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

看了博讯新出炉的“2010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让我深深地感到：其视野的狭窄。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的“境内外的认识的脱节”的论断。

因为层次越高的法越漂亮、越是良法，官员越不愿意执行；层次越低的法执行效率尤其高，尤其那些密不示人的红头文件，如授权强制征收、规定过低补偿的各种政策，这些规定实施起来效率是尤其的高。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都看到这些恶法是屡见不鲜的。城乡二元差别就是由中央政府规定的长期实行的制度，收容遣送就是为了实施城乡二元体制规定的一种强制措施，当然我们知道在03年被废除了。现在，土地征收、城市拆迁各地都有大量恶法。比如说城市拆迁，现在这个《城市拆迁条例》就应该属于恶法，因为它授权地方政府做了很多坏事。去年底唐福珍自焚后，国务院法制办很快出台了一部《征求意见稿》，但是各方争议比较大，现在则索性止步不前、杳无音信了，可见制定良法是很难的。

从政法系到宪政中国，从次法西斯社会到后改革时代，从维权到围观，从NGO到法律救助，从河蟹到草泥马、神马……今天是以行动来表达的，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表达。任不寐、摩罗、杜导斌、高智晟、郭飞雄、胡佳、刘晓 波……各自彪炳一时，孙志刚、杨佳……则已经成为英烈，范亚峰、余杰、王怡、傅国涌……在上帝的慈怀里有着卑弱而坚韧的力量，莫之许、冉云飞、谭作人、陈 云飞、许知永、滕彪、蒲志强、夏霖……则一直示范着短兵相接的人生社会正义……这种人格和知识论的一个历史成果，即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宪章运动，一 度检验了大陆中国的国民心地或仁人志士素质，在08年中国奥运随喜里发声而让官产学扫兴，这个运动迅速被权力定格，成为大国小民时代的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