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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陈独秀 有一句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他一生四次入狱，用行动实践了誓言。 作者：李响，选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 开篇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电影《建党伟业》于6月15日高调上映，影片描述1911年到1921年间中国的风云变幻，窃国者、改革者、共和派、立宪派，各色人物悉数登场。后世的人对这些历史的弄潮儿，往往贴上简单的标签： 陈独秀 在官方文献中曾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等九顶帽子，改革开放以来又被一一摘去；张国焘背叛的是自己亲身参与创建的党，他曾是著名的学运领袖，尤善演讲，后来一手创建红四方面军；五四运动中的三大“卖国贼”，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曹汝霖建立了民国中央医院，章宗祥参与起草了第一部国人自己的刑法典，陆宗舆则创立了首钢的前身…… 随着大量史料的发掘和重要人物回忆录的出版，那些随时代沉浮的人们不再仅仅是个符号，而渐被还原成一个人。 在电影《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戏有20多场，仅次于 毛泽东 ，而此前，以陈独秀为主要角色的影视作品十分鲜见。扮演陈独秀的演员冯远征说：“我在拍《建党伟业》时重新认识他、靠近他、演绎他。他是一个立场鲜明、非常有远见的人，一大召开前，他就说不能让共产国际介入，中国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在戏里写的很清楚。” 在中共党史上，对陈独秀的定位历经了几次剧烈变迁，他曾经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中央总书记，但1949年官方文献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改革开放30年来，这9顶沉重的大帽子逐一被摘去，只剩“右倾机会主义”。有学者认为，这顶帽子也应该摘掉，因为陈独秀所犯的种种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错误指挥造成的，大革命失败后又把责任强加在他身上。 对陈独秀重新评价，并不仅是为之平反，更是为了还原他的人性本色。历史学者罗志田写道：陈独秀有“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他不迁就任何人，他永远是他自己。他一生用过38个名字，最喜欢的是“独秀”，好友汪孟邹说他这笔名取得太不客气了，陈回答说，“独秀”是他老家安庆的一座山名。 不满马林包办行为，不出席中共一大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德赛大旗，成为“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胡适和陈独秀两位安徽人取代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位广东人，开启了“胡陈时代”。 在《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演讲是重头戏。如傅斯年所说，陈独秀“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特别擅长把学理的表述改为大众化的口号。陈独秀的革命行为绝不仅限于口号，他推崇“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反清时，他曾参加蔡元培、章士钊等人的暗杀团；“五四”时，这位北大文科学长“独立高楼风满袖”，散发传单，被逮捕坐了98天牢，如此“以身试法”，在“五四”学者中绝无仅有。陈独秀有一句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他一生四次入狱，用行动实践了誓言。 1918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任书记，随后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进行建党活动。 陈是当之无愧的建党先驱，但奇怪的是，中共一大却不见其身影，这是为什么？普遍的说法是，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近年来有研究认为，公务繁忙只是陈独秀缺席的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是，陈不满共产国际包办一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本应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召集大会，然而马林并没这样做，他在没有征得陈独秀同意的情况下召开一大，以陈独秀的倔强个性和独立人格，这是无法接受的。据此推测，陈索性缺席。 一大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与马林第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马林刚表达完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霍”地站起来，说：“中共的工作，也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在一大上曾表示，中共成立，共产国际多了一个东方支部。陈独秀后来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马林提出给予中共经济援助，这是陈独秀尤其不能接受的，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可是，闹革命和打仗一样，要害皆在一个“钱”字，初生的中共离不开苏联人的资助。据李达回忆，当时上海小组的经费都是稿费维持，因缺乏经费，《共产党》办到第二期便停刊。一大召开，代表们每人150元的路费，还是由共产国际支付的。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陈炯明 叶曙明：当时大家都把共和宪政挂在嘴边，宋教仁和 陈炯明 属于少数真心想践行共和宪政的人。陈与 孙中山 的恩怨，传统观点是认为 陈炯明 后来背叛了 孙中山 。其实只是政治理念的分歧，谈不上谁背叛谁。 作者：卜松竹，选自： 广州 日报 陈炯明 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争议颇大的人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时事人物之一。他与 孙中山 的分合恩怨，他“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和实践，成为无数人研究的对象。有人指责他叛变了革命，有人称他是中国“联邦宪政”的实践者，还有人对他的地方建设，尤其在广东地区的建设成就赞誉有加。对于这样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应当如何解读？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设 广州 为全省首善之区 陈炯明在广东期间，在地方建设方面建树颇多。对此，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段云章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在《陈炯明与地方建设》文中有着深入的分析。 1918年改组军政府时，当局根据胡汉民的建议设立市政公所。1918年10月， 广州 市政公所成立，设于育贤坊的禺山关帝庙。这是广州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城市行政机关，也是广州有正式专管市政机关的开始。 1920年，粤军回粤赶走了军阀莫荣新等人后，陈炯明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对于广州市政规划尤其尽力，就职后“首倡地方自治，以为各省先导；并以广州为全省首善之区，市政规划，刻不容缓”，成立了法制编撰委员会，孙科也是会员之一。因为孙科“留美多年，对于市政素有研究”，因此受委托很快起草了《广州市暂行条例》。1920年12月23日，陈炯明将这一参照美国市政制度的最新发展趋势设计的条例亲自公布。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正式设立，采取市长制，孙科任第一任广州市市长。 首届市府六个局长全是“海龟” 研究者指出，市政委员会时期的广州市政府是迈向近代化城市政府的真正开始。市长虽然还不是民选产生，但是已经有了立法监督机关的设置。如果说市政公所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市政机关，那么广州市政府的设立则表明了市行政权的统一和完整，也标志着广州真正进入一个近代化的城市政府时代。 除了机关组织结构的变化，广州的市政管理方法也向近代化迈进。民国广州市政之所以得到时人的称誉，重要原因之一是主持市政者的组成。首届市政府成员组成充分体现了市政管理人才专门化的原则：市长孙科是孙文之子，为美国加州大学市政科的毕业生；属下六局局长三人是美国留学生，两人是日本留学生，一人是法国留学生。市政府其余职员中也有20余人曾受过西方的大学教育，政府中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占89%。因此人言：“广州市长局长，尽留学专门家，其他职员有专门学识者至百分之八十以上，其汲引新人才，可谓至矣”。 此外，当时的广州市政府职员年轻化倾向十分明显，25~50岁的青壮年占到75%，正是年富力强，且具有相当的变革与创新精神。 推动骑楼景观，建设“见称于国内外”的模范城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州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广州在软硬件方面都取得了飞速的进展，包括筑路、园林、治安、卫生、教育等各个方面。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做法，令广州博得了“模范市政之誉，见称于国内外”的美名。 陈炯明推动广东省会警察厅颁布了《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规则》，其中规定：“凡堤岸及各马路建造屋铺，均应在自置私地内留宽八尺，建造有脚骑楼，以利交通。至檐前滴水须以水槽、水简引水透入明渠，不得另设檐篷，致碍行人而伤堤路。”由于骑楼街道被视为城市马路近代化的理想方案，因而，民初广州建造的马路大多设有骑楼。骑楼成了近代广州城市独特的街道景观。 1912年3月，陈炯明下令将一部分裁余民兵编为工兵，拆除正东门城墙，同时计划辟宽马路，开民初拆城筑路的先声。到了市政公所时代，制订出修建39.4公里现代化道路的计划。1921年初广州市政厅成立前，修筑成惠爱路、一德路、丰宁路、永汉北路、万福路、百子路、德宣路、文德路、永汉南路、越华路等花砂马路。至1921年，广州城区内已筑成的近代马路和街道达27公里，另有12公里马路正在修建之中。工务局与卫生局还用新式街沟法成功地改造了广州市失修、水泄不畅的排污渠沟。 上世纪20年代初孙科主政时期的广州，在观音山、东较场、海珠三地各规划建成一所公园，东较场公园还附设公共体育场。此外，公安局将全市分为12个治安单位，任用了4046名警察，广州的社会风气得到很大的改善。市卫生局把全市分为6个卫生区，每个区有5人负责管理，全市有800名清道夫扫除大街，并有苦力打扫小街偏巷的秽物，同时在市民中大力普及卫生知识，对浴室、餐馆、旅店等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也制订了新的规则。 兴学兴教深得人心 金融商业成功转型 在当时主政者的构想中，广州应当成为中国最进步的都市，于是大力兴办教育，公私学校大量涌现。192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选在广州举行，以广东提案为骨干，制订覆盖全国的学制系统草案。这次年会和新学制系统草案使广州成为全国教育界的焦点和关注的中心。而作为新学制试点单位的执信学校，也成为中国最早实行新学制的学校之一。 进入民国以后，广州传统商业开始向近代转型，而百货商业的发展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国内近代化的大型百货零售店最早就是出现于此。如20世纪初在西关一带的商业中心成立了光商公司和真光公司，后来又有先施百货、大新公司等，逐渐形成了长堤、西濠口商业中心。 同时，金融业也在转型。票号、钱庄、典当、银炉坊等旧式金融组织日渐式微，华资银行却迅速崛起，广州进入银行业发展最兴盛的时期。保险业也逐渐走向繁盛。直到抗战爆发前夕，广东仍是拥有保险公司最多的省份。 专访近代史学者叶曙明 陈炯明与孙中山：谈不上谁背叛谁 广州日报：您曾经说过，在民国初年，有两个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一个是宋教仁，一个是陈炯明，能否为我们详解一下？ 叶曙明：当时大家都把共和宪政挂在嘴边，但真懂得怎么去干的人并不多，宋教仁和陈炯明是属于少数真心想践行共和宪政的人。宋教仁的主要贡献在于搭建国家政体框架、建立议会政党和议会政府方面。而陈炯明的主要贡献，在于推行地方自治，兴学、筑路、禁赌、吏治、法治等。 广州日报：关于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您是怎样解读的？ 叶曙明：与孙中山的恩怨，传统的观点是认为陈炯明后来背叛了孙中山。其实，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一直是合作与共事的关系，并不是追随的关系。早期的同盟会不是一个很严密的政党，合则来，不合则去。因此，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是政治理念的分歧，谈不上谁背叛谁。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金雁 在金雁看来，东欧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转型，或成功或曲折，都是来自内在动力，不是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也不是外来力量强加的，与1948年之后的强制“苏联化”是不同的。 记者：石剑峰，选自：东方早报 《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是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金雁的新作，是她对东欧转型二十年来的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现状的观察与评论。在金雁看来，东欧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转型，或成功或曲折，都是来自内在动力，不是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也不是外来力量强加的，与1948年之后的强制“苏联化”是不同的。从整体上看，这些国家的转型基本完成，尤其是已经于2004年加入欧盟的国家，在追赶老欧洲，在融入欧洲，也可能这期间会有一些反复和小曲折，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过程，但是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决心。 《从“东欧”到“新欧洲”》以及您之前的著作，其实都是在做去标签的工作。当我们谈到东欧问题的时候，有时指前苏联各国，有时指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有时指前南斯拉夫国家，有时又指代所有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把这些国家在地域、经济、宗教、政治、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复杂和差异性遮蔽了。 金雁：东欧涉及这么多国家，而这些国家自己也反对“东欧”这个称呼，“东欧”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名词，容易引起反感。而且这片地区每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又如此之大，尤其是民族问题特别复杂。我们现在一谈起东欧就觉得，这些小国家分量不重，其实它们各自的发展模式差异很大，异彩缤纷。它们之所以在二战后被笼统地称为东欧国家，主要还是一个《 雅尔塔 协议》把它们划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是由苏联的坦克造就的国家。只有南斯拉夫在二战中由铁托领导打了四年的游击战，所以还有自己的本钱。其他大部分国家冷战以后又是共产党情报局、又是经互会和华约等组织被纳入“苏维埃帝国”统治下，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按苏联的榜样搞建设，于是这些国家在一个统一的体制内存在了四十年，这四十年当然给它们打下了烙印。 这是东欧各国转型时的大背景，但在具体转型过程中差别还是很大的，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成了笼统叙述和评价。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媒体有一种说法，说东欧国家的转型比较失败，尤其是经济方面。或者说，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方案都是西方经济学家设计的，是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是为了让共产党没有经济基础，所以进行了激进的私有化等等。这些说法都存在很大误区，而且有的根本不合逻辑。 例如所谓为了挖前政权的根而急于搞国企转轨，这不是莫名其妙吗？的确，大量国企是前政权上台后的产物，但反过来，苏东体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大量国企的产物。包括苏联、中国在内，有哪个国家是从国企中崛起了共产党并且掌了权的？中共是从农村崛起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也是从私企和士兵中崛起的嘛。其实，倒是国企中容易出现政治性工会，当然“正常”时是官办工会，但气候一变，反对派工会也容易产生，而私企反倒不容易出现这种工会。道理很简单，工会是与雇主“对着干”的。国企的雇主是政府，自然就是与政府“对着干”了。倒是私人企业的劳资纠纷通常就是民事纠纷，不容易把政府卷进来。 其实1980年代剧变前的波兰政府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曾企图以加快国企改革来瓦解团结工会：把企业变成经理自己的，赋予他雇用和解雇工人的全权，从而把工人与厂方的矛盾变成与私人老板的矛盾，政府反倒成了调解人。只是团结工会抵制了这种“官方的私有化”，政府才没有得逞。剧变以后也是因为私有化，曾经呼风唤雨的团结工会很快衰落了，倒是“前共产党”的后继党却没几年就东山再起了！ 所以把中东欧各国的私有化简单地予以“政治解释”或“意识形态解释”是完全不对的。这些国家的私有化都是因地制宜。以波兰为例，波兰工会很强大，高潮时期三千八百万人中有一千万人在工会，它的农业又没有集体化，所以它的国家资产在退出过程中，雇员所有制起到很大因素。捷克有很强的左派传统，它的宏观经济状况也比较好，选择的方案是把国有资产分给每个国民。匈牙利最为外人所称道的就是“卖”，这是因为当年匈牙利的外债水平非常重，卖国有资产是为了还外债。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重要的是要做到公开、透明和公正。这些方式在进行过程中其实就是各种力量的一个博弈过程，政府意志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参与博弈的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 当然，除了捷克实行了国有资产全民初始分配而解决了矛盾之外，其余诸国的私有化过程都拖得很长。由于博弈链条比较长，所以交易成本比较高。这个“学费”交的是有好处的，它带来程序公正和代理公正。如果国有资本守护者没有合法授权的身份，它就不被百姓信任。当年为什么会有团结工会，就是因为政府上涨物价引起工人不满才有的，可是当团结工会执政的时候，物价比之前还要高得多，工人也忍受了，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政府是我授权的，这其实就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所以总的来说，第一，民主政治不是领袖指航向的“理想实验场”，连自己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民，何况那些无权无势的外国学者？这种过程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与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多大关系，也不是当权者、更不要说外国人能够包办的。第二，许多人都认为越是“右派”越主张“休克疗法”或者激进的转轨战略，越是“左派”越反对这种做法。其实在中东欧的许多国家中恰恰相反，左派的转轨方式往往比右派激进得多。这是因为 东欧剧变 前激进的反对派大都具有反苏的民族主义或反世俗化的宗教背景，对普世性的“全球化”和“物欲横流”的自由市场未必很热衷，还有的反对派出身草根，崛起于工运农运，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带有更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或工团主义色彩。剧变后他们这些“右派”反共的确坚决，走向“自由市场”就不免有些左顾右盼了。倒是那些出身“前共产党人”的左派要急于甩掉共产党的历史包袱，上台以后更急于私有化。所以并非像我们想象的，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在东欧大行其道。 波、捷、斯、匈等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社会动荡，这是由哪些原因促成的？ 金雁：首先，这些国家都是在政治体制变革以后搞经济转型，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其次上台的人都有道德资源，这些国家都经历了长期的底层社会运动，在以往的积累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比如波兰团结工会等东欧新兴政党都不是一下涌起的。在这些运动和组织中，知识分子扮演的是理性角色。所以当1989年大变革到来的时候，他们不是以激进比赛的“哗众取宠”来凸现自己。第三是它们的军队的特殊性。苏联为了使这些国家军事力量不能与苏联对抗，控制很严，这些国家的军队调动需要来自华约的指令。而戈尔巴乔夫后来实际上放弃了华约，当社会大潮起来的时候，苏联军队不可能再像1956年、1968年那样出动了，而本国军队不愿意干涉群众运动，所以出现了军队缺失、镇压无果的局面，最后当然是双方坐下来谈判的圆桌会议了。还有一点就是，当时东欧的知识界和党内民主派其实是有互动的，不是完全对立。这些因素的合力，促成了非暴力的温和的转型。 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看，经济改革和政治转型，到底哪个先行更有利呢？ 金雁：东欧是政治先行，但经济转型并不是不重要。在1989年剧变之后，这些国家的国有资产的保存都是完整的。对于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东欧操作的经验是，社会是各种利益群体组成的，是多元化的，这中间有天然的距离，谈判的过程不能省略，在这个过程当中，宁可分得慢一点，分得公平一点，分得透明一些、公正一些，虽然会加大交易成本，但是奠定了产权合法性的基础，以后就没有人“秋后算账”，不存在原罪的问题。而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面临的是“击鼓传花”，没有长远打算，在经济好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对进行更深入的改革采取消极态度，那么等到经济糟糕的时候，要改就是最脆弱的时候。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周恩来 爸爸被捕的真正的内情，直到“ 文革 ”结束后，王金岭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1968年，王金岭从野战部队调到北京卫戍区，他真没想到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我父亲——— 周恩来 总理的亲弟弟，而且还是总理亲自下的逮捕令！ 作者：周秉德，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原题：伯父 周恩来 和父亲 周恩寿 本文作者周秉德是周恩来的侄女，曾任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现已退休。她12岁就随伯伯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本文介绍了她的父亲 周恩寿 （周同宇）和伯伯周恩来的曲折故事，读来真实、感人。 爸爸1924年春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天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 蒋介石 “清党”时，爸爸遭 蒋介石 通缉。那时爸爸23岁，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痴心的爸爸因失恋向另一位负责同志请假，得允许后直奔了四川。伯伯误认为是“擅离职守”，对爸爸做了“撤职查办”的处理。 爸爸脱党 1927年11月末，伯伯由香港到达上海，见了我爸爸又是一顿批评。当时我的爸爸年轻气盛，受不得亲哥哥的严厉训斥，就离开了我的伯伯周恩来，也离开了革命队伍。 直到几十年以后伯伯知道真相后，也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六十年代初，爸爸胃溃疡越来越厉害，经常请假在家休息，伯伯还安排他到外地治疗了几次，还请我七妈（邓颖超）联系当时协和医院外科名医吴蔚然大夫为他开刀，但他因病仍不能正常上班。于是，1963年6月，伯伯指示让爸爸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可是家中6个孩子，除了我和当飞行学员的秉钧外，还有4个孩子都上学，负担很重。“秉德，我会交代成元功（秘书）他们从现在起，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200元，还是由你拿回去给爸爸妈妈。”伯伯对我说，我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呢？ 爸爸被捕的真正的内情，直到“ 文革 ”结束后，王金岭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1968年，王金岭从野战部队调到北京卫戍区，他真没想到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我父亲———周恩来总理的亲弟弟，而且还是总理亲自下的逮捕令！ 那天，公安部长谢富治递给他一份文件，是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 江青 同志那里的一个案子。” “这个周同宇是什么人？”“他是周总理的亲弟弟。”“总理的亲弟弟！”王金岭的头嗡地响了起来：周总理亲笔批抓自己亲弟弟的逮捕令？！“具体如何执行，由傅崇碧司令员给你布置。”谢富治说罢便起身出门去了。王金岭敲开傅崇碧司令员办公室的门，“把你从野战军调来，就是相信你有战斗力！你要敢跟红卫兵干！”一身军装的傅崇碧司令员声音洪亮，态度明朗：“这个案子是红卫兵搞起来的，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嘛！谁知案子报到 江青 那里，她倒动作快，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批示拘捕 “周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就不同了。” 王金岭非常专注地听取傅司令下达命令：“这案子是红卫兵弄起来的，人抓起来后，还要他们继续介入调查，但你必须左右局面，这是难点之一；第二，拘捕周同宇的事，只能你知我知，绝对保密！” “第二个问题好办。我在野战部队当过侦察科长，我马上去看一看周同宇家周围环境，夜深人静时去悄悄执行任务，保证人不知鬼不觉。”王金岭已经明白了拘捕的真正含义是保护，心里点子也多了。“至于第一条，我一定牢记傅司令员的指示，决不给红卫兵乱来的机会。”“好！”傅崇碧司令员双手紧握住王金岭的双手，提高声音说：“周总理已经批准了，从今天起，周同宇一家的事，都由你出面关照，你要记住，这不是为哪一个人，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作贡献吧。周总理为国事已经操碎心，太忙太辛苦了，我们有责任不让他后院起火！”王金岭立下誓言：“司令员，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我永远忘不掉第一次见到刚出监狱的爸爸的情景。 7年多没见，爸爸眼含泪：“你知道我和什么人关在一起？都是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多亏有你伯伯，把我这小舟拴在了大船上，这才闯过险滩，要不早就翻船沉没了！他们整我，目的就是为了整你伯伯，所以，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黄祖炎 1951年3月， 毛泽东 原秘书、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黄祖炎 ，被暗藏在人民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刺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遇刺身亡的高级干部，一时震惊了中央。 作者：刘向上，选自：《福建党史月刊》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但是一些或明或暗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就此灭亡，仍然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做最后的反扑，他们一次次将 暗杀 的枪口对准新政权的各级干部。1951年3月， 毛泽东 原秘书、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黄祖炎 ，就被暗藏在人民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刺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遇刺身亡的高级干部，一时震惊了中央。 身后射来的罪恶子弹 1951年3月，山东省省会济南的夜晚，乍暖还寒，街道上行人稀疏。13日晚8点半左右，坐落于经二路的市政府礼堂内，传出阵阵锣鼓响，瑟瑟琴弦声。这里，山东军区文化工作座谈会刚刚落下帷幕，正在进行文艺晚会的演出。参加座谈会的200余名代表，大都是山东省军区系统司政机关科以上负责文化、宣教工作的干部。 黄祖炎坐在前排右首第一个座位上，他是当晚出席这场活动的职务最高的首长。演出开始前，他走上主席台，向与会代表发表了讲话，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此时谁也不会想到，与会人员中有一个人正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天，黄祖炎正在生病发烧，身体虚弱，本想讲完话后回家休息，但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还是决定留下来与大家一起观看文艺演出。 文艺晚会的节目主要是演唱、杂耍。第一个节目是本地大鼓，第二个节目是河南坠子，第三个节目是西河大鼓。正当第三个节目结束、观众热烈鼓掌之时，在黄祖炎左侧后的不远处，一双穷凶极恶的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他。稍顷，那人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看演出，没谁理会他，便悄悄绕到黄祖炎身后，拔出手枪，瞄准了黄祖炎的头部，随着“叭”的一声枪响，黄祖炎立刻倒在了血泊中。接着，凶手又向其右边处长的座位处胡乱地开了一枪。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当有人反应过来，大声喊着“捉住他”时，凶手已自毙。山东军区保卫部的张一萍等人，急忙把黄祖炎抱进汽车送省立医院。但因伤势太重，黄祖炎途中即不幸身亡，年仅43岁。 刺杀黄祖炎的凶手是谁?他为什么对黄祖炎下如此毒手? 刺杀黄祖炎的凶手不是公开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惠民军分区宣教科副科长，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聚民。 王聚民，男，时年34岁，山东省文登县西横窑村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抗战初期担任过小学教员，1940年混入八路军，1941年混入共产党内，1944年减租减息因触动其家庭利益消极抵抗，长期装病在家休养。土改运动中，他曾表现不满，情绪消极，又因家中被斗而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土改，但未作处理。1950年11月，王聚民调惠民军分区任宣教科副科长后，企图利用职权要求组织出面证明其父并非恶霸地主，遭拒绝后心怀不满，对党及党的土改政策更加仇视。 1951年2月，全国展开镇反运动。3月6日，惠民军分区收到王聚民家乡群众写的一封联名信，揭发王聚民的父亲系恶霸地主，曾逼死两条人命和其他恶迹等罪行，同时还揭发王聚民本人在1938年曾向敌人密告两名地下党员的问题，要求在这次镇反运动对他进行处理。惠民军分区政治部领导惟恐影响王聚民的情绪，既未严肃处理，也未向山东军区报告。王聚民知道了群众对他的控告后，情绪突变，认为自己的处境不妙，决定来个鱼死网破，常偷偷擦拭武器，磨刀霍霍。遗憾的是，他的反常表现，惠民军分区领导不但没有引起警惕，而且三日后仍令其来济南参加山东省军区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以致发生了黄祖炎被刺杀的严重事件。 王聚民的行径说到底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当解放后形势的发展与他的个人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他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走向了反面，根本立场彻底暴露。解放初期，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党内像王聚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并不少，但他们大都能坚决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表现出对事业的忠诚。然而王聚民完全从自己家庭的私利出发，进而发展到对党的仇恨。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