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 梁稳根现象：民营企业的政治生存术
中国企业家同时成为中外新闻人物的不多，梁稳根要算一个。而他之所以成为新闻焦点，就是他毫不掩饰自己想从党的庶子变成嫡子。无论是梁想方设法要挤进中共中央委员行列，还是三一集团在美国因投资受阻（厂址设在美国的海军军事试验基地禁飞空域）起诉奥巴马政府，都可以视为他要成为嫡子的努力。 梁稳根之所以要努力成为党的嫡子，直接原因就是梁稳根的三一重工与其同行中联重科之间长年的近身肉博。三一与中联同处长沙，都是本省的支柱产业、税收大户，背后都有本省政府部门及官员做政治靠山。三一在与中联的竞争中之所以处于下风，是因为三一是民营企业，中联是国有企业（湖南省国资委是其第二大股东）。据《环球企业家》11月29日报道“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披露，三一与中联之间的竞争，充斥着间谍、诬陷诽谤、绑架等各种恶性争斗元素。而且中联经常利用政府部门出面打击竞争对手，例如2011年中联让三一身陷行贿门，办案的湖南省纪委经办此案的人是中联重科高管家属。 梁稳根也渴望与政府良性互动，成为政府的嫡子，但一山不容二虎。因此屡屡受挫的梁稳根曾两次向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表示，希望将三一交给国家。今年梁稳根千辛万苦运作之后，获得十八大党代表资格，与众多国有企业和银行金融系统的高管一起，成为“红色企业家”方阵的一员，在十八大亮相。高兴之余口不择言，说出那番不着调的“党员的老婆比非党员的漂亮”。当所有努力都没有让他得到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委这根三眼花翎之后，他只好宣布将三一迁往北京，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北京有更硬的靠山，可以避免与中联的恶性竞争。 梁稳根因其方法出格而多少有点引人讪笑。但只要了解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就知道梁稳根现象乃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生存术。由于中国政府高度垄断社会资源，民营企业要想在中国做强做大，与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是企业生存的重要资本，“资源依赖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所谓“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t）是组织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代表作是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与萨兰奇克（Richard Salancik ）1978年出版的《组织的外部控制》。这一理论提出了四个重要的假设：1、组织最重要的是关心生存；2、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3、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互动，这些因素通常包含其它组织；4、组织生存建立在一个控制它与其它组织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 要言之，作为开放的系统，任何组织都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或其他组织中获取它所需要的资源。控制资源的一方能够对需求资源的一方制造依赖。控制方掌控的资源越重要、越稀缺、越不可替代，控制资源的一方自由裁决权（discretion）程度越高，依赖程度就越高。 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发展，必须寻找政治靠山，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社会架构中，企业至少在以下方面依赖于政府——我这里谈的不是那些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的政府规制，即开办企业从执照、许可证的颁发，到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等，而是谈以下这些“中国特色”： 企业的商机依赖于政府，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拉动，在所有的投资当中，政府投资占很大部分，比如近年在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采购等方面，为企业创造了大量商业机会。 重要资源的获得依赖于政府，比如土地、某些行业的特许经营权。中国的私募基金行业主要由红色家族成员经营，一般民营企业连入门的资格都无法获得。 企业发展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倾斜：主要是与产业政策和地方发展战略有关的内容。一些地方政府有选择性地支持一些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从而对竞争环境造成影响。那些被选定为重点的企业可以享受特殊优惠，比如可以得到一位政府领导挂钩为企业解决问题、到一些政府部门办事可以走“绿色通道”、银行的金融支持、等等。有些企业为了得到这些优惠，努力与政府搞好关系，以便被列为重点企业。 由于垄断与控制国家资源，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实际意味着政府（官员）有能力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既可能提高企业的交易成本，也可以为某些企业创造商业机会以提高收益，或通过许多手段改变一个企业的成本结构。 政府的意志往往表现为官员的个人意志，因此掌握重要权力的官员就成了“造就国王的人”。民营企业家与政府结纳关系，往往表现为企业家与官员的个人交情。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关系网中，当地某些重要官员是不可或缺的支撑点。 正由于中国政府官员可以凭借资源配置权力对民营企业家们进行掠夺，民营企业家的后代们不愿意接班。上海交通大学品牌研究所一项研究调查显示，未来10年，80%的家族企业将接班换代，不过有82%的“第二代企业家”不愿意或并非主动“接班”。而不愿意接班的原因当中，有一个主要原因竟然是他们不愿意与政府、银行等各类“关系”打交道。 梁稳根现象从深层揭示了一点：在中国这种半行政干预半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下，权力可以通过各种形式随意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结果只会导致企业家对政府的依赖加深。因此，中国的经济精英不可能成长为一个有独立政治利益诉求的阶层。只要这种资源依赖状态继续存在，经济精英只能继续扮演政治利益集团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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