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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黄慕春:关于现代文学

    1510部落有几个高手在讨论关于巴金的文学评价,其中一位博览群书的黄慕春先生对于中俄现代文学变迁的一段评论,我觉得值得深思,收藏于此。说实话,文中提到的高手我读得很少,黄先生认为不咋样的我倒是似乎都读过,大概这就是差距吧,有人是自己找书读,有人是跟着潮流读书,我大概就是属于后者,读得少,就选择少,判断力自然也会受影响。因此,黄先生的评价,我是无法定夺的,但他对于文学评价的标准,我是心有戚戚。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7738       “……我认为弄文学的有个悖论:不是你人品好就能搞文学,但伟大文学家一定人品好。怎么理解呢,关键还是在于个人的才力,其实我之所以与王先生讨论,主要想提出,搞文学不要强调人,而要强调人的文学,是文学本身的价值决定了他的价值的高低。     比如钱钟书,有时真是刻薄,挖苦讽刺,揶揄讥讽,人品在董桥,余光中,高阳,包括很多二三流作家学者眼里是很低的。但是他确实能说到点子上,你又能怎样,近现代有名的大学者如王国维梁启超或者什么什么大家,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是钱钟书的对手,包括陈寅恪,陈寅恪你能弄很传统的东西,我也会,你会几国外语,我也会而且还很精。我专门修改词典的错谬。好了,现在我把从柏拉图康德到近现代的西方各家哲学文学巨擘的书都通读一遍,而且还有批评与理解,你们哪个会?陈寅恪就相形见绌——包括他的主业历史,钱先生那个叫会通,我们先别说那些自造思想创造思想的大话,会通的基础是通读而且读进去了(如最难读的康德与最暧昧的休谟),你们会吗?所以我说当时学问无人能及,岂是几个周作人热,沈从文热,王小波热就能解释的。所以,别谈什么人品,你不如别人,就应该向别人学习,你的文章不会用字,就要学会高手的遣词造句,这是一种起码的好学不倦的谦虚与真正的谦逊,但是我很难在国人这里看到。不知个中之甘苦而妄自评议,什么都是死东西啊,什么学问再高又怎么样啊。不能改变社会啊。什么纳博科夫的作品不过如此啊,什么废名的东西很晦涩啊。这种不学无术的浅薄作风我深恶痛疾,没有没日没夜的青灯黄卷,没有好学深思的深刻体悟,这种话,就是文盲的轻浮。     评论一个作家的简单标准就是这个作家有没有起码的哲学素养,你看凡是世界大师,如托尔斯泰纳博科夫卡夫卡钱钟书或者谁谁谁,包括昆德拉,绝对都是研究过哲学的人,没有哲理的浸润,所写的东西就不可能有深刻的韵味,比如毛姆的小说,很好看,但是不深刻,所以就称不上伟大,但你看卡尔维诺,那完全是百科全书般的作家,好比纳博科夫,写他的传记的那位新西兰的教授博伊德也称为“哲学家纳博科夫”,这是什么缘故,只有美好的字句成不了大师,没有美妙的修辞就千万不要弄文学,所以,我是从这个观点来讨论巴金的利弊得失的。     最后一点,也是我最重视的一点,就是他的东西与观念在世间流传,就会好比纳博科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乃至托尔斯泰的理解,一个作家心目中没有苦难是浅薄的,但只有苦难是单调的,而人生一旦单调了,人心就要思乱,甚至要暴虐。纳博科夫为什么始终欣赏普希金,不是他没有反抗精神,而是他还有优雅的诗歌与优美的小说,以及他那种真正诗人的性格。     俄罗斯从车尔尼雪夫斯基起,为了反抗沙皇于是提倡苦难,提倡大原则,提倡范式,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结果呢,苏维埃来了,人们都现实主义了,暴躁了,对于生活的苦难以毒攻毒,一切诗歌都是夸饰,一切艺术都是多余,一切喜剧都是嘲笑,一旦掌权,流放,专政,个个整的好比耶稣的弟子,苦大仇深不分青红皂白,于是留给人们的只有苦难。     纳博科夫甚至说,如果没有那批只强调苦难而不强调艺术,人生的美,以及提倡一种审美的态度,也许,就不会整个二十世纪的苦难,这话绝非危言耸听,当年左倾时候,写美文的如周作人,梁遇春,沈从文,包括废名,还有钱钟书,只要四九以后还在,哪个不是被迫害过的对象,相反,写垃圾文章的,要现实主义结果狗屁不通的,如周扬,巴茅郭,冯雪峰,以及袁水拍,刘白羽,魏巍,相对就好很多。为什么,值得我们反思。     压抑文学的多样化,正是政治的专政化的前奏。     还有点,关于巴金的文学价值评论,其实是价值判断,这个东西很难说,所以要见仁见智,但是所有的见仁见智,最后还是要归结到一个水平线,比如我们不可能听从一个见仁见智的人来否定莎士比亚的价值,那是会闹笑话,其实真正的见仁见智只有懂行的专家可以这样,一般人只有听从,学习,钻研,还没到那个见仁见智的阶段。     那么不说陶杰,基本上凡是讲究艺术多样化并不拒绝形式主义的,都不会欣赏巴金。你看他当年身边的朋友就知道了,善打落水狗的黄裳,水平不咋的的何其芳,还有夏衍叶圣陶洪深陈白尘包括茅盾郭沫若,除了老舍要好点,基本上我觉得现代文学史上都不咋的的作家,但是叶公超,徐志摩,林语堂,郁达夫,包括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这一派呢,(当然他们之间有交集如沈从文与巴金,郁达夫与蒋光赤,我只说大趋势),完全在精神修养文学素养思想观念上,都不是一回事。结果到后来总体说是哪些人受益呢?——是巴金们,是政治成就了他们这群平庸之辈。而非文学本身,因为文学已经变质,已经被裹挟被控制被压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如为中国后来计,我们要推举也应该推举哪些人不言而明,因为这才是让文学回归文学,并让审美与趣味给予本该丰富多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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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转载]经历人生风暴以后撒切尔夫人得以安息

原文地址: 经历人生风暴以后撒切尔夫人得以安息 作者: 袁晓明_彼岸随想 袁晓明 伦敦主教Richard Chartres是撒切尔夫人家的朋友,他在撒切尔夫人的葬礼上对参加葬礼的会众讲,撒切尔夫人在生前要求,她不要一个典型的悼词,不要聚焦在她政治上的业界,而是要在她个人方面。Chartres牧师正是做了那样的发言。他提到,曾经有一个小男孩给撒切尔夫人写信提问,是否首相也如耶稣那样从来没有犯过错误。Chartres说,撒切尔夫人的一生的确经历了许多的风暴,但她现在得到有了极大的安息。 按照撒切尔夫人生前的要求,葬礼上演奏了英国作曲家Edward Elgar和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作品,英国大主教Justin Welby也给出了祝福。最重要的是,撒切尔夫人要求在葬礼上朗读两章圣经经文,并指定朗读了人。一个是英国现任的首相,另一位是她在美国出生的孙女Amanda Thatcher。 撒切尔夫人要求朗读的是《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和《以弗所书》第六章。为什么撒切尔夫人要求朗读这两章经文?因为这两章经文最好地总结了撒切尔夫人的一生,并给出了她对这个世界之外的展望,也就是说她离开这个充满风暴世界以后所要得到的安息。 撒切尔夫人的孙女Amanda朗读了《以弗所书》第六章10节至18节。   6:10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著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 6:11 要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6:13 所以,要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6:14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6:15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6:17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著圣灵的宝剑,就是 神的道。 6:18 靠著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撒切尔夫人出生贫寒,一生经历坎坷,充满传奇。尤其是作为女性,她在男性垄断的英国政界独闯天下,她的勇气和能力从何而来?撒切尔夫人用以上的经文告诉我们,她如何做了刚强的人。撒切尔夫人执政的时代,正是二战之后的另一场战争,那是一场东西方之间的一场冷战,如果这场冷战爆发,对全球会有毁灭性的灾难。东西方之间的这场冷战不只是在政府之间进行,而是在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在于属灵气恶魔的争战中,靠有形的武器,包括核武器都是不够的,需要真理的带子、公义的护心镜、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去战胜那属灵气的恶魔。 按照撒切尔夫人的要求,Cameron首相朗读《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四章1节至6节。     14:1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 神,也当信我。 14: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14:3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14:4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14:5 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 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撒切尔夫人通过以上经文要告诉人们,在走完在这世界上的87年人生,经历那许多的风暴以后,她去到了她的救主为她预备的地方,她已经安息主怀。在她的一生中,也许有一些时候,她也如多马一样叩问,她的主也就是耶稣基督告诉了她:“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不是靠她一生的业绩和拼搏,而是 藉著耶稣基督,撒切尔去到了天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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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爱与回报(转)

原来今天“三八”呀,一起来感受一下无功利的真爱和真爱丰美的收获!   爱与回报 / 于飞云上 2011-11-07 20:33     夜里正要关机,看到brook_sun发来的鲁鲁相册。照片里小家伙笑得灿烂,而远在美国费城的brook_sun也笑声若至。夜晚的面容顷刻间被替换,就像阳光绣织过一般。我似收到幸福天堂的邀请,宁负睡眠,愿与他们分享爱与快乐。     我和brook_sun父与女从未见过面,却一直都不陌生,他们是我眼中最真实的一簇阳光。从brook_sun在博客里写鲁鲁,我就时常挟带着自己诸多美好的回忆在那里小憩。在年轻父亲的文图里,我总能看到奔跑在放学路上的自己:寒风凛冽的冬日傍晚,离家还有二三百米远突然忽略同伴,一路喊着“爸——爸——”向着自己的阳光飞奔。百无聊赖的东北大地殷勤地帮我传递声音,所以当我跨入家门老爸已经准备好一双温暖的手。他一边揉搓着我的脸和手,一边与我一道夸张着受冻的感觉,后者比前者更能驱走我身上的寒意: ——差一点我就冻成冰棒了,爸。 ——呦呦,难怪我像碰到冰似的。 ——你一使劲儿碰,我的手指就会像冰一样脆断。 ——我不使劲儿碰,我怕它们断了。 ——真的有人被冻成冰棒了,就在雪地里竖着呐。 ——早晨我去看了,是只大雁。 ——呵呵,但你要相信我的同学手都冻烂了。 ——哦……所以我就捂着你的手,不要它们受冻。     若是我的姨妈在我家,这情形就会引来她一连串的嘟嘟囔囔。 “哪有那么冷啊……”她平时对自己的生活总是忧心忡忡,但此刻我们家的事情似乎更令她忧虑。     每当姨妈来,我的品德分就会急剧下降:“关你什么事儿?”忤逆的话一出口,我妈立刻一副绝望表情,接下来她就要和她的姐姐讨论教育怎么会如此失败了,问题当然大多归于为我搓着脸手的人。我的老爸最杰出的表现是根本听不到别人说什么。     好在我妈的绝望总是转瞬即逝,可能她的绝望很快被她习惯的欣赏覆盖,也可能在她内心深处对叛逆甚至大胆地寄予了期望。关于我妈的欣赏,几乎是她的一种秉性。她喜欢悉数每个孩子的优点,仿佛那些优点都非常了不起。我们小时候都认为自己特别优秀,其实回头看去绝非真的很优秀,而是她不断的重复让我们感觉优秀,并再接再厉而已。她紧舍得每天做一个鸡蛋给儿子上学吃,但我哥总是拨一部分在我碗里才装饭盒。“他惦记妹妹。”我妈说这话的时候像似在品味一杯美酒,而且她坚信有了这杯酒垫底,一个人就会成长为由她希望的那么美好。许多称赞她同样会给我,她的称赞令我触摸到童话的境界,在一片杂草地的生命底色上,有时我会向往做一个可爱的公主。     她几乎严格限制了自己对孩子的指责,实际上我们经常犯错,甚至惹祸,偶尔我看到她哭,但她绝不会说出:“你是个爱打架的坏孩子,”或者“你是个逃课不想上学的孩子”之类的话。如今已经84岁、且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她依然保持这样的秉性。有一天小宝放假回来发现家里格外干净,我顺口说:“你不在家捣乱自然就干净啦。”语言表达颇吃力的老妈竟脱口说出:“别对孩子那么说话。”     看到她哭的时候我曾安慰过她,表示以后不再做宁子了。老妈坚决否定:“不要,宁子不宁该死了。”我能感觉到我妈对顺与不顺有多纠结。有一双顺从的儿女是她的希望,但不顺从则是她对我们的希望。她把它们分得很开,并选择牺牲,宁肯做一个时常接待乡邻、老师找上门来告状的窘态家长。她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走出过我们的小村庄,所以她的希望不会是一个具体的目标。可以肯定的是她不希望我们重复她所能看到的人,也包括她自己的人生,对此她爱莫能助,她唯一能做的是不反对叛逆。她是一个看不到天空,但要把希望寄托于不停煽动的翅膀的人。     总之我的父母对我们的娇惯程度并不相上下。我也只能用“娇惯”这个词儿了,因为在汉语言中,爱并不包括他们所给的自由,和自愿放弃掉的权威。而且我要第一次顺从父老乡亲们的意愿,其所对我的父母的评价就是“娇惯”。在我的老家几乎没有做父母的敢于冒娇惯孩子的风险,关于那种风险居然诞生了一个传说:一个被父母娇惯的孩子后来成了罪犯,在即将受刑时他要求像小时候一样坐在母亲的怀里。他如愿了,他趁机也把母亲的乳头咬掉了,理由是母亲的娇惯害死了自己,这样的母亲同样不可活。父亲们比母亲更理智地接受了传说中的教训,他们用苛严挑战传说中的那个儿杀手。我到小伙伴们家里玩时经常看到他们鸡群似地绕过自己的父亲,仿佛父亲一次浓重的呼吸都会把他们的羽毛吹零散。     我过着不一样的生活。早晨,老爸是我第一轮温暖的太阳,我在他胡子拉碴的热吻中醒来。而且这一轮太阳几乎从未有变脸的时候,即使他知道你马上会犯一个错误。有一阵子我渴望骑马,因为来自草原的歌很蛊惑人。但我够不着马背,攀了再攀之后不得不转而去找毛驴。毛驴对我来说依然还是太高了,我让老爸帮助,他提示危险但一如既往地尊重我的坚持。那天我的下场就是被重重地摔下来,愤怒的毛驴吓得我大哭:“你应该阻止我呀!”孩子对我爸来说的确经常是瞬息万变的麻烦,在他的心壁上来回撞击,只有他格外温厚的心地才能容忍,并一直表现为好脾气。     在brook_sun的博客里,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我爸那一轮太阳,我可能发现不了别的太阳,或者即使看到,也依然不会带给我许多幸福的感觉。当然任何人生都有它可以枚举的各种幸福,可我是多么感激命运让我曾是一个拥有自己太阳的孩纸。我对自由概念的获得,并非来自后来看到的那些书。对“生命就是自由的”认识,完全来自我的父母给我的那片天地。 人们可以说我的父母失职,因为在中国社会里自由质的孩子长大后会不断碰壁,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可我不这样认为。尽管我多次碰壁,人生也如不能骑马,即使骑上毛驴也时而会摔下来一样,但我能够在此生一直知道生命该是什么样子,而且去努力让自己接近人的本样,我就觉得很成功了 。如果我还希望自己更成功一点,那也是想我说出的话能够让再多的生命个体听到,并有所认同,但绝不是功名利禄的成绩。虽然我对功名利禄并不排斥,它们在我看来却顶多是人生成功的副本而已。     我感激父母,还因为他们在我人生伊始就让我明白:爱是家常便饭,不需要艰深的做工;同时,生命需要它的扶助。我对生活的态度总是难以做到一以贯之的执着,舍舍弃弃间,却从未对爱失掉坚守。无疑,爱制造了我敏感的性格,比我对数字、对我评论的时事更令我瞬时敏锐。前不久看过电影《闪灵》,我被这部人们称为“史上最伟大的恐怖片”真的吓住了,之后好多天我总是忍不住像丹尼那样勾着食指发出托尼的声音。《闪灵》真正的恐怖不是惊悚的画面,而是来自父亲的谋杀。电影让我体验了一次彻底的冰冷,那是把生命原始的火种灭绝掉的冰冷。我很后悔看了《闪灵》,但幸亏还有艺术家制作了类似《火柴人》那样的影片,幸亏有brook_sun这样的父亲存在,幸亏我有我的父亲和母亲。     其实我写这篇文章,初衷是想谈一谈关于爱的回报。我对brook_sun说,看了那么多他写鲁鲁的博客,体味了他深切的父爱,我特别想替被爱的孩子们说一点心里话。去年底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从没“见过”的一个远方堂兄打来的,他说马上来看我。我很小的时候他曾从吉林回老家,作为一个城里的调皮鬼来到农村,长辈们给了他莫大的自由。但是他被告知有个妹妹很特殊。“你是小公主啊,干嘛是公主啊,我就特别想招惹你一下,但爷爷奶奶们都护着你。我说我只是想抱抱妹妹,他们说抱也不行,”我们在酒店里喝酒,他谈起遥远的过去。他有两个愿望,一是要抱抱我,再就是他想知道,一个被公主了的孩子长大后会怎么对待她的父母。     我向大哥汇报了父亲65岁生病以后的6年生活,我把父母接到县城,我习惯于平均一年搬一次家租房子住,我把父亲背在背上,最后我握着他的手陪他走到生命的尽头,我为他穿的最后一身衣服。     关于爱的回报,固然有太多的实例可以列举,例如,我哥每次回家都是我去车站接,他总是一副被肩上两个大旅行包,外加一个大手提包弄得摇摇晃晃的样子。包里面全是吃的,在物质极匮乏的小地方,它们改善了我父母的饮食。我也能记得我们一起在城里住的3年里,我对钱唯一的态度是在老爸还活着的时候全部花光。当时我额外打了两份工,(我可能是中国做兼职最早的人之一,因为数学专业毕业被一家建筑公司误以为会做会计用了,还有一家专科学校一时找不到哲学教师也斗胆用了我。)月收入在县城里算是高的。我没有攒钱,因为自己才二十二三岁,人生的路还很长,否则万一将来成了百万富翁就会后悔。十年后,我做生意真的挣了很多钱,有一天去逛街,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忽然停下来笑了,想起当初的决定该是何等英明。     但爱的回报其实是难以用实例来细数的。老爸临走时看着我们,眼角落下了一颗晶莹的泪,我们感到那是不舍。他爱我们,教会我们爱的方式,甚至是给了我们爱的习惯,他知道我们有多么爱他。更多的时候我则是用自己得到的那份回报来诠释爱的回报。正因为老爸和我共同的时间之旅中,我们只有爱,所以我总是愿意提起他,愿意追想他。没有一页是经不起回忆而翻篇的,那是一本最耐读的书。我的人生也因此显得厚重,这,就是真正的回报……     我的这篇文开头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中间公务异常繁忙,很难有时间写作。但很长的时间后我能捡起来,是因为爱的感觉一直都在续写它。谨以此篇给远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brook_sun,愿他时刻因为爱而不感到远离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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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秦晖:《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

  《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 2013-01-03   今天有些人把《论语》抬高到近乎“儒家圣经”的程度,就像当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语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顶峰”一样,今天的“《论语》热”对于儒家,与当年的“‘语录’热”对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弘扬,还是糟蹋呢?     丧家不是贬夫子 看家方为污仲尼     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本书我看了之后获益良多,也向李零兄请教过关于《论语》的一些看法。   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本书的轰动原因一半在内容,一半在题目。“丧家狗”之书名非常刺激,这个词本身出自包括《史记·孔子世家》在内的许多史籍,是别人说孔子不得志,总失败,虽略带讥讽,却并无敌意,孔子自己也认可这个说法,因此这事才在当时崇儒尊孔的氛围中载入史册,传到如今。李零就此发挥说:任何怀抱理想,不满于现实世界的人,都是“丧家狗”。而近代思想家(李零举了美国的萨义德,其实类似的还有俄国的别尔嘉耶夫、法国的布迪厄等许多人也讲过大意相近的话)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社会良心自居,价值观疏离主流,批判现实,愤世嫉俗,因而具有强烈孤独感的那些人。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甘为“丧家狗”而坚决拒绝做“看家狗”的人 。因此李零说孔子是他们的代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2页)。   显然,李零对孔子的这种评价类似俄国人之评陀斯妥耶夫斯基、法国人之评雨果,应该说很不低了。甚至可以说,在那些不把孔子当神、当“圣人”来崇拜的人们中,这是对孔子的最高评价———如果不是在知识方面,至少在人格方面是如此。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那些反儒的人们恰恰是流行把孔子骂成统治者的“看家狗”的。因此李零此书甚至可以说是为孔子翻案辩诬、恢复名誉的代表作。出来找李零算账的本来应该是反孔派人士才是。   可是如今尊孔似乎已经成了主流,反孔人士已经顾不上与李零计较了。而“狗”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与司马迁的时代相比毕竟有了更浓的贬义,李零没有顾及这一点(这是他的疏忽),因此只看书名不看书的人会误以为他把孔夫子糟蹋成如何不堪。加上今天的“儒者”与过去一样五花八门,既有“从道不从君”的清流(他们其实与孔子一样是“丧家狗”),也有一些吃尊孔饭的人,后者打心眼里就瞧不起类似雨果那样无权无势的理想主义者,总希望自己所尊的就是那权势煊赫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连名字都可以卖出巨额“版税”的。他们见到“丧家狗”的书名就怒火攻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实,最近走红的另一部关于《论语》的畅销书,学术水平如何且不去说它(作为通俗读物也不宜苛求),单就这评价观念就低俗得很,在尊孔的旗号下几乎把孔夫子描绘成了权势的“看家狗”,要说糟蹋孔夫子,真是莫此为甚了。幸有李零的书在,真还是可以给夫子挽回不少形象的。     《论语》原来本非经 俗儒安知夫子心     李零没有把孔子当做堂皇的“圣人”,却也决不像“五四”时那样,把孔子当作反面人物来否定。在他的书里,孔子是个“怀抱理想”的好人。但是评孔子毕竟不同于评《论语》。孔子其人如何姑且不论,《论语》一书,即便在尊孔的儒家体系里,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要讲《论语》,这是首先需涉及的问题。   讲到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论语》的地位是历经变化的。孔子如果自己知道今天的人把《论语》放在《六经》之上,恐怕他也不大会高兴。其实孔子以后很长(长达千年以上)一段时间,《论语》虽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书,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没有把它当做经典的。那时儒家崇奉的是《易》、《诗》、《书》、《礼》、《乐》和《春秋》“六经”,所谓《乐》是典礼音乐,当时没有记谱法,所以只是口耳相传并无经书。有书的就是“五经”。那时的儒家一直就讲这“五经”或者“六经”。传承旧学的是“我注六经”,发挥新说的是“六经注我”,官方设立“五经博士”,儒者传习也按五经分科。司马迁总结孔子的成就说:“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这里提到的很多事是出自《论语》的记载,显然太史公很熟悉此书,却不提此书,他讲孔子的贡献和影响,没有一字提到《论语》。班固释“儒”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里仍然只提到六经。直到唐代,颜师古编《新定五经》,孔颖达纂《五经正义》,这期间人们又把“礼”学扩大为《仪礼》、《礼记》、《周礼》等“三礼”,“春秋”学扩大为《公羊》、《谷梁》、《左传》“三传”,三礼三传至唐并皆入为经,连同《易》、《诗》、《书》号称“九经”,而《论语》仍然不在其中。   当然作为儒家,把《论语》从诸子著述中拔出给予特殊地位,也不难理解。《汉书·艺文志》在沿用刘歆《七略》分类法时,把《论语》与《孝经》、小学都附于六经之后列于“六艺略”(颜师古注:“六艺,六经也”),而不列于“诸子略”,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六艺九家”中的后三家与“六经”还是有质的区别。当时这三家都被视为“传”,亦即解经的著述而不是经本身,正如《诗经》有齐后氏传、韩内外传、《春秋》经有公羊、谷梁与左氏“三传”一样。换言之,《论语》当时的地位与左丘明、韩婴等人的著作相当。而东汉的王充还说:“《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以其遗非经”,明指《论语》并非经书。王充指出,那时规定五经都用二尺四寸的长简钞写,而像《论语》这样的书则只能用八寸短简。(《论衡·正说》)李零列举考古出土的实物,表明这个说法是确实在遵行的(35-36页)。   可见在当初儒家那里,《论语》的地位绝对无法与“五经”相比。直到北宋中期以后,刘敞首倡“七经”之说,《论语》才首次列入其中。南宋末年,朱熹把《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四书”,并抬高至“五经”之前,当时又出现了“十三经”之说,也把《论语》列入。   所以 ,《论语》被尊为经典,并非古儒传统,而是宋明理学的特点 。即使把儒家学派当作信奉的对象,《论语》本身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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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转载]一位德国政治家对中国的睿智解读

原文地址: 一位德国政治家对中国的睿智解读 作者: 李银河 转发一篇对斯密特的访谈。冷静,深刻,中肯,客观,公允,智慧。对一党制、议会民主、私有化、左右派、稳定与战争、人口、劳动力等问题,都有他自己独立思考的、不偏不倚的看法,读后受益良多。现在大家对许多问题都爱激动,看看这个局外人不带偏见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冷静下来思考问题。   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访谈录:中国面临着关键时刻                                     ( 2012 年 2 月 15 日) 黄金散      1斯密特其人:   赫尔穆特.斯密特Helmut Schmidt先生今年已经93岁高龄。作为联邦德国原国防部长、财经部长、经济部长、外交部长及总理(1974-1982),是德国政界公认的最有建树的政治人物之一。   他一直致力于中德友好,在关乎中国的台湾、西藏、新疆问题上一致给予理解的态度,对535事件也有西方政治人物鲜有的理性见解。   退休以后,斯密特先生先后来中国15次,中国成了他后半生研究的焦点课题,至今出版了《伟人与大国》、《不在其位》 两部有关中国的著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者除基辛格之外,独一无二的实战派中国战略学者。在同中国的广泛交往中,他曾面见过毛泽东,还与邓小平、朱镕基两代国家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   1 1采访背景:       2012年2月15日,经德国朋友的安排,我飞往汉堡,在郊区的一栋别墅里我采访了斯密特先生。斯密特非常乐意欢迎来自中国的客人,事前并没有对我的采访提纲提出苛刻的要求,因此我可以根据现场访谈内容自由延伸。考虑到斯密特先生的健康状况,整个采访过程分两天各一个小时进行,以下是录音翻译整理稿。(其中第一天采访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民族和哲学层面,第二天主要侧重当今中国改革发展和国际政治问题。)   1 1第一天     记者:您好,尊敬的斯密特先生,终于跟您见面了,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斯密特先生:非常荣幸来自东方的问候,中国成了我后半生的情结,我对那里发生的一切感兴趣,也希望跟记者先生分享。您是个自由记者?       记者:更准确地说我是一个自由思想者或“公民记者”。数字化时代,记者的职业性质也越来越淡化,今后随着推客的普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了。您经常使用互联网吗?     斯密特:会使用,我还是习惯传统媒体,更多的喜欢杂志及书籍之类的阅读,也许这就是和年轻人的区别。     记者:您的思想仍然很超前,看得更深远,中国近些年的发展,似乎一直在印证您的预见。德国是个思想家辈出的国度,从莱布尼茨、康德、尼采到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他们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代人,当代的中国人希望在从这里获取更多的思想营养。   斯密特:对德国人来说,中国的文明一直是一种对照,因为她和西方文明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和模式,这提醒西方的思想家西方发生的一些可能并不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必然。刚才您提到的莱布尼茨,他是数论的开创者,“万物皆数”的概念中西皆有,莱布尼茨一直希望找到用数学方法解决宇宙中一切问题的办法,他从中国古代易经阴阳两极生万物的宇宙观及太极八卦二进制的表达式中得到了启发,这为数论及逻辑代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您说的数字化时代,应该从易经开始。   记者:他是第一个希望成为中国人的德国人,您似乎是……   斯密特:(笑)一半的中国血液,思想上的。   记者:但黑格尔对中国文明一直有偏见,而同时他却是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最大上的一位。   斯密特:他本人的评论局限于当时的认知,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去过中国,他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可能并不充分。宋朝程朱理学更接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王阳明的心学则同时强调了实践和先验知识的统一(知行合一,笔者注),这和笛卡尔更为接近。可能满人的统治限制了你们文明的发展,王船山的思想其实已经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他很像康德,是一个大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他迫于当时的文化禁锢,只能隐居著述,他的书籍一直在200年后才能面世——可那时这些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   记者:这是个悲剧。   斯密特:我去长城就想过这个问题,北方草原民族对你们的文明历来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你们的文明一次次被中断。我的印象中至少4、5次大的中断。   记者:前些年中国流行一本叫《狼图腾》的书,核心观点是北方草原民族一直在为中华文明输血,使中华民族屹立几千年而不衰,您的看……   斯密特:呵呵,抱歉,我没有看过这本书,这是当局现实的政治需求吧,可能你们不希望在西藏、台湾、新疆之外又蹦出个蒙古来——世界还是冷兵器时代吗?   记者(追问):那您如何看待黑格尔在中国的影响力?   斯密特:他的影响力是世界性的。具体到中国,我想这恰恰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假以时日,会有光明重现的时候。相比,穆斯林文明的发展会是个麻烦。   记者:听说毛泽东说你是信康德的?   斯密特:(笑)我与毛先生第一次见面他对我的评说,不过我们并没有机会详谈。那时中国对我还很陌生,一种神秘感。除了毛,我只知道孔夫子。   记者:康德之与孔夫子,您怎么看这二者?       斯密特:您指的当然是伦理思想方面的。康德把上帝挪开,试图依托人类的理性找到适用全人类的道德律,他并没有完全成功,至今也是个问题。孔子的黄金规则(golden rule,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笔者注)看来更具普遍的适用性,但有些时候还是表现消极。而基督的白银规则(silver rule即“如果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笔者注)则具有破坏性。   记者:中西方矛盾就在这……   斯密特:已经对国际关系构成影响。   记者:近些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回归孔子的传统价值主张,您的看法是?   斯密特:年轻人不太会接受,我注意到你们并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记者:这也是我今天来采访您的目的之一。   斯密特:可能让您失望了,中国自有自己的文化脉络和国情,我只是个冷静、客观的旁观者。   记者:我们非常渴望听到友好的、建设性的旁观者的想法。   斯密特:西方的当代文明及其价值可能就目前并不适用你们,那是中国中医概念中的“一剂猛药”,除非你们希望将中国分割成若干块,但是那样会造成看起来永不休止的流血冲突,看看前南斯拉夫就知道了。     记者:您怎么会有这种看法呢?     斯密特:如果采用西方价值体系和政治架构,你们能不尊重地方的选票吗?但是你们的民族交错分布、互为依赖,又如何分割?     记者:我明白了。那就没有出路了吗?     斯密特:我当然无法指出出路,但我始终觉得经济发展是个首要的问题,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民族最终会融合的,只不过中间会有倒退和挫折,但总的趋势没人能改变。     记者:如果那样,就会被人视为汉化。     斯密特:您指的是汉族化?     记者:是的。     斯密特:什么叫汉族化?你们和两千年前、千年前的汉族还是一样吗?如果以两千年的汉族作为标本,我倒不如说日本更“汉族”,更“中国”,当然我是就文化方面而言。     记者:你的意思是……     斯密特:我的意思是你们的文化不断在进化,今后中国一体化应该是现代化,而不是汉化,谁可以拒绝现代化而活在中世纪吗?     记者:例如西藏、新疆问题。     斯密特:台湾问题相比更单纯,如果中国(大陆)比台湾富裕,情况就大不同了,人是现实的。我始终觉得在台湾问题上西方在犯错误。     记者:西方一直在干扰,为了自身的利益吗?     斯密特:那主要是美国人,我想欧洲人今后不会关心那里的问题。     记者:谈到中国的政治问题,西方人总不会跳脱535问题,但您比西方主流有更为理性客观的看法。     斯密特:并不是说我认为当局没有责任,就现在来看本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记者:愿听其详。     斯密特: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人们示威方面缺乏经验,部分原因是因为自毛时代始共产党主流意识是强调群众运动,并把它视为最高国家意志。实际上中国政府当时还开了专列运送学生入京。     记者:为什么后来会发展成那样?     斯密特:你们的“治安片警”在这个时候肯定无法控制局势。西方对待示威行走已经有了长达上百年的经验,防爆警察、隔离带、无致命性武器等等,通常反映很迅速,执政当局知道如何首先对付人群中必然的激进者。     记者:但是后来有了军队。     斯密特:问题就在这,军人和警察对待冲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事态由此会扩大。     记者:所以邓小平后来建立了武装警察部队,但那也不至于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后果。     斯密特:具体事件的进展,我也不尽明了,大家都有不同看法,但我觉得学生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因为当时谈判一直在进行。     记者:那如何谈判破裂了呢?学生要价突破了底限,双方互不妥协?     斯密特:是不成熟,因为政府已经一再答应了学生的请求,而学生一再临时修改底限,比如他们会担忧政府秋后算账。     记者:这让谈判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了不信任感。     斯密特:是这样,谈判不能轻易透露自己的底牌,一旦透露而被对方全盘接受,就没有悔改的权力,否则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谈判对手。     记者:深受教诲。我想用一个假设,如果当初学生或一些意见领袖执政了,你认为对中国是福是祸?     斯密特:这当然很难判断,因为会有一系列连锁反应是无法预测的。这是博弈论上的超博弈或无限博弈,找到那个平衡点很困难。如果你的假设成立,那可能并不妙。     记者:何以见得?     斯密特:知识分子通常较有雄辩的能力,西方很多领袖都是律师出身,但他们执行的能力会很欠缺。施政需要更现实,有太多问题其务实的处理方法和一个思想家设定的价值和目标常常相违背,这需要经验,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记者:那从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结果来看,您怎么评价。     斯密特:没有人能说不是个奇迹,从这一点来看,邓小平还是很了不起。     记者:相比毛泽东呢?国产党官方的评价是3:7开,7是肯定。     斯密特:我看不到,但是他对统一中国还是有功劳的,自从清帝退位,你们的国家一直处于整合期,而外患又添加了更大的麻烦。     记者:您说的是日本,那您怎么看这个国家?     斯密特:我觉得如果他们与你们走得更近,回归东亚对他们会更好,因为无论是他们的文字、思想、建筑和习俗都来自于中国。     记者:可他们更倾向美国。     斯密特:我在任国防部长期间,曾经同日本同僚就冲绳美军基地与他们有过交流。我告诉他“这对你们不利,因为这反而会让你们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他回答我“可我们需要美国的保护”,我反问:“中国历史上哪个皇帝曾经主动攻击过你们?”他说:“你赢了”,但美军基地还是建立了起来。     记者:可能是他们对中国造成的伤害过重,所以反而感到后怕。     斯密特:他们害怕承担责任,那是个自私的民族,这一点和德国不同。     记者:那您怎么看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扩张和战争而言?     斯密特: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侵略过他国,西藏是个例外,应该说这是出于你们的自信。实际上你们一直把自己认为是世界的中心,而这个中心之外的地方都是蛮夷,所以取得中国的统治权对你们的皇帝来说就是拥有了“天下”,也就是世界,这提醒西方人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和历史观。     记者:实际上,清朝的皇上曾要求德国的使臣下跪,另外还有给西方的国家赐国王称号的企图。     斯密特:(笑)近代国家概念,是西方文化中心论下的民族国家概念,不适用分析中国历史,这造成了当代国家关系上西方对中国这个国家概念认知上的冲突。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西藏是个例外的问题。     斯密特:无论如何,西藏的神权制度是共产党解决的。至于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就历史证据来说,你们是有很多,但并不充分。但相比美国印第安、澳洲土著、俄罗斯西伯利亚等来说,又很充分。今后的合法性最终取决于西藏今后的发展。     记者:那您的最终态度呢?     斯密特:西藏今后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中国。没有中国,他们也解决不了与中国穆斯林的问题。据说在中国西部青海湖旁穆斯林和藏民的冲突从来不断,由中国作为监护人是必要的。另外,从长远来看西藏独立会让印度更坐卧不安。     记者:这是否属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断裂带的范畴?     斯密特:世界各地都或多或少有的问题,德国的土耳其裔有400万,如何融合是个问题。     记者:安吉拉.默克尔已经公开承认你们的多元文化政策失败了。您本人如何看呢?     斯密特:德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很敏感,还是探讨东方的问题吧。     记者:对不起。今天的时间应该到了,感谢你给了我这么充裕的时间,我实在幸运。明天希望就中国当今国际政治和发展改革问题听到您的一些看法。     斯密特:我的荣幸。今天很高兴能接受您的采访,明天还是这个时候。喜欢柏林这个城市吗?     记者:当然,这次可能没空了。     斯密特:中国人很勤勉,明天见。     记者:您也是,明天见。       1 1第二天   记者:昨天您谈了很多有关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文化问题,今天我有一不情之请:为什么您始终为中国和中国政府辩护?是出于礼貌,还是为德国国家的利益着想?比如:出于德国的战略利益,希望中国的崛起牵制俄罗斯。     斯密特:俄罗斯与西方在历史上的纠缠的确很多,她一直是出生波兰历任美国国家战略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一派所认为的西方战略安全的根本问题。可我不是波兰人,波兰当代政治家似乎并不亲中国(笑)。     记者:谢谢您的坦诚。一个全世界关注的话题,在当前阿拉伯之春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一党执政问题?     斯密特:我从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就像你们的邻居日本就一直一个党执政,只是最近新的党组阁了,看来事态并不妙。     记者:如果仅一个政党专政,似乎少了制约的力量。     斯密特:共产党内不是也有派别吗?这和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有什么区别?看来不论他们哪个党赢得竞选,国策似乎并没有太多变化。     记者:这是互相牵制、平衡的结果,那似乎意味着中国今后改革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斯密特:那是因为美国一直没有真正意识到挑战,如果这种危机更激烈和迅猛,我想结局就会不同。中国也一样,似乎中国意识到了这种危机,阿拉伯之春对中国是个警示,它无意间成了中国改革的推动力,因为统治阶层是有惰性的,正如您所说的内部制衡的问题。     记者:中国有俗话说“温水煮青蛙”(笔者解释)     斯密特:很形象。     记者:说到政改,中国台湾的选举目前已经逐渐成熟了,似乎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希望,因为之前有人担心中国文化和国情很难适应西方的政治制度。您的看法是?     斯密特:这是个很大的命题。台湾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很有特殊性,因为两大阵营是围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而定义的,背书的一面还有美国,这可能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处。     记者:这就是您所说的特殊性?     斯密特:是的,也就是说,台湾的政治是中国大陆和美国政治的延伸,受两个世界最强大力量的调和。因此与其说台湾民主制度的成功是台湾内化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外化平衡的结果。     记者:(笑)很有启发。那您认为如果当前中国大陆沿用台湾的政治制度,会有什么结果,您乐观吗?     斯密特:关于台湾的政治发展我没有仔细研究。据说他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现在成熟了很多,期间经历了很多动荡。仅从内部动力来说,我想主要得益于蒋经国的开明独裁,否则很难克服保守力量。如果邓小平健康状况多允许他十年,中国(大陆)今天的改革也许会顺利的多,一个民族在复杂的困难时期是需要英雄的。     记者:您的意思是中国政治改革错过了一个良好的窗口期?     斯密特:当然,按中国俗语,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机会总是会有的。几十年前,国际主流对邓小平的改革和89年后的中国前景也不那么看好。即使假设成立,我想邓小平也不会模仿台湾的政改模式,因为他清楚台湾政治模式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昨天我似乎谈过这个问题。   记者:大卸八块的问题。   斯密特:是的。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经不起台湾曾经历的政局动荡,国际竞争也不会给中国多留出几十年的窗口期。     记者:您指的是经济的发展方面?     斯密特: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大规模的政改首先必然对稳定有冲击,虽然从长远来看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会恢复,也许会更好,但经济不是孤立于一国国境内的。中国经济核心是制造业,是长期投资资本,他们倾向于确定性的未来,离开了他们很难再回来。而阿拉伯国家是石油,即使折腾10年停滞不发展,十年后说不定还因原油价格上涨而因祸得福——中国可以吗?     记者:您说的是东南亚、印度这些国家可能会把握这个机会?     斯密特:中国劳动力成本在迅速提升,已经有这个趋势。大规模政改造成的政治整合期,我想在中国不会低于几十年。     记者:看来,您对中国政改不抱乐观。     斯密特:您别误会,我指的是台湾政改模式而言。     记者:您对中国国内的左派和右派各持什么态度?     斯密特:无论左派右派,我想其主体应该是把中国推向更高和更健康的发展阶段,但过左过右可能对中国都是个悲剧。过右的新自由主义,将会释放精英和资本的潜能,短期内经济效率会更高,国际竞争力会增强,但也会迅速推升中国已经很高的基尼系数,社会不稳定性也会迅速累加,迟早面临政局危机;过左毫无疑问,将会限制思想的进步,并吓跑投资,最终还会形成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全面下降,而且他们的对外政策趋于强硬,对抗会招致连锁反应,没人能预料到什么后果。     记者:您的意思是中庸之道?     斯密特:准确说,应该是恰当时期左,恰当时期右。目前中国的政策个人认为应该是趋左合适,中国二十年来一直过右,几乎成了世界上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国家,工农的权益低得可怜。但无论如何,左右有共同的公约数,即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解决贪腐的根本问题,提高底层的权益和言论的自由度。     记者:似乎左派更容易解决这些问题,但又投鼠忌器,那您的政改建议?     斯密特:我想,应该是共产党党内民主加民众监督的模式。     记者:中国的全国人民大会不仅是宪法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个最高民众监督机构,但等同咨询机构,被边缘化了。     斯密特:这是核心,但改革的目标如果是与共产党争权,我想可能会麻烦。     记者:您的意思?     斯密特:把这个机构的监督职能发挥出来,而不是取得全部权力,我看是最稳妥的妥协方式。     记者:但是监督的最终作用机制是通过权力来体现的,就是说民众需要拥有最终生杀予夺的大权。     斯密特:这是个常识性问题,但我想仅仅监督职能,比如说信息公开就足够实现民众的制约力量了。     记者:可目前人民呼声很高的仅仅要求高层公务人员公布个人、家庭财产问题都得不到答复,民众的力量很弱。没有人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也害怕清算,他们骑虎难下。您不觉得这是一党执政的后果吗?     斯密特:我觉得这是当年邓小平改革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现在已经积重难返,但我本人并不认为是您以为的一党执政的问题。     记者:印度可能是个反证,不是吗?     斯密特:印度关于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在1948年立国之初就开始推动立法,到如今轰动世界的阿纳 哈萨雷的绝食抗议活动还是为了这个立法问题。因为这将既得利益者逼到了墙角——而民众清楚,暴力革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最后理性的结果是双方妥协。     记者:您的建议是中国民众和既得利益阶层达成某种默契下的妥协,承认既得利益换取人民的权力?     斯密特:您的感觉很敏锐,是的,默契下的,而不是公示下的,之所以要承认既得利益,因为没法彻底清算,也不能彻底清算。     记者:谢谢!就我对中国民众心理的了解,人民很难接受?     斯密特:情感是一方面,理性是最重要的,否则最受伤害的还是普通人民。         记者:关于中国的改革,在国内知识分子中提出的模式很多。现在主流的有两种,一种是温总理和广东的改革模式,可能更西方化一点;一种是重庆模式。您了解吗?倾向哪一种?     斯密特:知道一些。两种模式都有不确定的地方,即使有好的理念,也不能保证最终的执行效率。通常情况下,一个看起来具有良好理念的方案和另一个执行有保障的方案,二者中我个人更倾向选择后者。     记者:譬如?     斯密特:重庆模式的优点是,已经有了一个模板可以参考,类似邓小平80年代的特区实验模式,成功了,就推广。这就看你们是否认可了。     记者:既然有了这个实验区,那您个人应该对它有个评价吧?     斯密特:还是需要具体考察才知道,我想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对过去红色中国的历史过敏,可能会因此丧失理性判断。当然个人威权也是很难有保障的,这些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想,重庆更像新加坡模式。     记者:您对温总理的改革方向有何见解?     斯密特:温总理的模式,我想也不会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目前中国国内政治生态也不会支持,可能会是渐进式的,但截至目前,我可能比您了解的更少。     记者:有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即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中国共产党的18大三月份就要召开了,到时会有更多层面的透露。     斯密特:我会关注。     记者:您不觉得应该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吗?     斯密特:这涉及到上百万亿资本的所有制改革问题,请允许我先谈中国国企改革的历史。     记者:您指的是朱镕基开始的国企改革历史?似乎您对朱镕基赞赏有加。     斯密特:准确地说是国企改制,当年朱镕基改革主要面临的是国企效率问题,总体上,我认为是成功的。     记者:就效率本身而言吗?     斯密特: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改革不会有理想化的结果,必须学会设定底限和目标。因此朱镕基采用了抓大放小的策略,对于一些不关乎国家根本的国有企业大胆进行私有化,而对十几个重要领域的国有企业采用了资产剥离、兼并、重组等办法,这样既保证效率低下的国企不再成为国家负担,也在重要领域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     记者:那您不觉得那剩下的大型国企如果私有化效益会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藏富于国、一定需要国家控制?     斯密特:您没有注意到剩下的国企的行业特性吗?它们大体是垄断性的、关乎国家安全的、对稳定性发展的要求要高于纯粹利润追逐的行业。     记者:这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斯密特:如果你把它们当做国家税务部门的分支机构,你或许就会明白了。您认为哪个国家会把税务机构私有化呢?     记者:这个角度的确很新颖,但仅从效率的角度来说,私有化应该更甚。     斯密特:你的国家有两个特别大的国企,一个是“棉花储备总共公司”,一个是“粮油储备总公司”,今后还会有“石油储备类的公司”……     记者:对不起,这两个国企性质是不同的,他们不是经营性的,当然无关效率。         斯密特:是的,中国剩下的十几个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也是不同的,它们应该是以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第一价值目标的。这些行业生来就不会亏损(deficit-proof),更多的是公用性的事业,价格由国家决定,怎么会亏损呢?     记者:难道您不认为私营化会利于竞争,也就是价格下降,人民会获利更多吗?     斯密特:未必,因为即使分拆打破垄断经营,效益未必会更好,价格也未必会降低,因为这些行业对创新性要求没有一般消费品那么高,私有企业不会有更多竞争优势。相反这些行业对稳定性要求更高,它们大多是资源性的。谈到人民获利的问题,你们国有企业的利润难道不是人民的利润吗?   记者:我开始明白了。     斯密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私有企业是不关心社会整体效益的。譬如说三峡工程总公司如果是一个私营企业,它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它的投资收益会很低,收益期过长,而风险很大,没人愿意作这种投资,因为他只能依靠收取微薄的电费盈利,除非……它向上下游的人民征收减免旱涝灾害费(笑)——但国家会做出这个投资的决策,因为国家是全局利益出发,全国就是一个大公司,“利润”核算的对象不同。铁路系统也是如此,一些西部的铁路系统严重超载而收费很低,私有化他们会被废除或提价,这对内陆的发展是个打击。而如果以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情况就不同了。     记者:您说服了我,谢谢。     斯密特:不仅限如此,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是个教训。起初他们按人头给每个公民平均分配股份将国企私有化,因经济萧条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原苏联民众从计划体制出来,缺乏商业经验)这些股份后来被有国外财团背景的个人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购,他们成了垄断财阀,而后这些人又担心资产的安全,把资本转移到了国外……     记者:譬如霍多尔科夫斯基,普京采取了行动。     斯密特:是的,他回收了很多资产,虽然严格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些行动有些是非法的,但毕竟保护了俄罗斯的利益。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天然气还掌控在国家手中,否则俄罗斯的国家福利会很糟糕,他们国民的福利以及其它政府支出主要源于这些资产。     记者:但是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很多体制内的人及亲属却分享了更多财富,您觉得公平吗?     斯密特:当然,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监督的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记者:可能民众对国有资本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缺乏改良的信心。     斯密特:西方各国或多或少都有国有企业,但并没有您在中国见到的那么严重的贪腐问题,说明这是个监管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记者:可是中国人并没有觉得这些国企给个人带来什么,反而是高价质低的服务和产品。     斯密特:我了解到的情形是,这些国企上缴的利润不到15%,尽管如此,剩余的利润都最终计入了国家资产的账户上,要么用来发展,要么转化为新的资产,今后它们会成为中国国家社会保障资金的一部分,比如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医疗保障基金。挪威是这样,阿联酋是这样,这些国家把这些国企的资金作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世界性的投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国民的人均GDP很高,这些基金是主要的贡献之一。     记者:但愿这些国企给今后的中国带来保障,而不是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公。     斯密特: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过后,您会看到这些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它们是你们人民的命根子。     记者: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您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也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总结一下,您对国企的私有化持否定态度?   斯密特:应该说是否定私有化,而不反对引入私营资本,尤其某些特殊领域,比如科研、服务领域还是可以适当引进私有资本,这些领域私营会更灵活、更具生命力,而国企的稳健此时则是官僚化和臃肿的代名词。     记者: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您觉得最重要的是国企改革,还是别的什么?     斯密特:我认为应该是农村问题和制造业产业升级。     记者:那能否先谈第一点呢?     斯密特:应该说,这两点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斯密特: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占比过高,或者说农业的生产效率过低,可以说,你们内陆农业生产还处于欧洲中世纪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人口绝大多数处于失业状态。中国工厂的生产力已经过剩了,这部分农业人口除非转移到服务领域没有别的出路;而如果产业不能升级,工人的收入会很低,城镇服务业很难发展起来,内需自然不充足,仍然摆脱不了过渡依赖外贸的局面。     记者:而实际情形是中国沿海的工厂出现了用工荒,造成工资上升,产业外移,似乎并不是农业人口过剩状态,你怎么解释呢?     斯密特:请您观察两个事实,一是中国政府在有意提升农产品价格,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这使一部分农民返回了农村;另一个事实是,房地产业的发展受制于18亿亩红线,土地稀缺,城镇生活成本骤升。这说明,中国政府一直把保证粮食供给作为根本要务。由于农业生产率低,不仅仅造成农业人口收入低的现实,也造成了农业和工业抢占劳动力的现象。     记者:看来您并不担心中国人口红利时代的消失。     斯密特:恰恰相反,由于中国工业生产效率的迅速提升,会大大抵消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因素,中国在今后十余年会一直是隐形的劳动力过剩的状态。     记者:我注意到您说的“隐形”这个词,似乎和表象不同?     斯密特:是的,如果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达到美国一半的情形(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种100余亩,笔者注),你们的农业将会解放几亿新的劳动力进入城镇服务业,哪里还有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他们大多实际处于失业的状态,这就是您看到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依然尽力挽留那些几乎微薄利润的企业,因为对一个大量农村人口实际处于失业状态的经济体,劳动力的工资也可以看做“利润”。     记者:似乎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关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问题,你怎么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改革?     斯密特:中国最近几年开展的第三轮农村土地改革,我注意了很久,似乎步伐很慢,我想还是农业人口过剩、粮食生产安全与产业升级的双重悖论问题。     记者:这个双重悖论如何解释呢?     斯密特: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效率必然远远高于小家庭的生产模式,但是单产必然大幅降低——中国粮食的单产其实已经很高,这样必然会造成粮食安全问题。     记者:那另一重悖论呢?     斯密特: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粮食安全问题,如果大刀阔斧地进行土地改革,这些解放的劳动力只能进入服务行业。由于城镇制造业产业升级问题并没有得到迅速解决,这些城镇服务业的收入必然会更低,也就是会形成大量的城市贫民窟,这在印度、巴西都比较明显。所以土地改革的过程和城镇产业升级是个对立的平行的改革过程,相互制约或相互促进。     记者:看来您对计划生育持肯定的态度。     斯密特:中国的人口控制虽说近乎残忍,但理性最终战胜了感性,否则中国现在会有17-18亿人口。以现有的生活水平计算,这不仅接近中国资源的极限,也会让世界恐惧。     记者:但有人说,印度还是活得很好;资源匮乏、人口稠密的日本小岛也享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斯密特: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关于印度,您应该注意到他们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人均收入在提高,但贫困人口绝对数却在增加,他们的贫民窟人口也在持续增加,饥饿和婴儿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很高,而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他们的人均耕地是中国的两倍,而人均消耗粮食是你们的一半。关于日本,这个假设则更加荒谬,如果你们的人口不加控制达到18亿,中国的人口将是他们的18倍,即使你们拥有日本的产业技术和人口素质,这个世界的资源也供养不起18个“日本”,更没有足以容纳18个日本规模的高端制造业国际市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中国掏空欧盟、美国的制造业,欧美的收入在逐年下降,今后还会持续这样。长期来看,最终中西方人民收入趋同,或者说地球最终是平的。这都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     记者:正如您所说,中国农村改革面临双重悖论,那么您有没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斯密特:就我个人意见而言,这个悖论的出路之一,我想应该不局限于中国的这个内部系统,而是找到外部的资源。     记者:(笑)可是我们没有殖民地。  斯密特: 但是你们拥有最大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如果不进入实体,最终是一堆耀眼的数字和纸片。所以是否可以考虑在全球进行农业资源的开发?目前在南美、非洲、俄罗斯、中亚,都有大片荒芜或待开发的土地,你们可以根据今后几十年中国人口变化曲线尝试进行租恁或长期开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好的思路,现在中国已经在积极推进。  斯密特: 似乎力度并不够,目前中国的海外屯田更多的是粮食结构性的补充,而不是有意识配合国内的农村土地改革。考虑到土地集中式经营,可能造成平均单产或总产量 10%左右的减量,目前的这些屯田规模远远不够,当然前提是需要博得更多的国际信任。一旦能获得稳定可靠的粮食来源,加上已有的大量粮食储备,我想中国的土地流转改革可以加快步伐 。  记者:果真如此,可能城镇土地供应量会大大提升,会解放整个房地产业。但国际上是否会担心,这是中国模式的殖民化,新的中国威胁论?  斯密特:根据中国人口统计特征,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将会大幅减少,我想这个过程是过渡性的方案,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  记者:感谢您的建议,似乎您也顺便回答了我一直想问的中国国内房地产问题的出路。目前中国城镇化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冲突,主要是拆迁问题。希望听到您的看法。  斯密特: 我想本质上应该是宪法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城镇土地是国有的,而农村土地是集体的,因此国家拥有不可否认的征用权,这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土地的增值收益必然归国家所有。这在实际执行中必然造成冲突。  记者:那国家能否把这些土地增值收益重新给予国民呢?毕竟这也是第一次土地改革没收的。 斯密特: 这涉及到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果返还那么应该是返回给原来被没收的对象或他们的子孙,而不是目前的使用着,否则怎么向他们做政治上的交代?60年前上海的某些街道可是整个属于某个家族的,是否应返还?  记者: 我的爷爷辈是过去的地主,如果现在把土地的增值收益权再给“新的地主”,个人感觉是不太容易接受。可是事实上在中国的城镇,土地的增值收益国家通过高额补偿返还给了原使用者 。  斯密特: 这是妥协的结果,但补偿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真把土地增值收益权全部给予土地的使用者,那就按市场价值解决,可是政府又不可这么做,因为这事实上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化。这就出现了无法逃避的拆迁纠纷,没有补偿标准,也没有法理依据。  记者:您不觉得这是当初朱镕基房改的遗留问题吗?  斯密特: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和严峻,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计划之一,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我想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如果当初的房改把目标设定的更加理想化,可能会无法推进;二是 既得利益群体为了个人的私利,默认或怂恿了这些政策。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应该是大多数城镇居民,他们掌握有媒体发言权。 受损最多的是农民,他们没有声音,是无知可怜的旁观者,而他们应该是主人——因为这些资产从根本上说是中国长期以来“工农业剪刀差”积累的国家财富,是农民贡献的,而农民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财产公案。  记者:想来这个话题过于沉重,可却是事实。作为农民的子孙,我有欲哭无泪的感觉。我想,我们转移到下一个话题,中国金融改革的呼声很高,而这些呼声更多的是国外或者说美国的压力,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压力的?  斯密特: 我想压力无非两个方面,一是汇率,另一个是开放资本市场。汇率的压力,就美国而言,表面上是解决美国制造业空洞化和贸易逆差问题,这实际上是政治上的姿态而不是筹码。 美国人很清楚,人民币汇率大幅提升只会把中国的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而不是美国,因为这些都是利润极其微薄的产业,它们支付不起美国人的工资,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只会相应转移到这些地区 ;开放资本市场是美国资本的现实需求,毕竟这是个封闭的市场,每个人进来都会有很大机会。  记者:您觉得中国是否应该屈服于外部压力开放资本市场?  斯密特:我想这应该是个交易问题,取决于交易的筹码。  记者:对等的筹码会是什么?  斯密特:我想中国可能会要求欧美开放技术市场和承认市场经济地位。  记者:您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怎么看?会有哪些障碍?  斯密特: 我想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来源于中国自己的担忧。这意味着必须实现自由兑换,而如果这样,中国政府会担心造成国内人民币资本的大逃亡,因为毕竟中国对外汇的管控非常严格,这些资本无论在谁手中,都是在中国国内,为中国的经济服务,而一旦自由兑换,资本就无法控制了。    记者:人民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而美元的量化宽松造成中国大量外汇储备缩水,这是不对等的货币体系。对中国来说,似乎进入两难境地。  斯密特:这是我认为中国会支持欧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我认为人民币最终会加速走向国际化,这需要中国先做好自己国内的体制安排。  记者:非常抱歉,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了预定的采访时间了,请允许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斯密特:没关系。  记者:假设某一天中国的发展会重蹈过去 100年历史戛然而止,您认为最可能是因为什么情况?  斯密特: (思考) 我想可能会是战争,从目前来看你们还没有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中国的历史也印证了这点,所不同的是过去的战争背景由草原民族的入侵变成了更为广阔的全球利益。而在我看来,战争最可能的后果,要么国家被严重破坏,要么是重新被国际社会孤立,其中孤立最为可怕,因为即便贸易可以用内需替代,但你们的技术源泉却来自于西方。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两天的采访,您的每一句话都给予了中国人民最大的善意,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您表达深深的敬意。  斯密特:我的荣幸,为您祖国的发展表示祝贺,希望看到强大而和平的中国。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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