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茅于轼接受网易新闻专访   　　 关于批评毛泽东的文章 　　批评毛可能有点轻率 　　网易新闻：您写了批评毛泽东的文章后，收到了什么回应？ 　　 茅于轼： 我收到过威胁我的电话，其他就是网上的，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网易新闻：接下来您的打算是什么？ 　　 茅于轼： 我还是按照我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嘛。 　　网易新闻：您对自己的人身安全采取了什么措施？ 　　 茅于轼： 我出去演讲，进去、出来都有人陪同；会场上有保安；进入会场都有严格的控制。 　　网易新闻：您一直以自己的理智为骄傲，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足够理智吗？ 　 　茅于轼： 哦，可能当时考虑的有点轻率。 　 　中国走向何处是迟早要解决的，我不过是挑个头 　　网易新闻：我刚和赵老师聊天（注：茅于轼夫人赵燕玲），（她）说您这篇文章写了很久了，有一天突然发出去？ 　　 茅于轼： 写了可能有一年多吧，我看了（辛子陵写的）那本书以后，也不光是（他的）书，（还有）好多关于毛泽东的书，特别是外国人写的翻译成中文的有很多的书，我看了不少。而且我推断这个反映的事实是合乎逻辑的。 　　网易新闻：为何（选择现在）发出这篇文章？ 　　 茅于轼： 因为现在大家呼吁政治改革的呼声很高，社会矛盾也很多。所以中国走向何处去，这是一个迟早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发了。 　　网易新闻：要解决中国走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何要回过头批评去世多年的毛泽东？ 　　 茅于轼： 因为到底中国走向何处，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方向，还是人权民主法制是方向？看现在很模糊，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的。我不过是挑了个头。 　　网易新闻：您曾经在今年“两会”时指责当局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没有包括“政治改革”，这个指责和您现在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之间有关联吗？ 　　 茅于轼： 政治改革就是我方才讲的，你要朝哪那个方向，是用毛泽东的理论来指导，还是用我们的人权和法制、民主的理论来指导？首先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两者之间）当然是有密切联系的。 　　网易新闻：您打算如何应对“人民公诉团”？ 　 　茅于轼： 他们要（起）诉的话，我就应诉。当然，我不希望这件事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个法律问题，这是认识问题。这个需要通过和平的讨论、理智的分析，摆事实讲道理把它搞清楚。 　　网易新闻：您期待出现类似“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吗？ 　　 茅于轼： 对，差不多。 　　网易新闻：除了对毛泽东的功过的评价，您对毛泽东思想是赞成还是反对？ 　　 茅于轼： 他的思想在建国的时候有不少好的思想，我觉得有些做法、群众路线、尊重工人农民的地位，这些都是很好的思想。他的《毛选》的前面的《矛盾论》、《实践论》那个我们都认真学的。但是后来事实上做得不是那么回事。他要解放的工农群众，但是最受罪的，最痛苦的就是他们这些人。 　　网易新闻：但这次反对您的很多人是工人，特别是原来在体制内“吃大锅饭”的。 　　 茅于轼： 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年轻人，没有经过文化革命，而且现在我们的政府是尽量掩盖文化革命的事情。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不会喜欢文化革命的。 　　网易新闻：您上周去香港，当地人怎么评价您写的那篇文章？ 　　 茅于轼： 没有人提。 　　网易新闻：这还挺令人惊讶的。 　　 茅于轼： 对了，就是一个没有。不管是媒体或者朋友，没有一个人跟我谈起这件事。我也觉得很奇怪。 　　 社会 　　现在还有重新搞文革的土壤 　　网易新闻：中国过去的80年历史，您会怎么概括？ 　　 茅于轼： 中国（过去的）八十年就是走了一段弯路。 　　网易新闻：您有没有对政治特别迷茫的时候？ 　　 茅于轼： 最近迷茫就是这个社会的矛盾的原因，到底是贫富分化原因，还是特权的原因，还是机会不平等的原因。这个问题我还是在琢磨，没有太大的把握。 　　网易新闻：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什么要开始关注政治？ 　 　茅于轼： 我研究经济学，财富怎么创造的，就是交换创造财富，但交换的前提是财产的保护，人身的保护，或者说就是人权，这个时候经济跟政治就发生关系了：经济要好，最后还是需要有一个人权的社会，平等和自由的社会，不是专制的社会。 　　网易新闻：周有光老人曾经说“一个社会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从专制到民主的必然的一个发展过程”，就您的感受，您觉得中国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茅于轼： 中国其实在政治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跟毛泽东时候比较，我们已经不是神权，现在其实也不是君权了，我们跟北非都不一样，北非一个像穆巴拉克三十多年卡扎非四十多年，而且都会把自己的位置传给儿子。中国这个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对政治犯也是很客气的，我们没有杀过政治犯，改革以后。我们关了很多政治犯，但是没有杀过政治犯，毛泽东的时候杀了好多政治犯的，杀遍了。这是我们的大进步。 　　网易新闻：您曾提倡过“精英治国”，您提倡的精英治国和现在“红二代”们的精英主义的这种方案有什么不同？ 　 　茅于轼： 我是说过，现在社会非常复杂，需要很多的专门知识才能治理这个国家。我的理想的治国的一些人是什么人呢？第一是精英分子，但是这些精英分子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就得靠选举了。我们现在没有选票的制约，所以现在很多人非常愤慨，愤慨这个社会的精英集团抱成团，欺负底层群众。所以现在很多人怀念毛泽东，所以就对现在这个社会要保持稳定，首先得解决这个问题，你得保护基层群众的利益。 　　网易新闻：如果“毛派”接管了中国，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您最担心的会是什么呢？ 　　 茅于轼： 那就很可能第二次文化革命。 　　网易新闻：但现在的毛派倒也并不主张回到过去——“人人都很穷的时代”。 　　 茅于轼： 那他们主张什么？那他们的目标是怎么样的？这个文化革命当然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他到美国去发起不起来，美国老百姓不会响应他，所以文化革命有一半的责任是中国的老百姓。 　　网易新闻：为什么呢？ 　 　茅于轼： 这个有一系列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到现在没有消除。所以中国有重新再搞文化革命的土壤，这是我的看法。 　　假话社会不可能是有道德的社会 　　网易新闻：像您和其他知识分子一直在强调，现在的社会没有文化，现在社会没有文化最大的问题体现在哪儿？ 　　 茅于轼： 或者说没有道德吧。这里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市场是讲私心的，私心并不错，错在你侵犯别人的私心。现在市场中不好的事，是有权势的人用自己的权势去侵犯别人的私，这是最大的祸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说假话，掩盖过去好多的事，把它掩着盖着，不让大家知道。一个假话社会不可能是有道德的社会。 　　网易新闻：您在政治经济上的建议，有没有任何一次被当局采纳过？ 　　 茅于轼： 我想会有的。比如说我反对经济适用房，现在这个东西搞不下去了。 　　网易新闻：您的信箱里会不会也有许多普通人的来信？ 　　 茅于轼： 有，经常有，比较多的是写一篇文章要我看，要我批评，这个差不多每天都有吧。有找工作的，有要借钱的，各式各样的都有。 　　网易新闻：您怎么回应那些求助于您的人？ 　　 茅于轼： 我只能尽我的力量吧，我的力量非常有限，我能帮助人的地方也就这些，我能做的事尽量做。 　　 天则所 　　“二十年以后，房子会出现大量的空缺”的说法不对 　　网易新闻：天则所是盛洪、您、张曙光主要运行创办起来的，您怎么形容你们三个之间的关系？ 　 　茅于轼： 我们三个之间大方向一致，小方向有矛盾，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比如）对事物的看法，解决问题的手段、方法不断地有不同的意见。 　　网易新闻：您原来曾经做过帮助农村致富的事，就是小额贷款这类，但也差点儿成为了非法集资。这个事情带给您的经验是什么？ 　　 茅于轼： 这个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小额贷款，一个是家政学校。这两件事应该说做的都比较成功的，小额贷款我们有了好几个点了，北京就有个点，山西有两个点，马上要在四川开一个点。家政服务的学校我们培养两万人了，九年的时间，我们培养了两万农村贫困地区的妇女，给她们找到了工作，而且待遇得到了保障。她们的地位不断地在改进。 　　网易新闻：有人觉得天则所的报告在细节和数据上有些地方是粗糙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茅于轼： 这个事我觉得是有可能，但天则所的数据都是比较客观的，我们不会受任何利益方的影响。当然我们要精益求精的话经济财力不许可，天则所是民办的，我们得非常谨慎的花我们的钱，所以处处地方要讲节省，这个也会影响到数据的高度和精确度的要求。 　　网易新闻：您年初时提了一个“二十年以后，房子会出现大量的空缺，房价会下跌”的观点，（我还是不太同意）所以还想请教一下您当时的那个说法是为什么？ 　　 茅于轼： 当时的说法，我后来想想说得不对。那个时候怎么想呢，就是说我们的人口结构“四、二、一”的结构会造成房子大量的剩余，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大量农民要进城，这个因素是更大的因素。农民进城他们需要住房子，所以房子还是会不够的。 　　网易新闻：您曾经提到，天则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后继无人，为什么天则所这么有名气了，反而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呢？ 　 　茅于轼： 这个道理很简单：第一天则所待遇很低，现在要找一个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年没有几十万根本不可能找到的，我们天则所一个人拿三千块钱，那谁愿意来呀？这么一个低待遇，而且天则所还不断地面临着风险。我们虽然有了十八年的历史，但是我们的生存是很没有保障的。现在政府非常强势，如果政府真要给我们找麻烦，我们只好关门，没有别的路。像这样一个地方，谁愿意来啊？ 　　网易新闻：您还能找到更多和您有共同愿景和同等能力的人吗？ 　　 茅于轼： 很难，要有共同的目标，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条件，我觉得很难。 　 　争议 　　这个社会不愿意讲理 　　网易新闻：您有没有认真地读过批评您的文章？ 　　 茅于轼： 凡是我能看到的我都认真地读。95%以上没有任何说理的地方，就是骂人，我只好不理他；5%的文章有些内容，但是基本的事实跟我所根据的事实非常不一样。所以我就说摆事实讲道理，你事实不摆出来讲什么道理？ 　　网易新闻：您在评价自己文章的意义的时候说“至少会引起大家的一个思考”，但更多时候引来的反而是骂声，特别是这次，您没有一点介意吗？ 　　 茅于轼： 当然我很介意的，倒不是介意我本身，我介意我们这个社会是这么一个不愿意讲理的社会，这个非常危险。 　　网易新闻：您自己在《八十回望》里面提到，说自己每发一次火就犯错一次，您犯过的最大的错是什么？ 　　 茅于轼： 那都是很早以前，年纪大了以后脾气也没了，也就不大会犯错误，小错误当然会有，没什么大错误。 　　网易新闻：您通过什么事情开始变得理性了呢？ 　　 茅于轼： 这个恐怕也是跟年龄有关系，年龄。我现在对年轻时候的许多想法很否定，很后悔。举个例子说，我在对别人发脾气，发过好几次脾气，现在想想非常不对头。 　　 我的很多想法是理想主义的 　　网易新闻：您曾说八十岁的时候想去做一点您认为重要的事情，对您来说重要的事情有哪些？ 　　 茅于轼： 那你说，如果说我自己想从我的利益出发，我最好听听音乐、看看书是最享受了，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活得要有意义，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自己听音乐、看书，这个对社会就没贡献了。当然也是两种思想的斗争吧。 　　网易新闻：可以认为您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茅于轼： 我很理想主义，我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我对财经的看法，很理想主义的。但是人要有理想啊，理想是一个远的目标，没有远的目标你就会走错路了。 　　网易新闻：如果给您一个机会，让您改变历史上的一件事情，您会选择改变什么？ 　　 茅于轼： 三年灾荒是最需要改变的，饿死三千万人惨不忍睹。三千万人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死了多少人？一个和平时期死这么多人哪。 　　网易新闻：为什么您选择的是三年灾荒，而不是十年浩劫？ 　　 茅于轼： 三年灾荒死的人多，十年浩劫死的人少。 　　网易新闻：随着时间的流逝，您会觉得越来越孤独还是会越来越有力量？ 　　 茅于轼： 不会越来越孤独，因为我说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对的。 　　网易新闻：经过这次的事件以后，以后还会继续有话就说吗？ 　　 茅于轼： 对。 　　网易新闻：今天我的问题就到这里，谢谢您。 　　 茅于轼： 不客气。 　　2011-6-3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李承鹏：“沉默的大多数”这说法并不公平，沉默的大多数，因为你没俯下身去倾听。 @李承鹏：十三亿分之一股东 http://t.cn/ao6n8f 原文转发(18885)|原文评论(2936) 翟明磊在云间：请大伙关注郭玉闪。玉闪不仅古诗做得好。也是踏踏实实的有心人。如果我们多些力气在这种庖丁解牛上，累积起中国的选举经验。不相信中国人不配有民主的鬼话。也不相信天上掉下馅饼的童话，更不相信一天成就的神话。...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1年4月6日以《 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 》为题登载了摘自周有光先生《拾贝集》里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周有光先生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时说：“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在此提请各位注意：周有光先生在“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这个判断里使用了“苏联(国家)解体”与“专制制度”这样两个关键词。十分明确，周有光先生把“苏联(国家)解体”与“专制制度”这两个关键词联结、对应起来，并且判定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专制制度”是“苏联(国家)解体”之因，“苏联(国家)解体”是“专制制度”之果。 　　周有光先生的这篇文章登出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接着在2011年4月9日登出了方绍伟先生题为《 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吗?——“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与“统治商数”的新观念 》的文章，对周有光先生“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方绍伟先生为什么要对周有光先生“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的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呢?对此，他在他的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陈述的：近日，“选举网”转载了周有光老先生在刚刚出版的《拾贝集》中的一篇文章，题为“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我读过文章后，疑问重重，特提出来与大家讨论，希望能推进对“残暴专制”的“冷酷认识”。 　　接着，方先生便对周先生“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论点进行了他所惯用的“冷酷实证”，他说：“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的判断非常解恨，可冷静推敲起来，它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就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这样说有意思吗?不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难道还是“民主导致专制解体”?如果无视其中的“循环论证”，我们还可以自得其乐地说：这是一个“制度观点”，它看到了制度，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无论如何还像是三岁孩童的同义反复和自言自语。 　　为此，方先生提出了与“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相反的观点，认为：“专制制度依靠独裁者的更加专制而得到加强和存续”。他说：不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而是专制制度依靠独裁者的更加专制而得到加强和存续。斯大林如何滥杀政敌，伊凡雷帝如何杀掉大批异己贵族和亲生的儿子，彼得大帝如何镇压反对改革的贵族以及皇后和皇太子，叶卡捷琳娜二世如何杀掉丈夫彼得三世而登上女皇之位，所有这些暴行，说明的根本不是独裁者如何“多行不义必自毙”，说明的恰恰是独裁者靠“统治能力”和政治手腕就能得逞。“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只是芸芸众生的善良愿望，在有“统治能力”的独裁者看来，民心永远是可以通过“利出一孔”来收买的。 　　不仅如此，方先生还声称他已经找到了导致以及防止专制崩溃的逻辑“死穴”，认为：这个“专制的死穴”不是别的，是专制首脑的遴选和继承制度，即“统治商数”。那么，什么是“统治商数”呢?方先生说：我把“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定义为“统治商数”，简称“治商”(有别于众所周知的“智商”)。“治商”即是“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是“统治能力”除以“统治成本”之后得到的商数。只要一个政权制度的“治商”高，只要其“统治能力”能超过其“统治成本”，再高的“统治成本”或“社会不满”都不能导致任何政权的崩溃。透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方先生在文中明确反对专制因专制而崩溃的判断，明确提出：只要专制者能够变本加厉地实行专制，专制制度不仅不会崩溃而且还可以得到加强和存续。面对这个观点，我的脊梁骨在发凉、发冷，因为这个观点十分明确地引导和激励暴政和暴君为了维护和加强其残暴统治而不择手段、变本加厉地去打击、镇压反对派，这在学理上比马基雅弗利还马基雅弗利，在现实中比卡扎菲还卡扎菲! 　　言说至此，我以为，有一个事实很有必要在这里指出来，这就是：方先生在他文章中调换了概念(或关键词)、改变了论题。各位应该没有忘记我在此前提请各位注意的：周有光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使用的是“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这个判断句，而方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使用的则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这个判断句。周先生把“苏联(国家)解体”与“专制制度”这样两个关键词联结、对应起来，以揭示 “苏联(国家)解体”与“专制制度”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方先生在他的文章中通篇都没有谈论周有光先生“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这个核心论题，而是把周先生的“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的论题调换为“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的论题，大肆谈论不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而是“专制制度因更加专制而得到加强和存续”。只要稍微具有一点逻辑常识的人都会看得出来，周先生在“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这个判断里是把“苏联(国家)解体”与“专制制度”这样两个关键词相联结、相对应的;而方先生在他的“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这个判断里则是把“专制制度崩溃”与“专制制度”这两个关键词相联结、相对应的。“专制制度”当然可以等于“专制制度”，但“专制制度崩溃”决不等同于“苏联(国家)解体”。所以，指出方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调换了概念、改变了论题这个事实，实非常必要的，也是一点没有违背事实的。 　　然而，尽管方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调换了概念、改变了论题，但方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讨论的问题却是十分有价值的。以我有限的理解、归纳以及表述能力，我以为，方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讨论的问题可以这样表述为：是“专制因专制而亡”(方先生的原话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专制因专制而亡” 是我依据方先生的这句话的意思抽象、归纳出的表述)还是“专制因专制而存” (方先生的原话是“专制制度依靠独裁者的更加专制而得到加强和存续”。“专制因专制而存”同样是我依据方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抽象、归纳出的表述)?对于这两个判断，方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质疑、否定了“专制因专制而亡”的判断，认为这是“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或形式逻辑的循环论证谬误，所以这个判断为假。为此，他提出了“专制因专制而存”的判断，认为这个判断不是“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或形式逻辑的循环论证谬误，而是他经过“冷酷实证”得出的事实结论，所以他认为这个判断为真。 　　把自己的“专制因专制而存”的判断说成是经过“冷酷实证”得出的事实结论(为真)，而把别人“专制因专制而亡”的判断说成是“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或形式逻辑的循环论证谬误(为假)，这表明方先生也没有摆脱形式逻辑的局限，因为当方先生在批评别人是同义重复、循环论证时，别人同样可以反过来批评方先生也是同义重复、循环论证。如果“专制因专制而存”和“专制因专制而亡”这两个判断之间同值对等地相互指责为同义重复、循环论证，那么这两个判断就会同样失去了相应有效的解释力。为此，当形式逻辑由于其自身天然的缺陷——不具备解决事物是真是假的能力——而对这两个判断自然就失去了有效解释力。为此，我们就必须另寻出路，去寻找能够解决事物真假值的逻辑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在人类理智认识史上，只有辩证逻辑才能解决主客存在真假值问题。因此，在这里我尝试借助并运用辩证逻辑的分析方法来评估、分析和论证一下这两个判断各自到底多少成分是真、多少成分是假，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所在。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已经看出：形式逻辑的先天不足就是不能解决事物的真假值的问题，形式逻辑的推理、判断局限于非此即彼、非真即假，但事物往往不是那么简单的非此即彼、非真即假，人类先哲正是根据事物的这种状态发现、总结和创立了辩证逻辑，以揭示和还原事物的即真即假、即此即彼的原本状态。根据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专制因专制而存”这个判断要么是真的要面就是假的，二者之间只能选择一个;同样，“专制因专制而亡”这个判断也要么是真要么是假，二者之间也只能选择一个。方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判断“专制因专制而存”为真、“专制因专制而亡”为假，这明显是使用形式逻辑的推理、判断方法所得除的结论。依照辩证逻辑的分析、判断方法，我们发现，“专制因专制而存”与“专制因专制而亡”这两个判断，其中各自都有真的成分也有假的成分。这两个判断在什么条件下为真、在什么条件下为假，这是政治哲学必须考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下面，我将尝试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分别对“专制因专制而存”与“专制因专制而亡”这两个判断各自具有的真值作一粗浅分析，然后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分析事实，尝试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认识性的结论。 　　二、“专制因专制而存”判断的真值依据分析 　　在我看来，支持“专制因专制而存”这个判断为真的依据可以列举出来的大致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事实依据 　　方绍伟先生在他的这篇文章中振振有词地说：不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而是专制制度依靠独裁者的更加专制而得到加强和存续。斯大林如何滥杀政敌，伊凡雷帝如何杀掉大批异己贵族和亲生的儿子，彼得大帝如何镇压反对改革的贵族以及皇后和皇太子，叶卡捷琳娜二世如何杀掉丈夫彼得三世而登上女皇之位，所有这些暴行，说明的根本不是独裁者如何“多行不义必自毙”，说明的恰恰是独裁者靠“统治能力”和政治手腕就能得逞。“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只是芸芸众生的善良愿望，在有“统治能力”的独裁者看来，民心永远是可以通过“利出一孔”来收买的。 　　是的，从整个人类专制史看，方先生所列举的事实确实存在和发生过。由此可以以做出判断：这些历史事实可以有限度地支持方先生“专制因专制而存”为真的观点。 　　第二，微观、中观历史观依据 　　“专制因专制而存”的历史事实只能由微观、中观历史观来支持。因为，专制的存在，在空间范围上，不可能覆盖全球各地、各国;在时间跨度上，不可能与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并列、重合。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专制因专制而存”的判断只能由微观、中观历史观来支持。 　　第三，历史循环论依据 　　方绍伟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不仅认为“专制因专制而存”，更有甚者，他认为，专制常常是死而又生。我认为，支持这一观点的只能是历史循环论。 　　历史循环论在中国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相比，有着更加巨大的影响力。华夏经典的首经《易经》描述的就是一个自然、人生、社会历史循环图。《易经》把它所描述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自然图景，投射、覆盖到人的生命和生活以及社会和国家运行状态上，便形成了大多数中国人愿意接受和运用的历史循环论。但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对中国的这种历史循环论却作了相当激烈和尖刻的评价和批评。黑格尔认为古代中国没有历史，因为中国社会都在那里周而复始地上演着一个王朝灭一个王朝兴的轮回故事，这就像一个车轮悬吊在空中，尽管在不停地转动，但从来也没有前进一步。 　　第四，价值相对主义的依据 　　“专制因专制而存”的判断必须依托价值相对主义。价值相对主义认为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正是相对的，邪是相对的;真是相对的，假是相对的;善是相对的，恶是相对的;美是相对的、丑是相对的，是是相对的，非是相对的。价值相对主义认为人世间没有衡量和测度正邪、真假、善恶、美丑、是非的标准。因此，我认为，价值相对主义是支持“专制因专制而存”这个判断的最为重要的一个依据。 　　第五，国门封闭依据 　　以古代中华以及古代俄罗斯这两个专制帝国为例，专制政体在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持续长存，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国门持续封闭。中国的国门时至1840年才被打开，在此之前，中国社会都是在周而复始的王朝兴灭的历史循环中度过。因此，我认为，国门封闭是支持“专制因专制而存”这个判断的又一个重要依据。 　　三、“专制因专制而亡”判断的真值依据分析 　　与支持“专制因专制而存”判断为真的依据相反，支持“专制因专制而亡”为真的依据大致也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事实依据 　　如同方绍伟先生为了论证其“专制因专制而存”观点的正确性而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一样，“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的持有者同样也可以列举许多历史事例来论证他们的观点的正确性。 　　为了论证“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的正确性，“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的持有者会指出，方先生所列举的“专制因专制而存”的专制暴君们尽管得势一地、猖獗一时，但他们都不能如其所愿永世长存、千秋万代，他们都因他们的专制残暴而昙花一现、灰飞烟灭。 　　“专制因专制而亡”论持有者为了支持他们的观点为真、他们会援引如下例证：1215年英国颁布自由大宪政，以此为标志，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以限制君主专制权力为目的的宪政国家，众所周知，所谓宪政，就是对专制暴政的制约和限制。另外，1776年北美发生了一场独立战争，战争过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美国民主政体的出现，同样也是对其宗主国专制特权的一种反抗和拒绝。接着，欧洲出现了法、德等民主共和国。作为中国人，最了解和清楚的还是亚洲专制政体的毁灭。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地区经过蒋氏父子两代统治，最终也不得不放弃其家族专制统治转而接受现代民主政体。还有，最近发生的突尼斯、埃及的反专制的革命，以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束的、正在发生和进行的利比亚反对派武力反抗、推翻卡扎菲独裁统治集团的战争，所有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事例，无不佐证了“专制因专制而亡”这个观点和观点的合理正确、无可辩驳。 　　第二，宏观历史观依据 　　毋庸置疑，方先生是依托中观、微观历史观来支撑他的“专制因专制而存”的论点的。与此相对应，“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的持有者则是依托宏观历史观来证明他们的观点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以全球为地域范围、以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为时间跨度考察专制暴君的生命力，我们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专制不能持久、专制都因专制而亡。 　　第三，历史进步论依据 　　“专制因专制而存”观点持有者认为，历史是循环的;而“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持有者则认为，历史是进步的。没错，方先生不仅认为专制因专制而存，并且认为，“独裁统治总是去了又来、经久不衰”(方绍伟：《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介绍和解读西方的相关理论》)。这个观点表面看上去似乎有理，但如果把它放置到整个全球范围以及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去考察，我们立即会发现，这个观点是多么的经不起推敲和验证。 　　人类历史到底是进步的还是循环的?是在某一时段内有循环还是在整个历史长河里都是循环?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人类历史在某一时段会有循环，但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人类历史不可能是往复循环的，人类历史只能是逐渐进步的。基于这个观点，我们不难看出，方先生错把人类历史过程中某一时段出现的循环现象等同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全部过程都是循环的，这下方先生就犯了以点代线或以线代面或以面代体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逻辑错误。 　　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史表明：专制独裁尽管有时候如同方先生所说的“去了又来、经久不衰”，但总的趋势是在逐渐消亡，在专制独裁逐渐消亡的同时，民主自由也在逐渐发生和成长。已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先生在他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的《序》中对人类社会专制逐渐消亡、民主逐渐增长的历史进程作了十分有价值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和论述。他说：“首先，始于十九世纪初的民主化长波到1920年为止，导致了民主在约30个国家取得了胜利。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由于威权主义的复辟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到1942年止，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数量降到了约12个。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化短波再次使世界的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到30个以上。在此之前，这些国家中，又有许多民主政权垮台。始于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化的速度更快，在规模上也超过了前两波。20年前，世界上约有不足30%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现在，60%多的国家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公开、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来建立政府的。约在25年前，威权政府(军人政变集团、个人独裁政权等)似乎蔚然成风，今天，千百万以前曾在独裁专制统治下受苦受难的人生活在自由之中。此外，由于历史上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和平地带也得到了大大地扩展，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地降低。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由此可见，亨廷顿所描述的全球民主化所经历的三次浪潮的基本过程有力支撑了历史进步论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与此同时，也就否定了历史循环论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同理得证：历史进步论又有力地支撑了“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同时也就否定了“专制因专制而存”观点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第四，价值基准依据 　　“专制因专制而存”观点持有者所依托的是价值相对主义或价值虚无主义，而“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持有者则认为价值不是虚无的而是存在的，价值不是相对的，价值有其不可突破的底线，价值有其普遍公认的标准或准则。我以为，这个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底线、标准或准则，就是人类远古共同认可并遵从的原初道德原则，这个原初道德原则就是善，这个善就是公平正义，这种公平正义的善的道德原则到了现代就是人权政治哲学，这个人权政治哲学的具体成果就是1948年联合国制定公布的人权公约，联合国人权公约就是人类有生具有的原初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所表现出的公平心、正义感在当代人类道德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法律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所以说，价值存在论、道德底线论、价值准则论以及现代人权政治哲学是支持“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持有者合理性和正确性的最为重要的一个依据。 　　第五，开放社会依据 　　残暴专制政体之所以能够存续、持久，其所依靠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闭关锁国、与世隔绝。中国这个老大帝国之所以像翻烙饼一样一个王朝灭一个王朝兴地反复反转了几千年，其中一个十分重要原因就是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当今的北朝鲜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其就是拒绝对外开放、拒绝融入国际社会。近代的欧洲诸国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相继结束了专制政体走上了民主道路，就是因为当年地处欧洲的那些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由于地缘特点可以做到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历史事实证明：前苏联东欧在冷战时期铁幕分割之下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可以勉强为继，到了后来一旦对外开放，专制政体就立即土崩瓦解。由此可见，对外开放是导致“专制因专制而亡”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因而也是支撑“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的一个重要依据。 　　四、结论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在此对全文作一个简短的结论：支持方先生的“专制因专制而存”观点为真的依据大致是：有限历史事实，微观、中观历史观，历史循环论，价值相对主义以及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国家存在状态。支持“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为真的依据大致是：历史事实，宏观历史观，历史进步论，价值存在且有准则和底线论以及对外开放下的国家存在状态。根据以上对“专制因专制而存”与“专制因专制而亡”这两个观点真值成分所作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发现：“专制因专制而亡”的观点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因而是真的;“专制因专制而存”的观点本质上是不合理的和不正确的，因而是假的。尽管“专制因专制而存”的观点在瞬时历史事例上有那么一点真值或合理性，但这点真值和合理性也是极其有限的。有鉴于此，我想，在此，我还是非常乐意引用20世纪人类伟大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先生在他的《第三波》一书的最后一段中的最后几行文字作为我的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亨廷顿先生说： 　　“民主在世界上传播的程度取决于世界上和个别国家掌权的人需要传播民主的程度。在托克维尔观察到近代民主在美国出现的近一个半世纪之后，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冲击着独裁的堤岸。在正在兴起的经济发展的浪潮的推动下，每一波浪潮都比前一波进得更多，退得更少。套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但是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导人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的确会前进”。 　　是的，伟大的亨廷顿先生说得对，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民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民主发展、进步的规律与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的规律完全相同、毫无二致：它们都是波浪式前进，它们都是螺旋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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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残暴专制不会导致专制解体，相反，残暴专制可能导致专制巩固；是专制的“接班制度”导致“统治能力”跟不上“统治成本”的上升，最终到专制的崩溃。  近日，“选举网”转载了周有光老先生在刚刚出版的《拾贝集》中的一篇文章，题为“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我读过文章后，疑问重重，特提出来与大家讨论，希望能推进对“残暴专制”的“冷酷认识”。   周老先生的文章记述了俄罗斯的历史（从862年的基辅罗斯、1243年的金帐汗国、1547的沙皇帝国，到1917的苏联、1991年的俄罗斯联邦），苏联74年的寿命（7任领导，5人死后卸任，2人政变下台），还描述了苏联的经济（高速工业化、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苏联的文化（人造卫星、普及教育、禁锢思想、摧残科学）和苏联的政治清洗等等。   文章提出：“苏联模式被人诟病的畸形特点，都是专制制度的表层现象，来源于沙俄奴隶封建专制的帝国。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是帝王的光荣。斯大林跟沙皇相比，小巫见大巫。残暴是专制的工具。秘密警察、集中营、大屠杀，是沙皇的传家宝”。“对苏联的专制制度来说，透明性和民主化不是福寿膏，而是催命羹”，“理论是资本主义结束之后发展社会主义，事实是社会主义解体之后发展资本主义”。   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观点，我高举双手赞成。但是，文章并没有展开论证为什么“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文章有一个2003年的版本，题为“苏联历史札记：成功的记录和失败的教训”，《拾贝集》中保留了“苏联历史札记”的原题，还另收录了“三垄断和苏联解体”一文。所以，不能要求该文进行论证，该文的目的不是论证，只是“札记”，而且在我看来是一篇非常好的“札记”。   但是，当原编辑用“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定题，目的不仅是在于吸引读者，而且在于认同这个说法。可这个论断真的能成立吗？   1，“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   “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是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提出的观点。在苏共亡党十年的祭日，久加诺夫提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所以，“三垄断制度”就是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行政特权制度。“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也就是“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   与“西方和平演变（绿色革命）导致苏联解体”的“外因论”相比，“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是一个更加接近问题本质的“内因论”观点，它以鲜明的立场获得了许多中国读者的认同。如果只从最朴素的感情出发，我强烈支持这个同“外因论”一样错误的观点。我知道感情是对的，研究历史不可能没有感情，但我更知道“感情用事”肯定是错的，“感情用事”地研究历史只能得出错误结论。   “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的判断非常解恨，可冷静推敲起来，它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就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这样说有意思吗？不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难道还是“民主导致专制解体”？如果无视其中的“循环论证”，我们还可以自得其乐地说：这是一个“制度观点”，它看到了制度，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无论如何还像是三岁孩童的同义反复和自言自语。   把“专制”细分成“三垄断”看上去是一个可以避免“循环论证”的出路，可这种“非逻辑的罗列”正好是学术的大忌，“罗列”产生不了“逻辑”。更加致命的是，等到把“三垄断”的罪证罗列清楚，我们发现，“三垄断”已经不是在论证“专制崩溃”，反而倒是在论证“专制巩固”了。原因很简单，“三垄断”最黑暗的斯大林时期专制最巩固，反倒是“三垄断”最松动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专制才开始崩溃。正如周老先生中肯地说：“对苏联的专制制度来说，透明性和民主化不是福寿膏，而是催命羹”。   但是，我们如何调解上面这句话与周老先生的另一句话（“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之间的明显矛盾呢？我们怎么能说“专制是专制解体的深层原因”，同时又说“民主化是专制的催命羹”呢？到底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还是“民主导致专制解体”？   有人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说“三垄断导致老百姓不满，老百姓不满导致专制崩溃”。聪明。可不幸的是，“老百姓不满”本来就是“专制导致专制崩溃”隐含着的观点，把隐含的观点表露出来，并没有改变“专制导致专制崩溃”的内涵，也根本不能使“专制导致专制崩溃”显的更加正确。举个例子，最近中东闹革命，沙特政府也因为“老百姓不满”而惴惴不安，但是，国王阿卜杜拉大打出手、软硬兼施，结果现在依然稳如泰山。“老百姓不满”又能怎样？   有人又提出：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精辟。可同样不幸的是，这还是大白话，它还是没能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早晚崩溃”。是“老百姓不满”还没到极点呢？还是专制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常识告诉我们，应该是“老百姓的不满还没到极点”。   不用再猜了，如果研究历史研究到了这个份上，被常识所困的学者跟中学生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什么“不满还没到极点”？ “不满到了极点”又能怎样？斯大林从1930年代开始的“政治大清洗”，使苏共十七大的1961名代表有1108名被捕，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枪杀，767名陆海军高级军官有512人被镇压；其中，肃反运动前的6名元帅有4名被处决，195名师长有110名被杀，220名旅长有186名被处死，海军舰队司令员最后只留下1人。几十年下来，死在斯大林手下的人数以千万计，最后他还不是寿终正寝？谁能拿他怎么样？这也算“不满还没到极点”吗？“不满到极点”了又怎么样了？“敢怒不敢言”难道只是说说而已的废话？   在相反的方面，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根本就没有出现什么“不满到极点”，可是，这类国家的军事政变和政权崩溃还不是接连不断？海地曾经是如此，阿根廷也曾经是如此；不仅拉美，非洲也是这样。结果，根本不是因为“老百姓不满到极点”才导致政权崩溃，相反是因为政权老崩溃，才导致“老百姓不满到极点”。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很明显，方法论有问题，不可能是别的问题。“感情用事”可以“解恨”，却根本不可能“解疑”。专制的历史跟人类本身的历史几乎一样长，说“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可我们已经“早晚”了至少几千年了。这几千年专制去了又来，还要怎么个“早晚”法才有个头？   很明显，不是“老百姓不满”或“不满到没到极点”的问题，肯定是专制本身某个未被注意的方面有问题，它不仅导致了专制崩溃，还导致了专制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关键之处是，不能因为你和我一样痛恨专制，不能因为你和我一样希望专制马上玩蛋，你就老觉得“专制快完了”、“专制迟早要导致专制崩溃”了。你和我的愿望都是正确的，但“愿望型学术”却是错误的；只有把你和我的愿望“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才能被打破，“认识型学术”才有可能起飞。   2，“精英转变”导致苏联解体？   与久加诺夫的“三垄断论”不同，俄罗斯前副总理沙赫赖花了6年的时间（1991-1996年）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最后在《苏联解体的谎言与事实》中提出，西方的两个流行观点都是错误的，其一是“计划经济崩溃论”，前二是“戈尔巴乔夫促成论”。沙赫赖提出的“精英转变论”认为：苏共上层精英的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类似的观点还包括大卫·科兹的《自上而下的革命》）。   沙赫赖相信，计划经济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上比资本主义优越，但是，由一些精英掌权的制度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手中握有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一旦他们认识到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崩溃。这不仅适用于解释苏联解体，也适用于解释东欧的剧变。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   沙赫赖以自己的经历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切身体验，但他的分析却充满了逻辑混乱。关于计划经济，他否定计划经济导致社会主义失败，却不承认纯粹的计划经济根本不可能持续和有效。关于政治权力，他一方面强调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另一方面又虚幻地认为真正的主权不是民主制度。沙赫赖还把“苏联解体”的“政权崩溃”含义与“联盟解散”含义混同起来，并含糊地以为“符合精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精英转变论”比“三垄断论”更接近了问题的本质，但它还是不能解释类似于下面这两个相关的判断：“苏联崩溃是因为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中国经验论”），“苏联崩溃是因为搞政治改革导致自由化失控”（“ 不可改革论”）。真正的解释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3，苏联解体原因的其它观点   在西方，有许多人曾认真地预言过苏联的崩溃，例如，卡特时期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１９６９年的《困境中的苏联政治变革》，安德烈·阿莫尔里克１９７０年的《苏联挺得过１９８４年吗？》，埃马纽埃尔·托德１９７６年的《终极崩溃》，还有美国前总统里根，以及奥国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但是，多数的苏联问题专家一般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会崩溃，更不必谈预测何时崩溃。   对此，英国工党政治家凯文·布伦南在2004的“苏联学的失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学研究的失败是因为它运作在一个鼓励失败的环境中。各种政治立场的苏联学研究者得到极大的激励去忽视某些事实，把兴趣放到别的方面。这并不是说存在一个什么阴谋。只不过，挑战传统智慧根本不可能发展出事业来”。   可见，左的和右的“愿望型学术”到处存在，因为“挑战传统智慧根本不可能发展出事业来”。在苏联崩溃后，人们联系十月革命、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阶段的社会性质进行分析（见吴恩远：“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世界历史》，2009年第1期），结果，苏联解体原因还是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依然充满了“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观点。例如，孙大为和杨增岽在“以史为鉴：苏联解体原因与启示的再思考”中提出：“戈尔巴乔夫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叶利钦的党内投机行为，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矛盾、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矛盾是根本原因；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积重难返的弊端是其深层次原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反苏战线）是外部因素”（《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好，该说的全被说了。   原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在《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几点思考》中认为：“我们访俄后对苏共失败的原因概括了四句话：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在诸多原因中，必然有一种是主导的、起决定作用的。从根本上来说，问题主要出在苏共党内”。苏共党内的问题是：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党的组织丧失了先进性；党风败坏，严重脱离群众；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路线（《学习与研究》 2008年第3期）。好，该说的全被说了。   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在“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中也提出：“苏联解体有着多种原因，但苏共的蜕化变质是根本的原因。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居安思危——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绪论，类似的还有许新等人的《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   “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观点是“愿望型学术”的另一种表现，因为什么都说了，也就等于什么都没说。“解释”等于是“预测过去”，“解释”对了就能从“预测过去”推到“预测未来”，可面面俱到的“愿望型学术”对未来的实践没有任何“可操作”的意义。至于说“苏共的蜕化变质是根本原因”，这同“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一样空洞，因为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蜕化变质”？“蜕化变质”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制度的必然？   4，“统治商数论”：一种新的历史观   在周老先生文章的留言里，“选举网”的绝大多数读者认同“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解体”的观点，但有两个评论说：“苏联最终解体主要是红军不听党的话，心慈手软”。“长远地看，这样说（专制导致解体）是对的。但是，就某一阶段看，残暴的专制是可以让一个独裁权力苟延残喘的。你看，不是吗？”   应该指出，强调“抢杆子里出政权”和“专制可以苟延残喘”是非常重要的认识。但是，红军为什么不听党的话？专制又为什么老残喘没完？如果独裁崩溃真的不远了，“不远”到底又有“多远”？类似地，现在都说卡扎菲可恨，可他为什么偏偏当权４１年后还完蛋不了？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   上文提到，专制的历史跟人类的历史几乎一样长，说“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可我们已经“早晚”了至少几千年了；所以肯定是专制本身某个未被注意的方面有问题，它不仅导致了专制崩溃，还导致了专制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关键之处是，不能因为你和我一样希望专制马上玩蛋，你就老觉得“专制是在苟延残喘”；“不是因为老百姓极度不满才导致政权崩溃，而是因为政权老崩溃才导致老百姓极度不满”的事实表明，专制延续必有其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强大逻辑，而专制崩溃只是这个强大逻辑的“死穴”。一旦触及这个“死穴”，专制就崩溃，否则，专制就能死灰复燃。   这个“专制的死穴”不是别的，是专制首脑的遴选和继承制度。 “老百姓的极度不满”不是问题所在，因为它只是制度的需求方面，制度的供给方面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政权寿命”的主导方面是“统治能力”的“制度供给”，不是涉及“统治成本”的“制度需求”。“老百姓的极度不满”能够催生新的“制度需求”，给独裁者带来极高的“统治成本”，但如果独裁者有极强的“统治能力”，“三垄断”的“制度供给”就照样能镇住局面，“独裁崩溃不远”就能变得“很远”。   所以，说斯大林如何滥杀政敌，伊凡雷帝如何杀掉大批异己贵族和亲生的儿子，彼得大帝如何镇压反对改革的贵族以及皇后和皇太子，叶卡捷琳娜二世如何杀掉丈夫彼得三世而登上女皇之位，所有这些暴行，说明的根本不是独裁者如何“多行不义必自毙”，说明的恰恰是独裁者靠“统治能力”和政治手腕就能得逞。“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只是芸芸众生的善良愿望，在有“统治能力”的独裁者看来，民心永远是可以通过“利出一孔”来收买的。   但“专制的死穴”就在于：人终有一死。传统君主制在挑战者的威胁面前通过“家族继承”来解决这个问题，现代独裁制则在民主的威胁面前企图通过“亲族接班”来解决这个问题。“亲族接班”的全部目的是消除“延续统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延续统治”是否成功，取决于“亲族接班”的制度安排是否可靠。   可靠的“接班制度”解决最关键的“新首脑三大问题”：执政能力，执政时间，观念偏向。新首脑的执政能力是政权“统治能力”的保障，新首脑的执政时间决定政治预期、政权独裁性质、统治风险等重要方面，新首脑的观念偏向则决定政权对民主威胁的认识。   “苏联模式”的“接班制度”恰恰是一个在这三方面都有大漏洞的制度。如周老先生在文章里给我们归纳的：列宁在职7年，斯大林29年，赫鲁晓夫11年（政变下台），勃列日涅夫18年，安德罗波夫2年，契尔年科1年，戈尔巴乔夫6年（政变下台）。总共74年，7任领导，5人死后卸任，2人政变下台。斯大林在职最长，有29年，树立苏联模式，被称斯大林主义。   这是一种“要么政变要么死掉才换人”的“终身制”，保证“统治延续”的“执政能力，执政时间，观念偏向”，根本无法在这个“终身制”中得到可靠的落实。实际上，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上任，不是因为苏共元老们不知道此人有“观念偏向”的风险，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再选一个“老朽”而像安德罗波夫（2年）和契尔年科（1年）那样很快死去。   表面上，苏联的崩溃是戈尔巴乔夫“观念偏向”出了问题，其“公开性、透明度”的政治改革，使他和新制度的“统治能力”远远无法应付“统治成本”的疾速上升；可实际上，却完全是因为“接班制度”出了“一旦上坡便无法不往下滑”的致命问题。其要点在于，非限任的“终身制”滋生了巨大的“统治能力”风险： 第一，“终身制”导致了个人独断而非集体领导的政治文化，削弱了政权发挥集体智慧、共进共退、协调意志的“统治能力”。   第二，个人终身独断，容易放大个人能力的缺陷和意识形态的偏向，前者可以因为“昏庸无能”而降低“统治能力”，后者可以因为“自由化”和“统治成本”失控而摧毁“统治能力”，两者或者两者的某种结合，都可以导致政权崩溃。苏联的崩溃就主要属于后者。   所以，本文第二节分析的“精英转变论”中的“符合精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正如吉拉斯所论述的“新阶级”一样，事实完全可以是“符合精英利益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权贵完全可以用手中的权力来给任何“主义”下定义。所以，“苏联崩溃是因为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也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问题不是政治改革，而是这个政治改革是有害还是有利于强化“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如此看来，“苏联崩溃是因为搞政治改革导致自由化失控”的“不可改革论”也不彻底，因为任何制度都有“可改革性”，关键依然是“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   我把“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定义为“统治商数”，简称“治商”（有别于众所周知的“智商”）。“治商”即是“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是“统治能力”除以“统治成本”之后得到的商数。只要一个政权制度的“治商”高，只要其“统治能力”能超过其“统治成本”，再高的“统治成本”或“社会不满”都不能导致任何政权的崩溃。   传统君主制和现代独裁制的“制度死穴”就在于，“家族继承”或“亲族接班”制度不能克服一种致命的“基因悲剧”，即国家治理对“德能”的高要求与亲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导致“德能”供给不足的政治遗传悲剧。只有既能保持政权首脑、又能保障集体领导的“首脑限任制”能够彻底克服“基因悲剧”。   这就是苏联崩溃的真正而又根本的原因：斯大林主义的现代独裁制，由于其领导终身制无法避免“基因悲剧”，结果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出现了“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丧失或“治商”的急剧下降，最终使苏共和苏联全面崩溃。   苏联崩溃的这个“统治商数论”（ “治商论”），逻辑上用“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来解释“治商” ，又用“基因悲剧”来解释主导政权稳定性的制度“统治能力”，并用“接班制度”来解释“基因悲剧”的产生，而“接班制度”确定的，正是首脑的“执政能力，执政时间，观念偏向”或制度的“统治能力”。 “治商论”可以用等式表述如下：   “统治商数”=（统治能力）/（统治成本）   “统治能力”=（统治成本）/（基因悲剧）   “基因悲剧”=（德能需求）／（德能供给）＝Ｆ（接班制度、高层制度）   详细解释“统治商数论”并把它运用到其他政权制度并不是本文的任务，但可以肯定的是，都说不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复辙，可即便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仍无法保证不重蹈复辙，因为历史并不是随机地重复着自己，只有制度才是种种历史重复的主要根据。“接班制度”就是专制崩溃不断重复的根据。   ５，结语：“残暴专制导致专制解体”是善良的幻想   在类似“苏联模式”的现代独裁制里（如卡扎菲政权），“基因悲剧”的潜在威胁，要求统治者竭力降低“统治成本”，降低“统治成本”的最好方法是维系政治忠诚，维系政治忠诚必须通过“施舍私人物品”，以收买“民心”的福利政策和以收买“官心”的政治腐败来巩固自己的政治生存，并不惜用对大众坏的政策来实现对自己好的政治，最后实现“长治久安”或“长治于不安”的政权延续。   “统治商数论”有很多政治含义，但最大的一个政治含义是：“残暴专制导致专制解体”是一种善良的幻想。只有“抛弃幻想”，才能“轻装前进”，“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也才能终结。如果读了本文的“统治商数论”后，有人对专制的崩溃还心存幻想，建议再去读读“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和“为什么民主的最大敌人是民主化？”两文。   方绍伟 2011-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