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

关于刘 晓 波 获得 诺 贝 尔 和平奖的声明 中 国 公民刘 晓 波 获得2010年度 诺 贝 尔 和平奖，这一消息在国内和国际引起极大的反响，它是 中 国 当代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也为 中 国 和平地实现社会转型、向 民 主 宪政迈进提供了新的契机。本着对历史负责、对 中 国 的命运前途负责的精神，我们特发表声明如下。 一、 诺 贝 尔 和平奖委员会把本年度的奖项颁发给刘 晓 波 ，这一决定符合该奖项的宗旨和评审标准。在当代社会，和平与 人 权 密不可分，对生命的剥夺与践踏不 仅发生在战场上，也发生在一国之内的暴政与恶法实践中。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证明，将今年的和平奖授予 中 国 人 权 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及时和正确的决定。 二、刘 晓 波 是 诺 贝 尔 和平奖的恰当人选，他坚持以非暴力手段维护 人 权 ，以理性的态度抗议社会不公正；他以坚韧的态度争取实现 民 主 宪政目标，而在身受迫 害时摒弃仇恨心理，这一切使他无庸置疑地拥有获奖资格。刘 晓 波 的理念和实践也为 中 国 人在解决政治、社会冲突中的行为方式提供了典范。 三、刘 晓 波 获奖后，各国政府、各地区、各组织领导人纷纷再次要求 中 国 当 局 释放刘 晓 波 ，我们持相同的态度。我们同时呼吁， 当 局 释放一切因为思想、宗教 信仰、言论等原因而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我们呼吁尽快启动各项程序，让刘 晓 波 获得 自 由 ，并与夫人 刘 霞 同行，亲自到奥斯陆领取 诺 贝 尔 和平奖。 四 、在得知刘 晓 波 获奖的消息后，各地一些公民怀着兴奋的心情以聚餐、开会、举标语、发传单等方式进行庆祝或研讨，这些行为是完全合法合理的。但警察 对此类活动进行了严厉压制和干扰，一些公民被扣押、盘问、威胁、遣送原籍，甚至被拘留，一些公民被软禁在家，失去行动 自 由 甚至同时被剥夺通讯权利，包括刘 晓 波 先生的妻子 刘 霞 。我们要求警方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立即释放被拘押公民。 五、我们呼吁， 中 国 当 局 以理性和现实的态度对待刘 晓 波 获奖一事，从国内外的热烈反应中体察、辨清世界潮流与人心所向； 中 国 应融入普世价值以及人类文 明的主流，树立积极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们相信，政府和领导人的任何改进与善意，都会得到人们的理解与支持，都将有效地推动 中 国 社会向着和平方向发展。 六 、我们呼吁， 中 国 当 局 兑现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 温 家 宝 总理最近在一系列讲话一再表达了推动政改的强烈愿望，我们愿意参与到这一实践中。我 们期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和 中 国 认可的联合国 宪 章 以及各种国际公约的框架之内，政府能够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和平实现社会转型，把 中 国 建设成 一个名副其实的 民 主 、法治国家。 2010年10月14日 参与签名活动，请发邮件到：freexiaoboliu@gmail.com 英文版、日文版以及签名列表请看原文：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cuiweiping/archives/367600.aspx

毒奶粉事件发生到现在，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是不是体制的问题？是，这绝对是体制的问题。 从SARS到现在的毒奶，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先瞒、瞒不了骗、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然后撤几个官员了事，最后宣传包装成一件功劳。 如果这次毒奶粉是传染病毒，估计全球都得死伤惨重——可谁能保证下一次不是病毒呢？ 是的，如果我们有言论 自 由 ，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 自 由 ，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 自 由 ，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 自 由 ……是的，这样的体制才能保护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体制？没有。 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说出那句话：这是体制的问题。李长江下了，不过换个张长江。什锦八宝饭馊了，不过上碗平强汤。 所以，算了吧。 可是，且慢，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 我们得有所作为。 这作为不是鼓吹暴力，不是以暴易暴。暴力只会带来一个更坏的体制。 这作为不是希望他人去牺牲，牺牲永远只是个人选项，一个人永远没有资格去鼓动他人牺牲。 这作为是忍耐地慢慢做一件事。 让李长江辞职，这是体制进了一小步；张长江还不行，让张长江辞职，这又是体制进了一小步。他换一个，我们盯一个，最后就是质检体制的进步。 他不让我们在媒体里说，我们是网络上说；他不让我们在网络上说，我们在嘴上说；我们不停地议论，嘲讽他的谎言，最后就是言论体制的进步。 那些拒不认错的企业，那些强词夺理的企业，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永不消费它们的产品，最后就是企业文化的进步。 我们呼吁对杨佳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接下来，我们呼吁田文化或者李长江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最后就是法制的进步。 并不需要牺牲，并不需要成为意见领袖，并不需要多么大的权力，只要你有选择权，你就能让体制变坏，或者变好。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 “这都是体制的问题”，不要用这么重的虚拟铁锤砸掉你的自信，砸掉他人的信心。 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2008年9月 连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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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争议折射出社会公平之痒   从10月1日开始，上海将执行一项被解读为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亦即：各类企业人才在自愿协商的前提下，可以延迟办理申办养老保险金。这部分人主要指具有专业资格的人，比如高级管理人员，或拥有高级技师证书的人，他们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终止劳动合同后，可将申领基本养老金的年龄押后几年(男性至65岁、女性至60岁)。这项新政被概括为“柔性延迟退休”。 现行的退休年龄规定是：男性60岁，女性中的工人50岁、干部则是55岁。如果从事特定行业，男性和女性退休年龄分别再提早5年。上海推出退休体制改革之前，延迟退休的猜想一度纷扰，人保部为此在本月15日发表声明称，有关部门只是在研究相关建议，不代表会调整。而且，目前的资金筹集制度较为完善，养老保险足以可持续性发展，延迟退休不是必须实行的政策。 无论中外，延迟退休都是一个敏感话题。就在国内就此传言引发人心浮动之时，法国正因当局推行的延龄退休政策引发抗议行动。即使人保部出面澄清，恐怕也不能将人们对此一议题的争议全部平息。现在，上海率先试水，对户籍和资历都有严格规定，试图缩小目标人群，以减缓对大部分人群的冲击。由于涉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策环境，延龄退休的争议反映了当下的利益分殊。 不同处境的人们因为立场不同，对推迟退休有着针锋相对的观点。赞成者认为，这可以缓解老龄化社会的压力，有更多时间在岗就可以提高人口红利，也可以做到人尽其用，才尽其用。反对者则断然认为，退休年龄延长必然减少工作岗位供给，挤压和剥夺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也有中立的观点，认为延龄退休属于势在必行的社会调整，需要妥善处理社保和就业大局。 还有一种更尖锐的观点则在国情上寻找理据，认为延迟退休有利于公务员、特别是官员群体。按照上海的政策类推，握有高级资历的专才、以及那些在原先岗位上占据智力优势的人将继续获益，而一般的工人、低级别的劳动者将无法与之竞争，假设一旦延缓退休，无论是在体力还是精力负担上都会带来沉重负担。显然，一部分人群的福音，会成为另外人群的负累。 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即意味着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个问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北上广等地区将会次第到来。及早对这个问题有充分研究，甚而在政策层面予以严肃考量，都是未雨绸缪之举。不过，综观赞成、反对和中立者的三方意见，都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即社会保障的不均衡，甚至是收入分配不公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产生了对延龄退休的矛盾态度。即使一刀切的法定退休年龄，工人和干部也享有悬殊的养老待遇。这种情况想必已为社会熟知，无需多说。如果将退休年龄的统一标准向后松动，体现在养老待遇上的不一致会更加剧烈。从数量上看，因变动拉大的差距会将大部分人与一小部分人对立起来。 在类似上海的法定政策推出之前，符合同样资格的人也可以用返聘等办法获得延用，实际上推迟了退休年龄。如今既然挑明了潜规则，就应该对其深层机理有切实的跟进处理，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上海的做法已经把问题明朗化，这是一次迟早要来的、对利益加以普遍调整的人力资源问题，是社保问题，需要一揽子的配套政策，而在实质上仍然要对社会公平有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