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颜昌海:美国最怕中国大陆的东西是什么?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在文章中介绍,9.11袭击十周年那天,在亚特兰大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国际课堂上,给他们讲了讲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及其在海内外的复兴,这些会员们对此都特别感兴趣。以前还跟一位长老教会的牧师聊天,问他们为什么自称长老教会。牧师回答说,这跟教会当年在英国苏格兰诞生时的历史有关,并且这些“长老”们在教会的组织和运作方面,确实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美国长老教会当年还因为废奴的问题意见分歧而发生分裂,变成美南长老会和美北长老会,直到1983年二者才再度合并。对神的信仰和崇拜会因为世俗和政治的原因而发生矛盾,是蛮令人遗憾的。美国人最熟悉的长老教会传教士,应该是美国人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生于杭州,父母是早年到中国大陆传教的美南长老会的传教士。司徒雷登后来创办了燕京大学,受聘为首任校长,他还曾经是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从当年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到今天由在美国出生的中国裔骆家辉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历史好像在划了一个圈子。 教会里有位年近90的白人女士,虽然年龄很大,但头脑清晰、风姿优雅。她讲了她1980年代去中国大陆的故事,非常有趣。她和先生去中国大陆旅游,中国大陆人都好奇的围着他们看,一边看一边笑。他们当时带了宝丽来快速成像相机。中国大陆百姓最高兴的事,就是与他们夫妻合影,并立即拿到拍立得的照片。另一位教会成员是商界人士,他说美国目前经济停滞,中国大陆经济好像不错,问中国大陆会不会很快赶上美国。谢田说作为美籍华人,即使从心底里希望中国大陆追上美国,但中国大陆要真正从经济总量到生活品质、从社会结构到道德水准、要从各方面赶上美国今天的水准,30年内都是不可能的。日本赶上美国,倒是最有可能的,但日本人赶了几十年,还是赶不上。奢谈中国大陆赶超美国的人,应该先想想中国大陆追赶日本的可能。不是说中国大陆的虚假GDP会不会超过日本,就看民众生活的品质,中国大陆追赶日本至少要20年。 中国大陆害怕美国什么,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官方自己,都清楚的知道;但美国最“怕”中国大陆的是什么呢?恐怕许多人并没有去真正想一想。但美国思想界的人士,却已经想过了:中国大陆官方穷兵黩武的步伐显然在加快,就像前苏联一样;人们很快会发现,黩武的背后其实是十足的恐惧,因为恐惧西方会像对伊拉克、利比亚那样,精确空袭打击外加特种兵部队,政权一下子就给解决了。什么“半月型包围圈”、“第一岛链包围”,都是恐惧之下纷纷出炉的产物。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中国大陆最怕美国的东西,除了航空母舰、战略投送、指哪打那的能力,还有美国的研发、创新能力、和把创新产业化的能力,以及在意识型态方面,如民主法治、自由权力、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的软实力。 其实,美国也怕中国大陆。虽然美国无需担心中国大陆的发展,但国际竞争就是如此,美国作为头羊,一定会回头看看哪个家伙跑在后面那群羊的最前端,哪个跑的最快。美国最“怕”中国大陆的东西,不是中国大陆的人口,人海战术在高科技和大规模杀伤武器时代,已不算什么;美国也不怕中国大陆的资源、科技、经济和军事。美国最怕中国大陆的东西,恐怕会出乎很多中国大陆人的意料。美国最怕中国大陆什么,作家兼评论家汤玛斯‧弗里德曼最近一段有趣的论述,揭示了许多深层的东西。弗里德曼是《纽约时报》记者和评论家,获得三次普利策奖。他今年出版的新书,名字是《我们曾经是这样的:美国如何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落后以及美国如何才能赶上》。弗里德曼演讲的出场费,目前是一次5万美元。 要说弗里德曼这家伙,还很难确定他的思维取向。前年他曾撰文称道中国大陆一党专制,认为共产官僚是群“还算明白事理”的领导人;在一次采访中,有人问他是否“妒嫉中国”或“羡慕中国”,弗里德曼回答说,如果一个人希望自己的政府按民主方式去运作,但效率可以比得上一个按专制方式运作的中国大陆,人们会发现他确实会有些羡慕或者嫉妒。今年早些时候,弗里德曼在接受英国广播电台的采访时说,他希望他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强大的美国制衡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大陆的世界上;而不希望他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中国大陆强大并崛起,但美国却游移不定、虚弱,且不能像以往那样投射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世界之中。今年9月初在CNN皮尔斯•摩根的访谈中,摩根问弗里德曼中国大陆是美国潜在的朋友、商业伙伴、还是敌人;以及美国是否“妒嫉”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弗里德曼认为中国大陆不是美国的敌人,也不是朋友,而是亦敌亦友,就像连体人一样。他希望中国大陆会发展的很好,但中国大陆也面临巨大挑战,并且中国大陆不管是否成功,都不会对美国有什么实质影响。弗里德曼甚至认为,中国大陆会走向美式政治体制。他觉得中国大陆是在一个落后而低下的政治体制中,发挥出了其90%的潜能;而美国虽然处在一个优越的政治体制之中,但只发挥了体制50%的潜能。所以,美国的民主制度本来是应该发挥更大力量的。 有趣的是,弗里德曼觉得,他不担心中国大陆会偷取美国的这个或那个技术,或中国大陆试图通过盗取知识产权以致富;那都没什么关系,因为美国总是可以更快、更好的发明新技术,而把中国大陆一直抛在后面。弗里德曼最“担心”中国大陆偷窃的,不是隐藏的秘密,而是明摆在最表面的那些“秘密”。比如,如果中国大陆偷去了美国独立宣言、宪法、杰弗逊纪念馆,或林肯纪念碑,当中国大陆开始拷贝这些东西时,才是他担心中国大陆的开始。所以,美国最“怕”中国大陆什么,是中国大陆把美国最菁华的东西学去了、实践了、并完美的运用了。而这些东西,自由民主的理念,也恰恰是中国大陆官方最害怕当代中国会具有的。 百年前,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百年后,尽管中国大陆仍有1.5亿生活在贫穷困在线的百姓,中国大陆还是发展中国大陆家,但中国大陆的经济总量已经紧追美国成为世界之二。经济盛世,让全球华人底气十足,美国也另眼相看。香港著名媒体人纪硕鸣,最近在美国相继参加了二场中国大陆主办的活动,展示的自然是中国人百年辛劳,百年奋力,部分实现的辛亥革命理想。但二场活动,纪硕鸣感受的却是不一样的中国富强。 纪硕鸣说,第三届中美企业领袖战略合作高峰大会在美国举行,50多位中国大陆企业家专程来到美国与美国企业领袖交流,200多美国企业家及华人参会,场面庄观。虽然原定下午2:30开始的会议,因为中国大陆企业家在不断的参观访问中要拖延到4:30才开始。当中国大陆企业家们入场时,全体与会者依然礼貌起立,恭敬迎候毫无怨言。远道而来的中国大陆企业家有身家几十亿人民币的成功人士,也有年仅20岁的小董事长。个个都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强劲而富裕,或者是他们的富裕而令中国大陆感到富裕。企业家代表发言更语出惊人地表示,在美国经济衰退之时,中国来了!过去是西方不败,如今是东方盛世。言语间,大有东方压倒西方、东方将拯救西方之势。峰会上,中国大陆方面还当众宣布,中国大陆企业家要收购美国的项目,还要和美国企业家合作投资酒店等等。在美国经济低迷时,神采奕奕中国大陆企业家深受在场美国人的欢迎,怀携巨款的中国大陆企业家,无疑是救星。中国大陆可以改变世界,似乎令人深信不疑。 富裕的中国大陆企业家自然代表了中国大陆百年后的富强,分布于各领域的成功企业家,展示的是富裕中国大陆的肌肉,是中国大陆的硬实力。但就在中国大陆企业家代表口出狂言还获得掌声时,现场也有华人企业家并不认同东方的盛世一定就可以压倒西方,可以成为拯救世界经济危机的救世主。不能回避中国大陆经济富强的事实,但也不能忘记中国大陆刚刚站立在世界舞台,还相当稚嫩的事实。更不能小看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即使遭遇到一时的金融危机,遭遇经济的滑铁卢,但美国并不脆弱。 隔一天,纪硕鸣在星云大师30多年前创办的美国西来寺参加了另外一场活动。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为宏扬中华文化,中国大陆书法家韩正卿向美国西来寺赠送12条屏书法《金刚经》,供有意愿鉴赏中国书法、中国文化的美国友好和仁人志士认识中国佛教和文化的博大精深。韩正卿曾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现为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他被称为中国大陆官方高级干部中书法写得最好的其中一位。去年赴台湾访问,与佛光山结缘,当时承诺将向佛光山美国西来寺赠送他用金沙抄写的12条屏书法《金刚经》。 韩正卿抱病住院,委托好友、文化人曹成钢专程到美国面呈。曹成钢曾在政府部门、商界工作,喜书法、绘画,其作品曾在东南亚等国展览。时逢美国9.11十周年纪念,曹成钢代表原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及韩正卿,向9.11遇难者家属捐出91100美元善款,以数字寓意吉祥。曹成钢更表示,世界各国之间的偏见、误会,让全世界变得不和谐,但无论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有多大分歧,人类应该始终保持内心向善。 佛教中,《金刚经》代表着经久不衰、坚定不移的佛教精髓。无论是曹成钢的捐款还是韩正卿捐的书法《金刚经》,都会让美国人感受到的是中国大陆人的善良之心。纪硕鸣说,一场峰会,展示的是中国大陆经济盛况,一个捐赠展露了中国文化盛情,让人在美国感受的是不一样的中国大陆富强。 所以,笔者以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完全是两回事。“中国模式崛起”如果意味着“低人权优势”在世界上风行起来,张五常说的那种“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大陆”真的成为现实,决不是什么好事,即便从中华民族利益或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说也是如此。最简单的道理是: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完全是两回事。正如学习了苏联的中国大陆当年曾是苏联的敌人,学习了中国大陆的越南曾与中国大陆反目成仇,学习了越南的红色高棉更成为越南的死敌一样。所以,若“对华友好”的意思是对中国大陆政府友好,那么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也是两回事。而如果“对华友好”的意思是对中国大陆国民与同胞友好,那么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就岂止是两回事,而且肯定是截然相反的两回事。 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古怪:凡是我们认为的“友好国家”乃至“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同胞——华人、华侨和华商大都态度很坏,而且似乎国家越“友好”,对中华同胞越穷凶极恶!反之,被当成敌人的那些国家,对华人、华侨与华商都很友好,而且似乎越是“国家的敌人”,对中华同胞越好。就以东南亚为例。在这个素有排华虐华传统的区域,印度尼西亚、越、柬、缅、马,都曾有过那种纪录,只有泰国,对华人、华侨与华商应当说是最友善的。然而在改革前的年代,泰国曾是中国大陆在东南亚的头号敌人,华人在中国大陆支持下设立的电台天天号召要推翻“他侬-巴博反动集团”(即泰国政府)。而中国大陆称为“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却对华人采取严厉的剥夺政策。但是那还不是最糟的,与号称是“毛主席的最好学生”红色高棉相比,该国算客气的了。而红色高棉,对华人就不是什么剥夺而已了,而是屠杀与灭绝。而且红色高棉不仅屠杀一般华人,还尤其把华人华侨中培养的“侨共”几乎斩尽杀绝!但就在这同时,红色高棉却是中国大陆政府认为的第一号铁哥们,为了救它不顾一切,甚至不惜与“同志加兄弟”发生一场血战!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已逾30年,可是这种奇怪的“国际地位”似乎并未结束。今天在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善的是谁?就是那个被中国大陆视为“世界首恶”的国家。比例如此少的华人,却能进入社会主流,大批成为教授、科学家、高官等上层精英,就是同为民主国家的西欧各国也做不到。众所周知,那里的华人基本上只能做小生意、开餐馆等,很少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当然,西欧各国对华人华侨华商也还算不错的,这仅从经常报道中国大陆同胞在那里举行游行示威就可以看出——而在“友好”的缅甸华人敢示威?!不“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烧高香了。那么,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恶劣的是谁?恐怕公认的就是俄罗斯了,那里不仅对中华同胞的刁难与勒索司空见惯,“灰色清关”、“新星号事件”那样的恶性事件也层出不穷。但是,奇怪的逻辑仍然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似乎是我国的“首恶”,次好的西欧算一般,而最糟的俄罗斯却又是中大陆的最爱!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只有当一个国家搞外交仅仅是为了“皇上”的面子而不是为了“民族命运”,只有那种不是为国民办外交、而只是为皇上办“洋务”的体制,才会遵循这样的逻辑:只要恭维好了皇上,虐待几个草民算什么事?如果再殷勤些,奉承得皇上龙心大悦了,就是对吾华草民大开杀戒,皇上照样会青眼有加。这个逻辑,充分证明中国大陆的“崛起”中,中华民族的一种劣根性,即不仅是政治体制的失败,也是教育体制的失败。 近日,中国大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2011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大陆几十年的教育都是失败的。这个失败在于,教育在培养人时没有注意培养人的自主创造性,没有注意培养人的道德。张维迎还说,如果所有的学校取消了,中国大陆人的知识会大大降低,但中国大陆人的道德水平会大大提升。“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培养大家在说假话,这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国民素质。” 中国大陆教育体制的失败,是顺民的麻木,公民的人格缺席。人格应是外来词语,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将人格与个性并列。而个性与叛逆总是连在一起,在中国大陆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词语。人格首先是独立的产物,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中国大陆启蒙运动先驱梁启超曾说:没有独立的个人,就没有独立的国家。个性是一个人的性格,每个人是唯一的,每个人的个性同样是唯一的。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一个盛开的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但从写作文的那一天起,每一个中国大陆人都学会了撒谎。中国大陆的教育不仅没有人格教育,而且在不遗余力的扼杀人与生俱来的天然个性。对独立思想和自我意识的褫夺使教育蜕化为劳动力生产线,一个个被阉割了个性的劳动者源源不断的从教育这个流水线上生产出来,为全球化经济提供最廉价最安全、也最没有民族竞争力的劳动力资源。虽然世界首富乔布斯创造了“苹果”,但几乎所有的“苹果”都出自富士康120万中国大陆青年的血汗之手。120万挣扎在生存底线上的中国大陆人抵不上一个乔布斯的大脑,因为中国大陆人长不出那样的脑袋。学校本来是培养社会文化最重要的场所,学校所传授的不仅是有用的知识,而且是几千年人文精神的传承,体现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中国大陆学校教育的产业化,使得教育成为了一项买卖知识的交易。以政治代替哲学,以道德代替法治,以灌输代替思考,使人的大脑被体制系统屏蔽,人天然的会思考的个性被扼杀于无形。丧失个性的人对社会缺乏附着力和责任感,社会文化因此变得万马齐喑黯然失色。一群毫无个性的人更像一群工蚁,为劳动而劳动,为吃饭而活着。人格不在现场的人自然也无权利意识,只是死气沉沉的沉默大多数。 在学校教育失去了塑造社会文化的功能的同时,传媒和网路替代学校成为塑造灵魂的最重要的场所。然而,传媒本身提供的价值是多元且混乱的,而网路的交往又大多是同代人或小圈子的互相影响。于是,社会的文化传递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同代人的文化交流替代了教育形成的上下代的文化传递,社会文化发生了严重断裂。 在中国大陆当下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都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生活,这种道德人格是严重分裂的。但潜规则下的功利主义并不具备道德本身所具有的正当性。当功利主义被社会奉为“硬道理”时,崇高和伟大必然成为可笑和虚伪的代名词,道德的神圣性开始剥落,任何重建价值的努力都被判定为道貌岸然的宏大叙事,最后成为价值虚无主义,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那些核心价值同时也被虚无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文化的信仰危机。 在一个没有启蒙的社会里,中国大陆人就不能就公民、法治、思想、自由、权利构成一个社会的正常人格。有人说,谁控制了孩子,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思想,谁就控制了人。但教育不应当是控制,教育是一种呵护和栽培,教育的道德前提是对孩子的爱,是对未来的期许,是对人自身的尊重。从葯家鑫到李天一,他们并不是中国大陆教育的孤本,而是一种有目的的批量制造,他们是中国大陆教育的标准产品。当一个中国大陆孩子一遍大骂美国霸权主义、并为9.11感到无比高兴,但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去美国留学而兴奋不已,人们在此看到了中国大陆教育的一个标本,不是脑残,就是人格分裂。在缺乏公民文化与良知思想的中国大陆教科书中,有一道题:美国为中国大陆修建清华大学,并资助中国大陆留学生,其目的是什么?可供选择的答案有:培养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扶持中国大陆教育、提高中国大陆国民素质、发展中国大陆科技水平等等,但唯一的正确答案却是——“文化侵略”! 还有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为了以工程发包来谋取公款,社团干部开会研究这笔巨款的用途:是来修建一座学校还是修建一座监狱。意见一直不统一,最后社团大佬一语定乾坤:你们还有机会进中小学么?于是很快意见达成一致:修建一个五星级花园式干部监狱。 在2011年的达沃斯年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大陆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指出,当下中国大陆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如果改革的进展不能遏止腐败的蔓延,腐败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 没有独立的个人,就没有独立的国家。 虽然中国大陆已经宣称“独立自主”,但实际上国家还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独立。还是美国作家兼评论家汤玛斯‧弗里德曼一针见血:美国最“怕”中国大陆什么,是中国大陆把美国最菁华的东西学去了、实践了、并完美的运用了。而这些东西,自由民主的理念,也恰恰是中国大陆官方最害怕当代中国会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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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 周其仁:中国货币政策短期不会放松

 路透上海9月23日电—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强调,目前情况下,国内货币政策短期内不会放松.不过他亦指出,国内货币政策在应对不确定前景时可以做到收放自如,如果全球经济真的二次探底,中国刺激政策空间要远比欧美国家要大. 中国证券报周五引述同时任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的周其仁认为,中国应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毕竟,物价总水平上涨是因为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如果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中国央行上周曾指出,尽管目前一些价格上涨的因素得到一定程度控制,但并没有根本消除,通胀仍然偏高,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未来需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 中国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2%,较今年的最高峰值有所回落.但分析师们预计,仍居高位的数据显示货币政策年内并不会有所放松. 为控制通胀,中国央行自去年10月初以来,已经五次加息,并九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完) –发稿 林琦; 审校 张喜良 路透全新邮件产品服务——“每日财经荟萃”,让您在每日清晨收到路透全球财经资讯精华和最新投资动向。请点击此处( here )开通此服务。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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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 中国股市盘前看点–9月23日

以下是路透整理的可能影响今日股市表现的重要新闻: 今日看点: –美国经济周期研究所(ECRI)9月16日当周领先指标.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会(至9月25日) –20国集团(G20)财政与发展部长会议(至9月24日) **宏观经济及政策面**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强调,国内货币政策短期内不会放松.如果全球经济真的二次探底,中国刺激政策空间要远比欧美国家要大. –证券时报报导,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社保资金获批于上周划拨到社保账户中,并将择机投资于股票市场. –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表示,该所将努力在小额再融资、并购重组、直接退市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 **重点行业和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吕健预计,2015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6.3万亿千瓦时,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6%. –绿城中国(3900.HK: 行情 )执行副总主席兼CEO寿柏年表示,公司计划用两至三年的时间,将净资本负债率由目前的163%降至100%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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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波:中国外汇储备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一、引言   目前,下面这些意见似乎是普遍的看法: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累积形成的外汇占款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美国国债危机和可能进一步的量化宽松给中国外汇资产的安全性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对策则应该是人民币汇率走向市场调节,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同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大海外投资规模。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仅在业已形成的外汇储备中做文章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要压缩外汇储备(外币占款),根本是要扭转投资和贸易双顺差的局面,扩大内需,加大进口和对外投资,将多余的外汇用出去。应该尽快推动人民币实行完全可兑换,从而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扩大海外人民币购买当地货币的市场需求,进而压低人民币汇率,抑制热钱流入,控制乃至压缩中国外汇储备和汇率损失规模。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余永定先生认为,中国为了摆脱美元陷阱,中国央行必须停止买入美元,尽快将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中国早就应该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在短期内,中国必须在升值和增加外汇储备之间做出选择。长期来看,中国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本文认为,上述看法没有完全理解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这件事的含义。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累积是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中国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内需不足的结果,是中国因素和美国因素叠加的结果。解决中国外储问题,离不开中国政府主动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这一关键环节。考虑到汇率决定机制的复杂性和中国的经济安全,价格机制至少在相当时期内不可引入汇率的形成当中,资本进出需要严格管制。使用外汇储备与其让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如让外资企业退出去。“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意义不明,本文以为,建立“主权信贷搞建设,地租与资本社会化”经济体制才能真正克服资本短缺、消费不足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应该累积任何外汇储备(包括黄金在内)。   本文的逻辑需要从头说起。   二、外汇储备累积的原因与解决办法   经济的成长需要货币的相应增加。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表明,仅仅是贵金属货币供应量增加,就促进了贸易量扩大和经济发展,货币的流出往往制造“钱紧”,引起经济萧条。金属货币时代,通过采掘矿藏,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使得货币供应满足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但终究有致命的弱点,根据凯恩斯的总结,坚持货币金属论,存在三个无法克服的问题,影响经济发展:1、金属货币生产弹性很小,近似为0,无法扩大供应,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从而导致生产扩大受货币供应量制约。2、金属货币的替换弹性近似为0,同样导致供应量难以扩大。3、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具有周转灵活性和流动性,人们乐意储藏,需求旺盛,带来实际流通数量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历史经验表明,金本位时代的经济衰退和萧条频率反而高于纸币时代。   主权货币乃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制度发明。避免了以前贵金属货币的一些弱点,可以随时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随时增发货币,主权货币的发明,等于一国央行有一个米粒大小的神奇空间,其中可以取出无量金银,可以储藏无量金银。当然,政府乱发货币也会剥削人民,它是一把双刃剑。   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需要不断地给经济注入基础货币。假如美联储直接向美国财政部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由于美国财政部通常以新债还旧债,因此只要美联储持续、稳定地购买国债,则美国财政部就可以永远维持相应的债券融资额度,这些基础货币也就会永远保持流通,不被美联储回笼。所谓美国国债,是国债形式下伪装的美元基础货币发行而已。经济全球化下,美国政府供应贸易货币美元,美国国债就必须增加。无论是央行购买国债还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债务,因为这些债务一般情况下只能持续扩大。   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经过几项看起来是政策性的改革措施塑造的。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进行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学校、医院等社会组织的改革,这是私有化、市场化的主要领域,在整个过程中大批量地消灭了资本社会化企业组织;更关键的是中国进行了货币体制改革,从1993年开始,为了加入WTO,我国大幅段降低关税并没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经过房地产制度改革,在城市建立了类似于香港的土地制度。93年宏观调控和94年外汇体制改革,是根本转折点。至中国加入WTO,转变基本完成。后面就是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急剧恶化的10年,是房价高涨的10年,是外汇储备跃进到三万亿的10年,是少数人财富爆炸性增长的10年。这些政策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中国放弃了运用主权信贷发展经济,财政不能向央行透支,转而利用外资;一个是形成了所谓制度性内需不足问题,由于分配的极度不均和社会保障缺失,中国内部形成严重产能过剩,只有依赖外需,形成贸易顺差。这本来是中国经济的大问题,但被当成成绩褒扬   面对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内需不足。中国经济当局似乎不明白主权货币和主权信贷的性质,不明白印钞搞建设和印钞消化产能过剩的原理。当前,中国的货币运转,主要是通过两个中介进行的,一个是美元,一个是土地。简单来说就是,进口美元以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抵押土地以完成人民币信贷资金投放。   主权信贷原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印钞搞经济建设。经济体中,从微观角度发现了经济机会,此时万事俱备,只欠资金,那么企业组织就在银行申请贷款。银行的意义在于能够扩张信用,银行信用的源头在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所以最终而言是印钞搞建设。其过程不是印钞在先,而是经济发展的潜力逼出印钞,经济发展的潜力催生了资本,而不是资本促进了经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竟然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是非常荒谬的,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增加基础货币。中央政府向央行发行国债难道是真的借钱?这只是一种公平的基础货币发行办法。周其仁称上述银行法为一项意义深远的制度安排,是关闭了政府主动超发货币之门。同时又指出,在主动超发货币之门被关上之后,又开出了一个被动超发货币的口子。我国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央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   由于关上了自主增加基础货币的渠道,由于没有重视银行、企业等组织建设,同时社会资本和信任机制流失,中国面临制度性资本短缺,所以只能利用外资,通过美元流入来发行基础货币。   主权信贷搞建设能促进资本社会化企业的成长。经济发展主权信贷起主要作用,意味企业资本的社会化、意味着内需的强大,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资本社会化企业有利于技术的累积和成长,同时劳动者成为强有力的消费者;相反,外资主导、银行成为土地当铺、企业成为项目而资本完全私人化、非本土化,内需必定不振。由于资本特别是外资崇拜,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特别是房地产改革形成土地资本化和“攒钱买地”,社会保障不到位,中国形成了制度性内需不足。   中国不能印钞搞建设既是资本短缺又是内需不足的原因,土地资本化也同时是资本短缺和内需不振的原因。从个体来看,土地资本化可以获得资金,但从整个社会看,土地资本化却造成资本短缺。土地资本化的前提是地租和土地增值收益归占有者。地价是社会财富的耗散,掠取地租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内耗,高地价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良性发展的桎梏。我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存在是地价存在的基础,而地价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对于通过购买土地而发展成自耕农的农民来说,地价占去了他们一个相当可观的财富,而这部分财富本来是可以用于生产垫支的。希望上升为自耕农的佃农,也会把一定的经济力量储备起来,以便支付地价,从而减少了他们的生产垫支。地价的较早出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个经济上的浪费现象(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97页)。当土地信贷为主时,中小型实体企业必然发生极度资金紧张的情形,只有银根极度宽松,发生大水漫坝,资金才流入实体企业;银根稍紧,紧缩的就是实体中小企业。由于社会成员普遍需要攒钱买地,所以内需更加不振。   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需要同时是地租、资本社会化的过程,否则只能陷入攒钱买地的锁死状态当中或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唐朝中叶之后,进入土地食利和高利贷的恶性市场经济,“攒钱买地、读书做官”成为一般性的社会活动,其危机逻辑可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分析,但后果恶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因为连工业化都无从诞生,只有周期性大规模社会毁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中国内需不足,乃是地租的私人竞争性占有和资本私有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个经济体制,需要同时解决信息问题(多中心决策的市场经济)、激励问题(按劳分配)、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地租与资本的社会化)。在制度空间中,存在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经济体制,迷信于小岗范式与资本崇拜的中国经济学家却不进行任何探索。   内需不振、生产过剩有个短期的解决办法,就是印钞消费。由央行买国债,国债搞社会福利和公共工程增加中下层群众的消费资金。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原理,主张发行没有储备物的纸币,政府干预经济,解决消费不足问题。战后西方意识到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的不平衡,自觉利用无成本的纸币发行机制,解决消费不足问题。中国的做法是出口拉动经济,实际上也是印钞消费,不过是美国人印钞消费中国。因此,美国的预算平衡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句话总结,出口创汇挣美元,和中国人自己印一些人民币发给中国的老百姓让企业来挣,是同一逻辑而更惠及中国人民。米尔顿o弗里德曼设想用直升机撒钱,只是这个钱撒在美国而已。本文主张的中国外储问题短期解决办法之一,也是这个逻辑,只是钱撒在中国,国家级贫困县要多撒一些。   今天,中国外汇储备累积到3万多亿美元,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消费不振,因此需要美国人印钞雇佣中国,美国人印钞消费中国。制度问题造成美国人不印钞,我们的经济就要停摆。中国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基础货币的增加,但外汇占款是一个恶性的信用膨胀过程。因为基础货币的增加不能完全对应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输出物质财富和让渡股权,白白对外交上一笔铸币税。只要中国不能解决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内需不足问题,则外汇储备的累积不可避免,调整汇率不能起什么作用。外汇储备花不出去,变成美国国债或美元资产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在这个链条中,外汇储备只有不断累积,才能实现中美贸易过程中资本的利润,外汇储备就是中国过剩产能的货币表现,就是中国制度性资本短缺的货币表现。外汇储备累积作为一个恶性的信用膨胀过程,类似于当年国民党统治时政府印钞用于军费、解放区收缴法币到国统区抢购物资,国统区所发生的恶性信用膨胀。当下中国的经济困局表现的所谓通货膨胀,并非是政府直接印刷基础货币“重敛于民”,而是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美联储成了中美联合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它是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最终提供者;因为中国内需严重不足,因为美国人社会福利降不下来,客观上形成了美国人印钱消费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是中国经济政策和美元地位、美国政策自然而然的结果。   外汇储备之累积是中国经济在目前制度下能够运转的条件,改变这个困局,长期看,在于认识到主权货币和生产过剩的原理,花大力气进行社会组织建设和法制体系建设,以主权信贷取代外资(包括并购外资企业);通过地租与资本的社会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来根本改变内需不足的问题,无需美国印钞来雇佣和消费中国。短期来看,中国解决其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依赖美国印钞消费。中国需要大幅度降低或根本取消出口退税,用节余的中央财政资金投资水利、环保、中西部卫生教育;废除人民银行法29条,中央财政向央行发行国债,所产生之基础货币用于按人发放、社会保障建设等来扩大中下层群众的消费能力,以中国内部凯恩斯主义取代国际凯恩斯主义(美国印钞给大众来消费)。当然,印钞消费只是一个临时措施,不能长期使用。总的来说是主动发行基础货币替代原来靠外汇占款发行的那部分,以平衡的方式挤压热钱、外资出境,这样逐步使外汇储备降低和消灭,做到降低外汇储备的同时国内就业状况不恶化同时收入分配趋向平等。   主权信贷搞建设印钞和生产过剩时印钞消费和财经纪律无关,偏偏中国人以此自我束缚。恶性的信用膨胀,是土地抵押信贷和印钞作为财政手段。当一个政权遇到极大的困难,通常是战争,妄图用印钞解决财政缺口,往往引起恶性通胀货币彻底崩溃。如果丧师失地,货币流通范围缩小,同时生产破坏,一定如此,这样的故事中国历代有多次。上面两种货币发行,形式相同实质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目前的数量型货币紧缩,实际配合了美国将印钞作为财政手段的恶性信用膨胀。中国正确方式货币数量宽松,实施的是第一种印钞,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外储,遏制美国不遵守财经纪律的行为。如果连两种印钞行为的实质都分不清,却株守货币主义教条来控制所谓的通胀,只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更深的伤害。   中国现在能够采取措施: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废除其29条,然后央行购买长期国债1万亿,宣布国债用于大众医疗、教育,但万不可用于投资。看市场各方反应如何,看是否还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是否还要涌入,加息空间是否可以打开?   中国外汇储备不可能完全靠贸易逆差消化,与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如回购外资企业,对美元投资者来说,当年,你们是带着美元来的,现在,你们带着美元走吧,咱们两不相欠。这是一个换血工程,换血完成后,中国经济体将恢复健康。   思议可思议之事,不思议不可思议之事。汇率、通胀、GDP为不可思议或难以思议之事,失业率、劳动者恩格尔系数、居民基尼系数、各项商品比价,为可思议之事。中美汇率固定如1:7,则比较名义汇率下中国美国社会生活之各项成本–衣食住行工排,工为雇工或购买人力服务,排为制造负外部性–这些为可思议之事,中国唯技工和服务员工资不可思议低廉,做坏事给他人和后代制造祸害代价则更低,住房价则太高,因此当分别调整各项以使两国接近而不是调整汇率,使中国工价大升、排价暴升、房价降,这是可以思议之事。汇率宜固定,唯有分别调整各项以使汇率合理,此即为卢麒元先生讲的以税制汇,取消出口退税,收资源、环保税,此为可思议之经济政策也。   我国目前的汇率改变牵扯到一种利益调整的问题,哪些人会取得利益?进一步来说哪些钱是流动的,哪些人是需要跨境进行移动的,有需求变成一种美元回到美国或回到其他地方去?老百姓的钱没有这个要求,只有套利的资金、热钱、海外的资本、国内的贪腐资本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升值了的人民币去对兑换更多的美元,然后才流出境外。目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只能导致外汇储备更多。只有改变升值预期,才能阻止热钱流入。   解决外汇储备巨额累积问题只能是经济政策的调整,其关键则在于中国货币主权的恢复与收入分配大幅度向劳动者倾斜的措施,汇率云云都是浮云,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更是风险巨大之举。   三、为什么不是国际化而是封闭自主的人民币体系   黄奇帆作为深通经济的高级官员,他的看法具有代表性:面对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中国、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巨额增长的局面,我们应从三方面使力:一是建立多层次的外汇储备体系,藏汇于民。国家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存量可保持不变,新增的外汇储备应转为企业储备、家庭储备。二是坚持“走小步、不停步”,适当加大汇率调整力度,既可使国内企业逐步适应,又可平衡进出口,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三是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促使全球市场和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配置格局的形成。   本文看来,即使美国国债没有违约风险,美元不是一直在缩水,中国也不应该积累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仅满足日常进口机动即可。本文甚至主张,即使世界货币体系恢复了金本位体制,中国都不应该积累黄金储备,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应该累积外汇储备。对于中国而言,外汇储备归零应该是其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其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无论我们面临的是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还是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都应该坚决维持独立自主的人民币主权信用货币体系。   经济全球化格局下,中国必须坚持货币主权、坚持资本流动的严格管制。中国资本走出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原因有两个:一是走出去不是培养中国诞生的跨国私人资本,他们与中国人民利益无干,失去了国家控制的海外圈地,发生粮食危机他们也只会把粮食运给买得起的人;二是海外资源投资不能仅仅遵循商业逻辑。促使全球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配置不能落入殖民主义的老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年,外国资本跑到我们的土地上,收购我们的资源,我们很愤怒,今天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里面,为什么他们就要欢迎我们?因此,不要忘记我们的光荣传统,堕落到和西方人一样,要坚持公平合理地取得资源,使得当地人民受惠而不是感觉被剥削。   人民币国际化今天似乎很大程度上成为共识,但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开放资本市场、汇率自由浮动。本文则认为,审慎地考虑需要大踏步后退,走向金融锁国,建立自主封闭的人民币货币体系。原因如下:   人民币完全介入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无非是成为日元、英镑那样的角色。但是,日本、英国、巴西都遭遇金融危机,英国和日本、巴西也是美国国债的大额持有者,仍然累积巨额外汇储备。民族国家、主权货币和资本自由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有严重的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不需要参与这样一个坏游戏、愚蠢的游戏。为什么不能笑看国际货币体系风云变幻,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货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比如英语和蒙古语间的关系。语言的使用情况是这样,用的越多则使用的人就会更多,使用的人更多就导致所有的人都使用它;如果一个语言使用的人越少,那就使用的人更少,就会只有极少数的人使用它,最后导致无人使用。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持有美元的原因,是因为别人也在用美元。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汇率,不要说一般商品,就是和投资品的市场价格机制都很不一样。当今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价格机制是汇率的决定或形成机制这个观点是荒谬的,因为价格机制和汇率的决定因素可能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比如,A国战败,A国生产的鞋子并不降价,A国首都的投资性住房也不见得降价,但A国货币可能化为废纸。   人民币和美元自由兑换,意味着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化导致资金可以大进大出,人民币基础货币随之大增大减,杠杆方式(倍增方式)导致商业信贷资金之成倍宽松与紧缩。设想一下资金运动之潮起潮落之情形,资金进来,发生资产泡沫,由于土地彻底资本化,商业银行的土地金融机制根本上只能是制造而非防止金融风险,放贷的原因是已经放贷。资金潮退,则必然发生大规模坏账,沙滩上充满了裸泳者。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日本、香港、东南亚、美国的实践,都说明金融危机就是这么来的。   人民币货币体系,必须隔绝于强势美元的扰乱,才可运转。人民币闭关守城有余、攻城野战则不足。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同美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陷入战斗当中,到时怕连原有的中国地盘也可能丧失。中国货币战略应该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即金融锁国,严厉限制外资;“广积粮”即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和高端、完备的工业生产能力,“缓称王”即不要过早国际化和美元直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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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 | 国企问题:理由、性质与出路

国企问题:理由、性质与出路 ——由《天则国企报告》引发的讨论   周    明: 浙江省委学校 经济学教授 冯    钢: 浙江大学 社会学教授 叶    航: 浙江大学 经济学教授 张旭昆: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教授   一、关于国企存在的理由   周明: 国企问题早就不再是效率问题了,而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企根本没有效率可言, 其利润完全依赖垄断地位取得。垄断国企已经成了中国经济、 政治生活中的毒瘤。如同癌症患者的恶性肿瘤一样,若不割除, 正常肌体就无法生存。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说: 第一,国企的所谓利润是以社会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 垄断利润越高,社会承担的成本就越高;第二, 国企已经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阻力;第三, 国企的存在极大地扭曲了政府行为,封杀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 一方面,身为“共和国的长子”,国企得到了政府“父爱” 的极大关怀;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国企参与市场, 其他性质的企业根本无从与之竞争。以山西的“煤改” 和钢铁行业的整顿为例。 山西的煤炭市场本来是建立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的, 但是政府强行进行重组,迫使民营企业退出,导致煤价不断上涨。 2 004 年在“宏观调控”中倒下来的铁本公司,据周其仁的调查, 如果建成很可能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 它的远见更体现在建厂之初就与澳大利亚的铁矿供应商签订了长期供 货合约,但也因此得罪了中钢协,就此夭折。 在国企问题上,一个很大的理论误区是所谓的“垄断性”和“ 竞争性”的区分。事实上,现在的几乎所有垄断行业都只是后果。 电信、煤炭等行业都是竞争性的,国企依赖其“长子” 身份获得了垄断地位,把竞争性领域行业变成了垄断领域, 然后以此为借口,说垄断领域只允许国企进入。 根据经济学理论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实践, 垄断这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即便是军工行业, 也可以是竞争性的。退而言之,就算真有一些公用事业, 必须由政府来操办,那么其定价必须采取听证形式。   冯钢:   即使国企有效率,也不能说明其合法性。对于国企,不是改不改、 怎么改的问题,而是它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国企就是政府的生意。 政府为什么要做生意?它已经收税了。政府又要收税, 又要办企业赚钱,用税收做投资赚纳税人的钱。 这等于民企纳税给国企做资本,让国企来挤占民企自己的市场份额, 民企纳税等于自杀,这样市场中的政府不是私有化了吗?! 根本的原则是,政府不能经商,同时征税要老百姓同意。 既然军队不能经商,政府也就不能经商,道理是一样的。 老百姓既然交了税,那么他们就是公民,社会就是公民社会。 现在政府又要老百姓纳税,又不承认纳税人是公民, 而且还要赚纳税人钱!政府包揽一切,却又做不好, 同时又不放心让社会去做,那怎么行?比如说,药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光靠相应的政府机构如何搞的好? 政府部门能抓信几个问题作坊?九牛一毛。 有了一点点成绩就说成是辉煌成就,老百姓照样不敢买菜吃药, 哪有这样的道理。社会监督本来是社会的事情。 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简单化,即把它的目标对象均值化、 一致化、坐标化,使之适合于大刀阔斧的政府行为。 但是社会是复杂的,它不可能仅凭一张简略地图就一览无余, 社会问题正产生于复杂社会的复杂问题, 只有依靠社会自身才在可能真正得以解决,从这一点来看, 国家视角总是存在缺陷的。   叶航: 从终极意义上说,赚钱的国企都是不应该存在的。为什么? 因为如果可以赚钱,要政府做什么?因为其他所有人都可以去做、 都愿意去做,而且只会比政府做得更好。只有那些既是社会需要、 又不能赚钱的事情,才应该由政府去做。也就是说, 只有在市场机制不起作用、失灵的地方,才需要政府。说到底, 这就是政府存在的意义。因此, 如果有什么国企改革就应该让那些没有理由存在、 不应该存在的国企消失!   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以国计民生的需要作为国企存在的理由, 我觉得也是很荒唐的。什么叫国计民生?在一定意义上, 任何商品都可以说它关系到国计民生。如果这个理由可以存在, 那么事实上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的标准。   冯钢: 是啊。菜、奶、油、盐、铁……,哪个不关系到“国计民生”呢? 如果以此作为国企存在的理由, 那么必定会回到国家控制一切的过去时代。   张旭昆: 按此逻辑,讲句笑话,个人配偶最终也应当由政府安排。 因为现在那么多剩男剩女不仅关系“国计民生”, 更关系到传种接代的千秋大业。   周明:   国企造成的许多问题当中,一个很具体,也非常迫切的问题是, 政府行为和国企垄断全面提高了社会成本。 前段时间有菜农因菜价太低而自杀, 同时市民在市场上却仍然不得不高价买菜, 出现这种情况的最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过路费,二是油价。 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基本结束,劳动成本普遍提高了 30% - 40 %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民营企业只有关门。因此, 作为第一步,政府应该把所有路桥公司都收购下来, 免掉所有过路费;同时以听证方式确定油价。第二步, 政府应该停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预民营企业的微观定价行为   张旭昆: 发改委已经变成了涨价委。这些年来,发改委好像只会做两件事, 一是让垄断国企涨价,二是为垄断国企的涨价找理由。 必须使发改委恢复 80 年代的职能,真正以改革为己任。   二、关于国企的性质   张旭昆: 国企的性质是什么?天则所的报告揭示了垄断国企的低效率, 但垄断国企的问题已经远远不是单纯的低效率, 更严重的是其收入分配机制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 垄断国企体现的是权贵所有制,而绝不是有些人所声称的“ 全民所有制”。对此,上个世纪 50 年代南斯拉夫的杰拉斯在其《 新阶级》一书中已经在理论上作出了深刻披露。 国企主导下的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 这是资本主义最糟糕的一种类型。现在的国企, 是一切好处多由权贵享受,却让绝大多数民众来买单。 前段时间中石化的高价酒事件就是一例。那不过是冰山一角。 从效率上看,国企的利润大量来自其垄断地位, 国企的垄断地位使整个社会生产成本高昂。从公平上看, 国企主要是为少数人服务,最好也不过是为它属下的成员服务, 远远不是它所标榜的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 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分配问题。   周明: 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的案件最有代表性。陈同海受贿 2 亿元, 虽然数额极其巨大,但这其实只是反映了一小部分问题。 根据媒体的报导,陈同海每日挥霍 4 万元, 这种在职高消费后面呈现的是国企高管高福利的现实。 真正的要害在于,陈同海仍然不满意, 他觉得与国际上同等规模的中国企业相比,自己的收入仍然太低。 这说明了什么?陈同海自己的话一语道破了天机。他有一句豪言“ 我们是共和国的长子!”这句话几乎可以说明一切问题。   叶航: 给定中国当前的现状,如果不考虑国企存在的“合法性”或“ 合理性”问题;但我们必须追问:从宪政的角度看, 国企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说得更直白些,从产权角度讲, 国企究竟属于谁?如果承认中国是人民的中国,那么所谓的“ 国有资产”或“国有企业”,就应该属于全体中国人民。 经济学认为,产权是由一束相应的权利集合所体现的。 这个权利集合起码应包括“财产所有权”、“财产经营权”、“ 财产分配权”、“财产处置权”以及“财产继承权”。 我想追问的是:中国人民到底在这些权利中拥有了那些? 答案是明确的,一项也没有!如此看来, 宪法所规定的理应属于我们的东西却莫名其妙的“人间蒸发”了! 究竟是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想知道这个答案,其实很容易。只要看一看, 在现实中刚才提到的那些权利究竟在谁手里。有人会说, 这些权利在政府手里,政府是代表人民的;因此,归根到底, 这些权利还是属于人民。但问题在于, 这又涉及到另一个复杂的判断, 即我们如何判断一个政府是否代表了人民。 这是一个比产权归属难得多的判断题, 因为它很难像产权归属那样给出清晰的选项。不过, 我们可以通过具象的方法来化简这个难题。 怎么具象?让我们不要抽象地、大而化之地讨论这个问题。 请用一项具体的权利要求来检验这个问题,比如,用“财产分配权” 和“财产处置权”来检验。 2007 年 5 月 3 日,中石油对外宣布: 在我国渤海湾发现了一个储量达 10 亿吨的大油田, 按照时下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及其这一油田开采能力, 其潜在的市场价值将超过 10 万亿人民币。换句话说, 它将给每个中国人带来近万元的财富。但问题在于, 按照现有的法律,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它会成为我们的财富吗? 如果没有人相信这点,我们凭什么相信政府是代表人民的? 当这部分财产落入一小部分人的口袋,这些人也许是政府官员, 也许国企老总,或者是国企高管;所谓“国家所有”和“人民所有” ,实质上已经蜕化成“权贵所有”!没有超越利益的国家和政府, 你要么代表人民,要么代表某些集团。这就是国企的本质。   冯钢: 回顾历史,国民党也是败在国企这个问题上。 孙中山本人对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没有好感的,他受亨利· 乔治的影响很深,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政府办企业。 他没有意识到他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 恰恰为官僚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 权贵阶级从国家独占中获取了比私人独占更大的利益, 国民党政府的官僚借口发展国家资本而中饱私囊, 造成了更大的贫富不均。到了后来,所谓的“四大家族”, 其实大多都是当时的国企。所以国企的现实是权贵私有化。 对于名义上全民所有的国企,要监督非常困难。“集体” 财产要落到实处,充其量最多只能到村一级,再往上,到乡镇一级, 就空了。现在甚至连从大代表去监督也不允许。不是有人说了吗: 人大代表要走访,必须通过组织。由组织来“组织”监督, 还算是监督吗?   三、关于国企的出路   周明: 从理论上看,国企是完全没有存在的理由的,应该彻底退出或取消。 国企资产应当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如果非要与现实妥协不可( 从理论的逻辑角度来说,这种妥协是不可取的), 那么在操作的层面,从当前的现实出发, 第一步是不能对其它资本设置任何障碍。从改革路径来看, 比较有效的是分拆现有的国企、对外资开放和民营资本准入。当然, 由于国企被当成“执政的基础”, 这个同等待遇原则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比如说, 所有性质的资本一律平等,这是早就说过的,但无法执行。 第二个是问题是建立公正的分配机制。这不仅包括国企的财务利润, 还包括国企内部人(尤其是高管)的在职高消费、高福利。 令人担心的如秦晖所言的“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 的出现。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比如说江西抚州的炸弹事件,说明底层民众当中, 这种倾向是确实存在的。 事实上,就连一些国企的高管,也开始认识到了这种危险, 因而开始鼓吹和推动“体制内的改革”。比如说秦晓。 秦晓原本是招商局集团的董事长,还担任过中信集团的总经理, 他在香港成立了“博源基金”, 旗下聚集了一大批市场化倾向明确的政、经、学界人士, 比如说吴晓灵、高西庆、周其仁等。 值得注意的还有秦晓本人在文革时的经历——他曾经是“西纠”、“ 联动”等红卫兵组织的领袖之一。 在西方,市场经济的起源得益于欧洲的封建制度(当然, 这里据说的“封建”,绝非“中国封建社会”那种意义上的“封建” )。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源于区域性分权;在中国, 我追求的是制度性分权。如果制度性分权无法实现, 那么后果很可能就只能是区域性分权了。 归根到底是宪政民主问题。 秦晓的精英民主主义与秦晖的草根民主主义如果能结合起来, 可能是比较好的出路。当然现实社会中,“反改革的革命” 的危险系数确实已经相当高。 学者自己心目中合意的道路,与现实中可能实现的道路,是两回事, 两者之间几乎必定存在落差。作为学者, 必须把自己的观点阐述清楚,至于能不能实现,那可能要看运气了。 从我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察来看,结果是相当悲观的: 在存在多个选择的时候,总是最差的那个被选中。   叶航: 考虑到中国现有的国情, 如果短时期内无法让国企从它不该存在的领域完全退出来, 那么国企的改革就应该从其性质的改革着手。首先, 必须从宪政的角度明确国有资产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财 产,人民享有国有资产的“财产所有权”、“财产经营权”、“ 财产分配权”、“财产处置权”和“财产继承权”。其次, 要制定具体法律保证这些权利真正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某些特殊的利 益集团。 具体说,一、国有资产所有财富的增值,包括土地、 矿产及固定资产的增值必须以一种法律的形式记在人民的账上, 比如以个人名义开设的社会保障基金账户;二、 国企高管的任用必须通过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式向整个社会开放, 其权利和义务,特别是报酬必须制定出明确的规定, 并经由人民代表授权和通过;三、 国企经营的利润所得必须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其分配原则, 国企的税收应该和民企完全一样, 公积金等发展基金的留存比例须经人民授权, 剩余的所有权收益和第一条的处置相同, 即记入以个人名义开设的社会保障基金账户;四、国企的关、停、 并、转,特别是产权的转让和并购, 必须制定相关法律并经人民代表授权通过。五、 制定专门的法律处理现有的存量人口与新增人口的权属问题。另外, 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必须对国企进行有效的监督, 包括其经营状况、产权变更、资金流向、债权债务等等, 进行全面监督,以保证上述各项权利的真正落实。 这个重要的问题不解决, 我们怎么能够相信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们这个社会现有的深层矛盾就得不到解决。所谓“和谐社会” 和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迟早会被破坏。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该看到这一点。   张旭昆: 现在社会的紧张情况已经类似于 1789 年法国革命前夕的情况。 很多方面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了。 主义恶劣与人性丑陋的结合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有些事情可以局部去试点,有些事情是必须全国一起来做的, 而且是真要去做,也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朱镕基时代的分税制改革,那么难的事情, 也就一下子全国推行开来了。现在来看,社会保障、教育,等等, 都是应该全国统一推行的,单凭某个地方政府很难。不要说没有钱, 国企的钱不是应该拿来用吗?不能用条件不具备、 方案不现实来搪塞,这种说法正说明决策者太糟糕。 回到国企这个问题上,退一万步来说, 即使真的需要由政府来管理企业,那也要看政府是怎样组成的。 这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改良不能进行,就只会逼出革命了。 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俄国的历史。俄国改革与革命的重要转折点是 1 881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在此之前, 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失败了,俄国的改良步伐并未停止,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当天原本是将要签署新的改革方案。 但民粹主义者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上台, 全面采取高压政策,终于促成革命爆发。而革命一旦发生, 就可能演变到比改良更糟糕的结局了。   叶航: 说实话,每个中国人都不希望看到流血的革命, 我相信执政党更不希望看到。那么, 有什么办法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呢? 惟一的办法就是在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虚假的民主。 198 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 布坎南继承奥地利学派维克塞尔的思想传统, 论证了政治行为本质上存在着类似于经济市场中交易倾向的原理。 在布坎南看来, 人类的政治行为无非是关于人们利益冲突的集体选择过程。 对于这一选择,布坎南则主张将其分为两类处理:一是可以获得“ 一致同意”的关于社会选择基本规则的制度安排,如涉及平等、 正义、人权等内容的基本宪法制度; 二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产品配制,如经济体制、 发展战略以及各种社会福利的分配, 包括我们前面讨论的国有资产的归属和处置问题。对于后者, 布坎南认为,即使按照多数规则无法达成统一的社会意见,但通过“ 互投赞成票”的“政治交易”,也能达成一致的公共选择, 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这种“政治交易”就是政治民主。 过去的 30 年,由于中国引入了一个“经济市场”, 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垄断,让中国人民有了经济自主权, 从而极大调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未来的 30 年, 中国的繁荣和昌盛依靠什么?我认为,必须引入一个“政治市场”, 让中国人民拥有自己的政治自主权,在布坎南“一致同意” 的宪政保障基础上,极大地调动各利益集团的政治民主参与性, 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不出现流血的革命, 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   张旭昆: 中国刚开始改革的时候,有人说“改革者贪、保守者廉”, 现在变成了“保守者更贪更虚伪”。一些在朝在野的所谓“左派” 人士,一面大肆鼓动民粹主义情绪,搞形红实黑, 叫老百姓大唱红歌,另一面却把子女送到欧美大学学习, 从未听说他们中间有哪位把自己的后代送往朝鲜古巴的大学去学习社 会主义建设经验, 也很少听说他们中间有哪位让自己的后代去当真正的农民工人。 这些人敢于首先公布自己的财产,公布自己配偶干什么工作、 子女在哪里读书哪里工作的情况么? 我们不能单纯听这些人口头上咋呼什么, 更重要的是看穿他们内心真正偏好什么。 而一个人内心真实偏好什么, 只要看看他对自己子女的安排就一目了然了。 当前尤其要警惕这些形红实黑的所谓“左派”重操“文革”旧技, 竭力打压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 力图把中国重新倒退到改革开放前的“文革”黑暗状态, 让个人迷信的血腥专制卷土重来。   冯钢: 现在政府下在逐渐引导舆论, 试图让更多人相信这一切问题都出在倡导自由主义改良的人头上, 特别是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头上,然后慢慢地把他们从政府、 学术机构排挤出去,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了, 这是最糟糕的。人类社会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政府”的社会, 但从来没有出现过“无社会”的国家。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垄断了一切,社会被挤压到了最小程度, 几乎成了“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开始扩展社会,从联产承包制度, 到村办企业,进而发展出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 在国家控制的资源之外出现了社会自由流动资源, 成为搞活经济的生命源头,开启了面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这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开始,但只是开始, 因为这只是向社会让渡了部分经济活动权,却没有在政治、 文化和共同体方面让渡相应的权利。 这势必会造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问题的产生,比如, 社会有了资本的自由,私人资本可以开办企业,可以自由经营, 但是国家却没有给工人自由结社权,工人不能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 这就造成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失衡。所以说, 今天的问题并不经济自由造成的,而是社会不够自由造成的。 一些习惯了“左倾”思维的人,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 不是积极地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而是一遇到问题就想回到以往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局面中去, 视公民社会为“陷阱”,声称要拒绝“小政府大社会”, 这不是在推进改革开放,而是货真价实地借口“维稳” 来开历史倒车。经济人类学家卡尔 · 波兰尼曾仔细地研究过不同经济 方式与社会组织基本形态之间的关系,指出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 与之 相适应的主导性社会组织及其整合状态: 与再分配经济体制的是中心与周边的“辐辙式”社会组织形式, 与互惠经济形式相应的是对称性的组织形式, 而与市场交换关系相对应   的则是自主性的社会志愿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果没有自由结社的社会组织形式相伴随, 单凭政府科层制组织对社会的管理是不可能真正达到和谐社会目标的 。   叶航: 我对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持相对乐观的态度。现代社会中, 体制内不出现政治竞争,不形成政治派别, 光靠体制外的推动是很难实行现代民主政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非常乐意看到薄熙来的各种表现。因为,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个性、有区别的党内高官。 不管国内舆论怎么看薄熙来,我以为有区别就是希望, 因为区别是竞争的前提。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历史中, 遵义会议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 党内存在着各种思想和思潮的竞争;在此之后, 我们就再也看不见真正的党内竞争了。 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也许有 N 种途径,就我个人来说, 我最希望看到的路径是:党内的各种有差异的思想成长壮大起来, 形成一种真正的竞争格局。我记得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外有党, 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他还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其实,党、派同源。 如果共产党里有不同的派别,我们也不妨把它称作“共产党 A ”、“ 共产党 B ”。他们之间有竞争,谁对谁错?谁说了算啊? 我想首先要在全党范围内来一个“全党公决”,如果仍然难决高下, 让人民来裁判的局面就很容易出现了。这样,民主政治就成了“ 内生变量”,就可以避免通过流血的革命来达到这一目的了。     ( 2011 年 5 月 29 日,贾拥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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