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0月30日 【明報專訊】今年5月，杜特爾特當選新一任菲律賓總統，在任短短幾個月已爭議不斷，其中最為人詬病和不齒的，要算是他上台後立即提出的新計劃：向毒品宣戰。「如果你認識任何一個毒販，請隨便殺死他們，因為由他們家人動手會很痛苦。」這是杜特爾特在總統就職演說上的發言。之後幾個月，菲律賓的大城市腥風血雨。據報，目前在這場毒品戰爭中，至少有3000幾個道友或者毒販因拒捕而被殺。對此，國內外反應迥異。杜特爾特在民眾的支持度持續高企，但仍然有一些宗教和政治領袖表示反感。在西方社會，歐洲議會高度關注這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國際刑事法庭也立案跟進。禁毒，是各國政府的共識，但是這場無視法律秩序的毒品戰爭，呈現了當代政治世界一種日漸普及的管治模式：以例外和內戰作為常態的管治。因此，日常管治和內戰，奇異地結合在一起。 禁毒變成內戰 那麼，到底菲律賓政府是怎樣執行這場毒品戰爭呢？ 本月初，一名自稱在天使行列的資深菲律賓暗殺團（Death Squad）成員，向英國《衛報》透露這場毒品戰爭鮮為人知的一面：這些暗殺團，一般是警察的特種部隊，且會高度保密成員的資料。現時有至少十個暗殺團，每隊16人，每次行動前均先獲取一份長長的暗殺名單。這名單上的全是涉嫌吸毒、販毒或者觸犯其他罪行的疑犯。然後，就像我們熟悉的特工電影情節，在月黑風高之夜，潛入、暗殺、棄屍，而且在屍體上還可能放張卡紙，寫上該人的罪狀，以「方便」其他同僚不用再調查死因。這場無聲殺戮進行了至少3個月，只見一些菲律賓官員興高采烈地說：我們預期犯罪率會下降，此乃治亂世用重典之功呀！ 這種官方包辦的調查治罪模式，稱之為毒品戰爭（Drug War）實在適合不過，因為杜特爾特的確在國土內帶來一場戰爭。美其名是嚴懲罪犯毒販的非常手段，說穿了是向國內一部分人開戰。按常理來理解，日常法律秩序跟內戰或戰爭時期的秩序是完全相反的。在日常情况下，一個民主國家實行三權分立，警察的角色只在於執行法律，制服疑犯並帶進司法體系，再裁決其是否有罪。在整個過程中，疑犯也是公民，理應享有一切法律賦予的公民權利，例如保持緘默，聯絡律師或家人等。即使獲判有罪，犯人仍可按司法程序上訴，以求更正裁決或刑罰。 但是，在菲律賓的毒品戰爭中，暗殺名單上的人只是涉嫌與毒品或其他罪行有關，從來沒有在公平公正的司法程序上得到合法的審訊，便悄然喪命。這種行為，顯然超越了執法的範圍。換句話說，在整個暗殺過程，警軍不分，被殺者不再是一個擁有公民權的疑犯，而是變成一個戰場上的敵人。戰場無父子，只有敵我，只有殺戮和生存。然而在這場戰事中，只有一方是國家，另一方是國內的一群人，名單上的一串名字。因此，它屬於內戰。但往往內戰最弔詭的是，只要主權國不承認對方是交戰團體，那麼整場殺戮便會成為平亂之舉，戰爭法也不適用。 例外和日常 即使我們認清了這場毒品戰爭本質上是場內戰，這並不因此指涉那些道友或者嫌疑罪犯意圖叛國、危害國家安全。正如杜特爾特在演說中所言，他的狠心為的是要肅清罪行，把菲律賓還原成一個守法和有秩序的地方。因此，這場毒品戰爭無疑是他心目中有效管治的方式之一。但到底應如何理解內戰和管治這對奇特的組合呢？當代的政治思想討論或者能提供到一些線索和洞見。 德國威瑪共和時期的法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曾多番討論例外狀態、法律處境性（situational）和代理獨裁者（commissarial dictatorship）的關係。他認為，一切法律條文均有其預設的正常處境。只有在滿足了這些背景條件下，法律條文方能有效執行，整個法律秩序才得以維繫。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這正常處境受到衝擊，政府無法執法，整個社會秩序陷於崩塌邊緣，那麼政治最高決策者、又稱為主權者（sovereign），便應頒布例外狀態，懸置某些法律，讓政府得以享有非常手段，撥亂反正，令原有法治制度得以繼續運行，憲法所保護的價值不會消弭。但施米特十分強調，儘管在這階段，主權者享有無上的獨裁權力，但畢竟是代理的，不應立法或更改法制，而是要盡快恢復日常秩序，以便重新把權力讓回原有的制度。 德國哲學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十分仰慕施米特，二人不單有書信來往，更曾互相送贈自己的著作。但針對施米特對於例外狀態的見解，本雅明有不同的主張。在1940年一篇名為〈論歷史的概念〉的文章，他寫道：「整個受壓迫的傳統都在告訴我們，緊急狀態並不是例外，反而是日常的管治方式。」本雅明身為猶太人，這主張固然攙雜了許多民族記憶，但同時也呈現了理解日常管治的新角度。這點上，啟發了往後許多政治思想家的方向，其中一人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他在《例外狀態》一書中點明，當施米特很着力去區分代理獨裁者施行的例外和日常的分野時，本雅明則明確地揭示，日常和例外的分隔早就打破了，這是純然虛構的法學概念（Fictio iuris）。維繫法律秩序，只能透過內戰和革命暴力來達成，單純依靠法律效力已經不足夠了。 內戰和管治 那麼，內戰和長期例外如何成為管治的方式呢？ 首先，這種內戰本身不會否定整個政治法律秩序原來的功用，也就是說，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法律所保障的政治、經濟權利，並無因此而消失。所以，主流的日常生活並未有太大惡化，這也說明了為何很多菲律賓人會覺得這種非常手段是可以接受。另一方面，阿甘本重新解讀霍布斯（Thomas Hobbes）對於自然狀態和主權者的關係，藉以理解當代政治的長期內戰狀態。 在阿甘本另一本作品《內戰》，他認為霍布斯所談的自然狀態，並不是社會契約訂立前的歷史狀况，或者虛擬的思想實驗，而是陷入內戰的情形。人跟其他人彼此為敵，因為失卻了主權者或者國家的保護。霍布斯式的主權者，雖然是源於人民（people）的集合和授權，但這人民也隨着主權者的誕生而瓦解，變回不同的個體（multitude）。按阿甘本的想法，這主權者要獲取管治和擴張權力的合法性，或者維護自身的秩序，會不斷向臣民施行暴力，因為對於它而言，所有國民皆為潛在的罪犯或敵人。主權者打擊敵人，不一定需要倚靠法律或尊重人權，皆因主權者一方面在法制內，同時卻在法制外，故可用法律以外的方式「解決」敵人，而沒有法律代價，例如美國的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監獄，或者菲律賓的暗殺部隊。如此繞過法律秩序，則人的權利自由也蕩然無存。 因此，這出現了一幕多重弔詭的政治鬧劇：那些嫌疑犯本是公民，卻被主權者打成非公民、非外地人的純粹肉身狀態（bare life），因此遭暗殺也不構成謀殺；在暗殺的時候，這空間變成「沒有法的空間」，因為法的秩序真空了，令政府指示的暗殺得以可能，但同時法律秩序仍一直存在，故此這場毒品戰爭呈現了一種無以名狀的法律狀態。換句話說，這例外的暗殺手段形成了新的法律效力（force of law），但這法並不容於原有的法律秩序，它是在不存在的空間（non-place）展現的。因此，長期內戰狀態，能相容於日常的法律秩序，並成為日常的管治方式。 文：李宇森 編輯：馮少榮

转发此新闻: 中国的网络审查和管控，不仅针对所谓的政治敏感话题，最近对于雷洋事件的法律个案、江苏家长由于高考减招的街头呼吁，这样地区性、就事说事的言论，也不断删帖销号，强行解散微信讨论群。当然最受诟病的还是互联网长城。从成熟社会的经验来看，媒体不仅是讯息和按摩，还是社会矛盾的解压阀。如果只是封堵，没有导流释放，最终潮流滚滚，摧枯拉朽。互联网长城的存在，对于中国的网络公司其实是个好事。它们在巨大的国内市场玩得很嗨，避免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激烈竞争。如果容许推特、脸书、谷歌和YouTube进来，估计微博、百度和各种视频网站就没有那么流行，腾讯、阿里这些巨无霸更是很难大获其利。不仅活跃的社交媒体被不断管控，新闻和综合网站更是限制颇多。除了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等几个官方的网站容许刊登首发和原创的新闻外，其他门户网站只能转载有执照的传统媒体的新闻，或者发表评论。官方办的网站有记者，其他网络媒体人员，不被承认为记者，没有核发的记者证。尽管从更大层面来看，如宪法35条所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统一的记者证。中国的各个行业都在转型，自由程度增加，但媒体行业，特别是互联网，转型越来越难。主要原因是管理机构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中宣部、工信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外，这些年又不断增加新的管控机构，如网信办、国安委、中央网络领导小组，甚至公安的网安处、文化局的扫黄打非办、工商的广告处，都可以处罚关停网站和新媒体平台。管控机构越来越多，各种政策层出不穷。对于网民来说，最终无非删帖、销号。对于网站和服务商来说，则是各种烦恼应对，要在政治敏感、市场需求和用户活跃之间走钢丝。除了政治的限制，还有版权保护的不力，中国的网络要靠优质内容赚钱太难了。要想盈利，只有不断靠娱乐、网购、游戏，或制造互联网+的概念、创业的卖点，吸引买家和风投。折腾了这么多年，发现最赚钱的阿里和腾讯，其实还是靠淘宝网店和用户占优的Q币、游戏等。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讯息」。媒介本身不是讯息，只是讯息的载体，但是由于媒体太重要了，谁掌握了媒体，谁就有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官方除了控制媒体，在互联网时代，主要是控制信息。而大大小小的网络公司，为了生存，只能不断进行信息的自我审查，选择风险最少的「娱乐至死」模式。这正应了麦克卢汉的另一句名言：媒介就是按摩。但是总有网民不愿意在按摩中沉默，批判现实、政治表达、舆论监督永远不乏听众。墙再高，也不能完全挡住墙外的信息，以及人们的思想，何况互联网不仅传递信息，还是线上线下联络动员的平台和手段。因此当局除了日常管控信息，也原来越多地针对信息的源头，不管是前几年的抓大V，还是最近对任志强的封号禁言，组织批判。但是运动过后，舆论总有反弹。在这个时代进行文革式的批判，不仅让人反感，而且激起了更多对任志强言论的了解和支持。对网络的控制，各种招都有了。政策上领导的话也说透了：媒体姓党，新媒体、甚至广告都要有正确的导向。如果局势危急，不能弹压住网络，会像2009年在新疆断网，就像当年穆巴拉克在埃及切断社交媒体一样。但是这又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对于绝大多数年轻的网民来说，不能在网上抱怨，也许会到街头抗议。埃及当年在街头抗议的开始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只是在网上围观议论。后来正是由于穆巴拉克的断网，才激起更多的人上街示威集会，所谓「不能上网，只好上街」。从成熟社会的经验来看，媒体不仅是讯息和按摩，还是社会矛盾的解压阀。中国古人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只是封堵，没有导流释放，最终潮流滚滚，摧枯拉朽。 来自：东方日报 / 乔木 北京传媒学者转发此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