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

张千帆：“南巡”二十周年反思 进入专题 ： 南方谈话 改革    ● 张千帆 （ 进入专栏 ）       一、引言——改革的条件和规律          1992年1月，邓小平先后巡视深圳、上海等地并发表“南巡”讲话，重新启动了八九事件后全面停滞的改革。此后十余年，中国朝野乃至世界各国对“南巡”的意义几乎是清一色的肯定。直到近年，“南巡”后改革的效果越来越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政府财力急剧扩张，城市化和基础建设规模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国进民退”、官僚腐败、强征“血拆”、贫富差距、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改革确实给中国社会松绑并带来活力，但同时也极大增加了官员的寻租资源并刺激官员的寻租积极性。改革的两面性致使少数左派精英和“草根”人士质疑改革的正当性，缅怀改革前的“平均主义”时代，也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反思和评价“南巡”的意义，并探索中国今后的改革道路。     笔者曾撰文论证，“改革”未必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褒义词。即便在不断通过政治与法治途径改革的民主国家，也完全可能因为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的认识偏差而发生倒退。在威权国家，由于社会大众不能通过周期性选举等机制迫使政治精英对自己负责，制度流弊甚多，社会迫切需要对大众有利的良性改革，但是恰恰在这样需要改革的国家，良性改革往往推行不下去，甚至上不了议事日程，从而使改革陷入无所不在的“可行性”困境。事实上，如果说良性的改革不可行，那么可行的“改革”往往非良性；换言之，改革未必是“改良”，而完全可能“改恶”。     纵观各国改革经验，一个国家的良性改革需要至少符合两方面条件。首先，改革必须是在社会大众的适度参与下进行的，平民百姓至少有权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改革说“不”。其次，政治精英足够开明或“好心”，欢迎（至少容忍）大众参与，并在社会压力下为了长期执政利益而自愿推行良性改革。当然，也存在一种幸运的可能，那就是在没有任何实质社会参与的情况下，统治者自觉推行对大众有利的改革。这种幸运固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统治者恩赐的机会必然是十分难得的，而且很可能昙花一现。事实上，笔者认为1989年之前的中国改革基本上可以被定性为这种幸运情形，而“南巡”的必要性本身足以说明这种幸运的改革是难以持久的。     在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国家就只能面临两个都不那么幸运的选择：或者不改革，或者改革，但是越改越糟。1978年之前，中国从农村到城市、从公社到国企，处处死水一潭。那时也不是没有贪官污吏，但是确实少，因为整个国家如此之穷，家家户户都生活在基本温饱的贫困线上，可贪的资本实在太少。当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即便在毛泽东时代也不例外。在“大锅饭”的背后，各级官员享受着只能靠特权才能接触的各式待遇。地方干部受上级领导的严格管束，但是对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乃至生死存亡却掌握着巨大的自由裁量。即便在计划经济一潭死水的表面之下，也还存在诸多可以利用的缝隙；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这些缝隙甚至可以成为救命的生存空间。不要忘记，“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农民，其中干部却寥寥无几；粮仓里的几把米在今天看来一文不值，当时却足以救活一家老小的性命。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大队干部享受的特权！然而，改革前发生的种种“例外”只能说明一个规律：在一个威权国家，只要剩余任何可以攫取的机会、财富或资源，那么它们必然是占尽先机的大小掌权者的囊中之物；只不过在一个“一管就死”的穷国，这些资源如此之少，资讯又如此不发达，以至贫富差距看上去不那么触目惊心，而普通老百姓除了自己当月剩下多少工资之外几乎不知道这个国家实际发生的事情。     改革的目的正是打破死气沉沉的“大锅饭”局面，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增添活力和动力。改革的主旋律是“放权”——中央给地方放权，政府给人民放权。改革的巨轮不可阻挡地转动起来，社会每个阶层都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活动自由，社会财富随之滚滚而来，但是这样马上就引来了一个问题：政府放松管制，人民创造财富，但是财富归谁所有？在政治权力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改革前的“例外”就成了改革后的“规律”：人民的财富也许会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必然远远比不上政府官员和一切有能力接近并分享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九二“南巡”奠定的基本格局，也是中国改革今后面临的难题。          二、良性改革如何可能          1．一次改革还是“二次改革”？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吴国光曾提出“二次改革论”，认为1978～1989年和1993年至今的改革是在目的、性质、动力、结果都完全不同的两次改革（参见其“改革与‘二次改革’”，《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政府官员对待两次改革的态度根本不同。1978年，以小岗村村民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和中央改革精英联手推动于国于民有利的良性改革，却在各级地方遭遇“中梗阻”；各级官员对改革普遍缺乏积极性，甚至通过种种“对策”消极怠工，变相阻扰中央政策的实施。相比之下，1992年重新启动的改革却激发了各级官员前所未有的兴趣和热情；从征地到“旧城改造”、从招商引资到修桥铺路，官员俨然从改革的障碍摇身一变成为“发展”的动力。     为了验证改革阶段论，笔者专门查阅了历年中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试图发现区分两次改革的不同执政思路。然而，虽然笔者也同意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应分为两三个阶段，而且不同阶段的改革动力和效果截然不同，但是除了党政分离之外，并未发现本质不同的改革思路或制度设计。因此，笔者的基本判断是1978年至今的改革在整体上是连续的，只不过到1989年尚未来得及全面展开国企改革等核心内容，而“南巡”讲话的主要意义在于重启计划中尚未进行的改革。当然，时过境迁，1992年至今的“二次改革”确实是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发生的，但是其目的与初衷和早先那场被中断的改革似乎并无本质区别。     首先考察近年来饱受诟病的“政绩”体制及“GDP思维”的由来，因为一般认为，政绩体制是造成“GDP思维”、盲目“发展”及征收拆迁引起的众多社会冲突的重要根源。这套自上而下的官员控制机制当然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并非1949年的独特发明，更不是“南巡”后体制的产物。事实上，早在1979年，中央组织部就发布了《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的通知》。当然，那个年代的干部标准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成分，考核范围除了工作实际成效外，还包括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能力、“民主工作作风”等事项。但是到1983年，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规定了德、能、勤、绩四个方面的考核内容，而重点是考核具体工作实绩，从此确立了工作成效在评估体系中的主导地位。1988年，中组部出台了极为系统的《地方政府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方案（试行）》，详尽规定了干部考核的程序和内容，工业产值、农业产量、基础设施投资、税收等数字化指标成为考核的必备项目。实施考核方案的“说明”将考核形式确定为“上级领导机关负责，同级党的全体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参与的考核制”，最后由“主管首长对被考核者申报的工作进行绩效评价，评价等级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四档”。由此可见，这套自上而下的政绩管理体制和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思维早在1989年之前即已系统形成。     其次，1992年之后，中央相继通过了分税制、国企改制、住房商品化、耕地保护制度、农地征收制度和城市拆迁条例等现在具有争议的政策改革，但大部分措施是此前多年酝酿的结果，而非“南巡”后体制的首创。以分税制为例，1980年代早期，中央税收占国家税收比例和国家税收占生产总值比例连年下滑；1978～1982年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37.2%下降到25.5%。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一直是中央领导的一块心病。早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上，胡耀邦就提出要“适当调整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和企业利润留成的比例”。在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指出当时“面临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财力不足，资金严重分散”，必须“统一思想认识，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使它得到迅速的改变”。1987年，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前提下实行分税制。”     虽然国务院到1992年才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国企改革早在1980年就开始“企业自主权”试点。赵紫阳198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认真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个基本思想直接体现于1993年宪法修正案中，1990年代中期确定的国企改革十六字方针——“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可作为其基本精神的延续。九二南巡的主要遗产是彻底解决了改革的姓“社”姓“资”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但是即便在这里也能发现1989年之前的遗迹，为市场经济辩护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早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就已提出。     最后，两次改革存在的问题也大同小异。譬如赵紫阳在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认：“在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预算外资金却大幅度增加，由1978年的371亿元增加到1982年的650亿元，四年间增长75.2%。”预算外资金和1990年代兴起的各种“乱收费”曾极大增加农民负担，近年来则演变为各级“土地财政”。再如赵紫阳在198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时流行的腐败现象：“乱发奖金、实物和补贴，乱涨物价牟取高利，利用权力倒买倒卖紧缺物资，以及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等不正之风有所滋长。”和现在的贪污腐败比起来，当时的“官倒”等“不正之风”当然算不上什么，但是两者在性质上别无二致。当时的腐败额度之所以相对较小，也是因为改革才初步展开，可供官员寻租的机会有限而已。由此可见，不同阶段的改革不仅方案类似，而且问题的根源也是一致的。     2．为什么1978年改革是一场良性改革     虽然“南巡”重启的二次改革和1978年开始的改革具有显著的连续性，但是不可否认两次改革的效果存在质的不同。如今重读赵紫阳在1981年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感觉政府确实是在（至少是想）为人民做事，而且对自己的不足之处也直言不讳。这篇政府报告的题目是“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通篇都在谈论经济问题，但是基本上没有用GDP说事儿。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赵紫阳比较了1952年和1980年的数据：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但是国民收入只增长了4倍，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1倍。他接着指出：“我国32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比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低得多，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同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这些话在今天听起来几乎令人感动，因为在后二十年的改革中不仅政府自己已经不说，甚至连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也绝口不提。     由于中央政府十分强调国民收入，1980年代初期的收入增长和工农业产值增长基本匹配。根据赵紫阳在1982年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六个五年计划将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设定为每年4%，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则每年递增4.1%。实际增长速度远比计划快，但是国民收入增长一直紧跟国内产值和财政收入增长。1979～1983年，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近8%，1984年更是比上年增长14.2%，但是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也都比上年增长12%。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五年中城镇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近7%，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达13.7%。     为什么1978年肇始的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或至少让人们普遍感觉如此？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过“大跃进”和“文革”折腾之后，全国人民都几乎一无所有，起点和预期都很低，因而这样的改革会越改越好。尤其是城市改革刚刚起步，实质性改革限于农村，而广大农民早已被“人民公社”体制剥夺得一穷二白，真是好比“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文字，好画最新最美图画”。他们（而不是城市工人）才是“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无产者，几乎任何尚未失去理智的改革都不太可能使他们的境况更糟。农村改革只能走还权于民而非进一步集权之路，因为农民手里除了少量“自留地”之外，早已没有可被集中的财产。“人民公社”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土地，而在当时还不存在土地市场的情况下，乡村干部也不可能将土地作为可以变现的财富为自己牟利。土地无论在“公社”还是干部那里都没有价值，只有在农民那里才能通过劳动产生价值，而小岗村启动的包产到户改革正是将农地使用权落实到农民手里，自然使亿万农民受益巨大。     二是这一时期国企改制尚未启动，国企改革限于完善扩大经营自主权、让企业自负盈亏以及有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城市经济改革仅限于个体工商户等私营经济的合法化。（1988年宪法修正案最终对宪法第11条进行补充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和农村改革一样，这种改革的本质也是给企业与社会松绑，赋予私人更大的经济活动自由，其效果必然是增添社会活力与民间财富。国企改革见证了改革的普遍悖论：经济活动自由度和腐败机会成正比；改革力度小、收效低，但是权钱交易的腐败空间也相对较小。那些缺乏活力、业绩不佳的国营企业虽然也在进行有限的自主经营改革，却还维持着工人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福利，并未出现大规模“下岗”和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     三是在经历“文革”浩劫之后，这一时期的领导人对于侵犯人权与法治的“极左”路线有切肤之痛，因而真心推动利国利民的良性改革。在占据社会科学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看来，这个原因比较难以解释清楚，但是这种现象似乎成了一种“规律”：在中国近代，危机和挑战几乎总是会激励一代领导人蓄志改革。就和戊戌变法中的光绪一样，十年“文革”之后涌现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一批励精图治的中央领导。在这种看似“幸运”的规律背后，或许是尚未泯灭的道德资源在起作用。无论是出于儒家治国理念还是共产主义信念，转型时期的领导人深切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责任，真心要把国家治理好。对于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来说，这也是他们自1949年以来三十年未能实现的夙愿。虽然1950年代一度经历了高速工业化发展，但是此后就一直陷于政治动乱之中。1978年之后，他们认为和平发展的机会终于到来。这种机会来之不易，因而不能匆匆十年就被另一场政治风波打断。          三、改革的局限与缺陷          1．未能启动的改革     高层领导的善意和魄力对于改革的启动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良性改革的巩固和持续显然是不够的。要让改革沿着良性的方向继续下去，改革本身必须获得制度化的政治动力。回到本文开头的第一个条件，良性改革需要社会大众的适度参与，否则难以保证改革会沿着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方向进行下去。1978年的农村改革确实是由小岗村启动的，民间社会也存在着一定的改革呼声，但是总的来说，1978年之后的中国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民间改革呼声则不仅过于分散弱小，而且在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一直高度匮乏的社会环境下也未能发育成型。尤其是“文革”后的政府对社会运动一直采取高度警惕和压制状态，致使人民对于改革大政方针的确定几乎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在改革开始的头几年，因为有锐意进取的中央领导团体支撑着，这种状态还可以接受。然而，随着改革的继续进行，这种本质上的人治状态迟早难以为继。事实上，没有人民的参与，即便好的中央政策也很难推进下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在这一阶段也相当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议题。1987年10月14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上的讲话首次提出了“党政分开”：     （集权）体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是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强化的，是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现在情况不同了。现代化建设需要发挥各种组织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需要把各种组织的正常秩序建立起来。战争年代的体制不能适应和平时期的需要，群众运动的体制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高度集中的体制适应不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     ……     党政不分使党委自己成了执行者，党政分开才能使党委真正具有监督的职能。为了提高效率，必须强化行政系统，但也唯其如此，必须加强监督。自己不能监督自己。你自己包揽了行政工作，就失掉了监督行政的资格。     党政分离的基本前提是党和政府存在职能分工，各司其职。赵紫阳认为党应该站在制定大政方针的超脱地位，政府则主要负责具体执行：“党是政治领导者，应当做政治领导的工作。分钱、分物、定项目、批条子，这些都应该是政府部门的日常事务。”因此，党政分开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党处在超脱的、驾驭矛盾和总揽全局的地位，从而发挥‘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根据这一定性，执政党的作用主要在于决策、监督和协调。问题在于，大政方针的制定权当然是高高在上，但只要不涉及落实就注定是一个清水衙门；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则不仅是繁重的义务，更是能在执行过程中给执法者带来寻租机会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党政分离的提法正击中了集权体制的要害，但本已高度集权的执政党是否甘愿退居二线、放弃巨大的利益诱惑、过清水衙门的日子？党政分离设想很好，但其可操作性显然是一个即便党的总书记也未必能决定的大问题。     在同年10月25日的中共十三大报告中，赵紫阳提出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其中关键首先是党政分离：     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     假如能按照上述设想实现党政分离，中国的执政模式将告别人治时代、进入法治时代。作为党政分离改革的配套，十三大报告还提出了中央和地方职能分离以及地方自治原则：“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责任是提出大政方针和进行监督。”和党政分离一样，这些主张是有远见的。党政不分的后果必然是央地不分，因为党的领导在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党政不分意味着中央可以包揽一切地方事务，地方事事都得听命于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党政分离则为央地分权和地方自治创造了空间，也提出了要求。党政分离之后，政府脱离了执政党的组织控制，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命令和服从，而是转化为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因而有必要界定各级党和政府的立法权限。虽然重大立法与决策必定是中央的职能，但是中国地方差异如此之大，中央政令“一刀切”显然是不合适的，地方应当对满足当地人民的改革需求享有自主权。在行使地方自主权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按照宪法规定接受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的地方人大监督。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和人大代议机制，各级政府的改革举措对相应管辖范围的人民负责。因此，要合理推进良性改革，首先要厘清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分界，实现党政和央地权力关系的法治化，并改革选举制度，让各级权力对选民负责。     可惜，十三大的政治抱负没有来得及实施，就遇到八九事件而搁浅。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否定了政治改革路线，奠定了以后的改革基调：“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之后的改革是在没有政改的大环境下进行的，而直觉告诉我们，政治和经济犹如改革的两翼，不能偏废。在政治改革完全停滞之后，经济改革必然走上权力失衡的歧路。     2．1992～2002年：改革的重启与定局     政治改革缺位必然意味着人民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缺位，良性改革的第一个条件即不能成立。随着改革的推进，第二个条件也开始得不到满足，改革的性质、效果和趋势必然发生根本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并不需要假设领导人对改革的立场和期待发生本质转变；他们可能还是和以前一样期望改革为人民带来好处，但是一旦他们认准诸如“发展是硬道理”这样一个正确方向，而不在乎人民的实际感受、不欢迎人民的有效参与，那么看似良性的改革往往在效果上适得其反。朱基总理在任期间以大刀阔斧的改革力度和对贪官污吏绝不留情的铁腕作风著称，但是即便排除了官员对改革的层层险阻，也不等于改革本身顺应民意。事实上，如果1990年代还有官员抵制改革，那纯粹是“一根筋”没转过来的后知后觉者。一旦发“改革财”的窍门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各级官员无一例外成为“改革”和“发展”的热烈追捧者。     “南巡”讲话本身并没有暗示具体的改革方向，而只是启动了这样一场前途未卜的经济改革。出于1990年代初期的国内外形势压力，经济改革的速度不只关系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而是被提高到国体优越性和国际政治的高度。总书记江泽民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     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发展。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所以，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此基调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从原计划的6%提高到8～9%。1993年，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后五年实现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争取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平均每年实际增长5%左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实际增长4%~5%”。199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明，农民上年的人均纯收入仅增长3.2%。虽然政绩考核制度和政府工作的GDP思维带有显著的历史连续性，但是即便对于GDP数字，新一届政府的权重分配也是和以往很不一样的，居民收入增长和国内（尤其是工业）产值增长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大。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之后十年的改革确定日程并拉开序幕。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分税制。虽然1980年代中期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但是《决定》还是将税制改革作为近期重点：“通过发展经济，提高效益，扩大财源，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在一个中央至高无上的单一制国家，“合理确定”自然意味着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同年12月，《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强调“国家财力偏于分散，制约财政收入合理增长，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分税制从根本上扭转了这种趋势，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先前的30%上下陡然上升到55%左右；财政总收入占国内产值的比例则先从1978年的30%以上逐年下降到1994～1995年的10%，而后逐年上升到近20%，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是GDP增速的两倍。在“二次改革”过程中，中国增长的财富更多跑进了政府的钱袋子，而不是百姓的钱袋子。幸好，和西欧福利国家相比，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还不算高；在一个选举体制不足以保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国家，政府越富意味着百姓越穷。     近二十年来，直到唐福珍事件发生之前，社会对分税制的总体评价是正面的。毕竟，很难想象偌大一个国家几十年维持着原始朴素的中央单一税制，分税制当然是大势所趋。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被某些学者称之为“中国财政联邦主义”的分税制竟然遭遇地方的顽固抵制，只是在经过中央强力施压和漫长的讨价还价之后才化解地方阻力。原因其实很简单——分税制在制度上是一次地方分权试验，在效果上则是一次在中央集权体制下自然发生的中央财政集权；分税制以地方分权始，以中央集权终，中央实际上集中了更大的财权。当然，如朱基总理在其新书中指出，中央财政的相当一部分通过转移支付返还地方，似乎地方应该“不差钱”。在一个民主机制不发达、选民无法保证官员对自己负责、政府财政的流向更可能是“三公”消费而非公共福利的国家，地方是否缺钱是一笔糊涂账。如果地方好好用钱的话也许确实不缺钱，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否定分税制的集权而非分权本质，转移支付本身就是中央集权的标志。更何况转移支付多采用项目资金的方式，不仅无助于解决地方政府的日常公益性开支，反而加剧了朱总理自己也承认的“跑部钱进”。     与此同时，城市和农村土地政策也大体确定了改革基调。1993年的上述《决定》指出：“我国地少人多，必须十分珍惜和合理使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国家垄断城镇土地一级市场。”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重申了“以保护耕地为重点，严格控制占用耕地”的基本政策：“除国家征用外，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不得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也不得转让、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集体所有的各种荒地，不得以拍卖、租赁使用权等方式进行非农业建设。”     中国耕地资源十分稀缺，当然要妥善保护，因而耕地保护政策看上去是不可能错的。然而，在城乡二元体制尚未消除、农业的制度性贫困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强行禁止农地开发而不予补偿就等于剥夺了广大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权。更严重的是，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了城市土地国有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二元所有制，1990年代以来被错误理解为农地城市化必须首先经过政府征收，才能进入土地一级市场实现交易。这样一来，强制征收成了城市化的必要条件；中国要发展，农村变城市，就必须经过征收。就笔者所知，这种制度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也借“发展”之路成为世界上最热衷征收的国家。在地方政府的强烈征地冲动下，耕地保护流于空谈。此后，征地和卖地成为地方政府的“最爱”，既能提高地方GDP，又能充实地方财政和官员钱包。惟一的缺憾在于，一旦政府和官员太高兴了，人民就会不高兴。     另一方面，耕地只是农地的一小部分，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禁止农地的自由流转不仅是对农民财产的最大歧视，而且也极大限制了城市居民和工商业用地，导致城市土地供应紧缺和房价畸高。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要求终结计划时期的福利分房体制，“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和国企改制一样，住房改革也是为了“甩包袱”。国企改制确实有限程度提高了企业竞争力，但是产生了一大批没有得到适当安置的下岗工人；住房改革则激活了房地产市场并从总体上提高了居住质量，因而本来是一件好事，却由于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供给，并以“严格保护耕地”为由禁止开发农村“小产权房”，加上京、沪等大城市在工资、福利、教育等方面享受的各种特权聚集了大量人口，导致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广大居民长期承受着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多重生活压力。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拆迁条例进一步为政府征收居民房屋提供了便利，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千千万万唐福珍式的悲剧，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发展”的名义发生的。     综上，在“南巡”讲话之后的十年中，重新启动的改革延续并强化了经济主义发展战略。在中央财政集权的挤压、征收制度的纵容、城市化“发展”战略的牵引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诉诸“土地财政”；政府从土地或房屋征收过程中赚取的巨大差价取代各种“乱收费”，成为地方政府吞噬民财的最大黑洞。如果说政府财政占国内产值比例的提升是“国进民退”的标志，那么正常预算之外的土地“二财政”成为政府掠夺社会资源的便利手段。在这一整套“发展”思维指导下，中国社会越来越向两个不可调和的极端分化。在中央财政比例提高的同时，地方财政受到挤压；在地方政府和官员通过“土地财政”大发其财的同时，人民在忍受着高房价、高学费和低医保，相当一部分人被迫流离失所、常年“上访”乃至诉诸自焚等非理性行为；GDP指数年年高歌猛进，人民的幸福指数却不见提高；经济高速发展留下了高速公路和高楼大厦，也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浩劫……     在很大程度上，当今中国正生活在“南巡”后十年确立的发展模式阴影下。2003年之后，胡锦涛、温家宝政府提出“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正是为了在延续改革的同时部分纠正这种发展战略留下的诸多后遗症，但是效果相当有限，并未能减缓各级官员积极推动的“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惯性，而“发展”的恶果却愈演愈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延续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是同时提出“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征地时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用途管制，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新一届政府果断废止了收容遣送条例。虽然孙志刚事件催生了当代中国式维权的主流模式，但这一模式存在民众只是间接参与、维权成本高昂而结果极不确定等根本问题。2009年底发生的唐福珍自焚悲剧是“孙志刚模式”的翻版。面对巨大的公众舆论压力，国务院废除了城市拆迁条例并颁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城市房屋征收程序和补偿标准有所改善，但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土地财政”问题，更没有改变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的权力失衡格局；虽然领导人曾在不同场合数度谈及政治改革，但是实质性的体制改良从未启动。               四、结语——政治体制决定改革效果          在政治改革和人民参与缺位的格局下，改革不仅未能越改越好、反而越改越糟的现象是很容易解释的。如上所述，“南巡”后启动的分税制、耕地保护、国企改制、干部考核等一系列改革都是改革在第一个十年中酝酿的结果，为何在重新启动后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其实，所有这些改革原本都完全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分税制可以真正按照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分配合理划分财权，而非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并造成“跑部钱进”和“土地财政”；耕地保护可以实行有效的土地用途管制，以最合理的方式重新分配中国的居民、工商业和农业用地，而不是单方面禁止农地流转，更不是把城市化绑在政府征地的战车上；都市改造可以改善城市环境和居民住房质量，而不是助长政府卖地赚钱并把老百姓赶出家园；国企改制可以实行更有竞争的聘用制度并培养更有技能的劳工队伍，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解聘并剥夺“下岗”工人的适当补偿；经济发展可以在提高综合国力的同时改善百姓生活并有效保护环境，而不是片面追求GDP数字；最重要的是，干部考核本来不需要变成“政绩工程”、滥征强拆、买官卖官的催化剂，而完全可以真正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然而，如果政治改革之路被完全堵死，人民从改革决策中彻底消失，“改革”完全成为官员等既得利益者的专利，那么所有这些良好的愿望都只能止于空想。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性质同样的经济改革纲领取得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事实上，经济建设不仅是自1978年改革以来高度一致的政府工作重点，而且也是自1949年以来就一成不变的首要执政目标。无论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的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十年后他在“文革”之前所作的最后一个政府工作报告，都不折不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这些报告不时穿插着“阶级斗争”或“世界革命”的政治话语，但是整体结构和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别无二致。即便“文革”期间（1975年）的惟一一份政府工作报告都念念不忘“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只不过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毛泽东时代，执政党没有机会持之以恒地实现这些目标。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和平稳定的年代。在很大意义上，1978年回到了1950年代初期，执政党终于可以心无旁骛搞建设了。1989年再次平息了可能的政治波动，“南巡”讲话奠定了中国此后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轨道。二十年过去，执政党不能再说没有机会实现其发展宏图，但是最后的“发展”结果却远不如1978年预期得那么乐观。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中国没有“大跃进”、没有“文革”的延误，我们很可能会提前看到这个结果。就在1957年，执政党掌权刚八年时间，官僚腐败现象就已经如此突出，以至“大鸣大放”一下子放出了洪水般的尖刻批评，其“反动”程度远超过今天国内任何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言论；毛泽东本来想借知识分子的不满压一压党内实力派的气焰，看到这等势头只得紧急叫停，“大鸣大放”也就成了“引蛇出洞”。     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的最大功绩在于将这套没有机会运行的体制运行起来。如果说毛泽东是体制的摧毁者，为了维护个人权力和地位不惜发动“文革”整垮整个体制，那么邓小平则是体制的恢复者和重建者，而且他的遗产成功延续下来。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真正按照这套体制的原初设计运转起来，但是这个体制本身对中国究竟好不好？毛泽东搞了一个“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事后全国上下尤其是中层干部普遍反对；邓小平“南巡”后奠定的发展模式则是让各级政府在现有体制下搞“小跃进”，受到各地官员的普遍欢迎。当代“中国模式”的奥妙正在于将政治和经济的逻辑结合一体，通过发明“地方GDP”指标等考核机制并鼓励和纵容官员寻租，把各级官员一起发动起来搞“改革”、促“发展”，动力十足、惯性巨大、不可遏制，但是代价也极其高昂。什么地方都要圈地、搞工程、拉项目，因为这些成了关系官员“乌纱帽”和钱包的产业链。如此上马的工程当然质量低下、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因为它们谋求的就是以最小的投入为自己争取最大的产出，从而最高效地将公共利益转换成个人利益，而工程、项目、“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机会。问题在于，一个“大跃进”和众多“小跃进”的害处哪个更大？“大跃进”的灾难当然是巨大的，但是一个人的破坏能量毕竟是有限的；如今这么多人打着“改革”、“发展”的旗号一起搞破坏，破坏的潜能几乎是无止境的。     二十年前的“南巡”讲话把我们带到今天，今后中国的改革之路应该怎么走？这是当代中国人迫切需要探索的问题。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来源: 《领导者》杂志总第44期（2011年12月） 进入 张千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南方谈话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制度分析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214.html    

纽约客：叙利亚的真相 进入专题 ： 叙利亚    ● 纽约客       在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高压统治下，叙利亚人忍无可忍，打破沉默要求政治改革。阿萨德承诺会逐渐做出让步，并表示最终会对宪法进行修正，但与此同时，阿萨德的安全部队却在全国范围内虐杀了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在叙利亚国内以及土耳其和黎巴嫩的基地中，反抗者们宣布成立自由叙利亚反抗军，并开始对政府军发动攻击。随着和平抗议转变成武装抗争，人们开始意识到内战即将爆发。在宗教派别四分五裂的叙利亚，国家的未来让人忧心。          从哈菲兹·阿萨德到巴沙尔·阿萨德          大马士革是地球上一直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在那里，历史的印记顽固得异乎寻常。近些年来，邻国的首都如贝鲁特（黎巴嫩首都）和安曼（约旦首都）都已放弃自己本来的风格，转而效法迪拜模式，但在大马士革，低矮的石砌和混凝土建筑仍是这座城市的主流风格。这里没有沃尔玛，没有星巴克，也没有什么装有玻璃幕墙的高楼。只有一座四季酒店显露出全球一体化的痕迹，不过由白色石灰石砌成的酒店外立面却与周边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酒店附近一块靠河的地块被隔了出去，用来建五彩缤纷的儿童探索中心，但现在已经停工。地块外面的标志写道：“莫等待，让我们创造未来。”     尽管存在着这样谈论未来的言论，可大马士革给人的感觉却是冷战似乎从未结束。几十年来，俄罗斯（及其前身苏联）一直是叙利亚的主要资助国，大马士革的警察还戴着前苏联款式的尖顶帽和肩章。叙利亚全国学生联盟大楼的外立面是颇具斗争意味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其会标是一支双手紧握着熊熊燃烧的火把。大马士革的男人都蓄着胡子，他们在任何公共场合都烟不离手。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饭店的立体声音响中播放着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Julio Iglesias）的歌。自1982年的镇压行动后，时间好像凝固了一般。当年，叙利亚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出兵哈马城镇压了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反叛活动。在长达三周的围攻中，政府军使用坦克大炮将叛军盘踞的古城轰成了一片瓦砾。在镇压行动中，约2000人被杀，但从平叛暴乱的角度来说，这次行动极为成功。哈马城由此变成了政府冷酷无情的代号，同时也是对潜在反对者的当头棒喝。叙利亚的穆斯林后代亦不曾再次昂起头颅。     哈马城军事镇压时期，叙利亚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哈菲兹的画像。现如今，年届46岁的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哈菲兹之子）的画像不断出现在公共建筑、办公室、商店、广告牌和巴士窗户等处。年轻时的巴沙尔看上去似乎不可能走父亲的老路。他性格安静，勤奋好学，并且无心从政。他是在国内念的医学院，之后便前往伦敦担任眼科实习医生。他的兄长巴西尔本来是总统继承人，可他却在1994年死于车祸。于是巴沙尔被召回国内，作为拉菲兹的继任者开展各项准备工作。巴沙尔被送往位于霍姆斯的军事学院，并在那里获得了上校军衔。他一直保持低调。直到2000年，拉菲兹去世，巴沙尔在数日之内便成为了武装部队的统帅和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党魁。那年他34岁，比宪法规定的总统任职年纪小六岁，国会还为此调低了担任总统的法定年龄。于是，巴沙尔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当选总统，任期七年。2007年，他赢得了98%的选票，获得了连任。     执政期间，巴沙尔将自己塑造成谦逊的顾家男人和民主公开的支持者。他严辞激烈的抨击腐败。2000年，他任叙利亚电脑学会的前任主席，允许限制性地开放因特网。     但是，他并未使现状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巴沙尔羁押不同政见者、新闻记者和人权工作者，他的秘密警察队伍对嫌疑对象严刑拷问，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2005年春天，他向记者宣称“各政党会迎来自由时代”，但他本人及其亲眷仍把持着国家。其弟马希尔掌管着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并担任陆军精锐部队第四旅旅长。许多叙利亚人控诉说他们曾看到马希尔去年春天向抗议人群开火。巴沙尔的好几个侄子都是马赫鲁夫家族的成员，他们掌管着叙利亚的情报部门。亿万富翁拉米·马赫鲁夫（Rami Makhlouf）在阿萨德家族的庇护下，从电信、建筑、银行、石油、天然气等各个行业攫取了丰厚的利润。在叙利亚，拉米·马赫鲁夫和马希尔日益受人唾弃。     “有一种说法说巴沙尔是好人，所有的坏事都是他那邪恶的兄弟或侄子干的。”一位西方国家驻大马士革的外交官最近说道，“我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巴沙尔就是罪 魁祸首。他是家族中的老大，掌管一切。他或许没有穆巴拉克那么高的地位，但他很聪明，知道如何说谎，如何将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受众。”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之所以自1963年以来一直把持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努力维系国内监控。在喜来登酒店，总有一些穿着人造革外套、表情严肃的男人。他们成双结对，或是沉默地坐在停车场的汽车里，或是靠在大堂的长沙发上，眼睛毫无顾忌地盯着陌生人打量。这些人来自名为“玛哈帕拉达”（Mukhabarat）的叙利亚情报系统，他们中有来自陆军、空军、国家安全部门以及政党安全方面的人。叙利亚是世界上最阴险的警察国家之一，套用了原东德的监控模式，这儿到处都是告密者。     去年三月，一群学生在德拉市（Deraa）涂鸦反政府内容时被当场抓住，之后他们被羁押至警局并遭到虐待。随着消息的传开，还沉浸在阿拉伯之春激情中的叙利亚人终于忍无可忍，打破沉默要求政治改革。     阿萨德承诺会逐渐做出让步，并表示最终会对宪法进行修正。然而与此同时，阿萨德的安全部队却在全国范围内拘禁、虐待、甚至杀害了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在一些时候，受害者残缺不全的尸体会被送回他们的家中以示警告。许多难民如潮水般涌过边境逃亡至黎巴嫩和土耳其。     整个夏天，陆续有军官和士兵从军中叛逃。同时叙利亚的下层武装反抗力量开始联合起来。在叙利亚国内以及土耳其和黎巴嫩的基地中，反抗者们宣布成立自由叙利亚反抗军（Free Syrian Army），并开始对政府军发动攻击。随着和平抗议转变成武装抗争，人们开始意识到内战即将爆发。在宗教派别四分五裂的叙利亚，国家的未来让人忧心。          复杂的教派斗争          阿萨德领导的是一支受阿拉维派支配的世袭政权，阿拉维派是什叶派教派的分支。历史上，阿拉维派在叙利亚处于下等阶层。作为少数派，该派别最近才执掌政权。50年前他们的法律权利有限，还被他们身边的人怀疑为异教徒。叙利亚第二大少数派基督教派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两派人口共占叙利亚全部2100万人口的四分之一。逊尼派穆斯林占据了叙利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剩余的则是由巴基斯坦难民、德鲁士和贝都因部落成员、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土库曼人以及一些残存的犹太人形成的复杂群体。在大马士革，一位国际事务方面的教授告诉我说：“我们国家有47个不同的种族和教派，就像一杯水一样。你无法将它们分割开来，如果你不小心摔了这杯水，那它就没了。”     在阿拉伯世界，各国根据教派确定立场；在伊拉克和伊朗，由什叶派领导的政府支持阿萨德，而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境内的逊尼派则坚持要求阿萨德下台。     这在很多人眼中是一场代理权之争。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伊拉克少数派（逊尼派）几年前与美军发生冲突时曾受到过叙利亚方面的协助，现在他们反过来为叙利亚的逊尼派叛军筹款，并给他们送去武器。而阿拉伯联盟由于害怕出现大规模冲突，在去年11月就将叙利亚驱逐出联盟，之后又呼吁阿萨德下台。     但阿萨德不但没有接受要求，反而加强了进攻。2月3日深夜，叙军向仍处于动乱的霍姆斯叛军基地发射了大量火箭弹、坦克炮弹和迫击炮炮弹，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场袭击被视为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最血腥的时刻。不知是否巧合，这一天正是阿萨德攻打哈马城30周年纪念日。第二天，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叙利亚政府动用暴力的决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称两国的否决是“对事实的歪曲”，美英两国还各自召回了驻叙利亚大使以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反驳说西方的反应“过于亢奋”，称阿萨德已经向他保证“让各方停止使用武力”。这听上去就像是外交诡辩。俄罗斯仍然维持着它在叙利亚塔尔图斯港口的地中海海军基地，并持续向阿萨德政府输送武器。阿萨德的一位朋友向我保证说俄罗斯和伊朗将继续支持阿萨德：“在接下去的几个月内安全将受到极大威胁，但我深信他的苦日子还在后头。”     政府军在霍姆斯的血腥攻击还在继续，到今年2月中旬，已至少有四百人遇害。叙利亚动荡已经开始近一年了，前途仍旧未卜。除了三分之一被反对派武装占领的霍姆斯外，战争还在好几个城市以及乡间的集镇和村庄继续，在位于土耳其边境与黎巴嫩边境的城镇，战事尤为激烈。超过六千人身亡；数万人遭到拘禁，其中甚至还有孩子；另外有数万人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叙利亚正滑向邪恶的内战深渊，但阿萨德没有表示他有放下权力的可能。外交官称：“对巴沙尔来说，这是存亡攸关的问题。答案是要活下去。强大的安全部队依然团结，他不愿意下台，因为他认为下台的那天就是他的末日。”     在大马士革西北二十英里的山岭中有一个小镇扎巴达尼（Zabadani）——这是传说该隐杀死亚伯的地方。这块靠近黎巴嫩边境的飞地有四千人口，在最近几十年，它成了避暑胜地，富有的大马士革人在这里修建别墅，来自海湾国家的阿拉伯人也前来消暑。这个小镇坐落在古老的走私线路上，报道称这条线路现在成了从黎巴嫩向正在蔓延的叛乱力量输送弹药的动脉。     自从去年春天以来，叙利亚军队已经多次攻击扎巴达尼，杀死了十余名示威者，当地居民逃离家园，向大山寻求庇护。当地的自由叙利亚军成员进行了还击，负责此地军事行动的政府军第四师与反对派军官之间达成了停火协议。当地的复兴社会党政府把自己的权力限制在扎巴达尼边缘，因而自由叙利亚军称扎巴达尼“已经解放”。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是叙利亚政府第一次和平地放弃对一块国土的控制。看来还没人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一事件。          阿盟观察团之所见          阿拉伯联盟获准派出一个中型观察团进入叙利亚，1月21日，我参加了一个访问扎巴达尼的代表团。这个小镇俯瞰一道散布着樱桃和苹果树的河谷，其中有别墅和农田正在兴起。在山谷对面，高耸贫瘠的山脊覆盖着皑皑白雪。我们停在由沙袋构筑的工事和武装的士兵包围的镇公所旁，军方仓促接待了这支由十余名来自阿尔及利亚、苏丹和摩洛哥的外交官组成的观察团。有几家店铺开着，但店主和路人都静静地看着，假装忠于现政权。     当地的复兴社会党总部由一队叙利亚士兵占据着，这是阿萨德政权在这个小镇上最后的代表。军队指挥官在一面巨大的阿萨德肖像下面以外交辞令式的言语解释了当前的局面。他说：“目前，镇子两边由不同方面占据着，因而我们为了国家利益作出了这样的安排。”显然停火是由当地一位有影响力的复兴社会党党员和双方联系后谈判实现的。阿萨德的朋友对我说政府让自由叙利亚军占据一些领土，让他们都现出原形，然后再一网打尽。     数百码以外的一条边上有平顶的房子和居民区的街道就是“解放”了的叙利亚。我们走了进去，兴奋的青少年挤满了整条街，在那里大喊大叫。他们说政府军在一周前来到这里，并动用坦克、火箭炮和重机枪对着镇子轰了三天。他们愤怒地指着饱经炮弹洗礼的房屋，把炮弹壳和弹片摆在观察员的脚下。一位农夫指着河谷里凋零的果园说：“你们看看，他们对这些苹果树做了什么！”另一个人吼道：“他们的坦克就在镇子外面，你们一走就会来了。”     镇上大部分人都是逊尼派，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大喊：“真主将战胜不公。”他们还喊着：“人民要求把局势国际化。”一个胡子拉碴满脸倦容的人解释说，这里的居民希望国际干预：像在利比亚发生过的一样，建立帮助推翻了穆阿迈尔·卡扎菲的联合国禁飞区。他们需要某种形式的保护，反对派称他们在全国共有四万名士兵，而政府军算上预备役和民兵有五十万人。大胡子动情地向一位观察员说：“我们怎么能眼睁睁地站在这里，任凭他们闯入我们的家园？”一位紧握双手的女称她的儿子被远处的枪手打死了。他们告诉我们，这条街上就有军方的坦克，离这里只有半英里。     在比邻的马达亚镇（Madaya）上，一群反对派成员在房子里向我们打招呼，他们就驻扎在那栋房子里。其中一名脸色苍白，愁容满面的青年身穿一件毛绒外套，他自称阿布·阿德万（Abu Adwan）。阿布·阿德万说，在去年六月他叛逃前，他曾是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驻军的中尉。反对派是一个分散且不严密的组织。尽管它看起来好像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有关联，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群占领华尔街的武装人员，它是由那些叛离政府军而后在家乡结识了同党的士兵组成的。阿布·阿德万告诉我说，在扎巴达尼大概有100名逃兵，但他们几乎没有武器。他还说此次休战不会长久，政府军肯定会再开战的，它不可能让我们拥有一个自由区的。尽管其他叙利亚自由军士兵都戴着头巾或头盔，但阿布·阿德万却没把脸掩住。当我问及原因时，他微笑着挥挥手说，“没多大关系。”     一个名叫阿拉斯（Anas）的年轻人说，他已经在大马士革修完了法学学位，但因为动荡不安的局势而无法参加考试。“我得等以后再参加考试了，不过谁知道是什么时候呢。”他苦笑着说。据阿拉斯统计，共有15人在大马士革的战乱中丧生。在七月中旬，他和朋友夏希（Shahi）曾试图躲避政府军的袭击。但最后阿拉斯被捕，并被带回去审讯。他被拘留了36天，还被揍得很惨。“这对我们而言是家常便饭。”他耸耸肩道。相比而言，他是幸运的，因为夏希被击毙了。而当时另一个被捕的朋友到现在还杳无音讯。     在观察团离开前，数百名市民聚集在中央广场，高呼口号，要求和平。阿拉斯对我说，他知道扎巴达尼的“和平”不会长久，政府军随时都可能回来。     “虽然前景不容乐观，”他坚定地说，“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我很遗憾，但阿拉维派也参与了镇压活动，将来会爆发宗派内战。”他又补充道。     去年夏天，当起义军在招兵买马时，阿萨德在电视演讲中说，“阴谋像病菌一样，时时处处都在疯长。虽然我们不可能消灭它们，但我们可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当时反对派大声地回应道：“细菌想要瓦解政权。”）阿萨德还补充说，“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与发展或改革无关，这是一场灾难。”当我在叙利亚四处转悠时，叙利亚政府一直宣扬反对派只是一群武装匪徒的言论。          霍姆斯现场          一月末，新闻部组织了一个记者团深入被围困的霍姆斯。在一个四周围着水泥墙的军队医院里，一支军乐队紧挨着一群官员站得笔直，手持大花圈。地板上放着三具棺木，上面铺着叙利亚国旗。医生和护士也聚集在这里，手握一面面小小的叙利亚国旗。他们身旁站着的是穿着黑色衣服的死者家属，包括他们的遗孀、母亲和妹妹。在远处的墙上，挂着大大的横幅，上面是阿萨德的头像，衬着湛蓝的天空和迎风飘扬的叙利亚国旗。     在葬礼开始前，那些官员就已经等我们等得不耐烦了。棺木里躺着的是在霍姆斯附近被杀的士兵，其中两人在前天的伏击中丧生，共有13名士兵殉难。而后在一间冷藏室内，我们看到了其他装在垃圾袋中的士兵遗体，他们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了。     在储藏室外面，医生和护士吟道，“喔，巴沙尔，我们把身心都交付于你。”而后仪仗队员抬起棺木，家属们伤心地嚎啕大哭。仪仗队员抬着棺木踽踽而行，乐队演奏着哀乐，送葬者则跟在其后，妇女们低唱“向军人致敬。真主、祖国、巴沙尔我们都要守护。”在转角处，一辆白色殡仪车停在那，后车门开着。棺木被放进车里，而后殡仪车开走了。葬礼也就结束了。     回到车上后，保镖们说，下一个站是附近的哈米迪亚镇，你们可以和镇上的居民谈谈，但千万别乱走。其中一名保镖紧张不安地解释道，霍姆斯很多地区已被反对派占领，政府军不能涉足。     此时正值中午时分，冬日的雾霭仍弥漫在冷清的街道上。汽车绕过由岩石和油桶设置的路障曲折前行，而后停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躲在沙袋修筑的防御工事后面。路边角落里有个小店，店主是位和气的中年人。他说，霍姆斯“形势不太好”。他又指着几个街区外，比邻逊尼派聚集区的哈利迪亚镇说，那里已经被反对派控制了。他接着说道：“他们打完就撤了，行踪不定。”他还告诉我们，在那片街区，绑架、杀害阿拉维派教徒和基督徒的事时有发生。内乱爆发之前，他的小店营业到凌晨3点，而现在，他下午5点就打烊了。我发现他的小店有酒出售，他解释说，他和大多数邻居都是基督徒。基督徒占叙利亚人口的10%，基本上都支持叙利亚政府，他们担心逊尼派上台后会对他们不利。这时，一名便衣警察踱进了小店，在我身后停住，竖起耳朵听我们说话，店主也不理会，继续说着。     “巴沙尔应该下台吗？”我问。     “不。”店主应道。     一些男人聚集在店外的街上，其中一位40开外，体型瘦削，性格爽朗的男人主动介绍说他叫马赫，和店主一样，也是基督徒。在国外工作多年，为一家美国公司做石油钻井工，但是，几个月前，他决定回国保护家人。他解释说，反对派侵占民宅，并作为据点攻击政府军。     几天前，政府军夺回了几条街道，一些商店得以重新开张，人们恢复了工作，孩子也可以上学了。     炮火声从哈利迪亚方向传来，马赫来回扫视街道后说，“朋友，我既不支持总统，也不是社会复兴党成员，但我已经看清了事实。”他附和政府的说辞指责，反动派是毒贩、罪犯和基地组织成员。他还提到反动派的刑罚和行刑室，在那他们像宰羊一样地割破受害者的喉咙。有一次，反对派武装在检查站要求一对老夫妇出示证件，之后就因为他们是阿拉维派教徒而被击毙。     他说：“政府应该强硬起来，我不介意三天不出门，让政府清查所有民居，因为这些反动派就藏匿在无辜者家中。”他接着说，“我不觉得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藏匿杀人犯，所以他们是帮凶。”我们离开后，他和朋友们就大声唱起了一首阿萨德赞歌。     有时，这种巡视会变成明显的政治作秀。一天早上，在大马士革的一幢政府大楼前，一些亲政府民兵——沙比哈（Shabiha）——聚集在一起，齐声高唱副歌歌词为“暴徒万岁”的赞歌。一个牙齿掉光的女人凑过来，指着一辆吉普车里手握自动武器样子很凶的几个民兵，大声问我：“这帮人看起来像杀人犯吗？他们受到杀害女人和孩子的指控，难道他们那样做了吗？”我回答道：“是的，他们是的。”她没有理会我，径自走开，对着其他人大声呵斥。在哈拉斯塔（Harasta）近郊的一家警察医院里，安保人员向我们展示了一辆据说是从叙利亚自由军战士那缴获的汽车。一名身穿制服的男子打开汽车行李厢，动作夸张地拿出里面的土制手榴弹——有十多支手榴弹是包在未拆封，印有希伯来字母的袋子里。他拎着袋子转圈展示，让周围的人和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工作人员的摄像机都能看清楚。     不过在其他时候，事实证明政府并不能完全控制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霍姆斯中央的钟楼广场（Clock Tower Square）是叙民众游行示威首次遭到血腥镇压的地方，据报道，在2011年4月，有几十名示威者在政府军对静坐示威者的攻击中死去。当我们到访时，这个大广场基本上处于废弃状态。     巴士停在离广场三个街区的一家旧咖啡馆前，我们下了车，然而正当我要走向一个街区时，保镖们神情紧张的让所有人都回来。一个高大魁梧，留着花白胡子的男子用英语向我们吼道：“你们来这干什么？这里不需要你们。”他手挥向由反政府军把守的邻近街区说道：“去巴巴阿姆（Baba Amr），卡里迪亚（Khalidiya），那才是你们该去的地方！”     保镖们试图把我们拉回巴士上，但这个大胡子男人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名优秀的律师。他大声描述着他所在城市里正在发生的可怕事情。当被问及谁应对此负责时，他暗示当局正雇佣暴徒威吓群众。“我不知道（这伙人）是军人、保安还是民兵，”他嚷道，“他们脚上穿着运动鞋！你见过有哪支军队是穿运动鞋的？”他补充道：“我信得过配有头盔、靴子，身着制服的人，但对于这帮穿运动鞋的人，我完全没有信任可言。”     一些身着黑色长皮夹克的人出现在人群边缘——他们可能是政府情报人员或沙比哈。他们挨在一起交头接耳，有一些人朝大胡子男人走去。一些老人从咖啡馆走出来，试图将大胡子男人拉进咖啡馆，但他挣脱了他们。     一名记者问道：“这儿的生活怎样？”     “生活？”大胡子男人挥舞着胳膊叫道，“这儿没有生活！叙利亚根本没有生活！”     那些人聚集在他周围，发出愤怒的吼声，以盖过他的声音。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你可以到霍姆斯四处转转！这里一切都好。”另一名男子向大胡子男人挑衅道：“你是不是想让北约来叙利亚？你是想要这样吗？”人群中充斥着喧哗和推搡，秘密警察蜂拥而至。大胡子男人对着记者喊道：“记住我的名字！明天我的名字将会上榜。”这份 榜单指得是霍姆斯的每日死亡名单。之后人群变得一片混乱，而大胡子男人也被人拉走。     亲政府派称：“尽管过去犯过错误，但现政权的意愿仍是良好的。巴沙尔不过是需要时间来实施改革。”     巴萨姆·阿布·阿卜杜拉（Bassam Abu Abdullah）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我跟他会面时，他戴着一只印有巴沙尔·阿萨德头像的手表。阿卜杜拉四十来岁，秃顶、大胡子，是大马士革大学国际事务专业的教授，也是一名性情温厚的政府说客。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向我辩解，尽管过去犯过错误，但现政权的意愿仍是良好的，宣布改革也并非单纯的战术退让。他承认，霍姆斯的暴力事件令人痛心，当地的安全部队滥用职权，像此类事件必须要处理。巴沙尔不过是需要时间来实施改革。“叙利亚会改变的，”他向我保证，“但掌控变化的过程很重要。各种前车之鉴摆在我们面前——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他们都没有好下场。”     前苏联解体期间，阿卜杜拉去塔什干（Tashkent）留学；他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曾试图改革，随后却无力掌控。“我清楚国家崩溃意味着什么。”他说。阿卜杜拉同意阿萨德早该进行改革的观点，但他仍坚持认为推迟改革也不无道理：伊拉克战争，叙利亚被控幕后指使于2005年用汽车炸弹暗杀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k Hariri），还有当前的暴动。这一切都转移了“叙利亚的大部分注意力”。“还有国内的腐败分子蓄意阻挠改革。”看到我一脸惊讶，阿卜杜拉说，“没错，我们有腐败分子，我不怕承认这一点。我希望自己的祖国未来更美好。”     事实上，政府已做出了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集中在经济领域，有利于富人。“改革没能惠及人民，”阿卜杜拉说，“市场本该照顾到每个人的利益，不过同样的政策在西方不也失败了嘛。叙利亚人民还没有那么富裕，仍然指望国家，就像依赖母亲一样。“由于缺乏致富机会，国内宗教情绪高涨，尤其在穷人之中。”阿卜杜拉说，政府需要政治开明，允许更大的言论自由。不过，这一切都将体现在目前的修宪努力中。     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最新报告，政府对霍姆斯和其他地方的进攻导致了数百名儿童死亡。然而，当问及政府为何杀害儿童时，阿卜杜拉说：“为什么不问问那些把儿童送上大街的人？他们才是卑鄙之徒。”在他看来，是国外势力——约旦特务、毒枭、伊斯兰教徒——精心策划了这些暴力事件。他说，伊斯兰极端分子对他发出了11道死亡追杀令；他已经把俄罗斯籍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往国外。     他认为，大部分抗议者是“盲从之徒”，是受到了误导。“有些人觉得他们想要的是自由，但却不理解自由，以为混乱就是自由。”他笑了笑，说道：“我认为安全部队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军队愿意，一个星期之内就能得到解决。”     阿萨德的支持者普遍对反抗军持怀疑态度。纳比勒·图迈赫（Nabil Toumeh）是位颇具影响力的商人，他告诉我说，叙利亚发生的事就是一个阴谋——由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cw Brzezinski，波兰犹太裔美国人，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译注）多年前精心策划，并得到以色列的支持——他们推动穆斯林兄弟会（al- Ikhwān al-Muslimūn，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宗教性政治组织，起源于埃及，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半公开、半非法伊斯兰政治集团——译注）来接管中东。他说：“穆斯林兄弟会受了50年的迫害，如今被授以权柄，这将给阿拉伯世界带来倒退。”阿萨德的朋友告诉我：“这不是阿拉伯的春天。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复活。”穆斯林兄弟会正试图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夺权，但休想在叙利亚得逞。“这些人毫无理性可言，他们只信真主。”     但在扎巴达尼，一名逊尼派抗议者告诉我：“这里没有穆斯林兄弟会。这些人确实是穆斯林，但兄弟会的人并没有真的给这些人出谋划策。我们要的是自由，能够和平抗议而不至于遭到枪击。”          反抗军是谁？          反抗军的情况外人所知寥寥。一位资深异见人士萨利姆·海尔贝克（Salim Kheirbek）告诉我说：“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人参加了抵抗。另外百分之七十，就算没站在政府一边，也是保持沉默，因为他们还在犹豫，特别在看到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情形之后，这些人希望有所改革，但是代价太高。”阿萨德的朋友告诉我，叙利亚自由军只有一千名叛逃军人，其余的都是狂热盲目的乌合之众；一位来自霍姆斯的商人估计其三分之二的成员都曾是政府军。我遇到过一些士兵，他们向我讲述了他们听命于高级军官，被迫向平民开枪的经历，然后由于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密友一起逃走了。很多人讲述了相同的经历，似乎颇为真实可信。多数人都说，他们的宗旨就是要保护平民，并坚持说只要阿萨德及其核心集团下台，他们就会停止武装斗争。他们宣称，他们的目标不是宗派性的——他们反对阿拉维派只是反对那些掌管国家的阿拉维派——不过他们也认识到，无论如何他们与政府的决裂都有宗派对立的因素。绝大多数的政府军成员是逊尼派教徒，而绝大多数的高级政府官员，譬如国家的其他领导人都是阿拉维派。     现在无论反抗军说什么，伊斯兰教徒毫无疑问都会发出反对的声音。基地组织领袖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最近号召在叙利亚发动圣战，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都发生了自杀式炸弹事件，这与基地组织的袭击手法极其相似。正如政府支持者在大马士革所说：“美国人曾利用圣战分子去对抗阿富汗的苏联人，叙利亚人曾利用他们去对抗在伊拉克的美国人；萨科齐曾利用他们对抗利比亚的卡扎菲，现在美国人又利用他们来对抗我们。最后，可能他们就要为自己而战。”不过，在极大程度上，叙利亚反对派似乎反映了平民阶级的一部分诉求，42年的和平时期里他们感觉受到了欺骗。     一些人曾遭到秘密警察的虐待，现正试图谋求报复；其他一些人受到宗派仇恨的煽动；还有一些是真正的爱国者，没法容忍这样一个专制政权。谁也不知道哪一个派别会从中脱颖而出占有支配地位，不过看起来似乎会是最愿意采取极端暴力手段的那一派。叙利亚正在和自己交战，不可避免地，各方都会歪曲对手，并隐瞒自己某些方面的动机。即便是叙利亚自由军也还不清楚自己的动机是什么。     我在大马士革见到的第一批反抗军看起来紧张又多疑。那是1月25日星期三的早上，萨格巴东郊的家具制造工业区，在一个主要十字路口，十几个士兵用阿拉伯头巾蒙住脸，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拦截过往车辆检查身份证件。当时与我同行的是一位叙利亚翻译，名叫阿卜杜拉。反抗军要求我们下车并出示身份证明文件。阿卜杜拉看上去很紧张。马路对面还有其他士兵，一个人扛着火箭推进式手榴弹发射器走过来。士兵们仔细检查了阿卜杜拉的身份证，确信他不是政府安全部队人员之后，他们才同意跟我们谈话，于是我们走去附近的一个车库。     叙利亚反抗军“叙利亚自由军”。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打仗，一个人说：“我们只是希望不要再有儿童被杀，妇女被强暴。”另一个说：“我们想要一个自由的国家，没有种族歧视，人人平等。”好几个人都取出蓝色压膜卡片，证明他们是从军队里叛逃出来的。他们非常年轻，也就十几二十岁的样子。一个人说，他曾在德拉市为政府安全部门工作，那里是暴动开始的地方；还有一个是从北部伊德利卜省（Idlib）来的；第三个从霍姆斯来。“我们是士兵，被命令去杀人，”一个人说道，“我当时在一个检查站工作，如果我不去射杀他们，他们就会射杀我。”     另一名年长一点儿的士兵自我介绍说叫穆罕穆德·努尔（Mohammed Nur），萨格巴反抗军的三把手。叙利亚自由军代表的是“所有叙利亚人”，他滔滔不绝地说，“我们有基督徒，阿拉维派，德鲁兹派，还有逊尼派。”他承认政府利用了各派间的紧张关系，让阿拉维派感到岌岌可危，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在武装阿拉维派。不过反抗“不是针对某个派别——而是关乎民主，”他说，“如果巴沙尔和他周围的人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一切就结束了。”正说着，一个人跑过来对努尔说了些什么，努尔开始大声命令其他反抗军，他们迅速离开。政府军就要来了，不久这里就要发生激战。     我们在反对派控制区内驱车行驶了一公里以上，一路上，我们遇到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把守着多重军事路障，另一些武装士兵在开车巡逻，平民装扮的少年们像是在站岗放哨。周围弥漫着危险的气息。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但我们找到了一家仍在营业的家具展厅，店老板邀请我们去他舒适的办公室坐一坐。那里有一个壁炉，木炭正在熊熊燃烧。店员给我们上了茶。店老板小心翼翼地跟我们说，现在的状况“不妙”，他从来没想到过反对派会占领自己居住的街道。自从阿盟观察团进入叙利亚之后，叙利亚军队武装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进入萨格巴（Saqba）。店老板对我解释说，“政府也尽量避免麻烦”，不过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则是“政府武装对人们的镇压”。镇压打击造成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缺失。“假如政府能够修复人们对其一小部分的信任，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店老板说道。     普通民众：“我不对任何一方抱有百分百的信任和支持。我真正期望的，是政府能够加速改革的步伐。”     店老板停顿了一会儿，随后继续说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政府应该对人民作出让步，认真考虑人民的诉求。我们的政治体制，肯定有人支持，也肯定有人反对。两边都应该听听对方的意见。”前段时间，这位店老板结束旅程，乘飞机从土耳其回家。他的邻座是一位带着孩子的妇女，那个小男孩总是不停地大呼小叫、上蹿下跳。终于，他忍不住了，叫小男孩安静下来。这位母亲解释说，孩子只是太兴奋了。她是叙利亚人，但一直客居美国，这次是小男孩第一次回自己的家乡。“我跟她说，这不是一个返乡探访的好时机。她说：‘我之所以决定回来，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她还说：‘真主啊，保佑叙利亚，巴沙尔万岁。’这时，前排的一位年轻人转过身来，说道：‘真主啊，保佑叙利亚，自由万岁。’然后，他们俩就吵起来了。又过了一会儿，整整六排的乘客都加入这场大争论。最后，我叫喊着让大家全部安静下来，我说我们这是在天上，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恐怕我们就不能降落了。”航班到达大马士革后，有人向军方守卫报告了这位年轻人所说的话。于是，他就被带走拘留起来。直到店老板插手解释事情原委之后，这名男子才得以释放。     店老板希望知情人能够从中斡旋。“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保持头脑清醒，”他说，“不论是哪方军事力量，我都没有百分百的信任和支持。我真正期望的，是政府能够加速改革的步伐。我们都知道，军队可以长驱直入，铲除一切反对势力，并且建立任何它想要的政治制度。但是，这样做究竟有没有意义呢？如果双方能够达成一致，这样的解决方案不是更好吗？”     兰库斯（Rankous）位于大马士革东北部20公里，这座山城目前在反对派的控制之下。2012年1月28日上午，阿盟观察团前往兰库斯，我和另外几名记者一同前往。我们一行来到一处大雪覆盖的高地上，这里距离基督教古镇赛德纳亚（Sednaya）只有几英里的距离，一座军方的岗哨就坐落于此。道路从这里通向一座幽深的的山谷。观察团成员纷纷跳下汽车，在附近游逛，享受山谷中清新的空气。几分钟之后，他们重新钻进汽车，最后决定不去兰库斯了。观察团的领队告诉我，据岗哨的指挥官称，兰库斯地区有很多反对派的狙击手，观察团随时可能遭到袭击。我认为，如果观察团只去那些叙利亚政权希望他们去的地方，那么他们就直接回家得了，哪里也不用去了。随行外交官对此表示赞同。他推测说，如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这个观察团行动或许该暂时中断了。     我和另外几名记者决意前往。在一处弯道附近，我们遇到一个军方岗哨检查站，士兵从里边跑出来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朝兰库斯指了指。士兵们警告我们说：“那里很危险。”不过并没有阻拦我们。没开几分钟，四辆载满多户人家的面包车停了下来。车上的人告诉我们，他们是从政府军坦克炮弹整夜的袭击中逃出来的。他们告诉我们说，政府军坦克占据了小镇四周的山顶，炮轰了一整夜，他们不得不离开。其中一个人指着一条坦克走过的泥泞痕迹，那痕迹通向大雪覆盖的区域，消失在山脊处。据他们说，这座城镇原先有人口2万，而现在只剩下50户人家。          兰库斯的战斗          兰库斯的边界设置有一个路障，该路障由一堆泥土和石块围绕几个油桶堆积而成。其中一个油桶用黑色喷漆涂上了“Jayshal-Hurr”这几个字，意为“自由叙利亚军”。     我们在一个小广场停了下来，一辆满载战士的小型载货卡车来到我们面前，带领我们穿过荒芜的街道，来到一座清真寺附近的房子里。进到屋内，在二楼一间有老式木炉的房间里，一位穿制服、留着短发的英俊小伙热情地邀请我们坐下。他叫阿布·哈立德（Abu Khaled），是自由叙利亚军兰库斯分队的指挥官。此人现年33岁，几个月前他还是叙利亚政府军的军官，被指派到霍姆斯战况最激烈的一个地区的检查站工作。他告诉我们政府军有很多滥用职权的现象：一次他的一名同事军官无缘无故地射杀了一名妇女和她的孩子，声称想给那个地区的人一点儿“颜色”看看。最终阿布·哈立德带着他手下的30人叛变了，这些人来自叙利亚不同的地方，不过大家都一致愿意跟随哈立德来保卫兰库斯，这个他长大的地方。     外面突然爆发了枪响声，还有听上去像是由坦克发出的几声重击，阿布·哈立德派了些手下去查探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自由叙利亚军已经控制兰库斯几周了，在过去五天里政府军协调一致通力包围这座城镇。军队用坦克和高射炮攻击，高处还有狙击手射击。阿布·哈立德的人只有一架迫击炮，一把狙击步枪和一些政府军丢弃的卡拉希冲锋枪。他把自己的手机递给我让我看一小段视频，视频中一个穿制服的男子躺在另一个人的怀里，接受人生中最后的安慰。阿布·哈立德把手放在胸口告诉我：那是他的同伴，当时就是他抱着那个人。一位名叫阿卜杜勒·卡里姆(Abdul Karim)的镇上老者也加入了我们，他告诉我们他的侄子们也是在这次炮击中被杀害的。     枪声更多了，还有东西在屋子旁边飕飕地飞过。阿布·哈立德下令撤退，当他的手下争相外涌时，他要求我们关闭手机并取下SIM卡以防我们被跟踪。在门口，阿卜杜勒·卡里姆站在我前面，抓着我的胳膊，并要我抱着他的腰，以便在我们下楼梯的时候能护着我。     在兰库斯的一栋房子里，一名叙利亚自由军的军官在接受记者采访。     在附近的一栋房子里，我们被带到了一间密室，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的小宝宝和一名老妇。他们让我们坐下并为我们送上茶水，而外面的射击还在继续。这名老妇边留着泪边为我们切苹果并坚持让我们吃掉，我问她为何没有离开，她告诉我他们家太穷而且也没有亲戚可以投奔。阿布·哈立德冷静地说道：“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誓死保卫人民。”如果镇上剩下的居民离开兰库斯，他和他的战士们会去其他的地方。那他们如何通过政府军呢？“我们会在他们的检查站间匍匐前进的，”他笑着答道，“不要为我们担心”。他们存有酸奶和苹果，面包店仍保持每周营业一天。这些人离黎巴嫩边境不远，因此可以偷运燃油。     反政府武装告诉我，在围攻开始的几天前，一名情报部门的代表找上了阿卜杜勒·卡里姆，告诉他政府军愿意休战，就像在扎巴达尼那样。“信息就是‘不要靠近我们，我们也不会靠近你们，’”阿布·哈立德说道，“我要求取回我方之前被他们拿走的烈士的遗体。他们的回答是，‘把你们的武器交给我们就会把遗体还给你们。’”他拒绝了并告诉我：“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是有历史的组织，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阿布·哈立德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同伴并不是出于对阿拉维派的仇恨而行动。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话题；一开始他只将那些人称为“某个教派的人”。在霍姆斯，政治制度滋生了教派意识。他告诉我们，这个城市内部和周边共有46个政府军的检查站，每一个检查站都有来自情报部门(Mukhabarat)的代表。“这些人向18岁的士兵脑中不断灌输，告诉他们正在面对以色列人的阴谋，是这些以色列人在支持恐怖分子”，他说道。听到这里那名年轻女子突然叫道：“这是逊尼派的城镇，这就是他们朝我们开火的原因。”     傍晚时分，旁边的房子被击中了，其中一名反政府武装分子伤及了腿部，但是射击仍未停止。开车出去似乎想都别想了。政府军士兵知道我们在里面，但已经开始攻城，所以让他们自我约束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给我认识的叙利亚政府最高官员——外交部发言人吉哈德·马克迪西——打电话，请他劝说政府军停止攻击，这样我们便可以安全离开了。他教训了我一阵——为什么我们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去了兰库斯？——但答应帮我们斡旋。最终，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们被告知立刻出城。我们听了听动静，枪炮声停止了。     一名年轻的反政府武装分子在前面开车把我们带到了广场，然后我们就自己行动了，我们开车回到起伏的开阔地上。在政府军的检查站里，士兵们都在持枪待命。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围着我们转圈并专注地盯着我们，手指始终扣在武器的扳机上。一位军官生气地质问我们，难道没看见恐怖分子在城里吗？我们承认有一些反政府武装分子在里面，但同时指出城里也有平民。他面露不悦，告诉我们他的士兵受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一些人受伤了，还有一些人牺牲了。     待到放行我们时，已是暮色黄昏，寒气袭人。随着夜幕降临，我们驱车穿过白雪皑皑的山地，直奔大马士革而去；在公路两侧和交叉路口，视力所及到处都是坦克。看起来一场大战即将打响。     是夜，政府军又开始炮轰兰库斯，并在第二天发动了几次地面进攻；阿布·哈立德的人进行了反击，打死了6名政府军士兵。阿盟观察团正式暂停调解使命；第二天政府军将部队部署到大马士革的郊区，随后又进驻扎巴达尼和霍姆斯等地。纵然什么都没有正式宣布，但很显然，这是一次全面攻势。一份亲官方报纸的编辑在大马士革告诉我，反政府武装分子对郊区的控制是一个假象，政府方面默许反叛分子这样做，为的是在消灭他们之前，“引蛇出洞”。此后不久，消息传来，阿布·哈立德和他的小儿子已被打死。          不可避免的内战          1月30日，我离开大马士革，取道东部公路赶往特斯尹陆军医院，调查政府军最新伤亡情况；在过去的3天里，在大马士革城内及外围战斗中，每天都有50多人伤亡。一路上，我看到军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准备战斗的士兵；在萨格巴小城的城乡结合部，士兵们正在设置路障。透过屋顶的上方，我看到交战最激烈的地方，一股股黑烟腾空而起。一名政府陪同人员看到这番景象，颇为震惊，并焦虑地问我，“我们要变成第二个伊拉克吗？”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明白这个国家问题的严重性；他承认他从未看到过反政府示威，“我们的政府不愿承认现实吗？”     同一天，大马士革的外交官告诉我，一切都太迟了，叙利亚无法避免陷入内战的境地了，“我们正在看到的是一个自取灭亡的国家，事态正在变得不可收拾。”他希望各方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就像最近也门发生的“软着陆那样，阿萨德家族可以带着所有的家当飞到迪拜或者管他什么地方。”     但是俄罗斯予以坚决地反对；没人知道如何与身处暴力行为之中的反政府武装分子谈判；在阿拉维派确信他们不是起义者反抗的目标之前，反政府武装分子与政府军方面缓和紧张对峙状态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名外交官说，“大部分官员阶层都是阿拉维派，而且几乎没有高级官员叛变。”     但是，政府不可能永远掌控局势。随着全国各地动荡四起，政府军部署捉襟见肘，前线的粮食和燃料供应也逐渐短缺。部队疲态渐显，士气日益低落。即使政府切断了叛乱地区的电力、食品和医疗供给，但反对派一方的信心却是与日俱增。大马士革的另一名外交官说道：“恐惧已经永远离人民而去，也将永不再回来。人民已经走上街头，他们要等到事件结束。”他还补充道，“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政权的施暴能力，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它的领导者竟是如此愚昧。我们早就警告过他们，一旦他们向人民开火，人民迟早会反击回去的。即使他们曾试图推进改革进程，但这也是无济于事的。他们现在只好停下来去镇压人民。”     与此相反，那位大马士革的报纸编辑则认为，目前这个国家离不开阿萨德。“就像卢旺达曾发生的那样，政权的崩溃将会导致暴力横行和群体对抗，“他解释道，“你当然可以怪罪随便什么人，但是这也是事实。国家必须继续运行下去，否则的话，就会像现在的霍姆斯那样，到处都是宗派冲突引发的暴力事件。正因为如此，政府才会重拳出击，打击反叛分子，众多的生命沦为牺牲品。所以，要求阿萨德下台的主意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就是政府军。想要拯救这个国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支持政府进行自我改革。而其他所有的设想，都将导致内战、宗教暴力的发生，最终变成一个失败的国家。”在他看来，阿萨德最理想的做法应该是两手并进，对激进叛乱分子应给予坚决无情的打压，对温和派人士应以更好的改革方案来拉拢说服。上周，叙利亚政府宣布，宪法草案经过数个月的修订后，将于2月26日提交公民投票。与此同时，军政府也正加紧炮火攻势。     在大马士革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50多岁的逊尼派商人。这位商人名叫艾马德·哈提卜，叙利亚派系间的乱战让他深受其害。前些日子，他在霍姆斯的时候，就遭到了三名男子的绑架。劫匪用枪指着他，强行闯入他的汽车，并命令他交出现金、身份证还有手机，随后就把车开走了。哈提卜前往当地的反叛军政府报案。一个小时后，他们就把劫匪抓获归案。“除了手机，他们把汽车钥匙和钱都还给了我。不过手机钱他们也赔给我了。”哈提卡描述说，“他们把抓到的人带给我看，我指认出来以后，他们就开始在我面前打这帮人。看身份证，抢我东西的人和杀人的那帮人都是阿拉维派人。”     哈提卜是叙利亚国民团结党的领导人；叙利亚国民团结党是去年十二月份获得合法席位的四大新兴党派之一。他告诉我说，他曾试图协调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对话，但后来放弃了，因为政府的立场愈发清晰，它决心通过武力解决问题。哈提卜愤懑地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俄国为了维持自身的国际声誉而支持巴沙尔，沙特阿拉伯为了削弱伊朗而反对巴沙尔，土耳其则想让穆斯林兄弟会掌权。哈提卜希望，“叙利亚能成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统一政府，甚至阿拉维派也在这个阵营内”。但随着国内战乱愈演愈烈，一切看起来都太迟了。     “未来将发生什么？”我问道。     “一场内战即将爆发。”     “什么时候开始？”     “序幕已经拉开。”     我从没见过说话如此直白的叙利亚人。我问哈提卜会不会担心自身安危，他无力地笑笑说：“如果真主想要带我离去，那就顺其自然吧。”    进入专题： 叙利亚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地区问题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0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