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切·格瓦拉肖像画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1968年，法国的大学生们举着格瓦拉，喊道“要做爱，不要作战！”要求自由进入异性宿舍！从那后，格瓦拉成了一个商标，成了年轻人的硬通货，为得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一种盲从或想象的理想。 作者：周为筠 40年前一个叫 切·格瓦拉 的红色冒险家倒下，一个风靡世界的神圣偶像诞生了。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桀骜头像充斥在T恤、艺术品、BBS乃至泰森的肚皮上，这个经典造型已是最流行的大众文化符号。他也成了影响历史与潮流的代名词，与革命、乌托邦和青春划上等号。 格瓦拉的故事是以一种煽情方式演绎，曲折传奇中又充满矛盾。今年在他40年祭日时，世界各地又开始不断上演重复的纪念。现代人已被他魅力折服地无暇探究其真实性，纪念逐渐成为一个被抽空的膜拜。 这个被《时代》周刊称为“最迷人，也是最危险的一个”，迷人自不待言，但“最危险”的一面却被他光环所遮蔽。这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谈及他的作战经验时说，“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世人就见识到了这位自由战士的狂热。他在得知美国和苏联达成妥协时，他愤恨不已表示，“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幸好核武器不在他手里，要不可比本·拉登的9·11要更惨烈。几个月后和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会谈时，格瓦拉不动声色地抽出手枪递给翻译说，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 这些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说狠话，他可是一个敢想敢为的十足流浪冒险家，连他老搭档卡斯特罗都这么说，“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险的境地里，用最冒险的方法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他自己写下的日记，我们几乎难以看到一个走下神坛的格瓦拉。那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扩张，因为它闻到了火药的强烈味道和敌人的身体散发出的血腥味。”在这种嗜血的心态下，可以理解他为何革命胜利后也大开杀戒，以专制铁腕镇压异议者和所谓“反革命”。有时杀人并不是他的革命的手段，快成了他的爱好，他在寄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 1959年年初，一位罗马尼亚记者拜见格瓦拉，正好听见格瓦拉向执刑队下达命令，一些人抽搐着倒下。在这次屠杀中，共有600多人丧生。这位受刺激的记者写下一首诗歌，题目是《我不再歌唱切》。其实这次大屠杀基本跟复仇和正义都不搭边，唯一理由是为了防止复辟。 他在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时，命令手下给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铲除敌人。”那里大概有800个死囚挤在只能容下300个人的房间里，这些人是前政府的宪兵和警察，也有不少平民……格瓦拉负责上诉法庭的工作，但是，他从来都是维持原判——死刑。 1962年，格瓦拉发表名为“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怎样的”的演讲，他说：“一个年轻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当他把子弹射向敌人的时候……” 《时代》这样评价说：“和卡斯特罗不一样，格瓦拉显得冷酷也更注重实际。同一个切，可以平静地下令将违纪同志斩首，然后去参加篝火晚会……” 格瓦拉人格无疑是让人崇敬的，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偏差和刚愎自用，注定使这位身患哮喘仍坚持游击的铁汉要走向悲剧。其实，格瓦拉真正意义在于永不褪色的人格光辉和坚定的理想主义信念，而不是在革命热情名义制造恐怖地狱。 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1968年，法国的大学生们举着格瓦拉，喊道“要做爱，不要作战！”要求自由进入异性宿舍！从那后，格瓦拉成了一个商标，成了年轻人的硬通货，为得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一种盲从或想象的理想。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06日 – 14:23 | 1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毛泽东与江青 江青 在谈话中还津津有味地说起了 毛泽东 与 贺子珍 及她在 延安 的婚姻风波，刻薄地挖苦抨击 贺子珍 ： 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是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 孙中山 ”。 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你书里不要写这些。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她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维特克：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是的，她随我的姓。 作者：陈东林，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原标题为“‘红都女皇’之谜” 1972年7月19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女教师罗克珊· 维特克（Roxane Witke）应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来到中国，目的是要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 据维特克在她1977年出版的《 江青 同志》（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Boston·Toronto: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7）一书中说，是中国驻外机构建议她“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后来她接到电话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政府处理与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事务的机构）已经邀请我在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它将承担我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 在北京，维特克顺利地采访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对外友协将报告呈送到 周恩来 那里。 周恩来 8月10日批示：“ 江青 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 江青 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06日 – 14:55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中共党史二卷 1958年到1961年，这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目前尚未有统一答案。海内外专家依据各种资料与研究方法，做出了不同推算，从数百万到1000万到7000万不等，数据差异之大，有如天地悬隔。 作者：李寅初，选自：经济观察报 2011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正式出版。《党史第二卷》所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29年的历史，涉及诸多重大事件与人物，如土改、反右、 文革 、 毛泽东 、刘少奇、林彪等。关于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臧否，学界与媒体一向争讼纷纭。诸多热点中，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书中对1958年至1961年，即俗称的“ 大跃进 ”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的表述。 在《党史第二卷》中， 有关“ 大跃进 ”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是这样的：“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有报道称这是“首次披露了 三年自然灾害 期间死亡人数为1000多万的官方统计数据”。此说遭到多位参与撰写此书专家的批驳。 以我目前所见，早在1991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中就早已公布过相关数据。另外，在薄一波的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亦有类似说明。本次表述除了将“一千万”、“九个县”改为“1000万”，“9个县”以外，没有任何变化。 《七十年》和《党史第二卷》两书中所述“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仅指1960年一年，而非整个“ 大跃进 ”期间，“人口减少1000万”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七十年》，《党史第二卷》给出了相关数据来源。“1000万”来源有二：一是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二是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的数据则来源于《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当代中国人口》。 其实《党史第二卷》涉及建国以来29年间的大量历史数据，但全书对这些数据罕有详尽注解，相形之下，著者如此对待 “ 大跃进 ”中非正常死亡人口问题，颇显意味深长。 1958年至1961年一般也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于这三年的“ 大跃进 ”带来的最直接，也是最惨痛的后果是普遍的大 饥荒 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在医学上，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种。造成“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最广泛也是最直接的原因，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饿！一度，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售七天，天津是十天，上海甚至只能靠动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许多地方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因为食物缺乏、营养不足普遍发生浮肿病，育龄妇女绝经，患肝炎者增加。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04日 – 08:40 | 2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侯德健 所以，说 侯德健 出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是扯淡。信号啥呢？ 侯德健 出来，响响亮亮告诉我们，老侯的时代彻底终结，或者说，六七十年代生的同志们，可以开始思考自己的墓志铭了。滚石三十年，光荣都已经是昨天，滚石快滚不动，德健也难再健。这中间哧溜过去的二十二年， 侯德健 搞搞算命，读读易经，嘿唉！昨天的风吹不动今天的树；嘿唉！今天的树晒不到明天的阳光。 作者：毛尖，选自：东方早报，原题：归去来兮侯德健 上世纪八十年代，唱过多少次《龙的传人》，谁也没法统计，不过，侯德健毫无疑问是我们青春岁月里的一个重要名字。尤其在那些玩音乐的同学看来，他比罗大佑比崔健更牛逼更神圣，那些年，我们在音乐系同学的地下室里，看他们用所谓的“侯德健编曲法”创作自己的校园歌曲，觉得自己读的专业整个就是人生错误。虽然，二十年过去，当年玉树临风的校园歌手有的秃了头发有的肥了肚子，令人很是神伤，但毕竟，在最需要被崇拜的年纪，他们凭着神兜兜的“编曲法”跨界娶走了科学工作者的心上人儿。 “侯德健编曲法”到底是什么东西，今天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时隔经年，红尘辗转，他在鸟巢重新唱响《龙的传人》，让很多年轻人突然意识到，哎哟，《龙的传人》不是王力宏的原唱。不过呢，谁是原唱也一点都不重要，在鸟巢现场的朋友说，侯德健登上舞台的时候，她眼泪就下来了，二十二年啊，十个手指掰两遍还不够！ 二十二年，侯德健身上的政治意味完全被怀旧内容代替，他站在舞台上，几乎就是他自己的歌词：“想过去年轻神气的排长，不正是今天你自己老张。” 二十二年，我们在他身上托付的梦想是他自己的歌词，结局也是他的歌词：归去来兮 / 田园将芜 / 是多少年来的徘徊 / 啊究竟苍白了多少年。不过，走过为了理想而理想的年代，看到侯德健泣不成声，每个人的眼泪其实都是为自己而流。 欧，不用左看右看了，现在，轮到我们成为老张。装嫩倒是不难，自己给自己减去十岁，也容易，可饭店里坐下，举起菜单，胳膊伸得笔直，小姑娘一看，嘿，眼睛老花，大叔奔五了？这故事是听马原老师说的，不知道是不是源于生活。不过这个，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所以，说侯德健出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是扯淡。信号啥呢？侯德健出来，响响亮亮告诉我们，老侯的时代彻底终结，或者说，六七十年代生的同志们，可以开始思考自己的墓志铭了。滚石三十年，光荣都已经是昨天，滚石快滚不动，德健也难再健。这中间哧溜过去的二十二年，侯德健搞搞算命，读读易经，嘿唉！昨天的风吹不动今天的树；嘿唉！今天的树晒不到明天的阳光。 光阴拼命向前，青春难转回头，侯德健其实就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先驱，他当年的理想主义如果不是空洞的东西，今天他就不会怀着一些杂乱无章的计划归去来兮。所以，鸟巢再唱《龙的传人》，地地道道是一曲自我挽歌，个中意味，也许和《茶馆》最后撒出的纸钱可以互相推敲。 滚石三十年鸟巢演唱会结束的时候，观众飙出的眼泪没有主办方预想的吨位惊人，这个，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在任何意义上，侯德健今天站在舞台上，只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背影。而我会说，我们那些秃了头发肥了肚子的校园歌手，其实比侯德健更动人，这是因为，平民歌手在和生活的短兵相接中，真真实实地在当年虚幻的理想主义中填入了肉身，个中情形，也像侯德健唱的，“谁也赢不了，和时间的比赛；谁也输不掉，曾经付出过的爱。”

中南海 > > “ 文化大革命 ”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 杨尚昆 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 杨尚昆 “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复查，事实证明“ 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 江青 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在杨尚昆的领导下，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认真负责，努力工作，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是主要的，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1980年10月23日以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全党。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办干部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人。毫无疑问，这238人中包括我在内。现在，中央正式给我平反了。 > > 我回到中办时， 中南海 内正大搞土木工程，即所谓“五一九”工程， 中南海 内俨然是个大工地。工程虽已接近尾声但环境杂乱无章，道路泥泞难行，根本不像是机关的样子。 > >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单位被“砸烂”，停止活动，房子被别的单位占用，现在恢复工作却无处办公。例如中央宣传部恢复后，就曾先后临时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和 中南海 新建的301号楼办公。解决“文化大革命”中乱占房子造成的遗留问题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 > 国民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也反映在中南海内。那一段时间，中央召开各种会议，只招待一杯白开水，如果你想喝茶要收茶叶钱2角，没有带钱就记账以后补交。这个规矩直到1982年后才取消。 > > 胡耀邦 到勤政殿办公不久，就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老同志被整或靠边站，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来过中南海，他们可能有许多话要向书记处的同志倾诉，就决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开大门，欢迎老同志们来做客、谈心。一个月以后，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又正式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观中南海 毛泽东 主席故居。以后逐步扩大范围，决定中南海每逢节假日对外开放，一下子消除了中南海在人民群众中的神秘感，拉近了党中央和群众的距离。 —————————————————————————————— 揭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南海 作者：苏维民，选自：《百年潮》杂志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胡耀邦 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任命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三中全会以后我也得到平反。1979年3月1日，我回到阔别14年的中南海，回到了气象一新的中央办公厅。 排除干扰为干部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中办的陈麒章等几位老同志就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原中央办公厅被诬陷是“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的黑窝子、烂摊子”，中办的工作人员是“杨尚昆招降纳叛来的死党、爪牙”，现在复查工作仍然控制在过去整人的人手里，要求立即改组复查班子，为整个中办和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2月2日， 胡耀邦 阅后立即批示“同意先调整复查班子，实事求是地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可以说，没有 胡耀邦 “先调整复查班子”的果断决策，中办受迫害同志的平反不会顺利进行。我的平反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原中办政治部秘书处的一位处长，打电话约我去谈关于给我平反的问题，我准时去了，他却违约，我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人影。我想，三中全会以后你还如此傲慢，我也没有时间奉陪，看你还找不找我。又过了一些日子，刘火、彭达彰等老同志回到中办政治部主持工作，刘火亲自打电话要我去谈平反问题，我欣然前往。这次同上次大不一样，一见面，刘火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政策你清楚，给你平反”。话不多，掷地有声，令人倍感温暖。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中办政治部下发的《关于苏维民同志的平反决定》。 “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杨尚昆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杨尚昆“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复查，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 江青 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在杨尚昆的领导下，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认真负责，努力工作，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是主要的，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1980年10月23日以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全党。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办干部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人。毫无疑问，这238人中包括我在内。现在，中央正式给我平反了。 与此同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的处理十分慎重。党组织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信任的好同志，虽然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但属于被迫执行任务。当然，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以后，不再适宜担任原来的职务了，要重新分配工作。这与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革命家、老干部动辄打倒，对在他们身边工作的人也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扣上“死党”、“爪牙”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不同。在重新分配他们工作时，一般考虑到他们的工作经历和特长，按照原来的职级安排适当工作。但即使这样也不免触及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既得利益。那时，个别人牢骚满腹，不断要求新的中办领导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例如一位同志是学水产的，分配他去水产部工作本来正好对口，但他也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已免职的一位同志的儿子来信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把他父亲家中的电话撤了（那时配备电话是工作需要，当时线路紧张，因工作需要等候安装电话的人很多，并不涉及待遇问题）。相反，一些老同志、老领导复出以后，却是十分谨慎、兢兢业业，处处做表率。有一天（那天是星期日），我因一件事打电话咨询军委卫生部，接电话的是时已78岁高龄的贺诚部长。我很惊讶，这位老部长很平静地说“今天是我值班，有什么事你请讲”，并认真地答复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