脏的东西，但是男人最喜欢操弄。显然是误读了政治的本义，混淆了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 政治需要的是修复和回归，而不是消灭。吴老师追溯了“政治”一词的源头，在古希腊政治就是城邦公共事务的意思。尽管城邦之国与地域大国有很大区别，政治的本质和来源却并不会因此改变，它是每一个国民的利益共同体，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过问和关心。 任何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都需要一个政府组织维持着基本的规章制度，作为守夜人的政府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正义的化身，这就决定其本身更应遵守制度和规则，如此规则和制度才能赢得人们的敬意。如洛克所说， “正是因为原本处于自由状态下的人们感到有所不便，才转让个人的一部分权利给充当调解者和冲裁者的角色组成政府，” 这就决定了政府是为人而存在，属于公民，而不是相反。历史上的国家组织却被当权者绑架，作为侵蚀社会和压制民众的手段，是造成法治无效和政权倾轧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现状到了近代的西方才被重新扭转和更正。政治作为众人意志的体现，必须给政府组织制定明确的权力界限，以保障人权，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准则。 在当下的中国，最具城邦特征的县政成为官民冲突最激烈的部位，重创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和希望，造成极大的执政危机。原因并不复杂，仍然是本来应属全体公民的公器不受制约，成为一小撮利益集团随心所欲的私器，“ 这样， 县府就越做越大,公权与私利被捆绑在一起,成为侵蚀民间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巨大怪兽”。以至于发展到“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行政力量摆平”的程度。 问题的根源乃是公权力的合法性，对上负责的单向体制势必纵容当权者对人民权利和利益的忽视，同时以弄虚作假来敷衍上级的政绩要求，一切真相只要有损政府形象和利益的所为，无不备受打压，严重阻碍了政府与人民沟通的渠道。于是野蛮拆迁和以血的方式抗法案例屡见不鲜。 人民可以忍受艰难和困苦，却绝对不能容忍腐败和不公，暗箱操作的政治成为一切不公的遮羞布，让政治在阳光下运行已经刻不容缓。具体来说，就是“还权于民”，让民间社会来制约和监督无限膨胀的县政权力，才能使官民矛盾得到最大限度的缓冲和调解。 县政是中国的行政基座，它的健康稳固与否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是健康还是颓败。绝不是危言耸听。 我们庆幸的看到，当局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正越来越来现代化和民主化，“以人为本”和“权为民所赋”就是开明的政治话语体现。政治正在回归他的本来面目，回归人性，它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也是神秘兮兮的暗箱，更不是最高领袖的最高意志体现。它是公民权责的本质体现。 然而，随着权威体制的瓦解，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官僚体制进入市场领域通过特权手段攫取了巨大的改革成果，形成广泛的特权利益集团，左右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是党内改革的最大障碍。个别开明的领导人已无力开启社会变革的阀门。尽管普世价值开始被胡温政府肯定，温家宝总理多次肯定政改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我们仍然看不到切实的政改行动，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因为体制弊病所造成的人道灾难和不幸重复着发生和上演而无可奈何。 巨变的时代，充满了矛盾和阵痛，旧体制的本质属性决定了顽固势力总在体制内占绝对优势，是转型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渴望改革的人们一旦燃起改变的欲望，守旧分子就成为他们不能容忍的对象，暴力推翻它成为唯一的选择。这是现中国转型的最大危机，和百年前满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的处境极为相似。 “ 大清政府向君主立宪制转型，失败了，因为改良转型的速度，没有快过革命的速度。国民党希望通过军政向训政、宪政转型，也没有快过共产主义革命统一全中国的速度，失败了。” 值得告慰的是，改良的思路日渐深入民心，暴力革命因为沉重的历史后遗症开始为人们所反思和审视，一切推倒重来的可能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否定，这就是人民向公民身份转变的理性反应。享受到衣食足的改革开放成果的中国人，更加渴望和平与稳定，我们有望永远摆脱“以暴制暴”的循环怪圈，跳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年漩涡。从此拐上现代文明国家的发展道路。 悠久的皇权历史和专制思维，决定了这是一条至今看来仍然是漫长的道路，明君清官固然已不值得期待和盼望，其价值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分析，也是历史解剖的必然趋势。他们就像是历朝历代的一颗颗孤零零的流星，在半空中呼啸而过，只留下一声绝响，令人扼腕叹息。这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不需要。 对一个转型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开明的政治家和良知的知识分子尤其显得重要。假如美国的创建者没有一大批人格高尚的清教徒自始自终维持着自由和平等的底线，，很难设想今日美国会成为自由的象征；假如南非的转型没有图图大主教和曼德拉等人的温和宽容，南非是否会有今日种族隔离政策的分崩离析。这是一个痛苦的悖论，自由体制的建立，来自不自由者的创造。 今日之中国，仍然需要一批心忧天下胸怀万民的政治家，兼备保守和开明的综合品质，缓解民众和顽固的守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保守是为了获得党内的支持，因此不顽固，开明是为了缓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因为更需要执中。，中国，需要最后一位继往开来的政治家，来辅佐这个千年帝国完成彻底的转型。 正如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同样也会塑造什么样的政治家，暴民中往往产生阴谋家，只有公民意识才会促使温和政治家的诞生。公民社会是培育开明政治家的坚实土壤，民间社会仍然是制衡特权阶级启动变革的主要力量，没有公民意识的普遍的成长，政治家的改革蓝图就永远是水中花，镜中月。只会重新沦为阴谋家和无知者的权力狂欢。 公民意识的成长，就是不偏执不极端，不仅应该呼吁本属于个人的言论权，自由权，同时深知肩负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以理性的方式表达合理的诉求，发出独立的声音。告别犬儒，如佛家之言，正是我们众人所种之善因，造就我们国人之善果。而不是将忍辱负重当作安身立命的准则。 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最终需要以和解而不是打倒的方式获取，历史给我们留下太多打旧政权被推翻同样的新政权便马上出现的惨痛教训，这就需要我们对未来之路作彻底的反思，暴力永远只能制造仇恨，宽容才是和解的前提，当旧的造恶者成为新的弱者，宽恕他们不仅意味着对同胞的人性还抱有信任和希望。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超越了人性中的魔障，让自我灵魂获得救赎。历史的宿怨和纠葛就此消解。 宽恕不是遗忘和回避事实， “ 如果是单纯的遗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宽恕”，“宽恕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为的是改变自己的态度，为的是克制愤怒和报复心。忘却也许是制怒和不报复最有效的法子。但是，由于忘却只是一种忽略而非一种决定，遗忘却并不是宽恕 ”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宽恕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伟大实践，这是人性的最大荣耀。它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爱之体现，只有宽恕可以让我们共同面对未来，告慰往昔。 吴老师在详实描述了南非温和的和解运动后，对宽恕的力量和在当下中国的意义作了充分肯定： “ 它不追求通过简单的处罚获得正义，或让一部分人获得解气，它要让整个社会通过真相与和解，重建理性与互信，让人成为真正的有良知的、向善的人。 ”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呼唤，理性是改良的温和力量。因为网络的出现，信息的传播变得空前广泛和通畅起来，其本质的四通八达使得钳制言论变得异常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了权贵部门的飞扬跋扈，同时网络也成为民众释放不满情绪的自由场，正是网络传播的出现，让官民矛盾，贫富差距的矛盾得到了缓冲和稀释。 一批人格独立、有着正义追求的公共知识分子，凭借网络的平台，以现代文化的理念，不炫耀学问，不卖弄技巧，针砭时弊，客观的论证是非，传播理性的常识，“不虚美，不隐恶”， “ 一些过去敏感的语言，也因为这些学者的大量思考与叙述，而不断脱敏，成为非敏感的公共话语 ” 。正是他们“喋喋不休”的客观思考言论在网络上经过激烈讨论，最大程度上启蒙了成长于失败教育体制下的一代青少年。弥补了理性思维不足的缺憾。 启蒙瓦解了政治的神秘性和权威性，促成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意识的觉醒，又进一步成为与权力抗衡的温和力量，这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上的良性循环。 是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最好的时代，不是因为救世主的恩典，也不是上天的眷顾。这个最好的时代，是每一个人自我意识理性成长的过程。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You Cannot Kill An Ideology With A Gun .

1、@北京-王朔：在这个时代，所有为体制推波助澜的行为被定义为爱国，让人听到这个词就恶心，即使没有这样的定义，爱国也根本不改是道德标准之一，只是一种低级情感。爱真理，爱公平，爱正义，爱自由的人更可爱一些，那些自以为爱国就占领道德至高点的人十分可笑，所以说，谁爱国，谁傻逼。 2、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故意杀人罪犯药家鑫今天上午在陕西省西安市被依法执行死刑。 3、继江西下岗女工刘萍，天涯社区商务运营总监梁树新、社会评论家李承鹏、专栏作家五岳散人等参加当地人大选举后，网络上又传出作家、时评家曹天日前也透露自己愿出资一亿人民币参选郑州市长。曹天表示：不用怀疑我的动机，我想用《选举法》撬动僵硬的干部任用体制。” 4、世界发达国家居民消费1000度的电能的费用占全国月平均工资的6.79%，具体如下：韩国3.19%，美国2.67%，挪威 2.29%，瑞士4.36%，芬兰4.24%，英国5.77%，日本8.19%，等。目前中国这一数字是30.68%，也就是说，相对中国的平均工资而言，目前中国的电价是发达国家的4.52倍。 5、教育部日前发布2011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结果，通过对全国140所高校的2.5万余名大学生调查显示，近八成大学生有入党意愿，超九成的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6、据悉，华夏时报特稿部主任陈锋因不满主管单位某领导要求其暂停发微博，不要报道福建沙县洋坊村村民罢免现任村主任一事。6日下午宣布绝食3天，停发微博3天。 7、5日，福建安溪发生一起悲剧：17岁少年从15楼上跳楼自杀，其父在楼下不顾一切接住儿子，当场被砸身亡。轻生少年仅是因常无证驾驶摩托车外出，其父考虑到安全问题，对儿子进行劝说而引发争吵轻生。 8、广东省妇联一项调查称“养孩子月花销2648元”，却引得众多“孩奴”大吐苦水，他们晒出的育儿账单中不少孩子光4年幼儿园的学费就近10万元，小学择校费多在5万元以上，中学课外辅导费6年下来又将近10万元，不少家长感慨“生孩子如同生‘老板’”。 9、日前，广电总局的官方网站上公布了通知，称“个别剧目在表现抗战和对敌斗争等内容时，脱离历史真实和生活实际，没有边际地胡编乱造，将严肃的抗战和对敌斗争娱乐化”。 10、延安一对兄妹替父看摊时遭遇双创办执法人员要没收水果摊，两孩子用身体去尽力保护。兄妹俩将带伤参加考试，对此事件双创办认为是撕扯，不是打人。 11、俄罗斯总理普京表示，他掌握的报告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应当是一场阴谋的受害人，背后的枪手恰是美国情报机关。有外国媒体曝出这份报告的内容称，卡恩被捕可能是被陷害，因为卡恩掌握了美国191.3吨黄金储备“失踪”的证据。 12、乔布斯日前再次现身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宣布将推出新的Mac OS X Lion，新的iOS 5，以及免费的iCloud云服务。引人注目的iOS 5将新增200多项功能。 13、近日，印度瑜伽大师拉姆德夫带领数万追随者，在首都新德里举行集体绝食，他们要求政府采取极其强硬的措施惩治贪污腐败，甚至要求对贪官污吏处以极刑。 14、广东潮州市6日晚发生一起因外省民工欠薪讨款引发的聚集事件。在潮州市潮安县古巷镇打工的熊某等人到所工作的华意陶瓷厂讨要拖欠的工资。期间，与工厂老板苏某发生争执，熊某被对方指使人员砍断手筋脚筋。 15、7日凌晨，中国短道速滑队在丽江茶马古道遭遇意外，返回酒店路途中与当地20-30名疑似保安人员发生冲突，短道速滑队集体挨揍，至少10人受伤。 16、美国佛罗里达州12岁男孩费尔南德兹可能成为美国年龄最小的服终身监禁的犯人。他被控在家里殴打两岁的弟弟至死，检察官要求以成年人身份审判费尔南德兹，因为如果以少年犯身份审判，他将能够在21岁时获释。检察官认为有必要制止他再次行凶。 17、韩联社6日报道，对于韩国一些预备役兵营使用已故金日成、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及其子金正恩的照片进行打靶训练的情况，朝鲜通过各种媒体，甚至动员居民予以强烈谴责。朝鲜媒体称“犯下特大犯罪的傀儡国防部长官”金宽镇等“军事流寇”需立即被处决。 18、6月4日，李娜获得2011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成为亚洲第一人。不过在获奖感言中，李娜感谢的不是国家不是“党”，而是赞助商、丈夫和其商业运作团队，因为她是以职业选手名义参赛的“个体户”。 19、美国在台协会称发现一份1904年的文件，证明孙中山是美国公民。当时孙中山因号召推翻满清被通缉，美国有所谓排华法案，孙进出美国困难，当时美国政界希望亚洲能出现第一个民主国家，所以运作让他成公民，清朝不能任意逮捕美国公民。 20、 美国犹他州一名高中生父亲，每天在学校校车经过自家门前时向坐在车内儿子挥手告别。他每次都打扮成不同的人物形象，坚持了一学年，大约 170天。扮过海盗、超人、蝙蝠侠、美人鱼等。父亲说，这是“以父亲的方式”向儿子说“我爱你”。父亲左腿有截肢。 21、石述思《〈建党伟业〉精彩演绎政治营销学》：《建党伟业》将验证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真理：优秀商人之所以有别于芸芸众生，关键在于他们不仅懂政治，且能进化到积极营销政治。这使俺不禁想起网上流传甚广的浙商22条军规，其中第一条便是每天收看新闻联播。 22、@热门微博：当一个青年每天只剩下4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洗脸、刷牙、走路、上厕所和吃三餐，而辛苦一年的工资还不够买城市3平米的房，再牛逼的心理咨询师也没有办法让他恢复对生命的热情。 23、金宰贤《谁的北京大学》：一直认为北大是一所能代表全中国的名校。但其实北大更是靠近“北京”的大学。北京高考生可能比其他城市优秀一些，但比其他地方高30几倍录取例显然离谱。中国当前高考制度缺乏机会平等，地域歧视现象严重。教育从社会阶级流动的阶梯变成为社会阶层固化的机制。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You Cannot Kill An Ideology With A Gun .

1.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首页刊登了一篇抨击 Google 的文章《谷歌，你想干什么》，警告 Google 要为“诽谤中国”付出代价。文章称，“谷歌不应该过多卷入国际政治斗争、充当政治博弈工具，一旦国际风云有变，恐怕会成为政治牺牲的对象，也将会被市场抛弃。” 2. 由住建部联合高和投资发布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称，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均 GDP 超越香港，位居中国全国第一。鄂尔多斯资产过亿人民币的富豪人数超过 7000 人，百万资产只能算是穷人。 3. 原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都亭办事处书记冉建新 4 日在巴东县检察院提审期间猝死，全身瘀血、多处外伤、背部还有多处被烧烫伤痕。 4. 在潘基文秘书长 6 月 6 日宣布将争取连任联合国秘书长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大使当天向新闻界表示，中国欢迎并支持潘基文争取连任；中国同时相信潘基文争取连任的努力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5. 京沪高铁近日通过初步验收，本月内即将投入运营。届时，京沪两地的车程将不到 5 个小时，可谓“陆地飞行”。在京沪高铁试验运行的 CRH380 动车组上，每个车厢均有 3G 无线网络，可提供无线上网服务。 6

最近关于三峡的争论已渐趋白热化，民间怨声载道，尤其是对于深受其害的长江中下游民众；而庙堂之上的一些所谓院士，既不正视已经出现的灾祸，也不谈科学规律，更不可能体恤民情，以老百姓的心态向政府建言献策。而是成天在那琢磨如何推卸责任，或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拒人千里之外，或胡搅蛮缠胡言乱语。对于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我们必须一一记录在案，用以防患将来有人颠倒是非、张冠李戴。何况，中国的一些院士还真是具有“优良”的颠倒是非的传统，比如说“哥德派”掌门人张光斗，居然说自己“当年不赞成修三门峡水库”，有如跪在杭州岳庙前的秦桧 突然站起来说：女士们先生们，是我当年朱仙镇大破金兵，直捣黄龙府…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真的不能再被一些人任意玩弄了。 记录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专家组组长沈国舫表示“在所有大工程里面，三峡工程经过最民主的的决策过程，是决策民主化的一个典范。” 事实是： 据曾担任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对三峡工程的来龙去脉和内幕情况十分了解的 李锐先生披露：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和多数专家组的负责人，都是原水电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都是极力主张三峡工程尽快上马的。参与论证的 412 位专家， 2/3 以上是由原水电部领导指定的，即天然赞成派。水电系统许多老专家因持不同意见没有被邀请，其中不仅包括反对最激烈的黄万里教授，还包括 50 年代参加过长江和三峡规划的专家及水利系统、地质方面颇有造诣的一些专家、教授。当时， 412 位专家分属 14 个专题组，每组成员只对本专题的论证结果签字，结果 14 个专项论证报告，有五个报告专家组不签字，即使如此照样挡不住政治工程的强硬上马。可能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在地质情况如此不明，超过 1 ／ 3 工程论证报告专家组不签字的情况下，还能强行上马。论证时，反对者排挤出去，赞成者拉请进来，排除异已意见，一切皆往有利论证，最后得出的结果可想而知。象水坝实力很强的美国，其论证方式却相反，人家是要把反面的可能一一证倒了，才可能心里有底工程上马。李锐对这次论证结果的评价是：“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以‘民主、科学’做外衣的‘自我论证’”。“论证结果并不能真正反映三峡工程问题的本质和要害”。 即便是后来在有“橡皮图章”之称的人大表决过程中，关于三峡的议案， 2600 多个代表中也有 177 票反对、 664 票弃权、 25 人未按表决器，异见如此之高前所未有。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决策者将不合理的议案交给本身就没有独立权力的议会去承担责任，绑架民意，最后就能顺利逃脱应有的责任。连民主都拒斥的国家，居然早就有了“民主典范”，不知道是哪门子民主，难道是您穿越出来的典范。   记录二：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恰恰相反，若没有三峡工程，长江中下游的干旱程度将会加剧。” 事实是： 去年夏天到今年春天，大旱一直持续着，重庆长江段成了一条细流，三峡下游的洞庭湖，自打三峡蓄水起，就开始露出干涸面目。今年更是整个长江中下游出现前所未见的枯水。长江流域气候的变化与三峡有着必然联系。   三峡的洪季开闸、旱季蓄水，加剧自然灾变。事实上三峡成库后，已经多次出现了逆调节现象，即缺水旱季它要保持蓄水高程关闸拦水，中下游越是缺水它越是少放水，利益集团利益和广大流域人民利益冲突；洪季上下游顶不住时它有自身算盘，不淹下游就选择淹上游，去年洪季时年先淹重庆，后来又因库容有限不得不回大泄洪，让下游抗洪雪上加霜。极易出现 1996 年湖南洞庭湖流域出现过的人为调蓄失误，导致人为将几次洪峰积在一起往下放，加剧洪患。因长江洪水进入荆江，有三条分流进入洞庭湖，洞庭湖无论旱涝，都成了直接受害区域。 旅德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撰文指出，三峡工程并无中国国务院所称的什么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真正实现的只有发电。三峡开发总公司有自己的电网，用于发电的水就是钱。三峡大坝恰恰是洪水季节放水，为了保大坝；枯水季节蓄水，保证水位发电。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长江流域出现干旱，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下泻流量多，进库流量少，库区的水才能往下游放，才能抗旱。抗洪时，库区应该拚命的蓄水，不往下游放水，不是水利专业的人都懂。 不管作用多大，三峡成库事实上改变了整个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而院士居然赵高附体，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记录三 : 院士卢耀如指出，“三峡后续规划再投 1700 亿也不算多”。 事实是 ：截至 2009 年 6 月底，三峡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1849 亿元。因为三峡工程并不是这个三峡建设集团靠银行的贷款拿来做工程，然后用自己的发电收入来归还银行的贷款这样的模式。而是中共政府通过收取特别的税，在每一度电里面征收一分钱的特种税，成立所谓的就是三峡基金修建的。那就是说三峡工程一半以上的投资是中国老百姓投资的。但是中国老百姓基本上没有从三峡工程它的发电效应里面得到任何的回报，它的电费不象以前葛洲坝一样是很便宜的，而是很贵的。连近在咫尺的宜昌民众都用不上三峡的电。 建三峡是全国人民出资的，而它现在所带来的不利的影响仍然要中国老百姓买单而不是长江三峡集团买单。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发电所得的收益，从 2003 年 7 月 10 日首台机组投产发电，到 2008 年 10 月，三峡工程累计上缴国税只有 202.77 亿元。这还不算国家对三峡工程实行了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三峡电站对外销售电力产品的增值税负担超过 8% 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三峡电站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在全部投产前 100% 缴入中央金库，作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直接返还给三峡工程建设单位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用于三峡工程建设”。 到底三峡的收益包括巨额财政优惠去了哪呢？可以肯定的说绝不会还富于民，而是造福了电力家族，造福了参与其中的一部份政府官员，造福了三峡开发公司，更造福了一大批砖家院士。所以，一些院士为了银子，可以肆无忌惮的豁出老脸去。 关于三峡的牛皮如今已经彻底破产，晚拆不如早拆。种种神话都是当初的那些“主上派”，想“扬我国威”的院士专家制造出来的，而他们现在都跳出来说“不要对三峡期望过高”。三峡工程既然有这么多问题，那么到底谁应该对它负责？现在似乎成了一堆糊涂账。其实关于三峡工程，当初的决策者们是敢做不敢当。所以，善良的国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千万不能让这些人蒙混过关。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You Cannot Kill An Ideology With A G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