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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按：借用一诗句“美好的女性，引领人上升”，智慧的女性令世界丰富而纯粹。   汉娜-阿伦特：亚里斯多德绝望的女儿   崔卫平        汉娜·阿伦特遇上海德格尔那年18岁，和波伏瓦遇上萨特的年纪相仿。然而比波伏瓦苦涩得不可比拟的是，海德格尔此时已经35岁，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妻子艾尔弗蕾德精明强干，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家庭。从1925年到1929年，这对师生以偷尝禁果的方式将彼此的恋情维持了四年，全靠着海德格尔的老练周到才没有被人发现。秘密的信号始终（也只能）由海德格尔发出，打开的窗户或亮着的灯，都是一次欣然的赴约。令如此一位富有强烈独立倾向的年轻女子对自己言听计从，使得这位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年轻哲学家平添了几分人生得意。但诸如此类的事情最后总要划上一个句号，海德格尔终于决定让阿伦特离去。1925年她先是前往弗莱堡大学埃德蒙·胡塞尔的门下学习一个学期，然后在海德格尔的建议下于雅斯贝尔斯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论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承诺，离开时也没有任何怨言。不能想象他们之间爆发过任何激烈的争吵，像如今的人们通常做的那样。对于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姑娘来说，这样的附加条件是相当苛刻的：没有海德格尔的允许她不得给他写信。 　　　　要多大的力量她才能在内心深处摆脱这位远不可及的恋人的牢固盘踞？要多么顽强的生命力才使得她不感到自己是蒙受损失的、仍然可以是完整的和结实的？要多么宽广的胸怀才使得她不会对世界和他人产生怨恨和从此将自己封闭起来？和所有年轻的女孩一样，阿伦特最初的办法是试图爱上别人，在经历了和雅斯贝尔斯的另一位弟子（本诺·冯·维塞）的短暂恋情之后，她嫁给了君特·斯特恩，这只是一对表面上门当户对的婚姻，她和这位在胡塞尔手上拿到博士学位的夫君之间没有”深刻的爱”。但正是从这时候起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帮了她的忙。1929年起，她开始写作那本《拉赫尔·瓦伦哈根：一个犹太妇女的生活》的书，其中最后两章是1933年逃往巴黎期间写成的。该书直到1958年才出版，英文版于1974年即阿伦特逝世前一年才问世。这本书终于成为女性主义热衷的读物，被看作一个女作家通过写作来梳理自己、达到自我意识的一个典范；而此前的阿伦特在身为女性这个问题上，仿佛没有提供更多的建树。 　　　　拉赫尔·瓦伦哈根（1771–1833）是一位犹太珠宝商人的女儿，但她本人却没有钱，对犹太人来说，缺少财富将意味着永远被拒绝于社会的大门之外，在阿伦特的笔下，她也不具有出众的容貌，即那个年代女人可能拥有的两件武器她都不具备。所幸的是她正好赶上一个热烈的、启蒙的年代，在歌德等人倡导下的新的时代风气面前，人们推崇理性而非成见、推崇个人才华、自我意识、对待自然及人的生气勃勃的感受；而这些对于一位天性率真、领悟力极强、才华横溢的姑娘来说，一个新的可能性世界仿佛正在朝她打开；她不利的社会地位暂时被掩盖了。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歌德本人便对她谈吐的才智表示出激赏；很快，在她周围聚集起当时柏林的几乎所有文化名人，她成了一个著名沙龙的光彩熠熠的女主人；诗人让·保尔、蒂克、弗里德利希·史莱格尔、哲学家史莱尔马赫、语言学家洪堡兄弟都先后出入其间。某种残酷的真相的揭露，一直要到已经与她订婚的伯爵冯·福克斯坦重新改变主意。这位伯爵属于一个显赫的古老家族，对这种人来说，重要的是他家族的头衔，他的社会地位，他自己作为个人是不重要的。而拉赫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于：她是用在新型沙龙中养成的”平等个人”的眼光看待他的，自以为与他交往和彼此认同是个人之间的事情；她甚至还想进一步把他”还原为”他本人；但是所有这些引起了伯爵的不适：在通过交谈来展示和确认自身的沙龙中，伯爵实际上变得什么都不是；他的身份变得无效；相比之下，这位犹太女子反倒成了优越者。而这种关系同时也证明：离开沙龙这个人为的小圈子，拉赫尔则什么也不是；她沉浸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沉浸在”爱情、树木、音乐”之中，表面上这是她自愿选择的，其实这是”社会”给她留下的唯一通道；表面上在这个”精神的领域”中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何其脆弱，带着多么一厢情愿的色彩–无视自己事实上被社会阻挡在外的客观事实，并且用种种美丽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拉赫尔无疑是在过着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幻生活。 　　　　她在日记和书信中记下了自己悲苦的心情，而这些话听起来多像刚刚结束和海德格尔关系年轻的阿伦特本人的道白：”我仅仅想知道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你不可能忘掉我所经历的一切。””我跟你说，我正处于呻吟的垂死状态……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些痛苦，只是想再见到你一次。”然而伯爵那边没有回应。他什么也没有做。他是胜利者，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牢牢掌握着自己既定的道路和命运，拉赫尔则像是被猛烈推倒了路基之外。”被从头到脚浇上大雨而没有一把雨伞”，1952年阿伦特对雅斯贝尔斯这样解释自己的传主。 　　　　但是拉赫尔有着罕见的忠直无欺的天性，她慢慢地从自己所受到的伤害中清醒和恢复过来，明白了自己被动的、无可选择的处境，体验到个人在整个社会面前的孤立无援。”她并不是卷入了和一个人的纷争，而是卷入了与整个世界的纷争。”阿伦特写道。被伯爵所拒绝，等于被扔进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当她意识到这一点，则意味着她睁开双眼，由此步入社会；她个人感情的痛苦从而成为她扩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个源泉：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命运，尝试着从把个人的孤独和她所属的犹太民族的孤独联系在一起。此后一系列的经历更加帮助她意识到问题所在：作为犹太人的一员，只能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一、作为暴发户，作为这个种族的一个”例外”而被接受，去接受”同化”得到表面的承认；二、作为”贱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广泛地面对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的事实。而”同化”的代价是昂贵的，它培养起那种叫做”自我仇恨”的东西；拉赫尔最终站到了”贱民”一边。该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是”不能逃避做一个犹太人。 　　 　　显然阿伦特并没有特别在意拉赫尔作为一个女性所遭遇经历的。拉赫尔的命运被看作是犹太人命运的一个缩影。描述拉赫尔作为一个犹太人自我意识成长的过程，是阿伦特意欲把自身放到更加广阔的社会政治现实中所做的思想准备。而现在的问题还在于：阿伦特是如何以拉赫尔作为一面镜子而摆脱海德格尔、得到自我拯救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拉赫尔的沙龙故事和阿伦特的爱情故事之间存在着十分明确的重合之点：拉赫尔的沙龙将客观事实拒绝在外，推崇主观的、诗意的、孤独的美，并认为这些东西独立于世界之上；而阿伦特和她老师的关系也是不宜示人的，具有一种”无世界性”的秘密的特征。阿伦特之所以在其中感到特别无力，不是因为这种爱无法得到最终的结果，而是当其本身存在时，便是那么地虚幻和无法确认–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爱的现实和非现实便混为一谈；由此出发，”爱”周围的现实和非现实也混为一谈，包括双方个性的现实、他人存在的现实、与他人共在、共同分享的现实、以及使得世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所有尺度和界限，统统变得模糊起来，仿佛生活在一团雾气之中。阿伦特曾把自己当时的心情写成一个小说《阴影》给海德格尔看，她感到在这种没有他人和世界作为”间隙”的爱情中，有一种被毁灭的感觉：”着了魔的被焚”。而这恰恰对了海德格尔的胃口。至少部分地（在理论上和在他海拔1200米的小屋中），海德格尔追求的就是这种”孤独”，他把与”常人”的共在称之为”沉沦”，他的开放性仅仅限于朝向大自然，朝向”林中空地”、”诗意的栖居。”不仅是从气质上，而且从事情的全部进展上，阿伦特从内心越来越反感这种东西–起码她本人在这种氛围中越来越抓不住周围世界，也越来越抓不住自己。进一步说，海德格尔也并非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他和阿伦特的关系中，在抓住事情的全部主动权、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方面，他和拉赫尔的那位伯爵并无二致。当海德格尔让她离开时，她必须离开，不管她的感受如何。而在一开始创立这种关系时，阿伦特是接受海德格尔的这些理论的，他俩的关系也和萨特、波伏瓦之间一样，存在某种理论的基础；因此，除非从理论上进一步清算海德格尔，把告别他的理论当作告别他本人的一种方式，否则阿伦特则不能得救。而当拉赫尔最终站到”身为犹太人”的泥泞现实中来，表明阿伦特经过内心挣扎和反省，摆脱了海德格尔理论的云山雾罩，获得了看待世界和他人的另外一种眼光和起点。 　　　　犹太人的问题如何成为一个与欧洲近代历史演变有关的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像它表面上所呈现的那样是一个***，要到战争之后才进一步清晰起来。1956年阿伦特为这本战前年轻时写的书所作的德文版的初版序言中写道：”不能忘记个人的事情同时也是历史的，今天看来不仅是德国犹太人的历史，不仅是他们复杂特殊的问题，而是迄今为止的历史的一部分。”写下这些话时，她已经完成并出版了那本给她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政治理论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1951年），其中分析了现代生产方式如何造就了沙粒般的”孤独”的个人，现代政治的事实就建立在孤独的个人之上：他们一心追求物欲满足，对公共事务置若罔闻，从而丧失了对世界和他人正当的现实感和对事物正当的判断能力；孤独导致绝望和恐怖，导致人们互相之间的敌意从而摧毁他们的共同空间。阿伦特引用路德的话来说，一个孤独的人”总是从一件事来推断另一件事，并且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接受自身”孤独”的过程，便是接受对自身的不公正；同时也就相当于接受和承认更加广大范围内的不公正；实际上，”被隔离”的情况不止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不断被抛出、不断将一部分人甩入更悲惨的无援境地是每天发生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们因”孤独”而陷入一种深重和无力自拔的无力感之中；这就为全面控制的极权统治提供了基础。 　　　　这是一条典型的阿伦特的思路：个人的问题不再是个人的；而是同其他人、同包含所有人在内的公共领域中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甚至”孤独”也不应被理解仅仅是个人的选择因而有理由对此大加赞美；因为在她看来，每个人实际上是在同其他人分享这个世界；只有在人和人”之间”，在人类共同生活的舞台上，个人才能得到自身存在的充分展示和具有真理性。显然，这与海德格尔将”与他人的共在”看作”沉沦”的立场相去甚远。从个人揪心的经历和承担个人的历史境遇出发，阿伦特站到了”世界”而非”个人”一边，站到公共舞台升起来的光线之中而不是”退隐”在个人的秘密之内。作为一名女性，她参与了她那个时代真理的创造。 　　　　1964年在接受德国电视台记者高斯的访谈中，她称是一名叫做布鲁门费尔德的人打开了她的眼界，把她引进了对于犹太人的关注之中。在这次访谈中她还谈到了1933年帝国大厦纵火案之后，她对于那个叫做”知识分子阶层”所感到的深深失望，他们”仿佛在自己的周围建造了一个虚空的空间。”目睹此情此景，她暗自发誓”再也不卷进任何知识分子的事务”，并开始考虑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正好布鲁门费尔德请她编纂一本在日常生活习俗中的反犹言论集，她一口应承下来并积极投入工作，此事很快被发觉而阿伦特被抓起来。她对那位长着一张通达正派面孔的看守编了一个天花乱坠的故事，关押了八天之后被释放了。从此她上了黑名单她的名字不得出国，于是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第一站是法国的巴黎。在巴黎她仍然在为犹太人组织工作，帮助去巴勒斯坦的年轻人做培训。一度时期，法国人将这些流亡的犹太人送进了由他们开设的集中营，一同来到巴黎她的第二任丈夫海因利希·布吕歇尔和瓦尔特·本雅明关在一起，阿伦特关在另外一个地方。此时法国本身也昏头转向，混乱之中阿伦特和她的女伴们策划了一次大逃亡，大约200名妇女勇敢地离开了那里。完全是凭直觉，她感到丈夫布吕歇尔也将逃往一个叫做蒙托邦的地方，某一天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她高声喊起布吕歇尔的名字，他们希望在马赛搞到去美国的紧急签证。此时本雅明也到了马赛，并且把自己的《历史概念论纲》的手稿托付给了阿伦特。正如阿伦特在她那篇关于本雅明的文章中写的那样，本雅明是个天生的”倒霉蛋”（布吕歇尔平时就这么叫他），结果在离西班牙不远的一个叫做布港的边站自杀。阿伦特夫妇则幸运地逃脱了，当这两人到达纽约时，他们口袋里差不多只剩下50美元，此时为1941年。这对饱受流离之苦的夫妇开始适应在美国的生活。为了尽快掌握英语，阿伦特在一个美国家庭当起了”女佣”，同时在德语杂志《建设》上发表文章，她丈夫把她富于激情又强硬务实的风格称之为”如同利斧一样”。不久，她和布吕歇尔居住的那间陋室，成为一个不仅是流亡的犹太知识分子而且是许多美国文化人热烈讨论各种问题的场所，阿伦特于其中也像一个”沙龙”女主人。她显示了对于新国家和英语文学的高度兴趣，同时又吸引人们去讨论柏拉图、康德、尼采和卡夫卡。她那张犹太人的面孔和略带嘶哑的嗓音洋溢着深挚的真情。在一次晚会上有人问道：”弗朗西斯·卡夫卡是谁？”这促使她在美国出版了卡夫卡日记。她的美国朋友中有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玛丽·麦卡锡，两人的友谊保持终生。阿伦特的另一好友是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她后来赞扬遇刺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扩大公共空间，十分坚决地把诗人和其他游手好闲的人请到白宫”，其中就有洛威尔。而阿伦特把这样一些意趣不同的人们集合在一起，相当于小型公共空间的演习。在阿伦特看来，在平时劳动和消费的活动中，人们仅仅是维持肉体的生存，”被完全扔给了他自己”从而造成人们互相之间的隔绝。但在公共空间及其交谈中，大家从自己的角度发表各自的看法，使得不同种类的事物、不同视角的观点得以呈现，这才是生命的一种真正的开放。勇于在众人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勇于冲破喉管的气流而”出声”，这样一次又一次”站出来”的做法才体现了人的尊严。而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随时准备回应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勇于面对和敢于”接招”，不把”私下”掌握的真理认定为唯一的真理。1949年她为保护犹太人的文化遗产在战后第一次回到欧洲，很快不仅恢复了和慈父般的恩师雅斯贝尔斯的友情（和雅斯贝尔斯的”持久交流”对她来说是无可替代的美妙享受），而且奇特地复燃了对海德格尔的感情，当然此后严格保持在友谊的范围之内。当海德格尔因为纳粹期间的附逆行为处于人生中最倒霉的时期，忠直无私的阿伦特给他送去了温暖和支持，为他在美国出版书而忙碌奔波，甚至替他难以原谅的行为徒劳地辩护。 　　　　一个人最初卷入世界的方式会陪伴他/她的终生。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公共的、属于世界的？如何在个人事务和公共生活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尺度？阿伦特一生都在这两者之间思索和尝试实践。1998年德文版的阿伦特传记作者阿洛伊斯·普林茨有一小节题为”猛禽还是夜莺”，非常中肯地把握住了阿伦特性格和精神生活中同时具有的两面性。在朋友中她显得和蔼可亲，富有亲和力，尽管为了观点也会”反唇相讥”；但在公共生活尤其是涉及到正义和不公的大是大非问题时，她便显得毫不留情面，义正词严；在公共场合下的举止有时甚至显得傲慢和拿腔作势，如同一只猛禽。1957年她为堪萨斯州的小石城种族冲突事件而写的评论，在美国社会中首次让人们领教了她的厉害，同时也招致了许多批评。当时《党派评论》的发行人威廉·菲利普斯叫道：”她以为自己是谁？亚里士多德吗？”阿伦特的”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的称呼因此而得名。最令人恼火的是1960年她接受《纽约客》杂志的邀请，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报道对战犯艾克曼审判，由此所形成那本书《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仅使她的同胞十分吃惊而且非常愤怒。在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阿伦特看了警方长达三千多页的卷宗，”不知道多少次地我大声笑出来。”因为她觉得自己面对的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滑稽小丑而已，这种印象在面对审判席上满口陈词滥调的被告本人时得到证实。她对审判的过程很失望，控方提出了大量的令人发指的材料，努力想说明艾克曼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而看上去人们非要给这家伙涂上鲜明生动的色彩才肯罢休。但这不是实际情况。经过仔细的观察分析，阿伦特提出的一个正相反对的观点是：”平庸无奇的恶。”艾克曼并不是因为具有深刻的个性（生性残忍）才作出那些可怕的事情，他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她又一次引用苏格拉底说的”未经审问辨明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这样的解释对于犹太人的伤害在于”假如不是一个恶魔。怎么可以毁灭世界？”而阿伦特的观点恰恰在于”平庸的恶魔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在该书中阿伦特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触痛了犹太人自身的伤疤：犹太人组织在战争中应承担的责任，以及犹太人几千年的”无根基”、”无政治性”的存在。她举纳粹在丹麦、瑞典这样的国家为例，说明纳粹肆虐的程度和遇到抵抗的程度有关。面对犹太人必须佩戴”大卫星”的要求，丹麦国王宣布他本人将是第一个佩戴这种东西的人，结果没想到德军奇怪地接受了这种拒绝的态度。在面对犹太同胞的气愤甚至咒骂时，阿伦特丝毫没有退却，她感到伤心的是数年如父如兄般的朋友布鲁门费尔德，没等到她本人亲自向他解释便怀着对她的怨恨死去。 　　　　多年前曾下决心不参与任何知识分子事务的阿伦特，最终还是以她非同寻常的、崇高的思想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巨大声誉。除了写作、教书，她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奔波来去，参加各种活动。1958年雅斯贝尔斯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她应邀在老师的颁奖仪式上致词，这回也是在法兰克福保尔大教堂里发言的第一位女性。她在那里说到：富有人性的生活不可能在孤寂中得到，也不会通过把自身的事务交给他人而得到；它仅仅在一个人投身到”公共领域的冒险活动”中才能实现。从法兰克福回来后，她给雅斯贝尔斯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真正爱上了这个世界，”并想把这种感受写成一本书，书名即为”热爱世界”，这就是后来德文名《积极生活》、英文名《人的条件》的那本。她其他的重要著作还有《论革命》、《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精神生活》（由玛丽·麦卡锡编辑出版）等。1970年丈夫布吕歇尔去世对她造成了很大打击，这之后五十年代结下深厚友情的英国诗人奥登出现在她身边向她求婚；遭到拒绝之后奥登颓丧得从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变成一个歪歪倒倒的流浪汉。后来奥登的死讯还是令她十分震惊。在奥登的葬礼之后。她重又读了奥登的诗并为他写了一篇诔词。1975年12月阿伦特突发心肌梗塞去世，未能完成计划中的康德哲学研究”论判断”，时年74岁。五个月后，海德格尔去世。 http://blog.renren.com/share/250310718/1383720066 崔卫平：为阿伦特一辩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1.html?page=2

老娘有丰富的口头禅，我最喜那句“哪有那么多顺心的事，你自己把它扒拉过来，头拱地做好就是了！”   时下中国富裕了，中国人却多处于极大的焦虑之中，很难安下心来。他们的信念已经被富裕的生活和失衡的精神给搅乱了。每逢此种情境，我就常常想起老娘，想起儿时的那眼往昔之井。在那里，我一次次找到了生命的激情和力量的源泉。 老娘叫吕春华，生于1920年，育有我们兄妹6人，我是“老儿子”。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农村很苦。父亲在离家很远的供销社上班。娘是个小脚女人，用她并不强壮的肩膀撑起了这个家。她白天下地干农活挣工分，晚上常常还要去磨面或弹棉花。据说，老娘生我的那天，白天还下地干了一天农活，半夜里把我生下来，第二天又下地干活了。 不知为什么，父亲一直顶着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因为这层关系，我们家在村里被划为“地富反坏右”，老娘不但要承担所有的体力活，还要承担一些精神上的污浊。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老娘常常爽朗地大笑。 我们村同我家一样女人顶家的，有两个孩子的，老大连初中都上不了，就要回家干活挣工分了。娘虽是文盲，却没有这么短视。她说：“我的孩子不能像我一样活！我头拱地也要让孩子去上学！”“我头拱地也要把这事办了！”“头拱地”“头拱地”“头拱地”，这个词深深烙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中。 在老娘“头拱地”的意识和行为中，1961年我大哥考进了南开大学，1963年大姐考进了鞍山钢铁学院。其他哥哥姐姐不走运，文化大革命断了他们的求学路。 富者拥有过多，反而可能碌碌无为。家境的贫寒，使娘身上的潜能得到了最充分的释放。她长年忘我地劳作，从不吐露一个“苦”字，大嗓门说话，爽朗地大笑，以她独特的方式相夫教子。或许由于她心灵的纯净，超强的劳作并没有损害她的健康，晚年她除了腿脚不利索，身体一直很硬朗，面容红润祥和，皮肤白里透亮。看来，磨难和危机，是成就一个人最为重要的东西。 老娘走的那天，村里有500多人来送行。老舍的话特别能表达我的心情：“失去了慈母的爱便像花插在花瓶里，虽然还有香有色，却失去了根。” 如今老娘去世已经整5年了，可她仍整天活泼泼地活在我的世界里。“头拱地我也要给你们拱出一片天！” 老娘有丰富的口头禅，我最喜那句“哪有那么多顺心的事，你自己把它扒拉过来，头拱地做好就是了！”这句话很有深意——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要把那些不得不做的事变成自己喜欢做的事！ 老娘说的“头拱地”就是我们讲的专注。别在那里这山看着那山高，每一个地点都可以起步，就看你是否专注了。从老娘的体验看，一旦“头拱地”，一旦处于极大的专注，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摘自《读者》 有删改）

转按：如下篇章节选自德鲁克回忆录《旁观者》，感觉译名《伯爵与女伶》容易引起中国读者不恰当的联想，因此我转载时冠名以同时代奥地利作家兹威格的回忆录《逝去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对于一个非贵族出身的普通人来说，或许我还是更喜欢现代欧洲，但我能够理解那一代欧洲名士心中的伤痛。   ……      伯爵和玛丽亚小姐的确是在伦敦的奥地利使馆一起长大的。伯爵是资深外交官之子，母亲是英国贵族，和诺福克公爵DukeofNorfolk有亲戚关系。玛丽亚则出身农家，父亲被征召入伍后，担任大使馆的护卫，母亲就做使馆里的洗衣工。伯爵念的是英国有名的公学，是耶稣会教士依照伊顿Eton和哈罗Harrow的理想创办的，学生多半是英国天主教贵族之子。之后，伯爵进牛津大学研究现代史，后来才又回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所以，他的英国出身与教育仍表现在口音中。那时，玛丽亚也完成了艺术的学业，并为柏格剧院所招募。此外，伯爵的确有个关在精神病院的太太。她去世后，也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伯爵和玛丽亚就悄悄地结婚了，然而他们并未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有关山难的事，也是真的。我父母和伯爵的结识正由于那一次意外。母亲在年轻时，对攀岩和登山非常热衷，同好者自成一个亲密的团体。多年后，在父母都过世后，我在他们的文件堆中发现一张照片，其中一个少女就是母亲，那时的她应该还不到18岁。她攀附着一条绳索，带头的就是面容仍完好无缺、年轻的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跟在母亲后面的是和伯爵差不多年纪的玛丽亚。那次意外之所以会发生，正因伯爵奋不顾身地援救队友。我后来才知道，那名队友就是母亲爱慕的表哥。过了几年，第一次大战爆发，这个表哥被派到意大利前线，不久就战死沙场。     听了这一切，让人不禁对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大感兴趣，至少我已开始注意到他了。然后，我发现父母亲虽很喜欢玛丽亚，和我们一样为她着迷，对伯爵却抱着敬而远之，甚至冷漠的态度。记得有一次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伯爵是全奥地利最有能力的人啊。真遗憾，他得把自己藏起来。”母亲轻轻地加上一句，也许父亲没有听到：“哎，他不得不啊。”     伯爵担任的官职可说是微不足道，只是国家图书馆主任的助理，协助图书馆的财务和管理工作。他很少说话，偶尔开口也只是谈谈天气或是说孩子长得真快等客套话，或者问我们最近在剧院里看玛丽亚小姐演出的感想如何也许该说是“聆听的感想”吧。每回大人们在谈话时一提起伯爵的名字，就会肃然起敬地说：“什么？你认识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啊！他可真是个奇人，不是吗？”     显然，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不只是玛丽亚的伴侣而已。但是，我看到的他，总是和玛丽亚形影不离，然而她那极具魔力的声音总是让我们忘了一切，包括伯爵的存在。直到我长大成人，差不多要离开维也纳时，偶然间我和伯爵有了密切的接触，做了短短几个小时的密友。”         ※     我在差不多14岁的时候就知道，中学毕业后，我将尽快远离维也纳和奥地利。高高中毕业虽还有一年半，我已下定决心。我想，离开维也纳最快而且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在德国或英国的银行或商行当练习生。若能如愿，我就不必再枯坐学校的板凳上了。那时的我，觉得学校老师教得乏善可陈、令人生厌。我和我自己的能力对谈，最后一致同意：我已经在学校坐得够久了，该是离开的时候了。我想成为大人中的小大人，不喜欢被当作毛头小子的感觉，也不爱和那些停留在青少年阶段的大学生混在一起。我要自食其力，获得经济独立。此外，再支援我上四年的大学，对父亲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虽然他不以为苦，反而相当乐意。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维也纳的生活水准来看，我们是够富裕了，但那是因为战后的奥地利已变得一贫如洗，所以相形之下，我们的家境算是不错。但家人已决定把弟弟送进医学院就读，对家中经济，这可是不轻的担子。我想，至少现在我可缓解父亲的经济压力。 ……     为了研究，我必得到图书馆去。公立图书馆是美国的理念，在我少年时代，欧洲的图书馆是只让书进来，把人赶出去的。就以维也纳的大学图书馆为例，甚至不准学生自由进出，只能在特别的阅览室里读指定的书。只有卓越且有终身教职的学者能够借书，然而他们仍不能直接从书架拿书。尽管我有很多伯叔阿姨是大学教授（我父亲本人也在大学任教多年），但还是不辨入图书馆。幸好，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在国家图书馆任职。他很高兴让我以他私人访客的名义进入，并允许我在他办公室旁空无一人的小房间里，阅读我想看的任何一本书。因此。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到那儿，浸淫在法律哲学和社会学中。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术语。那次的震撼非比寻常，且在我心灵上烙下永恒的创伤。很快地，我也发现为什么汉斯姨夫认为法律哲学里最难的就是刑罚的问题。果然，这是个相当棘手、复杂的难题。每一个伟人的学说，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阿奎那（St.ThomasAquinas），至休漠（Hume）、边沁（Bentham），以及现代的庞德（RosocoePound)、埃尔利希（Ｅhrlich），以及我的汉斯姨夫，对于刑罚，都提出不同的解释，例如：为了报复、保护社会、仪式性的涤清作用、感化，或是防范等。然而，不管他们对刑罚的认知为何，最后都认为还是要有刑罚。自古至今，不论在何种文化、文明，或是法律规范下，刑罚似乎大同小异：死刑、毁伤四肢或器官、放逐、监禁或罚金。很明显地，在每一个文明和文化之中，都有刑罚的存在。     那时的我，不太喜欢刑罚学，现在的我亦然。但是，懵懵懂懂地读了几个星期以后，终于得到了一个结论：那些伟人可能都弄错了。如果有一打的解释都有完全不同而且相当清楚的前提，最后的结论却相同，那么用最基本的逻辑概念就可了解——那些都只是推理，而非解释，且偏离问题。对我而言，重点应该不是刑罚。刑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事实，不管你如何为这件事辩解，刑罚还是无所不在，反而需要解释的是犯罪。我想，那已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在堆积如山的文献中，只有两本小册子和我思考的路径差不多，都针对犯罪而发。这两本手册的作者我从未听过，名叫“卡尔-隆特”（KarlRaunt）。每一本约略只有20页，1905年左右出版的，还算是近年的作品。书皮是红色，而非暗沉的手制皮革色，封面印着锤子和镰刀④，题为“国际社会主义者手册”。书中论道，犯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若干年后，只要社会主义一实现，犯罪就不是重大的问题了。这种说法，在我看来简直是天真之至，差不多是幼稚了。到处都有证据显示，犯罪已根植于人类社会之中，不管是何种经济、社会或政治结构都一样。在我读到这个理论的时候，已是1925年，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了，因此16岁的我不禁好奇，作者为何这么写？事实上，另外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为何在我说出研究主题时，图书馆恰巧跑出这两本书？大抵而言，这两本手册的写作风格还算严谨，即使作者只是辩解，没有解释清楚，他到底还是洞视到了真正的问题。     不过，我已经有结论了——我的计划已告失败，最好把所有的书归还给图书馆，谢谢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大力襄助，并请父亲帮我在商行找个练习生的差事。但我还是想再看一眼那两本手册，因为我认为只有这两本书触及问题的核心。我站在窗边，手中握着书册，就在此时，门开了，伯爵走进来。他本想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但对我正在做的事，似乎非常好奇。他看到我手中的红色小册子时，面露紧张的神色，问我：“这两本手册写得怎么样严他的语气让我有所警觉，所以我只是淡淡地说，在汗牛充栋的书当中，只有这两本对于犯罪问题有所解释。他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微笑着说：“这两本册子居然还在这儿。你知道作者是谁吗？”我摇摇头。他指着作者的名字“卡尔-隆特”（KatlRaunt）说：“你把姓的最后一个字母t搬到最前面看看。”我恍然大悟：“是特劳恩（Traun）！”他笑道：“卡尔（Kar）是我的别名。我受洗时的名字是卡尔-法兰兹-约瑟夫（Karl Franz Josef）。身为政府官员，即使小到埋没在国家图书馆，也不能写什么社会主义手册。我想，或许有人会怀疑‘隆特’（Raint）可能原本是特劳恩’（Ｔraun）。但还是没有人起疑。你想听听这个故事吗？”     他的故事说来话长，光是一个下午是述说不尽的。伯爵一旦开口，就停不下来了。这个畏缩而残废的人，心中不知藏了多少，一宣泄就如排山倒海而来。我不知道他是否清楚眼前谈话的对象是谁，或许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话。他跟我说的，不只是他个人的故事，更是一个失落的时代，一个断了线的梦……     ※     “你知道吗？20年前的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社会主义者。那时，我们或多或少都可算是社会主义的信徒，只是我比较能言善道。我明白，你今天看到那些手册，一定会觉得其中论点太过天真。也许晚几年，我就不会写出那样的东酉了。成书时，我只有23岁，那时，我们都期待社会主义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社会。当然，很少人读过马克思的学说，也不在意经济的问题。我们关心的只是——和平。”      “老一辈的人，即使是令尊那一代的——他顶多比我大10岁吧——并不相信战争就要来临。万一真的发生战争，他们想，也不过是小事一桩，像19世纪的战争，不出三个月就烟消云散了，欧洲依旧完好如初。我们则比较清楚实际情况。我们的发言人是饶勒斯（JeanJaures）⑤。听过这个人吗？”我说，是的，但仅闻其名。     “他是欧洲最卓越的社会主义领袖，也是法国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那个党当初是欧洲最大的政党，在法国也是最大党。饶勒斯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演说家。大战一开始，他就被暗杀了。多年来他一直警告大家，下第一次大战即将席卷整个法国，把欧洲和文明破坏殆尽。但法国的政界和军方都不相信这种说法，只有我们知道他所指为何。那时，社会主义已经存在了，是为自基督教以来第一次群众运动，即使社会主义党人没有选举，也没有国会，却是欧陆推一最大党，在多国蔚为风潮，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当然还有苏俄。社会主义有纪律，也有领导人。从多次罢工运动可以看出，服膺社会主义的群众都相当听从领导人的指挥。此外，社会主义是致力于和平的——这也就是当年我们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     “我们认为我们成功了。听过1911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吗？”我摇摇头。     借次大会就在维也纳召开，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党都庄严地宣誓，将动员所有的党员反对欧洲发生战争。万一战事真的发生，就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我就是该大会的秘书长，当然已化名为‘卡尔-隆特’。我们预定1914年10月在维也纳举行另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为了那次大会，我几乎安排好所有的事宜了，不料却发生了意外。本来会中准备讨论在布鲁塞尔或是阿姆斯特丹设立永久的反战机构，我也将出任该会的秘书长。这就是当年社会主义者的我们所持的理想。”     “你说的‘我们’是哪些人？”我问道，“你们可有一个组织？属于这个组织的还有谁呢？”     “没有，我们没有所谓的组织，那不是我们运作的方式。令尊不是有个朋友叫马瑟尔-雷（MarcelRay）吗？如你所知，他现在是驻法大使。但是，当年他还是索尔本（Sorbonne）的年轻德国文学教授时，就想组成一个组织，并想好了一个很好的名称——‘和平骑士’（LesChevaliersdelaPaix），足以和荣获法国高级勋章（Ｌegiond’Honneur）的荣誉媲美。但我们的一切还是相当非正式：没有会员制、组织，也没有什么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我们就是知道谁是同志，因为那时的欧洲要比现在小得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彼此都认识。我们一同爬山、参加派对、一起上学，因此大学都是朋友。当然，还有不少受过教育的富家子弟只会追逐享乐，比如是在度假胜地里维耶拉（Ｒiviera）狩猎、在印度猎野猪，或是追合唱团里的女孩。这些对有钱有闲的富人来说，都是无伤大雅而且花费低廉的娱乐。然而，这种纨绔子弟的行径到处可见，惹人侧目。因此，有许多人认为欧洲不能再这样下去，否则大难即将临头。那时，特别是在奥地利、法国和苏俄还有很多人沉迷在美学当中，写了些不堪入目的诗，并自费用淡紫色的纸印刷。我保证令堂一定有一大箱这样的诗集。她可是相当有人缘的女孩子，那些年轻的自恋狂都送给她一本自己写的诗。”我说，是的，像那种可笑的作品，我在家里的确看过一些。     “但是，”他又继续说，“还有不少人像我们，想要追求不同的东西。这些人就是我所说的‘我们’，比方说马瑟尔-雷和他的夫人苏珊就是。你知道吗？苏珊就是弗兰西斯（AnatoleFrance）⑥的亲生女儿。”这点我倒不知。     “她很有办法，可以找到饶勒斯，并说服他在维也纳召开19１１年的和平大会。他就像所有年长的社会主义政治人物，非常多虑，知道自己在政界举足轻重，又怕被指控不爱国。但是这位雷夫人就说动了他。还有一群年轻的法国学者，如历史学家布洛克（MarcBloch），以及许许多多具有潜力的政坛新秀，像赫里克（Edouard Herriot）很快就崭露头角，而且开始发挥影响力。”     “我们在俄国也有朋友，例如叫齐瑟曼（von Zissermann）的年轻军官，他就是建造满洲铁路的军事工程师。有人告诉我，他现在正为中国军阀做事。你应该知道他太太，她可是维也纳有名的美人，最近才到满洲与夫婿重逢。还有一大伙德国年轻人、教授，像经济学家奥本海默（Oppenheimr），在海德堡跟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⑦学习的研究生、韦伯的弟弟亚弗德，以年轻哲学家齐美尔（Ｓirnmel）⑧为首的一群人以及一些银行家和经济学者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年轻银行家沙赫特（HjalmarSchacht），现在已是德国中央银行的总裁。大多数年轻有为的大学讲师和奥地利年轻政府官员也都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我想，你一定知道这几个人：令堂的表哥历史学家阿尔尼姆（Arnim），在我登山发生意外那一次，他也在场；你的汉斯姨夫和他三个兄弟，以及同事维德斯（AlfredVeross）。较长一辈的，像你的父亲和赫姆-施瓦兹瓦尔德还是自由派的，但是二十几岁的那一代了解，光靠自由主义是无法避免战争的。所以我们都转向社会主义这股力量，认为只有信守承诺、有组织，且有民众基础的社会主义才能阻止战事的发生。”       “在英国，还可能以自由主义为信条，”他继续说，“正如你所知，我有一半英国的血统。家母还健在时，我一年会回英国四五趟，并会见当年在牛津一起求学的旧友。他们的生涯都在起飞的阶段，有的是大学教师，有些服务于外交界或印度，也有律师，还有些则是伦敦的银行家。然而，他们都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而且确信英国将会如19世纪般，置身于欧洲战场之外。”     “如果你以为我们必有某种暗语或秘密组织，那就错了。然而，当年欧洲受过教育的一小群人已自成一个团体，每一个人都知道何去何从，也晓得同一个圈子的还有谁，也都互相往来，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用暗语来辨明同志。”     “后来呢外我插嘴道，“为什么你们会失败？”     “我们并没有失败，但当时社会主义尚未完善。欧洲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也就是我们仰赖的人，虽然缺乏勇气实践1911年维也纳大会的诺言，发动全面罢工，但确实是反战的。然而，即使罢工，结果还是一样。广大的劳动阶级，也就是爱好和平与提倡同胞爱的主力，像是一股不可收拾的火苗，使得爱国的烈火愈烧愈旺。现在普遍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归咎于胆大妄为的军人、外交人员或是商人，但是，真正希望引发战争的，则是那些极端的爱国主义大众。叫嚣得最大声的就是他们，因此后来整个欧洲都为战争所席卷。这正是饶勒斯警告过我们的——这一天也就会给社会主义带来灾难。”     “当然，你会说今天在欧洲有投票权的社会主义者要比1914年以前多得多，然而那时的社会主义是基于希望，而不是人数；今日的社会主义则不是如此。那个令人无可言喻的小丑墨索里尼，最了解这一点。战前，他就是最好战的集权主义者，总是想拉拢我们，帮他的报纸写文章。在1911年维也纳社会主义大会时，他大声疾呼，万一欧洲发生战争，他一定会使我们的‘革命’成功的。然而，我想他看到了发生的事，恐怕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奥地利本地的社会主义者，和那些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党党员，都是可敬的人，远比今天在奥地利有权有势的神职人员要值得尊敬。假如我的职位显赫一点，像令尊一样的话，在两年前天主教取得政权时，也会和他一同请辞。但是，今天的社会主义者虽是什么事都不愿碰，想明哲保身，然而由于胆怯或是经验不足，还是做出造成伤害的事。要是社会主义真的可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掌权，不是出现我们在俄国和意大利看到的那样，就是一个容易出现官僚主义的政府。哎，梦想已经远离了。”     “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继续说，“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昏迷不醒。你一定听过某人说起我的意外。醒来后，过了几个月，目睹战争的一切，真想一死了之。我不时悔恨，想着如果当场死在那座岩壁下就好了。我也常羡慕那些在战争中丧生的人。当然，那时我们有不少同伴都死在沙场上。”     “你还小，因此不能理解。那次战争带来最大的伤痛，并不是毁灭了想要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希望，而是杀死了许多本来能拯救欧洲的人。整个领导层大半魂归西天。我在英国念的学校是耶稣会教士办的公学，毕业时班上有48个人。现在还存活的，只剩18个，其他的已躺在弗兰德斯（Fanders）的墓园里。我不是提过你的汉斯姨夫-，也就是娶了你的格里塔阿姨的那一位吗？他有三兄弟，甚至比他还杰出，然而，现在却安眠在蒂罗尔（Tyrol）的军官墓地。令堂的表哥阿尔尼姆也葬在那儿。亚宁的运气真是好，因为我的援救，在那次意外中，得以逃过一死。不料，还是躲不过战争的魔掌。你知道那位汉斯姨夫最小的弟弟欧内斯特吗？”我摇摇头。     “他被活埋在俄国的一处矿坑，后来虽然获救，但已经成了残废，只能在教会做个杂役，洗洗碗、端端盘子等。他原来可是个非常卓越的工程师，也是电学和电话方面的天才。我是家中惟一存活下来的孩子，我的四兄弟个个能力都比我强，然而都丧生在无情的战火中。我那可怜的元配有三兄弟，那些巴拉顿伯爵（CountBalaton）们，也都英年早逝。家母出身于非常大的英国家族，我的堂、表兄弟等有好几十个，到现在只剩四五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像约瑟夫国王（EmperorJoseph）。你知道吗？他就是把维也纳皇家公园开放给平民进入的人。有一次，一个贵族仕女跟他抱怨说，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方可以接待和她同等阶级的人。国王答道，即使他想和他的同辈一叙，也没有地方可去——除非去哈布斯堡的皇家墓穴。我呢，想要见我这一辈的，只有去凡尔登（Verdun）、木斯群岱尔（Pas沈hendaele）、俄国前线，或是依颂佐（Ｉsonzo）等地的墓园。躺在那儿的，今天若是安在，必然是欧洲的领导人。”     “彼得，你知道吗？共和时代来临，社会主义者组成政府时，他们会邀我担任教育部长。那是我惟一想要出任的官职。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但是，我却不能面对这个事实：年轻时结交的密友和有着共同梦想的同志都不在人间了，因此这个机会才轮到我。有时候，我觉得非常内疚，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废人，还能苟且偷生？我本可了此残生……要不是玛丽亚小姐需要我，哎。”     伯爵此时已有点迷乱，即使是16岁的我也感觉得到，他的神智不很清楚了。对他突如其来的告自，我实在有点恐惧，真想早点脱身。我怀疑伯爵所说的欧洲精英拯救和平的伟大计划或许只是他的幻想。（多年后，我从苏珊娜-雷的夫人口中得到证实。她和伯爵共过事，并和其他几个朋友设法说服饶勒斯召开19１１年的维也纳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会中众人皆庄严宣誓，欧战一爆发将会共同发动大罢工。另一次更隆重的反战大会则计划在1914年的１０月召开，秘书长正是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   ……      经过好几个下午，我才得以摆脱伯爵和那排山倒海而来的自白。然后，我们又回复到原来的关系。他再也没提起过那几个小时的慷慨激昂，照例在每年的圣诞和新年与玛丽亚小姐到我家做客，一样静静地坐在角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爱人，除了简短的客套话，几乎不发一言。但是，他又跟我说过一次话，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和玛丽亚小姐了。     在1937年2月末或是3月初，我和妻准备从英国到美国度蜜月，并在途中回维也纳拜见父母。在离开前，我到伯爵和玛丽亚简朴的居处话别。玛丽亚那时已成为伯爵夫人了。伯爵把我拉到一边说话。     “我很担心令尊和令堂。你我都知道希特勒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入侵，但是令尊就是不信。他认为希特勒不会到维也纳来，即使来，对他也不会怎么样。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不晓得他是否告诉过你，他是奥地利共济会的领袖？”     我知道，但不是父亲告诉我的，而是从他严守会社规范、神秘兮兮的样子猜到的。     “不知道你对共济会有何看法，”伯爵继续说，“我从未加入这个组织。但是，我确信令尊的名字一定是纳粹秘密警察手上黑名单的前几名。多年来，我一直试着劝他在必要的时候准备离开。然而，他总是不肯听我的话。”     我告诉他，要他别担心：“我弟弟去年秋天已经去美国了。那房子对他们两位老人家来说太大了，家母一个人也照顾不了。因此，去年我回来过圣诞时，他们就准备把房子卖掉了，现在刚脱手，价钱还不错，都是现金。他们已经把钱存放在苏黎世的银行，只要几个星期，等我在纽约安顿下来，就会把钱转到美国，放在我的名下，这样纳粹就拿不到了。而且，他们也会来美国和我会合。不久，他们会暂时搬到一栋小公寓。我这次回来，已经催父亲去几个奥地利邻国的领事馆办签证，瑞士、捷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几国都办好了，连同家母的证件，有效期限是两年。”     伯爵说：“很好。我想，能做的也就是这些。”     “纳粹来时，伯爵您打算怎么办？想去哪里？”     “我们不会出国的。我们和令尊令堂的情况不同，我们没有孩子。”     ※     不到一年的光景，纳粹真的大举入侵，救了父亲一命的就是家里的旧址。纳粹派兵到他一年前卖掉的房子搜查，到纳粹恍然大悟时，父亲已在前往苏黎世的火车上了。由于前一年已办好签证，因此通行无阻。     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和玛丽亚-米勒小姐也逃离了这一切——在德国大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迈入维也纳的那一天，这一对鸳鸯悄悄自尽了。 全文阅读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40827.html

转按：当初向我推荐德鲁克《旁观者》的人重点推荐这一篇，而我从这本书中获益要大得多，我从中了解到欧洲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时的病态和痛苦，甚至从中理解到那么热情而才华横溢的兹威格为何会在二战即将结束时选择以自杀结束了生命（这个问题曾经令我相当地抓狂）。再翻本书，感觉这篇文章确实值得推荐。教育本应因材施教，但其弊端在于，教师也不过是一种职业，无法保证他们个个都敏锐而能够觉察到每个学生的特质；这也是学生的痛苦之处，他们总是被逼放弃所长而追逐所短，最终往往是一场失败的追逐。   德鲁克：怀恩师       我见识过许多一流老师的教学风采，也见过几个相当伟大的老师。然而，在教过我的老师当中，我认为一流的只有两位，也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老师——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她们不仅称职，更是杰出的教师。然而，她们还是没有教会我该学的东西。 　　埃尔莎小姐是校长，也是我们的导师，每星期有6天，一天4小时都有她的课。我们星期六还是要上课，只是可以比平常早放学而已。9月，学年开始时，埃尔莎小姐告诉我们，一连两三个星期都要进行测验和考试，看看我们学习的成效如何。听来虽然可怕，其实挺有趣的——她要我们为自己评分，并和同学相互打分数。考了三个星期后，她和我们个别会谈。 　　“来，坐在老师旁边。告诉老师，你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表现得比较好？” 　　于是，我告诉她。 　　“现在，再说说你表现得不好的地方吧。” 　　听了我的回答后，她说：“是的，你的阅读能力不错。事实上，像你这样的书虫不必在阅读上下工夫了。我也不准备帮你安排阅读方面的作业，只要继续读你想读的东西就可以了。只是，彼得，你要注意，阅读光线要充足，不要让眼睛太劳累。有时，你认为老师没看到，就把书放在桌子下，偷偷地读。这样不好，书本要放在桌上读。我要把你的座位调到大窗子旁，这样光线就不至于太暗。你的拼字不错，因此不必再加强练习了。记住，遇到生字时，一定要查字典，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乱猜。还有哟，”她又加上一句，“你还有一个长处没说到，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摇摇头。 　　“你的作文写得不错。不过，还要多练习。不是吗？”我点点头。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拟定目标了。每个星期，你必须交两篇作文，一篇自由命题，另一篇由老师决定。此外，”她继续说，“你低估了自己的算术能力了。你的算术好极了，因此老师决定，在这个学年中，你应该学会中年级所有的算术课程，也就是分数、百分比和对数。你会喜欢对数的，对数实在是很巧妙。然后，你就可以准备学习高年级的数学，也就是几何和代数。” 　　以前教我算术的老师常常骂我，因此我总以为自己的算术很糟，听了埃尔莎小姐的话，我不禁大为惊讶，因此跟她实话实说。 　　“当然啦，你的算术成绩不好。但是，原因不是你不会，而是太粗心，而且不检查。你犯的错误并不比别人多，但是却没注意到。所以，在这个学年，你要学会检查。为了确定你做好这一点，你必须要检查自己那一排以及前一排小朋友所做的题目。还有啊，彼得，你的字迹，不只是如你自己说的‘很差’，简直是丢脸。我班上的小朋友不可以有字写得这么难看的。字迹潦草实在很不好。你喜欢写字，不过没有人看得懂你的鬼画符。这是可以避免的，你可以学着写一手像样的字。在这个学年结束后，你的字迹就可以像这样——”她撕下两张纸，放在我面前。一篇是我写的作文，第一行虽然写得不很好，还清晰可读，第二行之后，就潦草得令人无法辨识了。另一篇跟前篇相同，一字不差，但通篇都像第一行，清清楚楚的。 埃尔莎小姐指着第二篇作文说：“这就是你这个学年努力的目标。你也可以写得像样一点，但是，不要模仿老师的笔迹哦。”我实在猜不透，她怎么知道我心里想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笔迹。瞧，这就是你的风格。” 　　“同意吧？”我表示赞同，她继续说，“我们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这样，你和我就很清楚你要做的事。这些是你的练习簿，每个月一本，我的桌上也有一套完全相同的。你瞧，老师没有要你多阅读或做拼字练习，但是，我想你还有时间写下你读过的东西、内容摘要、你喜欢的地方、是否计划重读以及学习心得。像你读得这么多的人都该常常这么做。你也要记录每星期所写的作文，而且每周一定得写两篇。还有，这是你练习做算术的地方，有两个部分：一是测验你学过的加减乘除；另一部分是学习新的，我们先做分数。每个星期都要记载：你希望做到的，以及实际的学习情形。此外，你也得练习写字。每周写作文时，尽你最大的努力，多写一行清晰可读的字，这样的要求应该合理吧？” 　　“每个礼拜我们一起检查你的作业。当然啦，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问我。好好保留你的作业簿。再过一段时间，如果你要看看老师这边的本子也可以。这样做，对老师也有帮助。班上的小朋友很多，我又得管理整所学校，常常忙不过来。” 　　每天我们都有一个半小时的美术和工艺课，教我们的是苏菲小姐。她就坐镇在一间东西很多、五颜六色的大工作室里。没有人见过她离开这里。这个工作室，一边是美术教室，有画架、蜡笔、画笔、水彩、陶土，还有一些准备切割、用树脂黏合的色纸，以供手指作画之用；另一边是工艺教室，有着跟我们这些孩子一般大的缝纫机（当然是用踏板的，小朋友莫不深深被这机器吸引），一长排的工具，锯子、老虎钳、钻孔机、铁钻和刨刀等一应俱全。靠工作室的第三面墙则有煮锅、平底锅、炉子，还有一个大水槽。 　　头三个星期苏菲小姐让我们随意活动，她在一旁，随时提供协助，但从不告诉我们怎么做才对，也不会批评我们。 　　之后，她对我说：“你好像对绘画或捏陶都没兴趣，是不是？” 　　“我实在不行。” 　　“你不是不行。到学年结束前，你应该学会用一点简单的工具。嗯，做个挤牛奶的小凳子给妈妈用，怎么样呀？” 　　听了这话，我有点惊恐，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我们家没有母牛。妈妈要这种挤牛奶的凳子做什么？” 　　“但是，这是你唯一可能做出来的东西呀。” 　　这么说也有道理，不过我还是怀疑自己是否真做得到。 　　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是姊妹。她们家的老二，克拉拉，也在本校教五年级，也就是奥地利小学的最高年级。这三个中年未嫁的老处女可说是截然不同。克拉拉身材魁梧，像是普鲁士精锐部队的士兵——肩膀宽阔、瘦骨嶙峋，且比大多数的男人还要高。埃尔莎只有中等高度、胖胖的，而且不修边幅。苏菲则娇小玲珑，连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都比她高了。埃尔莎是三姊妹中的老幺，比克拉拉小3岁左右，比大姐苏菲小6岁。我四年级受教于埃尔莎小姐时，她已40多岁。这所学校比起施瓦兹瓦尔德开办的小学和男女兼收的学校要早12年，校长一直由埃尔莎小姐担任。她看来就像个一本正经的老处女教师，十分可笑，身上总穿一种像是丧服的斜纹黑丝洋装——希望这种布料现在已经绝迹了。她全身上下都是黑的，只有颈部和手腕是白的，看起来就像一只大甲虫。她的裙子前面鼓鼓的，臀部的部分却异常得紧，倾身向前，就会发出可怕的声音，好像要裂开了一般。她用黑色缎带系住夹鼻眼镜，这眼镜虽没掉下来过，但总是歪歪的，只有脚下那双有着扣子、款式新颖的鞋子还算“合宜”。 但是，她还是展现了十足的权威。她可以一边写黑板，连头都不回，一边轻声地说：“彼得·德鲁克，放手！不要抓丽比的头发。”或是，“彼得·德鲁克！是谁允许你随便走动的？马上回到座位坐好。” 　　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辩论老师是怎么发现的。同学中分两派。理性派相信她的手中一定有面镜子，或是黑板的某个地方藏着镜子。于是，我们在黑板的上下左右不断地搜寻，几乎要把黑板拆了，还是找不到。另一派倾向于神秘主义，他们说老师一定有某种魔力，要不，在她脑袋后面，那像老鼠毛、盘绕到头顶的发辫下还有一双眼睛！ 　　她好像从来就不曾检查过我们练习簿上自己打的成绩。但是，一旦有人作弊，练习簿上的成绩总会被更正过来，上面就是她工整流利的笔迹。如果我们继续作弊，就会被叫到前面，骂得狗血淋头。然而，老师总是私下责骂我们，没有旁人听得到。 　　学期一开始，她已经告诉过我，因为我的阅读和拼字本来就不错，因此她不会再称赞我这两方面的表现。她果然说到做到，顶多只是说：“很好。”或是，“比上星期进步一点了。”然而，若是我们没有改进或增强该加油的部分，特别是本来就有潜力的地方，如我的作文，她就像复仇天使般紧盯着我们。埃尔莎小姐并不是特别喜欢孩子的人，事实上她对孩童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她注重的是他们的学习。第一天上课，她就记住了5个小朋友的名字、特色，在一周内，每个学童的长处，她都了如指掌了。 　　我们不爱这位老师——我想，如果说爱她，对她是一种冒犯，应该说大家都崇拜她。50年后，妇女解放运动者声称上帝是女性时，我一点也不惊讶。我早就认为上帝可能是女的，就像埃尔莎小姐一样——黑丝斜纹洋装、夹鼻眼镜以及时髦的鞋子，这一切一点儿都不会让人不悦。她确实让人联想到上帝（至少这上帝知道我这可怜罪人的优点），不过不像做礼拜时牧师跟我们讲的上帝。 　　反之，小朋友总是围绕着苏菲小姐。她的膝上常常有着一个小男孩或小女孩。即使是急于表现大人样的五年级学生也会毫无顾忌地在她怀里放声大哭。当然，高兴得意时，他们也会跑去向苏菲小姐报告。她总是轻拍我们的头表示赞许，亲吻我们，给我们一句鼓励或恭贺的话。但是，她却从来不记任何一个小朋友的名字，即使大多数的学生已经跟她学了5年的美术和工艺（她是这两个科目唯一的任课老师）。她一律叫我们“孩子”。我想，苏菲小姐可能分不清眼前是男生，还是女生，反正她也不在意。她的主张在当时颇具革命性——男生都要会缝纫和烹饪，而女生也要学习使用工具，修理东西——因此难免面临家长的反对。例如，有一次她要每个母亲送一双有洞的袜子来学校，让我们学习缝补袜子。她解释道，这样就可以“练双手和眼睛的协调动作”。许多母亲都很生气，写信给她：“我们这种家庭怎么会有破袜子呢？”苏菲小姐则回答：“胡扯，如果家里有个正常的9岁孩子，一定会有破袜子的。” 　　当时的欧洲，要“好人家”的孩子动手做事可还是新鲜事。从事艺术方面的创作，如果不过分，当然还是可以。女孩子还是要学习缝纫、针线和编织，然而烹饪可就不是“好人家”出身的女孩做的事。一般女主人是不会踏入厨房的，不然有自尊心的厨师就会愤而离去。因此，每一户人家都请厨子来料理三餐。所谓“中下阶级”家庭的定义就是，家中仆人少于两个。不过，学习烹饪对年轻女子来说，虽是件好事，但要女孩，甚至男孩，动手修理什么，那就太过分了。 　　事实上，女人如果会修补东西，并不是坏事，只能算颇为奇特的行为，当然前提是不缺钱用，不是以此为生。因此，有人听说我的母亲会修水管或修补房顶等，并不会太吃惊，不会觉得不成体统。就男人而言，如果是真正的“嗜好”，也不足为过。法皇路易十六不就会制造、修理钟表吗？（虽然有人说他是脑筋有问题才会做这种事。）大抵绅士不是“用手的”劳力阶级。不过，倒是没有人像中国古代官吏留着长长的指甲以告众人：他们不是做工的。 但是，19世纪的欧洲也相去不远。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看到爷爷留下来的西装（他是在1899年过世的，那时母亲只有14岁），我注意到这套衣服除了背心有个表袋，没有其他口袋。奶奶解释说：“你爷爷是位绅士。20年前，绅士的后面总是跟着一个仆人，给他们提东西。绅士是不自己动手的。” 　　苏菲小姐要我们做工艺、劳作，这种奇怪的念头并不是她发明的。事实上，这已经有一段很长而复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的一个教学研究家，也就是幼儿园之父福禄贝尔。他的理念之一是，小学教育应包括工艺。结果，在欧洲无法推展，反倒被喜欢和体制作对的人士，如美国的震颤派（Ｓhakers）采用。约在19世纪中叶，这些震颤派回到欧洲，在瑞典进行学校工艺运动。苏菲小姐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儿受训的。虽然她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瑞典文凭，但女孩拿刨刀、男生学针织还是颇令人侧目。 　　然而，更令人侧目的是苏菲小姐的外貌。娇小的她看来就像只小老鼠——有着长长的、不时翕动的红鼻子，上唇常有几根散落的硬发，加上一对小得像是两颗扣子、骨碌碌的近视眼。这样一只小老鼠，该是贝尔尼尼或是其他巴洛克时代的雕塑家创作出的吧。她浑身上下包裹着各色薄绸丝巾——淡紫、深红、天蓝，一层又一层飘舞在这间密不透气的工作室里。（这间教室总是关得紧紧的，而且异常闷热，然而埃尔莎小姐的教室，每一扇窗都大开着，天气冷时亦然。）在这个丝巾狂舞的班里，她那低沉的声音却可以盖过一百个儿童的吵闹声。 　　每星期有一堂课，埃尔莎小姐会和每一个学童单独会谈，讨论上星期的表现和下星期的计划，并看看学习上有无问题，症结何在。但是，在讨论问题之前，她一定会先提到我们做得好而且容易达成的部分。如果任何一个学童有问题，或是某件事想征求她的同意，随时可以去找她。她观察入微，在功课上遭遇困难的孩子，总会突然间发现埃尔莎小姐的眼睛正盯着自己。抬起头时，埃尔莎小姐已经知道问题在哪儿，说道：“你忘了跟上来了，”或是“你跳了一页，难怪不晓得课上到哪里了。”除了每周复习和计划课程之外，埃尔莎小姐都让我们自己做作业。 　　而苏菲小姐总是跑来跑去，不停地在小朋友的身边盘旋，而且绝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她是不用语言教学的，事实上她很少发出声音。她总是先观察一会儿，然后把她的小手放在我们头上，或是轻轻地抓着我们的手，让我们在使用锯子或画笔时，保持正确的姿势。或者，她先一瞥某个小朋友想要画的东西，比方说小猫吧，然后拿出图画纸和蜡笔画出纯几何图形、抽象的线条：圆圆的屁股、颈后有一凹隐处、有着特殊棱角的头部以及构成整个脸部造型的耳朵。即使是像我这样一点都没有美术细胞的，一看就知道是“猫”，然后哈哈大笑。苏菲小姐脸上也露出会意的微笑——这是她表示赞美的唯一方式，但小朋友看了无不高兴得飘飘然。 　　多年后，我才遇到像苏菲小姐那样伟大的老师，他就是画家纳茨（Karl Knaats）。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本宁顿学院教了两年书。在那两年当中，没有人听他说过一句话。他总是站在学生旁边咕哝着“嗯……啊……哼”，学生就会转过头来，和苏菲小姐的学生一样，露出恍然大悟的微笑，然后就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苏菲小姐和纳茨不同的是，她会讲话，我们也都听过。她的声音极为低沉，吐出的句子总是简短精确：“不要画狗。狗儿最笨了。”或是，“画猫吧。要把愚蠢的人画得好，可不容易。”当然，她的说法不一定是对的。维拉斯格（Velasquez）和戈雅就把哈布斯堡和波旁王朝的国王与西班牙皇后画得惟妙惟肖。但是，苏菲小姐说的也有几分道理，走一趟博物馆就知道了。不是有句话说：“就木工而言，最难做的部分就是抽屉，因为抽屉是用来把东西隐藏起来的。” 埃尔莎小姐是标准的苏格拉底学派，而苏菲小姐则是禅宗大师。然而，我还是没有学会她们认为我该学会的东西：我既学不成写一手好字，也仍旧不会使用工具。 　　苏菲小姐相信，我该可以做一张挤牛奶用的凳子给妈妈。于是，开始动手后，她帮我做了椅座，并在上面钻孔，以接上椅腿。然后，她抓着我的手，让我搞清椅腿的长度，看接上之后，是否能够站稳。她让我先用棍子练习，然后教我利用斜榫切割。我们一起量了高度后，我就按照和老师一起做的记号小心翼翼地锯。然而，最后那三条腿还是不等长——一支是标准的17英寸，另一支则是19英寸，第三支只有14英寸。我对自己说：“好吧，这下子，妈妈只好去找一只特别矮的母牛。”于是，我准备把三条腿都锯成14英寸。哎呀，锯好后，发现还是长短腿。最后锯成三支奇短无比的腿，但是，还是不等长。 　　苏菲小姐从未责骂或是批评过我们。她真的伤心的时候，总是坐在那个小坏蛋旁边，握着他的小手，摇摇头。她那一头铁灰色的头发异常浓密，用发夹随便盘绕在头顶上。因此，她一摇头，发夹就会掉落；摇得厉害时，发夹会落到很远的地方，那时她的头发就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小朋友看了，无不哈哈大笑，乐不可支地在地上打滚。最后，苏菲小姐也笑了，大家就一齐出动，在教室的各个角落帮忙找她的发夹，让她能再把那头乱发盘绕回去。始作俑者也回去做作业了，通常都会做得很好，至少会比上一次好。 　　但是，我就是做不来，试了两次，凳子腿依旧是长短不一，第三次再锯，做好后一量，结果各是5英寸、7英寸和9英寸，而且接面的角度皆不同。苏菲小姐却没有摇头。 　　她转向我，轻轻地带着哀伤的语调说：“你妈妈用哪一种笔写字呢？” 　　“自来水笔。” 　　她问道：“你确定吗？她不用钢笔尖吗？” 　　“是的，她讨厌钢笔尖。” 　　“好，你就做一支小小的鹅毛笔吧。” 　　多年后，这项作品还是摆在母亲的书桌上，她一次都没用过。这是我拔取火鸡尾部的毛，用铁丝系紧做成的。妈妈和我都很清楚，这已经是我所能做的极限了。苏菲小姐也这么认为。 　　但埃尔莎小姐就不一样了。她很清楚我的字迹没有改进后，立刻请我的父亲到学校。她从未单独和家长谈过话，一旁总有个孩子。因此，她就当着我的面对父亲说：“德鲁克先生，我有坏消息要告诉您。我知道您之所以让彼得从公立学校转到这儿就读，是因为他的字一直写不好。到现在，他的字还是没有改进，恐怕以后也不会。我建议您——现在就为他申请进入中学就读。” 　　这话真令人惊异。通常要四年级之后，才能开始申请参加中学考试，这样等于越级就读了，除非表现极为优异，否则难以得到这种殊荣。 　　父亲答道：“我不明白您说的……” 　　“很简单啊，”埃尔莎小姐回答，“他唯一该学会的，还是学不会。何必浪费一年的时间，就为了学好写字？何况，他再怎么学也写不好。我知道他现在进中学还太早。不过，他是11月出生的，只要是12月以前生的，都可以申请。考试的主要科目是阅读和算术，彼得的表现都在水准以上。他一定可以通过考试的。还有，”她继续说，“我要彼得直接进中学的原因是，我不想让我的姐姐克拉拉为他烦心。她的健康状况欠佳，又是杞人忧天型的。升上五年级后，导师就是克拉拉，她一样会对彼得的字束手无策。在教学方面，我比克拉拉强过两倍，连我都没有办法，更何况是她呢。彼得只有让她沮丧、给她挫折而已。” 父亲想和她争辩，但是埃尔莎小姐还是占了上风。那年秋天，我成了中学一年级里年纪最小的一个。 　　然而，父亲还是不肯放弃。过了几年，我的字迹非但没有进步，还越来越糟。于是，他拉着我到一家书法学校，接受密集课程的训练。老师是费尔德曼先生，学校就在老旧市区一条可怕的街上。他在一楼的展示窗里摆着学生写的样本，上书：“这是我上费尔德曼先生的书法课之前写的字。”真是和我的字迹一样惨不忍睹。旁边另有一行字，署名是同一个人，但字迹却是秀丽的斯宾塞草写体或是那写得美轮美奂的花体字：“这是我上过费尔德曼先生的书法课后写的字。”于是我在父亲和费尔德曼先生的面前也写下这么一行字：“这是我上费尔德曼先生的书法课之前写的字。”然后交学费。 　　我一星期有三天，放学后都必须到费尔德曼先生那儿练字，每回都坐在一张饭厅椅子上写着：“这是我上过费尔德曼先生的书法课后写的字。”等我写到一张可以让费尔德曼先生放在展示窗里，足以对照第一次报名时写的字时，课程就结束了。后来，连父亲也死心了。 　　自从狄更斯的时代开始，欧洲文人都不免回想起自己在中学时所遇见的虐待狂先生或暴君老师，然而在我念中学时，倒没有一个这样的师长。我在这所颇负盛名而且相当传统的中学就读的8年中，碰到的几个老师都相当平庸。在美国人的想象中，这种欧洲中学几乎是圣地。事实上，大部分老师不仅让学生觉得枯燥乏味，恐怕连自己都教得无趣。 　　在受教于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之前的三年，我所遇见的老师也是一样乏善可陈。后来，在大学时碰见的老师也只是普普通通。除了小学四年级时的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这两位，其他堪称好老师的，是我早年工作的两位上司，一位是德国晚报的编辑主管，另一位则是伦敦商业银行界的名人，他们虽然年事已高，但十分睿智。我20岁出头就开始在大学教书了，许多同事都和我的中学老师差不多——不是令人生畏就是能力不足。 　　或许是因为我跟着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学了一年的后遗症吧，更正确的说法该是，她们对我影响之深远，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差一点成为一个教员——有一段时间，我极需要一份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无法挑三拣四。或许，我会就此发现自己还是挺喜欢教书的，而且能够愉快胜任。然而，因为需要钱，以收入多少作为考虑，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其他工作，比如在商业银行做事，要比当教员赚得多。由于埃尔莎和苏菲小姐的关系，我才明白真正的教学绝不同于填鸭式地要学生把拉丁文法、希腊戏剧或世界历史生吞活剥下去。我觉得那些科目其实还蛮有趣的，这点连我自己都大感意外。事实上，我发现每个学科都有它的趣味。在大学任教时，我教过许许多多的学科，涵盖人文和社会科学各方面，从神学到哲学，包括文学和历史，以及政府、企业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等。 　　我还是得承认，中学时期的我原本对拉丁文的兴趣不大，我们一星期六天，每天两小时，都得把时间花在这门极度容易而空洞的学科上。而希腊文就不同了，我认为这是种优雅、饶富趣味的语言，老师却教得无聊透顶。原因不是老师差劲，就是学生是不可雕的朽木，所以老师自己都教得厌烦。这时，我往往想起埃尔莎和苏菲小姐。我还记得很清楚，除法就没有罗马历史来得有趣，老实说，实在是挺无聊的。然而埃尔莎小姐觉得有趣，她从来就不觉得除法无聊，而且设法使之变得好玩儿。苏菲小姐亦然，即使我怎么都学不会，她还是一步步地教我如何握好铁锤，笔直地朝钉子砸下去。 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这两位老师，我这一辈子大概都不想教书。或许，我不会在意让他人厌烦，正如一意孤行、没考虑到读者反应的职业作家。而我曾犹豫再三的是——是否连自己都觉得无趣？正如我中学时期碰到的老师。 　　当然，多年后我才仔细地思索这一切。那种感觉是很清楚的。我也晓得，从很早开始我就感知到，我从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那儿学到的，要比我没学会的那些更重要，这些东西在我心中的地位也是中学老师教导的一切所不能比的。苏菲小姐是没能让我工于工艺，正如最伟大的音乐家无法使不辨五音者成为乐师。但是因为她的教导，使我一生都懂得欣赏工艺，看到干净利落的作品不禁为之欣喜，并尊重这样的技艺。至今，我仍记得苏菲小姐把她的手放在我手上，引导我感觉那顺着纹路刨平而且用砂纸磨光的木材。埃尔莎小姐教给我的是工作纪律与组织能力，有好几年我都“滥用”这种技巧。 　进了中学后，一学年中有八九个月我几乎都不念书，只花心思在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上。之后，老师警告我说，如果不被劝退的话，至少也得留级一年。于是我把埃尔莎小姐给我的那本尘封已久的练习簿找出来，立下目标并组织自己的思考。照着这种有计划、有目标的方式，努力几个星期，我就可以名列班上的中上水平；这也是我在二十一二岁取得博士学位的读书方式。那时，我已是一家报纸的资深编辑。自从中学毕业后，我就开始全职的工作了。在准备博士考试时，我几乎没有上过课，却已在教一些法学院方面的课，如契约法、犯罪法或是诉讼程序等，我对这些学科可说是缺乏兴趣，但是想到埃尔莎小姐给我的练习簿，那种计划方式以及表现测评，正如我在小学四年级时拟定的作文计划，那三天的博士考试口试以及论文写作也就轻松过关。 　　最后，我发觉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让我学到：高品质的教导与学习，充沛的活力与乐趣，这些都可并行不悖。这两位女士为我们立下了最好的典范。 　　直到两三年后，我才遇见另一位真正的老师。在那之前，我几乎要和同学以及他们的父母秉持着相同的信念，也许全世界大多数的学生也是这么认为，那就是学校实在是个无聊的地方，而许多老师更是能力欠佳。我虽没忘怀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但对我来说，她们已是神话中的人物了。 　　我能遇到施纳贝尔真是三生有幸。当然，我没有资格当他的学生，他只教一些可望崭露头角的年轻钢琴家。我只见过他一次，而且只有短短的两小时。那天，由于他的课程表有点混乱，在阴错阳差之下，使我得以旁听他的课。真正上课的是一个同学的姐姐，她的天赋非凡，而且已经开始其职业演奏生涯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施纳贝尔并不像后来名气那么大。事实上，他是维也纳人，因为认为维也纳太过“单调”才跑到柏林。在希特勒掌控德国时，他又远走美国，之后才大大出名。 　　那回上课的头一个小时，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施纳贝尔先要同学的姐姐弹上次指定的作业，也就是一个月前在这儿学过的。我还记得是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奏鸣曲。即使我只有12岁，听她一弹，也知道这样的技巧已是非常高深，而她大概只有14岁（那时的她，已经以技巧娴熟闻名维也纳）。施纳贝尔称许她的技巧，请她把某一个乐章再弹一次，然后再针对另一个乐章问问题。他说，某一小节或许可以弹得慢一点，或者再强调一下。这和教过我的那些平凡的钢琴老师可谓无大不同。 　　然后，施纳贝尔给她留下一回的作业，也就是一个月后要上的，要她先读谱。我再一次发现她的技巧实在是非比寻常。施纳贝尔也说到这一点。之后，他回到前一个月上的课程。 他说：“利齐，你知道吗，这两首曲子你都弹得好极了，但是你并没有把耳朵真正听到的弹出来。你弹的是你‘自以为’听到的。但是，那是假的。对这一点我听得出来，听众也听得出来。”利齐一脸困惑地看着他。 　　“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我会把我自己亲耳听到的舒伯特慢板弹出来。我无法弹你听到的东西，我不会照你的方式弹，因为没有人能听到你所听到的。你听听我所听到的舒伯特吧，或许你能听出其中的奥妙。” 　　他随即坐在钢琴前，弹他听到的舒伯特。利齐突然开窍了，露出恍然大悟的微笑，正如我在苏菲小姐的学生的脸庞上看到的。就在此时，施纳贝尔停了下来，说道：“现在换你弹了。” 　　这次她表现的技巧并不像以前那样令人眩目，就像一个14岁的孩子弹的那般，有天真的味道，而且更令人动容。我也听出来了，我的脸上必定露出一样的微笑，因为施纳贝尔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听到了吧！这次好极了！只要你能弹出自己耳朵听到的，就是把音乐弹出来了。” 　　然而，我对音乐的鉴赏力还是不够好，因此不足以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是，我突然发觉，我可以从成功的表现学习。我恍然大悟，至少对我而言，所谓正确的方法就是去找出有效的方法，并寻求可以做到的人。我了解到——至少我自己不是在错误中才能有所体认，我必须从成功的范例中学习。 　　但是，多年后，我才明了自己当年无意中已经发现了一种方法。大概我是在阅读德国犹太哲学家布伯（Martin Buber）一本早期著作时才恍然大悟的。书中提到一位1世纪犹太智者所言：“上帝造出来的人都会犯下各式各样的错误。不要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看看别人是怎么做对的。” 　　自从在施纳贝尔教琴的一角有所顿悟后，我就一直在寻找真正的老师。我不遗余力地在探访他们的身影，观察他们教学的方式，并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我一听说谁是“大师级”的老师，就设法溜进这位老师的课堂上旁听、观看。若是不得其门而入，也设法问学生，看这位老师是怎么教的，他成功的地方在哪儿。 　　因此，多年来，“教学观摩”一直是我最大的喜好。好比看精彩的运动比赛，绝无冷场。至今，这种观察的兴味仍不减当年。 　　有一件事，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那就是学生总是可以辨认出老师的好坏。有的只是二流老师，但是舌灿莲花，机智幽默，因此留给学生至为深刻的印象；有些则是颇负盛名的学者，但是不算是特别好的老师。但是，学生总可以识别出一流老师。第一流的老师并不经常广受欢迎，事实上，大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并不一定能对学生造成冲击力。但是，如果学生谈到上某位老师的课：“我们学到很多。”这样的话可以信赖，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样才是好老师。 　　我还发现，“老师”实在是不易定义。或者说，“教学得力的因素何在”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从未看过做法完全相同的两个老师，每个老师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使一个老师成为第一流的方法，似乎对另一个老师来说完全没用，而另一个老师或许也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这种现象真令人困惑，至今我仍大惑不解。 　　有些老师是不用语言的，就像苏菲老师。施纳贝尔亦然。然而，同一时代还有两位卓越的音乐老师却很爱说话：过去50年来，在美国最厉害的钢琴老师就是列维涅（Rosa Lhevinne），她上课老是说个不停，很少做示范；在老年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声乐老师的奥地利女高音勒曼也是。 通过“教学观摩”，我很早就下结论道：老师没有一定的类型，也没有完全正确的教学法——教学就像一种天赋，像贝多芬、卢本斯和爱因斯坦等那些与生俱来的奇才；教学是个人特质，与技巧和练习无关。 　　多年后，我又发现另一类老师。更正确的说法该是，他们会激发学生学习。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天赋，而是凭借着一种方法来引导学生学习，正如我小学四年级的老师埃尔莎小姐。他们发掘每个学生的长处，并为他们立下近期与远程的目标，让他们更上一层楼。然后，再针对每个学生的弱点下对策，使他们在发挥自己长处时，不至于受到弱处的牵制。这些老师还使学生从自己的表现中得到相当的回馈，进而培养自律、自我引导的能力。这样的老师多半会鼓励学生，而不是一味地批评，但是他们也不会滥用赞美的言辞，以免失去刺激的效果。他们认为该给学生的主要奖励就是满足感和成就感。他们并没有“教”学生，而是为学生设计出学习的方法。因为总是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教学法几乎适用于每一个学生。因此，教学并不是指某个学科的知识，或是所谓“沟通技巧”，而是一种特质。对苏菲小姐那样的老师而言，教书和人格特质有关；至于埃尔莎小姐，教学则是一种方法。 　　就成果而论，这两种方式实在是差不多。教学最后的产物不是老师得到什么，而是学生到底学到什么。埃尔莎和苏菲小姐都会激发学生去学习。 　　关于这一点，是在我观察了几年别的老师教学之后，才觉察的。我开始注意别人教学，是在1942年，也就是我开始在本宁顿学院任教时。当年，那所学校只是新英格兰的一家小型女子文理学院，1932年才创立，极具实验色彩。它们的目标不在于大，而在于精。这个理想在20世纪40年代，琼斯校长（Lewis Webster Jones）上任后短短几年间几乎实现了。他原本在该校教经济学，1941年荣任校长（他在1946年时，转任为阿肯色大学校长，后来又成为新泽西拉特格斯大学的校长）。 世上的老师何其多，个个都不同。以弗罗姆为例，他在小组教学方面，实在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个别教学，却只是马马虎虎，若在大讲堂上课，效果就更差。建筑系的诺伊特拉后来也被换掉了——要是教学的对象是建筑师，他可说是最好的老师，然而就文理学院的建筑入门课程而言，他说的实在让人不知所云。过了几年，他满怀挫折地离开本宁顿学院，回去做建筑师。 　　还有一些虽不是“大师级的老师”，却能调教出“大师级的学生”。在学校的同仁中，我知道有好几位就颇能运用教学法，引导学生学习。最典型的，就是另一个“玛莎”——一样教现代舞的玛莎·希尔（Martha Hill）。和玛莎·格雷厄姆不同的是，她本身并非伟大的舞蹈家，没有特别吸引人的特质，也不像玛莎·格雷厄姆上起课来，全班学生为之震慑。她是那么不起眼，站在人群中，没有人能认出她，然而她的学生从她身上可以学到的，不会少于从玛莎·格雷厄姆那儿学来的，或许还更多呢。而且学生一致认为她作为老师的能力，比起“大师”玛莎·格雷厄姆毫不逊色。 　　玛莎·希尔所运用的，就是一种教学法，也就是四年级教我的埃尔莎小姐所做的。她花几天或几星期去观察学生的表现，思考每个学生的能力，他们该怎么做。她为每一个学生设计出一套课程，然后让学生各自发展，自己只在一旁观看。她还不断地催促学生在原来做得不错的地方力求突破。她总是和颜悦色，但不常称赞学生，当然学生若表现得不错，她还是会让他们知道。 　　还有一个人是本宁顿学院里学生公认最杰出的老师，他就是研究但丁的名家弗格森（Ｆrancis Ferguson），然而他也不能算是“教师”，而是学习课程的设计者。但是，学生一走出他的课堂，眼中无不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是为弗格森说的或做的，而是为他引导他们说出来或做出来的。另一位在教学法上卓然有成的陶艺家穆瑟西欧（Hertha Moselsio）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她是个高大的德国女人，坚持无懈可击的技艺，并要求学生不可因现在的成就而自满，一定要力图突破。 　　因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老师：一种是天赋型的，另一种则为学生设计学习课程，以方法为主。教书是一种天赋才能，天生的老师可自我改进并成为更好的老师；以方法为主的老师则有一套几乎人人适用的学习法。事实上，天生的老师再运用一点教学法，就可以成为伟大的老师，也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名师，不管是在大讲堂上课、小组教学、教初学者或是指点已相当精进的学生都能愉快胜任。 　　苏菲小姐就有天生老师的魅力，而埃尔莎小姐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苏菲小姐让学生豁然开悟，埃尔莎小姐则教给我们技能；苏菲小姐把梦想传达给我们，而埃尔莎小姐引导我们学习——苏菲小姐是教师，而埃尔莎小姐则是利用教学法的人。这种区分并不会使古希腊的先哲，如苏格拉底大为意外。传统上，苏格拉底亦被称为伟大的老师。对此称呼，他本人应该没什么意见。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是个老师，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利用教学法、引导学生学习的人。 苏格拉底的方法并不是“教的方法”，而是“学的方式”，一种特别设计的学习法。苏格拉底对诡辩学派的批评就是因为他们太强调教的一方，并认为老师教的是“学科”。苏格拉底则觉得这种看法没有意义，他以为：老师教的不是“学科”，而是“学习方法”，学生从而学到该学科的知识。“学”是有成果的，“教”则是虚假的。这种看法使他成为阿波罗神话中“希腊最有智慧的人”。 　　然而，过去两千年来，主张教学是可教的诡辩学派一直是主流。他们最后的大胜利就是美国高等教育盲目的信条，认为博士学位或是对某一学科的深究就是教学的先决条件。还好，诡辩学派所能主导的，也只有西方。其他文化中的老师并不像西方诡辩学派所说的。印度文里的老师就是“宗师”，亦即灵性的导师。这些“宗师”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学成的；他的权威不是出自对某一个大学学科的研究，而是由精神而来。同样地，日本人所称的“先生”就有“大师”的意思，也不是单指老师。但在西方传统中，我们却把教书视为一种技巧而忘却苏格拉底的话：“教书”是天赋，“学习”则为一种技巧。 　　直到20世纪，我们才重新发现苏格拉底对“教”与“学”的定义。过去100年来，由于我们比以前更认真地研究“学习”这个课题，所以才能重新体认苏格拉底的话。我们发现，学习是深植于每一个人身上的，人类以及所有的生物都是照着一定方法学习的“学习体”。研究了一整个世纪后，我们对学习的认识，还是比不上埃尔莎小姐，但是我们很清楚，她的所知所行都是对的，而且适用于每一个人。 　　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至今，两千年来，我们一直在辩论“教”与“学”到底是属于“认知的”还是“行为的”范畴。这真是一场无谓的战争。其实，两者皆是，也是另一种东西，那就是热情。天生的老师一开始便满怀热情；而善于利用教学法的老师在学生有所领悟时，而获致热情。学生脸上那心领神会的微笑比起任何药物或麻醉品更令人上瘾。老师自己都教得烦闷无趣的话，教室有如被瘟疫肆虐一般，不管是教书或学习都会受到相当大的阻碍——这种病症，只有“热情”能够解救。教与学好比是柏拉图式的爱，也就是柏拉图《会饮篇》中谈到的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尊贵的柏拉图飞马，从教或学当中，才能找到伴侣。对天生的教师而言，热情就在他们身上；对利用教学法的老师来说，则可在学生的身上看到热情。但是，不管教与学，都是热情，一种是天生就有的热情者，另一种则是陶醉于热情而不可自拔者。 　　《会饮篇》（Symposium）为对话集中的一篇，和《斐德罗篇》、《理想国》和《普罗塔哥拉篇》并列为柏拉图第一时期尖峰之作。《会饮篇》的主题就是讨论“爱”的本质。天生的老师和利用教学法的老师又有一个相同点：他们都非常负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得知埃尔莎小姐还在人世，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于是，我给她寄了些日用品包裹，附上一封小心翼翼用打字机打好的信，只有签名的部分是我自己的笔迹。过了几个礼拜，我收到她的亲笔信，字体秀丽，是10岁时的我所仰慕不已的，那印象不管是岁月还是困厄都磨灭不去。 　　她写道：“你一定是同一个彼得·德鲁克。我教书多年，很少失败，然而你就是我教学失败的一个例子。你唯一必须从我这儿学习的，就是写好字，但是你依旧写不好。” 　　对真正的老师而言，没有所谓的坏学生、笨学生，或是懒学生之别，只有好老师和差劲的老师之分。   来源：《 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 》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一段关于 “内在目的” 的对话 A Dialogue on Inner Purpose 　　下面的对话是从我和许多人的谈话中节录出来的。这些人都正在寻找真正生命的目的。当某些东西能够表达你内在最深的本体并且与之共鸣, 同时又能与你内在目的一致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们是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引导这些人一开始就先去注意他们的内在目的, 也就是最重要的目的。 　　我想要做一些生活上的改变,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要什么。我要发展, 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而且, 是的, 我要金钱的富足和它所带来的自由。我想做一些重要的事, 一些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的事。但是如果你问我究竟要什么,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你能帮我找出生命的目的吗? 　　你的目的就是坐在这里跟我说话, 因为这就是你目前所在之处, 而且就是你正在做的事。直到你起身去做别的事为止。然后, 那件事又会变成你的目的。 　　所以, 我的目的就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 坐在办公室里, 直到我退休或是被解雇? 　　你现在不是在你的办公室里, 所以那就不是你的目的。当你真的坐在你的办公室里做事, 那么, 那些事就是你的目的。不是接下来的三十年, 而是现在。 　　我想我们可能有些误解吧。对你来说, 所谓 “目的”, 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事, 对我而言, 目的指的是在生命中的总体目标, 一个远大而且重要的目标, 可以让我做的事变得有意义, 一个可以带来一些改变的目的。坐在办公室里翻动文件不是我所谓的目标, 这一点我很清楚。 　　如果你没有觉察到你的本体, 那么, 你就只能在作为 (doing) 和未来的向度中寻求意义, 也就是说: 在时间的向度中寻找。无论你找到的是何种意义和满足, 最终都会瓦解或是变成一种谎言, 同时一定会被时间摧毁。在那个层次所找到的任何意义, 都只是相对地、暂时地真实。 　　比方说, 如果养育孩子给你的生命带来意义, 那么当他们不需要你, 甚至不听你话的时候, 你的意义会怎样呢? 如果帮助他人给你生命带来意义, 你就得期望别人要始终比你差, 如此, 生命才会持续有意义, 同时才会对自己感到满意。如果出类拔萃的欲望, 或是在某种活动上的成功会为你带来意义, 那么, 如果你无法获胜, 或是你致胜的运气有一天到了尽头 (总是会的), 那又如何? 到时候, 你就必须仰仗你的想象力或是记忆来寻找意义, 而想象力和记忆都是无法为生命带来满足的。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 所谓 “做到了”, 都是相较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都 “做不到” 才会显得有意义。所以你需要别人失败, 你的生命才会有意义。 　　我并不是说帮助他人和照顾小孩, 或是在各个领域中追求卓越, 都是不值得去做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 这些都是他们外在目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 如果纯粹只有外在目的, 那它始终是相对的, 不稳定的, 而且是无常的。这并不是说你不应该参与这些活动, 而是说, 你应该让这些活动与你内在的、主要的目的有所联结, 如此一来, 更深层的意义才会流入你所做的事情当中。 　　如果你的生活无法与主要目的一致, 那么, 无论你追求的目的是什么, 即使是在地球上创造天堂, 都会是出于小我（ego）, 或是被时间所摧毁。这种情况迟早会导致某种痛苦。如果你忽视了内在目的,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即使看起来是有关灵性方面的事, 小我都会乘虚而入干涉你做事的方式, 所以最终, 你做事的方式会破坏你的目的 。常言道: “地狱之路是好的意图铺起来的。” 就是指出了这个真理。换言之, 你的目标或行动不是主要目的, 重要的是: 它们是出于何种意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