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

    我们都很熟悉伟人语录，如孔子，如毛泽东，我这里想记录一位博闻强识、目光锐利的学人的语录。卡尔-波普尔说，倘若我们的文明要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必须破除遵从伟人的习惯。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是有差异的，虽然各有短长，而一个博学的人，一个以智慧而不是权力为生的人，总是比以权力以功利维生的人，更能帮助人们看到真相。我们其实不需要引路人，我们需要把自己前面的道路照亮。   秦晖谈“教育改革”       “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实际上我们国家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各个领域中产生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其实都不是这个领域本身的问题。我们教育没有培养出企业家精神，其实你就没培养出公民精神，谈什么企业家精神呢。至于讲什么是企业家精神……现代企业家和传统商人区别的话，无非就是这几条: 　　第一，契约精神。 　　第二，独立公民精神。公民是一个广泛概念，企业家狭义就是这个概念。所谓资产阶级最早直译就是市民。市民不是住在城市，所谓市民既不是农奴主也不是农奴，既不是一大堆依附也不是依附一大堆人的。含义不是他钱既不是最多，也不是最少的。当时讲的中产阶级不是指财产意义上的，也不是职业上的，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才的这帮人。所谓近代企业家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中国没有这样的一种人谈什么企业家，你可以出很多商人，但是企业家谈不上的。 　　第三点比较狭义的就是所谓的创业者。现在说实在的，我们的教育前面这两种精神都很难产生，创业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我们很难单独地去讲教育问题……现在有些人讲所谓的反对应试教育，说实在的，我觉得如果在中国取消了应试教育更一塌糊涂。 　　比如说大家对同考不满意，搞各大学自主招生，各大学自主招生前提是大学自治的，是由教育家管的。如果我们现在让官员管这个学校，搞自主招生，说实在的变成藏污纳垢之地了，把自己一大堆心腹招进去，那还得了嘛？这是很危险的。现在很多指责我们现在教育的弊病，如果你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话更糟糕。我觉得搞不好，都会造成灾难的。所以我们 教育前途，我觉得是有赖于我们整个国家体制改革 。”   不制约权力，无论“法治”还是“德治”都是“权治”       人们谈论“中国传统”与近代法治的距离时主要还是强调儒家的“德治”与近代法治的对立，有人说法家的法治虽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法治，似乎两者的距离还是比儒家德治与近代法治的距离小一些。其实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比如在《史记》中，司马迁讲吏有两种，一种是循吏，一种是酷吏。循吏是儒家，重道德教化，酷吏是法家，只讲“法治”。的确，那时的酷吏通常都认商鞅、韩非那一套，认为仁义道德没用，治国只有靠严刑峻法。为此他们热衷于编织“法网”，酷吏们有很多就是当时法律的修撰者，他们对法律非常熟悉，也可以说，他们就是那时的法律专家。但是，近年来的史学家指出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恰恰就是这些当时制定法律的人，很多本身就是非常不遵守法律、包括他们自己制定出来的法律的。他们治理国家的标准其实并不是法律，而是皇帝的眼色。 　　比如人们常提到的酷吏代表杜周，就是“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为了迎合“人主”，什么“挠法”、“曲法”、玩法、枉法的事都可以干。还有一个典型的酷吏张汤，也是“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如果皇帝或上司要整这个人，即使按照他们制定的法律这人没有罪，也要把他弄死。如果上面要保这个人，即使他明明犯了法，也可以受到包庇。当时就有人指责他们无视“三尺之法”，他们却公然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我们现在说那时的法律是皇帝的意志，不是保护公民权利的。但这些酷吏还更过分，他们明确地说甚至过去皇帝说的也不算，我们就听现在在位的这个皇帝的！即使他是个无道昏君，不仅无德，而且也违反我自己修撰的法律，甚至忤逆了先帝的意志，但现在他大权在握，我还是听他的。所以说，这些人恰恰是最不讲法律的。 ……     我当然不是说循吏搞的就是现代法治。但是 现代法治要在中国实现，它的主要障碍显然不是“从道不从君”的德治，而是迷信权力，“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既不讲法律更不讲道德的所谓法家 。 　　所以，中国过去真的存在所谓德治和法治的矛盾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仅那时不是这样，现在也同样不是。而现在仍然有人认为，由于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重视道德的国家，所以法治就不必强调。他们以《被告山杠爷》这类故事引申说：西方的法制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中国有道德。但是“权大于法”的条件下真的能有所谓的德治、即便是儒家所说的那种德治吗？其实 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时代不管道德原则还是法律原则都会被践踏，我觉得无论是道德原则还是法律原则，真要落实都得制约权力 。 ……     自然法按我这个法学外行的理解，它讲的不是“善”(good)，而是“正当”(right，又译权利)，或者说不是高调道德，而是基本正义(justice)，我们都知道“正当不同于善”(right　isn’t　good)这句名言。但正当不同于善，并不意味着两者毫无关系。按我的理解，其实 正当是善的基础 。就是说，正当的未必就是善的(比如合法赚钱是正当的，但并不是慈善行为)，但不正当的肯定是不善(比如抢劫既不正当，也无疑是恶)。甚至以善的理由行不正当之为(比如在伟大理想旗号下不受制约地滥用权力)，结果也通常都是恶。所以我认为自然法讲正当，归根结底还是为惩恶扬善打基础。(云之：目光胜过中国许多法学家）   秦晖谈“文革”       ……当时虽然否定文革是一个共识，但是否定文革的具体表述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立场导向的，基本上就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来否定文革。他们认为文革是该否定的，但是否定方式是集中的讲文革中的老百姓整当权派的那些东西，一切坏事都是造反派做的，造反派做的最大的坏事就是整了当权派，这种否定讲多了以后，就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对现在的当权派也有很多看法，按照这种解释，就把文革解释成为了一个老百姓反对当权派的十年史。假如这么描写文革的话，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文革有好感，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你这么描写其实也是否定，只不过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否定，但是你越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去否定，大家就觉得这个文革越可爱了。现在很多人就说需要有造反派来教训教训他们。而且那个时候的否定文革又制造了一种说法叫做–毛泽东支持造反派，邓小平上台以后才搞掉了造反派。如果这样一讲，当然结果更是这样–当权派坏，我们要喜欢造反派，而造反派又是毛主席支持的，那么我们当然就拥护毛，实际很多人是这个逻辑。后来当局其实也感到不对了，所以到了90年代以后，彻底否定文革的话就不怎么讲了，因为他们也觉得讲来讲去效果是越讲越糟糕。他们站在当权派立场上搞否定文革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又不准站在老百姓立场上反思文革的那些东西出现，久而久之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忘记了，即使记住的也只记住了官方宣传的80年代的所谓造反派迫害当权派的那一套说法。这套说法放在现在，反而增加了当权者的风险。 　　所以到了现在，它自己想让大家忘记这个事，但是讲真话它又不愿意，又严禁。因此关于文革的记忆大量存在的都是毛左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文革就是造反派整当权派，这一点和80年代否定文革的描述上是差不多的，只是在价值评判上完全颠倒了，邓小平认为造反派整当权派是不对的，现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有的人就认为那就是对的。现在他们就发现，你怎么说都好像会引起很大的副作用，尤其是后面这种说法的副作用就更大。     对东欧的历史表述也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都一位东欧搞了民主化以后，很多原来得势的人就失势了，我们90年代讲居安思危的时候，经常有人说你看他们的干部去看大门去了。说实话，其实东欧剧变以后，很多前共产党人通过民主选举又重新掌权了。当然这个体制并没有重新回来，但是那个体制中的很多人是可以在民主条件下通过选举仍然继续搞政治。而且现在东欧的大部分国家大概都经历过前共产党的后继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事。当然，也的确有一些人他的政治生涯终结了，但也仅仅是政治生涯终结了，但照样活得并不差，再怎么终结也没有”终结”到文革时候那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状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未见得是造反派干的，绝大多数都是用斯大林式的那种党内斗争的模式他们自己人折腾自己人折腾死的。我们现在讲的文革话语老是说老百姓怎么斗他们，其实大家知道根本就没有造反派这个名词的时候，这种内斗就已经很厉害了。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命运最悲惨的还不是所谓被整的”当权派”，而是老百姓，尤其是当权派对造他们反的人的镇压。我现在不是为造反派说话，造反派肯定是被毛泽东利用了，肯定也做了很多无法无天的事。但是造反派做的无法无天的事比当权派镇压老百姓包括镇压造反派的时候做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这一点我觉得不管是80年代的站在当权派立场上的否定文革的人还是现在的毛左，都是非常回避这一点的。     ……毛主席说造反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在毛时代，中国的造反派大概90%都被整了、中国的造反派一直得势到毛死了以后还在台上的像王洪文这样的造反派大概只占造反派总数的极少数，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造反派都是在毛时代被镇压、和屠杀的。 　　后来邓对造反派的处理程度，要和毛时代相比的话，那是要不知道低几个数量级了。毛说造反是对的，但实际上90%的造反派在毛时代都已经被整死了。而邓说造反派是错的，但是说实话，倒是有很多造反派是在邓时期被平反，包括那几个最著名的邓时代被平反的，有的还被追认为烈士。当然那几个人背景不一样，比如说张志新，那就不能说是造反派，因为她是反对造反的，她是保护刘少奇的。但是其他的几个人，像遇罗克、李九莲、钟海源这些人都是当年的造反派，包括广西市被杀的十多万人，后来都是在文革处理遗留问题的时候给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他们当年被杀的时候，红色政权的理由是”缴匪”，说他们都是匪，都是反革命。到了邓小平时代把这些人都平反了，后来的处理其实也是比较轻的。 　　但是那个时候杀人最多，包括吃人的那些人，后来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同样都做了一些处理。但是说起来非常有意思，为了符合当时对文革的说法，把镇压造反派甚至吃了造反派的人给他们扣了一顶帽子，说他们是造反派。说实在的，这些人的确是十恶不赦，但是给他们扣这顶帽子是完全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这些人支持的那个人文革前就是广西的第一把手，成立革委会以后还是第一把手。支持这个人，而且是这个人为后台搞起的一场运动怎么能叫”造反”呢，从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叫造反派的。 　　我现在经常在课堂上跟一些同学说，我是接触过对文革有很多浪漫想法的同学，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假如你们真是要造反，在毛时代是怎么对待你们的？甚至包括邓时代被判了刑的几个造反派，比如说北京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坐牢了。但实际并不是在邓时代才坐的牢，而是在毛时代就已经坐了牢。后来邓时代给他们判了刑，我认为这个判刑今天的角度讲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受毛利用的，但是你再怎么说，邓时代规定的是从他失去自由的那一天就折抵刑期，所以给他们判的十几年，在毛时代就占了七八年，实际上他们在邓小平时代坐牢时间还没有在毛时代坐牢时间多。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的造反派对毛还有很大的崇拜，这个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如果在今天，我们如果还不用宪政民主制度来制衡当权派，而试图用所谓的文革时期的毛左的那样一种方式，来整当权者，而且是按照他们想象的那种东西来整当权者，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难道当权者就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他们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忽视实际上造成了这种可能现在越来越大。 　　这种事情其实对他们自己来讲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中国出现那样一种状态，我觉得要比他们渲染得很厉害的所谓东欧剧变以后，原来当权者的失势受到的冲击不知道严重几个数量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对于他们自己来讲也未见得是一件好事。文革，如果从1966年算起，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毫无疑问它是应该进入历史的。但是我们现在对这个事情基本是只字不提。原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有所谓的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犯了错误这一类的说法，香港最近反国民教育的思潮中最不满的就是香港的国民教育教科书连这一条都没有，就是毛所有做的都是对的，什么错的都没有，包括我们讲的毛在文革期间犯了错误这一条都给删掉了。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原来说他犯了错误的话语，本来就讲得和当时的事实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你不讲透这个事实，如果只是讲毛支持造反派反当权派是错的，但是毛镇压造反派没有说，毛镇压老百姓没有说，你这样的说法如果保留在历史中，它起到的作用也是完全相反的，跟他们想达到的那个目的也是相反的，最终无非就是增加以后老百姓起来造反的可能 。 　　所以我觉得说历史教科书要保留一种正确的记忆，有多少正面的道德价值，这个话我觉得是非常对的，也用不着我讲。我现在不想讲那么高调的道德语言，我只想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我觉得 这样歪曲历史记忆最后的结果就像文革一样，会使所有人都会深受其害，绝不仅仅是老百姓 。   http://www.21ccom.net/plus/search.php?keyword=����&searchtype=titlekeyword&channeltype=0&orderby=&kwtype=0&pagesize=10&typeid=0&TotalResult=180&PageNo=2

文/连岳 人生早期的一件记忆，和“经济犯罪”有关。我跟着父亲来到公社门口，大人们围看一张布告，大意是说有个村民投机倒把，偷偷运了一袋化肥卖到隔壁县，在路上被抓了。他们的神情惊恐。 投机倒把罪一度写入中国的刑法，有人因此被处死。在市场经济生长后，这罪名显得越来越古怪，如果要认真实行，市场就会崩溃，每个商人都会犯罪。终于在1997年，中国废止了投机倒把罪。实行期间，处罚的许多“罪犯”，其实是有商业才能的人，他们嗅得出商机，判断力与勇气都超过常人，这些人给机会，可能许多要上富豪榜，荒唐的时代往往体现为追杀其精英。 投机倒把罪没了，但是“投机”在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相当坏的词语，仅以最近的例子来说，香港政府限奶令，说是打击投机；中央政府出台“出售自有住房所得须缴20%个税”，也号称打击投机。 所谓的“投机”，就是低买高卖，利润越高越好。比如机客从香港买进奶粉，加价卖给大陆的母亲；投机客在低价位买入房产，在较高价位卖出。当奶粉短缺时，当房价飙升时，人们最恨的往往是投机者，政府也只要轻描淡写一句：“投机者扰乱了市场”，就可以躲避批评的炮火——至少在过去的十年，房价离奇上涨的罪名一半都由投机者扛了，别一半，则由地产商分担，政府的负责人呢？当然是在享受民众的赞扬，他是多么努力地用诗歌和激情在调控啊。 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求大于供，价格必然上扬。香港的奶粉投机客自己并不喝婴儿的奶粉，他买再多，也增加不了一点需求，这些奶粉最终还是由真正需要的婴儿喝掉的。房子也一样，投机房子的人，他自己只住一套，多余的房子，最后还是要卖掉的。所以价格不是投机者抬高的，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只不过是他们发现了潜在的需求，预判到了价格在未来的上涨，比别人更早买入了商品。他们是市场的好朋友，及时传递出了需求的信号，供给也会更快地反应。不许投机，就没有市场。 投机不是罪，是功，简直应该发个匾，上书“一人投机，全家光荣”。 中国的地产，近十年来，投机成功的概率相当高，这让许多一再错过购房时机的人相当懊恼。懊恼的人一般不愿意怪自己，他们确实也不应自责，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房价与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比，都显得太贵，买了一生可能就要耗死在一套房子上。他们相信政府能够控制住房价，也不算太盲目：地都在政府手上，多放一点出来，少收一点钱，成本低了，供给多了，房价不就下来了吗？与这种想法比，投机者反而显得拿自己的财产冒险，买房都要贷款，运用了杠杆，房价一跌，损失会放大，甚至会破产。这是任何一个社会，投机者都不会太多的原因，大多数人厌恶风险，尤其是过大的风险。 当然，房价上涨，杠杆作用也会把盈利放大。这也没什么可骂的，这是冒险成功的收获。所以面对高房价，无论怎么懊恼，也不应怪投机者，同样的机会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 那么，要怪谁呢？ 昨天有个采访，挺有意思的。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说：2008年12月初，总理给我打电话，说美国政府拿出几百亿美金扶植三大汽车，德国政府奖励购买汽车，一辆车补贴5000马克，我们有什么办法拉动经济呢？一个股市，一个房市，一个车市，赶紧商量，发改委和财政部拿出方案来。 在之前，房价正在下降，2008年之后，重台升势，各级政府卖地卖得脑满肠肥，一直持续到现在。五年以后，民众才知道这一通电话，在这五年间，他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却是政府一再许诺要控制房价，同时眼睁睁看着房价被四万亿货币潮水越抬越高。政府会恨猜到了自己底牌投机者，民众倒是一点不应该怪投机者，怪他们什么？敢冒险？聪明？说真话？ 政府靠卖地生存的模式没变，土地政策没有一点松动，繁多的税费也一点没少，只是抛出了一个20%的税收，告诉民众这是打击投机，降低房价。仍然相信的人，仍然把怒火撒在投机者身上的人，真该一辈子没有房子。 不要恨投机者，只要你恨，就依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留给你的，只是思维和物质上的贫穷，当然，还有一个你可以永远信任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