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图片皆来自微博、微信、脸书。是“良心工程”，还是“面子工程”？文/唯色拉萨夏季多雨，总是夜夜下雨，白天少雨，虽已不再呈现出往昔所赞的“天如八辐法轮、地呈八瓣莲花”的形貌，但还是空气清新，各种植物充满生机。不只是我，许多拉萨人都少有大雨滂沱的记忆。但这并不是说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水灾。据保存在布达拉宫的历史灾异档案记载，1803~1958年，今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过86次水灾，由于“普降大雨”、“连降大雨”、“日夜连降暴雨”，导致河水泛滥，以日喀则、山南一带水灾最多，其次为处于河谷地带的拉萨等地。以著《西藏七年》一书闻名的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与同伴奥斯莱特于1944年来到拉萨，曾受雇于噶厦，绘制了拉萨地图，还参与了城市建设，规划了排水系统，设计并建造了沿拉萨河新筑的抗洪大堤。之后拉萨没有水患。去年7月1日竣工的“拉萨老城区保护工程”，应该说是中国当局的重大项目，声称投入15亿元，“重点解决老城区市政基础设施滞后和存在的火灾等安全隐患……包括地下综合管线铺设、电力改造、排水管道改造、消防隐患整治、以及古城特色风貌保护、建筑节能改造、文物保护维修等项目。”与此同时，还进行了“拉萨河（城区段）综合整治工程”，欲以35.32亿元建6座拦河闸坝，报道称是为了“完善城市防洪体系”。但时隔一年的连续暴雨却暴露出严重问题，以至于拉萨人问：这是政府声称的“良心工程”还是实际上的“面子工程”？拉萨人说：“听说过拉萨河漫过堤坝，从未听说雨水淹进了圣殿。”从拍摄的现场照片可以看到，全藏最为神圣的寺院——位于古城中心的大昭寺，门前的积水甚至堵住了朝圣的老人和妇女。而去年被打造一新、显得富丽堂皇的老城街道，积水淹没了过往车辆的车轮。拉萨人说“这就是城区改造后无处排水的现象”。有网友在微博上感慨：“几百年都没事儿的拉萨老城区，通过政府部门的修建，改造，昨晚的一场暴雨变成这样了！可想而知修建的老城区下水道质量有多好，真让人寒心啊，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希望中央巡视组彻查。据说西藏一元钱有九毛来自中央财政，当家的钱就这么花，痛心啊。” 有网友披露说：“11日上午，一场大雨浇透了拉萨，上班族们纷纷爆出道路积水的图片，其中积水最为严重的是曲米路，除此之外还有八一路、雪新村路等积水也很严重。对此，拉萨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负责人回应，曲米路积水之所以如此严重，主要是因为路段管道老化，排水口径偏小，所以导致道路积水。” 境外藏人看见到处积水的拉萨照片，担忧地说：“拉萨是数百万人的灵魂。现在为时还不晚，拉萨市的市长应采取行动修好地下排水系统。我知道西藏是在中国的统治下，但它是我们的家园，除非有一天，再也不是我们的。” 2014年7月（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1年7月9日-1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北美汉藏交流的盲点文/朱瑞说到汉藏交流，就不能不说2008年。当时图伯特的全民抗暴虽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但引起不少中国人的愤怒，各种误解歪解，强占了公众的视野。不可否认，其中有中共的影子。不过，全部推给中共显然过于简单化。准确地说，是中共利用了中国人固有的“大一统”追求和面对异族的优越感，来掩盖他们在西藏的罪恶。因此，达赖喇嘛尊者及时地提出了民间汉藏交流的必要。无论从近期还是长远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十分智慧的策略。当时，藏中高层对话已进入了死胡同，如果启动民间对话，使中国民众真正了解五十多年来，西藏民族被压榨、被污名的现实，呈现中国多年宣传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必然使中国当局更为被动和难堪，也为未来西藏问题的良性循环创造条件。于是，流亡政府掏出来之不易的资金，在北美召开了三次汉藏交流会议，即2009年的温哥华汉藏交流、2010年的多伦多汉藏交流、2011年的华盛顿汉藏交流。同时，达赖喇嘛尊者也抽出极为宝贵的时间，前来参加支持。 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把这三次会议的组织权都交给了一些民运人士，并且三次会议都由同一人主持。在造成主体与会者重复的同时，也把一些与西藏问题本无甚联系却明显可疑之人，拉进了“北美汉藏交流”，免费吃喝住宿、免费机票等。但这些人中有些人很少、甚至从来未发表过任何与西藏问题有关的文字和声音。其中不少人倒是很热衷于彼此拥抬、结伙对提出批评异见者围剿，以冲锋陷阵的姿态表现决心与忠诚，把严肃的藏汉交流变成了个人拉山头、出风头挣外块，兼与老友重逢、相互提携的大餐。这些与会者，虽被冠以各种好听头衔（有些还是临时相赠的），如“汉人知识分子”、“汉人学者”、“汉人作家”等等，其实他们有些人在汉人群体中没什么影响力，甚至处于边缘化沉默状态，或仅仅属于某个小圈子。还有人既唱着异议高调，拥有异议头衔，又能经常出入中国大陆，在西藏问题上喊些华而不实的口号，不过是中共当局所默许，甚至是授意用作诱导舆论的。他们台前表演，中国当局转身偷笑。这些会议，不仅使汉藏交流及对西藏问题实质的认知更远地离开了中国民众，论题本身就不痛不痒。例如第一次温哥华汉藏交流，主题叫作“慈悲与尊重”，而第二次多伦多汉藏交流，还是叫做“慈悲与尊重”，且不说主题重复，仅说内容，让观察者，包括我在内，根本不知所云。说实话，这样的会议连西藏问题的皮毛也没有触及。不过，今天我想着重谈的，还只是第三次华盛顿汉藏交流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仅从论题——“中国民主与未来西藏”——中就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对等的交流，而是把西藏的未来和中国民主绑在了一起。换句话说，是把西藏问题，定格在先中国后西藏的框架里。潜台词就是，中国不民主，西藏问题不用谈，而中国民主了，西藏问题自然解决了，还是不用谈。细想这和中共不承认西藏问题、回避西藏问题，有否相似之处？我不禁想问一句，远的不说，2008年至今，数以千计藏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为什么谈到藏人的问题，就非得排在中国人的后面？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异族，亦或少数，声音不够强大？如果要等中国民主了再谈，还有多大必要现在开会作汉藏交流呢？抑或潜台词是藏人要先加入民运才有希望？更为诡异的是，这次会议上任何有别于这种傲慢的大汉族主义的不同意见发言，最后上网时，都被组织者剪裁掉了。足见这根本不是寻求真正的交流，而是有主题先行的审查过滤。有必要研究的是，这样的所谓“交流”，究竟是主办方的本意，还是操盘“小圈子”拉偏方向夹带的私货？ 是的，无论汉人还是藏人，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反共。但是，藏人的反共，是为了还原历史，结束殖民者统治，使西藏重获自由；而汉人的反共，是为了推翻共产政权，使中国实现民主。两者虽然在反共上是一致的，但目的不同。合作自然可以，但必须是有条件的合作。而这个条件，绝不是先中国民主后西藏自由。否则，藏人乘上了仅仅打着“民运”招牌背后有着重重怪影者们的战车，未必抵达民主的目的地，离西藏自由的目地的可能更远，甚至无望达到。其次，藏汉与会者的比例相差悬殊。140位与会者中，藏人不足20人，只占总人数的14.3％；在40多位发言者中，如果不算高层藏人洛桑森格和嘉日洛地的讲话，只有3位藏人发言，只占发言比率的8％，藏人成了点缀。再次，没有真正体现顾念藏人的利益，重大问题避重就轻。比如，没有真正探讨当前西藏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被前所未有地掠夺；对唯色的书面发言，即迫在眉捷问题的呼吁书：《请制止用神山圣湖牟利的“开发”》，连提也没有提，无端落空；没有探讨近年数以百计被打死、数以千计下落不明的藏人作家、知识分子、普通人的残酷现实；没有探讨在宗教自由的幌子下，西藏的各寺院，尤其阿坝地区的格尔登寺当时面临的灭顶之灾和正在发生的惨烈自焚 ……最后还要指出，早年也曾有“汉藏交流”。2008年西藏全民抗暴后，汉藏交流的组织者和参加者突然大换班，此后组织工作始终掌握在与汉藏交流和西藏问题毫无关系者手中，这点只要上网搜索细查，即可明了。我不得不重得一下，温哥华的汉藏交流会、多伦多的汉藏交流会，以及这次华盛顿的汉藏交流会的组织者，居然直接间接都是同一民运人士，而此人究竟以什么资格担当此职，一直没有公开的说法，至今是个谜。回溯三次北美“汉藏交流”，眼见很多愿意说真话，对西藏问题素有研究、有著述、有文章、有表述力的人被限制，没有到会的机会，引起越来越多关注西藏问题、想寻求真相的人，对这类活动的组织运作及公信度发生怀疑，进而对流亡政府的政策和执行团队的作风产生负面印象，觉得流亡政府不想办实事，只要面子工程，在这点上甚至与共产党有某种相似之处，使流亡政府的形象受到不必要的挑战。在实际上，也渐渐萎缩了西藏支持者的队伍。更为不幸的是，对北美“汉藏交流”的任何质疑，都因上述人士的把持，而被打成“破坏汉藏关系”、“反对汉藏交流”等，甚至暗示为“特务”或“反对达赖喇嘛”。某学者还特别撰文《汉藏对话，水到渠成》，以树立假想敌之手法， 为问题百出的华盛顿汉藏交流造势，封杀异议。确实，藏人与汉人交流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应该与真正关心西藏问题的汉人民众交流，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拉无涉主题者加入自己的“小圈子”，或与那些连西藏的自主权都在否定，甚至歪写西藏历史和西藏问题的所谓“学者”、“专家”、“作家”一次次重复地摆设汉藏交流的样子，甚至使有多年历史的汉藏交流活动在不知不觉中被引上中共当局通过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幕前幕后联手误导暗示的轨道。 鉴于如上所述，我在此不得不顺便恭请负责进行“汉藏交流”的相关人士，勿再划地为牢，否则的话，真是太辜负流亡政府的期冀，浪费了藏人宝贵的资金资源，也消费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智慧和时间，给西藏问题雪上加霜。（感谢朱瑞同意该文在我博客首发。）

中国西藏新闻网6月19日报道：“陈全国主持召开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 以各兄弟民族通婚为重要抓手 推动西藏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反分裂”靠“民族通婚”的实质是殖民主义的继续 文/唯色“民族通婚是西藏开展反对分裂斗争的坚强保障，要……积极鼓励民族通婚，要……制定出台鼓励各民族通婚的优惠政策。”这是上个月，在一个名为“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一段讲话，在中国官媒上发表后令外界哗然，被嘲讽为“反分裂靠通婚”。台湾出版《风中绯樱》中，日本警察与台湾原住民女子通婚照片。现如今已非殖民主义可以堂而皇之横行世界的时代，连习近平都要辩解对非洲并没有实行“新殖民主义”，而是“朝着互利共赢和平等发展的方向迈进”。但陈全国的所谓以民族通婚来反分裂这番言论，散发着历史上血腥而冷酷的各种殖民主义者的陈腐气味。比如令许多中国人恨之入骨的日本，在20世纪前后对亚洲数个国家的侵略、占领和殖民，种种手段包括以“通婚”、“特别教育”来强力同化原住民。被认为是“台湾原住民史诗巨作”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中即有涉及，而在相关事件的纪实著作中记录更为完整，这样写道：日本殖民台湾初期制定“理蕃五年计划”，其中一个政策是奖励在台湾原住民各部落驻扎的警察，与原住民部落的头目之女缔结婚姻，“藉由婚姻的缔结，消弭族人的抗日意识，并由‘操纵蕃妇’获得部落内之情报，达到控制的目的”，这种婚姻叫做“和蕃”，执行“日人‘招抚’与‘教化’”的任务。回顾人类历史可以了解到，一个个老牌殖民者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等在入侵美洲、澳洲时，均无一例外地鼓励本国移民与原住民通婚，认为这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同化手段，可以稳定殖民者的殖民统治地位。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认为种族通婚和融合是从生理结构上改造印第安人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而“开化”印第安人，逐渐消除“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差异，充满了殖民者的优越感及种族歧视，实际是对原住民的资源、土地等进行掠夺的行为合理化。而在中国文化中，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一句话刻在自己的史书当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小异和之，中异警之，大异伐之，异吾以危，断然灭之！”也即是说，对于诸多怀有“异心”的异族，除非被“和”，即一劳永逸地被融合、同化，否则不是被“伐”，就是被“灭”。而这个过程，用中共的说法，过去叫作“解放”，今天叫作“维稳”，或者“反分裂”。颁发《汉蛮联婚通饬》的“赵屠夫”——赵尔丰。以“通婚”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民族融合”，这在藏中关系的历史上并不陌生。被中共官方评价极高，且被一大群国家主义者吹捧为“清末治藏第一能臣”、“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的赵尔丰，对于藏人是不共戴天的“赵屠夫”，他推行“改土归流”的同化政策，血腥屠杀各地藏人的同时，力迁移民定居藏地，为使移民担负起“同化”、“融合”藏人的任务，制定诸多优惠政策以促汉藏通婚。甚至专门颁发了《汉蛮联婚通饬》，鼓励制营汉人官兵与藏人妇女婚配，对婚配者“由公家每月发给青稞一斗，生儿育女者，一人一斗为津贴。有愿随营开垦者，所得之地，系为己有。三年后，除纳馆粮之外，免去一切杂差”等等。有意思的是，21世纪的今天，中共统治西藏的官员公开表示要“在上学、就业、入党、参军、创业扶持、评优创先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切实调动各族人民通婚的积极性”，显然是当年的赵屠夫之翻版。要实现“民族通婚”，自然需要除藏人原住民之外的异族移民来配合，实际上是鼓励汉人移民，用移民的方式来冲淡、淡化民族问题、民族矛盾。民族之间的婚姻本应该是自然而然、你情我愿的事情，可如果被强权者利用、力推，以种种“优惠政策”作为诱饵，甚至听说拉萨有些单位开始给“民族通婚”者发奖金，这背后的名堂就意味深长了。实在佩服中共治藏官员毫不加掩饰地袒露出殖民者的真实面目，这在毛泽东时代连毛本人都不会如此自毁形象，毛更乐意展示的是共产主义者宣称的那种“人类大同”、“没有差别”的美好形象，而不是臭名昭著的殖民者以“通婚”来同化“番人”、“蛮子”的那种恶劣形象。不过说起来党也挺不容易的，殖民了西藏半个多世纪，竟还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藏民族，只好又退回到他们一向鄙夷的封建社会，去向老牌殖民者讨教或“和”或“警”或“伐”之办法，包括用“通婚”来改变西藏的语言、民俗、宗教、信仰甚至民族结构，以这种陈旧的殖民方式来强行输入中国的价值观，从而一统为陈书记所宣扬的那种一元化的价值标准。2014年7月（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图片来自推特：https://twitter.com/JigmeUgen/status/492344261950832640Tibet ResistsJonathan MirskyJULY 10, 2014 ISSUEVoices from Tibet: Selected Essays and Reportageby Tsering Woeser and Wang Lixiong, edi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Violet S. Law,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bert Barnett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81 pp., $20.00 (paper)Tibet: An Unfinished Storyby Lezlee Brown Halper and Stefan Halp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67 pp., $29.95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by Melvyn C. Goldstei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47 pp., $75.00Tsering Woeser was born in Lhasa in 1966, the daughter of a senior officer in the Chinese army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原文网址：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4/06/23/the-sound-of-one-hand-grasping/译文转载：更桑东智译文博客“说，还是不说？”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2014/07/blog-post.html这个月（6月）初在美国对天安门屠杀25周年的纪念活动出奇地不声不响，尤其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群体中更是如此。89年事件发生后的几年，情况可是大不相同。我当时正和我的朋友拉藏次仁啦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说，我们见到了很多中国学生，并和他们进行了交谈。那时在美国大约有40000名中国学生。北京进行军事镇压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授予这些学生政治庇护和永久居留权。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天安门前的抗议活动很少有或是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但当时作为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在欧美国家形象颇为高大。我们所遇到的学生都以近乎传教士式的热情，表达了他们对民主的拥护（或是他们对民主的理解），而且是带着毋庸置疑的真诚。尽管在我的记忆中，在图伯特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时常是相当恼人，甚至是令人憎恶。在位于伊萨卡（Ithaca）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举行的一次会谈中，仁青达洛啦（Rinchen Dharlo la）在我和拉藏啦之前发表讲话，他当时刚刚被任命为达赖喇嘛驻纽约的代表。听众席上的中国学生用非常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他说话，并且指责他提起图伯特议题。他们声称中国民主才是最为优先的问题。一旦他们推翻了共产党，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然后才能讨论图伯特自由问题。我指出，有同样的可能性出现相反的情况，新政权有可能对图伯特进行更加严厉的镇压和更加残酷无情。有个人高声打断我的话，“我们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事情。”我笑着回敬道：“中国人民何曾对自己的政治有过丝毫的发言权？”拉藏啦也用毫不掩饰的语言反唇相讥。在随后几个月我们遇到一些天安门广场上实际活动人士，诸如柴玲、沈彤、吾尔开希等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图伯特问题上的态度都自相矛盾。但是流亡政府认为这是一个针对中国和中国异见人士“开展工作”的好时机。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甚至动用了达赖喇嘛的私人基金来“培养”这些人，而最终基本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ICT的工作人员投入了大量时间关照这些中国异见人士，并将他们介绍给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但是在这些异见人士当中，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公开表达他或者她对图伯特事业的支持。他们发表的少数几份措辞谨小慎微的有关图伯特人权的声明，也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他们即便不这么做，也没人会真的当回事。那么这些所谓的异见人士和民主活动人士现在都身居何处呢？根据伊恩•布鲁马（Ian Buruma）在2003年所著的《坏分子：从洛杉矶到北京的中国反叛者》一书，这些人或是变成了野心勃勃的商人，或是华而不实的媒体顾问，甚至是纠缠于经常是你死我活的“窝里斗”。这并非是说在图伯特问题上没有真正的汉人朋友。最早和最坚定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之一魏京生，就经常公开表示支持图伯特事业。记者曹长青曾写过两本小册子，讨论有关图伯特争取独立的权力，以及为了图伯特人民的生存而争取独立的必要性。资深劳改问题研究学者和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先生，今年三月在达兰萨拉公开发表讲话，坚决地支持图伯特独立。但是 由于某种新闻审查行为，CTA的网站没有报道他的讲话，演讲的视频也没有公开。我个人结识了很多中国活动人士，尤其在2008年。最近以来，一个笔名为更桑东智的汉人异见人士，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独立翻译我的每一篇文章（据知，翻译得相当出色）并在汉语网络世界进行传播。而我并没有付给他一分钱，也没有把他介绍给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请浏览他的网站。但是最近以来，流亡当局并不待见那些号召图伯特独立和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汉人朋友。他们想要的汉人朋友是那些愿意公开支持达赖喇嘛制定的对中政策的人，即支持“中间道路”的人。尊者自己对 “中间道路”的成功一直抱有很大的信心。2010年，在接受《印度斯坦时报》采访时，尊者宣称“最终我将赢得全中国人民的支持。”为了让这一愿景变为现实，若干年以来，流亡当局制定并实施了一项“工作拓展计划”。在2010年7月，尊者在他的推特上向中国民众发布消息，并接受他们的提问。但其实在这段“推特”插曲之前，尊者就曾经利用采访和与国际媒体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机会，向那些现在通常所称的“汉人兄弟姐妹们”伸出橄榄枝。在2008年《新闻周刊》的一次采访中，尊者试图将1959年的以前的汉藏关系，重新定义为一种“热烈而亲密”的关系，而不是以前通常所以为的“痛苦而敌对”：如你所知，直到1959年，博巴对汉人的态度都是亲密的，非常亲近，这是很正常的。在拉萨，人们提到汉人商人的时候都带着发自内心的尊重。当然在图伯特，人们听到共产党的名字都会害怕，因为人们了解在蒙古以及苏联的部分佛教社区所发生的事情。而后来中国共产党站稳了脚跟，越来越多的军队进来，他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粗暴蛮横。但是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只是抱怨这些“坏共党”，但是我们从来没说“坏汉人”。从来没有。尊者的努力不仅仅是对媒体发表讲话，他还尽一切努力在各种行程中，亲自接见汉人群众，甚至包括前往达兰萨拉的汉人旅行者和观光客。这些人当中包括了尊者在公开讲话中经常提到的一些支持他的“中间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比如，李江琳、丁一夫和陈破空。他们都声称“在很多不同场合见过达赖喇嘛”。这些人给人留下的表面印象是同情图伯特的，而实际上他们也在写作有关图伯特的东西并号称是图伯特问题专家，但是在更为核心的政治问题上总是无一例外地模棱两可。他们似乎都不在北京的黑名单上，甚至都没有过“进局子”的记录。一个在CTA的消息来源告诉我，最近以来，尊者接见的中国访客要多于任何其他外部团体。这一点让很多博巴感到困惑，尤其一些退休的官员，其中有一位曾经跟我谈过此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设想，这些形形色色很轻易被引见到尊者面前（这是一项连很多博巴都无法享有的特权）的中国访客中，肯定有一些是来自中国情报部门的密探。我确信读者们在各种媒体报道上读到过有关中国庞大的间谍计划，对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大学、研究机构，或许甚至包括军队和政府机关进行渗透，从而获取机密和影响美国政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情报机构一直在利用访问学者、大学生、游客和其他貌似无关紧要的访客。达赖喇嘛接见的那些人也大致如此。在达兰萨拉有很多已经充分证实的安保漏洞。有一次，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安保漏洞并问责有关官员。当时的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教授淡定地声称，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博巴们没有什么需要隐瞒。中国人的海外谍报行动主要受中国国家安全部（MSS）的指导。但是在有关图伯特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共统战部，这个机构负责处理与达赖喇嘛的谈判。达兰萨拉还乐颠颠地对这个机构的职能懵懂无所知，而根据2010年加拿大出版的一份材料显示，这个机构的职能包括在旅居海外的华人（和同情中国的外国人）中招募密探、控制中国留学生、对外宣传以及长期潜伏行动。当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达兰萨拉的绝大多数博巴都令人忧心地显得不谙世事和天真幼稚。达拉萨拉对间谍的妄想症总是针对那些来自图伯特的“新人”。总体而言，这些“新人”当中的间谍数量寥寥无几，不过在去年的一起案件中，印度警方抓获了一个名叫边巴次仁的人，他被指控为间谍，计划实施“恐怖主义投毒阴谋”。结果证明他只不过是中国公安部门的一个小角色，而他的所谓“恐怖主义阴谋”也一事无成，因为CTA安全部在初步报告之后并无其他跟进报道。但是，很多貌似腰缠万贯的中国游客和朝圣者，当然还有那些达赖喇嘛对其敞开大门并花费了大量时间的“知识分子”们——这些人似乎完全免于安全检查。事实上，有人告诉我，很多流亡宗教组织把这些人看做是有利可图的施主或供养人（jindaks）。尊者似乎确信通过开展这种与中国访客的面对面交谈，他正在以某种方式影响中国对他自己的看法，并且无疑正在赢得中国的信任和同情。不幸的是，这些人当中至今也没有几个人公开站出来表示他们对“中间道路”计划的支持。有些人说，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曾经发表过一些支持“中间道路”政策的言论。但是通观他的讲话，人们也只能看到一些认可图伯特“自治”和支持北京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表述。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支持“中间道路”政策。唯一真正支持“中间道路”政策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王力雄。但是，在一篇有关今年一月被捕的维吾尔族教授伊力哈木•吐赫提（Ilham Tohti）的文章中，王力雄写道：“他（伊力哈木•吐赫提）选择的道路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维吾尔版，但是其他维吾尔运动人士却普遍拒绝。他们认为事实已经证明，达赖喇嘛除了让西藏人民浪费了三十年时间，什么结果都没得到。伊力哈木的被捕和他被扣上的“分裂国家”罪名则再次证明了中间道路只是一厢情愿。”此类“工作拓展”的努力并非仅限于尊者接见中国访客，甚至在CTA内部已经体制化，能说汉语的“干部”们被分配到纽约、瑞士和其他地方的“工作拓展”岗位上。同形形色色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汉人，举行座谈、派对和社交集会。这些项目得到了尊者的鼎力支持，并且可以享有其他部门无法获得的资助。迄今为止，尤为重要的一项“拓展”活动是在2009年8月6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名为“寻找共同点”的一次中藏会议。据会议组织者介绍，与会者包括“超过100名中、藏学者、教育工作者、作家和人权倡导人士。”参加会议的二十余名中方人员的开销全部由CTA承担，其中包括严家其，他当时居住在美国，曾经是被赶下台的前中国总理赵紫阳的高级幕僚。赵在2005年去世。尊者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尊者在日内瓦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这次会议的“最终文件”上并没有对“中间道路”政策的认可。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对其表示“尊重”的妥协性表述。会议通过的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其他五项核心决议包括这样一些善意而无关痛痒的建议和言论，诸如“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西藏问题的解决与中国民主化密切相关”。决议还号召中国民众认真反思“汉族沙文主义”（这是毛泽东1956年描述汉人优越感的时候创造的术语），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必须遵守法治原则。”决议的最后也是最软弱无力的一条指出，达赖喇嘛返回他的祖国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最后一条决议引发了有关达赖喇嘛访问五台山的一些讨论，以此作为尊者“返回祖国”的第一步。“他去五台山朝圣的愿望是他的权利。”但是，有一位与会者指出，“当局担心达赖喇嘛的任何一次访问都会让那些强大的潜在势力脱离掌控”，因此，即便是“纯粹去五台山朝圣”也不会得到许可。我想，这次会议一定是在这样一种潜在的共同认知中结束的：现实难遂人意，中国拒绝同达赖喇嘛展开谈判，更不用说流亡当局。流亡当局，包括司政洛桑森格本人，已经把达赖喇嘛的“拓展对中国的工作”作为本届政府的一项战略政策。在2008年发表于故乡网（Phayul）的一篇文章中，司政详细阐述了为何这样一个战略对于解决图伯特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他举圣雄甘地作为例证，司政说甘地同“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培养友谊，从而获得他们对他的事业的支持。显然，司政先生在此处犯了两个错误。首先，甘地从英国、非洲和印度的白人民众那里赢得的几乎所有友谊，都是基于各种共同利益、活动或信念的私人关系，而不是以赢得政治支持为前提的“培养”。其次，那些支持甘地的英国人或其他人，尤其是司政提到的Madeleine Slade和Rev. C.F. Andrews，他们都坚定地支持印度从英国赢得独立的自由斗争。甘地无需在争取独立的目标上同他们进行妥协，无需像我们这样一步一步地稀释我们最初的目标：从独立到“中间道路”，然后到司政的“部分中间道路”（放弃民主制度，甚至接受共产党的统治），最后只剩下对“中间道路”“表示尊重”，就如同日内瓦会议决议的表述。还有另外一些印度独立事业的英国支持者，比如著名的Horace Alexander和Wilfred Wellocks，他们成立了印度自由委员会（Council for Indian Freedom），把桂格党人、和平主义者和独立劳工党人团结在一起声援印度独立事业。我发现甘地的英国支持者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兰开夏郡（Lancashire）格林菲尔德纺织厂（Greenfield Mill）的纺织工人，他们因为甘地抵制英国货的斯瓦代希运动（Swadeshi）而丢掉了工作。在下面这张甘地于1931年访问这家纺织厂的著名照片中，甘地不仅没有碰到预想中的麻烦，反而受到了那些失业工人热情洋溢的欢迎。如果我们真的需要“拓展工作”，也不应该是针对那些自私自利、自吹自擂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是应该面向真正的中国民众，那些在中共的统治下挣扎的民众，那些渴求民主和自由的民众。达赖喇嘛应该成为那些我们在中国的真正“兄弟姐妹们”的代言人——那些被剥夺和被压迫的人：那些“癌症村”里数以万计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那些在劳改营里遭受奴役的人；那些因旨在造富中共达官贵人的开发项目而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他还应该为中国的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和法轮功练习者仗义执言：这些人被剥夺了信仰的权利，正在遭受中共政府残酷无情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