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此文为冉云飞新作自序 当我们说爱自己孩子的时候，为人父母的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也许很多父母一生都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你甚至会问，这问题重要么？我也没有唯一答案贡献给你捡便宜。但若是我们对心理学家大卫?埃尔凯特所说的话有所了解，也许你能发现一点自己的问题：“无论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如何，当好父母，最基本的是要给孩子两样东西：根和翅膀”。...

作者： 冉云飞   冉按：我曾说过，人生过半，吃肉喝酒，都在减少。连做爱都在减少，况乎其它？这是谁也挡不住的自然规律。但我之爱书，读书，却没有丝毫的减少。书只读，便有快乐。于是我走路、坐公交车、坐地铁、飞机场上、等人均读书，不知日月既移。我的人生并无太大的目的，能浸泡在书海里，能知道一些自己不曾知晓的生活与道理，便觉得幸福无比，或许这是我小时双重饥饿的恶果。这是为《白纸黑字》（敦煌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撰写的系列文章之第一篇。接下来第二篇将刊载即将出版的该杂志第三期。欢迎大家购买阅读，其购买地址是卓越http://www.amazon.cn/%E7%99%BD%E7%BA%B8%E9%BB%91%E5%AD%972-%E9%84%A2%E7%83%88%E5%B1%B1/dp/B0087USIXG/ref=sr_1_3?s=books&ie=UTF8&qid=1338772821&sr=1-3当当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2779103&ref=-recobar-d感谢杂志主编鄢烈山兄和《白纸黑字》厚爱。将来或许可以《奔向书海的道路：我的精神成长史》结集出版亦未可知，有意者可联系。2012年11月25日重感冒中于成都 想到要写下一些自己比较细致的淘书和阅读经历，来公诸同好，不免有几分忐忑。我并不是个怕事的人，亦不怕别人嘲笑，因为生活在底层被人嘲笑得太多了，故尔练就了些麻木的免疫力。淘书读书毕竟事关精神，究竟不像说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些不着二五的废话，不加修饰。再者，由于看了历代藏书家之弆藏，深感自己所藏完全不是什么秘珍，甚至就是平常人看来，也无甚可观。这般不值一说，还要道来，就有点不能藏拙的嫌疑了。 厚着脸皮说的话，我硬要写我这平凡的淘书及阅读经历，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从一个物质和精神双重饥饿的穷汉，到了今天算是物质不太缺，精神也比较丰富的人，这样的反差，足够修起发精神之电的“水电站”。而且说不定其间的能量，能给一些爱书人发一点“电”亦未可知。在正文开始之前，还要饶舌的是，我这长篇回忆《奔向书海的道路》的标题，完全是袭用我曾经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3年第九期“上帝为什么造四川”专辑所写开篇文章的篇名《奔向大海的道路：岷江流域闻见录》。看了我的淘书及阅读经历，我想朋友们会觉得这个标题真是异常的贴切。 一 ：双重饥饿 我出生在渝东南一个僻远贫穷的村庄，那是个山明水秀的小山村，大自然待我们不薄，但大饥荒时期饿死的人却不少，我们家就饿死了五口。眼看余下的人亦将不免饿死，母亲带着大哥二哥逃荒到外地黄家岩，三年后艰难回来，生活稍好时有了我。但所谓稍好，只是说不像那样大规模的饿死人了，吃不饱穿不暖却是常事。七六年春天里，母亲将野生的刺老苞摘回来，加点盐炒着给我吃，我觉得美味得不得了。忙问妈妈：今天是啥日子啊，妈做这么好吃的东西？妈说：儿啊，今天是你十一岁的生日啊。我听着妈这话，咬着嘴唇，为了不让妈妈伤心，使劲不让自己掉下泪来。多年后，我想起这是母难之日，那么艰难，苦难如斯，妈妈犹关切为儿的生日，每想一次便忍不住掉泪。到了我读书的年龄，于课文中每每读到控诉和回忆“旧社会”苦不堪言的文字，就觉得在说我自己。故对那些说“新社会”多么好的文字，便多了几分直观的疑问。你可以用美丽的谎言，欺着思考能力有限的大脑，但肚皮却是骗不了的。 食不果腹的母亲，有无尽的劳役，到了夜晚却不顾一天的疲惫，教我儿歌、山歌（包括盘歌），这些歌词肯定算不上书籍，但这应算是书籍的替代品。至于讲“七岁安安送米行”之类的孝子故事——我对孝本身很深的疑虑和批评，而且对中国式的实用家庭关系有很深的理解，并且准备写《孝的经济学分析》来剖析几千年来中国为何习惯以孝治天下，因为孝背还有政府不帮助民众养老的金蝉脱壳之计，但我不能等社会保障和大病统筹来过后再赡养我的母亲——那当然也有点以德“治”儿的意思，这番苦心在我身上亦算没有白费。长大自立后赡养吾母的人子之责，自忖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母亲识字不多，完全介乎文盲与半文盲之间，她靠小时教书且溺爱她的四外公带到学校玩，学生上课，她在旁边玩兼听讲，读了些“望天书”（指不能写甚至不能认，但能背出来），因此对文化有天然的亲和力。不过，我母亲记忆力奇佳，可谓过目不忘。这半辈子，我见过的人中，记忆力好的有三位，一是流沙河先生，二是我母亲，三是四十五年后我才知道并见着的父亲。母亲教我的东西，最早的便是她五十年代的扫盲识字课本，那课本是我家乡酉阳本地自己编的，“丁市名茶宜居出”，很有点乡土教材的味道。接着她教我背的就是《增广贤文》和不多的十几首唐诗。这些东西，我都没看到过书籍，全是通过母亲口授而记得。特别是后者，我上大学后在书店买得《增广贤文》一册，竟然与母亲口授与我者一字不差，真是令人赞叹。 正是因为如此，我上学后对教材都如饥似渴地阅读，语文书基本上可以背包本（一整本）。虽然教材内容充满谎言，比如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其中还有课文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乡村也没有完全实现。由于我常读常背课文，母亲也在劳作的闲暇听熟而记住了，因此我常背上句而她背下句，一篇课文便因此结束。母亲晚年与我一起生活在成都，我们还以背小学语文课为戏乐，算是母子之间共同回忆那艰苦岁月的一种方式。在七十年代初，与城市小孩看许多连环画相比，作为僻远的乡村小孩几乎没有课外阅读的经历，我是后来搜书籍上瘾，得到不少连画环后，才知道贺友直、刘继卣、王元晖、戴敦邦等人的大名的。连几分钱的连环画都看不起，更何况其它书籍呢？可以说我的童年阅读几乎是一片荒芜。荒芜到饥不择食的地步，有时就连被丢弃在乡间小路上的破旧废报纸也被我珍藏着反复阅读，以至于一个食不果复的农村屁孩被见到的人都断为一定是“书呆子”。这个见什么东西都读的习惯衍生成后来我收藏旧书报的习惯，专门收哪些别人看不上眼，却有别有历史细节的零碎小东西，作家、诗人廖亦武在《中国底层访谈录》里有一篇“藏书家冉云飞”，他说我是见着什么破纸片儿都要收的人，完全是一个“文化收荒匠”。 童年的阅读虽然荒芜，但也有意外之“喜”。那时重庆市区的知青下放到我们的生产队，除了好表现的小秦外，还有喜欢拉二胡的绰号叫马仔儿的，于是我听到了“扬鞭催马运粮忙”（后来才知是此名）之类，成为我最早的音乐启蒙。由于大哥二哥基本上与知青们同龄，所以常能听到他们议论文革的一些事情，但在我记忆中不曾看到过知青们读书。由于我们生产队没有高音喇叭，除了集中学习外，要宣讲一些文件和指示，就必须要人力来完成。于是在二三年级，我便每早六点过起来，无论冬夏，到我们生产队最高的坡地上拿起铁皮子话筒高声念那些文件指示，内容早已忘了，但练就了我比较流利的口才。真正拿起来当课外东西阅读的是，是二哥曾读过的一本五七一工程纪要。还没读完，这本材料就不知被谁拿走了，所以对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可谓不太知情。 一九七八年我读初中时，那时二哥已在教书，他闲时背着我读刘心武的《班主任》，为的是不让我读。但他藏在我们一起睡的床铺的竹席子下面，被我发现，而得以偷读。《班主任》所写的内容，今天已搞忘，只记得其中有个被称为流氓的学生姓宋，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阅读之始。上高中到了县城，虽有新华书店，但书籍也乏善可陈，更主要的是没有钱买，所以高中的时候我唯一记得的阅读课外书籍是，我住院医治急性肝炎时，借同屋的干部病人所读的《中篇小说选刊》，在那上边读了几篇小说，虽然也摘录过一些自以为是的警句，但谁写的和内容均不记得了。我读的课外书是如此之稀少，刚上大学时，看到一位女同学在读石评梅传，我问她石评梅是谁？她大为讶异，简直想不到中文系的同学，还有如此不谙现代文学者。这便是我在高中以前阅读上很贫瘠的真实状况。 但贫瘠的阅读状况是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呢？现在回想与反思，也有歪打正着的好处。那就避免了许多渣滓化的作品，对幼小心灵的过早毒化。人在儿童及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阅读影响，对一个人的成长，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换言之，除了教材之外，我是带着极大的精神饥饿感上大学的，这样的好处，就是在比较有理解力、思考力以及精力旺盛的情况下，能疯狂地读书。一方面可以有接受不同书籍和观念的良好心态和正面影响，另一方面有效地避免了单一的、意识形态的、灌输性书籍的负面影响。比如四九年以后至一九七八年以前的小说，无论多么有名，未上大学前我都不曾读到过。即便在当代文学课上读，或者是以后为研究当代文学和历史而读，对我本人的观念之形成和负面影响，几乎是零了。 再说直白点，我至今仍有极大的阅读热情，有极强的自我知识更新能力，其根源在于早期我没有被更多的不良作品败坏胃口。不厌其烦地不停地自我学习和知识更新，使得我的知识谱系远远越出了我的受教背景，成功地将自己的知识饥饿，变成一种永不满足的动力。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阅读英国数学家哈代的《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一书，并被其对数学简明扼要的阐释和推崇，以及不可思议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所吸引，可是有人在网络上看到我买了这样的书，而深感惊讶。在我看来，他们是画地为牢，将自己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软禁起来了。每一次神奇的阅读，就像一次快乐的探险。阅读上的循规蹈矩，必是我们的大敌。而大敌的产生，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坚闭自固和阅读懒惰。 二：乡下娃也有春天 一九八三年全国特别是四川发大洪水，以至于我们考试改期到7月15至17日。但发大水，以至于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水到酉师校考场，也并没有影响考试的发挥，因为一直以来我的考试比较稳定。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进川大中文系，这并不让我意外。老实说，我读书因记忆力比较好，有点探囊取物的感觉。但这个成绩拿到川大中文系的班上来看，那就是倒数第几名了。但我这人神经大条、心态比较好，往往在处于劣势的时候，能够看到自己的长处。我的心态是，我什么课外书都没有读过，都能考上大学，那读了很多书、见识了很多的同学也只是考上了个大学、分数比我略高一点而已。作为偏僻贫瘠地方来的农村同学，固然有物质和金钱上的劣势，但心智上的自卑感，则是没有的，大抵是读书考试比较顺利所带来的自负还能抵挡一阵他人的嘲弄之故。 虽说没有心智上的自卑感，但既没读过万卷书、也没有行过万里路，给我带来的困扰依旧是很大的。矮小瘦弱的我，考上大学第一次离开故乡，母亲不放心，于是让同样没有出过远门的但在小学书的二哥千里送我到成都。二哥虽然比我大十几岁，业已成家且已有儿子，但远行的经验一点也不比我多，因此到得现在已被撤毁的龚滩古镇赶船，买船票时，我们依然闹了个缺乏常识的大笑话。即在我们经验之中，五一定大于四，卖船票给我们的人问我们，要买四等仓还是五等仓，我们想还是要稍好一点，因为九月七号的天气晚宿囤船，已有些冷了，希望有个睡觉的地方，而不是坐在敞仓里。我们当然说要五等票，等买到手才知道是散席。晚间亮度不明、冷风直灌的散仓里，我看到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拿着一本雨果的《悲惨世界》在看。当时真想问问他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后来一想人生地不熟，别人未必愿意搭理也算了。当时我对雨果所知不多，《悲惨世界》更是未曾看过，但对那位同龄人读书的沉醉神情至今记忆犹新，因此当我正式拿到大学的图书馆借阅证的时候，想借的第一本书就是《悲惨世界》。 我与二哥的背包里带的是棉被和衣服，根本就没有书籍。夜很深了，还是念念不忘那位同龄人所看的书，有次上厕所故意路过他坐的地方，看他已经靠着船壁睡了，就更无机会与他搭讪了。等九月八日到重庆买到当下天下午到成都的火车票，离火车始发还有几个小时，我正想向二哥说，我们去看看重庆市的新华书店在哪里，忽见菜园坝火车站前人头拥挤，旁边还有警察在维持秩序。一车接着一车，大约有二、三十车的人被拉过菜园坝，原来是犯人游街。旁边有快嘴的说，这些人都是这次严打遭起的（被抓者）。像我和二哥这样本份的乡下人，哪看见过这种令人恐惧的情形，看得颇为惊悚，于是前往市里寻新华书店的打算便烟消云散。怕书店没寻着，却惹来了一身麻烦，同时想着明天就要到学校报到，很快就能办好借书证，那种急着读书的热情便稍有敛抑。 上得火车，找到坐位，又看见隔座有一人在读皱巴巴的《托尔斯泰评传》。现在想来都奇怪，我居然在一路上能遇到有人读雨果和关于托尔斯泰的东西。工作后多次出去旅行，却很少遇到这样的场景，或许是自己更专注于自己手上的书，很少环顾周围的情形了。他拿到手上看的时候，我瞄了一眼——我那时视力眼神极好，大学四年读毕的结果是视力全盘下降——是一本繁体字印成的书，也不知是谁写的。我记下了这个书名，后来去学校借来看，才知是贝奇柯夫写的，并不觉得写得怎么好。现在为了撰写淘书及阅读回忆，查阅我家中的书籍，才得知我还庋藏了一本，是五九年第一版，八一年第三次印刷，大约是八十年代末刚工作不久淘回来的，上面的印章是“四川省对外贸易藏书”。买回来也没有翻过，大约是为了阅读上的一个纪念。抄一句该书的结语，就可以看到它的不高明了：“托尔斯泰的伟大创作是一种我们目前正在用以武装自己、并且正在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创造性地加以掌握和进一步发展的遗产。”正可以印证原编者在前言中所说这部对托尔斯泰评价的书是“以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为根据的”。 九月九日到了学校，按照学校的安排和系里上一级老同学的接待，我住在四舍325室靠窗上铺。安顿好一切，因为二哥明天即要返家，于是我们一起要去看杜甫草堂。到街上买了地图，字都认识，但不知怎么看地图，往哪个方向走自然是不清楚的，问了不少人才到了那地方。糊里糊涂地看了一阵，匆忙完结了事。除了记得何绍基的“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一联外，其它完全没有印象，因为从大山里出来，不觉得那里的树和水有多么美。对杜子美的认识，也完全建立在高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的“人民”诗之上，多年了才能品出他的好来，但这已经是能背诵不少杜诗之后了。 学校进行新生教育，无非是些要认真学习，遵守校规的陈词滥调，我在意的是何时能拿到图书馆借书证。我对学校什么都还不熟悉，但早已弄清了图书馆之所在。不过，学校教育可并不想轻易放过我们，把全部新生集中在离校图书馆不远的学校大礼堂学习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还发了个关于这个争论的小册子。不知其他同学懂否，反正我看了是一头雾水，完全不明就里，更重要的是没有兴趣。这个新生教育活动，我后来才了解到全社会更大范围内的叫清除精神污染。当然认识到严打和清除精神污染是一九八三年的两件要事，是多年以后的事了。不过那时对我个人来讲，最重大的事却是上了大学，而且更重要的是马上可以看到更多的书了。知识能否改变命运这不好说，但我对知识的挚诚热爱却是千真万确的。 但拿借书证这个过程比较漫长，漫长到让你心情焦急的地步，以我的记忆还是十一假期之后才拿到手。在拿到这借书证之前，本想去找一位高年级的老乡借书，这位与我学文科的老乡不爱与人打交道，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自然不好去找他借阅。一位学理科的老乡倒是很热情，但问题在于他对人文的东西完全不了解，更重要的是他人虽热情，办事却比较拖沓，直到我拿到图书借阅证时也没见他帮我借来一本书。在这没有书读的过程中，我便在学校周边转悠。南校门一出去就是农田，西校门出去有条小路叫文化路，那条街不长，除了几个苍蝇小馆外，还有几个不定时的小地摊，上面偶有书卖，我记得买的第一本书是泰戈尔的《飞鸟集》，花了一毛钱。我对泰氏的诗评价并不高，但每见着他的名字，就回忆起到大学买第一本的情景，有一份格外的情感。 十月初拿到川大图书馆的借阅证，我至今记得号码是830139。拿到这个借阅证的时候，我知道乡下娃的春天来了。这图书借阅证，就像我小时读的语文教材一样——我妈说我是在吃书而不是在读书，把书读成了油渣，不是卷角就是缺角，总之“体无完肤”——被我用的次数太多而发毛，四年后退还给图书馆的时候完全散架，上面照片钢印都磨得不见了任何印迹。四年大学生涯对别的同学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但于我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一切皆仰赖我遨游书海中的自我学习。 2011年11月底至12月初

作者： 冉云飞   冉按：这是为《房间里的大象》所写的书评，刊发于《教育家杂志》今年八月号，现刊载出来，请有兴趣的朋友们指正。2012年11月13日22：00于成都 在世界上，大象作为一种动物越来越稀有，中国也不例外。但作为一种特殊的象征，作为棘手问题存在之隐喻——西方通常将普遍存在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而不说的问题称之为“房间里的大象”——世界上不稀缺，中国更是满山遍野。但为何存在如此难堪的现象，西方缺少研究，中国更是几乎没有，好在2011年重庆大学出版了一本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的《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与否认》。 泽鲁巴维尔一开始就对家喻户晓的“皇帝新衣”的来历，作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历史追溯。从14世纪西班牙卡提地区的故事，被安徒生改创后，变成“皇帝的新衣”。虽然并没有改变故事的内涵和质地，但由于安徒生故事的寓意和影响力，使它很快变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童话故事。人们赞赏的是说皇帝没有穿任何衣服的小孩，能第一个揭穿众所周知，却被成人们视而不见、见而不说的大谎言，既勇敢又诚实。 但由于“皇帝的新衣”系童话故事，使得它在成人社会被学习并身体力行的概率降低，为什么呢？很多父母在自己孩子儿时亦将《皇帝的新衣》当作课外读物来教，因为即便由于较真说错了，也会得到会心一笑的宽容，有个不用害怕为犯错承担责任的成语在那里等着他：童言无忌。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父母就越是会提醒他“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更可以反过来证明“童言无忌”的评语在宽厚之中，尽情展示出成年人的老滑世故。换言之，“皇帝的新衣”的传播过程，本身就吊诡地暗藏着“房间里的大象”，也展示出整个社会在追求真相上有着无处不在的“合谋的沉默”。 什么叫“合谋的沉默”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照不宣”。心里面大家都清楚，有的人甚至倍儿亮堂，但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人愿意表达出来，捅破这层纸，使得“皇帝的新衣”变成一个既侮辱人之智商，也阻挡人们求真的比傻游戏。众所周知的棘手问题，像“大象”一样不仅明显地充斥着房间，而且满山遍野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就是没有人愿意做第一打破沉默的“小孩”。因为各种禁忌、无所不在的恐惧怯懦、风险大小和利益收获等方面的考量，使得“合谋的沉默”成为可能，这也符合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 泽鲁巴维尔说得好：“合谋的沉默”人数越多与时间越长，要打破这难堪且损及大家利益的“沉默”，其难度就越大。正因为如此，打破沉默的人往往由于他说出了真相，而不受一些人的欢迎，有些人甚至视其为眼中盯。为什么呢？那只“大象”的真相关乎一些人的主要利益，这种人最反感你道出真相，他必将使用一切手段阻止你打破沉默。而另一些人由于想从中分一杯羹，与那些利益主要受损者联合起来，反对打破沉默的人。而最不可思议但又在情理之中的合谋沉默，是那些怯懦的人，他们因为你打破沉默，彰显了他们沉默的不道德，从而也参与攻击打破沉默的人。如此一来，合谋的沉默，就拥有了意想不到的强大联盟。但“大象”事关人之利益越众，那么其被打破的概率也就有所提升，但能否被打破除了先驱的努力外，还需要有言论自由和思想竞争的公共平台，但最终必会被打破。当然这个“大象”被说破了，那个“大象”又呈现出来了，人类追自由民主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打破合谋沉默、道出“大象”真相的过程。 泽鲁巴维尔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房间里的大象”，其实在我看来奥尔森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也部分道出了集体行动搭便车（合谋的沉默者中有不少搭便车占便宜的人）的共同难题。作为表达思想工具的语言，如果从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充斥着不少“房间里的大象”，但很多人受制于习惯不明了或者不愿意说出，依旧沉迷于“合谋的沉默”之中装睡。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非常不错，但偶尔还是无意识地被“解放前、解放后”等新话套住。刘瑜的《民主的细节》等文字亦精彩，但她在给胡缠所译的《房间里的大象》写前言《沉默不是金》里也未觉察地习用了新话“解放前、解放后”。可见就是高明的心智也难挡新话语言习惯的绑架和污染。而新话这种“房间里的大象”有意被人忽略，有人忽略到视而不见，有人竟至于忽略到完全看不见，这是多么要命的认知偏差和表达失误。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泽鲁巴维尔的《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与否认》值得我们仔细阅读，因为我们生活中的合谋沉默与否认，多到不可胜计的地步，从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及精神质量。 2012年5月19日周末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