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知识分子与社会》 [美]托马斯·索维尔著  张亚月 梁兴国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8月第一版  402页，68.00元 　　 如果知识分子热切的“责任感”曾经助长了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是否意味着他们就应该停止对社会事务发言，回归专业性的书斋，对风起云涌的时代保持缄默呢？ 　　 “知识分子”是什么？在中国，很多对此问题有过思考的人恐怕都会表达一个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掌握了特定领域知识的专家，而且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担当、良知、使命感、“为老百姓说话”此类词汇作为对知识分子的伦理要求，经常出现在公共话语中。这种看法不奇怪——我国的知识阶层曾经被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浸润过一两千年，然后又被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观点鞭策过半个多世纪。 　　 然而，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却对知识分子这种热情洋溢救国济民的“责任感”表达了强烈的怀疑与批评。以整个二十世纪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为背景，索维尔对著名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外交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最后他发现，知识分子在此阶段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就一个：添乱。 　　 当然，作为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索维尔的批评对象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而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在他的笔下，我们读到，在经济领域，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热衷谈论财富如何被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经济政策；在外交领域，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拥抱“和平”、“裁军”、“反战”、“协约”等美好的字眼，但这种肤浅的道德观塑造了绥靖主义的外交政策，从而牺牲了长期的和平；在法律领域，他们鼓动法官采取“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来推动“进步事业”，却最终使法院失去了捍卫宪法而不是捍卫特定“理想”的本意……总之，如果这本书可以有一个副标题，索维尔大约会把它叫做“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整个二十世纪搞得一团糟的”。 　　 问题当然不在于这些人是坏人。事实上就个体而言，他们甚至可能是很好的人——谁能说萨特、罗素、萧伯纳、杜威这些索维尔批评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最耀眼的一批知识分子，是“坏人”呢？问题甚至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太好”了——他们如此急于为社会负责，以至于把“社会”自身所蕴含的力量和智慧给摒弃了。但社会是充满智慧的。社会之所以充满智慧，不是因为其中千千万万个体中的每一个有多少超凡脱俗之处，也不是因为“贫贱者最高贵”之类的民粹逻辑，而是因为社会通过亿万次互动、试错、适应这样一个“体系性过程”来实现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阶层的个体可能非常出类拔萃，但是，“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索维尔问道。“那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其余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他紧接着回答。 　　 在这里，索维尔的分析显然是呼应哈耶克关于“分散知识”及其后果的观点。的确，某种意义上，索维尔的这本书是对哈耶克观点一次新的注释。和哈耶克一样，索维尔认为，正是知识论上的分野，导致了“精英设计派”和“自发秩序派”两种政治观的分野。知识上的自负使得很多知识分子过度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社会“自上而下被改造”的可能性，进而相信社会走向尽善尽美的前景；而“自发秩序派”更相信经验的力量，相信社会自身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以及社会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未来。这种系统性的分歧，被索维尔最后归结为一种近乎神秘的世界观差异：那些过于信奉理性、精英知识、政府干预的人被他称为“乐观主义者”，他们总是急迫地看到社会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政治的解决方案；而索维尔的阵营，基于对人性的悲观认识，认为政治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许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背后，可能又带来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人类的内在缺陷是最基本的问题，文明仅仅是努力克服人性问题的不完善办法。”换言之，问题常常不是如何消除恶，而是如何在不同的恶之间取舍。对人性限度的认识导致对政治触角的克制。 　　 虽然未必是“坏人”，但索维尔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智识上的“懒惰”。这种“懒惰”首先体现在他们倾向于诉诸道德直觉而不是实证论据来支持其观点。“美国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贫富差距十年间又扩大了××倍”这样的说法，会让无数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但很少有人会指出，有研究显示，虽然抽象的“阶层”贫富差距可能在扩大，但是由于社会的流行性，20%最穷的具体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其实远远快于最富的20%人口——也就是说，十年后的穷人大多早就不是十年前的那批穷人了；他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支持“反战”、“裁军”、“和谈”，却忽略从二战到冷战，必要的军事威慑往往是持续和平的前提；他们还经常为警察对嫌犯密集开枪这样的“暴行”而义愤填膺，却没有人关注过开枪距离与命中率之间关系的知识——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仅有六英尺的近距离内，警察开枪射击时也会有一半完全错过目标，在十六至二十五码距离时，射中目标的比例只有14%……换言之，他们总是被一个词汇、一个陈述或者一个场景带来的“第一印象”俘虏，却缺少对其背后的事实与逻辑刨根问底的耐心。用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描述雷蒙·阿隆的话来说，阿隆对很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不严肃”。 　　 以道德的热忱来取代对事实的深究，还体现在对批判对象的道德脸谱化上。在左翼的话语里，总是充满了“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这样的形象，尽管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鲜有明确论据支撑。对石油企业发起的无数次联邦调查没有发现它们操控油价的明确证据；二战期间防止英国像法国那样迅速沦陷的，是武器制造商所制造的战斗机而不是和平主义者的深情呼唤；一项调查显示，就慈善捐款数额、捐款收入比、当志愿者时间等指标来看，美国的“保守右翼”都比“自由左翼”付出得更多。 　　 当然，当经验论据不足以支撑对批驳对象的道德丑化时，影视作品、大众媒体、小说戏剧可以通过虚构的方式实现这一点，“在荧幕的虚构角色中，只有37%的企业家属于正面角色，而奸商、坏家伙的比例几乎是所有其他职业的两倍。更糟糕的是，他们在荧幕中实在是太恶劣了，有40%的谋杀和44%的不道德罪行是他们所犯下的……”当“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等形象弥漫到大众文化工业的角角落落时，这些虚构的形象就成了事实本身。 　　 智识的懒惰还体现在反思的欠缺上。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或者如果工程师的设计出现严重误差，一般来说会导致他们职业上身败名裂。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时——令索维尔感到惊异甚至“嫉妒”的是——他们不但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甚至还可以继续充当“知识教主”。萨特1939年从德国学习归来，得出结论说“法国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情况差不多”；罗素在二战前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和削减军备；萧伯纳上世纪三十年代访苏之后为斯大林唱赞歌；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斯诺六十年代中访华后，坚定批驳了中国不久前曾出现饥荒的“谣言”……“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固然，知识分子并不是犯下最终罪行的人，事实上是那些，也只有那些手握权柄的人才能够造成严重的政治灾难。但是，政府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尤其在民主国家里——往往取决于舆论，而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舆论的风向。面对其鼓励或者默许、直接或间接推动的政治灾难，似乎鲜有知识分子像奥威尔、纪德那样事后站出来表达反思。他们中的多数要么默默转向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要么继续以前的姿态但采用了一个温和的版本。当然，重要的不是“清算”某些个体在历史中的责任，而是那种知识自负加道德自负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尽管已经转型成一种相对温和的版本，却并没有消失。不但没有消失，很大程度仍然是知识界的主流。从欧美“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仇富口号到委内瑞拉最近的“严惩奸商”运动，从好莱坞电影中的各种阴谋论情节到媒体报道普遍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都看到，人类从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灾难中学到的东西有多么的少。 　　 当然，并不是说索维尔的观点可以被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首先，知识上的自负不仅仅是一个“左翼”现象。事实上，无论中西，不少右翼——尤其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时常流露出“知识上的傲慢”。他们倾向于把还在争论中的一些观点——比如最低工资制导致失业率上升，比如福利制度导致经济低效，比如民主导致多数暴政——当作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常混淆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拒绝承认自己的言说背后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取舍、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可能是拥有另一套价值排序而并非由于无知。 　　 有趣的是，索维尔这样的“自发秩序派”崇尚试错和调整，反对以掌握了“终极真理”的名义对社会进行理性设计，但现在很多右翼知识分子恰恰通过对一系列理念宗教般的坚持，走向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理性设计观”——任何偏离这些“终极真理”的政策实验都被严厉贬斥。罗尔斯、桑德尔这样的名字常常激起条件反射般的敌意，平等、福利、全民医保这样的词语简直就是瘟疫。奥巴马？他简直就应该下地狱。反讽的是，对“经验主义”的坚持本身使其失去了对经验世界的开放性。仔细想来，经验主义真正的对立面其实并不是理性主义，而是教条主义。 　　 其次，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著名的口号“我们属于99%”人为地割裂了经济体系中金融家、企业家和普通民众的关系，索维尔对“知识分子1%的精英知识和普通民众99%的寻常知识”的划分，也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塑造了一种刻意的对立关系。索维尔整本书似乎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本来存在一个朝着美好、正确方向前进的“自发扩展秩序”，但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干扰阻碍了这一进程。用这个逻辑来描述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众多重大事件，显然高估了知识精英和绝大多数民众之间的观念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在积极推进政府自上而下干预经济和社会，或者实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方面，民众本身比知识精英更加激进。比如，从进步主义时代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民众通过各种抗议示威、投票组党等方式表达了“国家干预经济、调节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的意愿，而美国的最高法院对这种“经济干预主义”的浪潮进行了最后的、也是悲剧性的抵抗。但在索维尔的笔下，似乎这一过程是由知识分子和“进步主义法官”引领的，民众只是被动地、无奈地接受了它。 　　 当然，知识分子的观念肯定影响民众的观念——他们所提供的意识形态话语使一些团体乃至阶级的利益主张具有了伦理上的合法性，但毕竟，一定的观念也是因为契合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利益的同时也是伦理的基础——才可能具有巨大的市场。在某种意义上，索维尔，乃至哈耶克，难以解决的一个悖论是：当“自发扩展的秩序”在演进过程中衍生出自我否定的倾向时，当人们自发地反对“自发秩序”时，政治应当如何应对？似乎无论如何应对，都构成对“自发扩展的秩序”的嘲讽。这个悖论是悲剧性的，很难将其仅仅归咎于知识分子。如果说需要检讨人们对政府、对干预、对乌托邦构想的迷信的话，那也应该是整个社会一起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去进行这种检讨。 这就引出了索维尔观点中的第三个问题：他对经验的信奉与对理性的反感。固然，当事人的、现场的、具体的经验往往比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家高高在上的认知更有实践智慧。比如之前提到的，警察关于开枪的知识比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评判更有实践意义，农民比远在白宫的总统更清楚应该在本地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但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哪怕是对同一个事件，经验本身也是多样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哪怕在许多人体验中水深火热的“文革”，(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天益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409.html

眼福｜07 ◎ 《观念的水位》，刘瑜著 。“我不相信一个喜欢数理化的人一辈子只读四书五经会快乐，不相信一个擅长经商的人一辈子只能给领导写报告会快乐。追求快乐的本性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革命者，而一个远离快乐的制度也许可依靠信息控制维持很久，在信息控制越来越不可能的世界，一条缝会渐渐变成一扇门。” ◎ 《我是海明威的巴黎妻子》，麦克莱恩著 。第一人称叙述让这部虚构作品从一开始就有点虚，并使书中每个字都成了那席文学盛宴上的一碟自传体凉菜。这种叙述视角的隐性越位让本书成为普青眼里的一部虐心剧，而在文青们看来，它不仅使昔日文豪复活，而且还能让他像墓碑前那束相思梅一样触手可及。 ◎ 《表演与偷窥》，小白著 。小白的随笔一点不随便。读他的文字，总感觉字的下面藏着多层精密学术壁纸，有了它，闺中性事床笫亵语们才会有一束束斑斓景深。我甚至怀疑，医学才是小说随笔外小白更要紧的兴致。这样，他笔下的篇章才会如柳叶刀的精雕，“以荣耀的叙事令自己在别人的叙事中荣耀。”

尴尬的“公知” 萧瀚 看到刘瑜和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对谈“公知”污名化问题，不免手痒，于是我就奉“公知”之名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讨论。 刘瑜和慕容雪村都提及他们以前不敢自认“公知”，担心自己学问不够格，现在这个词既然被这么污名化了反倒无所谓，贴就贴吧，标签。 这种心理我也有。 把“公知”当标签用，贴谁谁尴尬：人家夸你是“公知”，你得表达一种谦逊，说“where，where”；人家骂你“公知”，你……你得说我就是公知，怎样？！侧脸的面庞还得有点江姐慷慨赴死的仰角。至少你不能回敬说你才是公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因为这样一来，这词的污名化就算成功了。 要我说，公知被污名化，在当代中国是件很“正常”的事，没有被污名化反倒显得有点怪异，与这个时代这片土地格格不入。 这国向来有个据说是优良的传统，就是尊重读书人。在前现代，读书人被尊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能当官，即使当不了官，也能跟当官的扯上点关系。科举制废除后，读书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一直降到了臭老九——最初将读书人的地位排在“老九”的恰是拒绝科举制的元朝，被我朝继承后发扬光大、杠头开花。经过千百年的制度积淀，你没法不承认，这国雅俗文化里对知识完全实用理性的态度可谓昭然，张衡倘若没当过官，有谁会记得他的科学成就？达芬奇若在中国，至少也得当个县令什么的，他的那些科学成就才有可能被记住，至于伽利略，谁是伽利略，哪朝哪科的进士啊？ 知识人如果不当官、没发财——在这国当官等于发财，至于王亚南说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官员贪污史那是无所谓的——便是没出息，会被人嘲笑。至于你的知识专业，除了你公正的同行或者真的需要你知识的人，其他没什么人会瞧得起你，除非你是袁隆平，能让亩产量空前提高，或者你是神经一号或神粥六号，能让飞船升天扬某国威。总之一句话，不能现世报点石成金的知识得不到多少尊重，即使你能点石成金，人家稀罕的也未必是你这点石成金的方法，而是你这根指头。 很多年前，贺卫方教授在《南方周末》发文质疑说为什么人们不会允许医盲从医，却会允许缺乏法律知识的复转军人进法院当法官。这一问，虽然得到法学界的基本赞同，但也仿佛在公厕里扔炸弹激起一定公愤，不但军人们不干了，连他的朋友兼同行、我的老师兼论敌朱苏力教授，都来为复转军人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及其据说因此够格当法官辩护。就像“五四”以来表面迷信科学实则践踏科学一样，这国一直不把社科人文类的知识放在眼里——这些领域于是成为重灾区，比如50年代以来中共建立的这套“拍脑门”经济（秦晖先生称之为命令经济，我以前也这么称呼，以区别于苏联那种真正的计划经济，后者是另一种胡搞），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抽筋”经济，饿死人数千万，直至经济崩溃（周有光先生驳斥过所谓“经济崩溃边缘”的说法），不就是因为不懂经济学瞎胡搞吗？ 一个人应当拥有自由，这是常识，但自由的边界在哪里，这就是一种知识；一个人应该拥有某些权利，这也是常识，但同时相应地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这也是一种知识。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混杂着诸多常识与比常识稍稍深一点或者深很多的专业知识，没有人是全能，每个人都有知识盲区，但是在刻意愚民的汪洋里，每个人本应自知的知识盲区成为了最大的知识盲区——太多人不知道自己不明白什么，误以为自己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有能力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有言论自由和有能力实践言论自由完全是两个概念），这种情况的发生并没有特定的对象，公知群落里也会出现，他们的名声放大了他们的愚蠢。一方面有些公共议论稍微需要一点深入些的知识，当那些视专业和知识为草芥的人们，一旦发现专家们的意见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不管这种意见是否符合该专业的知识良知与知识事实，都会被他们无情抛弃，并且随之奉送“叫兽”之类的帽子，当然也可以顺便贴一张“公知”的标签，以讽刺你无良——至于你是不是真的无良不重要，因为那由他们说了算；另一方面，公知们的跨界胡说也常常给他们自己惹来麻烦——有时候很难讲是不是胡说，比如有些读者喜欢——说好听了是事事严肃认真对待，说难听了是吹毛求疵，你写个130字随口感慨下世相，人可以写130万字长篇专著从苏格拉底开始谈，将你驳倒在地中海岸的沙滩上起不来，这也是刘瑜所谓比例问题。微博之类半公共半私人空间里的话语有时很难那么精确地区分公域还是私域，但不成比例的苛责或者跨界随口说的现象发生多了，就会使得大众舆论中出现公知胡说的不良印象。 价值观、知识等的极度混乱，没有基本共识——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当然不会有这些共识，官府正是这一愚昧和乱局的制造者，让整个社会的观念因为缺乏共识而无法团结，单子化的社会状态就是威权政府所最需要的东西。哪怕没有确凿的证据，根据基本的政治学原理，五毛党也可以被推定为存在（一则政府没有人格权，故可被恶意推定，二则关于五毛党有各种证据并非没有证据）。这种极度混乱的形成，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当绝大多数人被剥夺正常的思维能力而换之以一种病态思维之后，形成了奴性兼被奴役性的独断论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剧毒之间交锋的结果，必然是一片混战；再者，官府几十年处心积虑的仇恨教育，可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斗吧，你们斗吧！这就是愚昧的召唤，不学无术的人们在自以为是的同时，并不急着丰富自己的知识，而是急着消灭异己的声音。 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统治者讨厌不为他们说话的知识人，不少被统治者也讨厌不为他们的直接利益说话的知识人，双方都对道理本身没兴趣，只对自己的利益或误当作自己利益的东西感兴趣。知识本身在这国不是没有地位，而是完全没有地位。 由于操掌生杀予夺之权，统治者往往是不讲理并且作恶的一方，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区分正邪是非善恶，但若是普通平民们之间的纠纷呢？再者，即使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他们值得同情与帮助不是因为受难就有天然的道德优势，而是因为正当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了损害，如果他们也损害了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当然也应该遭到反对——这是基于每个人的权利都应该被尊重，而不是基于“无产阶级感情”（这种神经病呓语虽然已经不用，但这种思维方式还根深蒂固）。 比如这段时间不少人热衷于构陷任志强、潘石屹，要他们自证巨额财富的清白。撇除可能的五毛党水军，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呢？假定这些人都是有正义感的人，他们不能忍受官商勾结作恶发财，他们认为任志强、潘石屹是这样的奸商，于是他们认为如果任、潘不能自证，便是奸商，便应该如何如何，也许还得踩一万只脚上去。这些富有正义感的人让我想起马内阿《流氓的归来》里讲的那个故事： “希特勒时期，一个顺街狂奔的尤太人被另一个尤太人拦了下来，问他为什么要跑。你没听说吗？希特勒刚刚下令，每个有三个睾丸的尤太人都必须切去一个。气喘吁吁的奔跑者回答。可你有三个睾丸吗？另一个问。噢，他们先切再数，奔跑者边跑边喊道。” 无罪推定是个关于如何给人定罪的知识，但许多人不懂——在没有公民常识课的地方人怎么懂呢？原本可能不错的正义感在变得一文不值之后，进而变成了希特勒的亲戚。而在这些以正义感自负的道德标兵们眼里，讲究程序正义的人都是在为坏蛋开脱，都是权贵的帮凶。因为知识不对等而引发误会，终而至于势不两立，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就像卡西莫多攻击营救愛斯梅拉达的人群。 再比如死刑问题。那些反对废除死刑的人里有个奇怪的观点，说废除死刑是为了贪官们能免死，这种说法的可笑，在于他们在承认这国制度腐败的同时，居然假定死刑制度部分却是公正而廉明的，其实他们随便找点资料看看就知道，这国的死刑从来都是下层人的专利，权贵们有几个判死刑的？不谈其他，光是这种反对废死的论证方式，就知道这些人既没有关于死刑的社会知识，也没有关于死刑的逻辑知识，他们甚至在展开贪官大屠杀的意淫时，这盆兜头浇下的知识冷水也不能让他们苏醒，因为他们不但缺乏关于死刑的知识，也缺乏如何接受这些知识的知识。 无论在哪里，最基本的常识就足够洞穿灵魂的无良公知固然会被迅速地挑到“公知”污名化的滑车上挂着，然而，在这么逼窄的知识空间里，那些远离大众的知识，当它被专业的知识人运送到社会中时，在其最初阶段起到了王小波所谓“炸群”的效果——你没有都顺着大众的意思，把你这个公知污名化了也就很正常。比如，程序正义、私权这些观念与“打土豪分田地”、“打到县城，一人一个女学生”之类的无产阶级豪情多么格格不入啊。1949年之后，裹挟着暴政血污的种种观念剧毒，其深入人心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许多人即使在理性上逐渐驱除，遇到具体事情时就又忘了，故态重萌，就像伊索寓言里那个黄鼠狼精，变成温婉雅致的美女是暂时和外在的，纵身扑向老鼠才是永恒和内在的。 公民常识的匮乏可能是公知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比如，冉云飞、刘瑜和慕容雪村都提到过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人自己不关心公共事务倒也罢了，他们还要鄙视、嘲笑别人关心公共事务。这种现象其实也是公民常识匮乏的一种表现，他们或者不认为存在什么公共事务，或者认为公共事务是低级的，不值得关注。他们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鄙视的那些人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中也有他们那一份。而这样的人，只要你放眼过去，可以说车载斗量，多如海沙。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就如叔本华说的，像豪猪，离得太近了扎，离得太远了冷。这扎常常是嫉妒或者是对异己者的不接受——熟人甚至所谓朋友们的莫名恶意常常都是这么来的；这冷常常是肆无忌惮的恶毒，这国几十年来制造的陌生人之间的仇恨早已在这国遍地开花，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的十几年里，累积了多少亿吨的网络恶意？而这不正是公知被污名化的“群众基础”吗？ 人都是有偏见的，有时其中还包含着一些恶意，心里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分的自觉意识，可能会私下交流这种偏见而不至于公开示恶，缺乏这种自觉意识，就会肆无忌惮地到公共领域去倾泻恶意。一定范围内的知名也是容易引起他人偏见甚至反感的——除非这种知名的原因正好是他人所喜欢的，公知被嫉恨毫不奇怪，尼采早已点出现代社会的这个顽疾：小市民的怨恨。再者，跟官府尤其是哪个具体的官府、官员相比，欺负公知也是最安全的——尤其是主要批评政府的公知本来就在官府的割舌机器下左支右绌，欺负起来更是方便安全。 公知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光鲜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有高尚的时候，也有卑琐的时光——这当然也可能表现在公共言论中。鉴定公知的言论是否值得认真对待，严格来讲，并不是伊以前说过什么，也不是伊是不是道德完人——没有道德完人，而是这一次伊说了什么，是不是有道理。然而，能够这么理性对待公共议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里很难兑现，公知们的长期公共言论必然累积出一种不仅是言辞更是人格化的影响力，因此，他们的公共形象存在着一个被重新塑造的潜在需求，但并不是谁都愿意按照公众的意愿去塑造自己的，或者没有能力做到，或者做不到，或者两者都是——那么，公知还有什么理由不被污名化呢？比如，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公共事务批评者，在我们数十年的呕吐狼奶过程中，也只是一点点外呕，一定程度上说，不可能吐干净。在理性上自学所得并且认同接受的公民常识，未必都能落实到我的公共生活中，也就是说，我也许认为公共议论中应该平和理性，但我并没有全都做到，有时甚至还做得很差。如果别的公知也有类似现象，也会成为公知被污名的原因。例如，按理我应该反对没有合法征税权的官府征我的税，但我并没有像梭罗一样抗税而承受入狱的后果。人认识到的道理，虽然可能无法都做到，至少无法一下子全都做到，即便如此，向往美好本身也是美好的。但人们当然有权利要求公知们比其他人言行更一致些，比如要求法学出身的公知更尊重人权，建议支持北韩政权的公知们自觉多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体验他们向往的生活，这都合情合理。 一个没有底线伦理共识的社会，公知被污名化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更何况公知们自己还有那么多问题呢——尤其在崇高被中共成功地解构之后，全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观念：只有堕落才是符合“人性”的，一切向上的高贵追求都是虚伪的、做作的、令人厌恶的，做一个为真理、为知识、为正义的求知者是让人怀疑的；人们，尤其陌生人之间，满怀恶意才符合交往法则，你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想象都是幼稚的。 于是，权贵敲骨吸髓，完全不担当社会责任，且消灭包括公知在内的有责任感群体，高层视下层如草芥，下层目上层为寇仇，高层认为屁民皆我家奴，生杀予夺随我兴致，底层以为私财公财皆可抢劫，待到风云际会便是我的节日；除非嫉妒没有一种职业受人尊敬，除非觊觎没有一种地位让人钦佩，除非庆幸没有一种处境让人怜悯——这就是这个社会给人的所有回答。 也许在每个人的脚底，都流淌着一条通往底线伦理共识的道路，这注定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将由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担当起公知的角色——未必是公知的标签，这是流动的角色——来完成，得由包括公知在内一波又一波的人接过所有的接力棒，完成这个重叠共识达成的过程。 至于公知被污名化，只是这过程的插曲之一，那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路上的些许碎渣。相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公知污名化就没什么，因为巨石依然在滚动。                                              2013年2月21日於纽约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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