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

三里河东三里河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三里河附近应该是北京最像模像样的地方,临街整齐的住宅,精致绿化的道路,道路两旁经常挂着彩旗和不知什么国家的国旗,那是因为国宾车队到达钓鱼台之前,一定是要走月坛北街的。   当初师兄为了告诉我这件事,还专门带我走了一趟这条马路,果然彩旗飘飘的。师兄是我同乡,也是我偶像,他的女朋友是北京人,护士,因为住在三里河一区,外号也叫“三里河”。每次说到这儿,师兄的口气里总带着骄傲:“看,这是24号楼,住的都是高干。”“这里叫南沙沟,里面都是大艺术家。”“这是中科院。”“这是国家计委……”按照师兄的说法,三里河就是北京的神经中枢,国家发出生产指令,东郊的那些工厂就会开动机器生产。“咱们学校那朝阳区,切,那是劳动人民待的地方,这儿才是高、等、人、生活的场所。”师兄说。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甚至带我考察了当地的人民生活状况——三里河菜市场有那么多品种的副食,对面的京沪食品店,二楼还可以买到上海生产的副大白兔奶糖、上海麦乳精什么的。尽管没钱买,但真真感受到了那种“高档”。   不久之后,学校组织观摩音乐会,那会儿时兴听交响乐,中央乐团有固定的“星期音乐会”,负责演奏一些著名交响乐的折子戏,害得我们从东郊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跑到红塔礼堂。刚到地方,我就认路了,这不就是三里河吗?于是迅速把师兄所言复制了一遍给同学们听:“知道吗,老北京讲究东富西贵,我看最尊贵的就在三里河这一片。都是国家机关啊,离这不远的北展剧场还能看到芭蕾舞呢。”   真正感受到“梁陈方案”设计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区”的便利,是在师兄工作之后。他成了一名文化记者,成天和文学艺术打交道,办公桌上随意扔着名家的书画,“看上哪个,拿走。”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和这些作者们在三里河附近吃饭聚会。作为替师兄扛三脚架的小催巴,我偶尔还能吃蹭儿。果然,人生得一师兄足矣。   师兄热爱生活,每次都会换口味。比如这次去单位旁边的同和居,吃三不沾,下次就会换到三里河的河南饭庄,吃黄河大鲤鱼。不过,我最喜欢的是月坛北街上的峨嵋酒家,就在红塔礼堂边上,鱼香肉丝和宫保鸡丁,做的比四川饭店更精致、更有个性——尽管我当时对川菜的理解仅限于这两种菜外加一个荔枝肉片。我当时就想,将来一定要像师兄们一样,在这附近工作,最好单位分房也在附近,这样,想不高贵都难啊。   然而,我毕业之后,尽管和师兄成了同事,经历的却是这个国家摸着鹅卵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步履蹒跚的转身过程。也就十年,眼看着北京最好的剧场,最好的电影院,最好的食品超市都集中到了原先生产机床、布匹、摩托车和二锅头的劳动人民生活区。红塔礼堂关门了,三里河菜市场也不见了踪影,所谓的西贵只有钓鱼台还勉强贵着(那是真贵啊),月坛北街已经被成都小吃、家常菜和饺子馆覆盖了。河南饭庄(已恢复“厚德福”的名号)和峨嵋酒家迁到了礼士路南北两端,倒是同和居搬到了三里河,但和从前的繁盛也完全不能相比。   十年三里河东,十年三里河西,从前的高尚社区被无情地边缘化着,优越感却硬硬的还在。这里紧邻发改委、财政部、工商总局等衙门,附近约局吃饭的大部分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谈业务肯定比吃东西重要,比较讲究环境服务和就餐风度。万一走错包间,你往往能看到很多气质相同的人,他们统一戴着丝边眼镜,有领T恤束在西裤里,面带慈祥和坚毅,温文尔雅……我太相信他们会是将来的总理人选。这也是我去这里越来越少的原因——直到08年底,师兄重新出现的那天。   忘记交代,我的师兄或许因为不适应时代,在多年前迷上了传统宗教,继而从单位辞职,也不知靠什么维生。见他那天,他已是仙风道骨般清癯。在车上我们聊着天,突然想起他当年的恩德,于是抱着故地重游的想法,我掉头往三里河方向开。一路上,我不停地打店家电话:七彩云南、湘鄂情、淮扬春、上海老饭店……稍微讲究一点儿的饭店全都爆满,怪事情!后来,我们只得在南一巷的红蕃茄,找了个大厅的位置。   一边帮师兄点菜,一面感叹今天撞见鬼了。领班在一旁听见我的抱怨,过来说:“最近我们生意太好了,每天翻无数台。”姑娘解释说,这不国家拿出来4万个亿救市,各地大员都来北京切蛋糕,周围的宾馆酒店全部客满啊……   那天晚上,穿过面无表情的师兄,看着窗外满街乱跑的各地牌照,我悲欣交集:哇塞,不会是计划经济又要回来了吧? 《TimeOut 北京》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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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辛子:和大连市民一起温和“散步”

大家聚集在一起高唱国歌,冲着市政府的大门高喊:“还我大连”“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令人熟悉到产生厌恶的一句口号,但它今天从人民的口中喊出来,令人热泪盈眶。站在聚会的大连市民中,虽然我并不是去参加这个聚会的, 最多只是个打酱油的,但是,听到大家的呼喊,依旧好几次红了眼眶。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对政府的要求并不高,不到极限,是不会愿意冒任何风险,去自发参加这 样的聚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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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蒲波:一个基层组织部门干部眼中的组织部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064 次 更新时间: 2011-08-08 22:49:21 蒲波:一个基层组织部门干部眼中的组织部 标签: 组织部 ● 蒲波 组织部门一向神秘、抽象,多处于“秘而不宣”,“多做少说、只做不说”的状态。甚至中共中央组织部都是不挂牌子的,只是长安街上一栋没有任何标志的建筑。那么,组织部门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先来普及下常识。 中国共产党对党的领导是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三大部门来实现的。党有三大强势部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组织部,顾名思义,是搞组织工作、进行组织领导的。那什么叫做搞组织工作呢?首先是党管干部(由干部科负责)。考察、配备和调整下级领导机构,挑选和提拔党的干部。所以,党员干部的提拔、任命,包括中青年干部的培养,都是通过组织部实现的。组织部号称三大家: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人才之家。这也引申出了第二个任务:党员和党组织的管理(由组织科负责)。我国现有党员8000万,数量之大,超过很多国家的总人口。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些形形色色的党员管理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既要管理的规范严格,又不能管的太死。既要抓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指导各级组织部门,搞好党员发展、教育和管理,发展与巩固党的队伍,又要总结和传播党的组织工作的经验,检查下级党委组织生活情况。组织部的第三个任务是引进和管理高级人才(人才办负责)。这就包括从国内外吸引各种人才回国服务,制定鼓励人才工作的措施,让他们安心为国家做贡献。第四个任务是干部的审查、监督工作(干部监督科负责)。 所以,在基层,组织部主要的是以下几个部门:办公室(每个机关都有),干部科(核心中的核心,即使只是个小小的办事人员,也万万不可小觑,因为组织部总是见官高一级),组织科(挂党建办、党联办牌子),人才办,干部监督科,电教科。当然,也有两名组织部副部长分别负责人事局和老干局,但是他们都不在组织部上班,而是直接到相关部门。 干部科直接管的就是干部的提拔、任命、交流、免职。所以,干部科的干部,可谓处在核心中的核心。干部科的干部,又要比其他部门的干部多一层要求: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守口如瓶,因为组织部的人随便说一句话都有可能引发当地官场“地震”。正因为如此重要和微妙,所以组织部是最讲政策性规范性的。当然,如果不讲政策性规范性,那就会变成买官卖官的大本营。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组织部就是个生产领导和官员的车间,大多数一般人员掌握的是重复的模具生产办法,真正的配方是接触不到的,即使是干部科。因为官员的最终确定,都是在常委会上拍板的。不过,常委会也一般只对重要岗位做重点研究,对一般的“清水衙门”、边远落后地区,多数时候是以组织部门报的方案为准。 在我看来,党政机关里最重要、最为要害的无非是下列三类部门:第一种,是关于党务工作的,如组织部(主管人事安排。所谓“人事即政治”)、纪委(主管查处贪污腐败)、宣传部(主管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出版、传媒、影视、理论等)、;第二种,是管钱的,如财政局(管钱的,一个县的正科级财政局局长往往比一个副县长还有实权),发改局(管项目的。国家发改委号称“小国务院”),国税局,地税局,国土局;第三种,管理地方治安、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法部门。如政法委(也可归入党务工作),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何谓要害?字典上解释为“能致命的部位”。而这其中,最让官员担惊受怕,不敢得罪的,是纪委;最让官员想通过各种渠道巴结和讨好的,则非组织部莫属。正因为位高权重,组织部、纪委、宣传部是最出干部的地方。组织部被称为“干部的娘家”。有顺口溜说,“要想当大官,两办组纪宣”。两办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直接和党政一把手、二把手接触。 记得有一位腐败的县委书记说,如果你关心我,我就让组织部门关心你;如果你不关心我,我就让纪委关心你。县委书记,级别一般来说也就是处级,在省、市的机关里,往往手下只有20来个人。可是在县里,县委书记除了外交、国防,什么样的权利都有,真可谓是“一手遮天”。所以,县委书记群体永远是腐败的重灾区和高发地。如果没有拒腐防变、抵御诱惑的能力,那很可能三个月就要下台。而许多地方,人们已经对县委书记这个岗位认为几乎是天然会腐败的地区。此言虽然夸张,但也道出了部分事实。有一个笑话说,某贫困县县委书记被上级部门查出贪污一千万元,但是当地百姓签万人信要求上级部门不要动他,让他继续当县委书记。上级部门十分纳闷当地百姓为什么要挽留一个贪官。当地一百姓道出了事情:他已经吃饱了。如果重新派一个人来当县委书记,又要重新搜刮一遍。 宣传部人们一般比较熟悉。一切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广播、网络,全都逃不过宣传部门的法眼。他的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宣达中央政策,并确保不出现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的言论。掌管宣传、文化、出版工作中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并在业务上进行指导。但是因为没有直接的人事权利,他比组织部略逊色。 据《凤凰周刊》报道,“如果三个人成立一个最小单位的共产党组织,那么,三个人的分工将是:一个负责全面工作,相当于书记;一个负责宣传工作;一个负责组织工作。”从中共诞生之日起,组织和宣传工作就是中共最核心的工作重点,迄今未变。所以说,组织和宣传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法宝。 同样是“部”,统战部比组织部、宣传部又要逊色一筹。因为在任何地方,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铁定要进常委班子的,但是统战部长,就不一定了。从中央也可以看出来。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宣部部长刘云山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核心中的核心中的核心,而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仅仅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虽然都是国家级副职,但是政治待遇明显要差一大截。 说了这么多,统战部是干什么的呢?统战部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简单地说,就是要把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都争取到我党这边来,对内各族人民的友好团结,对外防止境外势力的分化和敌对活动。这正应了毛泽东那句关于政治的经典论述:“政治,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的少少的”。所以,统战部就是要统战民族、阶层、海内外、宗教、政党等各种关系。 组织部从来都是见官高一级的。某官员曾对我讲,有一次,海关总署某副署长(副部级)到某地去考察,当地只派了一个副市长去接待和陪同;同一天,该市市长陪同的却是上级组织部门的一个处长。 一般的机关工作人员,接到组织部的电话都会高度紧张。而组织考察、组织检查的时候,下级部门往往如临大敌,不敢有丝毫的放松和懈怠,因为组织考察的结果,往往直接决定的就是下级官员的升迁,而升迁永远是官员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即使是组织部门的一次普通检查,如果下级完成的不好,则直接会影响其在组织部门领导眼中的形象。 在组织部门锻炼出来的干部,也要比其他部门的干部“进步”快得多,正所谓“跟着组织部,年年都进步”;相比之下,宣传部门同样要求严格,不能犯半点错误,尤其是稿件上文字方面的错误,所谓“跟着宣传部,不能犯错误”;而地方的统战部,往往业务不多,属清闲的养老部门,于是有了“跟着统战部,就像进了俱乐部”的说法。 但是在组织部工作的干部,往往也是最“痛苦”的干部。一是各种检查应接不暇,迎来送往的任务繁重;二是组织部自己就要做出许多指导本地区的政策和措施,工作创新要求高;三是对自身要求严格,只有自己风清气正,才能去要求别人。所以,组织部门的干部,往往是最累的,政策水平也是最高的。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一般来说,组织部门的干部也是当地机关里最优秀的,因为组织部门是当地的一面旗帜。工作压力大,要求高,所以一般干部干几年都想升上一两级到其他部门当领导,以“逃离”组织部的繁重任务。再加上不可避免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的人肯定或多或少有升官的便利,导致组织部的人员流动十分大。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人员再变,组织部的严肃氛围、微妙和忙碌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作者单位:西部某县县委组织部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百姓记事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893.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蒲波:一个基层组织部门干部眼中的组织部 相同主题阅读 蒲波:一个基层组织部门干部眼中的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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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发改委凭什么与温总理叫板?

发改委凭什么与温总理叫板? 作者:丈二和尚 来源:苏半农推荐 来源日期:2011-8-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8-13 10:03:46 阅读量:1108次 7月3日 至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辽宁本溪、沈阳等地视察,期间对于普遍反映的肉价、物价上涨问题,温总理说:“最近就是猪肉价格贵了。得把这个周期过去,再过几个月就下来了。”他对大家说,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平抑物价。随着政策的落实,物价会得到有效抑制。(据新华社报道) “再过几个月就下来了”——有了总理这个承诺,很多老百姓终于舒了一口气,他们终于得到了比黄金更重要的东西——信心,于是乎由眉头紧锁变得喜笑颜开了。即便九月、十月,肉价下不来,十一月份总该可以下来了罢。于是这些老百姓们就开始愉快伴着疑问继续忍着这不断上涨的物价。 但是,好景不长。8月10日,据中国之声报导,7月CPI再创新高,其中猪肉价格上涨56.7%,影响了价格总水平上涨。而发改委却表示:“国家不会打压猪肉价格,猪肉价格明年春节后有望回落”,并说“明年春节之后,生猪市场肯定会过剩,价格会下跌。” 温总理说要把猪肉价格降下来,发改委说“不会打压猪肉价格”;温总理说,猪肉价格过几个月降下来,发改委说要等到“明年春节以后”才降,还是“有望”!发改委,你这不是存心跟我们敬爱的温总理过不去么?这是有意要温总理难堪哪?!你这不是在与温总理叫板么? 还冠之以“国家”的名义说话,你一个发改委的官员就能代表“国家”?难道你比温总理更有资格代表“国家”么?莫非你的后台比温总理还要硬? 温总理日理万机,为了实现和谐社会,为了实现“普世价值”,日夜操劳,积劳成疾,前段时间大病一场。病了11天了,才有所好转,才能亲临温州事故现场视察。要不是病得严重,温总理肯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而且在重病期间,温总理还多次强忍着病痛接见外宾。发改委的同志,难道你们看不到吗?难道你们就不能有一点慈悲之心?为何还要跟温总理过不去?非要把温总理气得卧床不起,你们才会满意吗? 温总理曾经六次要降房价,可是每次都有人暗地搞鬼,话音未落,房价又上去了。这些人居心叵测,心怀鬼胎,为了他们的利益,竟然使出各种下作手段,搞得温总理难堪。好不容易有一次让总理有一次树立“说话算话,说一不二”的威信的机会,可是你们这般人却从中捣乱,温总理刚对全国人民承诺了,安定了民心,一个月后你们就要表明要与温总理逆向而行,背道而驰,你们这不是故意要总理难堪么?不是要扰乱民心,把这“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破坏掉么? 温总理身为国务院之长,要处理国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各个领域的事务,不仅要处理中央政府的事情,还要管理各地政府的事情,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铁道部腐败大案,惊动全国,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竟然丢弃党性,抛却信仰,以权谋私,牵涉巨额腐败及生活作风严重腐化,涉案金额近百亿元人民币,并据报导称还有有可能引发铁路系统“地震”。可以想象得出,温总理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对这样一个曾经很优秀的党的高级干部竟然腐化堕落,那是何其痛心啊!温州动车事故,铁道部更是给温总理捅了篓子。表现恶劣,引发民怨沸腾,最后还是温总理拖着病后之躯为铁道部“擦屁股”,去“灭火”,最关键是要给民众以“信心”——因为“信心比黄金还重要”,有了比黄金还重要的信心,民心就稳下来了;紧接着是东北方正县政府的媚日汉奸行为引起全国网友愤慨,可以说是全民激愤,自是闹得让总理睡不好觉;还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为了鸡的屁,为了开发商的利益,蛮横无理搞强拆,同样搞的是民怨沸腾,使得官民对立,干群矛盾激化,致使有的民众无路可退,忍无可忍,不得不反抗,保卫家园,或上访,或自焚,或以暴易暴……温总理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这可是他最爱的人民啊!看到老百姓受苦受难,在公共场合他都受不了要流泪,在私下里不知要流多少眼泪啊。恐怕是要“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罢。还有的地方政府强拆老百姓花了大笔血汗钱才竖立起来的毛主席像——以此来表达民众对新中国做出卓越贡献的伟大领袖的深切缅怀之心,表达对共产党的信心与希望——但是这些官员们却脱离群众,不理解群众的心,要与群众对着干,伤了很多群众的心,这不是又在破坏“人民政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吗?这不是又在破坏温总理倡导的“普世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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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选网受权发布: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记录稿 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2011年7月30日,北京香山饭店    茅于轼: 各位来宾,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今天上午委托我来主持,我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按照会议议程进行,我控制每位同志的发言时间。议程大家都有,今天崔之元老师不能来,因此他那一个小时,刚才我跟秋风商量,把他放在最后作为自由发言来利用。我就不一一介绍,哪位同志发言的时候自己介绍一下。 我作为上午的主持人,还有一个15分钟的致词。首先,我希望这个会开成一个学习的会,大家彼此学习,彼此尊重,我不希望把它开成一个说服别人的会,说服别人,你说服不了,时间就浪费了,你想想别人的观点里面有什么好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会上有所长进、知识有所增加,我觉得这是我最希望的,所有的天则所的会都能做到对每个人带来知识的增量。这是这个会议总的希望。 下面,我说说我这十几分钟的发言,我的题目讲的是“ 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 ”。 大家知道100年以前孙中山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00年前,他有这个眼光,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多了100年,我们看有没有这样一个潮流呢?我觉得是有这个潮流的。孙中山那个时候讲的潮流,我想他讲的是三民主义,讲总理遗著,什么是总理遗著?在国民党的时候,每个礼拜一要开纪念周,就是念总理遗著,他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他想的世界潮流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三民主义,第二方面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中国人不要受欺负了,因为孙中山是在晚清的时候,中国一直受欺负,所以孙中山有这个希望。现在这个潮流,我感觉是存在一个普适价值,这就是世界潮流,什么是普适价值?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什么这是普适价值呢?我认为它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什么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孔夫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这个道德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共同道德,这个我想不会有人反对。为什么有共同道德?我觉得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的根本原因,动物没有道德,马克思讲劳动使猿变成人,我觉得不对,是道德使猿变成人,道德是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内的博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遵守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最优解,最优解是什么?就是道德。讲道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是我对道德的理解,如果有道德就有普适价值,平等、自由、宽容、博爱、法制,这一系列是这么来的。 当前世界的矛盾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我觉得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或者在哪里,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的皇权文化,我们几千年皇权文化的冲突,在利比亚有他们的冲突,在埃及有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和我们不太一样,非洲也有非洲的情况。但是,它都是一种本地文化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最后,我觉得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但是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间跟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那部分。 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看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更接近于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是我比较粗浅的看法。我本来要写一篇东西,但是没有写完,我觉得我们回顾一下对普适价值的认识,在满清的时候,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的非常少,我看文献讲林则徐是比较有眼光的人,他相信英国人的腿是弯不下来的,这是林则徐的看法。所以,他们不可能到朝廷上下跪,原因是它的腿有有一根筋弯不下来,这是林则徐的看法,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可笑,但是确实他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对普适价值认识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从满清的封闭的状况走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是有争论的。在孙中山死了以后,就是他死的前后,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个目标,因此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现在我觉得不大会有人再要求,虽然我们还叫共产党。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我们宪法里面写的虽然是公有制为主,但是还是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这都写在宪法里面,宪法里面原来是没有的,现在都有了。 所以,我们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里面。这个收敛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也好,做法、政策也好,通通要被唾弃,我们文化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的。解放后好多事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这都是缺乏基本道德。所以走向了无产阶级那种形式的专政。 别的我没有把握,有一点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我是经济学家,什么东西有把握?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市场制度能够最优配制资源,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资源总是稀缺的,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靠市场制度,它能够最优。所以,我们不要幻想会有一个没有货币交换的没有商品的社会,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社会,一定很穷了,资源是非常浪费的。所以,我们如果面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环境的话,必然要走向市场制度。所以,我说价格万岁,价格不可能没有。别的我没有把握,因为在别的我不是专家,但是对经济学,我想了几十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充分把握。而且由于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要通过打仗。最典型就是日本,日本占领我们的东三省,后来打东南亚,就是为了资源。东三省的煤、铁、粮食,东南亚的橡胶、石油,他需要发展,发展需要资源,日本没有资源,所以只有打仗。现在的情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穷国,但是他是经济上的强国,他用不着打仗,他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源,中国现在也走上这条路,我们用的全世界所有资源都在市场上购买。所以,在我看来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糊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这个就非常危险。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所以,我们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在我看就是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这就是我的开场白。我遵守时间,15分钟。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项目,请肖滨老师做广州模式的报告。    肖滨: 我在中山大学的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教,感谢天则所茅老师和秋风兄的邀请,有幸和大家交流关于广东模式的话题,希望通过这个交流向各位学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我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 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 ”。我今天讲几个问题,一个是学界的争论,点一下广东模式历史由来,主要是广东模式基本内容,最后谈一下广东模式往哪里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模式这个问题,学界有些争论,争论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我注意到MIT的黄亚生一口否认说没有中国模式,说这完全是学界杜撰出来的,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这几年发展和东亚和全世界发展没有独特之处,没有中国模式,这是坚决否定中国模式的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要慎用“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中国模式可以复制吗?持怀疑态度。第三种认为是有中国模式,比如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他们认为有中国模式。由此引出一个问题,究竟怎么界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狭义地界定为经济增长模式,从这个角度谈中国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的界定,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第三个争论就是中国模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一下,按照丁学良的观点,中国模式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还有人追溯的更更早一些,至于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各方说的不一样,潘维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说法,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这个说法不认同。不管怎么说,关于中国模式具体内容是有不同说法。第四个争论,假设有一个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框架下有没有不同的具体形态?中国模式是不是铁板一块?学界的争论大概就围绕在这样几个方面。 我不想再纠缠于这些争论,我就姑且接受有中国模式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心目中不太拘泥于模式的说法,因为你们都说模式,我就说模式,我用这个模式表示的就是一种套路,不是道路,中国这30年的发展确实有它自己的套路,这种套路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套路,因为学界都说中国模式,我就姑且接受中国模式的说法。在这个情况下我赞成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模式,就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为一体的概念,而不是简单定位为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所以,我接受丁学良提出的中国模式三分架构的说法:一是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由五个“方面军”组成,第三就是受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我基本同意他的三分架构的论述,但是我的判断是他的论述太简单,而且没有看到中国模式框架下一些地方形态是很复杂的,还有比如说权力架构,如果仅仅说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这样,这30多年好像没有变化,我不赞成这样,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权力架构是有变化的,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30年长足的发展。他的大框架我赞成,但是太粗糙、不细腻。因此,我认为中国模式框架下还有具体形态,我的判断是广东模式是这些具体形态中的一个典范,有它的特殊价值,所以我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 广东模式怎么来的呢?刚才说中国模式是1978年开始形成,有的追溯的更早。我的基本判断是这样的,中国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它这里面的权力架构这块肯定不是1978年才形成的,权力架构这块追溯到历史渊源的话,江西时期是发源期,延安时期是定型期,1949年之后是扩展期。讲中国模式或者广东模式的三个板块,市场经济这块肯定是1978年之后引进来的,包括社会层面变化也是1978年之后有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历史纬度拉大来看广东模式和中国模式。目前我集中在改革开放这30年来看这个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广东模式的形成除了那么长的历史渊源,我觉得四点可以说明。 一是在改革开放历史中形成,第二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第三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四是在社会或民众的参与或推动下形成。改革开放我就不细讲了,其实广东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三个历史阶段,比如1978到1989是一段,停顿了两年之后,1992年小平南巡,到2003年是第二阶段,2003年之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个是开放力度比较大,经济特区开始有四个,三个都在广东,整个沿海广东开放比较早,改革的力度广东一直比较大。所以我的第一个判断,广东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离开历史的过程没法理解广东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简单地把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对比,其实有一个时空上的错误,为什么?重庆模式很短,基本上是薄熙来去了之后才冒出来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是1978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所以,我的判断要对广东模式做一个更深度的、更长远的历史把握,而不仅仅只看汪洋和薄熙来,我特别不赞成简单把汪洋作为广东模式的代表,如果这样的话,习仲勋、任仲夷呢?谢飞呢?这些人都对广东模式有重要贡献,在我看来任仲夷在广东模式形成中更不可估量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讲广东模式的形成必须说第二点,就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这里不讲中央层面的主政者,比如,邓小平、叶剑英、谷牧等他们的贡献当然是存在的,这里主要说广东省的三代主要的领导人,80年代是习仲勋和任仲夷,最主要的就是任仲夷。他们干了什么,第一就是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这个地方你给他多点自主权,他的地理优势,历史传统就可以发展。最后争来了八个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样为80年代广东起飞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东西,中央不向广东放权,根本谈不上后来的发展。第二点就是任仲夷的“三放”,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任仲夷当年是顶着各种压力的。此后,谢非可以看成是第二批主政者的代表,汪洋则是第三批主政者的代表。为什么是汪洋呢?汪洋之前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李长春,一个是张德江,最后是汪洋,我个人认为汪洋是这波的代表人物,从任仲夷、谢非到汪洋,这三代主政者的前后接力为广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上的推力。换句话说,除了中央层级的领导,广东模式的政治香火是他们接续起来的。因此,广东模式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最近七八年或者五六年的产物。 第三点就是广东模式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第一波思想解放冲破两个凡是,当时习仲勋和任仲夷都是批评“两个凡是”的勇猛战将。第二波思想解放,就是走出“姓资姓社”,八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应该往哪里去?报纸上到处都是说反和平演变这些东西,迫使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南巡讲不要纠缠“姓资姓社”,这个时候谢非陪同他一起南巡,谢非非常理解邓小平搞市场经济的思路,所以谢非主政广东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加强农业、交通能源信息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口素质三个优化,这就是“三个三工程”。第三波思想解放就是汪洋2007年来的时候推进科学发展,这是第三波思想解放。 此外,社会或大众的参与和推动也是重要的力量,很难想象,没有那些创业的企业家、个体户和无数的农民工、进入广东打工的外来工以及那些活跃在广东媒体中的记者等,能形成所谓的广东模式。总之,有四种合力形成广东模式,(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和大众参与。 下面我讲一下广东模式基本内容,就是从三元架构来讲。第一个就是政党和国家,这是权力架构,我的判断是调整中的权力架构,第二个是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第三是社会,分两个层面来谈:一是还在建设中的有保障的社会,二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为什么这样说?成长是自发性,建设是国家政府的建构,所以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 现在看第一点,丁学良在关于中国模式三角关系叙述框架中,处于三角关系中顶端位置是核心的列宁主义权力架构。总体而言这一判断当然适用于广东模式,就是广东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判断广东模式的话,这样有点太片面了,这些年权力架构的内核部分是没有变的,但是权力架构的边层部分或者技术性部分发生很大调整和变化。看广东模式不能讲一般列宁主义原则的坚持,还要讲边层结构的变化,这是广东模式的一些增量,虽然不是内核结构变化。我们经常讲党国体系,其实党国体系是三层,一个是内核层面,相当于鸡蛋的内核,二是中层,相当于蛋白部分,最后是外围部分,类似于蛋壳。这30年外壳发生很大部分,中间部分也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并不是完全没有松动,但是真正核心部分是没有动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80年代的时候,曾经按照十三大报告准备搞党政分开,我查到一个资料,1988年10月中共广东省批准省委组织部一份文件,就是逐步撤销在政府中的党组。这是1988年10月,翻过来就是1989,就吹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触动内核部分了,因为撤党组是什么意思?就是党和国家是有一个依附联线,撤党组就是断了这个联线。所以,它的内核部分没有改动。但边层有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权力关系的调整。具体说,一个是放权改革,第二是还权改革,第三是限权改革。还权改革是横面层面,限权改革是自身的层面。 放权改革是纵向层面,一方面是中央向广东的放权,这个80年代尤其明显,从允许广东搞几个经济特区,财政大包干,然后不断重申对广东优惠政策、灵活措施不变,基本上中央不断向广东放权。当然,分税制之后,中国是有集权的走向,但是并没有回到以前把所有权力都收回去了。尤其是后来中央向广东放了一部分政治性权力,就是地方立法权,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是有地方立法权,这是政治性的,并不是经济性权力。所以,中央向广东让利放权,这对广东自主权的形成非常有好处。否则你不可以解释广东这30年的发展。 另一方面,广东省向市县放权过程不断推动,包括今天并没有停止。所以,几乎中央向广东放权同步,广东省积极向市县放权,从1981年、1985年不断向下放权,一直到最近,广东推动减政强镇,最近一个改革是关于顺德区和汕头市濠江区改革,顺德区是广东佛山一个区,现在广东省赋予顺德区省管县的权限,今年汕头市向濠江区也有一个很大放权,而且放权之后由汕头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所以,广东省向下面放权步伐没有停止。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省到市县放权并没有结束。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什么?权力架构调整中,要注意放权,就是纵向层面权力下放。这个有什么有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一体化体系中上级集权主义。什么是上级集权主义?中央集全国的权,省集市的权,市集县的权,层层集权。改革开放30年,广东逐渐向省、市、县集权,改革上级集权主义使得纵向权力架构有松动。因此,放权改革松动了高度集权体制,从而为企业和劳动者发挥经济活动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留出了自主空间,提供了经济增长推动力。在此意义上,广东其实是在实验地方自治,包括乡镇自治,不仅仅是社区自治。 第二个就是还权改革,还权这个词就是任仲夷讲的,当时讲是向下放权,任仲夷讲不是什么是放权,是还权,什么是还权?这个权本身不是你的,而是人家的。我稍微说一下向企业还权,80年代的时候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和政府是在一起的,所以80年代给企业更多自主权,当时的清远经验等等都是向企业还权。任仲夷在1979年的时候就在讲这个东西,在80年代初就有一个搞活企业的清远经验,这样政府和企业逐步分离。 第三个就是限权改革,就是政府自身限权,走向有限政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在广东是不断进行的,一轮又一轮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这个很重要,因为行政审批越强势,说明政府权力越大。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一次我在广东讲的时候我就批评发改委系统,结果台下就有一个广东省发改委官员,下来就找我,说肖老师你这个说法对于我们广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同样是发改委,我们广东省发改委跟贵州省发改委差远了,他比我们牛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内地发改委比我们牛,我们经过这么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已经差多了,我说你们在我看来还是不行,即便是广东发改委,行政审批权还是掌握很多,资源还是掌握很多,但是相比来说,广东比内地的贵州、四川可能还要好一些,这跟他们长期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有关系的。当然,走向有限政府在广东也没有完成,所以,最近汪洋提出搞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 因此,三大权力改革松动了权力关系,促使一体化体系分化。一体化的体系是什么?是政企合一、政事没有分开、政社没有分开,这30年改革广东一体化体系开始分化,分化为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三个领域分开,当然离一个良性结构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这个结构已经有很大进步,就是市场已经漂移出来,私人领域也已经有了,私人的空间非常大。而且,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不仅体现为政府向企业还权、政企分开,还有政事分开,事业单位改革,这个还没有完成,但是还是在推进,国企改革还容易,事业单位改革是跟这个体系粘连度非常高地不容易,但是广东还是在做,这是要肯定的。举例来说,广东行业协会改革力度很大。当然,改革还没有完成,政社分开的路还很长。 第二方面是政府角色转型。广东政府角色转型有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致力于计划经济的革命斗争型政权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着眼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型政权转型。第二次次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一次转型很成功,这30年政府都是经济建设政府,那些书记、县长差不多都像老板,经营政府的老板,怎么把GDP弄上去,这个转型完成的很好。但是,这个转型也有问题,政府领导都成了企业老板,肯定有问题,所以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二次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个比较艰难,要把这个思路扭转过来,要GDP为主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比较难。但是,广东已经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服务均等化,他们现在正在推动,包括社保的问题,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工作。第二个是健全公共财务制度,这几年公共支出逐渐在提高。还有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电子政务,全国电子政务南海做的是非常不错,甚至包括网络问政,这都有很大进步。比如电子政务平台,在南海可以看到是相当成熟。 权力架构变化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治理取向的刷新,不是说列宁主义变了,它的权力架构原则没有变,核心没有变,但是增添了新的取向。我认为三大取向很明显,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一个是自治。 首先谈一下法治,广东法治建设任务并没有完成,包括最近汪洋也讲要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但是广东法治是在探索当中。我主要讲一点,就是立法。广东立法是走在前面的,立法为什么走在前面?立法量确实增长很快,因为搞特区,搞经济增长,经济立法一开始就占很大比例,立法速度很快。但是,往后面走,开始注意提高立法质量,所以比如说专家怎么介入立法,公众怎么介入立法,听证会怎么举行,这方面有很大作为。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立法不仅是人大立法,包括政府立法。政府立法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广州市政府前些年搞了一个养犬条例,这个条例看似很简单,就是养狗,但是不好弄。因为养狗涉及两波人,一波是养狗的人,一波是反对养狗的人,我就反对养狗,但是人家其乐无穷。所以,政府搞一个养犬条例很麻烦,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花了很多工夫,从专家论证,从报纸上登意见,开门听取意见,很多方式把民意吸纳进来。最终这个养犬条例,大家都可以接受。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来看,广东省立法系统,不管是人大这块还是政府立法系统,他们都是花了很大工夫,这些方面我认为是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做出了探索。另外,从立法内容来看,立法的重心在逐步转移。一开始经济法规很多,慢慢转向民生,立法的重慢慢从经济立法为主向社会立法为主。我们看它的立法条例,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这样一个演变。 第二是民主。在广东,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党内民主和网络民主都在试验。选举民主在广东发展的比较早,80年代的时候,袁庚主政的时候就搞过,后来夭折了。在广东,选举民主实验平台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他们有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企业工厂工会。选举参与者力图突破确认性选举或者安排性选举,使之转变为真正竞争性选举。就像2003年深圳区人大选举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要竞选,这个引起全国人大注意,后来选举法修改了,跟这个事情出现是有关系的。这也体现出选举制度跟民主实践相互作用的一面。预算民主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预算监督法制化,二是预算公开化,三是监控技术化。预算监督法制化,无论深圳还是整个广东省都有特色,它们搞了暂行规定,通过了预算审批监督条例,这个为广东预算公开、预算监督提供了法律框架。二是公开化,公开化最近的例子就是去年广州的预算公开,当时广东预算公开之后有些地方不公开,说是国家机密,网民一阵炮轰,说广东可以公开,你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此外,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也有一些动作。还有网络民主,这点在广东是非常火爆,最近我去调研河源的网络问政,确实有其特色。 以上说的是权力架构的变化。当然,由于政治改革总体推进不大,这套体制的制度成本也高,这里就不细说了。 广东模式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它的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从数据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那些年份广东都是排第一,这几年有些下滑,它的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比较高的。当然,它也不是典型或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层面,它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外向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市场化和适应全球经济变化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给它带来了经济增长奇迹,但留下了巨大的后手,比如,环境污染、劳资矛盾、外来工的权益等。它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一个痛苦的转型。 稍微说一下广东模式的第三个方面:社会层面。我分两块讲,第一块是建设中的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下,如果完全没有社会保障,社会是有问题的。所以9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了寻求社会自我保护,广东这块是一直在发展,80年代中期、2000年都在搞社保,而且是逐步全面推开。重庆这两年肯定动作比较大,但是广东是持续在干,是在不断推动这个东西。参保人数不断向上发展,2001年比较低,2006年是一个拐点,2009年是比较大的高峰。广东社会保险在全国排名指标,11个指标排全国第一。不是只搞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城乡低保都有。广东搞社会保障靠四个力量,国家、企业、社会、个人。我讲一个广东医保湛江模式,学界有争议,这个东西行不行?湛江模式含义是什么?就是人民保险系统即中国人保参与进来,市场化作业和政府主导,不是纯粹靠政府大包大揽。我不看好靠政府大包大揽搞保障,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像北欧。社会保障制度有不同模式,比如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我相信我们不可能走北欧模式,北欧多少人口?丹麦、瑞典,那些小国家,产值又高,我们不能比。所以,国家、政府、市场、社会这几个元素怎么在社保中起作用。 第二点讲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广东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公民意识在逐步崛起,我讲一个例子,在番禺垃圾站焚烧事件中,公民的维权意识、组织意识非常明显。第二个支柱是成长中的公民组织,我讲的公民组织主要是民间自愿组织,民间自愿组织在广东成长非常快,这里面有一个说法,2010年广东省共有社会组织28000多个,他们很活跃,这里有一个表格,它们活跃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环境保护、公民维权、公民教育、社区服务等方方面面。第三个支柱就是公民行动,广东的公民社会不是在说,他们行动了,这些就不讲了,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小伙子本来是有头发,剃成了光头,为什么?是广东搞光亮工程,他反对。他们的公民行动是把行为艺术和言语表达相结合。第四根支柱就是公民平台。广东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交织为一体,为公民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些大家比较了解,我就不讲了。 总体来看,广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以前政党、党国、社会一体化的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良性结构演变、过度中的一个形态,它还没有定型,处于演变之中。它留下的经验与教训需要反思性的清理。 茅于轼: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下面请杨帆介绍一下重庆的情况,因为崔之元没有来,为了使大家对情况了解有一个平衡,杨帆老师讲一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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