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没有平等,何谈分配主义

  文_西闪 什么是正义?“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 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在他主持编撰的《法学汇编》(Digest)开篇就如此宣称。1500多年过去了,在有关正义的诸多解释中,这句宣言仍是最简洁的。 可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简洁的定义未必管用。因为和人类的其它美德相比,正义是一种特别注重结果、力求切实可行的美德。要追寻它,普遍抽象的原则固然需要,但把正义放到历史的维度中去考察,无疑是较好的方法之一。在这样的考察中,古老定义中隐去的三个关键要素:什么叫“应得”?哪些东西属于应得?以及谁来给予?都会显露出它们的历史复杂性。《分配正义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一书篇幅不长,但准确地标注出三个要素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与转折。 分配必须依据美德 事实上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意识到追寻正义不能停留于唱高调的阶段。他的老师柏拉图说,正义是所有美德当中最根本的美德,它根源于人的内心,包含着一个人与他人的所有关系,因此称得上是“普遍正义”或“整体美德”。亚里士多德承认老师说得很对,不过他觉得整体美德也好,普遍正义也好,具有过于模糊空疏的伦理含义,实在不易把握。所以,他提出要讨论整体美德中具体的、可以把握的、至关重要的那一部分,即归属政治机构和司法裁决的特殊范畴内的那部分正义。与普遍正义相对应,他称这一部分正义为“特殊正义”。 接下来,亚里士多德把特殊正义划分成两类。一类是“矫正正义”(rectificatory justice),另一类叫“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对待这两种类型的正义,他采用了不同的平等模式—前者是算术意义上的严格平等,而后者是几何意义上的比例平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思,矫正正义指的是人与人自愿或不自愿的交往中应该遵循的原则。举个简单的例子:A和B是平等的两个人,假如A不公正地从B那里拿走了C,从而形成A+C和B-C两种情形,那么依照矫正的原则,必须从A那里取走相当于C的东西,补偿给B—这就叫矫正正义。矫正正义涵盖了自愿与不自愿两种人际交往的方式,买卖、借贷、租约等自愿交往,谋杀、伤害、盗劫等非自愿交往都受此管辖。不过,从上面这个简单的例子也能看出来,矫正正义是一种“消极的”正义—只有当不正义的事情发生后,它才会发挥矫正的作用。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分配正义要积极得多,因为它关注的不是惩罚和补偿,而是奖励。由于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公民、权力、投票、执政能力等与政治秩序相关的议题,所以他认为分配正义就是根据勇敢、正直、功绩等政治美德,按照比例平等的原则,分配职务、地位、荣誉,或者金钱。德行越高,分到的越多;德行越低,分到的越少。总之,就像他说的那样,以政治地位为核心,“所有人都同意公正的分配必须根据美德而进行。” —正是以亚里士多德为开端,《简史》论证了“分配正义”这一概念在历史中发生的近乎戏剧性的改变。 接下来的2000年,一直到18世纪,后世的思想家所做的就是对亚里士多德建构起来的分配正义“大厦”进行修修补补,但它的根基还是美德。 到了启蒙时期,也就是洛克、休谟和斯密的时代,在有关分配正义的讨论中,大家关注的核心依然是美德—仅有洛克为美德增添了“劳动”这个新品种。斯密在谈到乞丐要求人们施舍的问题,乞丐所谓的“权利”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因为他依旧把分配正义视为一切美德的笼统说法,而贫穷显然不是美德。不过,斯密也非常明确地反对穷人比富人道德上低劣的说法,并且提出了一些具有分配正义特征的建议。比如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国家确保穷人的基本教育以及培养他们的道德和政治判断力等等。 没有人注定贫穷 当然,思想家们的观念很难予以简单地概括。相形之下,生活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期的普通人要单纯得多。当时的人们或多或少开始关注财产权,关注贫富差距,但仍然坚持正义/慈善的主流区分。他们显然没有预料到世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正义观也将出现戏剧性的转折。正如《简史》描述的那样,一直到18世纪中期,传统的社会等级观念还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到了18世纪末,大家一致同意没有人注定生活在贫穷的最底层,“通过智慧、勤奋和幸运”(康德语)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乃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简史》的作者认为,除了上述提到的斯密,卢梭和康德也为这场观念巨变提供了丰富而矛盾的思想资源。卢梭一方面强烈地谴责财产制度导致的仇恨、冲突和贫穷,把它们称作必须消除的社会罪恶,另一方面又说“财产权是公民所有权利中最神圣的权利,在有些方面甚至比自由本身更重要。”他对所谓进步报以极大的怀疑,同时鼓励人们相信所有的社会罪恶都能够克服,并且宣称他心目中的天堂乃是一个没有财产,也没有正义的地方。然而事实上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相比,只有卢梭是最具现代含义的启蒙者,因为他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平等的政治优于精英的政治——人与人之间最理想的状态是平等关系,不是等级关系,而巨大的贫富差距会对人们的平等关系造成伤害。 深受卢梭影响的康德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救济穷人是国家义务的思想家。在分配正义的领域,他比卢梭还要激进。他敦促国家开办医院、学校和救助无家可归者的机构,用纳税人的钱直接为穷人提供救济。他还非常敏锐地揭示出慈善背后隐藏的等级关系,因为一个人在物质上帮助别人的时候,很可能从道德上贬低了对方。而在康德看来,所有美德的本质就是帮助创造由平等、理性的人组成的群体,一旦有人自我感觉在道德上比别人优越,就破坏了道德本身。因此,真正的慈善不应该被看做慷慨和善意的表现,而应该是“荣誉的债务”,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固有权利的尊重。 到此为止,读者们可能已经发现,人人平等的思想如何彻底地改变了分配正义的传统含义。之前,无论分配正义的观念发生多大的变化,“应得”的前提始终是与美德密切相关。但现在,“应得”的前提在于人人内在的平等价值。这意味着无论道德差距有多大,从本质上讲,任何人都配得到美好的生活。 在《简史》作者心目中,斯密、卢梭和康德不单是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也是现代意义上分配正义的奠基人。不过,尽管已是呼之欲出,他们都没有正式为分配正义提供准确的定义。这项工作是由康德的学生费希特和法国政治活动家巴贝夫(G. Babeuf)完成的。特别是巴贝夫,他把摆脱生活贫困视作一种政治权利,第一次提出社会经济地位上的人人平等应该列入政治议程。自此之后,现代的分配正义终于具备了确切的含义:国家保证人人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物质财富。 之后相当长的时期,有关分配正义的吁求依旧处于政治讨论的边缘,就连马克思也不太重视。马克思当然支持穷人在劳动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报偿,但是仅仅因为“这是一个人”,就有权得到某些物品,这并不在他理解的正义范畴之内。事实上19世纪到20世纪的大部分历程中,人们抛弃了“按德分配”的传统分配正义,接受了洛克、马克思等人的“按劳分配”原则,但是现代分配正义中隐含的“按需分配”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太遥远太激进。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罗尔斯、诺奇克、沃尔泽等人的争论才把分配正义带入政治哲学思考的中心地带。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正义论》、《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正义诸领域》等著作,以及最近周保松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一书可以参考。 令人放心的是,《分配正义简史》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视野广阔、图像明晰的历史背景。我个人认为,假如人们不了解这部书所介绍的历史,任何有关分配正义的讨论都难免会显得虚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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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世界当惊殊

(刘原,专栏作家,现居湖南。网易微博: http://t.163.com/2438450967 ) 前些天,一名留日学生回到上海时,因生活费问题,拔刀将接机的母亲刺成重伤。最新视频显示,事发时机场旅客都作壁上观,只有一名老外紧张地为伤者急救。多年以后,这名老外一定仍萦绕着几个谜团: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刺杀母亲?而且居然是为了学费。惨案来临时,为什么中国人都如此冷血? 我向来认为,中国人已经傲然成为全球最令人费解的物种了。鬼佬没有的毛病,中国人全有;鬼佬有的毛病,中国人登峰造极。鬼佬有体毛有艾滋病,国人臂上无毛,心中有毛,还独创出“非典”和阴滋病。 杀母是不对的,我遂钻进故纸堆里想找些历史案例教诲时下的后生崽。阅尽“二十四孝”,发现老祖宗们孝敬起来更变态。“卧冰求鲤”是继母生病想吃鲤鱼,猪头三趴在冰面上以体温融冰捉鲤鱼—他竟不知冰凿除可杀床伴外亦可破冰;“怀橘遗亲”是六龄童到袁术家做客偷橘子,被袁术发现时辩称母亲爱吃才偷回去孝敬的—幸亏他妈没说最爱的是金元宝;最伟大的是“尝粪忧心”,父亲病重,医生嘱儿子尝粪便,味苦则有救,这真是史上第一庸医,自己诊断不出病情还叫病人家属吃屎。此般孝顺,俺们学不来,除非人性和味蕾悉数泯灭。 今人无法理解古人,洋人无法理解国人。昨夜某电视台征婚节目上首次出现洋人,加拿大的,当他说自己不准备在中国买房时,女嘉宾的灯犹如风中之烛遇瓢泼大雨,哗的一下全灭了,该鬼佬疑惑地说:“我印象中贵国的传统女性都是注重爱情的,为什么为了一套房就否决我呢?”嗯,否得好,莫以为你鸡鸡大就走遍天下都不怕,你爸又不是李察·刚,又不是中东酋长,凭什么嫁你,莫以为敝国就不产毛驴。 别说来华的洋人看不懂中国人,连不来华的洋人都看不懂身边的中国人,在许多国家,华人是永远没有休息,拼命挣钱的物种,周末所有洋人商店都打烊的时候,惟有华人商店一直亮灯。这令许多洋人深感恐惧,正如妓女每月总应休息几天,若是冒出个居然出满勤的铁姑娘,你在心折之余,只怕亦觉得有些血腥。 在几千年间,中国都是很牛逼的,四大发明、蹴鞠至今仍影响着全人类,连妓院都是中国首创的—公元前七世纪齐国总理管仲说:找些女子,搭些棚子,收些银子。但近代以降,中国再也没输出过像样的东西,只能进口西洋文明,譬如北洋时期从军阀到政客都迷恋代议制。国体不去谈它,就民风而言,中国如今最急需输入的不是资本和技术,而是仁爱、规则、道德。莫怪洋人都在腹诽我们,我们确是以怪胎之相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丑并自豪着,丑得不可救药,自豪得不可自拔。 这是一个民气丧乱的年代。我们都在制造有毒的食品或精神产品,彼此贩卖;我们边痛骂腐败痛骂潜规则边孜孜不倦地敲门送礼送肉身,否则吃亏;我们不相信爱情不相信亲情,钱才是爹。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两位远在杭州和南宁的朋友正面临着强拆,我劝他们不要硬扛,不可螳臂当车,否则铲车轰隆隆开过他们那吃过双汇、三鹿、陈化粮、潲水快餐的小身板,街市依旧太平,世上无非多了两张碾平的肉制化学元素周期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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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聋作哑之】南都周刊:习惯性颠覆,习惯性开炮(2009)

艾未未:习惯性颠覆,习惯性开炮 2009年03月13日 南都周刊   纽约十年:“东边是正确的”   离这里三百米的三影堂正在展出《艾未未纽约1983-1993》摄影展。那些黑白照片记录了当年纽约东村的诗歌朗诵会、汤姆金斯公园广场的暴乱、假发节上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而更让中国观众感兴趣的是镜头里年轻时代的艾未未、陈凯歌、顾长卫、谭盾、冯小刚、北岛、舒婷等等,他们都是1983年到1993年在纽约东村混过或路过的一群人。   1981年,艾未未在很多人觉得“有病”的情况下从北京电影学院退学,靠女朋友的关系去了美国,随身只带了20美元。当时全国比他更早留美的只有陈逸飞一人。   在纽约,艾未未体验到纯粹的个人自由以及十二年海外生活的无聊厌倦。而尽情逃课的后果就是,1993年当他为了看望生病的父亲回国时,连学位也没有拿到。他承认纽约的生活对他影响深远,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个人的权利受到充分的尊重,没有人敢轻易找你的麻烦。”艾未未的特立独行和颠覆性格显然跟这段经历密切相关。   这十年中,艾未未在纽约东村租住的房间成了那个年代文艺青年们赴美的一个根据地。当时他的电话自动答录机的录音是:“东边是正确的(East is Right)。”“那时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总是闲着,随手拍了一些遇见的事,去过的地方,熟悉的人,我的周围的住地、街道和城市,打发每天的闲散时间。”艾未未说,20年后的今天,纽约下东城的东村的面貌全变了,甚至照片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在世。1993年回北京后,艾未未组建了一个实验性的,类似纽约艺术家天堂东村的社区。在这里产生了令人震惊的行为艺术和激进绘画、摄影以及装置作品。   三影堂的荣荣和映里从艾未未15年积攒下的350多个胶卷,1万多个画面中选出200多张照片——那些难以辨认的面孔,地点,艺术作品和活动。“生活在过去的50年中,很像是一片落叶,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但最终还是会落在某个角落。图片出现的方式和秩序也会是如此,杂乱无章的,有些思路好像只有混乱时才可以清晰。”艾未未说。     博客:“觉得太好笑了就说两句”   “你打断了我写博客,说实话我挺不高兴的”。艾未未拖着庞大的身躯,很不情愿地从工作室里出来,似乎忘掉了是自己答应的采访时间。从早上8点钟开始他就坐在电脑前奋“键”疾书,主题是评论追讨圆明园兽头的行为。在里面他骂了律师、骂了媒体,骂围观者“装死”,骂得淋漓尽致。   愤怒中年艾未未的博客已经成为新浪博客的一个热点。每天都有一帮固定的粉丝在这里等候他更新。他评论的话题远远超出了艺术的范畴,杨佳案、“躲猫猫”事件、CCTV配楼着火,等等等等。近期唯一与艺术搭点边的是给左小祖咒的音乐写评论,也相当的“不务正业”。   2005年,当艾未未还在用一根手指头笨拙地敲击键盘时,发现了博客这个有意思的东西。一开始还是比较艺术气质的,往上面贴点图片视频什么的,一度成为当代艺术教学厅。他一度在博客上贴他给自己和别人剃的各种头型,他下剪子不假思索,由推子剪子自己决定走什么路线。他只是玩,别人或许就看成了艺术。   后来博客的内容慢慢变了,很少艺术气息,倒是很多社会新闻的评论,充满了艾未未式的爆破力。艾未未说,现在他最关注的是“社会公平问题”。“我说话没顾忌?我太有顾忌了,我觉得我要不说这话,倒霉的是全部的人。就像那个矿要塌了,大家都不说,进去的就砸死。”   下午再去的时候,艾未未还在电脑前。因为博客终于写完了,他看起来心情大好,一副骂完人之后的畅快感。“博客让我能说点真话。有时候觉得有些事太好笑了就写两句。”对80后90后艾未未充满欣赏和期望,因为他们生活在信息快速的时代。“幼稚或错误都不是问题,只要他们有热情,有判断能力,他会逐渐辨别是非”。   艾未未已经连续三年获得当代最权威的艺术杂志英国《艺术评论》的年度“当代艺术最具影响力一百大人物榜”,共有三名华人入选,他列三人之首。然而他对此并不上心。作为鸟巢设计顾问,鸟巢建成以后似乎也跟他毫无关系了。谈鸟巢在奥运后的使用,他一脸不耐烦:“都是伪命题,他们把它拆了卖废铁都跟我没关系。你们不如关注下CCTV的火。”   跟艾未未谈话很有趣也很困难,这个善于逆向思维的人,习惯性地颠覆所有既定的问题和标准,到最后你会发现问题本身也变得荒谬,提问者已无立锥之地。说到父亲艾青对自己的影响,“他告诉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人。”   的确自由。自从1993年回国以后,从鸟巢的顾问到SOHO现代城的雕塑设计,从雕塑、建筑、影视到当代艺术,艾未未都做过。但他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工作”,一直散漫地做着一些自己愿做的事情;游离在所有圈子之外,不参与国内艺术界的任何活动,称知识分子呆的地方是“停尸房”,对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开炮。   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是幸福的。“我最重要的是成为我个人,就是我的独立性,不依附于任何权力”,艾未未说。做艺术家对于艾未未来说就是为了能够正大光明的“不务正业”,就像他给自己的定义“狗揽八泡屎,泡泡舔不净”。艺术、建筑、政治、音乐,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他还要往哪里“第三者插足”。   至于未来,“还是这样子吧,我想没有什么人能够改变我。其实我本质上是个挺无聊的人,真的”。   艾未未突然冒出一句颇富诗意的话:“这个世界一切都会坍塌,唯有人会站起来。”这时他的表情稍稍有点严肃。   “没有表达就不是人”   南都周刊:照片上的人现在都是腕儿了,当年这些人都什么状态?   艾未未:混呗。照片都出来了,你自己去看吧。现在不一个个人五人六的,都活着呢。   南都周刊:在美国呆了10多年,对你现在的性格有影响吗?   艾未未:这个很难说,肯定是有影响的,我毕竟在相对自由的社会里呆了那么多年。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找过我的麻烦,只有我找他们麻烦的时候,虽然我是非法移民。个人的空间大,而政府权力很受限制,不能随便伤害个人。当每个人都认为个人的权利很大,不可被伤害的时候,政府权力就会变得很小。   南都周刊:你现在是美国国籍?   艾未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我都把我的护照放到博客上让人看了。最初他们说我敢说话是因为我是美国国籍,我赶紧把护照拿给他们看了。后来他们说我敢说话是因为什么宽裕,我赶快让自己破产了。然后他们又说可能是我家里有背景,我又赶紧把我父母“抹杀”了,他们还要怎么样?   南都周刊:发言对你来说很重要?   艾未未:是个人就能说话。表达是人之为人的一个特征,没有表达你就不是人。个人地位也是每个人应该有的地位,做人最高的地位。只是大多数人都放弃了这种权利。   南都周刊:大家觉得,至少知识分子可以多说话。   艾未未:他们只是知道怎么保存自己,躲在一些机构、学院和协会里面的蛀虫,知识从来没有为社会提供过有效的作用,他们叫什么知识分子?除了抄袭以外就是张冠李戴,他们是所有的腐败和社会无能的一部分。   南都周刊:你需要为谋生考虑吗?   艾未未:很多人以为他们是中产阶级,或是上流阶级,其实仍然生活在精神的贫民窟当中,他们才是真正需要谋生的人。而我无论处在什么状态下,注重的是精神上的谋生。 艾未未:习惯性颠覆,习惯性开炮(2)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3月13日 15:06 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你最近关注文怀沙么?   艾未未:我觉得很好笑,中国有这么多跟人的生命有关的假,跟科学有关的假,大家都回避不谈,却找了这么个人,讨论这么热闹。中国的学术作假有多厉害,教育成天毒害孩子,三聚氰胺几十万孩子受损。卫生部教育部有人讨论过吗?有人敢大张旗鼓地每天放在头条上吗?讨论文怀沙和追究圆明园兽首是同一性质。   南都周刊:追讨兽首有什么问题?   艾未未:中国历来毁掉了多少文物,就说“文革”,砸掉了比那个兽头要贵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一亿倍的文物,有谁追究过?有谁做过统计?那是无可估量的价值,没有人追究,却盯着圆明园爱新觉罗家族的东西,几个意大利人设计的兽头。第一它不是中国文化的东西,跟我们传统没关系的,我们历来不做这种写实主义的创作。中国人搞不清楚的,没有人问这个。那些律师懂吗?100个律师为了一个烂兽头,我一天能给你做出100个来。太好笑了。   南都周刊:你都在博客里写了,很尖刻。   艾未未:博客对我来说蛮有意思的,因为可以说点真话。有时觉得太好笑了就写两句。过去信息闭塞,现在因为博客、网络,情况已经好了很多。没想到网络对中国的作用这么大,这是奇迹。如果有一百件“躲猫猫”这样的网络事件,中国人就自我教育成功了。   南都周刊:你想改变他人吗?   艾未未:在我的范围内,在我目光所及之处。他们不要来影响我就行了。   南都周刊:很多人都被你骂了,比如余秋雨、张艺谋。请举几个你佩服的人。   艾未未:鲁迅,王朔,韩寒。   南都周刊:你怎么评价韩寒?   艾未未:我经常看韩寒的博客文章,几乎每一篇都看。我觉得韩寒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是中国几十年来最优秀一类人的代表。勇敢、清晰、行动,加上幽默,谁也别跟他玩虚的。韩寒这一代人或者他所代表的这些人是旧时代的掘墓人。   南都周刊:评价这么高?   艾未未:是中国太缺少这样的人了。其实在国外每个公民都应该是这样的人,韩寒只是一个在他的位置上承担了责任的人,而大多数人都是放弃者,注定要被淘汰掉的。只要是年轻人,通过自我努力,不是去谄媚,不去谋求一些不该谋求的利益,不做价值上的简单交换,已经很了不起。   南都周刊:你对80后很看好?   艾未未:80后是中国第一代可以被称为“人”的。他们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有自己的信息来源,有自己的判断基础。   南都周刊:除了博客你还关心什么问题?   艾未未:这个社会应该相对公平一些。你最重要的财富就是你有正常的途径表达自己,有公平的环境来追求幸福。现在个人的社会权利、个人的责任,都乱七八糟的。比如今年春节后,有一千万民工回不到城里,因为工作没有了。   南都周刊:怎么看中国当代艺术?   艾未未:我不了解,也没兴趣。我从来不属于这个圈子,在国内我没做过一个画展,我的展览都在国外做。   南都周刊:市场这么火爆你也不关心?   艾未未:市场都一样,大家有闲钱就开始炒这炒那,没钱首先撤的就是艺术。没什么太大的规律。我做东西也不是为了卖的。   南都周刊: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还有救吗?有人说被商业和功利主义毁了。   艾未未:文化艺术是人的行为,人若是被毁了,其他也是必然。   南都周刊:吴冠中画展刚刚开幕,他在前言里说艺术界有太多束缚艺术的东西。   艾未未:他敢说话,可惜没人听。   南都周刊:那你的话呢?   艾未未:我说的话就跟放屁一样,但还是得说。我要不说这话,倒霉的是全部的人。说真话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你的选择。   南都周刊:为什么你在国外的影响比在国内大?已经连续三年被英国《艺术评论》评为“当代艺术最具影响力一百大人物”。   艾未未: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人,这是误会。他们觉得我的每一公斤和每一两都是有价值的。我也不觉得他们的评价有什么意义。   你总得活着,活在所有人的错觉中吧。100人名单算什么,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坍塌,整个旧的体制都在崩溃。我还会在乎他们给我的某种荣誉吗?这个世界一切都会坍塌,唯有人会站起来。   南都周刊:在这个时代保持完全的独立有多难?   艾未未:独立是生命的完整性的问题,完全的独立在任何的时代都是不可能的,那意味着失去现实的含义。同样可以说,生命不可能是完整的,它必然是他者的一部分。   南都周刊:你很愿意对媒体说话。   艾未未:我愿意任何类型的交流,不只对媒体说话。我觉得媒体够烂的了,但我要面对这个烂的世界。我生活在这里,我自己是烂的一部分,我只是在挣扎。   南都周刊:你是艺术家,可关心的都不是艺术的事情,这算不务正业吗?   艾未未:我做艺术家就是因为想要不务正业,在我看来,艺术不是业,更无正可谈。如果我是,我的目光所及都会是,若不是,我就是再务也没戏。   南都周刊:其实你还是乐观的。   艾未未:必须乐观,生命只有一次,任何其他力量只是想消减你生命的意义。你是在维护这个生命的意义,这个生命的尊严跟他人的尊严是连在一起的。你怎么能不乐观呢,除非你对人类彻底失去了信心。 (编辑:琪鹏) http://goo.gl/L0a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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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张铁志:台湾80后,社会运动的前锋

        在香港,过去这两年,80后青年的社会运动成为重要社会现象。他们反对建立香港到深圳的高铁、保卫这条高铁经过的农村菜园村,几千人围住立法会,几十人下跪苦行,希望唤起社会关注。这些冲撞与反抗震惊香港社会,让学者和媒体纷纷寻找各种解释,为何原本以为比较自利、冷漠的新一代,竟然掀起香港社会的巨大骚动。   这个80后/七年级生现象也正在台湾发生。   1980年代时,随着整个社会力的解放,各种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开始冲撞体制,校园中也出现学生去争取学生权益,或者走出校园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到1990年3月,在中正纪念堂的野百合运动为最高潮。此后,大规模学生运动逐渐退去,许多人开始说学生运动已死。   到了2000年以后,当这些成长到20岁的80后进入公众视野,人们开始说他们是不能承受压力的“草莓族”,或者说是不行动只会在网上发牢骚的网民,说他们更现实、功利,不重视严肃的思考。   这个说法有事实也有迷思。   首先,在1990年代,随着台湾逐渐建立起形式民主、早期反体制社会运动的日益制度化与专业化,以及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强大支配力,1980年代大规模的反抗风潮似乎只成为浪漫乡愁。以往,反对者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认为是长期执政的国民党的罪恶,但现在对新一代的青年来说,抗议的对象不再如此简单,问题更为复杂,但这当然不代表社会矛盾真的减少,而是需要更深刻的反省与思考。   再者,这个青年世代的确在某程度上比20年前更轻盈,但这不是专属于这个世代青年人的特质,而是当前整个台湾公共领域的病症,台湾的公共领域尤其媒体日益苍白贫乏,八卦娱乐化。我们必须自问:现在台湾主要媒体提供多少思辨养分给年轻人?当很多人说现在的学生缺乏历史感时,主流媒体又有什么历史感?20年前虽然信息相对稀少,但是有更多深刻讨论问题的报纸版面和思想性杂志。   当然,这是一个网络时代,因而主流公共领域之外存在更多另类的公共领域,让有心的年轻人更能接触到广泛而深刻的信息与知识。这也使得上述的结构性困境有了一个出口。   而事实上,从1990年代初期至今,校园中从来不乏关心或从事校园改革或社会实践的学生。而从六七年前开始(也正是网络开始普遍时),更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行动主义”青年世代:先是有一批年轻人开始守护乐生疗养院的行动(这个疗养院是一个住了一批麻风病患并具有文化古迹意义的场所,政府为盖“捷运”要拆迁),令人意外地吸引大批年轻人参与,并逐渐形成一个行动网络。然后2008年年底爆发“野草莓运动”,几百人从坐在“行政院”到在自由广场埋锅造饭,要求修改台湾过时保守的“集会游行法”。   此后这几年的社会运动都可以看到一批批积极的年轻人投入,尤其是这几年火热的农村议题和环境议题,如反对农业再生条例对农业的伤害、反对中部科学园区对环境的破坏、反对国光石化工厂对环境与食物的污染等等,这批青年行动者已经成为这些运动的街头前锋,或是深耕社区的草根工作者。   例如在今年1月底的寒冷冬夜,成千上百的年轻人在台北的“环境保护署”外举办守夜抗争晚会。他们唱歌、演讲,并在晚会结束后就地举办分组环境论坛,谈着白海豚与湿地,谈着土地正义,谈着台湾的环境愿景,直到凌晨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睡去。这场活动的组织者是“青年反国光石化联盟”,就是一群以80后为主的年轻人。   这不是一个特例,而是这几年台湾公民运动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此之前,既有的社运团体和NGO是各种社会运动的行动主力,学生大多只是参与他们组织的活动。但这几年这些大多不属于特定社运团体的年轻人,却在这些重大议题上扮演了与既有的NGO携手并进的角色。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是网络的兴起,让这群年轻人可以透过网络连结起来,并进而产生行动,而不用像以往必须依靠NGO团体作为主要协调的组织机制。   1960年代曾有一首歌曲《时代正在改变》成为那个时代台湾青年运动的经典歌曲,而如今听来竟是如此贴切:   “政客们,请注意人们的吶喊/不要在阻挡在路上……一场战争正在外面进行/愤怒地进行/并且将撼动你们的窗和墙/因为时代正在改变//父母们,不要批评你不了解的东西/你的儿女已经不是你能掌控的……如果你不能伸出手帮忙,那就不要成为变迁的阻碍……”   (张铁志,台湾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原文: 点击 附:维基百科: 野草莓运动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2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都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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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外来人口”退税行动:为什么“外来人口”在纳税时一视同仁,但享受“市民”权利时却区别对待?

南都周刊记者_郑文 微博上自诩为“云南农民”的杨学涛,最近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等答复还是打官司。 “在上海纳了3年税,看病还要付全额医药费”,让这个昆明出生、北京求学、广州工作、上海定居的前媒体人觉得很不公平。两个月前,他以个人名义把一封集合了678人签名的建议书,快递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组,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两个月后,建议书尚未得到官方回应,却引来了北京律师程海的关注。 因为户口问题,程海曾与北京市公安局打过四次官司。从网上得知“云南农民”的遭遇后,他直接电话杨学涛,“有没有兴趣起诉上海市公安局?” “这下要搞大了……”挂掉电话,杨学涛笑了。 “无代表,不纳税” “如果你是‘外来人口’;如果你的居住城市收你税的时候一视同仁、收完税之后区别对待;如果你的居住城市在要求你尽义务的时候一视同仁、在你要求享受权利的时候区别对待,请转发此微博,让更多人加入到‘同等税收享受同等权利’的诉求队伍里来。”2010年12月15日,杨学涛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截至发稿日,这条微博已被转发2416次,含655条评论,显然触及不少同病相怜的“外来人口”的痛点。有人评论说,“没人让你做外来人口,你可以回家交税去呀”;也有网友调侃道:“作为一个拥有6本暂住证的北京暂住民,我不得不转”。 虽然自诩为“云南农民”,其实杨学涛现在的身份一点也不“农民”—盛大汽车传媒总裁。他的职业生涯有点复杂,先媒体后企业,先员工后领导。因为薪水的“诱惑”,他曾先后辗转过北京、广州工作生活,并在2007年年底定居上海。根据2010年上海人口普查结果,上海居民总数已达到2300万,而杨学涛所在的“外来人口”群体则超过900万,接近40%。 早在2002年,为了迎娶上海户口的太太,杨学涛就在这儿买了一套房子。当他在2007年将事业转移到上海后,就开始为上海的税收作贡献:平均每月交纳约5000元的保险和税金。不过虽然像上海户籍居民一样纳着同样的税种和险金,但当他到住处附近的闵行中心医院就诊时,仍需支付全额医药费;持有上海户口的太太则享受医疗保险,只需支付挂号费。 其实跟众多“外来人口”相比,杨学涛已经相当幸运。由于太太的上海户口,他顺利解决了儿子的落户问题—跟儿子他妈就行;也不用担心未来要给儿子缴纳不菲的幼儿园入园“赞助费”等问题,因为儿子一生下来就衔着上海户口。不过当了爸爸的杨学涛,还是遇到“外来人口”一样的难题,比如在上海当了一年多的“黑户”,每月仅能领取几十块的外来人口综合保险金;为了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他不得不专程飞回户口所在地—广州。 2009年,落户无望的他终于决定先把上海市居住证办下来—谁料一办就是8个月:根据有关规定,办理居住证不仅要求办理人提供在当地的纳税证明,还需把个人档案一并迁至居住地。杨学涛为此打了几十个电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不免遭遇各种细节上的差错,这次是入职时间不准确,下回又是原单位的离职证明出了问题。 “在中国办这种事情太复杂了,所以好多人平时都懒得去办。用不着时,不觉得是事情,但真要办理时会发现,你要为此要付出大代价,包括巨大的时间、经济成本。” 折腾居住证这事,令杨学涛不禁愤慨起来:我在上海工作,还给你纳税,你都不让我居住在这里,更何况相关享受不到的权益了,“我他妈的凭什么还要给你纳税?”于是就有了后来2010年12月15日的那条微博。 其实早在2010年3月份,他就曾为此而总结道:“假如你没有居住证、户口,你跟所住城市的关系是:你必须履行纳税的完全义务,但你不享受纳税带来的任何权利。当需要你纳税的时候,他可以将程序简化到无以复加,当你要主张权利的时候,他可以将程序复杂到无以复加。” 杨学涛估摸着自己应该是国内第一个提到“外来人口”纳税人不公平待遇的公民。2010年11月,郭光东在《南方周末》发表题为《无代表,不纳税》的评论文章,重提公民纳税义务与所享权利的不对等。作为一名户口在广州、纳税在上海的“外来人口”,杨学涛对这种不对等感受尤其深刻。“同等税收享受同等权利”的诉求微博发出后,他本以为任务已经完成,“我能把它提出来,就行了,让大家讨论去吧。” 但后来,恰是大家的讨论,把那个本该无疾而终的吐槽,演变成一场类似“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 户籍问题是最为“外来人口”诟病的症结,也是杨学涛微博所引发的讨论的核心。“但你也知道,户籍问题在中国当下是无法解决的。”参考2010年国内多家媒体联合发文呼吁户籍制度改革的事件,他担心自己要是搞上了政治,可能会出事,因此最安全的方式是“不谈政治,只谈经济诉求”。 受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无代表,不纳税”诉求的启发,在一位媒体朋友的建议下,杨学涛揭开了行为艺术表演的第一幕:微博征集签名,建议全国人大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三种情形之下,可减征个人所得税: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因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以及其他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减税的。 杨学涛建议增加区分户籍征税的条款:“纳税人因为户籍原因而在纳税地得不到与户籍纳税人同等的权利的,可以申请所得税的减征、免征和退还。” 利用新浪微博平台,“转发视为签名”,至2010年1月4日,该微博发出的两周内,杨学涛共征集到678个签名(转发),其中包括学者张鸣、律师张培鸿等知名人士。 1月11日,杨学涛将建议书寄至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他特意选择发送EMS快递的方式,以追踪其签收记录;还为快递单拍了一张照,并上传到微博。 第二天,杨学涛登录EMS网站查询后得知,该快递已被签收。不过两个月过去,这封公民公开信至今还未收到官方的回复。 其实早在五六年前,就有人倡议过退税的事情。当时“两会”前夕的一个媒体人饭局上,有人突然提到,谁知道选民证长啥样么?所有人都傻了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的规定,只要年满18周岁、不是罪犯、不是精神病患者,人人都该有一张选民证。 时任《凤凰周刊》编辑的贾葭,跑到自己所居住的羊坊店街道,讨要选民证。街道说,这事得找人大,贾葭又到人大工作委员会,结果说这事归社区管。于是皮球又被踢回。跑前跑后反复咨询,仍得不到选民证,贾葭便要求退税。街道的反应是:退税?没听说过,你去问税务局吧。 折腾了一个多月后,贾葭已懒得再搞。贾葭觉得现在杨学涛的动作才是“闹真的”,尽管杨学涛不时调侃自己:“我这是以荒谬对抗荒谬。” 人民网强国社区设立了一个叫做“E政广场”的子论坛,是网民向官方递交建议、表达民意的网络平台。2月17日,杨学涛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建议也贴了上去,被编为“9786”号。 以荒谬对抗荒谬? 杨学涛的逻辑是,“如果我纳了税,都没有人代表我的权益,那我为什么要纳税?”在律师程海看来,这前提就是错误的。 2008年,程海也曾发起过类似杨学涛式的公民签名,要求北京市政府在户口问题上依法行政。他认为外来人口在纳税权利与义务之间遭遇的不公,根源不在于个人所得税法的疏漏,也不在于户籍制度的弊端,而在于地方政府、公安部等未能依法行政。 他所谓的“法”,指的是1958年由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第六条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 但到1977年时,国务院又通过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该规定确定了限制由农村转城市户口,其他市转北京、上海、天津户口的原则。 用法律视角阐释,也即国务院、公安部和各地政府自此以来执行的都是“与上位法户口登记条例相抵触的下位规范性文件”。 因此,程海曾于2007年4月到2008年年初,在北京、老家合肥两地,分别起诉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拒绝办理户口迁入,以及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不履行户口迁出法职责案。对此,北京昌平区法院行政裁定不予受理,而合肥市庐阳区法院又以“错列被告”为由,驳回起诉。 当程海跟杨学涛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时,杨学涛跟程海的许多法律界同行一样,对该法毫不知情。他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曾存在过人民自由迁移的可能,只知道自己人在上海,却不曾拿到世博大礼包;户口在广州,也不曾拿到亚运大礼包。 老婆、儿子都是上海人,拥有上海户口,而杨学涛,“最后发现,你哪儿的人都不是,去哪儿都是外地人。我本来想我说着昆明话,在昆明买个房吧,结果里头有个政策:首付比例比本地人高;涉及贷款,利息是1.1倍。” 他也不清楚自己向人大递交的建议书,这种行为是否合法,对方又是否有必须答复的义务。EMS寄出后,他每天都会在微博上转发原帖,记录天数,第一天、第二天……第二十天,一直没有回音。 “我对我行动的每一步,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心中有数。”网友反响热烈,在他预料之中;评论相对理性,令事情具备了推动的空间;参与的有钱人太少,知识分子也相对保守,政府层面的回应始终缺乏……这些则令他略显失望。 其实在行动之初,杨学涛便默认人大肯定不会解决自己递交的问题。他原本还打算在“两会”前夕,在微博上再搞一次签名征集活动,但新浪微博总是将相关帖子删除,令他“意外”。 哥们、网友、律师、媒体……认识的不认识的纷纷出谋划策,有位《华商晨报》的记者朋友,还打算在全国“两会”期间,帮杨学涛把签名建议书递交给有关人大代表,托其作为议案递向“两会”。 杨学涛感觉自己是被“广大的民意基础”推着走到了现在。包括律师程海,虽然直接否定了杨学涛这场行为艺术的前提,但他认为“还是要肯定公民追求平等权利的合法诉求”。因此他向杨学涛提议,愿做杨的代理律师,再打一场维护法律的户口官司。 就在程海发出邀请的5天前,温家宝总理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专访,与网友在线交流。杨学涛把退税的建议发到了交流短信平台,仍然心中有数,知道这一诉求必定又是“石沉大海”。 杨学涛在微博发起签名征集活动后,曾在《南方周末》任职、现为律师的章敬平,在MSN上跟他说:“哥们,你搞那事真有意思,哈哈。”杨学涛会心一笑,他明白章敬平话里的意味。 但当下,面对程海的提议—起诉上海市公安局,要求对方依法行政,保障公民自由迁移—杨学涛并未一口回绝。但他说,这事还得考虑考虑。 相关日志 2011/03/04 — 南方周末:金贵的平壤户口 (0) 2010/10/31 — 重庆高校强制“农转城” 多名大学生抗议薄熙来 (0) 2010/10/31 — 大学教授给女儿的信:等爸有钱了给你办美国户口。 (0) 2010/08/15 — 浙江农转非数量降幅达67%出现逆城市化 (0) 2010/07/14 — 浙江200公务员为征地补偿费将户口迁入农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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