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 茉莉：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
正如作家唐丹鸿在推特上推介茉莉文章说：“茉莉早在07年梳理的中共西藏政策和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引用资料丰富翔实，分析在理，结论令人信服，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思。” 茉莉：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 在达赖喇嘛特使第六次访华，中藏会谈又告失败的形势下，为认识西藏问题的本质，我梳理有关历史现实的脉络，试图概括出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过程。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普通中国人，在对西藏的看法上，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执政前后的巨大转折是：从把西藏视为“外国”，鼓励西藏与中国分离，到视之为不可分割的“祖国神圣领土”。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社会由政治挂帅转为金钱挂帅，对西藏的看法，则由悲惨的“人间地狱”，转而视之为风景独特的“世外桃源”；从被人嫌弃的经济累赘，变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近十几年来，由于民主人权观念的普及，中国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发出与中共当局截然不同的声音。（一） 从“外国”到“中国神圣领土”在1949年中共夺取江山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在野的中共领袖是把西藏当作“外国”看待的，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的思想，主张让西藏等弱小民族脱离中国。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两个宣言。在这两个文献中，中国共产党首次表达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即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达到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谈到长征途中红军遇到缺粮的困境，在藏区获得了藏人的食物以及借宿的帮助，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债务。”（见《Red Star over China》）1945年春，毛泽东在他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还是认为应该让西藏实行“民族自决”。甚至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共高层对各大野战军进行战区划分，其中并不包括西藏。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风云突变，中国大军压境西藏？直到2006年，一位叫胡岩的研究者，在《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的文章，根据新刊布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解开了这个谜底。从1949年初起，斯大林就建议中共“不要过分大度”，不要让西藏独立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此后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元旦之后，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这样，一个毫无自我防卫能力的高原佛国，在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角力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成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具有讽刺性的是，西藏一夕之间的转变，是由于另一个更大的“外国”——苏俄的指示，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以及藏汉两族人民的愿望。 （二）从“人间地狱”到“世外桃源”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他们对西藏的最初认识，大都来自于一部叫做《农奴》的电影。这部电影演绎出一个“解放军进藏救民于水火”的故事，竭力渲染旧西藏“奴隶社会”的残酷。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该影片以文艺的感染力，为中共殖民主义式的占领歌功颂德，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进行恶意的丑化。一个宁静的佛国，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全都被称之为“黑暗野蛮落后腐朽”。不但政治宣传、文艺宣传如此，就连历史也被篡改。中共的一位 “西藏历史权威” 牙含章，曾在他撰写的《达赖喇嘛传》的序言中承认，他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而写，他必须忠实于党的意识形态，而不必忠实于历史真实。在其他信息来源被禁绝的时代，中共一家之说主宰了普通中国人对西藏的看法。强烈的大汉族优越感和对西藏人的歧视，甚至影响了家庭生活，例如，魏京生当年曾经打算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遭到其父母的竭力阻挠，他的父母认为：“老藏民落后得简直像半牲口”。长期妖魔化西藏的政治宣传，至今还留下相当严重的愚民后果。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自八十年代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对西藏采取怀柔政策，中国民间对西藏的印象也开始改变。一些汉族作家陆续进藏，他们讴歌西藏自然风貌和纯朴人情的作品面世，几十年来被妖魔化了的“人间地狱”，开始展现出其真实美丽的面容。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在中国民间也受到尊重，不少被汉化的西藏人开始向自己的民族传统回归，例如，著名演员大旺堆，曾在批判宗教的电影《农奴》中扮演主角，后来成为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徒。一轮又一轮的“西藏热”，使中国人消除了西藏恐怖的偏见。在人们争相去“世外桃源”旅游观光，购买西藏艺术品并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时候，一直迫害宗教人士的中共，以无神论者的身份扮演西藏文化的主导者来了，他们宣称西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奇葩，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光大。一个历史的反讽是，过去向往东方神秘“香格里拉”的西方人，在了解西藏的现实后，开始关注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权的问题。与之相反，过去蔑视西藏文化的中国人，现在却在制造“香格里拉”的神秘感，以之无视并掩盖五十年来西藏被欺负被损害的真相。比较起来，西方人热爱西藏，大都是珍视西藏文化中富有人文主义的内涵，而中国人的“西藏热”，却大都是与旅游兴趣与经济开发有关。 （三）从经济包袱到资源宝库今天，财大气粗的大汉族沙文主义者得意洋洋地宣称，不但是西藏文化在他们的领导下保存和发扬，西藏的经济也要由他们发展壮大，西藏的环境生态更要靠他们来保护。几十年光阴过去，曾经被视为累赘和包袱的贫穷西藏，一转而为中国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当初毛泽东决定要攻打西藏时，他对同党强调的利益只有一点：西藏的“国际地位极重要”。为了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接受斯大林指导的毛泽东，不顾军队多年作战已经疲乏，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强行派遣部队进藏，以致造成藏区的饥荒。在西藏人眼中，被共产党派遣进藏的汉人，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都是大汉族帝国的成员和文化入侵的执行者。但那些汉人在天寒地冻、气候恶劣而又缺氧的高原，却经历苦不堪言的严峻生活。七十年代我在家乡湖南认识的一位健壮的体育教师，在“援藏”几年之中损伤了身体。因此，不少汉人把西藏称为“鬼地方”。“援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事业。从中央到地方，一笔笔援藏资金投入藏区，一个个内地援藏项目建成。据有关统计，1965年到2005年40年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投资累计达到968.72亿元。自1993年始，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占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90%以上。这是一种被称为“输血经济”的经济模式，看起来，西藏似乎成了中国的一个经济累赘。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1998年3月我在印度访问西藏流亡社区时，一位从西藏流亡出来不久的诗人，用诗一般的语言激愤地对我说：“也许中国人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最后一件却是要杀死我们。”使用经济手段，让一个小民族在被剥夺自主权之后，又慢慢丧失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赖以存在的语言文化逐渐消亡，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杀死”。随着青藏铁路通车，中共对西藏的投资所获得的巨大回报，不但是政治上的收益，同时是经济和资源上的。据说一本名为《西藏之水救中国》的书，令曾经在西藏镇压藏民起义的胡锦涛拍案叫好。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内地河流大都遭到污染，于是，中国政府将眼光投向西藏的河流、融雪和冰川。同时，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例如盐湖矿产，铜、铅、锌多金属矿，黄金矿产，以及可以成为世界最大油田的油页岩，也是大汉族政权不肯放过的。过去被当作穷山恶水的西藏，已不再是因“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而背起来的包袱，而是资源贫乏的中国不可或缺的资源宝库。 （四）独立知识分子与民族利己浪潮尽管对西藏的看法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是中共当局五十年来坚持不变的，即中国拥有对西藏的主权。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政治上和经济上，西藏已经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不管西藏人怎么否认他们在历史上属于中国，但只从政治经济利益和军事需要考虑的中国人，出于大汉族利己主义，不曾理睬西藏人的呼声。从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回忆录中，五十年代时，只有个别精通藏文的右派学者，在窃窃私语中告知他人，中共这样对待西藏，藏人决不可能就此屈服。在1958年在西藏高原上的反右运动中，揪出了一个“李、洪、秦反党集团”，驻藏18军的三个军官因为上书毛泽东，建议汉人不要太多地移民西藏，结果被以“出卖祖国边疆领土”罪名遭到惩罚。即使是这些优秀的汉族军官，也从未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直到上个世纪后期，在西藏问题上才出现公开的异议声音。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曾于1992年狱中致信邓小平，驳斥当局在西藏问题上的谎言和歪曲，指出西藏主权归属的不明确性。1994年，曹长青在海外发表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拜流亡西方之赐，不少中国大陆流亡者获得了过去不曾了解的信息。他们开始以同情的态度，重新认识西藏问题。在中文杂志《北京之春》上，持各种观点的人一度展开激烈的辩论。不管是支持西藏独立的激进派，还是主张联邦制的温和派，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致认为，西藏人是中共制度的受害者。《北京之春》杂志经理薛伟率先创办了“汉藏协会”，以促进两个民族的沟通与交流。这些独立知识分子的西藏观点，大都在海外发表或出版。1996年，曹长青主编了《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该书收集了王若望、严家其和丁子霖等十几位大陆人士的文章。1999年，张伟国主编了《达赖喇嘛与汉人对话》。2001年，茉莉主编了《达兰萨拉纪行》，其中收集了“汉藏协会”各位成员访问印度西藏流亡社区的文章。2007年，茉莉在台湾出版了个人专集《山麓那边是西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仍然留在中国国内的王力雄所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例如《天葬——西藏的命运》，《与达赖喇嘛对话》。由于《天葬》一书生动地描述了大量亲身经历和实地所见，通俗易读，因此成为一些中国人的西藏问题启蒙书。但遗憾的是，在专制国家的新闻报禁和言论钳制下，在中共铺天盖地关于西藏的谎言之中，上述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观点，无法传播到广大中国人那里。与此同时，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西藏所拥有的资源，又使大汉族沙文主义进一步膨胀，民族利己主义进一步发酵。在“国家统一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口号下，西藏人的民族自治的权利继续被侵犯。写到这里，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那里有一句口号： “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这意味着，控制了西藏的中国专制统治者，也企图控制历史的话语权。现在我们回顾这大半个世纪来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也就是打破中共对话语权的控制。只有这种微弱的声音为更多的中国汉人所听到、所接受，西藏问题才会有合理解决的希望。（本文是作者于2007年9月在台湾举办的“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登载于香港《争鸣》杂志十月号）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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