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爱思想 |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8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3 18:43:54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标签: 中国经济 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 ● 柳思维       一、关于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的再思考          2006年11月,CCTV推出了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这是一部发人深思的电视政论片。该片在中央电视台连播后,广泛受到好评。同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晋主编的《大国崛起》一书,该书内容与电视片基本相同,全书以15世纪后陆续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全书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分析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探究其兴衰背后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大国崛起》及《大国崛起》一书将这九个国家都定义为大国崛起,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准确的定义应为强国崛起。因为这九个国家按国土面积、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小国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葡萄牙、荷兰两国,均是大西洋岸边的西欧小国。二是中等国家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西班牙、英、法、德四国,这四个国家的疆域、人口都比葡、荷两国大,但又小于俄罗斯、美国。三是大国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日本、俄罗斯、美国三国。这三种经济规模类型的国家在实行经济强国的方式方面又各有特色,也可分为四种模式:     1.外向扩张主导、贸易型经济强国模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均是这种模式,其成功的要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独特的邻海区位优势;二是抓住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通过跨国跨海的殖民扩张,强占别国领土资源;三是通过海上航路的控制,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及转口贸易,实施重商主义的富国战略。如最先崛起的世界经济强国葡萄牙人口不到200万,却在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中捷足先登,经过4位国王持续80年不懈的海外扩张,建立了横跨美、非、亚的殖民帝国,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海洋贸易航线,打破了阿拉伯人和意大利商人对印度洋贸易的传统垄断,建立了自己新的商业垄断,先后垄断了全世界的香料、食糖、黑奴贸易,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商业帝国、贸易与经济强国。西班牙则通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把整个美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大肆掠夺拉丁美洲的金银,从1545—1560年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拉丁美洲运回黄金5500公斤、白银246000公斤,同时全面垄断殖民地贸易,借资易生财①。后来崛起的荷兰更是以垄断海上转口贸易称霸世界。荷兰面积只有41000多平方公里,全国有40%的国土低于海平面,17世纪时人口只有200多万,其区位优势明显,地处欧洲三大河入海口,具有天然的优良港口,是北海、波罗的海至地中海的商业通道与大西洋的航线中心。荷兰人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专注于航海业与海上贸易发展,凭借强大的海上航船队进行殖民扩张,并建立了国际性的荷兰联合东印度贸易公司向海外争夺殖民地与市场。17世纪初期荷兰商船队有商船16000多只,拥有全欧商船吨位的4/5,商船吨位总数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的总和②。荷兰人控制了波罗的海、北海与欧洲的转口贸易,控制了欧洲与亚洲之间、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贸易,成为全世界以经营海上转口贸易、国际货运而崛起的贸易强国与经济强国。     2.制度与技术创新领先、工业主导型经济强国模式。这种模式以英国、美国为代表。与葡、西、荷三国崛起的路径有所不同,这种模式的经济强国也明显兼有对外扩张的特色,但已不是靠单纯的海外殖民掠夺与贸易主导,而是靠制度创新的优势与发达的工业与技术支撑海外扩张,主要依靠制度与技术创新领先、工业主导得以崛起。其成功的要素除了海外扩张外主要有三个:一是政治制度的革命与创新为工业革命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了体制障碍;二是抓住机遇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迅速实现工业化而执世界经济牛耳;三是建立国内统一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体系,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基础;四是靠发达的工业与技术支撑海外扩张。如英国在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前,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一直没有间断,并在17世纪80年代终于用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权的统治,用议会限制了国王,自由取代了专制,法治取代了人治,在世界上第一个结束了封建专制王权,第一个建立了现代内阁责任政府,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保证社会有宽松平和的环境,产生了一套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制度,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激励技术创新和发明在工业生产中广泛应用,让人们追求个人目标,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力,从而为生产力新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成长的制度框架。随之,英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与中心,1851年在英国伦敦召开世界第一届博览会时,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号称世界工厂,1850年英国进生产了世界50%的生铁、50%以上的煤炭,加工全世界50%的棉花,1850—1870间英国对外贸易量总额超过了法、德、美三国总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强国③。     美国在制度与技术创新方面更比英国突出。美国作为历史最年轻的大国,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并由此而崛起。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实现独立,到扫荡南部农奴制度实现和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及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美国的制度创新比英国更彻底和更富有特色,特别是不断完善以法制为基础、权力制衡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完善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使美国的制度设计彻底摆脱了英国封建专制和美国奴隶制的影响,不断完善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制度体系,充分调动人们开展技术创新与技术革命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把领土扩张与经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东西部濒临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区位优势,又采取开放兼用国际资源及广纳世界各地人才、资金的正确战略,如到1890年美国吸引欧洲投资达30亿美元,1871—1907年有2000多万国外移民来到美国,为美国工业化是提高了大量劳动力,保护私人发明专利权制度刺激了科技创新,1860—1890年间美国政府颁发专利证达44万份之多,使美国很快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19世纪末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位,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霸主④。其后由于美国的制度与技术优势明显,国内政局长期基本稳定,又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及产业革命保持了其领先优势,其经济强国的地位一直持续到现在,是世界经济强国中长期得以持续发展的国家。     3.技术与工业优势支撑下的武力侵略型经济强国模式。这种模式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其主要特征:一是拥有经济强国的技术基础与工业基础,应该说二战前的日德两国都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二是其强国理念的反动性,强国理念的反人性、反科学是这两个国家误入穷兵黩武陷阱的思想根源,德国与日本法西斯政界军界统治者以极端反动的民族优劣论唯我独尊,竭力鼓吹日耳曼民族及大和民族对外征服有理论,毒害国民。三是建立高度集权的军事官僚专制体制,集中调配资源重点发展军事工业。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德国、日本跃居为军事强国,便选择了以侵占别国领土为目标的“武力崛起”之路,企图重演过去葡、西、荷的殖民扩张之路。但这种以武力输出的法西斯模式无可避免地导致最终失败。     4.法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则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强国模式。法国与俄罗斯的崛起除了与英美模式有相同的因素外,如对外扩张等,还有更复杂的地理、文化与制度因素。如法国是欧洲的大陆型国家,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崛起与强大离不开国家的统一与权力的集中,离不开法兰西革命中政治思想制度创新。而俄罗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国土辽阔的国家,既有欧洲文明的特征,又受亚洲专制文化的影响,兼有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资源的特色,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强人的出现,是国家崛起的重要条件,彼得大帝与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俄罗斯的强盛就说明这一点。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斯大林时代,前苏联仅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大国与军事强国的路程也说明这一点。前苏联斯大林强国模式的特点一是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建立在政治强人的威权与“唯意志论”基础上,三是在经济发展上忽视民生、极端重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片面“赶超战略”。因此法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又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强国模式。     以上说明,即使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其强国模式也是有差异性的。中国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和平崛起,上述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复制,而只能借鉴其中某些精华,例如英、美等国重视制度革命、科技创新、工业强国的经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弥足珍贵。          二、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奇迹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令世界瞩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中国经济总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连续30年中国GDP年均高速增长9.8%,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及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为3645亿元,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9.8%,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有明显上升,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08年6.4%。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折合成美元,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2%,日本的78.6%。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中国作为工农业生产大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初步确立,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品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甘蔗、大豆分别居第三、四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位。发电量居第二位。原油产量居第五位。其他主要产品产量的位次也明显前移。按照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由1995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11.4%。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而在发展中国家中,除机动车、拖车、半拖车一个大类名列第十一位外,其他21个大类所占份额都名列第一位。     2.改革开放的30年,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大加强的30年,是交通、能源、通信等“瓶颈”制约不断缓解的30年。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交通基础设施实现快速扩张,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和管道组成的综合运输网基本形成。铁路营业里程由1978年的5.2万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7.97万公里。公路里程由89万公里增至358万公里,增长3倍,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08年末达到6.03万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里程由14.9万公里扩大到246.18万公里,其中国际航线由5.5万公里增至104.7万公里,增长17.9倍。管道输油(气)里程由0.83万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5.83万公里,增长5.9倍。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985年的3.1亿吨增至40多亿吨,增长11.5倍,连续六年居世界第一。200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6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08.5倍,年均增长8.3%,已经成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能源生产国,能源总自给率达到90%。在主要能源中,2008年原煤产量27.93亿吨,居世界第一位,比1978年增长3.3倍。2008年末,发电装机容量185万千瓦,比1978年增长11.6倍,年均增加9.1%。邮电通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基础产业之一。已初步建成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全面的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固定电话用户由1978年的193万户增加到2007年的36564万户,增长189倍。移动电话用户从无到有,由1990年的1.8万户膨胀到2008年末的64731万户。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3亿人,居世界第二位,宽带上网人数2.7亿人。网络规模居全球第一,发展速度也位居世界前列。     3.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开放型经济与国内外贸易发展最快时期。经过30年发展中国已从贸易小国走向贸易大国、市场大国。1979-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6.7%,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9%。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也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大力引进外资,中国直接使用外资由1978年的0.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由于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中国已从外汇储备穷国走向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外汇储备实现由短缺到富足的历史性转变。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39亿美元,到1978年也只增加到1.67亿美元。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外汇储备逐步由短缺走向富裕,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1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50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扩大到1946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1978年的1264.9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10万多亿元。     4.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受益最多的时期。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43元、134元,2008年城乡居民纯收入分别达15781元、4761元;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累计211亿元,2008年超过21万亿元;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分组,人均国民收入906美元—11115美元属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人均906美元—3595美元为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3596美元—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我国人均GDP2008年已达3300美元,处于低中等收入国家的高端,估计再过两年,人均GDP将超过3600美元,进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届时,城乡居民的富裕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国家财力大增,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元,1985年翻了一番,达到2005亿元,1999年跨上1万亿台阶,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1979-2007年年均增长14.1%。2008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6万亿元。     (二)从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中看中国模式     从历史的纵向比较看,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世界经济史上增长最快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以连续40年的增长实现美国经济跨越式发展:1820年美国人均GDP相当英国人均GDP的73.3%,1870年为75.3%,尔后美国经济起飞,1870-1913年GDP平均增长3.9%,同期英国GDP年均增长为1.9%,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已超过英国5.5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美国IT技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历史上最长波的经济上升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实现跨越式发展:1950年日本人均GDP相当美国人均GDP的19.6%,1953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1953—1992年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长6.5%,同期美国为3.0%,到1992年日本人均GDP相当美国人均GDP的90.1%。而中国连续30年年平均增长9.8%,大大超过了美日两国。     从同期的横向比较看,中国更是近30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1978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约为3%,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速为4%,发达国家年均增速为2%,其中年均增速最快的亚洲小国新加坡为6%左右,中国连续30年年平均增长9.8%也大大超过了新加坡。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至今的30年中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状态、结果的多样化,引发了人们对大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思考。最近,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⑧ 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说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对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而言并非是最理想的选择。而俄罗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与东欧发展中国家的折腾与不成功,也说明移植“新自由主义”模式对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实施经济改革的前苏东国家也是一种灾难。与此相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经济发展过程、状态、结果的独特性,说明一种正在探索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既有别于当代“拉美模式”、“东亚模式”、 “俄罗斯模式”,又有别于历史上的欧美各种类型的经济强国模式,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          三、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          中国模式是国内外媒体近年热炒的一个话题,而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对这个模式如何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尚在形成中。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质是投资需求的继续强劲拉动、出口需求的继续拉动、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的主导推动,是中国的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综合优势的发挥,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联合互动,笔者认为以上这些只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也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有。笔者认为发展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战略决策的正确与三大战略的有机结合     战略举足轻重,决定全局,影响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首先是宏观战略决策的正确,以及三大战略的有机结合。这三大战略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抓住机遇实施的以经济中心主导社会发展的战略、经济发展以富民为目标的分步走战略、制度创新实施的渐进式改革战略。中国最富有特色的国情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的人口存量已超过13亿,人口年自然增长率5.3‰左右。按此计算,年人口净增量近700万。中国的发展首先必须解决满足13亿人的基本需要,如果不实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不解决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要,否则一事无成。30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国内局势有什么新变化,我们党始终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不动摇。并且围绕这一战略确立经济发展以富民为目标的分步走战略,在不同阶段相继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如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分步走目标,进入21世纪提出新世纪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等。     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摆脱贫穷、强国富民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要加快中国经济发展与强国富民必须坚定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破除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而改革涉及到各个主体权力与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不能引起社会震荡并反过来阻碍发展。我国扬弃了冷冻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思路,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战略,采取先易后难、先点后面、先农村后城市、先农业后工业、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努力降低我国诱制性的制度变迁成本,使中国经济发展加快。同时,这样做使三大战略有机结合,形成整体合力,引导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与宏观调控科学化的有机结合     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要冲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必须引入市场调节与市场化改革,30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活力来自于市场化。正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堡垒一个个被突破,新的体制因素不断扩大,由此加快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现在,市场决定商品价格的比重占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6.1%⑨。从国际看,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竞争激烈的特大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运行市场化的同时,我国抵御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重视不断完善市场放开后的宏观调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于市场发展的调控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并由此积累了对整个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能力和经验。改革伊始,即注重对商品市场供求运行的宏观调控,较快地改善了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1988年我国商品市场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市场抢购”,1990年前后又出现了“市场疲软”,在市场的急剧波动面前,我国采用了综合调控手段,一次又一次化解了市场的危机。其后我国又经历了1993年的经济过热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的冲击与影响。进入21世纪后,我国又经历了2003年“非典”的肆虐,以及2008年特大冰灾、汶川地震、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每次大的冲击与灾害面前,由于调控得力,我国的经济都保持了正常发展,未出现因各种事故引发的市场危机。     (三)公有制经济主导与经济主体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而只能实行公有制企业与非公制企业并存的格局。非公有制的企业将是我国市场经济新的生长点。从企业所有制变化的趋势看,我国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形态。一是国有企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与国计民生命脉的基础产业、主导企业、骨干项目中,在军工、能源、钢铁、重化、机械、电子、交通、金融、通讯等领域,国有企业在整个市场主体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同时,国有企业要探索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二是集体企业。这是指以生产资料归一定范围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企业。集体企业在我国数量多、分布广、类型杂。三是私营企业。这是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主要部分。私营企业不同于劳动者个体经济,它是生产资料归私营企业主所有、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进行生产或经营的企业。四是“三资”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陆续引入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随着第三产业领域对国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三资企业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获得大发展后,目前正在向内陆地带的中西部地区扩展。五是股份制企业。这将是我国市场主体中发展较快的一种企业所有制。股份制企业将在国内各个领域、各个产业中增多,股份制企业形式在我国是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同时股份有限公司(含股票公开上市公司)也会逐渐增多。六是混合所有制型企业。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的所有制经济中还有一种混合型企业,即一个企业中存在多种所有制成份,产权性质各不相同。这种企业数量不多,但在一定条件下它是存在的。在除了上述企业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外,我国现阶段还有大量的个体经济。以上说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主体的企业所有制结构模式是多元化的,这既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模式,又区别前苏东计划经济模式。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所有制企业的相互并存,形成了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彼此平等竞争,各显其能、发挥优势,大大提高了市场的开放度、竞争度,有利于促进市场的繁荣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多种所有制企业中也不是平分秋色、不分主次,而是有主有从、互相协调,从总体和全局上看是公有制企业为主体、为主导,这是由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至于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结构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领域、不同部门、不同时期并不是千篇一律按一个比例格局去实现的,而是各有不同。而且各种所有制经济可以互相渗透,在许多非国有企业中就有大量的公有制经济要素。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     (四)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及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     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在利益分配格局上努力体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因此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上有效地实现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一方面是按劳分配为主体,主要体现是:一是在多种分配形式中,按劳分配起着主导作用,决定着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性质和方向,在个人消费品的所有分配方式中占较大比重。同时,在公有制经济主体中,劳动者的收入主要由按劳分配途径取得,其他非劳动收入仅起补充作用,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中,劳动者收入也主要是劳动报酬所得。二是按劳分配主要体现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中,即在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主要实行按劳动分配的方式,非按劳分配形式是一种补充。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按劳分配是主体,同时还存在多种分配形式,主要有:一是按资本分配。按资本分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最重要的部分,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及资本市场的功能。所谓按资分配简单地讲就是资本所有者依法凭借其资本投入的量来获取新增的国民收入。二是按资金分配。按资金分配是指我国居民个人依法将自己劳动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购买股票、债券和参与企业内部集资以及银行存款所获得的股息红利或利息收入。三是按经营成果分配。按经营成果分配是指企业经营者依法或按合同契约在一定时期内根据自己经营成果状况取得的收入,它包括个体劳动者、承包人、租赁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应取得的收入。四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在私营企业及“三资”企业中的劳动者与业主之间仍然是一种被雇佣与雇佣的关系,这些企业中劳动者取得的收入本质上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体现着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这是毋庸讳言的。五是按无形资产(本)投入分配。知识经济的发展,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使技术专利、版权、著作权、技术秘密、商誉、商标、专用名称、计算机软件、经营理念、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些无形资产(本)都是智力资本的凝结,按其投入参与分配。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利于提高效率,能从根本上打破传统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但也就意味着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由于劳动与生产要素投入不同,人们的收入差距会拉开,这有利于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社会上会有弱者、老者、幼者、失业者、贫困者,因此必须注意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保持社会公平。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     1992年邓小平在巡视南方谈话中就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此后中国在建立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分配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首先是力求为所有劳动者提供起点的公平、机会的公平。起点与机会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正,只有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施展才干的机会,为广大经营者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为广大科技人员提供平等的科技创新机会,才能较好地体现社会公正。其次,要注意通过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一是调整居民收入结构,包括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努力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二是加快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快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将养老保险制度范围扩大到城镇所有企事业单位,所有城镇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制。全面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城镇所有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必须建立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企事业单位员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证城镇生活困难居民得以解决温饱问题的“最后保障线”,凡城镇居民,包括已经失业,或正在待业,或发生天灾人祸,其收入标准未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由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社会保障资金予以补贴到最低保障线。近几年来我国正注重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有的地方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已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五)经济联系的开放性与独立自主的有机结合     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性经济将国际国内市场融为一体,以全球化思维推进国际化,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一是从沿海四个特区试点起步,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原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发展迅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与经济全球化紧密联系。二是加快进出口贸易发展,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需求动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三是在国内外商品与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充分发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市场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先进生产要素,积极承接和参与国际产业转移。四是在大力引进外资、外企的同时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开展海外投资与国际技术经济合作,建立海外销售网络、生产加工企业、研发窗口及原材料基地。五是在国际国内商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接轨程度提高的基础上,促进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规则相“磨合”,对国内的相关改革形成倒逼机制,促进改革的向前推进。六是把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坚持独立自主有效结合起来,对不同产业领域实行充分开放、适度开放、有限开放的差别性开放政策,注意维护中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主动防御和及时化解国际市场传递的各种危机和风险,处理好各种经济贸易摩擦与纠纷,避免了南美模式及东亚模式危机在中国的重演。     (六)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结合     放权让利的市场取向改革释放了社会成员长期以来在被计划经济、集权体制压抑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性,释放了各个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单位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也释放了各个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横向的经济活动拓展,市场不断活跃,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逐利性、开放性、竞争性、效率性充分显现出来。但与此同时在一个经济大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从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如何在保持市场经济活力的同时,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底子薄、地域辽阔、民族多样、农村人口比重高且文化素质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未经历过工业革命阶段的大国,如何借鉴世界政治文明而又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上创新,以实现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结合,便是中国模式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实施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我国基本构筑了既促进市场活力不断发展,又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活而不乱的现代政治体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市场经济、体现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模式;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结构,当然这种公共治理结构亟待完善。二是基于现代法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和目标,并按宪法精神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是基于多党合作、体现共产党执政的民主协商政治模式。其基本要求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实现协商政治和民主监督。四是体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还存在缺陷,还需不断完善,但上述基本构架既借鉴和吸收了世界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成果,又从中国实际出发,体现了中国特色。在现阶段这种政治体制既可以保持国家、社会的统一,有效防范民主政治进程中社会的动乱,又可使国家有比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掌控能力,集中力量办一些有全局影响的重大事项,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家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市场经济健康的发展。          四、重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长中的问题与治理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长中的问题     1.体制制度中的封建残余影响。这是目前被理论界普遍忽视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应刻意回避。从历史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与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民主管理及民主法治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缺乏。相反,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宗法思想、人治、官本位、封建特权等思想与价值体系一直延续下来。至于近代中国,更由于未经历过大规模工业革命及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冲击,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畸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思想体系未有任何变化而承袭下来,其后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封建专制历史最长、封建专制思想影响最久的一个人口大国,因而我国的封建思想的历史包袱也最重。因此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十分尖锐地指出了破除封建残余思想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⑩ 他在谈话中对特权、家长制、官本位等封建思想残余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将其作为一个主要部分集中进行阐述。今天当我们讨论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时,如何防止封建残余思想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注意防止出现封建权贵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扭曲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现有的制度体系深层改革中要认真解决三大问题,即如何突破封建特权观念的束缚,真正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平等观念;突破“官本位”思想,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民本位意识与观念;破除封建“人治意识”,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理念。要防止在制度设计与调整中强化特权意识、官本位思想、人治理念等封建残余,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重点是推进以建设现代民主为目标的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     2.崛起观念中的思想误区。急于求成的过分乐观主义与盲目自大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国经济崛起中思想观念的困境。在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中,这两种理念和情绪不时会在专家学者的文章、演讲及网民的博客中反映出来,并试图影响顶层的决策。有的一谈中国崛起就忘记了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几年之内中国就可全面超过欧美,独步天下。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在现代化,但从总体上讲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期间甚至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还有的一谈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就认为中国的经济产业已全面陷入美国的阴谋圈套中,习惯于唱传统的冷战思维高调,极力主张用强力办法解决中国与各国的争端,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这就完全背离了党中央关于和平崛起的战略。我们应牢记毛泽东关于中国永远不称霸和邓小平反复告诫的“中国人要谦虚谨慎,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的指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坚持和平崛起。     3.经济社会发展中“三农”问题突出。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从农村向城市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特殊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遇到的窘境。目前主要表现:一是农业生资价格走高农民增收难;二是耕地减少是刚性趋势,存在粮食安全隐患;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差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产品供给落后,城乡发展差距扩大;五是农村生产要素及商品市场体系发育严重滞后。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例,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当年的中国是其中之一。在此后的10年中,中国城乡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更是有增无减,2005年超过了3∶1。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1.86∶1——扩大到2005年3.22∶1——2006年的3.28∶1——2007年继续扩大到1∶3.33。此外农民失地及利益损失严重。     4.重大经济比例不协调。一是投资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并存;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快速工业化的进程,我国消费率处于持续下降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的65%左右降至50%以下,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消费率快速下降,从2000年的62.3%下降至2007年的48.6%,8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8年的43.5%,上升了8.2个百分点。二是一般产品市场过剩与重要资源短缺并存(产能过剩产品过剩)。三是经济增长持续走高与就业压力加大并存。四是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失调,如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与出口质量严重滞后并存;如中国虽然成了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价值链中仍处于低端环节为主。     5.收入分配关系失衡,贫富阶层分化严重。据权威专家组调查中国基尼系数在2006年就已达0.53,(11) “中国财富正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已是不争事实;同时存在人口较多的贫困阶层,主要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与相对贫困人口、失地农民、城市下岗失业难再就业的低收入者及无收入人口;低收入与贫困阶层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突出。贫富差距非正常扩大重要原因是大量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存在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贫富差距的非正常扩大一是影响社会和谐,二是影响市场消费需求的启动,加剧市场过剩。     6.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难,资源危机、生态危机进一步显露。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征是“四高一低”即“成本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高、综合效益低”,加剧了短缺资源的短缺以及环境污染;如2008年,中国创造了世界6.4%的GDP,却消耗了世界7.4%的原油、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和40%的水泥;制造业的能耗占全国一次能耗的63%,单位产品的能耗高出国际水平20%~50%;中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生态恶化形势严峻,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km2,沙化土地面积约100万km2,原始林不足1/10,森林质量下降,草地退化面积达2/3,地下水超采(海河平原漏斗面积2万km2)全球1121种濒危物种,中国有190种(IUCN)。     7.市场混乱与无序状态严重。一是诸侯经济分割统一市场。二是非正常垄断破坏公平竞争。三是商业贿赂盛行加大交易成本。四是诚信缺失,欺诈掠夺经营,造假贩假;如非法传销、非法集资、虚假广告、信息披露失真、制假贩假、网络欺诈等,2008年的三鹿奶粉质量事件曾震惊中外。此外公权腐败严重,广泛蔓延的腐败更使收入差距存在雪上加霜,同时权力商品化冲击市场平等竞争,助长市场混乱。     (二)加大制度创新努力完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当然上述问题只是中国前进中的问题,但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很不完善,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本质特征开始显现,但中国现代化任务还未完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更需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从制度创新层面去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历经30年较长周期的高速发展后,深层次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危机都已暴露出来,在这些困难和问题中,笔者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体制与制度的滞后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12) 如公共权力的腐败和寻租活动的制度化与泛化,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太大,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来临,主要经济比例的失调,市场诚信的缺失与无序严重等等。在这些显露出来的问题中,最深层的是权力扭曲了市场的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正使市场发生变异,权力扭曲市场正成为市场发展的深层障碍,它极大破坏了市场的平等竞争和市场的效率。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缺陷必须重视制度创新,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例,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认为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又过度下移;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又如市场机会的垄断、公权的腐败、贫富差距非正常扩大等都要从制度改革中去求解。由此我们应更加重视制度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正如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所得出的结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而制度和技术同样都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经济制度的演化可以认为是人类为了减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技术进步可以认为是人类为了减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做的努力。从历史上看西欧的英国和美国率先从农业国演变为后来工业化强国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一个有利于市场运行的制度。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历史上的强国的衰落以及前苏联由强大而解体,也都是制度滞后所致。     因此,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实施《宪法》,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加快现代民主、法治建设,深化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冲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真正认真荡涤封建集权政治与自然经济留下的腐朽观念,认真克服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模式与计划经济留下的思想影响。同时,切实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统筹对外开放与对内协调发展,大大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要加快两型社会建设,加快低碳型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协调,提高社会公平度,减少贫困者及低收入阶层,完善社会保障,普及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扩大和保障民众参与经济政治事务权利,增进国民福利,提高居民幸福指数,努力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22.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相同主题阅读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黄亚生:经济增长须辅以政治改革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黄亚生:中国还是“瘦子”,别担心“肥胖”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陈潭:“不差钱”*“不高兴”*“不折腾” 周其仁:中国经济的平衡与选择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三)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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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 | 蔡洪滨的经济学趣味(下)

2011年08月08日 16:41:27    我的学术门派色彩并不明显          苏小和:是的。第四个问题,是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倾向性理论的趣味或者是建构呢?比如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     蔡洪滨:我应该是不属于奥地利学派,我想说的是我比较推崇的一种看法,就是胡适原来写的那篇文章,我觉得我是非常认同的,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我看他的文章,我觉得怎么看都觉得这个跟中国现在的情况一样,当然现在来读,当时那个时代,他们碰到的那些问题,可能具体来讲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大家想的都是怎么使这个国家发展的更好。包括文章中列举的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主义,大大小小的问题跟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一些类似。这里面有一种不同思潮的争议,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为什么特别认同这一点呢?这里面隐含着三个弊端,第一主义是比较虚的东西,第二,如果空谈主义是比较不实际的问题,很多主义是混淆的概念,还有很多主义是被人用来做误导人们的工具。第三他认为实实在在研究一些问题,研究的问题很具体以后,大家互相之间探讨才有作用,我是非常非常认同这一点的。     其他大的主义我就不说了,经济学里的主义,我们学经济学的人,我不知道你学经济学是不是这样的,我当时在武汉大学数学系学习,80年代的时候都讨论经济改革,慢慢的我是自学一些经济学,也去听听课。我们学的最多的就是西方经济学流派,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是我们学经济学的一个出发点。就像你学武术,先要认了门派,是武当派的少林派的,但是我后来到国外去以后发现,没有任何人谈这个东西,你去问任何一个大的经济学家说你是哪个派的,这个很荒谬的,没有人学这个东西。有没有不同的倾向,当然有,芝加哥学派倡导某一些东西,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在经济学界有盐水派和淡水派,芝加哥学校附近的几个学校都是淡水派,两岸的哈佛和斯坦福是盐水派,这是说说而已,有一定的倾向性。     但是这并不排除哈佛的大学者到斯坦福,斯坦福的大学者到哈佛,大家讨论同样的问题,同样一篇文章,大家说这个好,那个不好,好像我们真是说武当派和少林派,大家不相往来,或者是说门派不同,没有办法教育。科学的发展有不同的意见,就像物理学对宇宙的发展都有不同的意见一样,但是必须要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经济学家经常讲,外界认为经济学家天天在争吵,经济学其实内部大家认为我们不管是什么学派,大家共同的东西肯定比不共同的东西要多。现在国内,如果你现在还是说市场是不是重要,如果连这个问题都要讨论,那就没有意义再讨论下面的问题了,只要是一个经济学家,没有一个人会说计划经济好,这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上,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去讨论很多问题。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学界不同派之间的区别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宏观上,比如说刚才说的咸水派、淡水派,芝加哥学派和其他学派的一些分歧,但是这个分歧有没有呢?当然有了,比如说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传导的是芝加哥学派,一些老先生都是芝加哥学派的非常重要的一些人物。我跟一些导师们都是同事很多年,中间有一个叫德鲁塞资的人,他是比较坚定的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他在芝加哥教书,我跟他聊的很多,有时候他开玩笑说你是共产党国家来的,我说你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就跟我开玩笑说你是共产党国家来的。但这不妨碍我们进行学术交流。     第一,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第二,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他会说今天我们的讨论很好,我从你这儿学一些东西,你从我这儿学一些东西。这个共性其实还是很多的,只是大家的出发点不一样。我觉得芝加哥学派的道理,你如果这么理解非常有道理,一般人认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学可以指出来市场有很多的缺陷。如果是一个一般的经济学者或者是政策的制订者,市场有很多的缺陷,那么你就需要政府来弥补,芝加哥学派在我看来,你开一个药方,你要首先明确药方的成本在哪儿,政府弥补,他能不能弥补,弥补的成本是多少,他的成本是不是比原来的问题还大。你把这个定位搞清楚了以后,并不反对政府来做很多事情。所以,芝加哥学派跟其他学派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并不觉得我自己会倾向于哪一个学派,如果说短期的经济调控,凯恩斯在我看来是唯一的选项,就看你怎么理解了,短期之内调控,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靠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要做这个事,你只能按照这个来调。凯恩斯的理论说的很清楚,我这个理论不是为了中长期经济增长,所以你要套到中长期经济增长,肯定是用错了,时间维度不一样。英文有一个说法,你要手里拿着一个锤子,看任何东西都像钉子一样,你不能拿工具决定问题。     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用来解决短期之内经济调控,尤其是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你拿它解决中长期经济增长,当然是有问题了。但是你不能说这是凯恩斯主义错了,是你自己没有用好。     奥地利学派我了解不多,但是这个学派应该来说在国际上现在关注度不高,很边缘。我感觉就是说了一些大问题。大家都已经知道市场的重要性,政府的干预有可能会造成危害,但是我觉得时代已经进步了好几十年。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比较极端一点的思想就是对美国社会一些极端自由主义的话,应该是差不多,把所有的问题多放在政府上,你再极端一点就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探讨的意义不大,为什么呢?一个社会都得有政府,政府的存在有它的逻辑,它的必然性,我们应该倡导说,怎么样使得政府发挥更好的、更好的健康的作用,那么从这个角度说,可能要更具体的探讨。     比如说中央银行,有学者说中央银行造成了很多的金融危机,有可能确实是这样,但是你反过来看,中央银行成立的历史也有将近100年吧,你去看美国,中央银行成立之前,平均五年一个小危机,十年一个大危机,成立以后是有那么几次大的危机,但是至少频率和危害来讲是小了很多,长期拉长了很多,很难简单说指出某一个央行,即使是说你认为说某一个银行的话,美国的比如说格林斯潘造成的这一次金融危机,但是央行的存在性就没有必要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思考的,要是看历史事实的话,你会看的很清楚,不支持这样一个观点,不是说有的央行以后,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频繁和更恶劣,只是说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是有改进的,只不过他需要做的更好,我们从一次一次的危机里,学习一些更有建设性的东西。        经济学一直在追求一种次优选择          苏小和:刚才你的这些表述我也是很赞同的,所以引发出我提出两个新问题。第一,我们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态势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一个方法论上的毛病,就是所谓的最优原则,其实市场经济在我看来是次优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人间的行为,不是一个天堂的行为。第二,凯恩斯的框架的提出,面对的是英美这样的完全市场化的国家,有人讲中国的政府过多的运用凯恩斯的方法,实际上面对的却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所谓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之间形成了一种理论上的落差。您怎么看这两个问题?     蔡洪滨:你说的观点绝对是正确的,经济学的话,我们做所有的实验室的经济学分析,都是看次优或者是资源更差一点,我们要做一些经济学研究,比如说写一篇文章,说证明了什么东西是最优的,那这个文章是废物,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研究经济的理论出发点就是最优情况是什么,但是你要说现实就是最优情况,那你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了,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大家都是在探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偏离这种市场的最完美的情况下,这种偏离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偏离之后是不是有其他可以补救的方法?如果是最优的话,所以经济学都是关于次优或者是次优以下的问题,我们需要探索A、B、C、D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政策。这取决于你的具体的情况。     这样的推理,就把我们带进了你所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中国的情况在我看来可能并不完全适合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你说的绝对也是正确的,中国的市场经济非常不一样,而且我们简单的说一个中国的情况,都很难概括。你到中国走一圈,会发现情况都不一样。光华管理学院60%多的老师都是海外回来的,对中国的经济问题,管理问题都非常感兴趣。我跟一些年轻的老师说,你们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到各个地方多看看,看企业,看各个不同的地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但国外不一样,你到国外就发现,国外做经济学研究,没有调研这一说,我们以前国外的朋友说,你天天出去跑,他们都觉得奇怪国外经济学家没有调研这一说,为什么他们就不害怕说你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到底是哪几个方面?这里头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经济学的分工,研究的分工已经非常细了,有专门出具数据的,有专门分析这些数据的,各个层次的分析,然后他有在学校里头做理论,这样的话,即使我做理论,我一辈子在学校里面做理论,但是我碰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我把这个很多的不同的文章和不同的研究报告拿过来,基本上我就可以掌握比较全面的事实,然后在这个事实基础之上,别人已经分析出来好多的现象,我在这个现象里头挖掘,然后在自己的理论维度上,按照有意思的方向去发展。     中国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是我们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到分工的意识,这个系统性的数据也不是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收集,有了数据以后,也没有那么多的专家去分析,这只是一个区别。第二,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经济的不同,在美国,假如说你研究一个政策问题,这个政策一出,联邦法案一出成为法律,各个地方都得执行,不执行的话他就会有人来告你,或者起诉你。而我们出一个经济政策,到上海是一个执行的结果,到了中西部又是另外一种,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不同的情况,一个政策下来之后,各个地方的执行结果五花八门。然后你要是说根据这样的情况,收集一个全国的数据,你不知道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所以你要到各地看,了解各地实际情况,你才知道你收集到的数据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就要强调,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对实际情况非常了解。如此,就回到你说的问题,我们从西方学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怎么结合,如果硬搬一个理论往中国一放,情况差别会非常很大,肯定出差错。就像拿了美国一个时代广场的设计图,往北京一放,你说我们这是北京建筑全部按这个画肯定是出问题的,你地基也不一样,结构也不一样,周围环境也不一样,法律体系也不一样,你当然不能拿着别人的图纸画上去,那么是不是说基于原来图纸的理论就错了,不是的,是你自己用的时候没有用好,你用的时候要知道这个理论背后,它的逻辑在哪?它的核心思想在哪?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放在中国的情况下,这些前提条件是不是成立?如果不成立,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这个是真理论和实际结合的一个方式。如果说一个人生搬硬套把这个理论拿到中国,发现不对,说理论是错的,这个是逻辑上讲不通,你也不能说实践是错的,只是说你没有把它设想清楚。     比如说中国的宏观调控,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凯恩斯适合不适合中国,他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共性的东西,但是你怎么用他,需要很多具体的智慧。宏观调控的工具不一样,国外的货币政策,就是利率,在正常经济下稍微运用,市场就有很大的效应,但是在中国就不见得,中国的利率问题会引来一系列思考,比如利率要起作用的机制是不是一样?可能不一样。我们工具和人家不一样,准备金率也是,可用的手段也不一样,制度规定也不一样,而且,美国央行是完全独立的格林斯潘,我们整个决定和他的制度也不一样。所有这些东西你都要考虑进去,我们怎样去理解、怎么去分析。     苏小和:关于这一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你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蔡洪滨:这些我觉得没有特意的选择,做一些政策研究的题目也好、做一些调研也好,往往取决于一些机会,一些合适的机会有这样一个需求,这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需要去做一些调研,或者是收集数据。很多问题是很复杂的,各个面都有。也会去一些企业做一些调研,了解这些企业的成长过程,碰到的问题。     苏小和:周其仁老师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愿意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中国语境下的企业研究上,张维迎教授也是如此,作为经济学家,你怎么理解这样的选择?     蔡洪滨:周其仁教授并不适合刚刚的描述,他最近在关注土地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当时社会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企业和企业家问题。在特定的环境下,有些问题出现了。        光华的新愿景          苏小和:光华管理学院应该说这几年发展的很快,对企业家,对经理人阶层,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经济学爱好者,都获益匪浅,我不知道您在近期内会做哪些调整?     蔡洪滨:光华这些年应该说发展的非常好,大的方向大家都很认可,认可光华的改革,进取、不断创新、国际化的方向,现在应该就是希望能够做的更好,能够有自我超越,我想说有四个方面,就是需要进一步去做。这四个方面可以用英文的四个I来表示。     第一个就是诚信。作为北大的商学院,在我们的教学和科研中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关注社会责任,关注特定社会进步的使命。我们一直在提倡,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具体而言,就是要把它放在北大的环境下,这才是光华独特的优势,她是北京大学的商学院,拥有北大的传统,这是光华管理学院与其他机构最大的不同。我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对于民族的使命感,对于时代的激情,这既是北大的历史,更是光华得以立足的精神源泉。     第二个就是国际化。应该说,光华在国内的商学院中是最国际化的。光华的国际化体现在我们师资方面上,我们65%的老师都是博士学位,绝大多数老师可以用英文上课,在国际学术发展上,跟竞争对手,跟北大人文学科的学者比,我们应该都是遥遥领先的。我们的教学项目,它的培养模式,目标,一直全方位和国际接轨。这是我们最大的国际化优势。     第三个I,就是整合。国际化和本土和的整合,理论和实践的整合。        第四个是我们刚刚成立一个创新创业中心,通过中心来推动教学和研究。在学院精神的层面,倡导一种创业的精神。北大的学生比较独立,喜欢自由,比较喜欢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些其实都是企业家精神的最基本的要素。     苏小和:这应该算是您的学院施政纲领吧,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你所有的想法,不管是对理论的思考,还是对光华发展的想法,都非常贴近大地,既有高迈的理想,又有脚踏实地的工具。我想说的是,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像管理学院这种看上去很工具理性的学术机构,这些年向社会释放的声音,似乎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理论的声音,这导致我们的管理属性在社会上有点边缘,以至于社会上关于管理的声音,似乎都是一些江湖郎中在发出声音,而真正严谨的、科学的管理反正被边缘化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蔡洪滨:你刚才说的我很认同,商学院的确有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很多管理课或者是管理教育,现在有一种趋向,就是便成了一种娱乐,主要靠的是所谓的口才,跟说相声的要求差不多,我们不想往这个方向发展,也不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从光华角度讲,我们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自信的,我相信一个好的商学院,必须要有扎实的学术研究,我们老师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这么多年,我的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苏小和:我们来聊点零散的话题,比如从您去美国上学到今天,你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什么大的区别,我看网上有对您的一些议论,也有一些可能是空穴来风的一些说法。就是当年您在国内上学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非常激进、非常向往自由,非常追求公平的热血青年,而今天,您给我的印象,则是这样一个非常理性的、有建设性的人,究竟怎么完成了这样的人生转型。     蔡洪滨: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我不知道。     苏小和:就是有人先天性把您定位成一个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就是非常自由的,非常开放的,非常美国化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本土的,一个民族的这种身份的界定。     蔡洪滨:这么多年,我自己倒没有觉得这些方面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从来没想过在美国待一辈子。我之所以当时从数学转到学习经济学,是因为我从小对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就很感兴趣,虽然是大学的时候是学的数学,学数学也是因为他是我一个优势的科目,考大学的时候数学没有考好,但是我对其他的社会科学也很感兴趣,当时政治考试是在我们江西省考的,政治考试是我们省里面考分最高也就是辩论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背的好,应该是说理解的比较透彻。所以对哲学之类的学科,应该说在中学时代就是非常优秀的,我的老师说我看了很多次资本论,其实我没有看那么多,我只是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愿意思考这些问题。后来去读数学,是因为自己不是特别明确自己能做什么,这是父母给我的一个建议,在不明确自己能做什么的时候,就学一个基础性的学科,将来都是有用的。现在我觉得父母的这个建议非常好,于是我就去了数学系。但我始终的热情,却是在挥之不去的中国问题上,经济学因此成为我思考中国问题的途径。     苏小和: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中国问题情结,相同的现象,我在杨小凯,陈志武的身上,也看的非常清楚。     蔡洪滨:你要说这几个人,比如说杨小凯,陈志武这些人,他们都是在很多方面有很多成就的,他们有对中国问题很深的看法。这里头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就是我比较喜欢研究中国问题,从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去对某个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学术探讨。比如在学术探讨的层面,对政府政策的理解,更加深入,更加符合市场的精神。无论是政策报告也好,公共讨论也好,这就是我想做的。     我是觉得,现在应该是深入思考的中国问题的时候,无论是清谈,还是书卷,无论从光华管理学院的管理,还是我个人的兴趣,我希望我能够在学术上对中国问题有比较好的研究。     苏小和:关于中国问题的探索,像李约瑟、费正清,包括费孝通,都有很系统深入的研究,你觉得他们中的哪一个,或者说哪个方向,让你印象更深刻?     蔡洪滨:我觉得都可以去吸收,客观地说,以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的企业发展为学术背景,对其作出有影响的学术架构建设,还没有人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你知道,这需要时间,一个是需要中国经济改革深度发展的时间,另外也需要中国的学术界,更加的去除浮躁,更加沉下来,去研究中国的问题。     苏小和:我核实一下,您刚才说,是以学术为基础来讨论公共政策,是这样吗?     蔡洪滨:对的。就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     苏小和:我跟国内的好多大学的院长有联系,发现所有的院长,最大的工作,是找钱,怎么避免未来几年之内你不用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去筹钱上,而是集中一些精力去做学术?     蔡洪滨:这个应该是我问的问题。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从国外商学院讲,院长就是找钱的,但是从国内的商学院来讲,他有多元的目标,你说的问题确实是我想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安静一会儿,自己能够做研究。这个不太容易,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源的限制,国内的商学院又是体制内,又是体制外,很多优势和劣势都在,大家之所以那么做,都有不得已的地方,但是从光华来讲,我是希望我们内部的学术水准进一步提高。各个教学项目质量越来越高,各种服务更加规范,内部管理更加规范。现在的问题不仅是事多,而且是无序,无序当然有一些大的环境的问题,很多事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希望能达到一种更有效率的环境,没准还可以挤出一点时间做一些思考,甚至做一些研究,三年之后、四年之后你可以来问我,有没有做到,现在只是一个希望。     苏小和:谢谢,希望光华越来越好。          (完)                上一篇: 蔡洪滨的经济学趣味(中)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3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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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 | 周其仁:大白菜涨价要不要归公?

大白菜涨价要不要归公? 周其仁 2006年2月7日 星期二   市场里,同一幅土地从农业用途转为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工业、商业或住宅,地价可能一下子涨得非常厉害。眼看着一项资产的市值无端端地暴升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问题就来了:农地因用途改变而引起的地价大涨,究竟应该归谁所得? 一种主张认为,“这种土地的升值,是由于政府代表社会的投入所致”,因此,这部分土地的升值不能归土地所有者所得,而应当归“政府代表的社会”。简言之,就是“土地涨价要归公”。 在思想的历史上,此种见解大有来头。本文不谈这些来头,仅集中于推敲包含在“土地涨价要归公”命题的经济逻辑。我得到的结果是:如果本命题的逻辑成立,那么天下要拿来归公的东西,可就多到屈指难数了! 是的,导致商品涨价的原因很多,不过仔细追究,总有一部分因素与该商品本身及其所有者为之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无关,而纯粹是因为“社会的”原因。让我们举些实例吧。 “非典”刚刚出现的时候,广州城里,醋价突然大涨。有位朋友说,不到一周之内,醋价翻升了70倍!醋还是醋,生产的工艺和成本没有什么变化,但仅仅因为市面传言,在家熏醋有利于防止“非典”,相信此说者众——社会因素也——卖醋的就无端端地发了财。类似的,不少中草药如板蓝根之类,“非典”期间也突然身价不凡,有什么道理吗?当然也是“社会因素”使然。 如果说“非典”不可测,因此导致相关商品的价格大涨是“一次性的”,那么在市场里还有不少经常出现的商品价格上涨,就是预期如斯,它还是涨、涨、涨。一个例证,是春运的火车票,年年如此。铁道部门过去就是不提官价,但是黑市之价还是暴升,涨价所得归了“黄牛党”。最近春运车票提了一点,但黑市未除,春运火车票的涨价所得改为一种分享体制。为什么春运时节的火车票涨价呢?首要的原因,是数之不尽的中国人一定要在春节赶回老家团圆——不是“社会因素”,又是什么?类似的还有中秋月饼,年夜爆竹,以及正月十五的元宵。就是一般节假日,因为在家烹调的人口增多了,时鲜菜蔬等市价也常常略有上杨。追查下去,找不到“社会因素”的,真的很难。 不少旅游名胜之地,观光游客的人数分布极不均匀。海南的冬季尤其是春节前后,酒店加价,机票不打折,连土特产也升值。应该是“自然因素”使然吧?但你也不难看到社会因素——要是人人对自然条件的变化不做反应,春夏秋冬又怎样影响商品价格的变动? 更平常一点,凡可观察的商品或服务的市价上涨,我们都不可能找不到社会因素。大白菜简单吧,你不妨取一个市价上涨的实例,看、看、看,想、想、想。难道真的没有买家方面的因素?——要是大家铁定了就是不买,天下还有没有白菜涨价这回事?买家的因素(需求是也),又可以做分解。天气、节假、消费潮流、人口和家庭、相关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动,怎样数,也数之不尽的。大白菜涨价里面就没有“政府代表社会投入”的因素吗?要小心了:倘若没有市政道路的投资建设,居民上菜场难于上青天;倘若没有警察维持秩序,买菜路上盗贼四起;倘若没有解放军保卫国防——还有大白菜的交易吗! 这里丝毫没有抬杠的意思,也不要以为是我思考问题误入了牛角尖。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可能发现,世上究竟哪种现实的商品或服务的涨价,真的就完全没有“社会”或“政府代表社会投入”的因素。问题是,为什么那些振振有辞地主张“土地涨价要归公”的人士,不同时主张“白菜涨价也要归公”? 也许说,白菜不过一件小商品,土地才是大资产。小商品涨价的社会因素或可不加计较,大资产涨价,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错。离开了白菜、粮食、树木、楼宇等无数商品的增值,土地增值不知为何物。“白菜涨价归公”与“土地涨价归公”是同一件事情的同一个逻辑,大声主张后者却又不好意思说出前者,表明其思想缺乏一致性。 本文地址: http://zhouqiren.org/archives/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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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 | 从科斯开始

  《经济观察报》之“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专栏(1) 从科斯开始 薛兆丰 2011年1月3日 一百年前的今天,1910年12月29日,科斯(Ronald Harry Coase)在英国伦敦出生;今天,上百位国内外经济学家在北京聚首,通过视频向居住在美国芝加哥的科斯致贺,并用一整天的学术会议,讨论科斯对剖析经济运行机制所作的贡献。 机缘巧合,我在这里重开停了三年的专栏,将成系列地与读者探讨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三者相互作用和演化的机理,而第一篇在今晚截稿。我想没有比从科斯谈起更合适了。 一开始科斯并没有给我造成什么思想震荡。我当时并不理解科斯为何伟大。相反,我是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触类旁通,才越发体会到他简朴的想法所蕴含的威力的,而这个过程延续至今。事后看来,他给我最大的影响,恰恰就在这一点。 我最早知道科斯,是在我念大学本科二年级,开始读张五常的书的时候。在那些港版图书里,张五常把科斯翻译成“高斯”,让我以为他在谈论的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高斯(C. F. Gauss)。我于是跳过了那些章节。耽搁了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科斯这么一个人。 但这还是无济于事。我仍然无法理解科斯为什么伟大。从张五常的介绍看来,科斯的贡献只是在于解决“牛吃麦”的问题。哪怕这是个多么妙趣横生的问题,我当时关心的可是更大更重要的事情——经济的兴旺,社会的富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代表了少部分人,谁代表了大多数人。这些怎么能跟“牛吃麦”的问题相提并论呢?这个疑团是逐渐解开的。 科斯思想有两个重要的渊源。其一,是来自英国经济学家Philip H. Wicksteed 在1910年出版的两卷本《政治经济学常识(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阐明的“边际均等(marginal equalization)”的观念。其二,是美国经济学家Frank Knight在1924年发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社会成本的含义的若干谬误(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中阐明的观点,即只要存在私有产权(private property rights),那么该产权所有者就可借助市场的功能,解决社会成本问题,而无需由政府来解决。 所谓“边际均等”,说来简单。一片土地,究竟多大用来养牛,多大种庄稼?答案是:把土地细分到最小单位,如果第一个单位的土地,用来养牛能带来比种庄稼更大的收入,那么这个单位的土地就用于养牛;反之则用于种庄稼。依次类推,直到最后一个单位的土地,都用到了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用途(种麦或养牛)上,那么这块土地在这两种用途上的分配,就能带来最大的总收益。 所谓“私有化”能解决社会成本问题,就是说如果牛和麦都是有主的,而最理想的情况是当这两者的主人都是同一个人的时候,那么这个主人就会通过上述“边际均等”的办法,确保土地的使用分配能够取得最大的收益,而牛和麦之间的冲突,就不需要政府介入,也能得到最合理的解决。 科斯理论的这两个思想渊源,有三个重要的含义:一,在解决生产资源分配时,要紧的永远是边际的数值,而不是平均或总计的数值;二,在协调资源的争用时,要紧的是要存在私有产权;三,只要存在私有产权,产权所有者的个数就并不重要,也就是说,不管生产要素由多少人拥有,只要他们能保持充分的理智,他们就会达致相同的生产资源分配方案。 我花了长时间的学习和体会,才逐步理解上述三点含义。事实上,我是读了阿尔钦(Armen Alchian)关于进化的文章,才了解到边际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读了张五常、阿尔钦、费雪(Irving Fisher)等人的作品,才逐渐意识到私有产权的重要;读了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塔洛克(Gordon Tullock)等人的作品,才重新理解“大多数人的意见”这个概念的虚无。再到后来,在我开始给学生讲授“法律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时候,才比较充分地体会到科斯所提出的视角,是如何长驱直入,看穿了财产权法、滋扰法、侵权法、合同法、公司法乃至宪法的脉络的。要知道,这些部门法,在科斯思想出现前,是貌似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 我常自问:假如自己是当年《法律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的编辑,面前摆着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那么我有足够的鉴赏力,认为这是惊世之作吗?不经过长期学习和思考,肯定没有。这正是科斯给我最大的影响:他让我体会到在观察世界时“掂量观点”的重要。以此为由,我感谢科斯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并开始这个新的专栏。 相关阅读: 科斯大会在京举行(北大国发院新闻稿) 科斯大会在京举行(搜狐财经专页) 周其仁:科斯的中国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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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 “局外人”陈志武——一个经济学人的第三条道路

     “局外人”陈志武   一个经济学人的第三条道路 陈志武   这个站在“城外”观察、评说中国社会的局外人,曾接到了不少“入局”的邀请。不过,对陈志武而言,个人自由超越了一般价值,他选择了特立独行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北京的气温到了39度。   整整一个上午,坐在咖啡馆里的陈志武都心神不定——那对宝贝女儿住处的空调坏了,他每半小时一个电话,催促维修工人上门,中途还为她们联系、安排美元兑现金。   俨然是一位细心周到、性情平和的好父亲形象。   在媒体聚光灯之外,这位经济学者过着普通、寻常的生活,有自己的恋爱、婚姻、家庭、孩子,“人生的七情六欲,生活的一切,我都会去体验、经历。我觉得,一个人若要研究经济和人类社会,自己必须要体验普通人的一切甜酸苦辣。”   安排好女儿们假期的同时,陈志武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做调研,学术交流。在他的带领下,一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正全面铺开,从东部沿海到西北内地的11个省市,四十多个大学生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对市场和金融的认识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   日程排得很满。现在,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    “暴风眼”之外   《南方周末》上的一则报道——《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吸引了陈志武。他用iPhone拍下报纸,发在了微博上。在这个有着320万粉丝的平台上,他就这个话题逐一阐述:“政府权力的膨胀,是如何扭曲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进而破坏普通人所能得到的机会和公平。”   他自己就是一个乡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故事。父母都是农民,童年和青少年在湖南茶陵的田野、山岭上度过。整个启蒙阶段都在“文革”期间,没好好上过课,“老师都是本村本镇的,没有人上过大学,给不了启发性教育,就是按教科书很枯燥地讲。”   没看过什么书,那个时候一本书几毛钱,也没钱买。后来,他学现代金融学,常常感慨如果当时有金融工具,能把现在收入的一部分变现到那个时候去花,人生的幸福度该有多大的提升。当然,“那个时候,货币使用的限制还很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货。通货应该是不受约束的,而不是还需要粮票、油票、布票、火柴票。”   直到1979年考上大学,他才第一次离开了茶陵县老家,来到大城市——长沙。班上有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和他们一比,才知道生活条件、父母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和自己有多大的差距。”   除了继续打数学功底,大学4年最大所得是把外语学好,“每天坚持看《中国日报》、听美国之音,到毕业时,听英语广播已经不用和同学一样需要先在大脑里翻译成中文。”   他说:“其实,工科也是可以讲得很有意思的,启发年轻人的智力,可惜老师讲得很枯燥、很机械。譬如高中时,大家学过无限序列的求和,直到最近几年,我在研究保险、人寿年金、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才知道这个知识最初在西欧是怎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在国防科大读研时,陈志武经常去湖南省图书馆借书看,印象最深刻的,一套是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家、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佛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影响他走上学术之路的人——崔之元。当时,崔之元还只是数学系大一学生,读过非常多的书,高中时就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李泽厚这些人都有来往。   陈志武最初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趣,是受到崔之元的影响,而崔之元“很羡慕我的英语很好”。他们组织了一个X中心,两人合作翻译了阿罗的一本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被收入《走向未来》丛书。陈志武觉得自己对工程没有多大的兴趣,想转到社会科学——“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和政治问题”。   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如今是自由主义市场派的标杆人物,一个则是新左派的代表之一、重庆模式的鼓吹者。命运似乎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想一想很有意思,当初我们的理想是一样的,走到后来,我们对社会做出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   “他有许多乌托邦似的社会理想。譬如他讲的鞍钢宪法、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他觉得还是有第三条道路,在国家主义、大政府的安排之下,通过公有制,还是可以实现一个更理想的社会。”   “可是,我认为,对人的本性、人的社会要有真实的认识。一旦把太多资源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特别当行政权力没有得到可靠的制约时,这种委托代理所带来的扭曲,以及对社会平等的破坏,这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盲点。”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学术和思想最为活跃和激荡的年代。远在长沙的陈志武所接受的这些碎片化、不成体系的启蒙知识,远远不及那些处在北京、上海这些核心城市的同时代知识精英们。   离开时代的“暴风眼”,也是一种幸运。   在耶鲁,在读博的薛涌常常和陈志武谈到对他的羡慕——羡慕他有扎实的理论分析框架,“他也很苦恼。他在北京长大,从小就在这个或那个圈子里混,受到这个那个政治文化话题、大国情怀的很大影响,以至于没有耐心去学习工具性的数理分析框架,没有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   当这个长沙的年轻人还在用数学工具解着工程问题的时候,在80年代的早中期,张维迎、周其仁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人已冲进体制,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具体政策、举措的选择和制定了。   这种学术路径的差别,使得陈志武对学术、经济、文化问题的兴趣点、研究话题和角度,和那些早期就介入政策圈子的同龄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从2001年起,当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国内的经济问题研究后,他为自己在学术上设了一个基本原则——不接受来自政府部门的项目课题,“不根据别人的兴趣和要求来决定自己的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基金来自耶鲁,那是按捐赠原则保障独立性的资金来源。   “对我来说,兴趣才是第一位——研究本身是否很有意思,发现的结果是不是让我很陶醉、为之眼睛一亮,这才是第一重要的。” 至于,“我的建言是否被决策层采纳,是否会对政策和社会产生影响,那是第二甚至第三重要的。”   陈志武认为自己身上依然有湖南人的家国情怀,但是,“如果把这个情结摆在第一位以后,你会很痛苦,把自己悬放在空中,很不踏实。”“太重的家国情怀,往往使得社会被充满着愤恨、抱怨的人组成。”   “中国传统教育的结果,让每个人首先忘掉了自我——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好好去读胡适的著作和言论,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应该是利己主义的。真正的利己主义,是最好的利他主义——只有把自己的事料理好了以后,才有可能为国家和为社会做事。”    人生的自由市场   1986年,陈志武被国防科大留校任教。   80年代中期,出国留学的一股风也刮到了这个角落。陈志武开始尝试申请美国的一些大学,他给耶鲁大学一位老教授写信,询问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我没有参加托福和GRE考试,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管制很严,参加这些考试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给耶鲁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写信说明原因,我向他们解释之后,他们答应让我免掉托福和GRE的考试。”   在崔之元的建议下,陈志武选了金融学,“当时我连金融(Finance)这个词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他当时给我看了一些书,但我还是没有搞清楚。”   在政治教研室发苹果,打了4个月的杂后,一封来自耶鲁的录取通知书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带着几十美元,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有时在纽约的大街上,在曼哈顿走着,我就想,就这几年以前,我还在茶陵农村的那些山沟里面扛着柴走呢。”   “我现在相信自由市场,和我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我这一生很随机、很自由,没有任何人给我计划,自己也没有计划,我的父母、弟兄姐妹无法强加什么给我。今天对什么感兴趣,就自己摸索下去;明天如果有新的兴趣点,就再作调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我比较相信:非受控制的人生和社会,也许不像许多人担忧的那样,甚至是更好、更自然的。”   国外的一切,让农村娃子眼花缭乱。最大的冲击,是耶鲁学生食堂的自助餐,“我一看,那么好,这么多的东西随你去吃,光饮料的选择就有这么多。”他喝得最多的是雪碧,整整喝了一年,那以后就再也没碰过,“喝伤了,想到那个味道,胃就难受”。   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开始感知什么叫自由选择,以及当选择多了,人们又怎样选择生活。他也从零开始接触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多年的理工科训练,让他在学术上受益匪浅。“若当时我在国内学习经济学的话,那我的思维就被固定下来,这种情况只会让我在美国学习经济学更困难。”   1990年,陈志武从耶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担任终身教职。   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始自发组织一些研究学会,最出名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林毅夫、徐滇庆、钱颖一、许小年等都曾活跃在其中。但是,埋头于纯学术研究的陈志武很少参加这类活动,也很少关注中国经济以及政策问题。   那是非常安静的十年书斋生涯。“每天钻在学术里、推演出不同的新问题。很安静,外界的干扰基本都不存在。”他有个印度裔的学生,两人每天都会通上几次电话,讨论不同的研究问题,就是在节假日也不中断,“很享受,全身心地陶醉其中”。   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理论》与《金融经济学》等主流学报上。1994年,他的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 得了默顿•米勒研究奖, 为基础的资产定价》获得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地的金融经济学圈子里,陈志武这个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   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仅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的排名是第202位。   这个被国内媒体津津乐道的榜单,他本人却不以为然。“这些排名的局限性很大,就是根据在那几年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率来排名。大家各自研究的领域不同,排行的价值判断是非常主观的。”    “第三条道路”   2001年7月,在上海飞纽约的飞机上,陈志武翻到了一本当月的《财经》杂志。“从头到尾都读了一遍,觉得很吃惊,办得和美国的《商业周刊》没什么区别,完全没有那种国内杂志惯有的、意识形态化的官腔官调。”   引起他兴趣的,是一篇讲上海法人股拍卖的报道。当时,18个民间拍卖行在周末和周一的晚上拍卖法律上不能在市场上流转的法人股。“这么大的价差,我当时就想弄清楚这些拍卖的价格有些什么规律,和哪些因素有关,交易限制条款对证券价格有多大的影响。”   这篇分析如何用中国数据来研究一般性的经济金融学问题的学术论文——《非流动股折价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发表后,在国内外经济学和金融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学界引用率相当高。在他之后,有关这一领域的论文开始陆续出现。   从那时起,陈志武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国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2001年,正是中国A股的转折之年。当时,《财经》接连曝出深圳世纪新源、银广厦等一系列的内幕交易丑闻。吴敬琏由此抛出“股市赌场说”。几个月后,股指从2245点一路下跌到998点,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在媒体上,关于上市公司的治理成了重要话题。   2001到2002年,陈志武在《新财富》上开设专栏,介绍美国证券法案,监管规则、法律以及诉讼案例、内幕交易。   “回过来想,自己当时是太天真,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方方面面和美国完全不一样,但是这种天真也有它的价值:我还是希望给业界的人提供一个参考的样本:美国是怎么做事的,依赖的逻辑是什么。”   个人的学术兴趣始终是第一位,“这也是我自己重新认识、思考中国社会的一个结果。把自己过去所掌握的数理模型所包含的经济、社会、文化内涵,发挥想象、拓展诠释出来。”   个体的幸福和自由,是他一切逻辑的出发点。无论是产权、法律、新闻自由、社会文化以及个人选择,还是表面上不同领域的学科、话题,不管是文化还是制度设计,都围绕着“人怎么活得更好”这一核心。   2006年,美国《华尔街电讯》公布了一份十大华人经济学家的榜单。这份引人注目的榜单把学术影响力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其次是经济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陈志武名列其中。   他陆续整理出版了《24堂财富课》、《金融的逻辑》、《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等书。其中,《金融的逻辑》把历史、社会文化与现代金融联系起来,把枯燥专业的金融问题阐述得通俗而有趣,试图从另一种可能性来解答近代中国落后之原因。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部分运用金融学分析,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兴趣及热议。   未来两年,他还将完成另一部书稿——《文化的金融逻辑》,“已经准备七八年,一直在收集素材和案例。”   这个站在“城外”观察、评说中国社会的局外人,也接到了不少“入局”的邀请——或是大学,或是政府机构。   “我的朋友、同行陆陆续续都进入体制内。坦白说,我也想过。”“这个社会需要不同的角色,有一些人进到体制内,如果他们能适应体制内的环境,愿意个人做出一些牺牲,可以为中国社会做出很大甚至更大的贡献,那也很好。”   “我所希望的,是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不是所有人都得去走这条路子。对我而言,个人自由那是超越一般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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