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量志愿者赶往灾区，其中许多人的汽车上贴着手写的“地震救援”标记。在通往龙门乡（那里的多数房屋被毁）的道路上，众多私家车带着饮用水、方便面和毯子前来救灾，导致道路严重阻塞，警察开始指挥后面的汽车掉头返回。”   上周六发生在中国西南四川省的破坏力巨大的地震，对廖文俊（音译）的打击很大。 在靠近震中的胜利村的一家解放军医院，这名30岁的医生在午休期间放下饭碗，回顾这个已导致近200人死亡、1.2万人受伤的创伤性事件。“我有一些亲戚被埋在废墟下，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救出来，”他说。 他指着房屋大面积倒塌、就像散落的火柴一样堆着的主要街道，然后脸上没什么表情地补充说：“我家的房子就在那边。” 在胜利村以及芦山县境内其它严重受灾地区，地震造成的破坏比比皆是。芦山地震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最大地震。 在胜利村的主要街道上，散布着脱落的横梁和受损的家具，仍未倒塌的建筑物岌岌可危，不能进入。 “快点出来！”一名军官在看到一个同事试图从商店购买电池的时候大声喊道。 昨日当地仍不断发生余震，村民们每次感觉到地动的时候，都吓得不敢动。不过，胜利村及邻近村子的情况与2008年导致9万人死亡的汶川大地震不可同日而语。 那场灾难之后的一大进步，就是公民参与救灾的积极性大幅提高。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量志愿者赶往灾区，其中许多人的汽车上贴着手写的“地震救援”标记。在通往龙门乡（那里的多数房屋被毁）的道路上，众多私家车带着饮用水、方便面和毯子前来救灾，导致道路严重阻塞，警察开始指挥后面的汽车掉头返回。昨日稍后，中国国务院宣布，为减轻交通拥堵，只允许官方组织进入灾区。 “2008年，我们都捐了钱，但这一次我们决定自己赶来出一把力，”一名骑在轻型摩托车上的男子说道。他的两个朋友骑在另一辆车上。“我们在自己的县里也感觉到地震，但我们知道灾区的情况糟糕得多，所以我们想要尽力而为。” 其他人则更有组织。来自华东杭州市的福音派基督徒冯光良（音译）介绍说，他所在的教会在2008年四川地震后组建了一个快速反应团队。北京方面对宗教活动严加管制，但在危机地区，独立教会的工作日益得到容忍。 “我们希望有一条途径显示主的爱，”冯光良表示，“我们买了一辆汽车放在成都待命，这样我们在发生地震后能够快速赶来。” 政府试图通过官方的志愿者计划来调动救灾热情。 “我们报名成为志愿者时，有几百人排队，”21岁的杨亚（音译）表示。他和几个朋友举着一面中国国旗和一面中共党旗在胜利村走来走去。但这些在附近的凤凰村长大的年轻男子不太清楚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政府的快速反应救援团队也随处可见。在靠近灾区的狭窄山路上，挤满了挖土机、水车、救护车和军车车队。移动通信网络的维修人员也投入抢修，截至昨晚，大部分地区的手机服务已经恢复。 但并不是所有官方救援努力都顺利展开。运载着数千顶帐篷的一个车队无法抵达灾区，因为这些卡车太大了，无法在山路上行驶。 结果，很多家庭在街上搭起的简易小棚里度过震后第一晚。村民们还抱怨缺乏食物和饮用水，因为供水中断了。 “很多人来到这里，但他们都空着手来，”太平镇一个村的原村长袁实华（音译）抱怨道。“医生有很多，但我们没有水，也没有电。昨天、今天都没人送基本必需品来。” （文章来源：FT中文网。何丽：英国金融时报记者。） 【原文链接】    

“盯着，我们就是要持续盯着灾区。不仅仅是为了让重建的过程透明，不使任何人有可乘之机；更是为了守住半年前那股信念，不让它彻底燃尽。2008年，大家的情绪被点起来了；2009年，热血应该转换成冷静、绵密、细致的长期工程。”   注：原文发表于2009年1月8日   四年前，南亚大海啸震撼全球。一时间，各国纷纷伸出援手，加上民间自发的募捐救助行动，结果创下了人类史上最大笔的善款数字，情景相当感人。然而，有过分冷静甚至冷酷的评论家不合时宜地在大家热透的头上淋冷水。当时就有这么一位专栏作者把大伙捐钱的行为比作中世纪的“赎罪券”——花了钱，良心安稳了，于是天堂之阶的砖也就铺得更加踏实。这话听来可恨，但他却预示了一个刺眼的现实：许多国家允诺过的捐助在两年之后仍未兑现，一些捐了出去的物资款项则莫名其妙地不知所终；至于一般热情如火的媒体，终于也渐渐凉了下来。一般大众，要不是到了周年纪念日，更是不会想起四年前那幅巨浪滔天的可怖画面。因为那里不再出新闻。 大众媒体不只是我们认知社会的一面镜子，它还根据外在的条件限制与自身的逻辑决定了我们看待事物的方法。比方说“事件”，对大部分人来讲，所谓事件就是新闻报道过的事。新闻出来了，事件就开始；如果新闻在逐步渐少，就意味着事件快要结束了。问题在于新闻事件并不完全对应活人的命运，往往电视上它形迹渐远，事件的主角犹自苦苦挣扎。例如“黑砖窑”。2007年最惊人的事件之一，如今看似尘埃落定，因为报上再也没有后续的报道；但当时失踪了的奴工真的全找回来了吗？有关责任人全受到彻底的调查和惩处了吗？ 汶川地震是2008年最重要的新闻事件，它触发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自助运动。想当时，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志愿者，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真真正正是同舟共济。后来，我们陆续见到很多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听到不少温情脉脉的重建故事。于是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这件事快要过去了，以为原来的悲剧逐渐转成喜剧，一切都朝着正面发展。 真相却是我们的“事件”结束了，灾民的日子才正要开始。春节将至，他们这年该怎么过呢？隆冬已至，大雪飘零，大家夏天送去的物资现在还够用吗？因为急切，有些断肢的灾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好完整的手术，每天拖着脚走路；因为一时间的冲动，有些孤儿曾经迅即被人认养，如今则带着残障的身躯，伤毁的脸孔，静悄悄地回到老家……预料中的心理阴影终于浮现，有人每晚恶梦，话说得越来越少。 还有人祸。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救灾工作里有十四亿人民币的缺漏。记得当时网民争议抗震物资和款项会不会被人挪用，有人认为：“这么大的事情，全国都盯着，谁敢乱动？”现在恐怕难免失望。 盯着，我们就是要持续盯着灾区。不仅仅是为了让重建的过程透明，不使任何人有可乘之机；更是为了守住半年前那股信念，不让它彻底燃尽。2008年，大家的情绪被点起来了；2009年，热血应该转换成冷静、绵密、细致的长期工程。爱心不是购买“赎罪券”，良心消费过后就万事大吉；它是种深沉的责任，承诺过的，终要实现；付出过的，要看着它开花结果。 电视新闻节目的主持人都有一句口头禅：“现在让我们来关心一下……”仿佛“关心”真的只有一下，一则新闻播完了，关心也就可以停止了。但是我们晓得，媒体的消费者和社会的公民是两回事，而汶川地震并不只是媒体产业制造出来的一种商品。 所以，当我们即将阖家团聚，欢度一年一度的春节时，不妨也把目光投向灾区同胞，为他们担忧，为他们祈福。或许我们的关切，能让他们的节日多几分温煦。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梁文道：专栏作家，凤凰卫视主持人。） 【原文链接】

码头内有数间大码头公司，其下又有大大小小的二判三判，工人入行常常是靠关系，能否开工又被判头箝制，关系错综复杂，哪些人是资方的线眼，一时半会分不清楚。再加上18年前那次抗争的教训，有心推动工人行动的都非常谨慎，以免不小心中了资方打压工会的计谋。 撰文︰L.S.P、舒 访谈︰L.S.P 、舒、小丁 “同一海洋上”、“撑到底、撑到落海底”，是码头罢工工人自己的两句口号，前者温馨，后者幽默，加上码头的辛酸FACEBOOK专页每天更新的工人心声，让支持者又笑又喊。 香港社会长期以来不支持工运，工会中人常被笑傻仔，不然就是被标签别有用心。笔者曾经接触的许多基层工人，悲观的失败主义是情绪主流。“顶硬上啊鬼叫你穷啊﹗”敢于站出来挑战老板权威，拨乱反正的，少之又少。这次码头工潮，一方面是工人使用FACEBOOK专页不断自我呈现，另一方面，热情高涨的学生和支持者也不断分享他们看到的工人。一时间，我们被工人的艰辛和男儿泪触动，也被一张张劳苦人坚持和勇敢的面容鼓舞。这些呈现迅速拉近了社会大众和罢工工人，但同时，大量的特写镜头自然地会有所偏颇︰码头长年斗争的累积、这次斗争的进取和组织困难较少被触及。因此，我们走访了工会理事和参与工人，尝试拼凑斗争图像。囿于时间限制，这篇文章主要侧重船边工人(即揸纸和水上姑爷)的斗争，另外，为了保护工人斗争力量，本文隐去所有受访人名。 从十八年前的抗争讲起 十八年前，同样是横风横雨的一晚，码头工人(主要是船边工人)投入过一次罢工斗争。工人忆述，当时码头由一家外判公司分给4个二判判头运作。船边工人分在固定的组里工作，一小时处理15个货柜，每组8人(3个揸纸、5个水上姑爷)，工作负荷已经很重。公司竟然还要酝酿缩减人手，一组减到6人(2个揸纸、4个水上姑爷)，工友感到非常不满，向职工盟求助。资方拒绝谈判，最后工人行动升级，有近300名工人参与了罢工。 在风雨中罢工一天多，HIT就撤换了该判头公司作为响应。工人以为斗争胜利，但HIT委派接手的公司竟然是近日声名大噪的“成功”(SAKOMA)和“富大”(FLOATA) (详见注1)。没多久，心细的工人就发现所谓的新判头公司，根本是HIT的裙带公司，不过是大老板左手交右手逃避雇主责任的诡计。这一点，直到2013年罢工受到社会关注，媒体才揭露出来。 在“新接手”的外判公司操控下，工人的工作待遇和环境每况愈下，逐步减人工、减人手、加工作量，船边工人一组由8个减到6个， 95年的一更工资(24小时) $1400多， 96年被减到$1150，机手则忆述每更减了$200。 这场“失败的胜利”留下的苦涩味道使码头工人的斗争陷入停滞，曾参与过那场斗争的工人，留下的印像是被撤换的外判公司“一开始已经说做不下去”，所以被撤换也不是工人斗争的成功。积极工人想成立工会的计划搁浅，没法再组织起大型抗争对抗资方的步步进逼。 “码头‘鬼’多过人” 一位核心工友突然说出这一句，笔者心一惊，早前在现场听说，码头工伤死亡事故多，鬼故事也多。然而此鬼不同彼鬼，“鬼头仔”是也。码头内有数间大码头公司，其下又有大大小小的二判三判，工人入行常常是靠关系，能否开工又被判头箝制，关系错综复杂，哪些人是资方的线眼，一时半会分不清楚。再加上18年前那次抗争的教训，有心推动工人行动的都非常谨慎，以免不小心中了资方打压工会的计谋。 码头外判工人的战斗性很强，十多年间爆发过多次抗争，但是直到2005年前，都未能组成自主工会。97回归，怱怱获得的集体谈判权又怱怱地失去了，一位核心工人概叹“那是香港工人阶级黑暗的一日﹗”。经济危机和SARS接踵而来，公司以利润亏损为由要求员工共渡时艰，公司工和外判工人工资继续连年下降，工作量持续增加，2011年船边工人仍然是6人一组，一小时要处理的货柜增加至21个。 到2005年，职工盟协助现代码头(M记)工人追讨解雇赔偿之后，被现代解雇的工人没有离开码头，他们去了HIT旗下的码头。有工会斗争经验的工人走在一起，才终于成立了10年来念念不忘的工会。 听理事分析，不难想象他们面对的状况有多复杂，故他们时常保持低调，有时甚至要适当地保护自己，因为一旦被公司或判头知道哪些工人是积极的，极有可能会遭到打击或者针对。说来也是，参与社运和学运的朋友，到哪里都光明正大，是因为我们头上没有时时盯紧的老板，可是在职场，就没有那种自由了。究竟工人真的是被动依赖，或是隐藏实力，恐怕不能简单判断。 受扎铁工潮启发 2007年扎铁工潮及其后几年扎铁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经验，启发了当时的工会理事思考推动行业性工资调整。他们想，建筑业工人也是层层外判，分属不同判头，最后团结起来成功争取行业加薪，在葵涌货柜码头的外判工，也是被外判打散，是不是也能参考扎铁工人的经验呢？2013年罢工现场的工人更直言，扎铁工人成功争取，结果非常鼓舞。他不怕工潮延长至36天，40天也可以﹗ 行业性工资调整的契机终于在2011年来到。这时，船边工人一更的工资竟然是比1996年还低几十元的$1,115﹗在沉重的通涨压力下，工人向公司提出加薪，得到的响应是每更加70元。工人愤怒了，有人在与判头饮茶时拍台︰“你给我一个理由留下来﹗” 工会理事把握会员聚餐、工人放工后饮茶消遣的机会，向工人提出工资应该争取以“通行（行业性）调整”而不是分不同公司调整，得到很多任务人的支持。这一年，工会首先以工会名义向两间外判公司(永丰和现创)发信，要求船边工人行业加薪$200。资方拒绝谈判，工会发出短信给会员，号召团结行动争取加薪，收到400多人的积极响应。走到这一步，大判HIT和中远要求外判商平息争议，船边工人真得争取到了行业调整，统一加薪$200/更，虽然实际执行时资方依然缩数，少付了$45，但这场胜利是工人继续斗争的强心针。 另一方面，外判机手没有加入船边工人行业调整的抗争，因为工会此时仍以船边工人为主。在2011年，工会的要求是每更加$100元，货柜运输业工会（工联会）收到消息就与HIT闭门商议，次日就出通告说已完成协商，每工加$60，工人大失所望。 2012年，通涨达到8%，“菜心都十几蚊斤”，工人生活压力明显增大，工会亦再尝试组织和动员，但这年工人普遍不太积极，有不少工人信心不足，知道加人工要看HIT，他们认为去年已加人工，再加的可能性不大。工会最后无法推动成功，但是也有部分工人不满，指责工会没有争取。 就在这一年的会员聚餐上，工会理事详细报告了工会的工作，并与会员作关键的讨论︰工人想要达到要求，就一定要出来团结行动，只靠工会代言，不可能成事。 “斗争只是迟早的事” 理事其实心水清，2012年工人不动，不是泄气，是怨气在累积︰“2012年通涨8%，一个早餐由$20，加到$30，大家不动﹔2013年通涨5%，迟些早餐加到$40你动不动？加到$50你动不动？”何况还有那45元资方缩数的“欠账”、拖欠假期钱、职业安全、工伤保障等等等等﹗工会理事清楚知道工人累积的愤怒一定会爆发，只差迟早。 经过多年的磨练，理事们也明白，斗争的前提是工人都清楚斗争的目标和理据是什么，也要有坚定的团结基础。所以2013年码头的斗争其实经过绵密的组织和酝酿，一方面是会内反复凝聚共识，另一方面是拓展一直未能大规模组织的外判机手。FACEBOOK专页“码头的辛酸”的运作正是以机手为主，初期重在收集工人的信息和意愿，后来发展成全港巿民共同关注的工人喉舌。 今年年初船边工人内部讨论，一开始工人就主动提出加薪$300，甚至有部份要求加$500。最后工会团聚内部共识，得出统一要求︰船边工人每更加$300 ($12.5/小时)。   为什么是$300？工会理事郑重地列出了历年来的工资变化，向笔者解释︰如果以1996年工资为基数，平均每年薪金调整2%，17年累积调整下来，就应该是加到$1,610，2011年调整到$1,315，所以今年应该每更加$300。“一定要有理有据﹗”他重复了这句话几次。笔者惊讶于这笔账算得如此细密，更惊讶于工人要求是多么谦卑︰既不是要求以95年的工资为基数，每年加薪幅度还要只是2%。然而，就算是这么基本的要求，资方都拒不理会，真是令人愤怒﹗ 终极一战？ 统一了工人的集体要求，明确了争取的理据，坚实了团结争取的基础，工会向资方发信，得不到回复下，3月举行了两次针对和黄及长江集团的抗议，得到不少工人支持。 此时，资方出动外判判头向工人四出游说，但坚持只加5%。有工人闻言怒不可遏：“你当我哋乞儿啊？几十蚊，食个饭都唔得！”。后来资方唯一的松动就是加5%之外送礼物，工人嗤笑︰“送层楼就得﹗送只船就得﹗” 对工人来说，怒火已经点燃，终极一战，在所难免。3月28日，工会发起罢工行动。船边工人打头阵，当日早上，百多名工人在六号闸外聚集，要求公司对话。公司又一次拒不理会，工人行动进一步升级，突破保安防线进入码头范围内，要求公司与工会对话。这一冲，就揭开了牵动全港的码头工人罢工斗争。其后更多船边工人、外判机手也抛下手中的工具，目前有接近500码头工人罢工。 码头工人抗争，最初被媒体抹黑为暴力对抗，但这九天来，码头工人以他们的坚定和清醒，一次次顶住了资方的挑衅和威逼利诱。整个货柜码头有3,500多任务人，罢工的只是500人，但已对资方造成每天500万的损失，严重瘫痪了码头运作，这再再说明了工人的力量，说明了是谁养活谁。 从罢工人数上说，1/7的工人罢工，力量并不强。对手和黄是国际级的码头霸主，香港本地的垄断资本集团，碾碎镇压过全球各地多少劳工抗争，这是一场“蚊髀对牛髀”的斗争。工人勇气之巨大、决心之坚实，辅以有效的社会动员，契合了香港人多年来饱受资本挤压的经历，这场罢工行动和全民对抗资本的觉悟正在同步提升。 走过的路如此曲折，有多大胜利的希望，也有多大失败的阴影，对兄弟有情的，更会充满忐忑。在资方威胁不复工就解雇、法院又颁布临时禁制令的低潮时，罢工工人都仍然坚守初衷，表现出强大的工会意识和集体意志，给工会核心份子极大鼓励﹗4月6日召开的员工大会工人集体议决，除了加薪、职案和福利要求，还要求资方(必须包括HIT)承认工会谈判地位，与工会代表谈判，签订协议，在外判合约中明确工人的工资额，订立工会每年谈判机制，落实工人的集体谈判权。 一位工人说，“同一海洋上”这口号是他想的。扎铁工潮当年的口号是“同一屋檐下”，他自豪地说，码头工人都是在海上的兄弟，同是工人阶级，所以，要用这口号召唤不同外判公司、不同工种的码头工人︰“要加(工资)，就通行加﹗” 注1： 2013年4月3日媒体揭露，HIT其中两间主要的“承办商”成功(SAKOMA)和富大(FLOATA)，其董事高层基本上就是和黄和HIT高层，包括严磊辉。而机手的主要外判商高宝的三名股东也被揭发是HIT退休高层。 4月5日，苹果日报继续报导，神秘的外判公司永丰前身是一间叫“权记国荣”的公司，“权记国荣”之前曾叫过“成功”，再之前则叫“宏光”，最早叫“东方新记”。在宏光年代，工人的待遇不错，但“成功”接手后就开始减薪及冻薪。根据查册，成功码头Sakoma，前身是一间叫“宏光货柜码头”的公司，这间公司是在90年代卖了给和黄，才改名“成功”；换言之公司在和黄接手后，工人待遇就开始转差。   L.S.P、舒：香港“左翼21”成员 【原文链接】

  集体谈判权是劳动三权之一，其余两项为──组织权及罢工权。为甚么不包括合理工资、工时、假期、职业安全等更「实际」的权利？因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唯有工人展现集体力量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才能凝聚足够的力量去争取其他实质劳动条件的改善。 经过十多年的斗争，最低工资终能成功立法，可算是工人运动的胜利。由十年前的大众传媒及主要政党一致反对，大部份市民纵使支持却有不少的忧虑和保留，到今天取得社会一致共识，而议案亦即将在立法会通过，总算是得来不易的重要成果。 可是，争取最低工资运动却未能转化、累积为参与性群众运动的力量。很多工友乐见其成，总之“你能成功争取我就能受惠”，也可能对劳工团体建立了一定好感，但未能体会到参与的重要性，体现不到加入工会、团结抗争的斗争经验。 劳工运动面对当前形势，下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斗争目标就是争取集体谈判权。 集体谈判权是劳动三权之一，其余两项为──组织权及罢工权。为甚么不包括合理工资、工时、假期、职业安全等更“实际”的权利？因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唯有工人展现集体力量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才能凝聚足够的力量去争取其他实质劳动条件的改善。   集体谈判权是工会的灵魂 在不少欧美地区，成立争取成立工会，就等于同时取得集体谈判权。亦正因如此，工会会员的薪酬待遇，明显比非没有工会保障的工人高。以美国为例，劳工部的数字显示，在2009年，工会会员透过集体谈判，取得比非工会会员高28%的工资。 加拿大总工会的数据亦显示，工会会员的平均时薪，比非工会成员高出加币5元(约港币36元)，而女性工会成员的平均时薪，更比非工会成员的在职女性高出加币6元(约港币43元)。与此同时，在加拿大，79%的女性工会成员拥有退休金保障，非工会成员的在职女性当中，只有32%享有这种福利；78%的女性工会成员拥有医疗保障，非工会成员的在职女性当中，则只有40%享有这种福利。 这正正反映，对那些地区的劳动者来说，工会作为一种工人的团结力量，并不只是停止于抽象的理念层次；而集体谈判，亦远非香港一般工友所理解的“集体梗系好啲嘅”那种较抽象的乐观期望，却是能实际促进改善工会会员权益的具体制度性安排。   香港的“工会”现况说明了甚么？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于2008年底1有752间已登记工会，会员人数达708.953人，职工会参与率超过两成。这个数字与不少欧美国家相比，都不算低；可是集体谈判协议的覆盖比率却肯定不足1%，远为落后。 超过70万的工会会员人数，绝对是不低的数字，但当中水份却甚高。部份工友为了获得工会提供的福利金或其他购物等优惠，加入了超过一个工会，从而出现会员人数重复计算的误差。另一方面，不少工会──尤其是历史较久的──都设立所谓永久会员的制度，只需交一笔永久会藉会费，就能享有生、老、病、死种种福利金“着数”；即使退休、转行，甚至不满工会而申请退会，仍然被当作有效会员。当然还有不少在报读各种兴趣消闲课程时多交一点费用就自动成为工会会员的“工友”。 除了会员人数的水份外，工会数目的水份也甚高。现行种种被政府“统战”的荒谬制度──例如立法会功能组别、劳顾会、选委，都实际令那个号称全港最大的工会联会，不断将同一行业甚至企业内的工会分拆上市，而获取更多换得实质“利益”的筹码。 有人将现时“劳工界”的混乱状况归咎于殖民地政府照搬英国那套自由放任的劳动市场体制，但其实政府──尤其是特区政府──花了大量功夫和资源，将“劳工界”中的工会吸纳进体制当中，以达统战和驯化工会的目的，绝非自由放任的。 试问这些“工会”怎能向广大的劳工者说明团结斗争，争取工会集体谈判权的重要性？难道劳动者真要找个解慰的借口──中国人就是比较难团结，或外国的月亮圆一点？ 集体主义的失落，工运斗争如何承传？ 回顾工运历史，不难发现香港亦曾经出现过强大的厂房工会运动，不少工厂东主都要与强大的厂房工会谈判及作出妥协，这亦可理解为集体谈判的雏型。可惜到了后期，因受政党控制的工会，须根据“阿爷”的指令而鸣金收兵，再加上去工业化等其他社会经济环境转变的外在因素，令厂房工会运动日渐式微。 而七、八十年代蓬勃发展的独立工会运动，又多未能继承过去的运动遗产，逐步发展成一种偏向类似压力团体的运动形态，以提供劳资纠纷介入服务、举办意识提升小组及争取改善劳工法例为主要工作。而在组织工人参与工会，争取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方面，多年来一直处于一种浮浮沉沉的状态，每每在大型劳资纠纷时有一点收获；但在风平浪静的日子，一般工人投身参与工运的程度未见有突破性成长。 笔者并非意谓过去的独立工运走了歪路，毕竟工运的斗争，并非凭运动组织者的主观意识形态可定夺，却总为当时的具体历史及物质条件所制约。不过，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可折射出民众在这过程中的得与失，让我们总结当中的经验和教训。   重塑集体主义，争取工会集体谈判权 到了1997年，李卓人在当时的立法局提出《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私人条例草案，并成功地争取部份民主派议员支持而获得通过。可是这条短命的法例，在回归后就迅速被欠缺认受性的临时立法会冻结，继而废除，连号称代表劳工界的议员也没有作出捍卫。 尽管英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争取集体谈判权并不需要依靠法例2，更重要的是工会会员的团结斗争，但《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的框架，却有助指引工会的团结斗争方向。 顾名思义，条例所保障的，包括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这三个层次的权利：   代表权 雇员有权透过所属职工会的职员，代表处理有关申诉及纪律等事宜。 雇主须容许职工会职员于适当时间在工作地点与雇员联络。   咨询权 若职工会会员人数超过企业员工人数的15%，雇主必须就以下规定的事项，与该职工会进行咨询； 雇主须在实行关乎雇员利益及与以下事项有关连的措施前，咨询职工会代表的意见－ (a) 企业拥有权的变更； (b) 企业全部或局部关闭或搬迁； (c) 企业工序重组或引进重大的技术转变； (d) 裁员；及 (e) 集体性的更改聘用条件及条款。   集体谈判权 若职工会会员人数超过企业内员工人数的15%及获得企业内超过50%的雇员授权，雇主必须承认该职工会并与之进行谈判。 雇主须与获承认的职工会进行谈判的事项包括 (a) 雇佣条款及条件； (b) 实际工作环境； (c) 工作分配及工序安排； (d) 处理雇员纪律事宜的程序；及 (e) 职工会及其职员的设施。   以上种种权利，除了透过立法来保障，其实亦可以透过工会的斗争来换取的。 香港的工会──当然不包括那些保守、反动、亲资方、亲建制的黄色工会──过去惯于太过无私，为工友、会员争取改善待遇的同时，并没有着意同时争取提升工会的权利──或许是大方地认为没有所谓，不用计较，或许满以为工友得益后自然会长久报效于工会。 要推进集体谈判地位的提升，当前的瓶颈在于如何令工会的理事、会员及一般劳动者都认同及重视，工会权利的争取与获得，才是促进工人权益的力量来源。只有能凸显工会及集体谈判权有与无的分别，才能向一般劳动者清楚说明他们参加工会的重要性，加强他们参与的动机和积极性。事实上，有一些工会的确透过过去的斗争，或多或少地取得上述一些权利，从而为会员的福祉带来哪怕是一点点的增进。工会集体谈判权的增长，对争取工人权益的杠杆式效应，正好需要有这些例子作说明。 过去几年相继爆发的大型工潮，再度引起对集体谈判权重要性的关注。持续36天的扎铁罢工、接连出现的屈臣氏、雀巢的罢工、起因都是雇主对工人的要求完全没有协商的余地。回归以来，打工仔女总是在经济衰退时首先被无情牺牲，但却总未能因经济复苏分享到任何成果，一般市民对于工人透过罢工来争取权利的接受程度亦愈来愈高。问题是，如何能将集体行动成果巩固为长远的工人集体组织力量，超越过往十多年那种此起彼落但往往昙花一现的局限？这是一个除了工会运动以外，一般的社会运动及更广泛的民主运动共同面对的难题，有机会另文再谈。   延伸阅读： 工盟团结报2008年2月号：《调查：港式劳管协商效用成疑  建议恢复集体谈判权》 http://www.hkctu.org.hk/contentr.php?orgtopicid=1036 职工盟出版：《集体谈判，与我何干？》工会教育小册子 http://www.hkctu.org.hk/test/admin/upload1/tmp/c1498.pdf http://www.hkctu.org.hk/test/admin/upload1/tmp/c1395.pdf 梁柏能：立法保障“集体谈判权”刻不容缓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795   陈昭伟：香港职工会联盟统筹干事，香港“左翼21”成员 【原文链接】

虽然中港二地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然而在跨国资本主义和巿场经济同时在 中港两地横行的脉络下，中港工人同时要面对相同的问题(如长工时、低工资、层层外判和中间剥削等)。而这些相同的脉络和问题便成了比较两地工运的基础 。 【明报专讯】编按：自2006年开始酝酿的码头工潮，时至2013年才爆发。罢工开始两三天内，工人在facebook的专页由几十人到逾万人关注；资方多次公开发言，劳方立即在facebook响应，并获广大市民支持，截稿前所获捐款(未计物资总值)已近300万港元，并收到世界各地多个工会声援。研究劳工课题的左翼21成员萧裕均，与读者分享他对中港两地劳工课题的差异，有助分析当前形势。 葵涌货柜码头工潮，既令香港的社会矛盾再次聚焦在大资本家与工人间的剥削和阶级矛盾上，把香港沉寂一时的工运与香港周边地区近年的罢工浪潮接轨，重新加入挑战全球资本主义的行列。然而，无论从数字或规模上看，过去几年，香港工运确实“跑输”其他相邻地区。内地每月都有几十宗罢工，罢工人数动辄上千人。在葵涌货柜码头工人罢工的前三天，辽宁省大连巿便出现因工人被拖欠工资而3万工人徒步下班，继而有2000名工人罢工。相比下，香港过去几年屈指可数的罢工实是相形见拙。 是次罢工刚好给我们一个契机，深思关于香港的工运：为何香港的罢工会这么少？在香港这号称自由之城的地方，为何组织罢工都要输给以维稳见称的中国内地呢？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香港和内地有这么不同的劳动关系呢？ 内地工会状况 虽然中港二地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然而在跨国资本主义和巿场经济同时在中港两地横行的脉络下，中港工人同时要面对相同的问题(如长工时、低工资、层层外判和中间剥削等) 。而这些相同的脉络和问题便成了比较两地工运的基础。 在内地，除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外，政府既不承认其他工会，更打压任何尝试组织独立工会的人士和工人。众所周知，在内地的外资企业，很多在工厂层面官方承认的工会都不过是为资方服务的“黄色工会” 。这些工会的主席多是工厂经理，完全不能代表和反映工人的利益。这情况下，工人根本不能循工会反映要求。工会因而失去排解工人不满情绪的排气孔作用，直接使内地工人的不满日增。 比较下，虽然香港有自由和权利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工会，但香港的工会从战后以来一直都因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而处于零散和分裂状态。在现时层层外判的情况下，香港工会的形态更越形分裂。这状态不单在平日组织工人加入工会上已出现困难。在每次工潮出现时，更会削弱内部工人团结。更糟糕的是，罢工期间，资方便有机可乘。例如在几年前的扎铁工潮中，资方只承认较保守的工会，试图削弱工人的进取要求和团结力量。 内地劳工法国际化 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虽已全面走资，但至今代表资本家出席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三方咨询委员会的中国企业家协会尚未全面发展。故此，在这三方框架下，劳资两方皆处于弱势；相对地，中国政府的角色便十分吃重。然而，由于中国政府内部亦分别有靠拢资方和劳方的势力，故在制定与罢工相关的法例和处理罢工的手法上便出现分歧。例如，现时的中国劳动法不单没有规范罢工的细节，就连罢工的字眼也少见。这使在内地罢工变成“既非合法，也非不合法”的吊诡情况。罢工合法与否，全看地方政府和工会如何诠释工人的罢工权利，间接造就内地工人罢工的空间。 香港与内地相似，没有罢工法。香港工人罢工的权利就全靠《基本法》第二十七条中“香港居民享有组织和参与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和《职工会条例》中对工业行动的薄弱保障。在没有相关法例保障下，政府的角色便同样重要。我们可以看出，在是次码头罢工中，政府迟迟未有介入，直到罢工基金捐款急增，见民意归边，才出面斡旋。其时，法庭早已向工人和支持者颁发临时禁制令。到底政府有多重视工人权益，今次事件可见一二。 工人维权意识差异 不能不提的是，中港两地不同的劳工法亦深远地影响两地工人利用罢工来争取自己应有权益的意识。比较现时香港和中国内地对工人的基本法律保障，用“一流城巿，三流劳动保障”来形容香港的劳工法例绝不为过。中国内地于1993年就每天标准工时和每月最低工资立法。可是，香港几年前才有最低工资立法，而与最低工资同样重要的每天标准工时立法依然遥遥无期。 众所周知，标准工时和最低工资立法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必须同时执行，方能避免资本家藉加长工时来剥削工人。是次码头工人的长工时和低工资便正好反映这点。没有标准工时立法，就没有超时加班和法定补水的概念，更遑论工人能依仗劳工法来争取合理工时和补水的权利。在资本家横行的年代，劳工法内对工人各方面的权利保障，是工人最后的依靠。这亦难怪，内地的工人在这方面的意识确实较香港工人为高。现时，内地大多的罢工都是工人争取自己在劳动法内规定的应有权利(如追讨欠薪和加班费) 。 罢工照妖镜 虽然上文从比较角度点出几个直接和间接窒碍香港罢工的因素，我们也不能因而过分悲观。至今，是次货柜码头罢工有两点独特之处：一、巿民的广泛谅解和同情。某程度上，码头工人十分合理的加薪和减工时的要求，其实亦是众多小巿民过去几年敢怒不敢言的个人愿望。巿民的谅解和同情，反映在罢工基金的筹款数字上。资方不断制造“罢工影响经济”的论述仍未收效的状况亦能看出这点。二、罢工的矛头明确指向大资本家。这鲜明的控诉对象，不单把一直以来利用外判手段来掩盖其剥削工人的大老板难以逃避责任，更令一众偏帮或与资本家共谋的保守工会和政府官员等“牛鬼蛇神”无所遁形，不得不连日潜水，使广大巿民看清这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 最后，假若是次罢工能成为改变香港工会长久以来积弱的形态，以及逼令长期向资本家靠拢的香港政府，不得不立法保障工人罢工和其他基本劳动条件(如加速推动标准工时立法)的权益，是次罢工将成为战后香港工运最重要的里程碑。 (标题为编辑所拟)   萧裕钧：澳洲国立大学博士候选人，专攻中国、香港和越南劳工课题，香港“左翼21”成员。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