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邓小平 , 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 , 傅高义 , 大国崛起 , 叶荫聪 文：叶荫聪 梁振英当特首，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香港政治现象：民望不高，政绩不清楚，又被指打压人权与言论自由，让人惧怕，却又让人期待的政治强人。我一直在想，「政治强人」四字套在梁振英身上是什么意思？除了他身后拖着长长的中共阴影（即所谓「地下党」身分）之外，应该还有什么的，是中国的薄熙来还是俄国的普京？ 梁先生应该不会喜欢薄熙来或普京，邓小平则合他心意。竞选期间，何俊仁翻出梁说过的一段话。前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梁振英评论说，获奖的该是邓小平，因为，他的经济改革，让许多中国人脱贫，他的开放政策及外交，也协助终结曾剑拔弩张的冷战关系，走向和平。 大国崛起的强势论述 不同演绎，类似观点，我们在不少对邓小平的评价中看到，也属大国崛起的强势论述的一部分，不单是中国人的家事，甚至获得全球唱 和，去年傅高义（Ezra Vogel）出版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是为一例。我没有机会访问梁振英，但不妨读一下同样高度赞扬邓小平的近作，去分析一下这种强势意识形态。 傅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在书的前后已明言了，「还有哪位20世纪领袖比邓小平为那么多人改善生活做过更多？还有谁在20世纪对世界历史带来如此深远 及伟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不单是傅高义对邓的赞誉。未读此书之前，读过不少书介及评论，以为此书必定对邓的过去多作剪裁。可是，平心而论，这部900 多页的书，基本上没有遗漏多少邓小平的生平事舻及事业阶段，即使是不光采的过去与污点，包括1957年的「反右运动」整肃知识分子，以及1989年下令开 枪镇压北京学生，也有提及。傅的问题主要不是隐恶扬善，而是他的历史叙述与评价是分离的，让人看起来是不大相干的。全书予人感觉是，书的开首与结尾的赞词 一早已写好，然后再堆砌出中间的几百页历史部分（是否由研究助理代劳？），与结论连不上关系。 政治生涯曲折离奇 对一个人的评价，总是基于他／她的过去，傅却一反这种常识，做到了历史记忆与评价的分离。傅是一位喜欢为亚洲政权打气的洋学者，他写过《日本第一》，写过许多为中国经济改革打气的书，还编过了一本研究韩国军事独裁者朴正熙的书，然而，他的观点与位置也与不少香港建制派接近。身在香港与西方的人，抹去与审查历史近乎不可能，正如梁振英所说，市民对六四都「有共同经历，感受深刻」，可是，深刻的经历，并不干扰当下的认知与道德判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空间安放伟大领袖与大国雄心。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曲折离奇，所下的决定以及他的命途，无论在内政或外交方面，存在众多历史争议空间，以至道德评价，可是，这些都似乎不是傅高义所感兴趣的。例如，1950年代，毛泽东派邓小平主持「反右运动」，涉及50多万的右派，书中竟然只有寥寥数语。邓小平曾获毛泽东如此重用，是否说明邓与毛的想法相当接近？在我看来，党不能容忍党外知识分子及民主党派的批评及独立声音，要扫除任何阻碍党建与领导的障碍，正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党性」。 傅的历史叙事几乎没有钻进任何值得探讨的党史问题，邓小平的「三上三落」恍如个人戏剧，因此，他竟然可以把邓小平出生1904年至1969年归为一 章，内有30年代相当短暂的一次下台与上台，后面的每一章，却不成比例地细致，有时几年光景，却又可以分成许多章，大概是为了突出伟大领袖的起跌。而且，在叙事中涉及邓小平的性格、党内位置、政治形势等等，却在粗疏叙事中轻易带过。不妨举一个例子，大跃进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傅指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及大饥荒都推到毛泽东身上，成为后来1966年文革的 导火线，邓小平成为继刘之后第二号走资当权派及修正主义者被打倒。傅的说法不能说全错，却粗陋得很，毛病很多。七千人大会中，刘只是承认党有错误，却没有 推卸给毛，而且，还和应毛对彭德怀（最早批评大跃进的高层干部）的批判，诬陷他为「里通外国」。至于刘少奇与邓小平如何在1962年之后渐渐成为毛的敌 人，而邓又竟能保存性命，还有日后的重新上台机会，这说明了邓个人以至他在中共中的位置的特殊，却不是傅的关心所在。 这是一种什么代价的发展？ 傅的历史叙述最特别的地方，是对邓的政治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没有细致分析，只笼统地纳入他对邓的赞誉之中，梁振英实在可以考虑招揽傅教授当顾问。例如， 傅虽不至于认为，让八九年的学生成功争取自由民主，会令中国大乱。但他说，我们不知道后果如何，但却知道往后的20年，中国有稳定而又高速的经济发展。至于这是一种什么代价的发展，以及怎样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似乎都跟邓无关，更跟傅无关。 既然梁振英认为邓对和平有功，值得多提书中一点。就是傅对邓所发动的1979年中越战争，他称为「苏联─越南的威胁」（中国官方称之为「中越边境反击 战」），而且，他指出该场战争一方面打消了苏联结盟越南在东南亚围堵中国的企图，也为中美关系与冷战结束铺平了道路（代美国教训越南？）。这正是美国基辛 格（Henry Kissinger）的观点。可是，这观点正掩饰了邓小平在国际政治上的暴力与无理。 「毫不面红的奉承」 著名的欧美新左派知识分子及历史学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写了一篇精彩的书评，他批评此书为「毫不面红的奉承」（unabashed adulation）之作。我觉得书评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指出傅对邓小平在中越战争的残暴与无理视若无睹。一场只打了不足1个月的战争，动员了45万 军人（等于韩战的规模），却在一个异常狭小的地区中「反击」一个兵力弱小的国家。带来的是10万以上的平民丧生，以及双方加起来6万军人的阵亡。而且，整 场战争的其中一个因素，是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共，对杀人如麻的赤柬波尔布特政权多次的支援，延续了这个暴君的政治生命。事实上，要解决苏联的威胁，以至回应 所谓越南排华与越军占领南沙群岛，事后看来，战争是绝无必要。1982年，中越战争后不足3年，中苏关系便缓和了，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甚至到访中国， 而苏联也在1991年瓦解。 安德森耻笑傅的观点不纯是美国观点，还是「中美观点」（Sino-Americana），是中美当权者的强势视野。这种视野中，看不到邓小平的暴 力、党性、复杂的人格、政治位置与举动。可悲的是，这本不合格的邓小平传奇，正代表了一种有普遍性的权力至上的想法：只要掌控了权力，开出了太平盛世，便是伟大领袖。而上位者的权力观，隐含着庶民的犬儒：我不管他干了多少坏事，皆只属过去，只有你们这些自由派、民主派还念兹在兹，我只关心当下与未来的福祉，而掌握 了当下与未来的，当年是邓小平同志，今天是他的跟随者，我们的候任梁振英同志一定认为，他便是其中一位。 （刊于2012年4月2日《明报》论坛版）

 2012年 4月 08日 日本哀悼方励之逝世 记者: 小玉 | 东京 图片来源: SIGLO 2009年方励之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接受采访 中国著名异见人士、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逝世的消息在日本关心中国问题的人士当中引起震惊，他们对方励之的逝世深表哀悼。 *民运的一面旗帜* 曾经拍摄六四事件海外流亡者记录片“长城外”(日文名：流亡)的电影导演，并且在日本出版了反映这些流亡者心声的“流亡，遥远的天安门”一书的作者旅日华人翰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方励之逝世令他陷入极大的悲恸之中，他把方励之比作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一杆旗帜。 他说，2009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采访方励之时，印象最深的是方励之说他支持六四运动是出于科学家的使命。他说：“方励之说科学家的使命是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作为科学家不能说假话，一定要说真话。” 日本的民间团体“思考亚洲与中国民主主义之会”事务局长北井大辅2010年12月出席了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为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当时他见到了方励之。他说：“尽管中国民运内部有各种意见，但是我感到方励之受到所有民运人士的尊敬。” 他说，方励之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中国实现民主。 *公正评价六四运动* 旅日华人作家翰光说，09年采访方励之时看到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让他感到岁月的流逝。他说，中国政府应该让流亡海外人士回国并且公正评价六四运动。 翰光说：“今年六四发生二十多年了，应该对六四有一个公正的评价，让这些正直的人，敢说话的人不能在自己的祖国发挥作用，赶到海外二十几年，这很不人道。另外六四以后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敢说真话了，很多人向钱看。为什么人们悼念方老师，因为他是一个说真话的人。” “思考亚洲与中国民主主义之会”事务局长北井大辅认为，方励之的逝世也许不会立刻促进中国民主进程，但是为人们反思提供了一个机会。

裴敏欣：中国，最孤独的超级大国 进入专题 ： 中国外交    ● 裴敏欣       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国力的增强带来了”安全困境”，北京的战略同盟选择寥寥无几，区域集体安全体系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是两条艰难的、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     文革的时候，来中国访问的稀少客人经常会在机场看到巨大的牌子，写着有些可笑的宣传标语：”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真相是，毛主义时代的中国极其孤立，那是一个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无赖国家，将西方和前苏联集团视为苦大仇深的敌人。它曾经有少数友好国家，比如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而在漫长的凄凉岁月中，中国唯一的盟友是弱小的阿尔巴尼亚。     40年后，，强大和自信的北京所拥有的朋友多了许多。非洲许多国家政府——尽管未必是人民——热情地欢迎中国的经济存在。欧洲国家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中国还与土耳其、巴西和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建立了新的关系。然而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北京谈不上有什么真心实意的盟友。巴基斯坦依靠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中国支持巴基斯坦主要是把它作为对印度的制衡。     真正的战略联盟或友谊并不是能够随意购买或交换的商品。它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并通过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持久的互信加以巩固。中国擅长”交易外交”——在世界各地挥金如土，为安哥拉和苏丹等国家通常穷困、孤立和老朽的政权提供支持，以换取购买自然资源的优惠条件或是反对西方发起的指责中国人权纪录决议案的投票。而由于地理、意识形态和政策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因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后仍将继续缺少可靠的战略盟友。     首先，中国处于世界上环境最为险恶的一个地缘政治地区内。它与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为邻，这三个大国在20世纪都与中国发生过军事冲突。中国与日本和印度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而俄罗斯则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并挤满其人烟稀少的远东地区。作为天然的地缘政治对手，这些国家不会轻而易举成为盟国。位于中国西南面的越南是一个目中无人的中等强国，它不仅在过去与中国打过很多场战争，而且显然正在为有关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另一场争端摩拳擦掌。在黄海对岸的韩国历史上曾是中华帝国的保护国，但现在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剩下的邻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和尼泊尔等弱小国家则是纯粹的战略义务：维持关系的代价十分昂贵，能得到的回报却微乎其微。在过去10年里，中国利用自由贸易和外交接触的魅力攻势，把更多的东南亚重要国家吸引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尽管这场攻势为中国制造了与东南亚的短暂蜜月期，但随着中国在南中国领土争议问题上的日益强势，东南亚国家意识到美国仍是它们的最佳安全利益所在，这一努力便迅速宣告失败。在2011年11月的上一届东亚峰会上，大多数东盟国家都明确表态支持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也许是朝鲜的后盾，但是两国相互之间存在严重的厌恶。中国对朝韩统一的担心使它源源不断向平壤提供大量援助。尽管平壤将中国当作加油站和提款机，但它并不因此感激北京，并且几乎很少让自己的安全利益与北京的安全利益保持一致，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更糟糕的是，在北京支持的六方会谈期间，平壤一直背着北京与华盛顿进行直接谈判，表明它随时准备将”朋友”和邻居出卖给最高竞价者。中国除了微笑和保持风度别无其他选择，因为与一个统一的韩国的关系会更糟糕：如果民主的南方吸收北方，那么新的国家几乎肯定会继续甚至可能会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而不是与中国走得更近。     在中国的所有邻居中，只有巴基斯坦给中国以真正的安全回报。但作为内部混乱的弱国，这种关系的净收益也在减少。中国与中亚各专制政体扩展贸易和安全关系，但面临着俄罗斯（他们的传统保护国）和美国的竞争。这些国家需要中国来平衡其他垂涎他们的资源和战略位置的大国。但是他们也很担心与中国的关系陷得太深而结成真正的盟友。     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自由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大多经济繁荣并拥有影响力和实力——对中国敬而远之，因为与独裁政权建立联盟会带来国内和国际上的麻烦。中国和欧盟不会形成安全联盟，在言辞上他们的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但欧盟现存的武器禁运和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立刻使得这一称呼空洞化。     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0%的国家实行民主选举，这使得中国的潜在盟友们比1960和1970年代少了许多。像中国的邻居蒙古这样的新进民主政体不太情愿与一个威权巨兽打交道，尤其是近在咫尺的。相反，他们转向与西方结盟以寻求安全保障（一幅不会让北京乐于见到的景象是，蒙古和美国近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今天，北京曾经大肆吹嘘的与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冷战盟友关系已经土崩瓦解。尽管两个国家的民主政体存在严重缺陷，但两国领导人似乎都明白，搭上通往中国的马车将会损害他们成为西方一员的机会。与中国做生意是一回事——这在当代的全球化经济中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对外政策上意气相投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北京过去30年的对外政策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建立战略联盟上。相反，重点被放在了保持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以及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上面。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只有两次是高速运转的：1995-2008年，当一个支持独立的政府主政台湾时对台湾的挤压；偶尔发动发展中国家挫败西方反对中国的人权运动。在这些时候，中国必须依靠其朋友（以及隐藏的威胁）来达到目的，例如它说服阿尔及利亚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抵制2010年12月祝贺中国异议分子刘晓波获奖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但除此之外，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大国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仍然是在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的同时致力于扩展自己的能力。     与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附庸国，例如朝鲜和缅甸。如果朝鲜已经表明一位臣子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缅甸展示了为什么庇护者不应当太把自己的庇护当回事。直到近期政治解冻之前，中国还以为这个孤立的军政权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统治缅甸的将军显然另有计划。他们取消了一项与中国建造一座有争议的大坝的合同，在北京还没有将自己的不快公之于众之前，释放了政治囚犯，邀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仰光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今天，缅甸似乎正在从中国的影响范围中抽身离去。     在更遥远的地方，中国可能还有一些确实可称友好的国家，例如胡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以及卡斯特罗的古巴。但这些国家大体上都是由政治强人所领导，他们都谙熟于强权操控。除了获得自然资源以及在联合国中的支持，以这些国家的重要性，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北京没什么价值。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已年老体衰，当新的、更好的民主人士占据他们的位置时，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冷却下来。     俄罗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强有力的准盟国。两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有着共同的恐惧和憎恨，这已经让莫斯科和北京互相之间靠得更近了。是的，他们的共同经济利益正在减弱：俄罗斯拒绝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和输送能源，令中国失望，而中国对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因导弹防卫和格鲁吉亚问题产生的不和没有给予足够支持。但仅就战术意义而言，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互助伙伴，在联合国安理会合作以避免孤立，维护各自的生死攸关利益。在伊朗问题上，他们互相紧密合作，缓解西方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在叙利亚问题上，他们两次携手否决安理会决议，保护阿萨德政权。然而，任何一个诚实的俄罗斯人或中国人都会坦白地告诉你，两国根本谈不上盟国，它们相互之间的战略猜疑使得结成真正的联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国力的增长产生了可怕的”安全困境”：国力上升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却在引起邻国的恐惧，而且更糟的是招致了美国把安全重心转向亚洲的战略反应。这种新出现的战略敌对将严重考验北京的外交技巧。中国在加强其同盟构成方面的战略选择寥寥无几。多数亚洲国家希望美国保持在本地区至关重要的制衡作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结交的朋友则远水难解近渴。不过，中国有两条艰难、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可走。一条路是解决与邻国残存的领土争端，然后努力推动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这样的体系一旦建成，就可以缓解邻国的恐惧，缓和美中敌对，并消除中国结交盟国的必要性。另一条路则是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这样做将一劳永逸地消除美中之间爆发全面战略冲突的风险，使中国真正做到”朋友遍天下”。第一条路也许是中国力所能及的，然而却为时已晚——而对于后一条道路，人们则不必寄予什么期待。本文作者裴敏欣，为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         进入专题： 中国外交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82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外交政策，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法国《解放报》4月7日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方励之辞世的消息。该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民主运动先驱-方励之告别人间。”该篇文章大标题下配有一个通缉令的截图。截图上有一男一女。男人是方励之，女性是他的妻子李淑娴。这个截图是从1989年6月12日中央电视台播放市公安局通缉俩人的消息上截下的。 《解放报》介绍说：“方励之是天体物理学教授，他没有想过死在异国他乡。”文章写道：“1989年1月6日他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建议利用当年建国40周年的时机，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但由于在六四事件期间，他的妻子支持过学生的诉求，六四事件第二天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6月1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他们的罪名是夫妇俩人煽动王丹等学运人士搞动乱。” 《解放报》说，北京当局与华盛顿为此展开了谈判。一年后，北京“默许”方励之和妻子李淑娴于1990年6月25日乘坐美国一架军机先前往英国，半年后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解放报》写道：1986年时，方励之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这个副校长选择了一个人挑战中共政体。由此，方励之的名字也很快成了要颠覆政权的代名词。 《解放报》继续介绍说：“1986年12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因对人大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抗议，进而引发全国性的八六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方励之在会上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向上争取的。方励之的演讲赢得了场上1万2千名学生的雷电般的掌声。很快八六学潮遍及到中国29个省市。” 1987年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方励之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1987年1月17日他不再担任中国科学科技大学副校长一职，方励之随后被调到北京天文台，当了一名普通的研究员。 1988年秋在北京，方励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很多北京学生认同方励之的想法。 《解放报》说：为了不给当权者整肃他的借口，方励之本人并没有参加任何游行。两个月的学生游行震撼了北京当局。天安门流血事件之后，方励之坚信共产党会垮台。 《解放报》最后写道：近几年，方励之把中共体制喻为拉美70年代右派式独裁政权。他促请西方社会不要再幻想，经济发展会不可避免地把中国带向民主之路的论调是错的。《解放报》最后引用方励之祝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发言说：“日本20世纪初不幸的历史告诫人们，一个无视人权的渐强国家会给世界和平带来威胁。”  

在 民主 国家， 权力 捍卫权利。尼克松的下野，克林顿的弹劾，伊利诺州长的入狱，卡春娜警察的罪责，都是对 权力 的监督与制约。在独裁的中国， 权力 剥夺权利。45事件的搜捕，64广场的屠杀，刘晓波的多次入狱，拆迁户所受的迫害，都体现了政府对权利的践踏。 权利包括 … 改革 开放后，农民工奋斗在经济建设第一线上，但是他们只有低微的收入，没有福利待遇。 …. 可以想象，几十年之后，中国的军、政、商界和金融势必将被 垄断 于这些死而不僵的家族手中，让国家从黑暗走向更加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