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德媒肯定刑诉法修正案有进步，但强调进步不大，认为纳入维护人权条款需要填充实质，不通知家属的两个例外“为专横留下不小的余地”，是“滥用权力的一个危险的漏洞”。 针对全国人大将于下周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世界报》3月9日提出质疑： “问题是，这290条中哪些是在法律现实中适用的。中国法院会接受无罪推定吗？或者警察会接受保持沉默权吗？律师能更好地会见委托人吗？禁止刑讯逼供并且禁止在法庭上使用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这些禁令会被遵守吗？……” 对于修正案规定的两个例外，即拘留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和恐怖活动的犯罪嫌疑人不用通知家属，该报写道：”中国批评者称这一条款是个橡皮条款。他们指责说，这个例外为当局开了后门，只要当局愿意，随时可以将假定的政权反对者、维权人士包括形形色色以及各种信仰的反对派作为推定的国家敌人加以迫害、并且使之消失数月无需通知家属和律师。” 文章认为：”那么当局就可以在法律保护下对外这样做，从而抵制任何批评。比如著名政治犯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成了专横下的受害者。他在法院判决之前，已经被警察秘密拘押半年。去年初，数十名律师、作者、维权人士或艺术家如艾未未遭受类似命运。中共感到以阿拉伯国家为榜样的所谓’茉莉花革命’的威胁，让警察将他们带走、威胁并对许多人残忍用刑，几周之后才通知家属。” 文章说，网民指责新法让国安获得任意拘捕的全权，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朗盛反驳说”恰恰相反”。”但他无法解释的是，为何在这部法中引进’恐怖主义和危害国家’的例外、并允许当局让批评者’消失’数周之久。……” “滥用权力的危险漏洞” 《新苏黎世报》3月9日评论说，”治安当局的自我节制是有的，但是进步很小。从法中删除的仅仅是有关通知家属和律师的问题。犯罪嫌疑人可以被关押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修正案使之合法化。治安机关去年对异议人士过度实行这种特殊形式的’软禁’，不将关押地点通知家属长达数周或数月之久。人权律师和异议人士在恢复正常生活后不准透露自己的经历，尽管如此，刑罚、洗脑、刁难、侮辱和强迫自我否定的遭遇还是渐渐传开，特别是艺术家和自由思想家艾未未描述了他被警察绑架期间的经历。’ 该报认为，新法允许秘密关押，”从而给司法专横留下不小的余地。法学家和维权活动家认为，将犯罪嫌疑人拘押在秘密地点，仍然是滥用权力的一个危险漏洞。修订后的刑诉法有积极变化，如禁止非法取证，但主要取决于能否正确实施。  “观察家抱有怀疑，因为执行的司法机关会在内部违法。这部法纳入了维护人权，听起来不错，但首先还得充实其意义。中国将自己定义为法治国家，然而单单由于共产党对司法的影响就不够格。这个法符合国家政权对社会稳定的希望。这也体现在内部安全的预算上，预计2012年增长超过11%。在党内换代的一年，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紧张局势，领导人继续将镇压视作维护权力的保障。” 报摘：林泉 责编：邱璧辉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2012年 3月 08日 刑诉法修正草案或令强制失踪合法化 记者: 萧洵 | 香港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张楠 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就刑法修正案做出说明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星期四（3月8日）开始讨论刑诉法修正草案。草案中对所谓“强制失踪”条例的修改引人关注。北京的法律界人士批评草案或将秘密羁押异议人士的做法合法化，认为这项修法是个很大的退步。 当天上午，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大开始听取和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人大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 据中国“财新网”的报道，此次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在前两次审议稿的基础上又作出调整，除了写入“人权条款”、采取强制措施通知家属例外情形的压缩等条款背后，“侦查、检察、法院与辩护等各方权利的博弈仍旧突出，一些调整也引起了争议。” 此前，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陈光中在两会召开前夕曾对美国之音说，他了解到此次交由人大审议的刑诉法修正草案中，将删除所谓的“失踪条款”。 *严格限制“例外情形”* 根据3月8日中国官方媒体刊载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对刑诉法修正草案的说明，新的修订草案确实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作出严格限制。 该说明说，“修正案草案删去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明确规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以内通知家属。” 修正案草案将所谓“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敗? *北京律师：两罪例外是退步* 几位知名北京律师在对美国之音谈及该草案有关“强制失踪”相关条款的更动时，认为新的条款反而是“退步”了。 中国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吴革说：“在具体的条款上，事实上无论是羁押期也好，无论是涉及的案件也好，通知当事人的时间，这样具体的（范围和时间方面的）扩大，将来就会给公安、国保在具体办案当中更大的操作的空间了。” 北京知名维权律师莫少平则更为直接地指出，退步在于草案中有关监视居住和通知家属方面的表述。 *莫少平：执行监视居住应有“顺序”* 莫少平说，依照原来的法律规定，“监视居住”应该有个先后顺序：应先考虑在合法住所进行监视居住，只有在没有合法住所的情况下，才能指定一个场所进行监视居住。他说，新草案中的情况则有所变化。 莫少平说：“那么现在不是。现在等于只要是这两个罪，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罪或者恐怖行为犯罪，我就可以给你指定一个场所进行监视居住。第二，只要涉及这两个罪，我就可以有权不通知（他们的）亲属。” 莫少平说，这样一来，通常被当局以此类罪名拘捕的异议人士，便可合法被“强制失踪”。 他说：“结论是什么呢？像危害国家安全罪，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像刘晓波，像高智晟，像胡佳等等都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指定一个场所对你监视居住，我可以不通知你的亲属。这个实际上是和国际法中的‘强制失踪’条款是吻合的。” *异议人士或被合法“强制失踪”* 莫少平律师说，如果上述条款得以通过，绝对是退步。 美国之音8日电话采访人大代表，来自黑龙江的律师迟夙生时，问及相关条款的表述和她的看法。迟夙生说还没有仔细看详细条文，但是表示“中间有很多变化，变来变去。”她不愿进一步就此置评。 根据人大议程安排，大会将于3月14日对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进行表决。

作者： 纪硕鸣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是研究美中关系的智库，院长杜克雷最近正忙着拍摄七部关于中美关系发展的系列纪录片。纪录片以美国媒体发表的中国新闻故事为主线，访问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破冰访华开始，曾在中国生活过的美国记者，叙述他们眼中的中美故事，目前已经完成了三部。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杜克雷表示，从尼克松访华到今天，美中关系四十年来发展惊人，两周前中国的未来领袖习近平访美，也让美国人民留下深刻印象。 杜克雷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四十年前尼克松访华，记者是被防备的物件；四十年后，习近平访美，同样没有给记者提问的机会。在美中关系发展的历史时刻，应该代表民众发声的媒体缺席，这多少令人遗憾。杜克雷说，四十年前尼克松访问中国，很多美中具体谈议的内容当时都没有公开，也不让记者有提问的机会。今天的情景极相似，习近平访美带来了他个人很正面的形象，留下了领袖魅力，但依然没有给媒体提问的机会。中国正在崛起，美国人关心在国际纷争中，有重要发言权的中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西藏、台湾、人权等问题上，中国会有什么样的改进。“美中关系处在极微妙的阶段，媒体有权代表民众向两国领导提问，让民众知道对一些重大问题，他们交换了什么意见。＂杜克雷认为，习近平访美成果虽丰，但美国人民依旧不明了，未来的美中关系，靠领袖个人魅力会何去何从。以下是访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访美没对媒体更开放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想说的在演讲中已经说了。他的信息很明确，没有说的事情就是不该说和不想说的，也就不希望记者提及。如果有记者提了，他们会说“我们不想谈论这个问题”，这种情况显然会令双方失望。其实尼克松访问时也一样，比如他不想谈论台湾问题、巴基斯坦问题。同时中国方面，林彪的事情还不明确，周恩来的境况也不安全，还有北越南的问题，有很多复杂的情形。如果记者触及这些问题，他会很难回答很尴尬。 在中美关系的历史时刻，没有向记者开放代表公众提问的权力，是国际政治复杂性的理所当然还是一种遗憾？ 是很遗憾。虽然现在情况与四十年前并不完全一样，但对媒体提问的态度差不多。我认为，美中关系很重要，领导人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讨论问题。但是也必须让记者提问，虽然记者不一定能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我们需要有责任的媒体，代表公众发出声音。答和不答是政府的权力，但记者提问的权力不该被剥夺。 习近平访美，短短五天，去了很多地方，通过五天的行程，美国民众是否清晰了解，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否看到中国国家领导人未来的政策方向？ 我觉得这里有两层问题。很遗憾的是，中国政府似乎只想谈论其中之一。中国政府在过去两年谈论到两国之间的“战略不信任”，政府认为这只是一个交流策略、沟通的问题。中美两国之间有很大的不信任的问题，这里面的确有沟通交流的因素。但是更大的问题，是政策本身。可能这些政策本身就存在互相的利益冲突。如果政策不变，还是不会有太多改善。 你觉得政策才是症结所在？ 交流总是有好处的。如果你不能准确清晰地向不同的受众说清楚你的政策是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政策已经准确明确地表达出来了，依旧被反对和质疑，这是另一个问题了。比如说到中国的西藏、新疆、人权问题，可能即使美国人了解了所有的背景会依旧反对你们的这些政策。但是我们需要交流，至少需要让美国民众了解这些政策及其背景。 那你觉得习近平访美有没有传达这些政策信息？有没有达到让美国民众了解的目的？ 没有。这次访问，从中国方面看只有两个目的，第一，要传达习近平是中国下一任领导人，他人很好，你可以和他交流、可以和他合作的信息。第二是要强化两国的经济关系，他在华盛顿和奥巴马以及其他人谈经济问题，可能美国还想谈其他问题，但是他们主要只谈了经济。 你曾经说，美国民众对中国有怨气。你认为这次习近平访美，对消解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的怨气有没有变化？有没有让美国老百姓看到未来可能的变化？ 没变。我也并不指望习近平这次的访问会让人们改变这些想法。因为他现在还不是主要领导，我们也并不知道习会成为一个怎样的领导。因为习要想达到他的目的成为下一任领导，他还得中规中矩地按照那些现任领导的政策做事，他不能做那些会让现任领导人不满意的事情。尤其是关于外交的事情。就像他说的，好事很难做，但是错误很容易犯，所以他很谨慎，不做错事。而我担心的是，如果当他成为领导之后，还继续这样的政策，那就是对两国关系的一个威胁了。 会是怎样的威胁呢？ 中国说到要和平崛起，这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事情。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很多的紧张地带，有很多争端产生。所以中国领导人需要更努力地证明他们的“和平崛起”并不只是嘴上说说，而是在用实际行动去解决那些外交政策上的问题，来表明他们是会和平崛起的。比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两岸关系等等。他们也需要告诉本国的民众，“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会更灵活”，要让中国人民看到这种灵活性。因为现在他们用的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去领导中国民众。 我们谈到中国这么多问题，比如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周边邻国关系等，这些看起来都是中国自己的事，为什么会影响到中美关系呢？就好像是我在家里教育孩子你为什么要管我？ 你的例子就说了，家长打孩子，邻居管不管。我们的想法是，先要保护那个孩子。我们认为，家长的权力有限，国内政府的权力也有限。这是一个西方的传统，我们用宪法来控制政府的权力，用宪法来明确哪些权力是政府的，哪些不是政府的。所以我们对中国政府也有这样的要求。中国认为对西藏、新疆、刘晓波，这是自己的事情。但是西方认为我们是一个大家，（一个地球村），有统一的价值（普世价值）。比如在美国有五十个州，每个州有不一样的法律，在很多问题上不一样。但有些事情上，他们的价值是一样的。 过去中国在联合国和美国正面冲突很少，但是这次在叙利亚的问提上中国投了反对票，价值观的冲突会否导致这样的正面冲突在会越来越多？ 这种冲突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不是好事情。我们需要合作，交流，分享彼此的想法。我们需要在这些冲突产生以前来想出对策。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现了，再来解决。那样就麻烦了。我对美中关系的希望就是两方长期合作，这样就不会在危机时候慌张。

近年来多次涉入德国文化生活的流亡诗人贝岭，再次到德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德国最具影响的苏尔坎普出版社三月六号正式发行德文版贝岭的文学回忆录《离逐纠葛的中国》。 图片：流亡诗人贝岭2011年10月在法兰克福书展。（天溢提供） 流亡美国，经常往来于台湾和欧洲的诗人贝岭先生，最近五年来多次涉入德国文化生活中有关中国文化、乃至政治问题的事情。其中零九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年，由于中国政府对他的打压，德国媒体和文化界一些人士和团体的支持，使他几乎成了书展的焦点人物之一。一零年，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同时，德国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刘晓波传》。二零一一年四月，在艾未未被拘留的同时，他在德国、捷克和奥地利发起声援艾未未的大规模签名活动。签名活动包括了几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及很多最重要的当代欧洲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三月八号，贝岭应德国一些出版社和机构的邀请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关于他此次到德国的计划和活动，记者采访了他。   贝岭先生首先对记者介绍说，“我这次是半年以后再次来德国，上次是十月初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苏尔坎普出版社的批评家晚会。我这次来是因为我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我这本书中文名字我原来定的是《一意孤行》，就是我的文学回忆录。苏尔坎普在三月六号出版。我这次来是为了向德国读者介绍这本书。”   苏尔坎普出版社是德国最具影响的文学出版社，贝岭的这本书的德文名子可以翻译成《离逐纠葛的中国》，记述了他离开和被驱逐出中国后的文学探索和经历。这本书将在下周举行的莱比锡书展正式推出。   关于他来的其它的计划，他说，“另外一个是从四月一号开始，我被一个德国文学艺术基金会邀请，在德国中部乡下的一个地方，有两个月的写作资助计划。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足够我生活的一个微薄的资助，他们为我提供一千五百欧元，包括两百块钱的租房费。让我在那里完成我正在写的书。这本书是正准备写的书，这个我暂时先不透露它的内容，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这本书的整个的结构。”   据记者了解，今年是中德建交四十周年，是中国文化年，中国政府将在德国举行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预计，对于贝岭的到达，很多独立文化团体、研究机构、乃至人权团体将会就中国的当代的文化问题邀请他进行不同题目的交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