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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摇光>自由的代价:走向虚无

但若问我们,是否愿意为追求自由献出生命?献出青春?献出世俗眼中的优秀成功?我们普遍会选择沉默。谭嗣同陈天华汪兆铭周树人都愿意为了自由献出生命。我们嘲笑他们,在内心深处鄙夷他们,或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我们既骂这个国家不好,也没有想过切实的改变它。当然,我们有榜样,我们要的是人人有车有房能够普选,我们希望一场改天换地的变化,但是前提是,我们得要有车有房。     自由的代价:走向虚无   文/张亮(北京大学)     很多年前,一间70年代的筒子楼,里间住着一对夫妇,外面住着一个我,每天晚上,我都会撑起身体,穿过隔板,进入里间的厕所,某一天晚上,烂醉的我突然被一根床上伸出来的大腿绊倒,我栽倒的一瞬间,酒醒了,模糊中那两人正躺在床上,一时间很寂静,大家默不作声。我意识到我也许搅坏了一场春梦。第二天我惶恐地打电话,向那男生道歉,想确认这条腿属于他还是她的女朋友,但他告诉我,昨天晚上他根本没在家,而是在两百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 三天后,他们分手了。我从此没再见过他们。 因为有过这种遭遇,今天的许多人世间的八卦或者扯淡对我就丝毫没有杀伤力。比如昨天你如果被一个男人强骗到床上,而你的男朋友还在千里之外的某个小岛辛辛苦苦为你写程序,赚一起去马尔代夫渡蜜月的车马费;又比如而那个把你骗到床上的男人竟然是你的老师,他的正牌女朋友竟然是你的师妹,而你的师妹竟然因此抢走了你出国留学的名额;再比如,你辛辛苦苦追到一个女朋友,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女人不是你理想中的,于是你背着她出去跟人打了一炮,而这个和你打炮的人竟然是你女朋友最好的闺蜜。等你约好最后在一起的前一天,你发现,你的炮友又跟另一个男人好上了。     这一切,都不会让我感到惊讶。在一个欲望主导的世界里,这一切理应是常态,虽然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假如他跟一个女生上了床,一定会娶她。我也不怀好意地揶揄,那还得看别人愿意不愿意。 王小波曾经说。秩序在混沌中存在,智慧在混沌中存在,但是今天看来,我们虽然混沌了,却还是没有秩序,遑论智慧。 一切坚固或者永恒之物正在离我们远去。 一切虚无与欺骗正在包围我们的生活。 我们正在失去价值判断的能力。 尼采比我们提前一个多世纪看到了我们的今天。他说,报纸取代了现代资产阶级生活中的祷告,这意味着忙乱、廉价和短暂之物取代了他日常生活中沉积下来的永恒之物。后来,电视又取代了报纸,今天,网络又取代了电视。缺乏教育的直接后果,我们见到标有“启蒙”或者“文化”标签的东西就想去追,满足饥渴,却分不清楚精华与糟粕。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内在网络上认识的人,也许远远超过过去一年。认识的越多,越感到惶恐,翻翻你们的QQ聊天,还有站内信,有多少男盗女娼,有多少调情暧昧,有多少不堪入目?很多年后,当我们坐在电脑面前,用QQ、人人同时跟一堆人打情骂俏,看着QQ上密密麻麻的人头攒动,我们一定不会想到,很多年前,当网络刚刚普及,人们排在宿舍里仅有的一台电脑面前,等待网聊,有如肯德基刚刚登陆中国时门口一公里的长队,虔敬肃穆。很多年后,当我们为电视上《非诚勿扰》里的男嘉宾女嘉宾唏嘘不已,转瞬间却发现他或者她其实只是一个托儿,我们不会想到,很多年前,我们的父辈花两毛钱去买张电影票连个手都不会牵,但一牵手就是情定终生。 诚然,今天,我们比许多过去的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占有更多的资源,但我们已经失去了价值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活着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你爱一个人,是否值得为他舍弃你既有之物?如果你追求自由,是否应该为自由与现实妥协? 每当我翻看我外公的遗物,就会想起他那一代。他33岁丧妻,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身为一个国家干部,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从此一个人把我妈妈带大,未曾再娶。 一个原本陌生的人与另一个原本陌生的人相处,激情或者欲望也许能点亮一时,却往往让我们误以为月亮就是太阳。 真正发出光和热,指引我们生活给予我们力量的责任与信仰,正在成为遥远的一千零一夜,阿拉丁的神灯,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是的,我们貌似也有信仰,比如拜物教;我们也信神,比如韩寒。     我们也有我们的旗帜,我们爱生活爱凡客爱韩寒,不因为他爱自由,而因为爱自由成了WINNER,只因为他一个声音数十万个回复,他博客4亿多流量,他可以边泡妞边赛车边凡客边写文边骂政府,他从不攻击省部级以上单位,他懂得适时删帖,懂得跟文坛老前辈骂娘时给贴个网址让几十万粉丝帮着骂。总之,他懂得把握机会,他有惊无险,他是WINNER。我们爱的是WINNER,爱的是因自由之名的WINNER,不是爱自由本身。谭嗣同陈天华周树人在今天都将是LOSER,是殉道者,不值得我们模仿。生命苦短,及时行乐,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不爱LOSER。 我们只爱WINNER。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但若问我们,是否愿意为追求自由献出生命?献出青春?献出世俗眼中的优秀成功?我们普遍会选择沉默。谭嗣同陈天华汪兆铭周树人都愿意为了自由献出生命。我们嘲笑他们,在内心深处鄙夷他们,或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我们既骂这个国家不好,也没有想过切实的改变它。当然,我们有榜样,我们要的是人人有车有房能够普选,我们希望一场改天换地的变化,但是前提是,我们得要有车有房。 我们一边骂一边等待,其实我们不贪心,我们要的只是舒适的物质。如果信仰不导向舒适,我们不需要信仰。 我们也普遍不看书,至少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这样,但我们懂的很多,从埃及动乱到突尼斯政变,我们有网络。我们习惯于成为网民,在网上听到些风吹草动,蛛丝马迹,我们就开始联想,有的是联想政治,有的是联想女人,大部分联想都是子虚乌有。但是我们习惯于贩卖立场。立场给了我们骂娘的动力,我们可以不懂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民主,什么叫集权主义,什么叫社群主义,保守主义,什么又叫新自由主义,但我们有网络,我们每天都有新的立场,于是我们互相骂娘,我们的生活是充气娃娃。我们不追求真相,我们只追求骂娘,一时之痛快。 我们显然也听音乐,我们这代人迷恋靡靡之音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作为性与爱的发泄,主宰着我们的精神生活,让所有对意义的思考得以被逃避。 与网络中疯狂参与政治相反,现实中我们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而普遍渴望性。我们觉得自己势单力薄,对集体生活影响甚微或者根本没有影响。但是我们在取代了政治的行政管理中过得很惬意。大学里普遍存在的学生官僚和学生,我们一边骂他们,一边不痛不痒。 我们在追求个人主义和避世的过程中,家庭的衰落成为必然。和上一代不同,许多学生来自单亲家庭,这些学生今后离婚的几率会比一般家庭高。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一旦进入大学,就意味着父母原有家庭的日渐疏远——没有人知道自己将会漂泊何处,而今后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趣味,将和父母渐行渐远。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尽管少部分人喊出了“逃离北上广”,但我们大部分人认为没有适合发展的地方,我们接受这种社会的安排:用一生打工,然后用一生买一套房。我们不愿意回到家乡,饿死也不回,因为丢人,我们习惯了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我们大骂这个社会,竭力适应社会主流。但当我们越发主流地生活,却进一步加深了无根感。我们大多怀念故土,但大多只是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珍藏,甚至希望通过寻找相同地域的异性伴侣的方式,来获得地缘与血缘的固着。现实中,这样的企图也往往失败。我们没有可以扎根之处,天知道我们会去往哪里。如果某人恰好在什么地方找了份工作,或者是情趣有了变化,都可以让他摆脱以往的一切联系。因此,我们对过去和周围人的感情投入必然是有限的,暧昧成为我们的常态。昨天还在热恋的情侣,今天或者明天就可能仅仅因为异地劈腿出国一套房劳燕分飞。 我们没有安全感。     因此,我们更多习惯沉浸在对未成年时代的怀念中,我们怀念80年代童年时代的小生活,变形金刚、圣斗士、机器猫、不干胶贴画、街机游戏……那是我们最沉浸投入真挚感情的年纪。 身为年轻人,我们自己决定一切,决定是否恋爱,是否结婚,是否性生活混乱,决定是否离开家乡,是否选择一样工作。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做街头混混还是勤学人士。没有必然,没有道德,一切选择都可以理解。我们逃避了必然性,选择了自由。却没有因此插上轻松的翅膀,反而,被世界上最沉重的虚无压迫。 我想起人类洪荒的初民时代,亚当一个人站在伊甸园的山岗上眺望这片土地,这一切都是它的,又都不是它的。在无所傍依的孤独里,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们是否能重新回到伊甸园,我们是否能重新回到秩序,我们是否能沐浴着智慧之光快乐的生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所处的这个时代,正在不可避免的走向虚无。   原文链接:http://blog.renren.com/blog/305460099/800167708     (采编:楼杭丹;责编:应鹏华)     您可能也喜欢: 言论自由与“小报告” 自由,抑或民主? <摇光>以自由的名义 <开阳>言论自由六日谈(1)煽动性诽谤罪名的覆灭与言论自由的开端 <天璇>自由感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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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政治就是你我的处境:认识马基雅维利

作者: 王立彬 http://www.impencil.org/Portal/pencilwork/C0D661FB-0683-4272-BE7E-73388C857D31.aspx       马基雅维利并不是政治丑恶一面的代名词,他是政治本身的代名词。他让一代又一代人感到极不舒服,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与道德、宗教以及艺术很不一样,政治不太照顾我们的幻想和理想。与此同时,他还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现实:政治就是人的处境,而且人确实能够通过积极参与而不是逃避,将不完美的政治改得较为完美,或者说将必要的恶稍加减少。     2007年6月21日,在他480周年忌辰之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仍将以其咄咄逼人的目光,穿透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成见作怪的重重迷雾,使每一个现代人,要么面对他忍受刺眼的寒光,要么背对他忍受背生针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传记、评述等各类专著,可以检索到的就已经超过150种。他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标签大全”——他分别被称为“专制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爱国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等等。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政治思想派别,就有多少个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这个人物身上的巨大矛盾性,就是人类政治存在本身的巨大矛盾性,以及作为“政治动物”的我们人类自身的巨大矛盾性。然而事实表明,迄今为止,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反对马基雅维利,那就是他本人——他就像长着两张脸的罗马门神雅奴思,同时面对着过去又逼视未来,同时挥动双臂,奋力敲打着地狱和天堂之门。 独裁者之师:马基雅维利主义     据历史资料记载,第三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自己枕头边上经常摆放的书,就是《君主论》。而对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而言,此书“臭名昭著”的作者马基雅维利,犹如法西斯主义的真正鼻祖。据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任何攻击都不予置评,唯独憎恨把他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位游走于“黑白两道”的伟大的机会主义者,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称号贬损了自己的人格。     这位佛罗伦萨的“厚黑教主”,说出了政治领域从未有人公开说出口的话:“统治者应当杀掉敌手,而不要只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被剥夺财产的人,可以图谋复仇,而那些被从肉体上铲除的人,就不可能这样做了。其实人们忘掉父亲被杀,都比忘记财产被剥夺来得快。”“如果要加害于人,务必坏事做绝,被杀的人对死亡的品味转瞬即逝,忍受的痛苦反而轻得多。”“要施惠于人,务必细水长流,点滴为限,恩惠才会被更深地感受到。所谓慷慨就是对自己的财产吝啬小气,对他人的所有物大方施为。”……充斥这类惊世骇俗之语的《君主论》,堪称古今中外最为臭名昭著之作。那么,其作者马基雅维利究竟何许人也?     1469年5月3日,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公职家庭。虽然出身还算不错,但到尼科洛时,家道已经中落。由于经济拮据,马基雅维利幼年未能接受系统的良好教育。但是他以坚毅的性格和出众的天赋,博览群书,自学不辍,在那个知识饥渴的文艺复兴时代,终于成为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的一代才俊。     少年即参加起义反对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独裁的马基雅维利,1494年开始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出任公职。刚刚驱逐了独裁者的佛罗伦萨,恢复了它以之为荣的共和制度。就像后世所有的大革命一样,新复兴的共和国经历了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的4年,1498年,忍受不了清心寡欲统治的佛罗伦萨人,在罗马教廷的煽动下,处死了禁欲主义的统治者萨沃纳罗拉修士。几乎就在这位手无寸铁的修士化为火刑柱上的黑烟的同时,年仅29岁的马基雅维利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市政第二厅的秘书,随即又成为自由执政十人委员会的秘书。     在共和国的这一重要然而枯燥乏味的职位上,马基雅维利一直干了14年之久。这位以聪明闻名的政府要员,从来没有忘记萨沃纳罗拉的悲惨命运。这倒不是说他深为萨沃纳罗拉著名的政治神学演说和清廉人格所打动,而是他从萨沃纳罗拉之死发现了一个政治现实:没有武装力量做后盾的政治理想,只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这种简单却真实的思想判断,很快就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危机和覆灭中表现得更为清楚。     在内政事务中表现优秀的马基雅维利,在共和国逐渐陷入的外交困境中,也一再担当外交出访工作,直到他热爱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被美第奇家族推翻为止。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等,都已经成为统一而强大的封建主义王国,而亚平宁半岛则依然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名词:邦国林立,朝秦暮楚。佛罗伦萨共和国后期,马基雅维利在出访、长驻各邦国的过程中,拜会、结识了各色的权要显贵,以其敏锐的头脑和观察力,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纵横家。可以说,马基雅维利在外交事务中认识到的,是背信弃义、弱肉强食的现实。在好朋友莱奥纳多·达·芬奇以及米开朗琪罗塑造的艺术的文艺复兴的另一面,马基雅维利目睹的是政治的文艺复兴时期:传统的基督教道德沦为麻痹对手的谎话与欺人之谈,所有的甜言蜜语背后,都是刀光剑影的鸿门宴。     就在令人心潮澎湃的远大前程在这位与佛罗伦萨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政治人物的脚下展开时,命运女神喜怒无常的本性发作了。在罗马教廷军队与法国国王的战争中,作为美第奇家族后盾的教廷军队,一举击败了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盟友的法兰西国王,于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一朝倾覆。被佛罗伦萨人民驱逐的美第奇家族,迅速恢复独裁统治。这样,共和派人物理所当然地受到政治大清洗。作为佛罗伦萨有名的反美第奇分子和共和党人,马基雅维利在1512年被解除一切公职。这位43岁的共和派,一生中第一次失业了。     这还不算,就在彷徨无计之时,马基雅维利的大名出现在一场流产的共和党人武装起义支持者名单之中。这样,马基雅维利被捕入狱,上了老虎凳。在受尽酷刑折磨后,由于没有找到直接而有力的真凭实据,马基雅维利最后被无罪开释。但是,他不得不接受被流放的政治命运。这样,就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小农庄里,为共和国效力了14年之久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开始了人生中的又一个14年——当然,这是笼子里的14年。     不知道是为了安慰还是嘲讽,命运女神在马基雅维利一生的最后一年,同他开了一个玩笑——1526年,他终于获得美第奇家族批准而返回佛罗伦萨的公共生活。然而就在次年,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大败罗马教皇,罗马教廷支持的美第奇家族再次被佛罗伦萨人民推翻和驱逐,佛罗伦萨共和国一朝恢复。然而这样一来,刚刚被君主政体“摘帽”的马基雅维利,一转眼又成为共和派的眼中钉,而且共和党人以“人民公敌”的全民公决方式,把“叛徒”马基雅维利彻底逐出公共生活,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失业了。他死于1527年。     在与世隔绝的14年中,马基雅维利没完没了地给美第奇家族、罗马教皇写信,宣示效忠之意。在献给美第奇家族的《君主论》之外,他还写了一部《佛罗伦萨史》献给罗马教皇。他只想得到允许,重返公共生活。正是在这毫无指望、凄凉而漫长的等待岁月里,这位笼中之鸟以读书、写作打发时间。他的《君主论》和《史论——李维前十书》先后问世。他还以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杰出才华,创作了第一部意大利语的喜剧《曼陀罗花》。1520年,他完成了《论战争艺术》。1525年,在完成8卷本《佛罗伦萨史》的同时,还创作出另一部喜剧《克罗采娅》。     当然,在这些著作之中,尽管《君主论》无论在篇幅、文采还是深刻性上,并不会居于第一位。然而这部独特的著作,凭借其“恬不知耻”的唯权力论,对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的鼓吹,前所未闻的阴谋主义,赤裸裸的暴力崇拜,以及倡导对反对派斩草除根,成为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而“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此成为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好事莫做、坏事做尽的代名词。     正如当代哲学家们所说,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类无意识深处的残酷本能,尼采揭露了“道德很不道德”的秘密,而马基雅维利在早得多的时代,就已经揭露了“政治原始积累”的暴力本质。 共和国之光:另一个马基雅维利     当代世界诸邦,哪一个国家最符合马基雅维利的理想模式?政治学家的答案很可能会让大多数人大跌眼镜——美利坚合众国是如此接近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国主义理想,以致马基雅维利完全可以称得上“美国宪法思想之父”!如果说墨索里尼会为此说法而勃然大怒的话,乔治·华盛顿很可能会点头称是。较为全面了解马基雅维利的为人后,我们绝大多数人会自信地说,马基雅维利戴了一个恺撒主义的面具,本质上却是一个坚定、务实、深刻的共和主义者。     历史学家波科克将美国宪法同马基雅维利《史论——李维前十书》中的共和主义思想联系了起来。与《君主论》受到众口一词诟骂不同的是,《史论——李维前十书》被公认为“共和主义手册”。在这部著作里,马基雅维利解读了古罗马的共和组织,指出罗马式的共和主义,具有波斯的君主政体、雅典的民粹政治无法具有的优越性和生存能力。马基雅维利指出了共和主义的两条原则,一是权力乃民众生活的产物,本质上即是共和性质的;二是此一权力的社会基础总是存在着冲突性,因此需要有制约权力之权力出现,使权力之间发生交互作用,使权力被组织和约束起来。对当代人而言,特别是对处于暴君专制与暴民专制双重危险的当代社会而言,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思想极其重要。     马基雅维利留给后世政治与社会思想家的,是一个古典的共和国理念,而不包含任何民粹主义成分。他既不把信任交给不受限制的君主,也不把希望交付给不爱约束的“人民”。他的远见卓识可以总结为: 任何长治久安的政体,必须在君主、贵族、人民三种要素之间维持平衡 。他思想的基石是共和,而不是民主,民主只是共和的要素之一。在这里,他与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马基雅维利认为,共和政体包含着三三对应的两个逻辑层次。第一个层次:原则上的精英政治、本质上的富裕者政治、法理上的少数人政治;第二个层次:原则上的民主政治、本质上的穷人政治、法理上的多数人政治。他认为,维持精英—民主、多数—少数、有钱人—穷人之间的平衡,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或政体健全的标志,而共和国最能实现这一点。     在《史论——李维前十书》中,马基雅维利成为替“社会冲突”辩护的第一人。他认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对于君主专制国家是致命的,然而对于共和国,社会冲突是使国家强大统一的真正动力。共和国不必从一开始就压制社会冲突,因控制、消灭社会冲突而大大消耗力量,共和国不会像独裁君主那样限制人民的创造性和参与精神,因此共和国比君主国更能长治久安,更善于调动公民精神投入战争。正如现代政治观察家发现的那样,争吵不休的英国人,总能打败“意见一致”的德国人;七嘴八舌的美国人,也让“铁板一块”的日本人和俄国人吃不消。     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与“民主”概念的最大区别在于,共和主义强调能够整合各种不同社会群体偏好(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暴政,而大多数人对最少的少数派同样可以形成暴政)的混合政府之重要性,而“民主”更多关注群众(“多数人”)的利益偏好。 这后一种偏好,乍看上去蛮不错的,然而推论到极致,几乎肯定会有多数人统治之下“少数人不是人”的政治结论。 在西方历史上,雅典最聪明的苏格拉底,犹太人中最聪明的耶稣,可以说是“被多数人表决处决”的最著名案例。马基雅维利在《史论——李维前十书》中强调的公式,就是古罗马人最喜爱的说法——“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与恺撒形成的权力制衡。罗马元老院代表的贵族、罗马平民及其具有否决权的保民官,与紧急状态下的独裁官恺撒,形成古老的“三权制衡”,维持了罗马帝国的伟大与光荣。     在这一点上,实际上马基雅维利比我们许多当代人要清醒得多。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多数人”(群众)的统治好,还是“一个人”(君主)的统治好,或者“少数人”(贵族)的统治好,根本是一个第二性的问题,他的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是在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多数人、一个人与少数人的分权。 由任何一个社会组成部分垄断的政府,不仅是非法的,而且也是不稳定的,对任何人、任何集团、任何阶级都具有潜在的灾难性。     美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断言,哪怕是每一个公民都具有苏格拉底般的智慧,他们直接组成全体公民大会行使权力时“仍将是一群暴民”。汉密尔顿不信任直接的民主,而选择有限民主的共和主义。而美国大陆会议的制宪者,基本上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们拒绝从直接民主的角度考虑问题,就像他们暂时对蓄奴制保持沉默一样。这样,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本质上是一个共和而非民主的宪法。著名的联邦党人麦迪逊坚持使用“间接的代议制共和国”,而从来不说“直接的民主政体”。他认为,直接民主,本质上是多数人的私权,可能导致对少数人的暴政。代议间接民主,能够避免掌握绝对权力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 如此一来,尽管世界上喊叫“民主”嗓门最大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然而美利坚合众国却是典型的罗马式共和国而不是雅典式的民主国。     从表面上看,最接近马基雅维利模式的一人(以总统为代表)、多数人(按人数选出来的众议院)与少数人(按州选举出来的参议院)是“罗马三头”结构,其次就是尽人皆知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然而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美利坚联邦主义,就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现分权。在北美的这个罗马式共和国里,横向的立法、行政、司法分权之外,还有纵向的分权——即联邦与州以及更多的政府单位之间的分权。 既不是华盛顿特区,也不是选举或联邦国会,而是成千上万的自治性乡镇(Countries),构成了美国的民主的真正根基。     马基雅维利拒绝把信任奉送给任何人。这种对分权制衡的执著,对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的“双重依靠与双重不信任”的混合主义,就是《联邦党人文集》最重要的思想原则。 第三世界国家的青少年们在星巴克或麦当劳就餐时,很难意识到,尽管美利坚合众国甚至鼓吹要在月球上实现直接民主,但自己却是一个间接民主的罗马共和国。     在当代,马基雅维利以他特有的略带嘲弄的微笑,栖身于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骨子里。十七、十八世纪新兴的共和宪制模式:君主、上议院和下议院,曾被孟德斯鸠认为是完美平衡的政体,实际上,马基雅维利而非孟德斯鸠,才是现代共和主义之父。 意大利之梦:民族统一的先知     马基雅维利在骨子里,究竟是《君主论》暗示的那样的君主主义者呢,还是《史论——李维前十书》表明的一个共和主义者呢?其实,马基雅维利不是哲学家,甚至不是一个学者,他是那个动乱时代的积极参与者。     普通当代人理解马基雅维利,面临的主要风险在于无法直观把握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无法感受马基雅维利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的时代处境。只有把马基雅维利置回世界历史中的亚平宁半岛,我们才能理解何以意大利统一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加富尔等,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理论家葛兰西,都把马基雅维利奉为民族统一的精神导师、意大利的民族英雄。     就像那个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马基雅维利从青年时代起,意大利的前途问题就萦绕心头。他们强烈希望统一意大利,反对罗马教会和贵族割据势力,并建议把外国势力赶出亚平宁半岛。这里面的内在动机,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不如说是一种佛罗伦萨人特有的罗马精神。我们知道,在政治思想术语中,“罗马人”代表的,就是大一统的帝国精神,与“雅典人”代表的城邦精神完全不同。     尽管推崇共和政体,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马基雅维利相信,统一意大利只能靠一个强大的恺撒,而不是元老院的争论。从这个角度看,他将《君主论》献给佛罗伦萨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在希望讨个一官半职的同时,确实有呼吁美第奇致力于意大利统一的意思,特别是美第奇家族同时当选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之后,美第奇家族的罗马与佛罗伦萨,确实有统一意大利的前景。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其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军事生涯最为春风得意之时,甚至当他催生的佛罗伦萨国民军一举打败老对手比萨时,马基雅维利都没有表露出任何罗马式的帝国统一观念。     这特别像马基雅维利的偶像及老乡但丁。他俩都是在政治上垮台,甚至被逐出佛罗伦萨之后,才显示出超越“服务城邦”理想的更大的政治抱负。究其原因,不外是一种切肤之痛:邦国林立、外国干涉不仅是他们本身政治命运不幸的根源,也是全意大利悲惨处境的根源。当马基雅维利因比萨人投降而享受入城式的光荣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意大利,是佛罗伦萨人、比萨人、威尼斯人的共同悲剧。     为民族国家统一,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不惜一切妥协,可以说后来由马志尼、加里波第主演的意大利统一戏剧,很大程度上使用的就是天才戏剧大师马基雅维利的脚本,而且这个脚本的弱点,如撒丁国王及加富尔首相窃取民族革命果实、墨索里尼窃取人民革命果实,也在历史中一再表现了出来。     关于马基雅维利是共和党人还是恺撒主义者的争论,多少有点儿瞎子摸象。马基雅维利旋转世界的大杠杆只有一个支点:政治生存,具体说就是意大利的政治生存。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首先要有政治生存本身。当意大利四分五裂、七零八落,沦为西班牙、法兰西和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案板肉时,争论共和制还是君主制,纯属细枝末节问题。这就像给孩子取名字一样,首先要把孩子生下来,不然“狗剩”也好,“富贵”也罢,完全不得要领。 你我的处境:抵抗马基雅维利     中国有个李宗吾,就是自称“厚黑教主”的《厚黑学》一书的作者。许多人喜欢把李宗吾与马基雅维利相提并论。这里面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本质上却是完全错误的。原因非常简单:专门唱“反调”,做“翻案文章”的李宗吾,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作家,他的《厚黑学》可以用到政治以外的场合,而且他要面对的,主要是政治圈以外的读者。而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文艺复兴巨人,有丰富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经验。而且,他的《君主论》主要是呈现给统治者的。     马基雅维利并不讳言,如果一般老百姓想把《君主论》的信条带入日常生活,那么一定会使家庭立即变成地狱。马基雅维利把自己严格限制于政治学的范畴,他对道德层面表现的,是大理石一般的冷漠。同样生于乱世,马基雅维利强调的“不择手段”,毕竟只是手段,他的终极目标是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至少是他的祖国佛罗伦萨的强大与稳定。     当代人,包括当代中国人研究马基雅维利,认识马基雅维利,真正的意义就在于反对政治虚无主义。从一定意义上看,马基雅维利当之无愧是现代政治学之父。当文艺复兴“重新发现”古典世界时,波提切利和莱奥纳多·达·芬奇们的新世界是文艺,而马基雅维利发现的新大陆是政治。我们知道,在中世纪,政治充其量是神学的仆役,基督教义把此岸性的政治,视为败坏人性的肮脏之地,是对美丽幸福天国的背叛和遗忘。即便最好的政治,对于鄙弃现世的禁欲思想而言,也是污秽不堪的。     马基雅维利发现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政治世界,他把政治学从神学的婢女或伦理学的侍妾身份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读了篇幅七倍于《君主论》的《史论——李维前十书》,不难发现,马基雅维利从来没有“使政治与道德离婚”(这是关于马基雅维利最流行的陈词滥调之一),他终结了政治与道德特别是与宗教道德之间的“奴隶制”,使政治重新成为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讨论的公德世界。我们知道,中世纪基督教把政治贬低为“狗咬狗”,并以天国之名对现世价值不屑一顾。而马基雅维利恢复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古典政治学思想,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人与动植物不同,因为人的存在是政治性的存在,唯有奴隶不能参与政治,只有在政治社会中,通过公民的政治美德,才能找到通往完美生活的道路。     500年来,反对马基雅维利最为激烈的人,往往都是“最为马基雅维利”的专制君主。他们的目的,不外是希望普通民众甘心情愿地生活在非政治的幻想之中,生活在所谓“远离革命”“远离政治”的麻醉之中。就在疯狂反对宗教改革的时期,罗马教廷在历史上第一个把《君主论》列为“邪恶的”禁书。虽然在屠杀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新教徒时,天主教从《君主论》中摘抄使屠杀正当化的词句。而有“士兵王”绰号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王,年轻时撰写过一本痛骂马基雅维利的小册子,这位喜欢睡在兵营而不是宫廷里的著名专制君主,却是《君主论》的模范生,以致伏尔泰极尽嘲讽地挖苦道:“如果马基雅维利还活着,并且给君主上课的话,他向君主讲授的第一条肯定是:陛下,请撰写一本反马基雅维利的书。”     非难马基雅维利,就是非难政治;拒绝马基雅维利,会使人们错过预报、避免大风暴的最好时机。 马基雅维利所发现的,也是马克斯·韦伯晚年确认的真理:政治是人的处境 。尽管吃够了政治运动苦头的人,很可能特别喜欢以宗教信仰、神学理论、道德超越、价值中立、“看不见的手”等取代政治,从而返回“前马基雅维利”的世界,然而,科学技术、标准化、文学审美、市场机制等等,只能短暂掩盖人类的真实处境。     人类是否会等到一个“非马基雅维利”的,或者“去马基雅维利”的世界呢,比如说一个普世同质的“国家的星期天”?在那儿,政治、斗争、冲突等彻底消失,全世界住满了“快乐人”,人们从事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游戏,不用斗争,不必决断,不必进攻也不必捍卫?也许有,但是这种“快乐人”还是人吗?     马基雅维利坚持的是一个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学信条:人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便由“私民”成为公民,而公德永远比私德更加重要。历史上,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因为厌倦政治冲突、阶级斗争而竭力把脑袋伸进“天国”。这位最早提出以国民军取代雇佣军的政治思想家,是厌倦政治的政治虚无主义时代的真正敌人。我们知道历史上最有名的厌倦政治的时代:在罗马人民厌倦了政治时,罗马共和国衰亡了;在魏玛共和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厌倦中,第三帝国崛起了。如果阅读他的人对他发起攻击了,他将不胜荣幸。     2005年暮春,我在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外面徘徊,并一再走进这座佛罗伦萨人的“先贤祠”。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伽利略、艺术大师米开朗琪罗、伟大的诗人但丁(纪念冢)、音乐家罗西尼、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等巨人均在此长眠。马基雅维利的肖像,古怪地出现在石棺上的守护女神手持的盾牌上,马基雅维利的似笑非笑之中,流露着无以形容的嘲讽。不管马基雅维利有意还是无意,在今人来看,《君主论》语调中的嘲讽意味是无法否认的。     实际上,这部书已经成为所有自我粉饰的专制政治的《皇帝的新衣》。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君主论》的献词里,马基雅维利说道:“ 深刻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统治者,而深刻认识统治者的性质的人是人民。”不能认识人民的统治者,将以暴政而亡;不能认识统治者的人民,将永远是奴隶;不曾真正认识马基雅维利的人,将不可能抵抗他所预言的无所不在的邪恶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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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媒体看中国:温家宝哀歌

VOA记者: 齐之丰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国总理温家宝3月14日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讲话 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年的年会结束之际,总理温家宝星期三举行记者会。温家宝在记者会上的言谈被美联社形容为“swan song”,即西方传说中天鹅临死时发出的美妙歌声。 *温家宝老矣* 美联社 星期三发表驻中国记者韩村乐(Charles Hutzler)有关温家宝记者会的长篇报道,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中国总理温家宝为时三个小时的记者会。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就范围广泛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而韩村乐则将他的报道重点放在了其中的政治内容上。 在报道温家宝高调提出中国迫切需要政治改革,以及温家宝对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书记、一度被认为是很有可能晋升到下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提出不点名的强烈批评之余,韩村乐以显然是伶悯甚至是同情的笔调,描写了温家宝的个人情况: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反复提起过去,他的那种愁闷和反省的语气语调,使这位总理的记者会变得像是天鹅临死时发出的歌声(turned the premier’s news conference into something of a swan song)。他是通常对民众漠不关心的中国领导层当中最得人心的一位成员。有时他被称作‘温爷爷’,给人的感觉是和蔼可亲。人们看到他跟煤矿工人一起吃包子,安慰四川地震或其他灾难的幸存者。” “温家宝的动作和话语看上去明显比以前缓慢了。他讲话时的停顿比前些年长了。外交使团当中流传的传闻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身体一直不好,所以把很多工作交托给他的内定接班人李克强。” *指桑骂槐抨击薄熙来* 国际媒体普遍注意到温家宝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发出警告说,中国假如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迄今为止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会付诸东流,中国就大有可能重蹈“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动乱的覆辙。 温家宝当时还对重庆当局以及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不点名的强烈批评。他说:“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温家宝作为中国总理,对中国另一位高级领导人薄熙来如此提出不客气的批评,对这种中国政治风景中罕见的现象,美联社记者韩村乐的解读是: “温家宝虽然没有提及薄熙来的名字,但他再次提到了过去。他说,有关(王立军)丑闻的调查应当‘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他回忆了中国过去政治运动频繁,使中国不能脱离贫困,跻身世界强国。温家宝的这些话似乎是指桑骂槐抨击薄熙来。薄熙来推动群众唱共产党歌曲,张扬‘红色’文化,因而被一些人认为是偏好过去那种极端的政治,令人担忧。” 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先前是薄熙来的心腹,是薄熙来在重庆推行的“唱红打黑”运动中“打黑”的主力。在王立军突然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过夜、引发中国政治丑闻之后,薄熙来依然表示,“他(王立军)破案是有办法的”,不能否定他的工作成绩。 *薄熙来的另一种风头* 在过去历届人大会议期间,薄熙来的高调表现总是招致中国国内外看客围观的一个重要看点。在今年的人大会议期间,薄熙来相对低调的表现成为一种更引人注目的看点。 中国总理温家宝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对薄熙来的不点名的强烈批评,使薄熙来再度成为世界媒体议论纷纷的热题,而日本媒体对这一热题的兴趣似乎格外浓厚。 日本主要报纸《 读卖新闻 》星期三发表记者加藤隆则的报道说: “温家宝总理在14日的记者会上就重庆市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跑进美国总领事馆的事件表示:‘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温家宝以异常严厉的口吻对重庆市第一把手,中共市委书记薄熙来进行了批评。” “温家宝总理还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温家宝的这番话也是暗中批判薄熙来所推行的‘唱红歌’运动。” 日本另一家主要报纸《 每日新闻 》发表记者成泽健一的报道,则对温家宝的‘重庆市历届政府’的说法提出了这样的细读: 温家宝总理在14日全国人大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要求中共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对王立军事件进行反省。“重庆市第一把手薄熙来力图在今年秋天中共党代会上晋升最高领导层,并为此采取保守的政治手法,因此引起争议。人们认为,温家宝总理的这番话是对薄熙来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强力牵制。” “此外,温家宝总理还表示:‘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薄熙来在重庆的前任是积极改革的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汪洋被认为是跟薄熙来竞争进入下届中共最高领导层。温家宝总理在发言中将‘历届’和‘现任’区分开来,可以说是对薄熙来的批评。” *公开批评薄熙来* 日本 时事社 星期三发出的报道,则对温家宝总理要求中共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记取王立军事件教训的言论进行了另一番政治分析: “王立军事件受到内外关注,也牵涉在今年秋天中共党代会上力争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薄熙来的动向。薄熙来在3月9日的记者会上表示,王立军事件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强调跟自己无关。温家宝总理的发言看来对薄熙来是一种打击。” 日本公共电视台 日本广播协会NHK 的报道则指出: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认为有可能进入下届中共最高领导层。但中国总理温家宝在14日就薄熙来的心腹受调查一事在公开场合首次批评薄熙来。” *歌唱得好听,然而…* 美联社记者韩村乐在报道中用“swan song”来形容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的言论,显然是跟中国古人所说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意思大致相同。温家宝在记者会上有关中国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说法,更是受到中国国内外的普遍注意。 然而,温家宝总理有关改革的那些亦哀亦善、美妙歌曲一样的言辞,显然没有打动法国主要报纸《 费加罗报 》驻北京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德拉格朗星期三发出的报道说: “许多个月来,甚至是许多年来,温家宝都在谈需要取得政治改革方面的进步。不过,在中国领导层正在进行庄严的政治权力交接、在他最后一次举行这样的记者会之际,他的这种说法平添了份量。然而,这位总理这次所说的话跟先前所说的话相比也没有具体到哪里去。他过去有关这个话题的说法也没有什么实践。” *亦哀亦善、美妙无用* 德拉格朗日的这种看法,显然在西方主流媒体当中广泛流行,由美国主要报纸《 华盛顿邮报 》和《纽约时报》有关温家宝记者会报道的题目就可以略见一斑。 《华盛顿邮报》星期三发表记者基斯·里奇伯格从北京发出的报道,题目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呼吁政治改革,与此同时中国人大强化有关拘捕的法律。” 里奇伯格的报道所说的“强化有关拘捕的法律”,是指被普遍称作橡皮图章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不顾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和法律界所表示的强烈异议,通过中共及其政府提出的法案,准许中国公安机关可以在不通知被拘捕者家属的情况下以宽泛的“危害国家安全”之类的罪名将被拘捕者秘密关押半年。 在一个当局可以任意拘捕批评者的国家,政治改革能进行到哪里显然不言自明。里奇伯格或其《华盛顿邮报》编辑选择这样的一个报道题目,显然使温家宝总理有关政治改革和民主的言论成为空话或笑话。 与此同时,《 纽约时报 》星期三发表的记者迈克尔尔·瓦恩斯的报道的题目,则更为一目了然,直截了当,不言自明: “温家宝保呼吁政治改革,但回避具体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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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格瓦拉:以台湾经验看乌崁事件的可能后续发展

  先简介一下我自己;我爸爸是国民党的老兵,跟着校长败退到台湾;在1973年把我给生了下来。如用台湾当时的词汇形容我 那就是”左派青年”。我们这群学生运动分子研究过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甚至还读过资本论;也读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用”我们这儿”的语言来说,我是个愤青; 1991~2001年是台湾民主转型最动荡的10年;我从18岁~28岁;十年青春大都用来参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政治运动,十年间可说无役不与。被公安的警棍打过;被镇暴车的水柱喷过(他妈的哪个缺德鬼在水里面加汽油的!! 被水柱喷到后眼睛张不开啊!!) 喔,忘记说了,我还为了参与原住民维权运动在立法院被3000个镇暴公安包围过…不怕各位见笑,那次参加示威的群众连我算进去才300个人阿… 维稳费用真是高阿….很遗憾的是,我参加的各种社会运动当时大多是失败的,很高兴的是二十年后回首过去,九成都成功了。   自2002年我离开台湾在中国工作,因青春时养成的习惯,持续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最近看了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一文。文末提出了一些忧虑与想法。其实这些问题在1990年~2008年的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中都实际发生过。但由于两岸信息断裂,中国大部份人都不知道台湾的经验。所以我想把当时实际参予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的经验分享跟有兴趣的人。为了行文简略,以下把台湾推行民主运动人士都称为我们。是的,我们。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并以此为荣。   在回复陈老师的忧虑以前,我想先聊一下台湾花了多久才走到现在的民主。免得大家都以为台湾的民主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   台湾民主运动史要从头说起的话;一般是从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在1956年10月31日发行的祝寿专号(祝校长七十大寿的特刊)开始;特刊中建议校长要确认内阁制;建议军队应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党。这时候的民主化运动都是由学者如胡适.殷海光.李敖,雷震等高级知识分子倡议的;从1956年算起,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长达44年。   要从短的开始算,那就从普通人民也开始参加民主化运动的1977年件开始算吧。1977至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也花了23年的时间。   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44年的时间以外;台湾还付出了几百条人命的沉重代价 (这还不包括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因亲匪罪判死刑的八千条人命跟二二八事件的数万条冤魂)。正因为台湾民主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陈老师的担忧在台湾都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用台湾经验回复陈老师的担忧。   陈老师的第一个忧虑是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待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   是的;这是事实;而且反对我们的不只是国民党,我们也遇到社会上非常多反对的意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以后,国民党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抹黑我们,说我们是挑起社会动乱的暴徒。其实台湾人很害怕动乱,希望稳定。宁愿选择威权统治也希望社会稳定,因此自然会敌视我们。尤其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后。国民党说我们跟中国共产党里应外合,要在台湾制造动乱,让中国共产党可以顺利接管台湾,恨我们的人自然更多了。   1977~1990年间每次我们上街头示威抗议的时候都会有人骂我们甚至朝我们丢石头或鸡蛋。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跟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背后没有国民党操控,他们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希望台湾再有动乱。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只是想法不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是同意”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却是”受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一小搓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们没有用鸡蛋跟石头回击那些向我们丢鸡蛋跟石头的人,我们只是继续公开演讲,继续向报纸投稿跟那些骂我们的人打笔战;继续去抗议游行。然后发现每一次抗议游行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面孔跟着我们一起走完这段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累积经验,不停的修改策略并且将经验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稳定转型,我们也认为中国有很多个体愿意参与温和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现在的气氛下,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个体敢去正面冲撞体制;这些个体也没有机会彼此串连。   但是乌坎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台湾一向都是由下而上的改革,是社会民意借着游行抗议逼着政府转型。乌坎村民是质疑村委会贱卖土地,诉求是要回土地;罢免村干部。乌坎村民并没有要求普选村委会。但省级领导介入后却让全村普选村委会,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台湾也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只针对单一区域的改革。或许是台湾太小了,每次改革的范围都是整个台湾。目前乌坎事件给我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劳工维权的单一案例。乌坎事件比较像是一个标竿或是判例或者说是实验田。类似的事件以后一定会不断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广东省以外的地方会不会有类似的结果。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广东以外的省分一样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证明这只是广东省的领导风格是敢为天下先。   陈老师的第二个忧虑是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   是的,这也是事实。台湾也是这样走过来的。1986年是台湾风起云涌的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成立了民主进步党;第二件是一个叫鹿港的小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号招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及我们一起游行抗议并且成功了。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或是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开始示威抗议,街头政治自此在台湾萌芽。从86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间大小游行不断。就我记忆所及,我从1991年~2001年这十年间应该参加过100次以上的游行,人数最多的一两次游行有十万人参与;人数最少的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原住民维权运动,只有300人。而且这还只限于台北市而已,如果把台湾所有游行全部算进去,这十年的游行次数应该超过200次。但台湾社会的容忍度跟包容度其实很高,虽然也有人不耐烦但大多数人可以容忍我们游行抗议。   街头政治就是一把双面刃,好处是能让政府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立刻做出处理。就像乌坎事件,厦门跟大连PX事件一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坏处是街头政治很难让参与群群众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理性和平的状态,偶尔会有失控场面如打砸烧车等事件发生。轻则会引发社会大众对我们的质疑和厌恶,只看到我们破坏稳定而忽略了我们的诉求;重则可能让公安部门对我们暴力相向。最糟糕的是重现那夜在北京的不幸事件。我想这是陈老师最担心的地方。   我很难判断中国政府在这”稳定压倒一切”的氛围下会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能说台湾的经验。   从77年开始算,就我所知的大规模群众冲突只有四次,分别是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桃园机场事件;1988年的520事件。(这是台湾史上少数以农民为主体的抗争;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高对农民的补助。)这四次暴动都是因为群众与公安有小规模冲突后;公安开始强力驱散群众所造成的。(我们很多资深前辈都坚持是国民党事先派人渗透进群众之中,主动向公安丢石块让公安有理由强力镇压。) 我没亲自参加,所以无法判断真假,但我相信此可能性非常高。   1991~2001年;在我实际参与的十年间,100次的游行抗议后只发生过两三次小规模的暴动,每次的时间都只有一晚,区域也局限在台北市内。有些参加游行的的士司机在游行结束后意犹未竟,在马路上开车横冲直撞同时拼命按喇叭,让台北市的交通瘫痪并且让附近居民无法入睡,但这些骚乱等到天亮后都会自动散去了。至于丢汽油弹,放火烧车,打砸抢普通民宅等更激烈的行为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平心而论,南韩的学生运动跟劳工运动比台湾更激进,丢鸡蛋跟石头是必须的;跟镇暴武警打架是肯定的;丢汽油弹是半年一次的;自焚是一两年一次的。相对南韩,台湾民众对暴力的容忍度非常低,所以我们对游行群众的情绪控制也很小心,会全力控制游行群众不要超过我们事先规划好的底线。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杂志跟电视新闻是唯二的与论管道。为了要吸引电视跟报纸的关注与报导,我们必须主动去制造一些小冲突上新闻。我们会朝政府机关丢鸡蛋,拆掉政府机关的大铁门;甚至冲进政府机关里面把政府机关的铜牌给摘下来。但这些看似严重的冲突都是我们为了吸引媒体焦点所设计的手段,都在我们预设的底线内。我们会等到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再把早就写好的新闻稿发给媒体希望他们刊登在报纸上。老实说吧,我们跟记者打交道那么久了,那些记者也早就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大家互相配合一下,记者能交差,我们能让新闻媒体刊登我们的主张不是双赢吗??铁门可以重新装上去,铜牌擦干净又可以挂上去,真正损失的只是几块玻璃而已。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去控制暴力的界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冲进总统府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冲进去以后会不会有人命伤亡。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这里的前提还是跟第一个忧虑一样,那就是必须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但乌坎事件很特别,我相信群众事件的领导人会直接进入村委会工作,我相信日后会有很多人去乌坎取经。现在有网友在乌坎拍纪录片,我相近这部纪录片也会流传很久,成为大家的教材。当网民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类似案例并依样画葫芦以后,有没有这群专精街头政治的人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群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心得整理出来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其他人参考。这是现在的中国唯一比当年的台湾更有利的地方。   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 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   是的,从台湾经验来看这也是事实。   从1977年到1990年,这漫长的23年间我们并不是一路畅行无阻;中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暴乱;第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约2万人参与;火烧中坜公安局;其中两名群众被枪杀。第二次是1979的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数高达10万人;所幸没有伤亡。   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被判刑十年;;现在名声响彻海峡两岸的李敖也坐过八年半的牢。美丽岛事件的8个领导者也被判刑12年甚至无形徒刑。这8个人陈老师至少应该听过4个,因为他们后来都是民进党的重要领袖 ;施明德、林义雄、陈菊、吕秀莲。主犯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25年的牢。   更残酷的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被谋杀 (陈文成事件);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刑的林义雄的七十老母与两个当时才七岁的双胞胎女儿在1980年被谋杀;只有妻子因探望林义雄出门幸免于难;大女儿身中六刀;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此后长居美国。史称林宅血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大多数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因为我们台湾人欠他的太多了。   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强力镇压的结果。   有一个叫郑南榕的人,在1990年前一年为了抗议国民党管制言论自由自焚。他的妻子叫叶菊兰,继承夫志,也投身民主运动。同年的5月19日是纪念郑南榕的丧礼游行;游行到总统府时,另一个叫詹益桦的人也用火点燃了自己。   还有更多我们没列出来或是我们也不知道名字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我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们走这条路是有风险的。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前进。我们的心情就像台湾评论家杨照说的   「 …. 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这只怪兽想:不会再有人敢违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将站在怪兽面前,即使明知将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浑身发抖,也还是得挺身站在那里。因为,让怪兽吞噬,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们自主意志尚存的动作,不能放弃」。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面前,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我期待有人提出这一个问题,为什么1991年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暴乱了??   我必须很残酷的说,台湾自从199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原因是因为那年在北京的不幸事件。台湾在1990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间长达5天。由于北京事件的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不敢镇压学生及群众;另外李登辉也想借学运力量向国民党保守派施压。最后和平收场。自此以后无论台湾游行的规模有多大都不再让军队介入,在2008年反对陈水扁当选的示威群众占据台北市中心半个月时,军队也没有介入。   文章本应到此结束,但我们还有句多余的话想说。   我们不认识你们,也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永远不可能看到我们这篇文章,但我们希望你们中有些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不认识你们但尊敬你们并心怀悲伤,就像我们因为林宅血案而悲伤。因为你们就是我们。你我所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命运不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台湾民主能走到今天,你们功不可没。因为你们的牺牲,国民党在90年的时候才不敢镇压我们。因为我们在90年的那5天串连起所有争取民主的人,我们才能互相支持,一步步的往前走。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希望你们中的某些人在看到我们的文章后能知道,你们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隔着台湾海峡的我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气才能在90年聚在一起。23年前你们努力的目标今天终于在台湾开花结果。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像美国把所有越战阵亡的士兵名字刻在越战纪念碑上一样。   谨以此文献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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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每日电讯报》尼尔·弗格森:中国将全世界握在手中

核心提示:一部由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推出的电视系列片3月12日晚开始在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之一的第四频道(Channel 4)播出。记录片试图探寻动荡的中国所面对的未来,以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显示了弗格森教授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祥预兆的担忧。 原文: Niall Ferguson: China'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its hands 作者:Philip Sherwell 发表:2012年3月11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尼尔·弗格森教授 摄影:Adam Nadel】 一名圆圆脸的中国年轻人坐在一间黑屋子中,他面前是一排计算机显示器,他看起来不像是在将要重塑我们的未来的全球冲突的前线中作战的勇士。 但是这名自称为”红客联盟”的”国王”的年轻人相信这就是他的角色。”红客联盟”是爱国的中国黑客组织。在被问及中国和西方之间是否已经爆发了网络战时,他说:”我认为会有一场全方位战争。” 明天开始的第四台的新电视系列片《中国:辉煌与动荡》由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审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戏剧性的经济崛起,以及这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的发现之一就包括正在涌出的中国热血沸腾的年轻一代将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和狂热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弗格森还追踪了广受欢迎的反-CNN网站的”愤青”们,他们收集西方媒体报道的视频片段,谴责这些”反华谎言”,特别是在2008年西藏寺院遭到残酷镇压之时,和弗格森一起追踪的,也有爱国黑客们。 一名温文尔雅的年轻人说:”我们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应该更加自信。有时我们的政府太软弱了。” 正如弗格森注意到的,他所说的政府就是下令进行天安门血腥镇压的那个政府。 他的观察是:”我们认为当中国变得更加现代化和复杂,与我们更相似的时候,它就会接受我们的价值观,这是让我们安心的长期以来的迷思,我不确信事情会这么发展。” 上周在他的哈佛办公室,他讨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这种思潮的强度几乎是具有威胁的,同时世界正在经历金融和政治权力从西方转移到东方。 他第一次注意到这种反应是当美国报道西藏动乱时候他的中国学生展现出的那种张力,”他们非常敌视针对中国政府的批评。” “对我来说有重要的意义是,当中国在经济上成长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更倾向于民主的的感觉,正在出现的是极端的令人恐惧的民族主义。” 还不仅仅是年轻人。在这个三集电视片中,他还发现一些中国老人在怀念毛时代。在西方人的眼里,毛主席与”文革”的混乱强烈的联系在一起,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是现代中国的奠基人。 哈佛的欧洲研究中心历史系教授弗格森说:”热情拥抱市场带来的经济利益,却痛恨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这种态度就是:如果我们在经济上成功了,就不必向你的文化叩头。” 弗格森认为是中国领导人把这种民族主义和他们要抵御和解决的紧张性相联系。而可能早在2016年,中国超级强劲的经济就会超过美国的产出,实现这一里程碑。这种紧张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爆发出来的。 挑战是强劲的,有一些西方也同样在经历——房地产的繁荣已经表现出泡沫的迹象;工厂开出的薪水可怜,工作环境令人震惊;劳动人口正在老化,还有污染(世界上前20个最脏的城市当中有16个都在中国)。 最大的矛盾似乎是五分之一的人口都居住在一党统治的共产主义国家,其经济却是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基于历史,这种矛盾会将国家撕扯得四分五裂。 弗格森说:”动荡的幽灵让领导人胆战心惊。他们面临的挑战是管理充满活力的社会,这是一个真正在制造紧张局势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不认为中国会内爆或者分裂。” 鼓励民族主义的复兴就是为了遏制这种威胁的战略的一部分。这种经济政策已经扩展到海外。 这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有什么关系呢?弗格森听到了一个世纪之前令人不安的回响——民族主义和海外经济扩张的混杂也曾出现在德国。 中国已经吞下世界上五分之二的煤、锌、铝和铜。现在它正把注意力转向海外拥有这些基础自然资源的地区。在赞比亚,弗格森 察看了一家中国运营的铜矿,他沉思着说:”也许这是一个世界帝国的开始。” 弗格森一直都很着迷于帝国的角色。在他于去年出版的最近的一本书《文明》中,有一系列文章描绘了西方如何在500多年中崛起,接着就一路谈到了西方的衰落和中国的崭露头角。 弗格森的问题是:”中国会是我们的缘政治上的天敌还是经济上的救世主?”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的国际储备,是西方最大的贷款人,并握有大量的美国债券——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中这也成为焦点话题之一。 在最近的艰苦努力中,北京已经在协助拯救欧元。如果法国的萨克奇总统在竞选中失利,只让俄国总理默克尔和她的主要盟友独立支撑欧元,而这些努力又失败了化,欧元区无疑会陷入新的紧张之中。那是无论北京多么不愿意,它也必须插手。 弗格森说:”中国人当然不希望欧元失败。对他们而言欧元区是非常重要的市场。他们在西方有一系列的投资清单,从公共事业到高科技,欧元的失败对他们的计划而言是个灾难。” 他认为,要如何处理中国崛起的西方政策已经处处可见:”对美国而言,可采用的选项从冲突到遏制到共同演进再到有条件的投降。问题是现政府每天都在采用一个不同的政策。” 基于接受了共同的利益,共同演进的战略是他最倾向的选额。这也正好是基辛格所提出的中国和西方之间关系的脉络。这位前国务卿和外交现实政治的实践大师授权弗格森写他的自传。 弗格森在格拉斯哥出生,在牛津受教育,他上周刚刚回到哈佛,结束了在韩国的一场亚洲经济会议,之前他还去了纽约,加州和格鲁吉亚,这部关于中国的电视系列片是最近的一次历史大扫描。 如果说弗格森的职业生活是高调的话,那么最近他的个人生活也很高调的,但挫折重重。去年九月,他与第二任妻子结婚,基辛格博士也参加了他的婚礼。新娘是阿燕(Ayaan Hirsi Ali),她是一名出生于索马里的反对极端伊斯兰的运动家,因为出演《送达》(Submission)这部关于穆斯林社会如何对待女人的电影,她得到了一纸追缉令,目前生活在保护之下。这部电影的制片人提奥·凡·高(Theo van Gogh)被谋杀了。 弗格森从2010年开始与他的第一任妻子苏·道格拉斯(Sue Douglas)分居,她是一名前报纸编辑,他们有三个孩子。在去年12月,阿燕和弗格森生了一个男孩,托马斯。这场离婚再婚在伦敦媒体上有一系列的报道,上个月他说这也是促使他离开英国的部分原因。 “事实是,我在多年前就已经离开英国了。我对英式生活中的某些部分实在受够了。现在我的生活是跨大西洋的。我在英国有三个孩子,我每个月至少还会到这里一次。在美国,谢天谢地,人们对阿燕和我没那么多兴趣,我们不是皮特和朱莉。只有在英国,教授离婚再婚才会成为新闻故事。” 针对他的新任妻子的通缉令,他说:”当然,首要规则是你不能说你是如何保障安全的。如果你的观点对极端组织造成了足够的威胁的话,这就是令人沮丧的现实。但是说出真相比平静的生活更重要。” 弗格森支持伊拉克战争,尽管他批评在入侵后的处理方式。他预测今年中东会再次出现战争情况,他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有可能”针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空中打击。 他说:”内塔尼亚胡说伊朗是一个主要的威胁,他是对的,我预计奥巴马总统会在凌晨三点接到电话说以色列飞机已经在空中盘旋,问他要怎么办。奥巴马的回答可能也会决定他今年是否能再次当选。” 恰恰相反,他说对中国要避免那种”命定的”观点。”当中国变得越来越有侵略性,就会出现德国的情况。但是我认为演变成这样的可能性不高,至少这和我们从历史中已经了解的会不同。双方的都会损失巨大。我更倾向于这样的预测:会有持续的增长、市场改革,还有,即使不是民主的话,也会有更多对党的权力的限制,以及更大程度上的法治。” 对他在系列片的结尾提出的让人警醒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对乐观的回答。”我们是否能够实现在(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时候,过程是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仅决定着世界的繁荣,也是和平的前景。” 相关阅读: 《华尔街日报》尼尔·弗格森: 围绕中国旋转的世界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 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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