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

宋永毅：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年青一代觉醒的心路历程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 进入专题 ： 毛泽东 文革    ● 宋永毅       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后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毛式极权制度的没落，并激发了中国独特的民主运动。“文革”的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但它也使许多年轻人对共产党政府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幻灭感，激励了他们为中国的未来推动政治改革的热情。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无疑是想通过党内外不断进行的残酷无情的政治清洗，更全面而严密地控制人民的头脑，为他本人树立起中国新帝王的权威。然而，在整个动乱时期，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中间，始终存在着对毛泽东体制的怀疑与抵制。在这场大灾难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判决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公开批判过30到50株“大毒草”（即赞成异端思想的作品）[1]，如遇罗克的“出身论”（1966）和“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1974），中共领导层对异端思想的出现极为惊恐。此外，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地下文学和读书运动一直不绝如缕。1966年爆发政治和社会动乱时，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街头，激进的红卫兵把各种书籍当作“封资修垃圾”付之一炬。可是没过多久，还是这些人，即所谓的“红卫兵一代”，几乎是在“文革”刚爆发的一年后，又开始热切地寻找、阅读和流传这些所谓的“封资修垃圾”了。     从对这一现象的观察中可以引出一系列极有意义的问题：“文革”开始时，中国青年人中的佼佼者几乎全都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后来他们为何又变成了毛泽东的敌人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文革”和毛泽东体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在青年人的这一思想觉醒的过程中，在他们从激进到理性、从无知到成熟的转变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值得探索的事？本文通过追溯“文革”时期的地下读书运动，探讨一代“红卫兵”思想觉醒旅程的起源、形成、成熟和分化过程，追寻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重要足迹。          一、令人惊讶的发现：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培育了自己的反对派          了解地下读书运动的起源，关键是要认识到“文革”本身包含的矛盾。深入研究“文革”时期的异端思想，就会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最先使中国人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产生异端思想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的一些政治操作。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革”时，固执地相信自己已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在党内“失去了大部分权力”，他认为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邓小平及其同伙占据着全国的大部份党政要职[2].1966年夏，“文革”刚一爆发，刘少奇和邓小平便立刻派出许多工作组，试图控制住运动星火燎原的势头。毛泽东看到，整个党政系统都处在自己对手的牢牢掌握之中，所以他认为自己唯一能利用的力量就是群众运动了。为了在全国发动群众运动，对抗刘邓及其控制的党组织和工作组，毛泽东把自己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暂时掩盖起来。与此同时，他向民众展示了一幅有关未来政治改革的模糊不清的乌托邦蓝图，从而赢得了千百万年青人的支持。首先，毛泽东向人们许诺，经过“文革”之后官僚制度将被消灭，会建立一个新社会。他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民主要素来表达这样的承诺，例如象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人民享有罢免和更换政府官员的权利，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毛泽东又正式向人民公开承诺，要实现“大民主”和“全面选举”。[3]其次，毛泽东为了让人们追随自己，还打出了人权牌。刘邓派出的工作组迫害了许多“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将他们打成“反革命”，而毛泽东却把刘邓的政策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开展一场全国范围的平反运动，为那些受迫害的人平反。为了证明“文化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毛泽东还鼓励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对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党组织。[4]     毛泽东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打出民主和人权牌，本来只不过是以此作为自己夺回权力的权宜之计。可是天真幼稚的学生看不透这一点，他们把这当成了严肃探讨政治改革、消除中国在“文革”以前存在的社会弊病的大好机会。“文革”时期主要的异端思想之一──“新思潮”，便萌生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中。     乔兼武和李文博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学生，他们写下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给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公开信”（1966年8月30日）和“公社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1966年10月17日）两张大字报，讨论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他们认为：“文革”前的中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和奴隶制的温床与社会基础；应当号召人民通过“消灭党的组织结构”，“砸烂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切办公室”，来打碎旧的国家官僚机器[5]；要采用“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来选择干部。用李文博的话说，“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应当是“改造”，即“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在李文博的大字报的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一群热情的学生在1966冬至1967年出版了一份名为《新思潮》的杂志。这个杂志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这大概就是其创办者心目中的“新思潮”。[6]     在李文博和乔兼武的直接影响下[7]，北京市的两名中学生伊林和涤西也贴出了他们的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6年11月15日）。他们除了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林彪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还认为林彪“没有认识到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变得日益突出的问题，即改进无产阶级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巴黎公社那样的‘东方公社’”。[8]当局很快就镇压了这些学生，主要是因为他们将矛头直指林彪。可是，他们以巴黎公社为楷模，主张建立一种新型政治制度的观点，却被当时上百万“造反派”所接受。上海“一月风暴”后成功夺权的“造反派”就一度把新成立的市行政机构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毛泽东打倒了政敌、完全夺回权力后，便立刻放弃了自己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诺，这让他的许多狂热追随者困惑不解。在“一月风暴”过后不久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毛泽东否定了关于人民普选原则和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制度的构想，而是要成立被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它以所谓“三结合”（军代表、革命干部和“造反派”）的形式组成。[9]     然而，毛泽东的变脸却无法阻挡那些勤思好学的青年人的独立思考以及他们探索中国前途的热情。从1967年到1968年的混乱时期，中国的“新思潮”运动从理论上和组织上都有可观的发展。北京和全国各地出现了20到30个独立的研究小组，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师范大学的“造反兵团”、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设在北京各中学的“《四三战报》编辑部”、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和“渤海战团”、上海的“上海市中学运动串联会”、广东的“八五公社”、湖南的“省无联”[10]和湖北武汉的“北决扬”[11].     这一时期的“新思潮”讨论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一批青年理论探讨者在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967年6月11日）中宣布，在“文革”以前的中国，党的干部都变成了“特权阶层”，“阶级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文革”就是一个把财产从特权阶层重新分配给广大人民的特殊过程。[12]他们预言，今后的“文革”运动将继续这一重新分配权力和财产的过程。     新思潮的探索者还抨击“文革”前的国家机器，认为毛泽东批准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的“至今仍在运转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应当起来推翻”这些“革命委员会”[13]，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国家机器。这些“新思潮”的青年探索者们对“文革”前的中国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存在着一个由90％中共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新阶级。湖南省“省无联”的杨曦光（即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去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在“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6日）一文中主张彻底消灭这个“特权阶级”，砸烂包括“革命委员会”在内的旧国家机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将来“实行人民自治”的人民公社。十分巧合的是，这些理论类似于著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异议人士米洛万·德热拉斯的名著《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中的观点。杨曦光在他的其他文章中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把所有独立的“新思潮”研究团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新政党，将大量民兵改造成一支新军队，通过内战夺取权力。[14]这种革命行动计划类似于毛泽东在50年前提出的如何建立红色中国的理论。     人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新思潮”的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在追求乌托邦式的社会政治制度时严格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为何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却把他们当成“极左派”和“极端反革命”严加迫害呢？     其中的原因其实并不难找到。首先，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是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当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在研究和讨论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发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政策和行动事实上偏离甚至背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勇敢的思想者越是深入研究理解马克思主义，就越怀疑和反对“文革”及其理论。     其次，这些年青思想者过于天真，缺少政治经验，看不透革命领袖的政治权谋，也没有能力戳穿领袖们用政治宣传高调掩盖起来的真实动机。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出于权宜之计作了某种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诺，但这仅仅是毛耍的又一次政治权谋而已，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操纵群众运动夺得政治权力。而青年理论探索者却误以为，毛泽东是在其政敌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他的乌托邦蓝图，他们认为，“毛主席一再向资产阶级做出让步，证明这种势力十分强大[15]”。     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与许多热衷于“夺权”的“造反派”有所不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许多“造反派”之所以“想夺权，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实现什么崇高的革命目标，而是他们受到成为新的当权派这一前景的吸引”。相反，“新思潮”的青年理论探索者们所关心的是，“不仅要打破官僚体制，而且要创建一个新社会”，可以说，“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具批判性的头脑，并不想顺从地变成中央的消极工具的人”。[16]          二、史无前例的悲喜剧：“自来红”成了“反革命”          按照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工农兵应是共产党中国的社会基础，但在现实里中共的高干及其子女却演变成一个凌驾于工农大众之上的特权阶层。“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出史无前例的悲喜剧，它使一些以高干子女为代表的“自来红”的青年学生变成了毛泽东体制的反对派。“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动）的出现以及它所代表的思想，便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     “联动”成员一般被称为“老红卫兵”，因为他们是首都和各省中学里的第一批“红卫兵”。在毛泽东及其党内一小撮人的支持和默许下，这些“老红卫兵”在“红色八月”期间殴打和杀害了大量无辜[17]，毁坏了大批中国的古代文明遗存。他们一度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掌上明珠”。可是，毛泽东的不断清洗终于落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95％的高干头上，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联动”成员的父母。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和特权，这些“老红卫兵”很快就变成了“保皇派”，令人啼笑皆非地成了毛泽东的革命对象。     这些失势的中共高干的子女比较了解中国党政领导层内部斗争的底细，又因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抛弃而怀恨在心，所以他们在觉醒之后于1966年12月成立了自己的反抗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的思想觉醒过程记录在“联动”文件“中共中央及驻京党政军机关干部子女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公开宣言”（1967年1月1日）之中[18].     “联动”成员们所代表的“新思潮”与上述青年理论探索者不同，“联动”成员们对研究和阐述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兴趣不大，却很关注中共领导人的个人错误及高层内讧，所以“联动”曾号召人民粉碎党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它的两个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员”。换言之，最先向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正是“联动”成员。从中共建政到“文革”爆发的17年里，民众对隐藏在中共宣传骗局背后的政治真相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一直对毛泽东和中共抱有幻想。因此“联动”成员对中共内部黑暗的权力斗争的揭露，在教育和唤醒民众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动”的最终目标是让中国回到“文革”以前的状态。有趣的是，虽然“联动”成员也赞成“民主”和“消灭一切独裁制度”，但他们所追求的民主制度却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9].显然，“联动”成员的政治主张是想用“文革”之前党的集体独裁来代替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的个人独裁，这样的主张其实与民主毫无关系。     1967年1月，中国当局正式宣布“联动”为“反革命组织”，它的大多数主要成员都被捕入狱。然而，政治迫害使这些年青的受害人提前成熟。一些“联动”或“老红卫兵”成员获释后，成立了研究“文革”的独立团体，探索政治改革的新途径[20]，其中一些人还创办了地下刊物《新思潮》[21].     1967年冬，北京的一些前保守派“红卫兵”运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初期提出的一些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观点，批判了毛泽东及其同伙。在这场被称为“十二月黑风”的“反革命逆流”运动中，他们至少张贴了20张“反革命大字报”。与“联动”成员一样，这些保守派红卫兵也有“自来红”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中共要员，“文革”之初因执行刘邓的政策而遭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整肃。毛泽东及其同伙曾经打出“人权”和“民主”的旗号，号召民众起来清算这些干部追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这些“保守派红卫兵”在自己的大字报中撕下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民主”面具。在他们当时风靡一时的一张大字报“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1966年12月2日）中，这些“保守派红卫兵”根据《十六条》中宣布的“巴黎公社实行的全面选举”的民主原则，强烈质疑“中央文革小组”的合法性[22].当然，这些“保守派红卫兵”也表现出掩盖自己错误的倾向，例如他们仍然强调“血统论”。     在混乱不堪的1967年春夏之际，“文革”高潮中兴起的群众运动分裂为两大派──“激进派”和“温和派”，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武斗。混乱的局面使民众强烈要求恢复秩序。这时清华大学出现了一个温和的“红卫兵”组织“四一四派”，其中的大多数人也属于“自来红”的学生。他们的理论家周泉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1967年8月）等大字报中提出了“四一四思潮”这一提法。与极左派的“新思潮”相反，周泉缨否认“阶级关系有任何变化”，不认为“文革前17年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因此他强烈反对实行任何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和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他批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群众运动使全国陷入混乱，他的主张是，革命应当“停下来，巩固成果，做出让步”。[23]周泉缨在1967年9月14日又写了题为“炮轰陶铸──一个窃取文革成果的袁世凯式人物”的大字报。其实，此前半年多，陶铸即已失宠于毛泽东。周泉缨的这张大字报真正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陈伯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周泉缨认为，陈伯达是个“反革命两面派”[24]，正在把“文革”引入歧途；他还想揭露“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以及周恩来和林彪之间的权力斗争。但周泉缨和另一些“四一四派”的“笔杆子”都未直接回答中国将来的正确方向在哪里这个问题。他们称赞“文革”前的中国以及对“新思潮”的批判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只是想回到自己失去的天堂──“文革”前的中国。          三、地下读书运动──异端思想的成熟与分化          在“文革”与这一代年青人的关系中，书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当1966年爆发了政治和社会大动乱时，成千上万激进的“红卫兵”把书籍统统当作“封资修垃圾”，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街头付之一炬。迷信毛泽东的千百万年青信徒认为，“红宝书”已经告诉了他们指导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可是，一年之后这一代人中的先驱者却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阅读和传播这些所谓的“封资修垃圾”。当时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已关门，除了官方批准的极少数图书外，大部份书籍遭到查禁。这些探求新知的青年人为了满足对图书的渴求，不得不通过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地下阅读网，交换和传播他们喜欢的图书。这种地下读书活动的一个参与者回忆道：“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文革期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的阅读经历，尤其是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文学。……读书小组通过相互交流结为一体，最后形成了一个地下网，使他们能够看到和交换各种书籍。这并非武汉的各别现象，全国都是如此。[25]”     从1967年到1976年，全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无数个地下读书会。越来越多“文革”时代的青年人产生了与赵振开──即后来中国著名的诗人北岛──相同的认识。赵振开说：“只有驶过知识的海洋，才能抵达真理之岛。[26]”具有反讽意味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广泛阅读使他们用马列原著对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提出质疑，用正宗的人道主义传统去评估革命，以西方哲学和法学去批判整个社会主义体系。正是这种广泛的地下读书运动让一代人告别了天真，形成了自己的异端思想，使他们走向“文革”的反面──民主和基本人权。     许多有探索精神的青年人起初是希望通过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寻找革命真理，可是他们真诚的努力往往以挫折而告终。梁恒是“文革”期间湖南省的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学生，他在“文革”后出版的自传《革命之子》一书中介绍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读得越多，我就越是把书中所讲的社会与自己的社会进行比较，头脑也变得越发混乱。这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情况；有我这种问题的相当普遍，大家都能看到的报上的大话与我们可悲的现实之间的差距。[27]”     由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不能充分解答他们的满腔疑问，官方的正统宣传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惑，于是这些青年人开始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之外寻找答案，他们的阅读范围逐渐扩大，涵盖了所谓的“反动书籍”。     一位中年作家在回忆读书经历对他在1967年年底觉醒的影响时说：“我读了当时在大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两本书，一本是锡兰共产党员古纳瓦达纳写的《赫鲁晓夫主义》，另一本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这两本书里描述的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让我浑身发凉，四肢麻木。我在头脑中把斯大林的清洗与文革和毛泽东联系在了一起。我突然觉悟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暴君，他们都是用卑鄙无耻的手段维持着自己的独裁统治。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那不过是些阴谋诡计和血腥的清洗。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完全是在步斯大林的后尘。……我认为，自己的思想转变在这个时期大学生造反派中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28]”     1966年以前，中共当局出版了大约1，041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29].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灰皮书，大都属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范畴，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苏联东欧各国的“修正主义者”所写；另一类是黄皮书，主要是文学读物。由于这两类书有特定的封面颜色，因此人们简单地称之为“灰皮书”和“黄皮书”。在“文革”的动乱岁月里，大量这样的图书散落到普通人手里，它们很快就在学生中间成了“抢手货”，这些书籍给地下读书运动的兴旺增添了素材。     下面列出的书是一份十分独特的书目，不仅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未必知道其中的书名，当时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全都读过，但“文革”时期中国地下读书运动的活跃成员们却十分熟悉它们。     “灰皮书”中有10到20本在地下读书活动中特别受欢迎。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米洛万·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分析》，弗里德利希·A ·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亚当·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拉扎尔·皮斯特腊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等。“黄皮书”中最流行的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1891－1917年回忆录》和《解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让·保罗·萨特的《厌恶及其他》，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萨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书目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书的大多数作者，如托洛茨基、德热拉斯、赫鲁晓夫、爱伦坡、西蒙诺夫、萨特和索尔仁尼琴，实际上都是曾被共产主义运动称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激进的革命派，觉醒之后又开始反对革命。他们的觉悟过程几乎和“文革”时期中国的青年思想者一模一样。除了作者的政治背景值得注意外，还应当提到，上述书目中有些书揭露了斯大林1930年代大清洗的黑暗，它与毛泽东1960年代发动的“文革”十分相似。而书目中那些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则引起了这些异端学生的共鸣。20世纪现代派中的一个主要文学流派，即西方的现代派，突出表达了反抗传统社会的青年一代的怀疑、失望与反叛。“文革”时期的中国青年人经历了同样的彷徨、失望和“造反”的经历，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情感对他们很有吸引力。     至于为何纳粹德国的历史会吸引许多有头脑的中国青年人的注意，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学者高瑞全在讲述他第一次读到《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感受时说：“它就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对此书的阅读引导他比较德国的纳粹运动与中国的“文革”，结果发现两者都会“使国家走上毁灭之路，尽管它们最初都得到了群众的盲目拥护[30]”。上海复旦大学“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胡守钧对该书的启蒙作用做了如下解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我们很快便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才从毛泽东的乌托邦美梦中惊醒。[31]”     有意思的是，“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也促使这些青年探索者有意识地从“革命的敌人”的作品中寻找启迪。例如，一些“老红卫兵”在1968年看了许多他们曾经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批判过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却惊奇地发现，站在历史正确方面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他的敌人们。     现任《中国税务报》社长的张木生曾是北京地下读书活动中的一位青年知识分子。他组织了一个地下读书会，向他的同伴们介绍他对毛泽东及其在中共历史上的错误的分析。他为当时自己的读书会开列的阅读目录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拉扎尔·皮斯特腊克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张木生回忆道：“我也看一些所谓‘右派’的讲话和他们交给党组织的有关自己思想进步的汇报。此外，我还得到了一份彭德怀在1959年的反党信。根据我本人在农村的经历，我不但认为彭德怀讲的事情绝对真实，而且他和那些右派的文章都十分深入而客观。[32]”张木生在一次沙龙式讨论中发表了题为“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的演讲，把“文革”早期的异端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对“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前的毛泽东体制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做了系统的批判。     由于参与地下读书活动的青年思想者常常公开宣扬自己对“文革”的异端观点，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政治迫害。在“文革”期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些读书小组都很短命。     1968年年末，中国当局把大约1，600万城市学生送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场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对那些原“红卫兵”来说是个明确的信号：他们对党已经没有用处了，因此不再是毛泽东的“革命小将”，而成了“再教育的对象”。社会政治地位的突然变化以及在贫困农村的艰苦生活使这些青年人既沮丧又困惑，这激励他们通过探索性的阅读来重新评价“文革”。     北京的下放知青卢叔宁曾在日记中讲述了那时他对书籍的“精神饥渴”，他让自己的朋友给他带来更多的书，因为“我们的知识极其贫乏；我们的精神胃口极其饥饿；我们读书的愿望极其强烈。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寻找精神食粮──书籍。[33]”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王申酉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更生动地反映着他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王申酉在“文革”早期因创办反对“文革”的“反动杂志”而被打成“反动学生”。他与另一些“反革命学生”组成了一个地下读书会。为了找到更多有关政治、哲学、经济学尤其是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一天夜里他们潜入已被封闭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偷”了二百多本书[34].在当局及其信从者看来，“反动学生”的这种“罪行”是完全不可原谅的，但对这些“饥饿”的真理追求者来说，他们就像是从天上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王申酉热衷于读书和独立思考，在给女友的长信中阐述了自己逐渐成熟的异端思想，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国的政治制度。1977年4月27日，秉承毛泽东意志的中共当局在毛泽东死后，以“反毛泽东思想罪”将王申酉处死。     从中国和海外出版的下乡知青的大量怀旧文章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文革”期间下乡知青把大批书籍带到农村阅读，回城时又常与朋友交流各自的独立见解，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尽管当局在1967年迫害过早期的地下读书会，但这样的镇压并不能阻止地下读书运动的延续和扩大。事实上，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地下读书会，不过它们都刻意保持低调，没有正式的名称，很少组织公开的讨论或交流活动，也不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全国范围的地下读书活动主要有两种交流形式，通信和沙龙。     著名的通信式读书团体的一个重要案例是1970年代上海复旦大学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它由上百名持异见的青年人组成。这个“小集团”包括上海的一些原“红卫兵造反派”，他们曾两次参与“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行动，大多数人在1968年被下放到农村去。尽管这些学生在挑战张春桥时受到挫折并遭到政治迫害，但他们并不气馁。他们编辑了一份地下刊物《远方战友通信集》，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读书笔记。这些文章表明，他们已经超越了个人的痛苦经历，开始严肃地探讨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这个团体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方农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重性”观点：这种国家的“政府一边镇压人民，一边保护官僚”。这个团体的另一名成员童允安主张，“用新的机构代替无产阶级专政”，“逮捕任何公民都要经过法院公审”，“人民选举法官，全民选举干部”。[35]这些想法往往来自他们读过的马列主义原著和西方哲学，甚至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这类“修正主义文献”。     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是又一个案例。1969年到1971年由北京的下乡知青徐晓与一些青年工人和战士在山西和上海等地组成了一个通信小组。“由于环境压抑，双方只能写信。徐晓和他们通信，都是十几页纸。”当局拆检他们的通信，指控这个松散的通信团体成员“搜集、流传反动小说、诗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36]”，最后以荒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罪名将其成员悉数投入监狱，有两人甚至被判了死刑。     讨论理论或文学话题的私人地下沙龙是地下读书活动网络成员的另一种交流方式。例如，赵一凡是1970年代北京的这种网络的活跃成员之一，他就领导着一个这样的地下沙龙，给朋友们提供一些“禁书”、“灰皮书”和“黄皮书”，并组织私下的讨论活动。中国当代一些著名小说家和诗人，如史铁生、北岛、芒克和郭路生等，都参加过这类沙龙的活动。据他们回忆，“此时在沙龙里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37]”。     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徐晓也是这类网络的活跃成员。她后来回忆道，她得到的第一批禁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徐晓写道：“赵一凡和他的沙龙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这个沙龙开展的西方哲学和文学阅读活动也影响了芒克和北岛。来自白洋淀的诗人多多和根子，就是通过地下文学交流活动，在西方现代派的启发下开始写新诗，后于1980年代形成了当代诗歌流派“白洋淀诗群”。出人预料的是，地下读书运动也为1980年代中国的开放准备了人才。     活跃的地下沙龙也散布在偏远的农村。例如，河南省兰考县──这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就有一个地下读书会。1968年该地某工厂的10位大学生和中学生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读书会。90年代以来在中国很有影响的学者朱学勤回忆当时这个团体的读书经历时说：“[他们]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38]”朱学勤后来把这些读书者称为“六八年人”。     这类的地下读书会超越了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文革”派别。例如，北京女学生“徐浩渊”沙龙的主要成员是过去的“老红卫兵”，而“二流社”沙龙是由一些“文革”初期反对过“老红卫兵”的前“四三派”红卫兵组成的。这两个读书会的成员从前有过严重的过节，但此刻却凑在一起读书和讨论问题。1969年冬，前“老红卫兵”张木生和一位高干之子加入了一个由前“四三派”成员和知识分子子女组成的沙龙。家庭背景各异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共同探索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和中国的出路，为后来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社会学者杨东平后来作过这样的评论：“整整一代人在严酷的环境驱策下，重新聚在一起，彼此接受。这是一次摆脱了派别之争的集体反叛。这一代人通过重新塑造集体人格和共同文化，最终完成了向人的过渡。[39]”          四、新高度：为人权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战          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异端青年思考者的作品是遇罗克的署名为“北京家庭背景研究小组”的文章“出身论”（1967年1月18日）。可以说，“出身论”是“文革”期间中国出现的第一份人权宣言。     文革伊始，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一名学徒，其父是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遇罗克虽然学习优异，却未能进入大学。在1966年的“红色八月”期间，一些“老红卫兵”以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为由，殴打甚至残杀无辜的人。“红卫兵”们用当时流行的“血统论”为自己的暴行辩护，却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这种荒谬的“血统论”。遇罗克挺身而出，凭借他在过去几年里积累的西方哲学知识，于1966年底写了这篇“出身论”，试图从理论上澄清对“家庭出身”的政治偏见[40].他先把文章油印了一百份，贴在了北京市区的一些电线杆上。随后他又把修改过的该文交给支持他观点的群众组织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于1967年1月18日刊登在这家报纸上。“出身论”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一期的《中学文革报》印了约6万份，一周内便在北京销售一空，全国各地则翻印了一百万份以上。该报编辑部收到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封表示支持的信函。[41]     遇罗克不象“红卫兵”那样关注中共的党内斗争，也未钟情于毛泽东那些关于民主的政治“承诺”，更没有参与“战斗队”之类的流行活动，他是个独立的思考者，选择了为民众和受政治迫害者代言的角色。他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是人权，他强调，“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遇罗克所关心的是每个中国人的“公正”与“平等”，尤其是因家庭出身受到政府排挤的千百万青年人的政治和教育权利。他揭露了中国社会中为当局鼓励的政治歧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问道：“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42]”在否定“血统论”的同时，遇罗克还指出，在中国社会里“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其成员利用血缘关系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这是“新思潮”当中非常尖锐的一个观点。遇罗克还谴责当局授权“红卫兵”剥夺他人的人权，进行政治迫害的行径，如“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在该文的末尾他向民众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43]”遇罗克在1968年1月5日被捕，于1970年3月5日被中共杀害，年仅27岁。     1970年春当局发动了名为“一打三反”的政治运动，以打击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其中也包括地下读书活动，上千个地下读书会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许多参与者被捕入狱或受到政治迫害。除了上文提到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等例之外，还有南京的“金查华马列主义小组”和宁夏自治区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小集团”等许多案例。当局以“攻击毛泽东和文革”的罪名将金查华处死，他的朋友陈卓然、苏小彬、倪寒予和王茂雅对这种残忍的杀害极端不满，他们在南京市的大街上张贴了数十张标语，标语的内容有“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金查华烈士永垂不朽！”。不久当局又把他们以“陈卓然反革命集团”之罪关进监狱，后来也将陈卓然杀害了[44].     与“红卫兵”早期的异端团体和派别相比，地下读书运动提高了青年一代的理解分析能力和认知水平，帮助他们比较深刻地认识和判断政治社会弊病。     例如，1969年底，张木生在地下沙龙的那次以“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为题的演讲中，比较系统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业政策及其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他指出：“人民公社社员的热情和干劲都被糟蹋了。工分差别太小，这对老弱妇幼有利，因此难以进行调整。全县的生产队都在开会，工分制没通过之前他们是不会结束会议的。这是目前最严重的损失”：“集体生产总会导致产量下降，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中看不到好处。农民也没钱买机械。这种集体所有制哪能撑得下去？”当时他的眼光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10年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试图解决的问题。在这篇演讲中，张木生不仅分析了农村制度和政策，还讨论了政治制度问题。他大胆支持毛泽东的“敌人”，如1957年的“右派”、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甚至还支持赫鲁晓夫的改革。那时他的一些判断显示出深刻的洞见。他说：“右派们在1957年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制度，这正是他们超前于别人的地方”：“这一切都说明制度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作为一名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中的活跃分子，张木生当时能从本质上摒弃和否定中共的制度，实为认知上的重大“飞跃”。[45]     上文提到的王申酉也从历史和思想的角度批判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要政策。1976年，他在“1949年后的中国及我对毛主席的看法”一文中批评了毛泽东及中共发动的主要政治经济运动，如1954年的“集体化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1959年的所谓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和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6].这些错误中共直到1981年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承认，但这份权威性的官方文件对这些错误的肤浅认识尚不及王申酉5年前看法的深度。     王申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梦犯下了几大错误。首先，“这种公社……只能使农民愚昧落后的状态永久化，没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其次，针对毛泽东“消灭劳动分工”的蓝图，王写道：“只有通过大工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才有可能没有例外地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平等分配劳动。这将大大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使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参与社会理论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恩格斯）”。再次，“在中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消灭劳动分工”的时间尚不成熟。[47]王申酉对毛泽东及其政策的分析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的挑战，因此就更透彻，更有说服力。     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异议人士探讨中国政治痼疾和为中国的未来寻找出路的热情。1974年“李一哲”以“批林”的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李一哲”是广东的一个地下学习小组3位成员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的笔名。他们于1974年11月10日贴出了这份大字报，它随后在全国各地被广泛地油印和传抄。     “李一哲”的文章包含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与遇罗克和杨曦光一样，“李一哲”认为“中国也出现了与苏联相类似的特权阶层”，党的干部是一个享有特权的“新资产阶级”，“一个对起来反抗其特权的群众进行镇压的新贵集团”[48]：“李一哲”也猛烈抨击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完美无缺”[49]；这几位作者承继了遇罗克的人权观，认为中国“需要民主，需要社会主义法制，需要能够保护广大群众的革命权利和做人的权利[50]”；他们还强调要“保障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探讨如何让干部对人民负责，当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到让人民满意时应当怎么办。“李一哲”最先提出了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法制，还向第四届全国人大呼吁，要求在新宪法中重新确立法治原则，让司法系统摆脱政治，以便保护普通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它也在中国首次提出，未来的政治改革应当沿着“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进行。这种观点到了1980年代为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接纳[51].     地下读书运动深化了青年思考者的认识，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起未来的民主和人道社会的具体蓝图。例如，贵州省的陈尔晋在题为“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长文中讲述了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看法。他观点的的核心是两党制，“承认革命的合法性，尊重真理，铲除长期以来在一党制掩盖下权力斗争中的那些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52]”。此外，陈尔晋还提出了一种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共产主义制度。陈尔晋强调：“每个公民既有义务进行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也有权利批评政府。造谣诽谤将受到全社会的鄙视。批评主席不是犯罪，对不同意主席的人更不能进行残酷迫害。”他不仅谴责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推行的政治迫害，还强烈表达了对自由人权的渴望。陈尔晋的主张实际上是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为蓝本的，但他给它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压抑的时代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观点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尽管如此，他真诚地追求民主和人权的努力还是有意义的。     回顾这一代青年人在“文革”期间的思想觉醒以及从激进到理性、从幼稚到成熟的整个过程，1970年代的地下读书运动确实代表着异端思想的一个新高度。考虑到“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压抑的政治和社会气氛，这一代人当中青年思考者的文章和思想方式自然会有局限性。他们都是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中成长的，当他们试图批判毛泽东思想时，往往会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其中的人道主义因素当中寻找依据；他们大部份人都没有完全摒弃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对西方民主制度所知有限，因此不少人只是主张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却无从想象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能在完全隔绝于外部世界的年代里凭借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提出以上种种观点，实属难能可贵。他们勇敢地追求真理，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向毛泽东和中共的体制发起挑战，毫无疑问他们理应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开放的胸襟、高尚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热情，以及他们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变成毛泽东的反对派这一史无前例的思想旅程，都值得后人铭记。          「作者说明」本文原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40周年《中国现况》学术研讨会宣读的英文论文（2004年1月6-7日），由伊洪译成中文，作者做了最后的审阅和不少修改。          「注释」     [1]见宋永毅、孙大进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

本报记者 付雁南文并摄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0月26日  09 版） 曾经的知青在博物馆里拍照留念。        与“明星知青”那些充满豪情壮志、磨难与收获并存的记忆相比，樊建川收集的知青记忆来自另外一个角度。 　　在成都市郊建川博物馆群落的“知青生活馆”，这种记忆被隐藏在一些细碎的物件里：知青情况审批表、光荣证、打满了补丁的衣服、劳动时使用过的工具……而它们的主人，也大多并非如今功名显赫的“成功者”，而是知青中那些最普通的人们。 　　作为博物馆的馆长，樊建川希望尽量记下知青们“不同角度的人生况味”，无论它们“是彩色还是黑白”。 　　“对于全国1776万名知青，那是一段五味杂陈的记忆。”这位曾经当过知青的地产商人说。 　　事实上，在参观完这座刚刚布展完毕的博物馆之后，很多人的确觉得，对于那些希望回顾这段历史的人们，这些来自普通人的记忆，仿佛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结束知青生活之后，他们生命的路径通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 　　在这座面积不大的博物馆里，满满一面墙的“非正常死亡知青” 照片是特别受到关注的地方。稚嫩的年轻面庞挂在绿色的墙面上，很多人在这里“第一次直观体味到知青运动中沉重的部分”。 　　在此之前，人们常常能听到有知青经历的名人讲述自己夹杂着辛苦、浪漫、甚至荒诞的经历：一位商人为自己没上过高中而自豪，另一位女明星哀伤地回忆说，当年如果有人帮忙挖地，自己一定嫁给他。 　　相比之下，更多普通人的青春故事，之前则很少被人提起。 　　而樊建川却把这些普通人放在了博物馆最重要的位置上。“对我而言，知青故事主要还是普通人的命运。”他说，“我们用民间视角关注普通人，每一个知青的命运是平等的。” 　　这样的“民间视角”，花费了樊建川7年的思考。2004年，当他以个人名义征地500亩，投资2亿多元，在成都郊区的安仁古镇建设建川博物馆群落时，建造“知青博物馆”的想法就已经冒出了苗头。不过，等他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已经是7年以后的事情了。 　　“知青的内容非常丰富，但评价也非常复杂，有人说自己青春无悔，有人说自己青春蹉跎，” 樊建川回忆说，“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来把握这个主题。” 　　最终，他只能避开这些延续至今的争论，转而选择了一个更为宽泛的主题：青春。 　　10月16日，在一次短暂的开放活动中，走进知青生活馆里的参观者们，大多惊异于里面鲜亮的色彩。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整个场馆的墙壁、展台都被涂成了生机勃勃的草绿色。在这座“绿匣子”里，那些已经逝去的青春似乎都被凝固了。 　　在这里，河南知青刘建生发现了照片里自己的面孔，而上海知青钱善鸿甚至觉得，自己的青春好像以另外一种方式复活了。这位如今已经退休的老人在展台上看到了一块白色的手绢，上面是用鲜血写成的下乡申请：“学英雄，见行动，彻底埋葬帝修反，红心支疆心不移，愿把青春献于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时刻听从党召唤。” 　　“我当年也写过这样的血书。”老人说着，在展厅里当场背诵了起来。 　　前来参观的知青们在这里找到了共鸣。他们大多怀抱着同样的热忱奔赴农村，之后农村生活的艰苦也基本大同小异：繁重的体力劳动，简陋的生活条件，樊建川自己甚至还两次饿昏过去。 　　可在结束知青生活之后，他们生命的路径却通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一些知青在社会巨变中找到了成功的机遇，著名导演张艺谋、曾被评为中国“首富”的刘永好，成了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更多人却并没有同样的机遇。知青们自嘲“公社化的时候下乡，城镇化的时候下岗”，还有人一直留在下乡的地方，直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回城。 　　甚至，一些知青根本没有等到政策结束，就死在了远离家乡的地方。根据国家知青办的统计数据，从1974年到1979年，共有15899名知青非正常死亡，原因大多是事故、打架，或者边境战争。 　　这让樊建川感慨良多：“知青下乡的生活既有蹉跎，也有锻炼，既有堕落，也有苦难。我们1776万知青走出了1776万条路，像万花筒一样丰富，五味杂陈。” 　　在博物馆中庭的天井里，樊建川自己设计了一个巨大的装置。他把老知青捐来的几千把镰刀、锄头、犁耙密密麻麻地摆在那里，又在中间撒了很多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破碎的镜子。 　　这是他在整个博物馆中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它很能说明知青那种心碎的感觉。”樊建川说，“我们的青春被摔得粉碎，而且永远不能破镜重圆。” 　　 博物馆的理念就是，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 　　在陈列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之外，樊建川并不愿过多表述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博物馆的理念就是，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他说，“这些文物和数字自己会告诉你那段历史。” 　　按照这些资料的介绍，知青运动始自1953年《人民日报》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成为上山下乡运动最著名的口号。 　　从那时起，到1980年知青运动停止，共有1776万城镇青年中止学业，来到农村。“当时中国的城镇人口只有1亿人左右，”樊建川说，“所以知青运动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城镇家庭。” 　　不过，作为建川博物馆红色年代系列的展馆，知青生活馆本身就对应着整个博物馆群的宗旨：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樊建川希望从更为宏大的角度描述这种教训：经济不发达，城镇无法承担人员的衣食住行，于是这些包袱被丢给了农村的集体经济。“所以为了今后的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 　　这位曾经登上胡润榜的商人总爱提起自己的知青岁月：不会做饭，不会干农活，拼命在村里人面前表现自己…… 　　他还记得，1975年，当自己高中毕业，前往四川宜宾的下乡地点时，尽管家长都“心里明白”，可同行的同学们大多豪情满怀。等到真正来到农村，面对艰苦而又毫无希望的窘迫生活，这些原本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才开始时不时地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对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知青是一个规定动作，我们没有选择。”樊建川说，“因为政策的不合理，知青没有顺应城镇化的潮流，而是反方向运动，最终固化成了社会的悲剧。” 　　在知青生活馆，这些“教训”有些来自那些名人的展品，比如作家史铁生的手稿，或者一家百货公司总经理打了20个补丁的衣服。但更多时候，这些“教训”是通过那些与普通人相关的展品传递的。在博物馆“知青磨难”的区域，陈列着对强奸女知青村民的判决书，而在博物馆的门口，10座墓碑被镶嵌在红色的花岗岩里，记录着10位成都知青早早逝去的生命。 　　她们的故事是樊建川几年前与朋友的闲聊中听到的：1971年3月的一场火灾中，10位年仅17岁的女知青在云南葬身火海，并被埋在了那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在那之后，樊建川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程来到云南，在一片荒草和灌木丛中找到了已经被湮没的墓碑，并且把它们运回了四川。 　　如今，这座被命名为“粉·焚”的作品仿佛给整座知青生活馆定下了一个基调。“在四川话中，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被称作‘粉子’，可她们的青春却被焚化成灰。”樊建川用有些诗意的语言描述道。 　　有人评价说，这些墓碑的存在让博物馆多了些“不可名状的力量感”；而樊建川只是简单地说，他把这座作品放在门口，是希望每个进入博物馆的人都先跟她们“打个招呼”。 　　 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 　　不过，对于前来参观的知青，这样的“基调”并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肯定。在一场活动上，当10位女知青的战友上台发言、寄托哀思的时候，站在台下的一位成都知青忍不住频频摇头。 　　“那其实是整个运动里非常小的一场事故。”这位老人说着，试图打断一位正在做笔记的记者，“知青运动其实还有很多正面的例子，我们在里面都收获了很多。” 　　在参观结束后，几位当年的知青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樊建川，知青生活馆的展览“太压抑了，不能激励人”。 　　当知青运动结束31年后，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的人们关于“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 　　事实上，在布置展览的过程中，樊建川一直在给整个知青生活馆“做减法”。他撤掉一些太磨难的东西，希望“在苦难之上有些亮色”。 　　“你会发现，知青在自我描述的时候夹杂了很多自我想象的东西。”他说，“有人夸大苦难，有人夸大欢乐，有人夸大成就。” 　　在运动结束几十年后，很多东西都已经变了。在知青生活馆开馆前，樊建川曾经邀请来自全国7个省市的300多名知青，表演当年知青“原生态”的节目。可在演出中，他发现，同一个知青，同样的忠字舞，人们的动作却怎么看都“假”，再也跳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几十年的审美观不自觉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樊建川叹了口气。 　　他常常觉得，知青们似乎很刻意地不愿意回到过去的一些记忆里。比如当年最有特色的“对口词”，在这一回的演出中，没有一个知青愿意表演。相比之下，大家都爱唱一些更加“新时代”的歌曲。这位原本希望“展现知青生活原本样貌”的老知青只能安慰自己，“变化也是记录”。 　　作为曾经的知青，樊建川坚持，知青运动的确造成了很多不确定的风险、伤亡和牺牲，但它也“的确培养了一批人”。 　　“我们不能违抗大命运，但我们这代人也并没有垮掉，在适当的时候挑起了整个社会的担子。”樊建川说。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在知青运动中被“过早抛入社会”，知青们大多特别能吃苦，对社会的洞察力特别强，心胸也特别豁达。 　　他更加相信，在“50后”的知青群体之后，“60后”和“70后”们，可能很难找到一种纽带，把这么多人联系在一起。 　　“知青是太特殊的一个群体。”樊建川说，“我们被集体强制抛入另一个轨道，经历了同样的无奈，大家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 　　作为其中的一员，他也希望在这个还没有正式开放的博物馆中，“真实冷静地”反映知青群体承担的、来自国家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记录命运大潮下每个个人的悲喜哀乐”。 　　他常常体会到紧迫感。“知青正在加快速度走入历史，如今已经年届60岁的知青们，再过十几年会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樊建川说，“我们有责任把真相留给后人。” 原文： 点击

  本期主题：飞越疯人院 ——读《维罗妮卡决定去死》有感   荐书人 / 李冰心（重庆大学）     推荐书籍（点击蓝色字体书目可下载）   《维罗尼卡决定去死》       断断续续的用了两个星期才看完了这本书，阅读过程艰难是因为体验压抑和探索生命不是一件轻轻松松就可以享受到的事。 在一个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活下去的世界里，该怎么评价那些决定去死的人呢？ 答案不清晰，于是便可以有理由充满激情的去探讨生命的意义了。 一个黄昏，图书馆工作员维罗妮卡在修女出租屋里一粒一粒的服下了四盒安眠药，兴奋的准备经历人生的最后一次体验：死亡。 死亡将终结一切，这是最后的自由，这是永远的忘却。 不过她的计划没有实现，抢救之后被送到了维雷特，斯洛文尼亚的一座疯人收容所。初进维雷特，维罗妮卡依旧为自己了无新意的人生寻找结束的理由，但当她得知因为心脏遭受了损害最多还有一个星期的生命时，一种奇妙的磁场开始把她从死亡边缘一点一点的拉回来。有句俗语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么维罗妮卡被送到疯人院就是她的幸运号迎着暴风雨正在起航。 为什么要自杀？因为失恋，因为缺少家庭温暖，因为经济问题，因为罹患不治之症？可以为自杀找出多少理由，相应的就可以为活着找出多少理由，所有当事人经历着的不可承受的痛苦客观来讲都不是什么非死不可的事。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每一个人或早或晚都要面临的：一不小心，生活就会逐渐变成一场一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悲剧 。一些人不在乎答案，他们很早便放弃了，早已属于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死亡，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的世界，另一些人却被迫思考。 无视这个悲剧的人们可以幸福的生活着，做不到假装看不见又寻找不到有效解决办法的人成了疯子。       正在上学的孩子跟父母说，我要休学去环球旅行，父母会充满爱意的说，傻孩子，你疯了吧。前途光明的人决定辞掉工作去公园里卖画，朋友会惊异的问，脑子坏掉了，你疯了吧。马路上有个跌倒的老人，拥挤的围观人群中有一个去把老人扶起来，大家在心里默想，这个家伙疯了吧。所谓的正常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它是对的，它就是对的。 她说自己谈不上幸福，也谈不上不幸福，正因如此，她再也没法忍受这种生活。 很长时间里我们用所谓的正常掩饰了自己的疯狂，熄灭了自己的欲望，生命中最有意思的东西都被杀害了，生命本身不值得留恋也就不足为奇了。 维罗妮卡在维雷特，遇到了帮助她了解疯子的泽蒂卡，遇到了为她开启封存已久的欲望之门的玛丽，遇到了可以听懂她钢琴声的爱德华。由于受到了死亡意识的激励，维罗妮卡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 爱高于智慧，正如圣母高于蛇。对于她来说，一切都是启示。她不会去判断善与恶。 在爱的介质里，维罗妮卡跟随爱德华逃离了维雷特，两人大醉在斯洛文尼亚的废弃城堡里，相拥而眠。 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活在别人目光的枷锁之下。生命中的关键一点在于需要经历痛苦才能摒弃恐惧，唯唯诺诺的总是低迷，想要高潮迭起，需要技巧和勇气。     （采稿：徐毅磊  责编：徐毅磊）     您还可能想阅读…… ＜玉衡＞红唇劫——《邦妮和克莱德》影评 ＜天枢＞此刻，时间以死亡终结——从史铁生到钱云会 对不起，本姑娘真的怕死 夏夜离人殇

“著名女作家、摇滚诗人、旅行家、世界人权斗士、新时代女性领袖周雨霏，于20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被发现死于自家公寓内，享年XX岁，警方推测死亡原因可能是XX，确切原因还待进一步调查。文艺界、摇滚圈等社会各界第一时间发来哀悼和慰问，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遗书   周雨霏（中国人民大学）     我不认识朱平，直到她死的那天。 这种感觉很奇妙。 有个人死了，可对你而言，这一刻他才“正式出生”，仿佛他是否活着还需要经过你的认可鉴定。这让我想起去年四五月间的一件相似的事。那时我还没有一颗足够安静的、纯净的灵魂（现在也没有）——我不是个读诗的人。所以我不认识张枣。然而那天，我认识了张枣，因为那天张枣死了。他死了，诗人的生命以“盘点概括总结升华”的形式浓缩在一张年少时的照片中、几页杂志上、三两故人的唇间和泪里，以最简明扼要的方式介绍给陌生人。今天我也以这种方式认识了朱平。 朱平，你好。       一个活着的人，要认识一个刚死的人，也许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死去的是个非凡的人；第二，死去的是个平凡的人，却以一种非凡的方式死去。张枣属于前者，而朱平无疑属于后者。这让我想到一件事—— 一辈子也不见得会相识的朋友啊，有一天，你会怎么认识我呢？ “著名女作家、摇滚诗人、旅行家、世界人权斗士、新时代女性领袖周雨霏，于20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被发现死于自家公寓内，享年XX岁，警方推测死亡原因可能是XX，确切原因还待进一步调查。文艺界、摇滚圈等社会各界第一时间发来哀悼和慰问，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2011年7月XX日，中国人民大学大一女学生周雨霏的尸体被发现于云南省XX市XX县省道旁，警方怀疑可能是搭车过程中遭司机施暴、抢劫后虐杀、弃尸路旁。报警的是与她同行的男友，现已精神崩溃。警方温馨提示：搭车旅行有危险，勇敢尝试须谨慎。” 前一种死法是我前两天听说Amy Winehouse死后想到的，后一个是我在云南搭车旅行这半个月中脑子里总会冷不丁闪现的念头。   有一天傍晚在临沧市，赶往云县的路上。我们搭的车在离幸福镇不远的地方抛锚了，司机只好把我们赶下来让我们去重新搭别人的车，于是我们走到一个村庄旁边，在村民们惊奇的目光围堵下举起“求搭顺风车”的牌子。天色渐渐暗了，村民们也回家睡觉去，荒郊野岭的，愣是一辆车也不来，一辆车也不停下。我们开起玩笑说今晚怕是要“以天为被，以地为褥”了。如果当时情况是：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黑夜里的话，我恐怕还会忆起自己不算长的一生，还没做的事和后悔的事，以及很可能即将降临的死亡。那一刻，我处在“不安全”中。 从“不安全”的云南回来后，在沙发上安全地坐着看新闻。看着“最安全”的动车这么掉下桥去了，突然觉得屁股下的沙发也不是那么安全——仿佛随时会弹出一根钢丝把我扎死，或是突然从中间断裂把我夹死。我发现自己再一次走入了“不安全”中——屁股没动，心却瞬间变得空牢牢的。这种“不安全”，和在云南时经历的“不安全”，是一样的。如果对于“死于沙发”的恐惧足够无厘头，那么对于“搭顺风车遇害”的恐惧，又怎么站得住脚。 我有一个爱我的妈妈，她总是害怕我发生不测。她害怕我被坏人骗财，害怕我从楼梯上摔下来半身不遂，害怕我过马路被车撞死，害怕我被司机施暴、抢劫后虐杀、弃尸路旁。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对我的爱。 “为什么我不能去？” “因为我爱你，害怕失去你。” “害怕”是怎么变成“爱”本身的？这就好比：丰富而诱人的“未知”，是怎么被“不安全”完全取代了位置？        出发去云南前，我本该写一份遗书。（SB当时做出休学一年周游全国的决定，出发前就写了一封，存在要好朋友那里，等自己死了，就把它发出来。） 可是我没写，我觉得不该因为我要去云南搭车旅行，才写遗书。我也不该单是因为坐沙发，或但是因为坐动车，而写遗书。活在这样刺激的国家里，每一天有比云南更危险的未知等着我去经历；在这个将生命的概念设定为“走向死亡的过程”的世界上，每一天都是写遗书的最佳时间。所以在“幸存”下来的今天，在“幸存”下来的每一天，我写一份遗书。 这一秒的遗书是上条状态：“在码字。一个用笔，一个键盘。不码完不吃饭！立此存照。” 下一秒的遗书是下条状态：“饿死了，去吃饭。”     采编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天权＞花莲——慢城独观海 ＜天枢＞此刻，时间以死亡终结——从史铁生到钱云会 对不起，本姑娘真的怕死 你的命到底值多少钱 大狼

政治，本来是通过权力为所有人谋求生存，发展和幸福的工具，在当下，却成为一些政治控男人们和少数女人们的春药，成为扯淡的话题，成为意淫的通道，成为扭曲人性的恶魔，尤为可悲。很多人每天的时光就消磨在这个上面。实乃个人之不幸，国家之不幸。     愤青，与幸福无关   文/李根（中山大学）     前几天的一个上午和一个台湾政大来的博士生师兄侃了很多自己以前的想法认识什么的，那位师兄安静地听了一会，然后有所思地点点头说：“你是愤青。”我相信愤青这个词是中国大陆特有的，被大陆的同胞们戴上这顶帽子就很无语了，被自由世界来的人冠上这个头衔，有点瞬间崩溃的感觉。 和师兄聊得还是很愉快，但是其实我很讨厌所谓的愤青意见领袖之类的称谓，虽然自己就是专业学政治的，但是越来越讨厌听人们谈政治辩论政治还互相攻击起来。     铁血派五毛总是一副无视人权灭绝人性的样子，对内消灭权贵杀光自由主义分子淘汰弱势重回红色恐怖，对外今天统一台湾明天征服日本后天扫平美帝，恨不得把我党的名字也改成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把国防部和中央军委变成党和政府。一副全天下自己是真英雄真男子汉的嘴脸。 丐帮五毛则是生活在底层愚昧无知的可怜民众，幻想着把这个国家拉回到毛泽东时代自己就能又当家做主成为高贵的劳动者，一边被全社会欺压凌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一边却以可怜的文化素质和智商替党忠心耿耿地痛骂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们，殊不知他们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主子们都在悄悄把自己的老婆孩子移民到美帝及其仆从过，仅1995年到2005年，就有118万党员领导干部同志们把自己的配偶子女送出国外加入它国国籍。 而贵族五毛们品位层次水平智商都是铁血和丐帮们遥不可及的，他们的观点也自然是多种多样通常能以理服人的，比较集中的火力点通常是民主的素质需要、民主的缺陷和危害，一个非工业国家必然经过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集权国家的效率优势，以及民族自强大国崛起等爱国大义。这些观点都是很有道理并且被认可的，但是不要忽视他们的冷漠和选择性逃避。他们的前提，是认可了过去，现在和将来还 会有的对部分群体的牺牲。因为牺牲者不是他们，他们恰恰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因此他们的伟大理论本来是建立在残忍和自私的基础之上的，却自己为自己扛起了爱国理性的大旗。并且不要忽视，他们是最接近和最可能继承中国最高权力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想法很可能就是以后中国发展的道路。 还有一些儒左五毛们还念念不忘着自己三纲五常三妻四妾君臣父子的所谓中华文明美好时代，指望着生活在成群的小脚妻妾儿女跪在他一人的威权之中，也叫所谓的中华道统之中，最重视中华文化的韩国和台湾现在的西化程度无疑是对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还有些极为少见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浪漫派，坚信着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剩余价值说。认为全世界都在被机器和商品异化，全世界的劳工仍然遭受着剥削和压迫，这些人比较可敬地流淌着英雄的血液，他们通常会发展成国际大活动家大学者，或者成为切格瓦拉式的世界级大英雄兼国际红色恐怖分子。 而自称自由主义者的右棍们也实在都不怎么样。犬儒派右棍们显然已经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伪市场经济下受到了太多的痛苦，打击，压抑和伤害，已经对一切称之为主流正统的东西深恶痛绝，因此疯狂而幽默地开始解构身边的一切。“美帝来了我带路”的带路党有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国粉者有之， 又有把汉族叫做支那猪，极端鄙视中华文化，认为劣等中国人应该去死，甚至提出满洲独立的人亦有之。 而愤青派的右棍们则是把自由主义当成一个针对现有体制的政治派别加以利用而已，对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法治完全是选择性接受，对平等，理性，宽容的自由主义精神完全漠视。暴力革命者披着民主的外衣，实则与铁血五毛们无异。事实上，如果中国真有实现民主政治的机会，对民主最大的威胁不是任何的五毛，就是这些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的愤青右棍。历史上这些人也不是没有破坏过民主，如果注意过二十二年前的运动，就是这些暴徒激进派把持着，没有任何理性和妥协精神，不断地抬高谈判价格，甚至发生了抢劫部队武器，火烧坦克和装甲车，虐杀解放军官兵的事情，破坏了运动本初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让许多同学与市民因此丧命，断送了中国民主化的机会，并且彻底地断送了中国当局在国内国际的形象，扭曲了中国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并且让中国的道德人心日益败坏，全民丧失了政治理想。 还有贵族派的自由主义右棍们，其冷漠和自私上升到了令人恐惧的理性和系统阶段，他们的自由主义更像是自我主义。他们嘲笑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和自我牺牲，不相信爱和仁义。认为最好的世界就是建立在人人自私的基础上。任何人之间相互隔离并且冷漠地活着，各行其是。甚至对慈善，社会保障，福利国家这些对弱势群体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都十分漠然，认为是在拖累整个社会的进化和发展。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十分聪明，但聪明之中，则是对不如他们一样优秀聪明的人深入骨髓的傲慢和鄙视、他们的理想国显然是一个原始人类式的社会。     政治，本来是通过权力为所有人谋求生存，发展和幸福的工具，在当下，却成为一些政治控男人们和少数女人们的春药，成为扯淡的话题，成为意淫的通道，成为扭曲人性的恶魔，尤为可悲。很多人每天的时光就消磨在这个上面。实乃个人之不幸，国家之不幸。有这个闲暇时间，学点东西，锻炼下身体，完善下自己，岂不更好。或实有政治理想道德热情个人志向者，与其拿着自己变态的观点和别人耗时间扯淡，不如向专业的前辈请教，不如自己读点书写点东西，不如和亲朋好友推心置腹地聊一聊，不如按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看有没有问题。做愤青只是磕春药，自己觉得很兴奋，其实与幸福一点关系都没有。 希望政治控门少磕春药，或者远离政治这潭污水寻找个人幸福生活，或正确处理SNS，以关心联络为主，以了解学习为主，以朋友同学为主，需要哪个用哪个，不必要时除非无聊坚决不用。坚决避免无意义的政治辩论和无价值得感性宣泄。   采编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别把“愤青”当时尚 ＜七星视点＞第八期：祈福！ ＜天枢＞此刻，时间以死亡终结——从史铁生到钱云会 说说我所知的越南 荀子·咸菜·粗粮·及其他——答父辈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