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

徐永光：中国富人不急于学美国富人捐财产 2010年8月13日 作者：徐永光 时间：2010-8-13 14:06:28     据报，由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投资家沃伦?巴菲特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8月４日宣布，已有４０位亿万富翁或家庭承诺，将把自己的过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巴菲特说，接下来6个月，他和盖茨将与中国、印度的富人见面谈慈善。     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与中国富人谈慈善，相信能给中国富人做好慈善带来积极正面影响。但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富人像美国富人那样捐财产的条件还不成熟，社会舆论也不宜借此制造压力，以捐款多少来评论富人为富“有仁”抑或“不仁”。理由有四：     首先，当下中国富人首要的社会责任不在捐款多少。     富人多为成功企业家。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角度讲，排列顺序应该是：是否给消费者提供了合格的产品；是否保障了员工的基本权益；是否给投资人创造了利润；是 否承担了环境保护的责任；是否依法纳税。企业做到了这几条，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好企业。上述5项属于企业必须履行的强制性社会责任，慈善捐款则属于自我担当 的社会责任，完全出自包括富人在内的一切公民的自愿，而非强制性。现实情况是，中国企业基本社会责任还没有履行好，外部评判却出现了本末倒置，把本该属于 自愿承担的社会责任提到前面。如果用挣来的不义之财捐款，那不是慈善，叫伪善！     其次，在现行慈善体制下，富人捐财产捐给谁，怎么捐，如何用？也说不清，道不白。     一些企业给政府捐款，出手阔绰，有钱权交易之嫌。 我 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只有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并应捐款人的要求时，政府才有权接收捐款。在非灾“和平”时期给政府捐款，背后可能是一种高级的钱权交 易，或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或谋求人大、政协的头衔，还可荣登“慈善家”排行榜。这种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也破坏了慈善的规则。政府拿到的这笔 钱，比预算外还要预算外，花起来不受监督，有可能助长腐败。这种“献金捐款”三恶并举，亵渎了慈善的纯洁性，必须严厉禁止！今后，任何机构做“慈善排行 榜”，都应该同时公布榜单人物和机构的捐款发票，起码要公布受捐机构名单，把钱权交易式捐款从慈善捐款清单中打扫出去。     捐款应该完全出于自愿，但 “ 被捐款 ” 、 “ 被慈善 ” 在中国通行无阻，愈演愈烈，向企业、富人强行摊派捐款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第二税源。 今年春节，陕西府谷县党政领导宴请全县企业家做“城下之盟”，一个晚上收捐13亿，打入县财政。面对这种行政违法的“苛捐杂税”，企业只能忍声吞气。中华慈善总会创会会长、民政部老部长崔乃夫对一些地方政府刮“慈善风暴”的做法非常反感，怒斥“这是对慈善事业的破坏”！     糊涂捐款，跟风捐款，放弃捐款人应有的权利，在富人捐款中屡见不鲜。 中国富人做生意都很精明，不知为何捐款时却糊涂居多，牌子一举，捐完了还不知道钱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汶川地震，全国捐款760亿，了解捐款使用结果的捐款人只占4.7%。捐款人不尊重自己的权利，不对捐款使用进行严格的监督，也助长了一些慈善机构的不透明。     慈善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文明。上述这些不理性，反映了中国慈善还处于初级阶段，既缺少文化准备，更缺乏制度文明。虽然政府公益与民间慈善大方向一致，但 有些界限是不能逾越的。政府公益用的是财政税收的钱，民间慈善用的是民间慈善捐款；政府可以用财政资金购买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但不应该把民间慈善捐款拿 到政府的口袋里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政府要支持民间慈善的发展，并担负监管的责任，但不能越权越位，自己操盘。     最近大家关注的13家公募基金会玉树地震捐款被政府责令“汇缴”给青海省人民政府，凸显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深层体制问题。对于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汇 缴”捐款，民政部救灾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直言:“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的角色，就是出纳”（据《新世纪》杂志）。这是发生在慈善领域的“国进民退”，触及到 捐款人和捐款受托机构的权力底线。南方都市报8月5日就此发表社论说：“慈善行业在公众眼中一旦异化为政府的吸金渠道，慈善消亡之期还会远吗”？     在《慈善法》迟迟难以出台、已有法律法规还有法不依、乃至于慈善到底姓“官”还是姓“民”的基本问题都还不清楚的背景下，急忙号召中国富人也学习美国富人捐出一半财产，未见得能够真正推动慈善，弄不好还会给慈善事业发展添乱。     中国的富人“出生”才有20多年，与欧美国家相比,还处在”婴儿期”,无论是财富的积累还是文化的传承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中国企业、富人现阶段最紧迫要 做的是履行好基本的社会责任，起码先让消费者喝到放心奶、吃到放心粮。企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富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的阶段,参与慈善捐款是自然而然的事。 当下，还慈善民间本性，呵护全社会的慈善热情，给慈善保留一方净土，远比捐款多少重要十倍、百倍！     第三、中国的税收制度对富人捐款激励有限，对私人基金会的发展很不利。     中国没有遗产税，短期内也不会开征遗产税，而美国的遗产税，是鼓励富人捐款做慈善的巨大助推器。依照法律，2011年后美国人将为超出100万美元的遗产 向政府缴纳55%的遗产税。遗产继承人必须先缴纳遗产税，才能办理继承手续。如果富豪老子留下了1亿美元遗产，儿子得先掏出5500万美元交完税，才能拿 到那笔遗产。否则，一个子儿也休想拿走。这就是为何美国家族基金会十分发达的理由。遗产捐赠不仅可以免税，家族后人还可以按照先人的遗愿世世代代管理基金 会，可以在那里授薪就业。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是一个家族基金会，已有近百年历史。德国银行家富格尔在500年前创办的富格尔基金会，至今还由他的后代经 营。     中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公益性捐赠，在利润总额 12% 以内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 ，相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则规定公益基金会资产增值收入要交纳企业所得税（税率25％），这十分不利于富人捐款办非公募基金会。这是因为，按照《基金 会管理条例》的规定，非公募基金会的年度支出必须不低于上一年资金节余的 8 ％，这是在交完企业所得税后的支出。其他国家对基金会资产增值几乎都给与免税优惠。美国法律规定基金会年度支出占上年资产的5%，投资收益则只缴纳 1-2% 的消费税。中国的税制只会让非公募基金会越做越小，不断萎缩。想要出现福特基金会那样资产从3亿多美元到今天超百亿是不可能的。     再则，按照不合逻辑的税法管理制度，大基金会公益资产的投资收入要交企业所得税，而企业拿出利润的12%以内给小基金会捐款，则可享受免税优惠。明摆着办 大基金会吃亏。所以，我现在劝那些想办基金会的朋友，千万别犯傻拿10个亿办大基金会，只需办一个本金200万的小基金会，再由企业给它捐款，两方都不用 交税，岂不方便？     第四、慈善需要专业，富人亦不例外     在美国，基金会被称为“社会创新的发动机”，而不是财富简单转移的“搬运工”。很多中国富人以为，赚钱那么难我都能赚，花钱还不会花？于是一掷千金的布施 式慈善颇有市场。其实，要把慈善捐款花好，花得有效率是件不容易的事。万科王石在做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以后感叹道：“花钱比赚钱难得多”！     我国2004年开始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赋予富人出资创办非公募基金会的权力，到2009年短短5年内，非公募基金会从无到有，已经注册成立846 家。但缺乏专业管理和有效治理，是非公募基金会面临的普遍问题。因上述原因，非公募基金会的资金使用效率和影响力也不能令人满意。     我们期望中国慈善事业的制度环境尽快得到改善，也期盼在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慈善大家的倡导影响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开始了解散财之道，变只会 开捐赠支票为出资兴办慈善机构–非公募基金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公益慈善领域，进行独立操作，专业管理。当然，在专业准备还不足的今天，富人也可以自主 选择公募基金会作为受捐机构，但务必寻找那些管理透明、资金使用效率高的机构，“找到玻璃口袋，决定给谁捐款”。力求让每一笔捐款都能对推动社会创新、弘 扬慈善文化、改善慈善生态发挥应有的效益。     我们乐见这一天尽快到来。

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与房价走势   温克坚     有关政府机构正在试图勾勒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的基本面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 7 月 20 日的第三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披露，截至 6 月末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已达 7.66 万亿元，其中存在严重偿还风险的贷款占 23% 。这意味着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敞口约在 1.5 万亿元。而同期银监会公布的整个银行业的拨备约在 1.3 万亿元。 官方信息的基调似乎是地方融资平台存在问题，但是金融机构已经对贷款进行解包还原，科学分类，有效应对，在加上各级政府的重视，总体上地方融资平台不存在什么大问题。   官方的这种淡定背后还是掩盖了一些关键的信息。首先，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敞口只是整个金融体系中风险的一部分。大部分国资委下属的国有企业，其实就是中央级别的融资平台，基于同样的公司治理体制，中央级的融资平台的资产也必定包含着极大的风险。 2008 年以来，金融机构的激进贷款必将在未来三五年内形成巨大坏账。多种风险的叠加之下，目前银行业的坏账拨备将是杯水车薪。   其次，如何界定地方融资平台主体其实存在分歧，建投公司，城投公司，开发公司，重要工程项目主体只是地方融资平台的主力，但是却不是全部。由于地方政府对经济行为的深度介入，成立了数目繁多的经济组织，理论上，地方政府都应该对这些机构的债务负担连带责任， 但是其中很多机构的债务是隐性的，并没有纳入到这次地方债务的申报范围。此外，为了应对上级核查，很多地方政府对所属经济机构进行重组，装饰报表，很多表外债务没有反应进来。 因此确定的是，地方债务的真实规模会比银监会通报的数据大很多，这自然会影响到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质量，增加金融机构信贷的风险。   再次，银监会的数据并没有透露存在严重偿还风险的贷款的地区分布和它们在不同金融机构的分布。事实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行为，还是他们所掌控的资产，都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差异。根据以前报道出来的消息，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率已经超过 300% ，而一些金融机构，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所属的金融机构，比如城市商业银行，更容易被地方政府左右，信贷风格更加不审慎，自然会让它们更深的卷入风险。对于这种地区和机构之间的差异性，如果主管机构对它们“一视同仁”，利用财政资源对坏账风险进行埋单，那会导致巨大的道德风险，鼓励更多坏账的出现。但是需要谨记的是，金融系统是一个联动性非常强的系统，区域和不同机构之间的风险可能交叉感染，从而危及整个金融体系。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对高达 1.5 万亿的风险敞口，如何归因，如何问责？作恶者如何得到必要的惩罚？在目前体制下，大部分银行都已经上市，对于这些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敞口，在技术上不应该像以前计划体制下，简单的把坏账剥离，划转给国家另外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 显然，处置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银监会的权威和权力，虽然表面上司法机关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起厘清责任，惩戒恶行的角色，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处置更多的是中央和地方在桌子底下的踢腿， 这种角力会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执行，而目前看来，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在房地产政策上的扭曲和分裂。   由于房地产价格走势牵涉到目前炙热的公众情绪，因此本文拟展开分析下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和房价的关系。未来一段时间内，房价走势如何？这无疑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坦率的说，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政策角力下，任何言之凿凿的论断都是可疑的，房地产市场像是一锅越烧越焦的坚硬稀粥，除了它本应有的面貌之外，它什么都像。   政治高层，民意，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目前是房价走势的几个关键变量。   8 月 13 日 , 李克强就房地产市场调控做最新表态，他强调要继续贯彻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 坚决抑制投机炒作等不合理需求 ,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一个没有共识的政治姿态，它可以根据需要被任意拉升。但是通常公众会把这种姿态解读为高层不希望房价再大幅度上涨，房价不应该成为激怒民意的发酵剂。 到目前为止，高层除了经常性的推出调控措施外，就是经常性的重复这些基调。   而大部分民意虽然希望房价下调，但是民意的软肋是，它始终是一种发散性的存在，聚集不了力量。这个群体虽然数量众多，但是缺乏集体行动能力是他们最大的软肋，除了散乱在网络和媒体上的愤懑的呼吁外，他们无法通过集体行动施加政治压力，改变政治议程，甚至也无法采取集体行动和开发商对抗。因此，消费者这一股最重要的力量，在房地产市场中，却成为了最无奈的一股力量，只能对着不断上涨的房价兴叹。   唯有开放商的逻辑是比较清晰和连贯的，房价保持上涨趋势，符合他们的利益。并且他们的争辩，也基本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 这其中，任志强的声音就很有代表性，他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相和目前政策的症结，因此声音虽然刺耳，但是却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 从货币投放速度， 房地产投资进度等因素来看，房价将报复性反弹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在房地产市场中，地方政府其实才是真正的闷声发大财的主。 长期以来，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行业相关的税收收入占据了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位了应对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在中央政府默许和鼓励下， 地方政府大肆融资和投资，一手造就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这颗定时炸弹。 如今，为了拆解这颗定时炸弹，逃避惩罚，同时为了保证 GDP 增长率，地方政府需要通过不断的卖地来维持或增加财政收入，来充实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事实上，从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还款安排来看，很多是以土地资产作为抵押贷款的，其债务清偿取决于土地价值。 但是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住宅用地供应计划显示 ,2010 年全国住宅用地供应同比增加约 140% ，但是在不断推出的房地产调控措施的阴影下，市场开始快速冷冻。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信息中心监测显示 ,2010 年上半年 , 全国 103 个城市累计供应住宅用地 20335.8 万平方米 , 仅完成了全年计划的 11% 。，截至 6 月份 , 北京仅完成 2010 全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中住宅供地量的 16.4% ，广州完成计划的 6% ，上海完成了计划的 38%, 深圳完成了计划的 14% 。从这些有代表性的城市的土地出让状况，可以看出土地市场是如何萧条， 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前所未有。   在当下的政治架构下，地方政府拥有的能量远非民意和开发商能相提并论。既然经验告诉他们，只有房价不断上涨的预期的存在，才能有效激活房地产成交，才能快速消化土地市场，才能缓解财政压力，因此想方设法托市，维系房价上涨趋势，才是他们真正的关注焦点，因此对政治高层要求的强化保障性住房建设阳奉阴违，对个别降价的开发商进行惩罚，等等措施不一而足。要准确的描述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操控超出了本文的需要，但是结论是简单的，那就是因为地方财政收入的原因，因为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的需要，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合谋，维持了房价上涨的趋势，消解了中央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努力。当然，房价上涨趋势本身可能倒逼高层出台更激烈的打压政策，从而使得局势更为迷离。而地方政府不断推出土地的意图，长期下去，也必然意味着供应增加，形成价格下行压力。     虽然可以粗略的概括出目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几个关键力量，以及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模式，不过在中短期之内，还是无法断言房价是涨是跌。这只是一种事实层面的分析，如何评价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消解行为，需要引入更多的价值维度。 目前可以断言的是，土地市场和房价将继续扭曲，而这些很可能是为了掩盖另外一些更扭曲的经济现象 —- 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问题。      

如何化解社会戾气       2010 年 8 月 3 日，山东淄博博山，一名歹徒闯入博山区机关小区一幼儿园，砍杀小班的多名幼儿及一名教师，造成 4 人死亡， 13 人受伤。虽然官方媒体对这次屠童案   没有进行任何公开报导，但是借助于网络和海外媒体，这一悲惨的消息还是快速传播开来，再次煎熬着国人的神经。今年以来连续的屠童案只是当下社会病态的一个极端的征兆。类似的征兆还有不少，比如湖南永州枪杀法官案件，长沙税务大楼爆炸案，这些此起彼伏的暴力事件是弥漫在中国社会的戾气的沉闷回响。   如果执政者有心倾听网络上表达的更深层的愤怒，那么他们应该感到更加惊恐。面对永州枪杀法官和长沙税务大楼爆炸案，网络上几乎很难见到对死伤者的同情，反而充斥的是对杀人者的叫好声，凶手被看成英雄。从道德的角度去指责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是乏力的，因为这些扭曲的表达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无力的普通公众对公权力的厌恶与愤怒，恨屋及乌，以致发泄到那些和体制有些关联但是同样是受害者的身上。   弥漫在中国社会的这种戾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在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压制性的政治结构，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逼仄的公民权利空间，无疑是最重要的成因。更重要的是，最近这些年来，中共领导层不深刻反思目前制度的弊端，不思进取，改革失去动力，社会发展方向开始逆转。政治上集中收权，经济上搞国进民退，在社会上强化控制，在道德上展开反三俗运动，等等都是这种病症的表现。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使得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之间关系渐趋紧张，冲突频发，这是普遍性社会戾气的制度土壤。   从诸多迹象来看，执政者对这种公众情绪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勇气和智慧来系统性的化解这些潜在的暴力，他们更多的是采取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断扩张的维稳体系就是这种典型的征兆。从机构设置上，维稳体系已经贯穿整个官僚系统，无数无法见光的维稳办隐匿在各个官僚层级中。根据社会科学报的消息， 2009 年全国内保费用 5140 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 2009 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 47.5% 。 因此有评论认为，为了维持稳定，国内已经陷入某种内战状态。   在如何理解稳定，如何维持稳定缺乏清晰的甄别，维稳机构的运作缺乏透明度，也缺乏问责的情况下，维稳机构很容易异化为一种特殊利益机构，以此来榨取公共资源，目前的维稳泛化就是这种机理的后果： 拆迁要维稳，征地要维稳， 教育要维稳，奥运要维稳，世博要维稳，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激起维稳体制敏感的神经。 其实，很多冲突是正常的经济社会现象，和稳定大局根本不沾边，但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压力下，在不受约束的财政资源的纵容下，维稳机构客观上成为了纵容恶邪的力量。 福建上杭紫金矿业的污染事情，当地政府机构就是以维稳的名义拒绝公布污染信息。因此目前的维稳机制同时也是一个死结，其效果并不是导致稳定，而是庇护邪恶，正义得不到声张，其客观后果是酝酿了更多的不稳定，这个社会的戾气越来越重，暴力行为越来越普遍，就印证了其中的相互关联。 社会矛盾加剧导致更多的维稳投入，维稳资源的占用挤压了社会矛盾解决的空间，这种恶性循环是对正常社会生活的最大威胁。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其实道理已经被反复陈述，路径也并不复杂，最重要的是决策层是否有能力和智慧启动必要的政治变革，约束公共权力的恶意扩张，给公民权利的伸张提供更多的空间，同时改变目前僵化的维稳思路，撤销维稳机构，让社会冲突和矛盾通过法治，社会规范和道德引导等方式进行解决。化解弥漫性的社会戾气也许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但是漠视公民权利，迷信暴力控制的做法将会不断的把中国社会推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