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

　　十八大再次重申，我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这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政治共识。如何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更快更好地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是当前政府和社会广泛关注并热烈讨论的焦点话题。本刊就当前中国的全面改革和深化发展形势的有关问题专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 　　一、推动经济发展与实现社会公平同步 　　记者：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领域也逐步暴露出若干深层次的问题，如公平正义的缺失，怎么认识和看待这些问题？ 　　俞可平：邓小平开辟的改革道路，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综合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指日可待。 　　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也为自己的高速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最重要的代价有两个。一是由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中国已经超过0.47，成为基尼系数偏高的国家之一。二是由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引发的生态恶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显而易见，这两个代价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都是生死攸关的：没有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生态平衡和良好环境，就没有人民的美好生活，也没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已较为突出，如何理解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战略考虑？ 　　俞可平：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的关系便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许多争议开始产生：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经济发展是否还应该继续成为国家的核心任务？发展到底是不是硬道理？效率与公平相比是不是处于优先的地位？如何缩小日益扩大的个人收入差距、东西部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一些极端的观点也由此产生，少数人甚至开始怀疑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合法性。 　　党中央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十八大政治报告从两个方面做出了回应。一是在理论上，正式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科学发展观依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社会发展为第一要务，但它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在实践上更加突出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它强调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不难发现，十八大为未来中国设定了一条理想的道路：既要保持经济发展，又要维护公平正义。 　　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两者都不可或缺。但在现实中，两者经常会形成一种张力，决策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节两者之间的张力，使之保持合适的平衡。过去30多年中我们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天平倒向了经济发展。在接下去的改革中，我们应当把天平适当地倒向公平正义：“既要效率，更要公平”。市场经济产生效率，但不会自发导致公平。实现公平正义，必须依靠国家的制度性调节。 　　记者：从现实角度看，社会不公平特别是由收入分配格局引起的种种矛盾冲突，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如何评价我们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 　　俞可平：我自己内心是清楚的，如果要列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社会的不公正必是其中之一，而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袁隆平得到丰厚的奖金为何没人说不公平？甚至还有人觉得他应该得到更多，为什么？因为那是对他所做贡献的应有奖励。但刘志军相关案件就涉及资金20多个亿，还有买官卖官……这种不公平不公正，是影响老百姓对政府公信力的最主要因素，又恰恰是国家长治久安受到威胁的一个深层原因。社会的不公平体现在许多方面，但其中最深刻的不公平，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物质基础和物质利益毕竟是决定性的。 　　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又有其历史阶段性。改革初期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有其历史合理性，因为当时要打破 “一大二公”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事实证明，这个政策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及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将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共十六大后，中央提出建立在“以人为本”和均衡发展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屡次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认为“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这是极为正确的战略决策，但我们还缺乏具体的对策与措施。 　　记者：公平正义是我们党一贯以来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也是全体民众的社会理想，亦是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之一。怎样理解现代社会的公正概念？ 　　俞可平：公正是一种基本政治价值，社会公正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具体地说，公正指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在当代，作为善治要素的公正特别要求有效消除和降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两极分化，维护妇女儿童、少数族群、穷人等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 　　当下的社会不公正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有钱人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将来念大学，都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再比如，有钱人可以享受高质量的体检，但穷人平时小病不舍得去看，结果酿成大病。又比如，有钱人住高档小区，拥有24小时监控、保安巡逻，穷人的住宅区，小偷小摸不断……我列举这些现象的目的，是指这些在老百姓心中就是社会的不公平，而且都跟收入分配有关。 　　记者：这些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等领域的不公正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俞可平：我们做过不少调研，不公平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或者说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按照常理，应当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老百姓对政府有更高的满意度。这些年来，政府着力于改善民生，其实就是在帮助那些最穷的人，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在改善。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老百姓并没有因为其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变得对政府更满意，相反，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更不满意。 　　这方面的数据很多。不久前，我们请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做了一次演讲，主题就是“中国公民对政府的态度”。根据国内合作单位所做的长期跟踪调查及相关数据，赛奇教授从三个层面考察了中国公民对政府的基本态度，即普通民众对各级政府的一般态度、对地方官员品质和能力的态度以及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满意度。最后他发现，在过去的10多年中，老百姓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很高，而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满意度则相对较低。而地方政府恰恰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 　　记者：相比部分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官员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也觉得“冤”。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曲解、误解，不仅影响到社会政策的执行，也影响到社会治理的绩效。信任是否已经成为官民互动中的重要前提？ 　　俞可平：是的，有一次我到一个副省级城市去调研，一位领导对我表达了强烈的疑惑：“我们的不少干部从早上鸡叫一直干到晚上鬼叫，老百姓为什么还不满意？”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府的公信力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现在有一些地方和部门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得罪人民），就是你做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满。官员本应有好坏之分，而且我相信多数官员总是好的。可许多老百姓一提起“官”，就认定是“坏的”。比如对一些自杀的官员，按照中国传统，人死后也就不再争论善恶了，但现在老百姓看到有官员自杀，就认定其一定有问题，甚至幸灾乐祸，认为死得好。这种官民的对立是很少见的。 　　官民互不信任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治理。官民互不信任，就难有政通人和的局面。记得我许多年前访问土耳其的一个重要城市时，第一次对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感到了失望。那一年，我在这个城市的街上走，看到街头都是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军警，但照样一直有人来强拉我去买东西，你不想进去也得进去，然后强行要你买，实际上就是明着抢钱。我最后才明白这个国家的街头为何会有五步一岗的军警。我研究古往今来的政治制度，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到这个程度，这个国家的政府应该向老百姓检讨。这样的治理我们叫它“失效的治理”。我们党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醒。 　　记者：在政府的日常治理中，有种观点认为是因为政府的群众工作没有做好，才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原因在于此吗？ 　　俞可平：有一项调查发现：只有13%的老百姓认为是群众工作没做好是造成民众不满意的原因，有70%多的老百姓认为是社会的不公平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其实，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民生，即使最穷的人，其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他为什么还不满？他可能会这么想：“我吃好了、穿好了，但是你比我更好，而且你的‘更好’不是靠你的勤劳、聪明，而是靠你的权力、你的关系和歪门邪道。”换言之，他感觉到不公平。再加上现在的贪官一个接着一个被披露，涉案的人数和数额都很惊人。这事实上也是当下的一个困境：每披露一个贪官，可能给老百姓增加一分负面感觉。不披露，等网民们网上晒出来，也躲不过去，只有更加难堪。 　　记者：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紧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一点引发了国内外的关注与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对过去10年在社会公平保障方面的成就高度评价，另一种则认为应当有更多的突破。怎么看待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俞可平：这些年政府在保障社会公平方面做了大量的改革创新，取得了不少历史性的成就。这对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意义极其重大，人民群众也充分肯定。例如，现在如果你到农村去，许多农民都觉得党和政府好，为什么？农业税免了，60岁以后每个月还有一定数量的退休金，若加入“新农合”，看病还能报销相当的费用……老百姓对党和政府是感恩戴德的。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可能会从另外的角度看问题，他们不是纵向跟过去比，而是横向跟西方发达国家比较。他们觉得这些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普及，我们应该做得更好。农民是纵向比较，过去没有现在有了，就是进步。两者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对过去10年我们在改善民生，特别是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所做的巨大成就应当给予高度评价，但要清楚地看到这方面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推出更多的突破性改革举措。 　　记者：针对党员干部腐败问题，十八大报告指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会出现亡党亡国执政危机。怎样认识我党对“执政危机”的深刻理解？ 　　俞可平：治理危机不同于执政危机。我倒不认为我们党现在有执政危机，但我们存在高度的治理风险，在一些局部甚至可以说已经出现治理危机。说到底，党治理这个国家，应当让老百姓觉得很安全和幸福，我们在这方面的治理现在存在高度风险。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风险，就极有可能导致国家的治理危机，而倘若治理危机得不到及时缓解和解决，那就极有可能导致执政危机。 　　具体而言，腐败问题是治理问题，但如果严重的腐败问题久治不愈，就会引发民众对执政党的普遍不信任，从而导致执政危机。因此，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会威胁党的执政地位，直至亡党，一点也不夸张。 　　之前在一次多个部委联合召开的诚信论坛上，我做了一个“政无信不立”的主题演讲。古人讲“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立”，其实还可以加上一句：“政无信不立”。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老百姓对政府缺乏信任是因为群众工作没做好，我们也一直呼吁要密切干群关系，主张干部下基层访贫问苦、送温暖……这些做法会有些好处。 　　记者：关于官员的贪污腐败，很多老百姓都有一个疑惑：当前查出来的很多贪官，在任期内其待遇、福利已经很好，可是他们为什么还如此贪婪，是反腐制度的缺失还是其他方面存在漏洞？ 　　俞可平：经常会听到人们问这样的问题：贪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713.html

　　全面深化改革决策的历史背景 　　在十八大前将近十年的时间，对于中国应该怎么往前走有着很激烈的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十八大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 　　从上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好事和坏事都十分突出的 “两头冒尖”现象。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经济改革。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的行动纲领。从199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按照这个行动纲领展开的全面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能够在20世纪末期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改革解放了民间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过去农民搞一点自留地被叫做“资本主义尾巴”，“跑单帮”做点小买卖叫做“投机倒把”的刑事犯罪，哪有什么创新才能发挥的余地呢？改革以后逐步地把束缚解开了。现在中国有3000多万家民营企业。这是多么大的创造力量！ 　　其次，市场化打破了城乡隔绝的旧格局，使原来低效利用的生产资料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土地和劳动，这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旧体制下是禁止自由流动的。市场化改革把这种束缚解除了，就有大量的原来低效利用的农用土地和荒地成为城市住房用地和工商业用地，效率就大大提高了。新增城市土地面积比爱尔兰的全部国土面积还大。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两亿多人，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上面这些因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极大的动力，使我们能够保持30多年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使得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此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上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得我们朝向实现好几代中国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中国的梦想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这只是中国故事的一个部分，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这就是中国改革在进入所谓 “深水区”以后，在21世纪初期出现了放缓的现象，特别是在与政府和国有经济相关的领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通过改革来消除生产力发展的 “体制性障碍”。这表明，改革尚未成功，不完善的体制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去完善。 　　总之，存在 “两头冒尖”现象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市场开始在一些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因此生产力获得了大解放；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没有完全实现，旧的命令经济体制的遗产还大量存在，政府和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强力干预和管控，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体制缺陷的存在，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由于 “体制性障碍”，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型变得步履维艰。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问题变得日益严重，这不但使增长难于持续，而且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第二，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和控制的加强，使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以强化，贫富差距拉大。 　　这种双重体制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种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则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控，在强势政府的主导下用海量投资支持GDP的高速增长。这种做法尽管从中长期看成本很高且不可持续，但在短时期的确造成了能够振兴中国的假象，得到一些人的唱和，并被一些人曲解吹捧为值得全世界仿效的“中国模式”。尤其是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有的发达国家政府对一些可能引起系统性危机的企业采取了暂时收归国有的办法，防止引起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这本来是经济稳定以后就会退出的临时性做法，但一些人却借机宣传：连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美国都开始学“中国模式”了！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意义重大 　　十八大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因为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当前面对的诸多社会矛盾 　　到2010年前后，这种国家主义的思潮在某些场合变得相当强势。于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人们原来以为早已解决的问题重新被提出。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2011年这一年社会思潮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最关键的是真理愈辩愈明。随着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驱动发展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推进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样，在2011年以后推进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出现了官民之间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 　　在这种条件下召开的十八大，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回答，这就是要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十八大闭幕以后，对于其意义，主流传媒有各种解读。但我觉得重要的是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在经济改革方面，十八大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十八大重申了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的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显然，只有全面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能解决当前面对的诸多社会矛盾。 　　改革怎样全面深化 　　宣布决心全面深化改革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问题还在于解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并且落实到制度的实际变革上 　　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能不能落实，是决定中国的命运和未来的大事。怎样落实十八大的决定？根据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轮改革的经验来看，推进系统性改革要做三件事。第一，确定目标。80年代的时候叫做确定目标模式，现在的说法叫做“顶层设计”。第二，根据改革目标制定重点改革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冲破阻力，克服障碍，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十八大已经明确了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 　　现在的任务，是走出第二步: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在今年“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目前对于改革是不是要做总体规划，还是有不同意见的。例如有人认为，还是中国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老办法最有效，不要由上面来规定，放手让下面去做就行了。关于体制改革能不能设计、要不要设计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有过争论。当时一种说法是，改革跟过去国内革命战争一样，要点是发挥地方和群众的创造性，叫做“草鞋无样，边打边像”。但问题是，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巨大、复杂且十分精巧的系统，不可能“边设计边施工”，必须要有一个框架性的设计，否则各个子系统之间无法互联对接和协同互动。 　　需要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各基层、各单位在设计的时候往往从自己的工作方便和本位的利益方面去考虑，如果分头设计，最终很难形成一个能够良性互动的体系。所以需要一个超脱于局部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基层的创新的支持之下进行由上到下的规划，并监督这个规划的执行。 　　还有一种疑虑，是担心这种从上到下的改革设计，是否会抑制从下到上的创新。我想这种疑问应当引起充分注意。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这两件事应当结合起来进行。中央直接掌握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必须充分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改革创意，也要从地方政府的主动探索中得到启发和取得经验。比如上海为克服营业税重复征收的问题而进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改革，在上海试点后不久就得到许多城市的响应和中央财税部门的支持，在更大范围推广开来。还有从广东开始的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简化工商登记、清理行政审批等改革，也是基层创新纳入全国性规划的范例。 　　总体方案的设计 　　总体方案的设计，大致可以分为三步进行：根据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需要改革的项目，按照体制的领域列出改革的清单，以及制定“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方案。 　　根据过去改革的经验，制定系统改革的总体规划需要进行以下工作： 　　第一步，是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找出造成这些问题的体制性原因，列出需要改革的项目。第二步，是按照体制的领域，列出各个体制领域，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的改革项目清单。第三步，是梳理这个改革总清单，从中挑选出最为关键、彼此间关系又十分密切的一组改革项目，形成一个“最小一揽子”的配套改革方案。 　　关于问题导向的研究，这里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如何遏制腐败。 　　腐败的蔓延会造成“亡党亡国”的严重后果，已经提出了很久，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首先要问，造成腐败猖獗的体制上的原因是什么。只有铲除体制原因才能够釜底抽薪，否则哪怕实行朱元璋式的严刑峻法，恐怕也只能是扬汤止沸，收效甚微。其实早在1988年学术界已得出结论，根本的问题是在双重体制下，由于行政权力广泛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存在着庞大的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如果想要遏制腐败，首先要从各个方面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削减政府干预经济和配置资源的权力，把这个制度基础给铲除掉。 　　第二个例子，如何缩小收入差别。 　　贫富差别扩大是当前另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根据我的观察，我们过去对收入差别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基本问题，即就分配谈分配。贫富差别扩大认为是分配出了问题，首先用行政指令规定低收入职工的工资,然后用再分配的手段增加弱势群体的福利。但这种就分配谈分配的办法不但有副作用，而且不可持续。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分配的结构首先是由于生产的结构决定的。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是靠投资驱动的，我国投资率已经高达40%多，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结果一定是资本收入（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劳动收入（包括专业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劳动收入的比重怎么才能提高呢？最根本的途径是使大量的“农民工”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专业人员有更多发挥才能的机会。这样，他们在创造更大的附加价值的同时，收入也能够得到提高。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更好地完成提供义务教育、职业培训等公共服务，培育良好的创新环境，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就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变、财政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解决了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再辅之以再分配的措施，劳动者收入过低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 　　第三个例子，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 　　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能够产生巨大的效益，因此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但由于土地产权制度、政府职能错位、等级制的城市体制等体制性缺陷，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它的建设成本太高。城市化的实质是人的城市化，因而正是人的集聚才产生了城市化的效益。但在我国，土地城市化比人口城市化的速度要高好几倍。城市建设投入很大，城市化的效益却出不来。另外一个问题是建成的城市的营运效率太差。用“摊大饼”的方式极力扩大城市规模，导致城市居民的生活半径太大，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必须通过改革解决目前存在的种种体制性缺陷，否则不管中央怎样号召进行“新型城镇化”，各地正在加速的还是老一套的旧型城市化。 　　像这样，从一个一个问题入手来寻找应当进行改革的项目，不仅是领导部门的事情，其实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也有责任参加有关问题的研讨。 　　对于“最小一揽子改革”，我个人的设想是：一个核心目标，四方面配套改革。这个核心目标应当是建立和完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而四项配套改革则包括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国有经济改革的正确定位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 　　为实施总体改革做好准备 　　设计好总体方案固然不易，实施总体方案更是一场硬仗。因此，必须精心做好“开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除了做好总体方案、路线图的设计外，还有两项准备工作特别值得注意： 　　一项是美国经济学家诺顿发表在《比较》辑刊上的文章提出的建议。他建议今年进行一些大众关心、能够很快启动，成效又具有可观察性的改革项目，以便为改革聚集人气。我认为他的建议值得采纳。因为一方面，深化改革必然涉及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某些能够利用原有制度漏洞，靠权力发财致富的特殊既得利益者也会阻碍改革的推进。没有大众的支持就不可能打破障碍，推进改革。另一方面，目前百姓对一些政府政策的信任不高，甚至有一种逆反心理，所以聚集人气很重要。最近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就属于这一类型的先期改革。现在有些媒体把注意的重点集中在大部制、小部制的问题上。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李克强总理讲的 “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交给社会”。这次国务院机构和职能转变改革的一些措施，像清理审批项目、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就相当不错，都是很重要、能够得到社会欢迎的改革。 　　同时，要注意创造和维护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使得系统化的改革能够顺利出台。1985年中央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吸收了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金融家提出的意见，指出在改革的“初战阶段”，要注意使经济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为改革创造一个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比较协调，不要急着上速度、上项目，一下子把总需求搞得过大，经济环境变得很紧，造成改革出台有很大的风险。这个意见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依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保持高速增长的做法早已走到了尽头。投入增长得很多，保增长的成效却愈来愈差。早在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经济已进入降速的下行通道。2009年靠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升到8%以上，只维持了一年就再度下降。去年5月以后各地大上城建项目和 “造城运动”，GDP增长速度在第四季度提高了0.9个百分点，到今年一季度又重新下降。但为此投入的资金却大量增加。开始的时候没有在银行信贷上表现出来，而是在银行的表外业务、影子银行、城投债的发行等社会融资增长上表现出来，使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攀升。到今年第一季度，这种信用扩张似乎已经传导到货币流通量上了。我担心，如果出现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会给系统性改革带来困难。 　　设计好总体方案固然不易，实施总体方案更是一场硬仗。全面深化改革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障碍。我们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来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把改革推向前进。这关系到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大家要支持和推动具有改革理念和追求的领导者把改革进行下去，并取得成功。 　　来源：解放日报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696.html

　　党的十八大强调：“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的潮流，积极稳妥进行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这是党中央站在历史与时代高度，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深入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加快我国军事力量建设，确保国家安全与发展，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的时代要求 　　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历史责任。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军事变革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冷兵器战争向热兵器战争变革。当其进入关键时期时，我国正处于“康乾盛世”，然而，康乾严守“祖宗成法”，不思变革，其后代们更是逐步走向腐败昏庸，终于错过了军事变革的大好时机，在侵略者杀入国门时，中国军队上演了一场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的历史悲剧。 　　第二次是热兵器战争向机械化战争变革。当其进入关键时期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军阀混战、国土肢解、积贫积弱、民族危亡。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机械化战争形态已完全成熟，中国再次被甩到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之外。 　　今天，人类第三次重大军事变革——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变革正进入关键时期，于是，“历史责任”一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沉重。我国能否抓住机遇、攻坚克难，实现包括军事在内的全面复兴？我军能否避免重演历史悲剧？百年之后，子孙后代会不会像我们今天指责“康乾盛世”一样指责我们？ 　　这一切，都历史性地落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正是基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党的十八大吹响了深化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号角，这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是对中华民族的郑重承诺，是对子孙后代的历史担当。 　　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是应对世界新军事革命挑战的根本举措。党的十八大把“世界新军事变革”改为“世界新军事革命”，虽一字之改，但意义重大。军事革命是军事变革进入质变期的标志。将“变革”改为“革命”，是我们党对世界军事发展大势作出的全新重大战略判断，明确而郑重地警示全军：世界军事发展步伐加快、形势紧迫而逼人。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拼抢新的战略制高点，以新一轮科技创新和理论创新为先导，以武器装备高度信息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人才建设为核心，以体制结构革命性改造为支撑，加快构建新型军事力量体系。现代战争随之呈现出“信息主导、全维作战、体系对抗、网天决胜”的鲜明特征。 　　目前，我军处于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又需要努力实现信息化的特殊阶段，面对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解决这两个“不相适应”，唯有强化变革、深化变革，否则将再次被世界军事发展大潮所淘汰。 　　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富国强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如果国富军弱，那将是残缺破碎的中国梦。据历史记载，19世纪末，中国的黄金储备高居世界之首，中国的财富位居世界前列。然而，无情的历史留下两道沉重而鲜明的风景线。一道血红——鲜血流成河，中国人的鲜血滚滚流淌，浸透祖国的大地。一道雪白——白银汇成海，中国人的白银滚滚外流，涨破列强的腰包。一红一白，彰显国防与经济的血肉关系。历史远去现实走来，伊拉克曾是“富得流油”的中等发达国家，然而，其主权和政权在一枚枚呼啸而来的巡航导弹面前彻底倒塌了。历史与现实警示世人：国富军弱必然引来祸端。 　　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具有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但应看到，我国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进一步增强，呈现出“四个交织”的复杂态势：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交织、现实安全威胁与潜在安全威胁相交织、军事安全形势与其他安全形势相交织、国内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相交织。尤其应看到的是，中国经济越发展越要走向世界，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冲突的机会就越多，当这种冲突达到中国安全与发展底线时，军事力量必然走上前台。可以说，军事力量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命脉！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已不仅仅是中国军事本身的事业，而是中华民族应对复杂安全威胁、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整体要求。 　　二、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的基本思路 　　当前，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新的起点上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坚持解放思想、全面统筹、突出重点、作战牵引、科技推动，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全面建成信息化军队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以真正解放思想为先导。最落后的民族并不是贫穷的民族，而是自卑保守的民族。最落后的军队并不是劣势装备的军队，而是观念陈旧的军队。军事变革的最大障碍不在技术而在观念。因此，应努力从对各种军事理论僵化和教条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努力从工业时代战争背景下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努力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思维和工作方式中挣脱出来；努力从狭隘的权力和利益观念中解放出来；努力从按部就班的思想和行为惰性中解放出来；努力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心理怪圈中解放出来；努力从“谋略大国”的自我欣赏中解放出来；努力从“胜利之师”的历史包袱中解放出来，真正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奠定良好的思想观念基础。 　　——坚持以科学统筹为首要。科学统筹是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首要任务。应坚持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原则，着眼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发展全局，统筹军队长远建设和阶段性能力生成；统筹军队信息化建设与机械化建设；统筹武器装备、军事人才、作战理论、教育训练等诸要素协调发展；统筹各种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与运用；统筹陆军、海军、空军、二炮诸军兵种建设与发展；统筹军队建设资源的投向和投量；统筹军队与地方资源配置，使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真正进入科学发展轨道。 　　——坚持以构建新型军事力量体系为重点。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总要求下，应努力构建紧密联系、相互融合的四大支撑体系：以军事信息系统为依托、以新一代武器为主体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体系；以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为重点，以信息化建设管理人才、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新装备操作维护人才为支撑的实战型人才体系；以战略预警、军事航天、防空反导、信息攻防、战略投送、远海防卫等新型作战力量为骨干，诸军兵种高技术部队为主体，进攻力量与防御力量有效配合，硬打击力量与软攻击力量紧密结合，现役力量与后备力量有机衔接的整体作战力量体系；有效保障实战、有效保障部队建设、有效保障军事改革，保障体制一体化、保障方式社会化、保障手段信息化，平战结合、军民融合的现代化后勤装备保障体系。 　　——坚持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核心要求。军事变革最终是为打赢战争服务的，要按照习主席“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以实战需求为着眼点，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标准，以“打硬仗”军事斗争准备、维护海洋权益军事斗争准备、太空和网络空间等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为牵引，以主要战略方向和重要领域为重点，带动各军兵种、各方向、各领域战斗力水平和战备水平全面跃升。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根本推动力。军事变革源于军事科技革命，科技创新是军事变革深入发展的第一动力。应努力提高国防科技水平和武器装备科技含量，尤其是信息技术含量，加快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不断提高官兵科技素质，尤其是信息素质，打牢建设信息化军队的人才基础；不断提高指挥体制的科技含量，真正依托科技基础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不断提高军事训练的科技含量，运用信息系统组织联合作战训练；不断提高军事理论创新的科技含量，运用高科技手段和量化分析方法丰富和拓展军事理论创新途径。 　　三、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应正确处理的若干战略关系 　　正确处理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变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相当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表现为军事领域的“单一变革”。而中国则表现为军事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双重变革”，并且同时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在这种特殊的国情下，国家将承担多个领域重大变革的艰巨任务，必然面对西方国家不曾面对的诸多难题，因此，必须做好统筹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这篇大文章。 　　一方面，加强总体筹划，把军事变革纳入国家总体建设和改革的大框架之内，使军事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变革相配套，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相协调。 　　另一方面，在社会总体变革的历史阶段内，军事变革不能超出社会变革的承受能力，这对于军事变革和国家整体发展都至关重要。 　　正确处理深化变革与保持稳定的关系。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军事变革，都是对原有军事系统的革命性改造，因而必然有阻力，有风险，有动荡，有代价。尤其变革体制涉及权力的重新调整，变革结构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不能冲破利益的藩篱，在阻力和代价面前止步，往往是变革夭折的基本原因。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树立强烈的风险意识和代价意识，如果把变革的成本或代价看得过重，如果过分求稳怕乱、瞻前顾后，就会犹豫不决，最终导致军事变革半途而废，丧失历史机遇。 　　同时还应看到，军事变革的风险和代价是必然的，但风险和代价的程度及范围却是可控制的，应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既敢于变革，又善于采取科学的方式和措施将变革的风险和代价降至最低程度，达到稳与变、静与动的统一。 　　正确处理武器装备建设与其他建设的关系。军事变革通常分为初始期、攻坚期和成熟期。初始期主要是抓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这是军事变革向纵深发展的基础。攻坚期的任务主要是实现战斗力两大基础要素（武器装备、军事人才）与四大交联要素（军事制度、体制结构、作战理论、军事训练）有机融合，其中最关键的是解决诸如军事制度陈旧、军事结构落后、利益群体复杂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是军事变革能否最后成功的分水岭。 　　今天，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在经历了大力发展武器装备的初始期后，正在进入攻坚期。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遵循变革规律，适时果断地把变革锋芒指向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变革取得成功。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308.html 文章来源：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