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没有GFW，也会有诸如GFL（Game For Linux），GFU（Game For Unix），GFM（Game For Mac）之类的东西出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报纸。传说中，诸如新浪、网易这样的网媒，有一条内部规定：对于南方报业的报道，在未经确认前，不得作为正规消息转载。当然，这个只是传说，我不是内部人士，只能够不明真相。 对于GFW的过滤技术手段和原理，据说外国已经有人研究过了，考虑到内容比较专业，如果不是自行爬墙的话，知道了也没什么意义。而且现在市面上已经出现了不少一键使用的梯子工具，大家完全可以忽略这些东西。 在这里，我们特别的提出：GFW是一个自动化的软件。
阅读更多在专制国家，Twitter、Facebook等让人们有了新的合作工具，成为抗议和组织动员的“引擎”，为重构社会秩序创造了活动平台。 中国新疆7·5事件过程中，“饭否”这一微博也曾使事件的传播功能突然放大。伊朗大选经验更是勾起了中国政府无限忧愁。有此内外“经验”，中国政府对这些社交网站在非民主国家的新用途倍加警惕，并将其与美国“推行颜色革命的阴谋”联系起来。新华社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白宫奇怪指示：社交网站帮伊朗反对派搞串联”一文，认为伊朗成为美国“新颠覆手段试验场”，Twitter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在他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新工具。而Twitter这一被西方社会视为社交工具的网络产品，被一些不甘被防火墙圈堵的中国人用来讨论社会政治问题这一现象，以及它曾在伊朗大选中起过的作用，使部分观察者赋予它在西方世界并不具有的政治功能，Twitter Politics、twitter revolution等词成为英文世界的新词汇。 中国政府担心推特革命缘于网络恐惧症 Twitter成为部分中国网友的栖息之地，完全是中国政府日益严苛的政治审查导致的精神出走。西方世界有关twitter revolution之说，是因为他们以为网上的言论压力在中国能够轻易地转化为现实压力， 而中国政府的担忧则是缘于其近年来患上的网络恐惧症。 我这一看法是基于以下事实： 1、中国网民尽管达到3.84亿人，上网普及率达到28.9%，但其中对政治话题感兴趣的可能最多不超过5％，能够突破GFW到境外上网的人数就更少。这样一来至少形成了两种区隔：一是上网人群与非上网人群在信息上的区隔；二是国内网民与突破GFW人群的信息区隔。这种区隔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群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判断。 2、web1.0与web2.0的信息区隔。在web1.0时代，新浪新闻、新华网、人民网以及其他新闻门户类的网站多通过人工编辑，从大量信息中挑选出符合中国政府尺度的新闻置于首页或子栏目首页中。网民们阅读的新闻，实际上是过滤后的新闻，网民接受的信息是受网站控制的。只要控制了一个人接受的信息，也就很容易控制他的思想及其判断。现在进入web2.0时代，特点是由用户贡献内容（User Gives Content），即网站的全部信息不是由编辑提供的，而是由用户提供的。目前，已经熟悉如何在web1.0掌控互联网的中国政府已将控制重点转移至web2.0。 3、网络对不同观点人群产生分化作用。这点在web1.0时代已初露征兆，如人民网强国论坛、乌有之乡这类人群聚合有很强的同质性，几乎对任何不同意见都持极端排斥态度。web2.0在用户提供内容的基础上，其用户偏好聚合的服务更加强了这种趋势。一般来说，社会成员的共同经验，特别是由媒体所塑造的共同经验提供了某种社会的粘性。而在一个异质的社会中，人和人之间不容易了解，在处理社会问题上很难达到共识。 4、网友对事物的辨析能力与生活经验的相关性。通过twitter讨论，我发现一个现象：由于中国信息源受到控制，网友对自己能够体验的事物具有较强是非判断力，比如邓玉娇事件与官员贪腐等。但一谈到离他们生活较远的事务，如美国的政治经济、美中关系等，中共多年的宣传就成了不少人认知的出发点。以美国与波多黎各的关系而言，过去20年来的各项民调显示，多数民众已从维持“国协地位”转向为争取成为美国第51州。该地2008年6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将近7成的人希望成为美国的第51州，支持独立的不到2成。但直到2009年8月，中国还有人发表“波多黎各不当美国第51州”，向国内读者传达了完全错误的信息。 在一个禁止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国度里，每个人的思想形塑不是依靠教育，而是依靠个人化色彩相当浓的阅读经验及个人经验。因此中国人对于自己生活经验之外的事物尤其是有关民主自由的价值判断很难形成共识。互联网虽然能够成为交流工具，但通过这种交流改变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毒化教育的人群几十年形成的思想惯性，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渴望信息自由与渴望政治自由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这距离是需要依靠启蒙来完成的。中国目前缺乏的正是上世纪80年代那种启蒙。 我的结论是：现阶段，中国网民作为虚拟世界的“压力集团”，虽然在若干具体利益问题上具有温和表达不满和不服从的特征，但并非政治组织，不会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所谓核心利益（即执政地位）产生颠覆性影响。Twitter等微博的兴盛，只是极少部分希望逃离GFW监控的中国人，在寻找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言论平台。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阅读更多近期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就媒体是否应该报道以及如何报道，引发广发讨论。本人花费一天时间查阅了世界卫生组织、香港以及台湾相关研究，整理如下，欢迎传播。 香港地区重要的文献是，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 、香港赛马会和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合作发布的 《探讨传媒对自杀的影响：自杀新闻报道建议 》。这份建议36页，“手册旨在协助专业的传媒工作者，了解报导自杀消息可能出现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本手册在现有业内报导守则的基础上，提供更多的研究结果、外国经验和详细的注意事项和报导需知，供传媒工作者留意及自律。我们的目标是在确保公众的信息自由下，将可能因报导引致自杀高危者模仿的机会减至最低”。 全文点击这里下载 ，以下摘录如下 自杀的增加有种种社会因素，我们不能单纯的归罪于新闻报导，所谓「诿过于传讯的人」(Blaming the messenger)，自杀新闻报导是否会导致模仿性自杀行为，中外学者的研究也未能确立绝对的因果关系。但有共识的是，过度渲染有可能引起自杀率增加，而新闻工作者也有社会责任，既不偏不倚，不隐瞒事实，又不为煽情和市场而美化自杀行为。 世界卫生组织情绪健康及滥用药物部（精神病治疗）主管Dr J. M. Bertolote： 每年全球约有八十五万人死于自杀，超过一千五百万人企图自杀，令自杀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对青少年影响更甚，自杀乃全球15至35岁人士（不论男女）的死因中占首三位之内。 众多方式中，适当的传媒报导是十分重要的，可以是公布自杀数字引起社会关注，也可以是提供面对困难和寻求协助方法的教育工作。 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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