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路

作者：韩咏红    日期：2011-03-29 官员与媒体的互动 每年3月，从全国各地赴京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与全国人大代表共5000多人(政协委员约2200人，人大代表2800多人)，他们当中有中国的执政党与政府领导人、中央部长、地方党政领导、国企高管、各界精英名流、56个民族的成员，还包括道士和尚喇嘛，简而言之中国各行各业人士，入世出世的，全都代表了。有这样“代表一切”的雄心与传统，“两会”参见群体要搞得很庞大就不难理解。当然，5000多个参与者的身份比例与社会现实并不一致，官员、商人、精英占了代表中的大多数。从这个角度说，“两会”也是媒体记者与中国官员接触最直接，互动程度最高，政府政策与精英观点展示得最集中的一次重要性年度性聚会。 连续采访“两会”6年，并有机会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向总理提问，我脑海里有关“两会”的具象特征，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协与人大主席团表情认真、规整坐在台上的画面以外，更多的是微观细节：例如开闭幕或者举行全体会议的时候，北京天安门广场变成“两会”专属停车场，只有接送委员与代表的大巴，以及有车证的外交使节和媒体车才能进入;例如媒体去各种现场“扑”与会名人;还有明星官员的神龙见首不见尾。 每一年，在通过设在广场西侧的第一个安检点，穿越偌大的空地走向人民大会堂时，我在空旷的广场上更切身感觉到北京天安门的独特气派。看着普通的社会车辆都被隔在广场四周，即使身为记者心里都会不由自主泛起高人一等的特权意识，真正的与会代表不知道会是什么心情。 记者刚领略了广场的气派，一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眼前又是闹哄哄的景象——在政协与人大开幕前，东门台阶下必然是聚集了国内国外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摄影机，拿话筒堵参与的委员与代表，力图捕捉些什么只言片语可以回报社向领导交代。 那些能说善道，又享有知名度的话题人物，被记者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绝非难事。像今年，政协开幕当天引起大批媒体包围的有刘永好等。与此同时，在少数“名脸”的四周，则是大量知名度低或者没被媒体认出来的委员代表，他们可少人理会，与媒体名人的备受簇拥形成冰火两重天。 中央部长级的官员一般不走东门，他们可以避过有媒体布阵的东门台阶，取北门直接进入会堂，那里有红地毯和警戒线帮助官员防媒体近身。但是在红地毯外，记者可以自由活动，老练的同行会目不转睛看着进门的官员，看到面孔熟悉的就大喊“×部长”、“×主席”，希望大人先生们会留步回答提问。必须一提的是，人大新闻局的工作人员，会帮着拉领导面对媒体，每回也会有一两名大胆的记者(多数是境内记者)越过警戒线直接冲到官员面前提问。在“两会”会场上相对宽松的氛围里，记者一般不会被追究。这个过程颇能体现了“两会”上官员与媒体的互动特色。 热烈互动与神秘的对比 大会召开后，记者的工作就是旁听大会报告，进行解读，采访记者会、人大代表团小组审议会、政协分界别的讨论等等，一边观察台上台下与会者众生相。 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在全体会议上念完一遍，短者45分钟，长者两个半小时。舞台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席团成员定力十足，可以端坐那么长时间鲜少活动，但是看看会议厅后排以及大会堂二三层，就能发现很多人悄悄溜会场外透气，聊天，也有人借机到场外接受采访，和场内的肃穆相比，场外可热闹得很。今年人大开幕式上，中国的“红色后代”毛新宇少将在场外被眼尖的记者逮住，让一大群媒体激动了一会儿。 若有心仔细观察，在报告结束后官员们的互动更有趣，今年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当天，高层另外两名“红色后代”——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位置正好连在一起，听完报告后，他们两人起身一起退场。中国政坛人物的运作与互动方式，一般不喜展露于外。在这个情形下，记者不得不像侦探一样，拿着望远镜从各种蛛丝马迹去观察，“两会”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今年的“两会”中，最懂得与现场媒体互动、应答最灵巧的官员，依然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3月6日，重庆人大代表团进行开放团组活动。活动在3点开始，薄熙来大约在3点45分就停止代表们的发言，转入媒体提问时间。而且他与重庆市长黄奇帆还越战越勇，到了5点休会时间，他放其他代表们休息，自己与黄奇帆再接着回答问题，让一众境内外媒体或站或坐近距离围着他们，场面像“听爷爷讲当年的故事”。他喜欢微笑着喊记者作“小朋友”，面对台湾记者问到他儿子薄瓜瓜谈恋爱的传闻，薄熙来又做出新奇的表情，回答说：“这个是第三代的事情，我们现在都讲民主嘛，这个场子多谈重庆发展的事。” 最神秘的官员，当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和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这两个1963年出生的地方一把手，中共第六代干部中的领跑者，在2009年底各主政一方后已经连续参加了两次“两会”，去年他们低调得要化入背景之中。今年也一样，3月7日吉林与内蒙古同天举行开放团组活动，前者在早上，后者是下午，但无独有偶，孙政才与胡春华正好都缺席，外界没有近距离一窥未来有可能影响中国的人物。 热烈互动与神秘的对比，个中原因与三者所属位阶的不同构成什么因果关系，这就是另一个后续解读的故事了。“两会”年年举行，政策年年出台，而在政策以外的官场生态，也就是在“两会”期间媒体可以多些议论，让中国的政治讨论也热闹、活泼些。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风窗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作者：蔡子强 日期：2011-04-04 远隔重洋发生在日本的核事故，却触发了一场让中国成为国际媒体笑柄的“抢盐”风潮。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在内的多个大城市，以及一些偏远的县城和山区，市面所见的食盐都在几日甚至一日内被抢购一空。群众口耳相传，日本地震导致核电站辐射泄漏，很快祸延中国，碘片可以预防辐射，而盐中含有碘…… 这场风潮让人想起2003年非典爆发之初，地方政府试图掩盖疫情时，民众爆发的“抢醋”、“煲醋”风潮。 很多人以民智未开解释“抢盐”的理由，或以愚夫愚妇的行为一笑而过，我却想起读过的一本书——哈佛大学孔复礼(Philip Kuhn)教授所着的《叫魂》(Soulstealers)。 清朝乾隆年间，民间因为一种“叫魂”的妖术引发了广泛的恐慌。相传，如果术士们对某人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作法，便可偷走其灵魂精气，使其为术士所奴役，当事人会因此大病甚至死去。想不到，这样一个被现代人理所当然视为荒诞的谣言，当年竟影响了12个省份百姓的日常生活，弄得人心惶惶。 乾隆治下乃公认的盛世，为何这种关于妖术的无稽之谈会风行不止﹖这一切就好比今天的中国。正值大国崛起、国力大为改善之时，一个有关核幅射的谣言，就让多座城市不得安宁。 普通人会以一句民智未开简单概括的现象，孔复礼锲而不舍地追查了背后的原因。他提出了一个复杂的解释架构，牵涉到众多问题，包括：乾隆的管治权术及逻辑、清代中业社会的潜在危机、情境逻辑下百姓的理性行为以及官僚体制的运作等等。因为篇幅关系，本文不能一一道来，在这里却想提其中一个——社会或经济焦虑，是人们对妖术恐惧的根源。正是因为民众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也许是人口的过度增长，也许是担心市场力量上下浮动会“偷走”他们的生计)，才会对恐惧异常敏感。 一言以敝之，《叫魂》一书最大的教训和启发就是，任何能够引起社会大规模躁动的谣言，除事件本身外，往往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脉络。 寻常人可以用一句“民智未开”把事件轻轻带过，政府决策者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抢盐”风潮显示，虽然今天中国人把“大国崛起”挂在嘴边，但其实很多人严重缺乏安全感，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让他们躁动不安。 不安全感部分来自于生活的压力，例如通胀肆虐、百物腾贵、物资供应紧张，这些都是造成人心虚怯的因素。黎民百姓平常已有抢购和储存物资以防短缺和物价哄抬的习惯，再加上人浮于事、居住条件恶化等原因，就如孔复礼所说，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活遭遇周围种种看不见的威胁，便会产生焦虑及缔造谣言的土壤，抢盐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缺乏安全感的另一根源，是民众对政府、公权力、制度缺乏信任。当民众认为公权力不足以倚赖时，只得自求多福，万事靠自己。“抢盐”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产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港人称之为“just in case”。相比中国，这次核事故的所在地日本反而没有出现“抢盐”风潮，有人将此现象归因为当地民众素质较高，但请注意，根本原因是当地人民对政府和制度相对更信赖。 此外，中国是一个谣言容易一发不可收拾的国度。当政府长期垄断媒体、审查并筛选新闻，久而久之，公众便会慢慢察觉到，媒体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宣传功能远远大于其报道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因而会习惯从其他渠道寻找新闻、收听消息，以填补官方和媒体留下的空白。结果，口耳相传、道听途说，一个官方描述以外的公众认知世界便会慢慢形成。 总体而言，正如孔复礼所说：谣言的背后，其实是向当政者发出有关社会未来发展的警告。虽然我们没有预见未来的水晶球，但是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其实就存在于我们的四周，只是加上了密码而已。 “抢盐”风波在香港亦有发生。虽然相比国内，持续时间较短，规模也较小，但这已向特区政府提出了警告。当香港自以为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以至政府透明度、新闻自由都比国内好时，港人对谣言的免疫能力，并没有比国内真正高出很多。 “抢盐”风波向决策者展示的是，港人一样深深感受到生活的种种压力。通胀、楼价肆虐，在香港一样存在，一样让人心虚怯；另外，特区政府近年民望低迷，成为一个弱势政府，市民对政府、公权力、制度一样缺乏安全惑。 如果一众高官加入耻笑群众“抢盐”的行列，认为那不过是愚夫愚妇的愚昧行为，大可不理，不去冷静反思背后的社会及政治意义，并及早为政府的政策和管治作出检讨和补救，等到病入膏肓，发现为时已晚，才是真正的愚不可及。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作者：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河北保定、石家庄 日期：2011-04-04 “我知道我妈只是个普通人，那个庞大的执法机器系统一旦启动，要说螳臂挡车，我妈连螳臂都算不上。她一步步把我的案子推到现在，得有多苦” 昔日的王朝健康活泼(受访者提供) 杨惠贤坐在看守所巨大铁门边，她要在看守所门前看儿子一眼(刘珏欣) 1594天。 杨惠贤捏起蓝芯圆珠笔，在日历本上红色的12旁边写下这个数字——儿子王朝入狱已经1594天。 2011年3月12日，星期六，也是植树节，但对杨惠贤来说，只意味着每月一次的探监日。 2006年10月31日晚，去给客户送货的王朝突然失踪。 杨惠贤的世界从此彻底改变。 她以为儿子被人绑架，十多天后才知道，王朝被捕了。后来的起诉书上称，2006年8月11日12时10分，被告人王朝蒙面入户到保定市XX家，采用暴力捆绑等手段抢劫人民币13000元、红色三星手机一部，首饰若干。 杨惠贤的第一反应是心里一下踏实许多：“说他有别的罪我真不敢保证一定没有，但要说他抢劫，还专门赶去保定抢，怎么可能？他不缺那点儿钱。” 那时的王朝在石家庄有两个公司，身家数百万，穿戴只要名牌，2003年就开起了二十多万的车，正志得意满。 更何况，8月11日当天，跟人撞了车的王朝在石家庄给车验损，有多人证言，也有书面签名证据，怎么会跑到150公里外的保定入室抢劫？“一定很快就能还王朝清白的。”杨惠贤觉得。 2007年12月10日，保定市北市区法院，第一任主审法官被莫名换掉后，王朝一审被判抢劫罪，有期徒刑13年。 “又来看儿子啦？”守着石家庄鹿泉监狱探视铁门的狱警向杨惠贤打招呼：“来得太多，对儿子其实也不好。”六七天前，是监狱医院的每月探视日，杨惠贤刚来过。 2010年4月26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王朝犯抢劫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本案由高院进行提审。11月22日，河北省高院终审裁定，认为原裁判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撤销该案的一次刑事判决和两次刑事裁定，发回保定市北市区法院重新审判。 4年多来，杨惠贤从未如此接近希望。 “起码他已经不是罪犯了，作为嫌疑人，不能再押在监狱了。”可河北省高院的终审裁定作出了3个多月，还没有发到王朝手上，他还在监狱。 有人劝杨惠贤，监狱比看守所医疗条件好，不如待在监狱算了。杨惠贤梗梗脖子：“那可不行，起码我儿子从那个罪犯堆里出来了，看守所最大算个嫌疑人、被告人，我觉得看到光明和未来了。” 杨惠贤拽拽肩上的紫色小包，走进探视大厅，坐在分好的窗口边等儿子。 34岁的王朝坐在了探视大厅玻璃墙的那边，拿起电话听筒。刚才他还在输液，走路摇摇晃晃，脸微微浮肿。 他从始至终没有认罪，零口供。“我开始被抓，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办案的让我好好想想犯了啥罪，我哪儿想得出来？有人进来，办案的介绍说是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李刚副局长。第二天晚上，他们开始打我，李刚第一个动手，上夹棍，夹手腕。他一动手，办案的跟着动手。那些酷刑啊！太可怕了。后来看守所都拒绝收我，把我拉到医院去抢救了11天。” “打成那样，不是我还不认罪，是我不知道认什么罪。”王朝说，收到的第一份起诉书上，罪名是运毒贩毒，很快被收了回去，后来又成了抢劫罪。“我当时还高兴，入室抢劫根本和我不沾边，肯定能很快出去。” 那个朋友眼中活泼健康的小伙子已经浑身伤病。“如果我一开始走减刑的路，再过一年多就可以出去了。可我现在一直抗拒改造，不能减刑，得坐满13年牢。” 很多人劝杨惠贤，让王朝一边减刑，一边上诉吧。可减刑的第一条要求就是认罪。 “我没有犯罪，不可能认罪，我妈妈也不会答应的！”王朝说， “对！哪怕减刑到一天，他也是抢劫犯！我们要的是无罪释放。”杨惠贤说。 王朝受过高等教育，在监狱里比较少见，管理人员想让他编监狱刊物，可他交的文章是《我要申诉到底》。“后来管理人员再也没搭理我。” 周围的人都不相信申诉能有什么用。王朝的前妻觉得他清白，但也觉得不可能翻案，“你妈在瞎闹。”王朝低下头：“明天是我们离婚3周年纪念日，她已经又结婚，生了一个儿子，挺幸福的。” 只有妈妈坚持去申诉。一审、二审，向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被驳回，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高院指令保定中院再审，再审继续维持原判，再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高院决定提审，终审裁定撤销以前的三次判决和裁定。 跑下来这一圈，花了4年半的时间。有人向王朝说：“这一切都是你妈妈磕头磕来的。” “我知道我妈只是个普通人，那个庞大的执法机器系统一旦启动，要说螳臂挡车，我妈连螳臂都算不上。她一步步把我的案子推到现在，得有多苦。”王朝说。 但王朝老和妈妈发脾气，几天前给妈妈发去短信，连写了8个“骗子”。“我这样伤她的心，不是真怪她，我知道那是孩子对老人不负责任的情绪，但我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发泄。我真对不起她。” 给妈妈的信上，他写：“在监狱里，最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这样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觉得触手可及的东西，一次次烟消云散。多次下来，我已经快要崩溃了。但我还是会对下一次怀有百分百的希望。如果不自欺欺人，怎么在监狱里活下去啊？” 二 1602天。 60岁的杨惠贤一个人住在石家庄13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空荡荡的三室两厅。 2003年，王朝的爸爸突然被查出得了癌症，3个多月后就去世了。“他一辈子对我好，家里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做，我光管上班就行。”杨惠贤想，他死了我真是没法过。 王朝一审判决那天，正是王朝的爸爸四周年祭日。杨惠贤觉得，他怎么不保佑我们娘俩呢？“人死就真是不在了，只有我来做，为儿子跑吧！” “王朝被打时，我觉得不行，凭什么打人啊？我到处写材料，告李刚。李刚找人跟我说，他没刑迅逼供，要反诉我。我说让他赶紧反诉，我巴不得呢。我那会儿都疯了，反诉我也得告。也不知道上哪儿告，就写材料，哪儿都快递一份，光快递费就花了两千多块钱，一个回音都没有。”杨惠贤还留着一大沓快递单。 案子的每一个重要日期都刻在了杨惠贤脑子里，张口就能说出来，案子的几大疑点更是倒背如流。 最艰难的时刻，她抱着案卷冲到北京。“托人把我领进了中央政法委，也不认识谁，一看见办公室就闯进去，逮哪儿算哪儿，见个人我就磕头，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官儿。这次还不错，人家看了我的证据，当时给河北省高院写了一封信，让他们认真公正审理。之后，省高院第一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指令发回再审了。” 这样的好运气很少，每次遇到，杨惠贤都问自己：“是不是要转运了？” “阿姨在这案子里都能当大半个律师了。”王朝的再审辩护律师李波说：“要没有她一直推一直磨，这案子肯定不会有今天。” 杨惠贤跑了89趟保定，5趟北京。2007年8月，本来准备判王朝无罪的一审主审法官被突然换掉了，杨惠贤骤发心脏病，躺倒路边。之后，她又6次倒在路边，被人送进医院，6次下病危通知书都没有人接。 “你说是不是因为没人接，我才活下来了？”总吃不下饭的杨惠贤说说话停下来，喝一口水：“我得喝水，要不然我儿子真完了，他成抢劫犯了。” 杨惠贤的日历上写满每天做了什么，总是去某机关，或见某人，或者“熬着”。每一页上都有“最难、最苦、最高代价的，莫过于蒙冤申诉难！”或者安慰自己“杨惠贤，养好身体，朝前看！”日期旁，都标着王朝的入狱天数。 律师费已经花了二十多万，加上归还外面的欠款等等，杨惠贤已经负债几十万。作过几十年会计的她，把欠款清单仔细列好，甚至写好了遗书给姐姐，详细交待欠谁多少钱。“如果我突然没了，王朝还没回来，就让姐姐卖了这房子还钱，剩下的给父母。” “我的日子是一小时一小时熬的，1600多天，熬得全身是病。只要王朝一回来，我就什么也不盼了。”杨惠贤又喝一口水说。 三 1603天。 杨惠贤打听到北市区法院终于要给王朝送河北省高院的裁定书了，将把王朝从监狱换押到保定看守所。 头天晚上，杨惠贤辗转难眠。她做了几手准备，到监狱门口等着，如果能办保外就医，王朝就能回家。如果办不了，就跟着法院去保定。更远的她不知道怎么想了。9点多钟，杨惠贤和王朝的朋友们赶到了鹿泉监狱门口。王朝让大家站在监狱医院楼外的停车场上，他想看一眼。 “真孩子气。一会儿不就见着了嘛。”杨惠贤一边说一边站在冷风中等着，一扇菱格窗后伸出了V字手势，王朝高兴地喊：“保定什么时候来人啊？” 3个多小时过去了，没见人来。 杨惠贤四处联系，才知道他们今天不来了。她预想了好多种情况，没想到这种。 “那明天来不来呢？” “估计够呛。” “那什么时候来呢？” “到时候通知你吧！” 把消息告诉刚刚还兴奋的王朝，他炸开了，冲着电话另一边的妈妈吼：“你是个骗子！你和他们一起骗我！” 杨惠贤的手微微抖着，使劲才捏住电话：“你继续，你有什么难听的话，都冲我来！全说完。”她把语气尽量放平，眼泪却已经滚下来了。 晚上，传来王朝的新消息。他在医院吞了几枚针头，第六次自杀，还好被救了。 “只有一死，才能证明我的清白。”给妈妈的短信上，他说。 四 1604天。 杨惠贤第89次来保定。 上午，王朝被北市区法院的车从监狱提走了。杨惠贤听说后急忙赶往保定市看守所。她要在看守所门前看儿子一眼。 杨惠贤坐在看守所巨大铁门边的小门槛上，自己跟自己说：“车要来了不停，我就拦在前面，看它停不停。” 每一辆公检法的车来，杨惠贤都赶过去看，怯怯地想拦，又怕不是。 来了一辆黑窗户的，看不清里面，杨惠贤几乎确定就是它了，奔过去把脸贴上玻璃看。发现不是，又不好意思地后退，连连道歉。 一辆厢式货车驶进门，杨惠贤疑惑儿子是不是被藏在里面。门卫室的人说那车只运货，杨惠贤才赔笑说：“我说呢，也没个窗户，应该不会装人。” 几小时后，快到下午4点，运着王朝的车才来了，4辆车，十几人。杨惠贤感叹：“运我儿子一个人，要这么大阵势。” 下车去门卫室登记的法官见到杨惠贤，瞪大眼睛，第一句话：“你怎么知道的？” 车上，王朝大喊着“妈妈、妈妈”。“我胃里有针，疼！”“他们还没给我裁定书！”像告状的孩子。 杨惠贤隔着囚车窗户安慰儿子：“没事了，没事了。到这了会给你的。” 几十秒钟后，王朝又消失在大铁门后了。 五 1605天。 杨惠贤去了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本来想找当年的办案民警，却看到李刚副局长的名字仍挂在大厅里。 向河北省高院申诉时，杨惠贤提供了一份举报材料。她说是一审宣判时，北市区公安局的3名干警当面交给他的。材料称，李刚是为帮朋友，授意抓获王朝的。 杨惠贤认为，儿子被判入狱，是因为当年与李氏兄弟合作工程时，为工程款纠纷争执过。“那兄弟在事发前找到过我家，说那笔钱不结清楚，就找人把王朝抓起来。据我了解，这两兄弟和李刚关系很好。” 除了开庭外，杨惠贤从未和李刚见过面，她决定去办公室找李刚。 主管刑侦工作的李刚还记得这个案子，他让人给杨惠贤倒杯水，坐下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办案民警到分局领导，在这个案件中没有任何牵扯。给王朝定罪和他生意上的纠纷完全没有关系。” 下午，当年一审时被换掉的主审法官来找杨惠贤。他已经退休了，听说这个案子的新进展，来帮杨惠贤修改一下辩护词。 “我那是第一次看到刑案审到一半，换下毫无问题的法官。”这位从业二十多年的老法官说：“那时气啊！警方提供的证据，没有一个成立的，我已经开了两次庭，准备判决无罪，突然就被换掉了。” 一份省高院对此案意见的材料中显示，省高院对此案提出14个疑点，包括被害人是否辨认过被告人，案发具体时间和持续时间有疑点，是否持枪，酒瓶和指纹提取有疑点，王朝没有作案时间等等。这和老法官当年所认为的疑点基本相同。 王朝曾跟妈妈说，他能出来，想的就是和妈妈一起去海南岛，晒太阳，吹海风。这是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编织的梦，和妈妈一起编的梦。“哪天我能出去，什么钱啊，复仇啊，我都不想了，我只想守着妈妈，安安稳稳地把下半辈子过完，把我欠她的，都还给她。”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感谢 七色花 推荐。 总第510期   本刊记者/ 王维博 (文) 柴春芽(摄影)(发自湖北竹山) 3月20日，福利院内的一位老人在雨中去喂猪。 3月20日，全克明老人正在劈柴。他曾连续三年被院长派出去打工。 养女（左后）到福利院来看望80岁的李兰英。           胡辉国把2000元钱交给院长，从福利院领走了两名“长工”。 　　“长工”之一叫全克明，53岁；另一个叫贾宏安，61岁，二人都是湖北省竹山县竹坪乡中心福利院的五保老人。 　　正月初五刚过，胡辉国就与福利院院长但玉堂签订了一份《用工雇用(佣)合同》，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福利院)为乙方(胡)提供二名身体健康的劳力，向乙方收取劳动报酬二人共12000元，人均按10个月计酬6000元。 　　乙方必须保证雇用人员的日常生活、生病就医，确保身体健康。并且负责雇用人员的人身安全，如出现伤亡安全事故，由乙方负全部责任。” 　　胡辉国家住30里外的秦古镇，养了二三十头牛，还有一个酒厂，虽然觉得协议有点苛刻，但还是把人领了回来。 　　可刚过半个月，2月20日，但玉堂就打电话把人叫了回去。“上面有人来调查了。”院长有些着急。 　　“我有合同，怕啥？”胡辉国说，但害怕牵扯出中间人，他便把人退回去了。 　　被“出租”的53岁打工仔 　　全克明已是第三年被派出去打工。 　　他个头不高，瘦脸薄唇，但眼睛有神，做事麻利。53岁了，他还是福利院里的“小全”。因为长年在外打工，他也被称为“打工仔”。 　　严格地说，全克明不够五保供养必须满60岁的标准，但自2007年福利院建院起，他就是第一批院民。在竹坪乡民政办的《集中供养花名册》中，全克明一栏的备注里写着：低智。“就是轻微智障的意思。”民政办主任李大健说。 　　所谓五保，即：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这项政策本是针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老人、未成年的孤儿和残疾人而设计的。但对于全克明来说，被“保”的代价是要出去打工。 　　作为院里少数几个口齿清楚、身体健康的人之一，他已先后两次被派出打工，最远至大连。 　　一份当地乡政府党政办印发的《情况通报》这样写道：2009年3月3日，但玉堂私自将中心福利院院民全克明交给兴茶村村民张天伟，由张天伟带到大连建筑工地打杂工，并口头协议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年工资按4000元给付。直至2011年元月4日，张天伟才将全克明送回福利院，2年一共支付给但玉堂7000元。 　　“(具体多少)我自己没有账，两年给了我500块钱。”全克明伸出5根手指。 　　全克明说，在大连，他负责在工地上打杂、看门。工地包吃包住，工钱全部交给院长。 　　被送回一个月之后，全克明和另一位“院民”贾宏安再次被但玉堂按人均一年6000元的标准，交给了本县秦古镇小河村的胡辉国。 　　五保老人被派出打工在当地不稀奇，当地人称之为请“院工”。“院工”分零工和长工两种，给附近村民种地养牛等做杂活的叫零工，按天计算，每天给院里25元；被派往外地砖厂、工地等长年劳动的叫长工，一般每年做十个月，工钱四千到六千元不等，也是由雇主直接交给院里。 　　零工和长工，全克明都干过。 　　院工价钱便宜，附近村民都喜欢雇。“外头找人一天得三四十，请院工只要25元一天。常年做还可以谈价。”解家沟村民李勇说，因为养猪，他也曾雇过“院工”。对雇“院工”，他经验丰富：一定要挑年轻，腿脚好的，智力差点不要紧，年纪大的只能做一些轻活，不划算。 　　“哪一年福利院都要挣我一千多。”他说。 　　村里的退休老师李丛寿甚至和院里“换过工”：先给院里做“大工”，如修房子、盖猪圈、做扫把之类有技术又需体力的活儿，以此换院里的老人去家里做“小工”。一个大工可以换两三个小工，还不用花钱。 　　“院工”也很听话。村民陶军说，当地村民把院民叫老笨(方言，指听话、头脑不好的老人)，如果有后人给撑台(腰)，没人愿意去福利院。 　　全克明和老贾都是这样的“老笨”。在胡家，两人不仅帮胡家养牛，还下地种土豆、栽苞谷。直到被院长电话叫回。 　　老年“生产队” 　　竹坪乡中心福利院以前是解家沟村小学，地势在解家沟村最高。2007年，村小学撤并之后，乡政府将其改建成福利院。 　　福利院向阳背坡，青瓦低墙，一条水泥路通往下方的村落，村民的房屋掩映在青树翠竹之中。山野寂静无声，偶尔能听见老人们在院子里说话。往日小学生的喧哗已消失，嘻闹的场所变成了安静的老人之家。如果衣食无忧，这里真是养老的好地方。 　　但这里的老人却是依靠“以院养院”的模式在维持生活。 　　院长但玉堂介绍，福利院属公立敬老院，占地2亩，为附近11个村的五保户老人及无人照顾的精神病人提供“集中供养”，目前全院有26人，最年轻的50多岁，最老的80多岁，其中有两名生活不能自理，还有4名聋哑残疾人。 　　“瞎的瞎，瘸的瘸，勉强能抬(走)的有十几个。”副院长李明忠说。 　　福利院有二三十亩“自留地”，吃的土豆、萝卜和白菜等靠自己种，但粮、油、煤只能买。湖北省去年集中供养的标准是每人每年1800元。“根本就不够。”院长说。 　　因此福利院自建院起便实行“以院养院”，让老人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包括“适当”地外出打工。 　　在院的老人也被组织成“生产队”。老人们被分成生产组和后勤组。生产组负责打工、种地、养猪、烤酒等；后勤组负责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大部分时间，福利院的老人们都这样各司其责。副院长李明忠负责记录老人们每天的出工情况。劳动情况都被记在“工分簿”上。 　　院长但玉堂介绍，计工分是为了发零花钱，按劳动轻重、时间长短记录工分，年底结账。工分多的老人能分到三四百元，最少的则只给50元。那些生活不能自理、完全不出工的，只在过节时给点糖、毛巾等，意思意思。 　　被送回来后，全克明又加入了福利院的“劳动组”。参加劳动的老人有些智力低下、腿脚不好，怕这些人迷路，院里指派全克明和陈德社负责“带队”。 　　3月14日下午，小雨加雪，山里的空气突然变冷。全克明带着七八个老人在距福利院不远的刘家沟种苞谷，那里有一小块村民撂荒的地。 　　七八个老人一字排开，用铁锹挖着地，动作很慢。有人嫌冷，跑到一边点了一小堆火，于是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凑过去烤火。 　　“山里禁火，小心烧了林子！”全克明大声提醒着。他不愿提此前打工的事。“院长不许多说。”他看了一眼陈德社，转身又去挖地。 　　一里之外，福利院里也是忙碌景象：有人在酿苞谷酒，猪圈旁边，两名老人抬粪。除了种地，酿酒与养猪是老人们忙得最多的事。 　　院门不远，66岁的黄娃正在低坡处打猪草。黄娃原名黄志朝，负责七头猪的“伙食”，每天都要出去打猪草；他同时还负责整个院子的卫生。 　　出院或在院，都要劳动，老人们便不太在乎被“出租”。这些无儿无女的五保老人们看中的，是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之后，院里能念着自己曾经卖过力的情分，收留他们，照顾他们，为他们安葬。 　　而对全克明来说，出去打工意味着能吃得更好些。“每天一盒烟，如果要酒喝也会给点。”他笑笑说。 　　逃跑风波 　　唐启友从竹山县上庸镇中心福利院逃跑了两次。 　　3月16日中午，73岁的唐启友坐在上庸镇中心福利院门口晒太阳，低着头，不时停下来听马路上汽车过往的声音。 　　他无儿无女。十年前，患了眼疾，没钱治，就几乎给拖瞎了，现在只能看见脚下一小块地方。三年前，政府要在上游的潘口建水库，他原先住的北坝街八组成了移民区，于是，他被送到上庸福利院“集中供养”。 　　“七搞八搞就把我转到这儿来了，想回去是走不脱了。”老人叹了一口气，“还是想回去看啊，房子很破了，但住了一辈子，另外家里还有两个侄子，还有三个侄孙。” 　　在福利院，唐启友早上吃面条，晌午是米饭，晚上喝粥。虽能吃得饱，可他觉得不好吃：下饭的不是青菜就是腌菜，油水很少，加餐也顶多吃一顿肥肉片炖萝卜。 　　于是，去年大年初二夜里，唐启友和另外一位老人程功福从福利院“逃”了回去。 　　70公里的山路，两个老人走了两天两夜。 　　上庸镇福利院院长高润犁承认，老人逃跑“确有其事”，只不过唐启友和程功福逃跑时他还没起床，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动的身。 　　“他们还不走大路，我们到处找，找不到人。”高润犁说，他当时气坏了，到处联系，几天后才得知两人跑回老家去了。 　　高润犁并不认为院里的伙食差，每天都有米饭、面条，每周还有一顿猪肉或鸡肉，跟平常人家里差不多。但毕竟是大锅饭，不能满足每个人的口味。 　　“很多老人耳背，只有大声喊他们才能听见！那些能听见的老人，就认为我们态度恶劣。”高润犁很委屈。 　　高润犁说，程功福跑回去后，侄儿们都不理他，没办法，大年初九又找到乡政府要求回福利院来。 　　乡政府打电话让高润犁去接人，高在电话里说，“叫他自己来，他有本事跑没得本事回来？”对方说老人饿得走不动了。 　　去了乡政府，高润犁把程功福骂了一通：“我说你跑啥，跑死了我都不管你。你跑了不说还带走一个瞎子。那个唐启友眼睛不行，你把瞎子引不见了我要了你的命。你立马回去把唐启友找回来。你还想回福利院？你饿死都值得。” 　　程功福于是又去找唐启友。直到两个月后，二人才先后被远房亲戚送了回来。 　　高润犁并不认同老人们逃跑的理由。“院里规定早上起来要叠被子，还必须搞卫生。有的人在家几十年都没有叠过被子。到福利院来要叠被子，就很不习惯。”他说，“有一个老人就是要他洗澡他不洗跑的。” 　　死人的“供养费” 　　福利院的老人，有亲戚来看望是最有面子的事。 　　3月20日，竹坪乡中心福利院的李兰英就在等着养女陈立华来看望她。老人特意穿上一件红色丝棉外套。衣服是别人捐的，有些脏，扣子也掉了几个，却是院里唯一的红色。 　　小雨下了两天，三十多里山路，女儿早晨六点就从隔壁的竹溪县出发，才赶在午饭前带着满脚泥巴赶到了福利院。 　　见到养母，陈立华从怀里掏出用塑料袋裹着的二斤白糖。老人则赶紧拉着女儿去烤火房。山里一下雨就冷嗖嗖的，全院老人都在烤火聊天。 　　养女陈立华也50多岁了，智力还不好，但李兰英很知足。“唯一担心的是，自己死了之后，女儿怎么办。”老人拉着女儿的手，转过身去擦了擦眼角。 　　以老人为主的福利院，每年都有人离去。死亡，成了老人们小心回避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2009年10月，71岁的五保老人程用庭在竹坪乡福利院去世。当天，福利院便通知村里将人拉走，之后安葬在安河塘村九组附近，一条小路旁的背阴处。 　　老人们多不愿意谈论死去的人。前几年院里还有五十多个人，死了七八个，加上中途转走的，如今只剩下30多个人。 　　“慢慢进来，慢慢死，每年都有变化。”唐启友叹了一口气，不再吱声。 　　“保葬”是“五保”政策内容之一。但在当地人看来，安葬最不被重视。而五保老人都没有后人，最后的心愿就是有人帮他们买一块厚实的寿棺。 　　但对福利院来说，去世的老人仍有“价值”。 　　在竹坪乡最新的五保供养花名册中，死于2009年的程用庭，仍在名单中，政府依然在支付其养老费用。 　　上庸镇民政办提供的名单上集中供养老人名单共有64人。《中国新闻周刊》与上庸镇福利院院长高润犁核对，发现前几年去世的8位老人仍然在册，另有至少8人，他从未见过。这些“老人”们还在每人每年领取1800元供养费。 　　民政办说，这笔钱给了福利院，但福利院对此并不承认。 　　钱够不够？ 　　在乡村福利院，外出打工、以院养院、冒领逝者的供养费，似乎所有的现象都可以归因于一个现实：缺钱。 　　真的缺钱？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中国农村的五保供养资金长期来自村级集体经济；分田到户后，五保供养资金由五保户田亩的代耕收入以及乡村的公共事业收费组成；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后，村提留和乡统筹都被取消，一直由村集体负责的五保资金改由财政转移支付提供。政府正式成为五保老人的实际供养人。 　　竹山县民政局局长王世国说，竹山县全县去年五保对象共5878人，集中供养达1100多人。2010年以前，由财政转移支付提供的供养费是每人每年1800元，今年提高到了2100元。 　　在王世国看来，每人每年1800元的供养费根本不够用，除去员工工资(普通员工每月700元)、水电费、医疗等费用，乡镇每年每人还要再补贴六七百元。 　　但一位曾在上庸福利院工作过的村民算了这样一笔账：每人每年1800元，每月就是150元，每天摊5元。老人每天吃一斤粮食2元钱，每月吃油5斤，青菜大部分自己种，加上养猪、酿酒等副业收入，养老费用来吃饭并不困难。 　　事实上，除吃饭外，“五保”中的另外“四保”，都由政府另外调节。竹山县民政局长王世国介绍，福利院是县里出钱盖；棉衣、被褥等通过社会捐赠、民政救灾等途径解决；县里出资让五保老人参加合作医疗保险，70%的医疗费可以报销，剩下的30%也由县民政用医疗救助资金解决。 　　剩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以及去世老人的安葬问题。 　　王世国说，为了改善老人的生活，部分福利院让能活动的老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比如扫扫地，跟工作人员一同种菜喂牛，每月可获得40元到60元不等的报酬。 　　不仅如此，“去世不销户”的做法也得到了县民政部门的默许。县民政局对此的解释是：“以延长供养时间的方法解决五保老人的安葬费。”王世国说，全县解决五保老人的死后安葬问题都是延长一年的供养时间。 　　“不这样搞我没有其他办法。”他说。 　　但该县政府的文件表述并不是这样。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010年8月份发布的《县关于切实加强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通知》中这样写道：“五保对象死亡或有新的生活来源应取消五保待遇的，应及时登记注销，收回五保供养证。五保对象死亡的，一次性增发两年供养资金作为丧葬费补助。”  ★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2.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新闻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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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 第123期     本报评论员 李铁 　　 于建嵘的遭遇 　　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于建嵘似乎可以视为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2011年，他发起、参与的两次行动：乐清钱云会案公民调查团与围脖打拐活动，即给他带来巨大的社会声誉和支持，却也同时让他陷入了争议的漩涡，一时间，这位常常以底层人民代言人形象出现的知识分子，似乎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在带头参与乐清调查团之后，他被一部分网民骂成官方的走狗。在微博打拐行动中，那些怀着一颗行侠仗义的心，胸中满是豪情和正义的拍照网友，也很难接受他们只是在与风车作战。 　　也有一些人质疑“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侵犯别人的隐私权，打拐是干了城管的活，在国家儿童福利体系还未成型的情况下就全面扫荡街头乞儿，是断了这些乞儿的最后生路。甚至有人开始动用诛心论，质疑于建嵘的动机，说他打拐是为了转移“钱云会案”的话题，说他是作秀大王，摆出一副为底层人民出头的架势，用民粹主义的方式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然后勾勾手指头就让网民们跟着他走。 　　诛心论不值得讨论，我只对行动事实感兴趣。就从所作所为而言，这两次于建嵘并没有多少真正可指责的地方。 　　不过这两次事件确实开启了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就是在今天，参与社会事务的知识分子该走向何处？对于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环境中，除了做一个局限于专业领域的专家、体制内掌握资源的“学术权威”、迎合庸众的畅销书作家，难道只剩下“民粹”一条路？为了社会能往好的路径发展，知识分子究竟该走怎样的路？ 　　 知识分子的最近三十年 　　在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中，涌现了一批社会知名度极高、拥有大量公众读者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思想启蒙与知识传播的承载者，也是体制内行动的参与者，对于80年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当时中国已经有了现代化的学术分类，但不管那些知识分子来自于什么专业领域，他们大都热衷于谈论公共性、跨领域的启蒙话题。有人回忆，当时一个在今天看来非常专业的科学哲学学术会议上，学者们讨论的都是中国文化往何处去这样的宏大话题。 　　上世纪80年代之所以是这样一种氛围，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社会变革的阻力多半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经过了长时间的混乱，整个国家的知识和思想资源极其匮乏，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在于与一些错误的思想作战。一旦人们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一定会照着对的方向去做。 　　体制内的决策者们需要知识分子给他们以指引，知识分子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言论空间。甚至可以说，那个时代几乎不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隔膜，受全国数以千百万的知识公众认可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体制内的精英，在体制内也享有崇高的地位。甚至当时体制内部一些高级别的官员，同时也是备受瞩目的知识分子。 　　 公众英雄时代的终结？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学院知识分子成为公众英雄的时代迎来了拐点。高校学术研究的环境也为之大变，知识界将研究的话题由思想逐渐转向了学术。 　　这种情形和清朝乾嘉学派的兴起有相似之处，当时的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宋学好谈宏大的理学、议论时政的路数，改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考据和整理上，寻章摘句，专注于纯学术的考据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知识界在上世纪90年代的这一转向未必是一件坏事，学者们从喧嚣的思想阵地上退下来，专心补一补纯学术的课，把学问做得更专业、更符合现代学术规范，有利于弥补80年代思想界学养的不足，有利于祛除80年代的浮躁之气。 　　然而这把从思想转移到学术的火没烧几年就已经式微。首先是整个社会的外部氛围改变，全社会进入了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时代，增长压倒了启蒙。这使得以往处于社会关注焦点的知识精英逐渐淡出了公共视野。 　　本来在一个健全的现代学术环境中，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在一定的专业领域活动，价值评价也是由专业圈子来决定的。然而这些年愈演愈烈的学术行政化使得这种专业评价也乱了套。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一个统一的知识界几乎无存，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不再像80年代那样，有严肃的讨论和一致的主题。知识分子要成为所谓“成功人士”，几乎只剩下两条路：要么在体制内立于潮头，要么去体制外赚钱。 　　去体制外怎么赚钱？80年代那些精英化的文化书籍，动辄印刷几十万册，如果现在能复制那样的情形，自然也是能赚钱的。但自90年代末以来，那种精英化的，以知识群体为读者的书籍已经不复往日的辉煌。知识分子要在体制外去发财，只能遵循纯粹的市场逻辑，—市场喜欢听什么，我就怎么写。 　　一批娱乐化、媚俗化的知识分子陆续粉墨登场。谈《论语》、说《三国》，煽动民族主义、用货币战争来耸人听闻。所有这些，都和思想与学术无关，只关乎娱乐消遣。与其说他们是知识分子，不如说他们是娱乐明星，是商人。起初他们还以“狎妓不碍忧国”来安慰一下自己，后来逐渐连这一丝安慰都不讲了，从那一刻起，他们就与知识分子没有一丝关系了。 　　 中国依然需要知识分子 　　近十几年里，一大批技术专家开始在媒体频频亮相，经济学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取代了80年代文化类知识分子的位置，在平台上讨论社会事务。 　　这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现代商业社会的问题已经相当复杂，专业性、技术性的问题越来越多，文化的因素与技术的因素夹杂在一起，知识阶层不能再仅仅凭借形而上的普遍知识实施批判。技术专家的繁荣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这绝不等于说所有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可以单凭技术的方式得以解决，政治不等于经济，也不等于行政，技术专家的方案往往缺乏价值的判断，也不具有批判反思的意义。 　　或许有人说，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的“历史”并没有终结。美国宪法树立的社会发展框架，200多年来基本稳定，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社会发展的主要规则基本没有变化，已经相当成熟，社会发展只剩下市场社会的自然演进。 　　但中国的情况显然不同，社会发展的宏观框架还远没有搭好，重大的价值与走向问题依然处于纷争之中。这一历史使命和任务，不能靠技术专家来完成，也不是民众凭借常识所能完全解决的。 　　 互联网媒体来了 　　就在人们已经开始忘却这个群体的时候，互联网的时代到来了，一类新的知识分子横空出世。他们有了一个新的体制外市场，那就是几亿网民。 　　本来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在传播上与传统的媒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伴随着一种这样的状态：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我们社会正在加深的裂痕—精英寡头化与下层的民粹化。”这种民粹化的情绪在互联网上得到了体现和聚集。 　　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中道已经难以立足。知识分子要在这样一个市场立足，就必须站队。在很多民粹倾向的网民眼中，知识分子只有两种，一种在为既得利益集团摇旗呐喊，一种是为劳苦大众代言的良知英雄。这个市场要求知识分子必须非黑即白，稍微站队不彻底就会被两边撕裂。 　　于建嵘教授想必已经深深感受到了这种撕裂的痛楚。除了撕裂，于建嵘教授感受到的还有这个市场的无序和不可捉摸。 　　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媒体市场实际类似于广场政治，民粹化是其自然的属性。一些低技术含量的“骂客”更容易吸引眼球，成为明星。因为，剧场效应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都不高。或者说，这里需要的只是迎合网民的情绪发泄，需要的只是煽动和作秀的媒体技术。 　　这绝非是社会的福音，民粹化的情绪表达和开放言论虽有其价值，但并不能支撑起中国的稳定转型。须知，在社会转型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理性很可能是最后的理性，我们的体制，应该容纳他们在体制内批判，而不是任由这最后的理性在体制外被民粹主义的狂风吹散。 　　如果我们的体制内不给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留空间，将这些健康的批判都逐出体制，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只剩下一种批判的力量，那就是网络上激进的民粹主义批判的力量，而且还将越来越激进。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呼唤中道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理性的批判力量来平衡那些激进的网络意见领袖。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