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保

2012-02-14 被软禁接近年半的山东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他母亲及小女儿的情况近日引人忧虑。母亲自春节起无接触过任何人，小女儿于春节后亦没有上学。有关注的网友计划前往山东了解，但遭当局监控无法成行。 （姬励思报道） 陈光诚的母亲自大年初一后，村民就无见过她出家门，而陈光诚的小女儿，亦无出席周日的开学礼。一直关注陈光诚的南京维权人士珍珠，及山东网友王雪臻原计划周二一起前往沂南，了解事件，但分别遭当局监控，无法成行。 珍珠对本台粤语组表示，陈光诚的二哥于春节前病逝，陈光诚的母亲于大年初一试图出门拜祭时，被监控人员强行拉回家后，村民就无再见过她出门。 陈母身体一直不好，情况令人忧虑。 珍珠说：“大年初一，老妈妈从家里哭哭啼啼的出来，想去陈光诚二哥停灵的场地，在门口被看守拦住，并被架回去，之后村里人说就没见过她出来。第一种情况是山东不让她出门，第二种是老妈妈生病了，出不了门。两种情况都让人非常担心。” 珍珠说，陈光诚的小女儿陈克斯自春节至今，村民亦未见她在村内玩耍。而她就读的小学，于周日举行春节假后的开学礼，陈克斯亦无出席。她说:“小女孩自从初三代表全家，到二叔坟前添土后，村里就没人见过她。星期天是学校报到的日子，家长都觉得很奇怪，接送孩子那辆车没出现。孩子每天都会有车还有看守。” 珍珠说，去年二、三月间，陈光诚夫妇二人遭暴力殴打。现时两会召开在即，加上年底的十八大，正处于敏感时刻。自去年底起，有关陈光诚一家的消息渠道，就遭封锁。他们非常担心陈光诚一家的处境。 珍珠说，他们原定周二起程前往沂南，但她周一晚就被国保约谈。她说：“昨天跟我喝茶喝了大半天，说了一大堆话，意思就是今天不要去山东，然后又说15号还要再跟我喝茶。” 原本计划与珍珠同行的山东网友王雪臻表示，她周二朝早就遭国保监控。她说：“今天早晨，我楼底下就有三辆车盯著我，共五个人，他们没跟我说话，我上那里，他们的车就跟到那里。” 山东网友辛巴于2月8日，穿上自制的花灯，在北京的三里屯游走，声援被软禁的陈光诚。（王雪臻提供） 此外，另一名山东网友辛巴，继今年一月在北京自困在玻璃制的牢笼内以行为艺术声援陈光诚后，他于上周三再度在北京用写上英文“自由”的彩灯，声援陈光诚。他于周一遭山东的国保约谈。 记者周二多次致电辛巴，但电话无人接听。 曾与辛巴通过电话的王雪臻表示，国保警告辛巴不要再进行声援陈光诚的活动。她说：“他造了一个橙色的花灯，他穿上花灯在北京的三里屯游走。山东的国保警告他，让他这阵子老实点，不要再去北京弄了。” 陈光诚因揭露临沂当局粗暴推行计生受打压，其后更被判刑。他于2010年9月刑满出狱后，随即被软禁至今。期间他及家人遭不人道对待。陈光诚的处境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 山东网友王雪臻戴上墨镜，将声援陈光诚的车贴，贴在透明的包包内，到超市购物，以此声援陈光诚。（王雪臻提供） 原文链接 葛洵编发

吴立波：重建后冷战时代的历史观——兼谈中国发展的乐观前景 进入专题 ： 历史观 中国发展    ● 吴立波       2011年，欧美日各国开始重续被人为拖后了两三年的2008年金融危机，并向社会和政治危机转化，第三世界越来越多地被卷入，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要解释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还需追溯到35年前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政治的转变、冷战时代秩序的崩溃。           冷战秩序的瓦解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首要的后果，就是中国在10多年后，在美苏两大体系之外，基本独立建成了完整的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从而在70年代初使冷战格局从两大阵营演变为中美苏大三角之下的两强相争。     中国之所以能在美苏两大霸主之间成为第三个力量的中心，原因是除了美苏之外，中国拥有世界上唯一独立的现代工业化体系和国防体系，并且完成了以基础教育普及和高校、科研院所研究为依托的现代科技研发体系，同时建成了覆盖城乡的现代医疗体系和工农业基础设施。     这些成就中的某些单项，美苏两国之外都有国家达到，但中国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立的现代工业和文明体系，则除美苏两国之外无人可及。那些美苏的盟国，即便是日本和德国等所谓工业强国，也仅仅是美苏两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     简而言之，在这个阶段，已实现工业化、占世界人口1/5并成功将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中国，不管倒向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美苏之间原本脆弱的平衡发生根本的逆转。     此时，美苏两国对中国的态度却迥异。     在西欧、日本实现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20年后，经历朝鲜、越南等多场战争的美国，不得不赖账埋葬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力量处于明显的下降通道中。而苏联则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其产出达到美国的2/3左右，扩张日盛，不可一世。     忘乎所以的苏联主动把中国推向美国——中苏边境的军事对峙和冲突，完全是苏联在美苏对抗中认不清主要矛盾的不智之举，而这正中力量下降中的美国人的下怀。     于是，随着毛泽东与尼克松缓和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大门打开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结束“文革”，为中国新领导集团改革开放开启了新的历史道路。     这正是“冷战”秩序瓦解的序幕。     中国改革开放并与美国和解，对此后漫长的人类历史有两大影响：第一，中国不再在反体系运动中当头；第二，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开始逐步冲击并最终全面改变和重组这个体系。     而处于长期僵化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中的苏联，面对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根本无还手之力。从赫鲁晓夫时代，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联统治集团内部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制度，也越来越无法按原有的方式继续统治。     更不幸的是，此时苏联已高度僵化的体制只能选出戈尔巴乔夫这样政治上“无比天真”，同时又缺乏政治谋略和斗争经验的领导。于是，1991年苏联解体，为“冷战”秩序完全瓦解画上了句号。           美国回光返照          之所以是“后冷战时代”而不是一个全新命名的时代，是因为1991年以来迄今的人类历史，并未产生类似英帝国霸权、冷战秩序这样的稳定秩序，而只是一个冷战格局崩溃而新的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     后冷战时代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的是美国“一霸独大”、因暂时饱餐冷战红利而回光返照的10年。     对美国来说，冷战胜利的红利直接来自两方面。     从军事遗产看，一方面，美国不必再消耗大量财富用于与苏联的军备竞赛，美国军费从80年代末期占GDP的近6%，直线下降到克林顿后期只占美国GDP的3%。另一方面，美国在冷战时期积累的用于军事目的的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技术，又可以放心地被民用化。于是，美国出现了新的信息技术革命。而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因冷战胜利积攒的全球信心，引导了世界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从资金上配合了信息技术革命和美元霸权。     美国冷战红利的另一来源是发展中国家。全球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拆除了各国边界的藩篱，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让发达世界的制造业资本找到了世界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的新组合，它们向美国出口大量廉价商品，增进了美国民众的福利，压低了美国CPI，进而是利率，让美国经济极大受益。     于是，这个阶段，美国经济出现了长期稳定的低通胀高增长，达到二战后可类比50、60年代黄金时期的最好水平——4%，且繁荣期超长。     但是，美国的回光返照和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全球分工体系也有巨大的副作用。     1992年后，当东亚、欧美资本蜂拥而入后，中国这个全球潜力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所积攒的巨大工业制造和配套能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态势不可遏抑。     于是，原本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可以过过小日子的东亚小国，很快丧失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的优势地位，经济开始泡沫化，逆差开始迅速扩大。在欧美剩余投机资本冲击下，东亚危机出现，这反而更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制造业转移至中国的趋势。     90年代的IT革命也进一步使美国迁出利润越来越低、竞争力越来越差的传统制造业。美国产业外移的地区从70、80年代的东部，蔓延到90年代的西部、南部，以致整个国家，作为工业时代经济基础的美国制造业日趋衰败。     另一方面，缺少社会主义的外部压力和榜样，资本的自由流动使美国底层力量受到削弱，社会运动沉寂，精英阶层的利益恶性膨胀，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丧失动力，50—70年代贫富差距缩小的趋势被逆转，整个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种趋势也在全世界蔓延。     此时，中国产业出现了两种态势：一方面，由于出口加工业的兴起，东南沿海一片繁荣；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大的外部军事压力，中国长期军备废弛，军工订单稀少并被推向市场，趋于破产；大多是国企的装备制造业等重化工业，因国企弊端和发达国家长驱直入进入中国市场，陷入严重的整体破败中。     在政府财政上，原本依靠国企征税的中国财政，逐渐降到只占GDP 1/10的绝境：一方面，中央财政因为10多年财政包干制基础上的财权分权，入不敷出，甚至要向地方政府借钱；另一方面，因国企普遍破产和经济破败，地方政府同样入不敷出，乡镇不得不自寻财路，向贫苦农民大量征收税费。而随着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以及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底层被甩出，社会矛盾异常严峻，群体性事件达到高潮，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社会矛盾最尖锐、社会最不稳定的时期。     中国社会的这种奇怪景象与高度的权力、利益分化，让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立场的知识分子日益分裂，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也完全分裂。于是，中国人对中国到底是在崩溃之中还是在发展之中展开了激烈争论，谁都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论据。     美国人更为困惑。美国瓦解苏联后必须寻找和对付新的挑战者，但按当时的态势，他们难以确定中国到底是不是这个新对手。他们可以选择冒险，趁机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潜在威胁，或者是等待中国内部自乱，不战而胜。     但美国的问题是，它是民主制国家。一般情况下，民主制可以避免最坏的统治，但却是一种平庸和保守的政治制度——它从来都是既定利益格局的维护者、追认者，在常态中，各利益集团和各种主张谁也很难完全压倒谁。除非是南北战争与1929年大危机这样高度危急的情势，美国统治阶层很难完成意志整合。中国还未直接与美国对抗，但又是工业大国、人口大国、核大国，与中国更直接、激烈的对抗风险太大，美国强硬派很难说服各利益集团冒险。     在美国统治集团首鼠两端之际，美国开始了长达二三十年的制造业外移，进而是产业空心化、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收入下降，以及资本过剩，然后是股市金融泡沫化，终于遭遇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美国遇到了2000年的IT泡沫破灭和大股灾。继而，美国更不幸遭遇了恐怖分子发动的“9·11”袭击。这完全打乱了受选举政治左右的美国统治集团的战略部署。           “9·11”后美国的战略歧途          IT泡沫破灭后，美国不得不首先拯救经济，维持国内稳定，它面临这样的局面：     格林斯潘所采取的低息货币政策以及低息推动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导致经济增长必须以低通胀为前提，而低通胀必须靠源源不断的廉价中国商品来压低CPI；就货币市场而言，只有中国廉价商品换来的美元不断回流美国本土，才能让货币供应更充分，也才能继续压低美国利率，为透支的美国人和政府继续提供低廉信贷，为美国经济提供有效需求。     “9·11”之后，美国保守主义调整了战略，主要力量从对付中国转向对付恐怖主义，于是面临这样的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打击恐怖分子和所谓的支持恐怖分子的政权，这都必须有中国的配合，因为中国在联合国能让美国师出无名，如果中国给予恐怖分子、塔利班政权以军事援助，战争可能永无穷期。因此，美国必须跟中国搞好关系，防止与恐怖主义和中国两线作战。     与此同时，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势头正在达到高潮。     以房地产、城市化为带动，加之随后2004年前后“国企改革大讨论”对新自由主义的狙击，中国大型国企的出让暂停，国企主导的中国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也因市场需求带动而重现生机，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水泥、化纤以及装备制造国家，实现了产业升级。     原本就具有竞争力的中国纺织、玩具、家电等轻工业，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降低或部分拆除了很多国家的贸易壁垒，更加如鱼得水，几乎击垮了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赢得了世界一半左右到80%的市场份额。     总之，中国已成为无可置疑的世界制造业中心。     短期看，这种增长方式纯粹是贫穷的中国为富裕的美国输血，中国老百姓遭遇了巨大的福利损失；长期看，美国产业外移和空心化，靠借钱度日，是在饮鸩止渴，丧失了最根本的竞争力，而中国则变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债权国和美国最大的债主，资本主义世界中心转移到中国的趋势不可阻挡。           为什么中国没有崩溃或拉美化？          以90年代中后期的眼光看，中国发展到今天确实是一个奇迹。     中国没有出现像苏联那样的崩溃，原因颇为复杂，概括起来，可能有这样一些更为主要的原因。     中国始终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秩序，而苏联出现了政治崩溃和国家治理的大混乱；改革开放后至今，中国还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的高潮，而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拥有几千年农业时代的市场经济经验，建国后从未建立真正的苏式计划经济，国企实行中央与几级地方政府的分级所有，公社与村镇的乡镇企业也未被纳入计划中，因而原本就是一个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体制弹性非常大，各主体市场经济经验丰富；在中国渐进式增量改革中，原有国企的生产组织体系虽然困难越来越多，但并未在短期内崩溃，这为整个经济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环境；在最困难的90年代中后期，虽然内地破败，但中国沿海繁荣的出口型经济缓和了危机，提供了就业、财政等社会和国家稳定的经济支撑。     为什么中国没有如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一样，在经济开放后发展成依附性经济进而拉美化？这与中国的起点和体量有关。     首先，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全世界在美苏之外唯一自成一体的工业经济体，从轻工业到装备工业、石化工业，再到核工业、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工业，中国都积累了制造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因而具备产业自我升级能力。     其次，中国经济经过三四十年的积累，体量足够大。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到经过90年代的激进私有化和外卖过程，10年还未卖光。尤其重化工领域的核心产业，进入新世纪时大多还控制在政府手中。而经济规模小的小国，几年之间主要产业就能被卖得精光。     再次，中国政府从不曾放弃对金融、主要资源、重要军工以及电力电信等基础和战略产业的控制。     最后，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保留了全球最强大的左派传统，直接制约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利益集团的独大，也制约了政府的市场化、私有化等政策进一步激进化。2004年前后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就是例证。     当然，所有支持中国发展至今的前提是，自新中国成立后，便形成了一个可与美苏比肩的独立意识形态和独立国家政权，这与第二、第三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均为政治或经济依附性国家不同。     除了开放之外，10年来由房地产激活的快速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支柱。这并不是其他国家可以随意仿效的，只有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体制才能发生。           中国显示出巨大的竞争力          然而，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四小龙不同，也与日德崛起不同，其全面性和规模更大。原因是：     首先，中国的体量太大。不仅中国人口规模超过了所有主要发达国家之和，更可怕的是，由于中国革命时代形成了几乎是全世界最为彻底的妇女解放传统，中国妇女普遍参加社会工作，这让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远高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系统，使得中国的庞大人口顺利转化为最丰富的各层次人力资源。     其次，如前文所述，毛泽东时代的独立工业体系，在低端轻工业、中端重化工业以及高端航空航天、新材料、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中实现了各层次各产业的系统覆盖，有全领域技术、人才等产业积累。     再次，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大，中国高端产业在发达地区发展起来之后，低端产业自2004年之后实现了内部梯度转移，并不需要立即外移。     于是，中国庞大的产业积累和人力资源积累，凭借广阔的国内市场起步，在支持出口的政策支撑下，逐渐在各层次各产业依次形成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     “9·11”后的10年，中国开始在全球显现自己的巨大实力。     在资本、技术更密集的造船、钢铁、石化、装备等重化工领域，中国实力靠近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发达或新兴国家。     在纺织服装、玩具、小电器等轻工业领域，中国相对中东、北非和拉美那些半工业化国家拥有巨大优势。     即便在航空航天、新能源、IT等高端领域，中国也已经开始接近美国、德国等少数国家才能具有的优势。美、德、日等国高端产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还能长期保持优势，但在中国的投资，很快会发生技术和产业外溢，被具有产业基础的中国同行不断消化吸收以至超越。           未来          由于中国人口是苏联的8倍和美国的4倍多，是整个世界的1/5，因此中国继续发展的工业化和完全城市化将让世界无法容纳。     世界从未经历过如此众多的人口不受国界、语言、文化障碍限制，全部整合在一起，完成工业化。此前，在金字塔顶尖的完全工业化的人口，包括美、苏、日、德、法、英等各国，加起来也远不到10亿，还被国界、语言、文化等分隔在不同国家，分工效率远不及整合后的中国。     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将继续迅速提高，10—20年内，中国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虽然“民工荒”已在中国出现多年，工人工资上涨迅速，但中国10年内还将保持竞争力：一方面轻纺工业和加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会节省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另一方面，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会节省出上亿工人。     而如果继续坚持出口，亚非拉那些资源较少的半工业化国家，甚至东欧、南欧国家，将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它们的失业、贫困、债务等经济和社会政治困难还将深入发展。     再看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中国开始大力发展这些行业还不超过10年时间，但已经击败了欧洲、亚洲大部分国家，目前仅剩德国、日本、法国的高端产品还在与中国竞争。10年后，中国在高端领域将完全可以与德、日直面竞争。     美国以航空等军工为代表的高新产业是个例外。中国至少还需要1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追赶得上。但在那之后，美国可能除了农业和矿产等资源性产业，也将难与中国竞争。     在2008年危机的第一波，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达成共识：鉴于1929年危机的前车之鉴，为了避免进一步衰退，大家要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那是在经济危机的初期，社会政治危机还没有激化。如果危机如2011年这样继续深化，政客们将一定会优先解决国内社会稳定问题，实行经济民族主义。     实际上，对不发达国家而言，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失并不大。但对那些发达国家而言，从中国“断奶”，老百姓的购买能力可能瞬间下降一半，甚至更多，商业资本的利润也会大幅下降。即便发达国家的各利益集团能说服或者压服那些外贸部门的资本，在政治上承受这些后果，居高不下的通胀进而是利率也会让他们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这并不会降低其国内的两极分化，缓解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操作不当，高企的通胀会激起底层的造反运动。     但不管怎么样，随着危机深化，全球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各国一定会进一步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这不仅将导致全球分工效率的降低和危机的深化，还将引起政治危机。这时候，可能就需要直接用武力或者资助代理人来捍卫自由贸易原则了。从资本主义兴起的奴隶贸易和垄断贸易开始，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上个世纪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么打起来的。只不过，这次深受贸易保护之害的是中国。     但中国刚刚在工业上崛起，军力短期内不足以压倒老霸主。中国的继续发展还有另一个限制：二三十年内，世界不少主要资源可能耗竭，人类如何生存？     这一问题及其后果同样难以估计。只有可控核聚变能大体解决能源问题，但人类目前在这个领域的投入似乎还看不到短期突破的迹象。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工业文明很可能就快遇到生死考验，大家都装作看不到，以为如同以往一样，总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9世纪末到二战后，美苏面对的世界存在两种现成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明模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且都有成功范例。但今天，西方世界的没落和崩溃横扫了资本主义的威信，而前苏联的解体也极大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现在，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者们都已失去了道义感召力，也提不出新的替代性方案——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我们面对的是市场经济下的工业文明的废墟，方向不明，前途未卜。     毫无疑问，目前已经开始的整个人类的混乱绝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文明在资源危机面前的不可持续性已暴露得无比清晰和深刻。     但由于长期以来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因而现在无法定论：这仅仅是新一次权力中心转换引起的大混乱与大动荡，过后再重建中心与外围的秩序，还是会为人类带来新的方向和文明？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每次大危机，都是社会主义兴起的重大机遇。现在，如何将“改朝换代”式的资本主义世界权力中心的转换，变为新文明崛起的机遇，便成了一个特别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者单位：《社会观察》杂志）    进入专题： 历史观 中国发展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发展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09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作为新左派的甘阳先生似乎有这样一个信念：癫狂是一种特殊的深刻。事实果然如此吗? 　　历史和现实从来都是通过理论去理解的，因为历史和现实不可能自己解释自己。甘阳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甘阳：“我宁可改革速度慢一点”)，而“施特劳斯是了解当代西方、当代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中国人研究西方就是中国研究的一部分”(甘阳：“为什么不去研究西方?”)。所以，对甘阳来说：研究西方就是中国研究，不理解西方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不理解施特劳斯就不可能理解西方。 　　这个观点碰巧与我自己的看法相反：不理解中国就不可能理解西方，“食洋不化”不是中国人不理解西方，而是中国人不理解中国甚于不理解西方。 　　显然，角度不同，道理自有不同，但思想的交锋肯定是免不了了，所以我想让逻辑说话。甘阳在本文面对的将不是通常的来自于自由主义的批评，我的批评是“冷酷实证”的批评，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不是对政治立场的批评。我明确认为：理解了施特劳斯和可能理解了西方的甘阳还是曲解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对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的肯定包含着对这两者的严重误读。 　　1，甘阳如是说 　　正好，2011年12月30日，甘阳在其《文明·国家·大学》的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发言，为这个思想交锋提供了一个由头。甘阳说：“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中国崛起负有文化使命”;然后癫狂的话就来了： 　　“西方在冷战之后从来没有有意义的思想出来过”，“美国没有思想家”，“美国没有知识分子传统，没有文人传统，也没有文化的传统，基本上是靠大学这个生产基地在生产”。 　　“把全世界全都拖进去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现代化)的话，那很好的。我们中国人如果以宋明或者宋朝为(蓝本)是很幸福的，以后的东西没有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惜的。我不大说这个话，因为这话说出来大家会认为我是神经病，怪话而已”。 　　“现代性它一旦起来，那就像永动机上了发条一样，人类将彻底地灭亡，一个结果是资源耗尽 ，另外一个结果是人类所有文化变得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最低标准，就是很低的智商点的东西。我们现在青少年的文化基本上是弱智的文化。当然，我这些都是比较‘反动’的说法，我平常不大说的”。 　　“在文化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完全站在一起的。一个文化人喜欢资本主义是十分荒谬的事情，一个文化人意味着精致的诗歌，文学这些才是最高价值的东西，不可能以金钱为最高的价值。所以如果你认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大麻烦是它必然把文化变成和所有商品一样的东西。所以一个人从心底上喜欢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喜欢文化，他认同的文化是假的文化”。 　　“比较大的一个麻烦是文化与民主的关系。这里的民主不是指全体的民主，而是平等。文化上的民主是根本上不可能调和的。因为文化必然要讲高低，你不能说昆剧唱到高水平和低水平的人是一样的好，你不能说书法最高明的人和完全最差的人是一样的，就是说文化不能接受平等这个概念。平等是人间相处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又存在很大的分歧”。 　　“儒家本身是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你需要一套社会政治的东西去支撑你的价值观念，不可能凭空地存在。……一个比较纯粹理想的状态，如果一切都(允许的话)，那么希望一个以儒家核心的，而不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国家。这也不是我对社会主义有任何的偏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我认为就是平等，平等简单来说不可能成为一个基本的美德。……我认为自由和民主都是比较低级的要求，他们不涉及个人的品德的培养，所以它是一个保障性的东西。它们都是保障性的东西，是需要的，它保障这个人培养出一些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如果能够从平等过渡到以儒家为核心，我觉得核心是在中国的大学，假定说以后所有的商人、所有的老板、所有的干部、所有的演员毕竟都是大学培养出来的，抓住大学就是抓住一切”。 　　2，施特劳斯的影子 　　当说甘阳“美国没有思想家”时，他的意思是“如果勉强有一个，我认为那就是亨廷顿，对冷战之后的大学他有一个很大的想法，其他的，那些被认为是最好的，罗尔斯也就是一个很好的学者，有逻辑推理能力，能把问题说得不必要的复杂”。这就令人想起施特劳斯的学生布鲁姆在“正义：罗尔斯对抗政治哲学传统”一文里对罗尔斯的全盘否定。但列奥·施特劳斯似乎也不算是美国的思想家，即便他1937年就移居美国，施特劳斯似乎还是被甘阳看成一个德国犹太人。 　　甘阳为什么敢说出“西方在冷战之后从来没有有意义的思想出来过”和“把全世界全都拖进去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种一般人看上去不着边际的、连他自己都认为是反动、神经病的怪话呢?因为施特劳斯就是这么认为的，而甘阳的底气来自施特劳斯。把甘阳浸泡个通透的施特劳斯不是个一般人，施特劳斯认定“哲学旨在以知识取代意见，……哲人之思想的美德在于某种癫狂”。这个“某种癫狂”似乎包括他另一方面所矛盾地认为的“政治哲学不可能离开价值”。 　　施特劳斯的癫狂远远超过了尼采，他认为自由主义和西方左派在肯定现代化上都是一丘之貉，西方古典才是人类真善美的源头。所以，施特劳斯的最大癫狂是认为，其他思想家都没有关于“知识和价值”的真知，而他的真知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关于人类政治体制和自然本性的真知。霍尔姆斯在《反自由主义剖析》一书里把施特劳斯划成一个强硬的、超个人主义的绝对论者，我则认为施特劳斯是对西方文化中偏狭的“实体主义思维”毫无自我意识的绝对论者(“实体主义”强调超历史经验或超文化背景的独立实体存在，如最佳政体、自然本性、美德等等)。 　　也就是说，施特劳斯以其对人类美德和自然本性的绝对论预设，去批评近现代西方其他思想家的知识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可这并没有表明他在“实体主义思维”的意义上与西方其他思想家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只是说明他的绝对论倾向从政治体制进一步延伸到了知识和道德领域。下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他的一些具体论述，看看甘阳的身上是不是有施特劳斯的影子。 　　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一文里，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的危机原本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与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的政治哲学相分离的危机，文化危机则只是“学院行当”的危机。现代性的特点似乎是圣经信仰的世俗化，是在此岸建立天堂，但实际上却是“对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激烈变更”，是用马基亚维里式的“人们事实上是如何生活的”和制度设计去否定“人们应当如何生活”、去否定古典政治哲学追求的“最好的政治秩序”。“最佳政制乃是对德性之实践最具指导性的秩序，……如果可用的地域与人民的自然本性并不适于最佳政制，那么便无法建立最佳政制;至于能否获致合适质料，这一点绝不是靠缔造者的手段便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机运。……一切有生命的存在者，都指向一个终极目的、一个它们渴望完善的状态;对于每一特殊的自然本性，都有一个完善的状态归属之;……自然本性提供标准，这个标准完全独立于人的意志，……善的生活便是按照自然本性去生活，这意味着安于特定的界限;德性在本质上就是适度”。总之，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使“自然为人立法”堕落成了“人为自然立法”。 　　在他看来，马基亚维里“将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卢梭则用“普遍意志”来代替“自然法”，尼采把人的自然本性看成“权力意志”，所以“他要对法西斯主义负责，其分量之多，一如卢梭之于雅各宾主义”。“与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相反，自由民主制的有力支持来自一种决不能被称为现代的思之方式：我们西方传统之前现代思想”。 　　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文里施特劳斯更明确地说：“传统哲学家比较普遍地排斥民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生活的目的以及社会生活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美德。把自由作为一种目的在意义上是不明确的，因为这意味着对邪恶与善良都是自由的。正常地形成美德只能通过教育，……科学的政治学家倾向于只把民主与独裁主义加以区别，也就是说继续保持在特定的政治制度及其对立面限定的范围之内把特定的政治制度绝对化。科学探讨容易忽略最主要的或基本的问题而不假思索地接受已经认可的见解。……民主还没有找到一种办法抵制卑躬屈膝的遵奉主义及其所鼓励的对私人生活日益加剧的侵犯。一个从另一星球上往下看我们的人，可能发现，当人们专心考虑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国内问题和政治自由问题时，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分歧并不如看上去那样大”。 　　甘阳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 也即《自然权利与历史》中译本导读)一文中归纳说，施特劳斯将他认为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全部思想表述如下：1、“普世一体化国家”是不可能的;2、因此任何政治社会都是特殊的，都是“封闭的社会”即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3、任何曾经存在过的政治社会或任何将来会出现的“政治社会”都必然立足于该社会一套特殊而根本的“意见”，这种“意见”不能被“知识”所取代，因此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特殊的而且是特殊主义的社会;4、政治社会这种立足于“意见”的特性因此对“哲人”的公共言论和写作强加了责任(如果普世理性社会是可能的，这种责任就是不必要的了);5、哲人的写作因此需要一种特定的写作艺术(“俗白和隐讳的写作”)。 　　甘阳还认为：“施特劳斯给出古典政治哲人的三重身份，第一，政治哲人首先以好公民的面貌出现;其次，政治哲人的目标是最高的政治知识即“立法”的知识，获得这种知识的政治哲人是立法者的导师;最后，政治哲人认识到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不是政治本身所能达成，而只有哲学才能理解，因此他是献身沉思生活的哲人”。 　　3，甘阳何以癫狂? 　　由上可见，在肯定西方古典、美德、美德教育、政治性封闭社会、立法者的导师等等上面，在否定现代性、世俗化、自由、民主、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分歧、普世一体化、西方现代思想等等上面，甘阳身上的“施特劳斯影子”是明显的。可以说，甘阳的癫狂只是施特劳斯癫狂的再生产(本文已把“癫狂”当作中性词)。 　　甘阳和施特劳斯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从另一星球上往下看我们的人”，这种“上帝思维”正是预设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实体主义绝对论者的特征。施特劳斯的观点为人们进一步理解西方或许是有益的，但它在西方受到忽视的事实却表明，它自身确实包含着致命的缺陷。在我看来，施特劳斯关于政制和人性的理想主义预设(对应于儒家的“大同世界”和“仁义”)，为他自己对西方的现实和学说的批评和否定，确立了一个过分有利、因而也是过分虚伪的基础，这个虚伪的基础本质上是一种“学院行当”的“书面基础”而不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基础”。 　　与天堂相比，人间自然会事事不如，可问题是这个天堂存不存在?品德教育又能走多远?在我看来，施特劳斯和甘阳都选择了过分乐观的答案，而在甘阳这里，这个选择却由于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而使他对儒家价值的强调陷入了困境。总体而言，施特劳斯的虚伪逻辑基础包含了甘阳所不能正视的“四个夸大”：夸大了西方古典的至高性，夸大了人类美德和自然本性的先验性，夸大了“书面文化”的至尊性(如说“现代性的危机原本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文化危机只是“学院行当”的危机)，夸大了“书面文化”对“现实文化”的能动性。 　　甘阳说：“如果我们大规模地研究西方，在充分了解西方的复杂性之后，可能会从中找到对于中国的帮助;然而，任何直接地到西方找一种学说来解决中国问题尝试，都是非常肤浅的”( 甘阳：“为什么不去研究西方?”)。但正如施特劳斯在西方古典里找到了亚氏的美德一样，甘阳则从中国古典里找到了儒家的“仁爱”，并且认为教育是唤醒被现代性破坏的人的自然本性的关键。甘阳找到的难道不是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西方美德学说吗?他对中国古典的强调用的不正是施特劳斯在强调西方古典时的手法吗? 　　可以肯定，施特劳斯使甘阳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新左派，甘阳更乐于认为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是一个维护“社会主义传统”和“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并且更强调“儒家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早在“儒学与现代”一文里，甘阳曾经批评人们对儒学寄予太多的现代功利希望，他否定或怀疑儒学能够开出工商文明、自然科学、民主政治等现代因素。在我看来，甘阳从“儒家传统”中寻求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企图也是对“儒家传统”的一种强求，只是，甘阳对“儒家传统”的强调不是表明“传统已经丧失了它的力量”，而是表明传统已经被他误读。 　　为什么说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会使甘阳对儒家价值的强调陷入困境呢?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指的是儒家的“家族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分离或“圈内道德”与“圈外道德”的分离，是这种分离在上升到政治化之后出现的“书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掩饰和敷衍。也就是说，“书面文化”本来也是广义“现实文化”的一部分，“书面文化”与其外的“现实文化”的分离本来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当政治需要强调“书面文化”而现实中又没有对等的存在时，“书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掩饰和应付就产生了，中国的“面子文化”又进一步使这种掩饰和应付“特色化”。 　　“圈内道德”与“圈外道德”的分离导致了中国人的“亲情”与“恶德”，而用“书面道德”粉饰和应付“现实道德”则导致了中国人的“礼治”与“伪德”。儒学当然不应对中国社会的恶德和伪德负责任，实际上它甚至没有资格负这个责任，因为在本质上，儒学只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理论适应而已，这也是儒学经常沦为政治工具的原因。 　　就儒学仅仅是对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而言，儒学根本不可能摆脱中国文化里亲疏贵贱的“差序格局”观念;当儒学试图以“仁爱”去突破“圈内道德”的局限时，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实践这种突破，以至于千百年来儒学造就了发达的“书面道德”。可悲的还在于，“现实道德”越背离理想，儒家就越以为社会需要“书面道德”，儒家就越致力于“书面道德”的发展(从汉儒到宋儒到现代新儒)，结果儒学的“书面道德”一方面日益远离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人的本能，另一方面又日益加深了对中国“现实道德”的掩饰和应付。 　　甘阳强调儒家的仁爱，可亲疏贵贱与儒家仁爱的现实矛盾却被忽略了;历史现实中的仁爱更多的是非制度化的“仁爱子民”及“仁爱士卒”，是君权秩序下的非制度化道德，“仁爱同胞”的“横向仁爱”也因此而更稀缺了，因为资源的纵向竞争必然以横向的社会道德、甚至是纵向的子民道德为代价，仁爱就被书面化了。 　　甘阳就是在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双轨特性”毫无自我意识的情况下引入施特劳斯的规范主义思维的。结果当然就是甘阳的所谓保守主义，这个保守主义其实就是西方古典规范主义与中国儒家规范主义的重叠，是规范主义的双重化。甘阳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沉溺于理想主义的道德规范冲动，不仅仅是用对经典的解读代替对现实的解读，不仅仅是用“书面文化”冲消“现实文化”，他还幻想着学校教育能够取代社会教育(所谓“抓住大学就是抓住一切”)，书面价值能够取代现实价值(所谓“文学这些才是最高价值的东西”)，似乎人类存在一个先验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等待象他那样的“导师”去启动。 　　这就是甘阳能够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抨击市场化、现代化、世俗化、平庸化的原因。按照这个虚伪的“上帝思维”，现代社会的一切成果仿佛都是“不必要的恶”(所谓“把全世界全都拖进去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们中国人如果以宋明或者宋朝为(蓝本)是很幸福的”)，是不过渡到美德生活就无法证明其存在价值的过程。当甘阳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儒家价值时，他的困境就进一步被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所限定，他所推崇的传统其实只是一种“书面传统”，他想要的是让历史上没有变成“现实传统”的“书面传统”在当代成为可能。 　　所以，甘阳的“古典美德论”面临的是现实人性和中国国民性的双重困境，他似乎不可能看到：中国人的问题是自己的意识与本能无法统一，自己的理智无法与情感统一，自己的言论无法与自己的行为统一。甘阳似乎不可能认识到现代德性教育的局限如何存在于传统行为规则之中，也似乎不可能认识到中国的书面教育又会如何被现实行为博弈所“双轨化”。甘阳把文化传统当成了现代道德缺失的解药，可事实上甘阳手里的文化传统仅仅是“书面传统”，中国社会的道德缺失其实正是“现实传统”的文化延续的结果。可见，施特劳斯的“书面思维”恰恰是有害而不是有利于他理解中国。 　　甘阳的错误正是施特劳斯的错误，这就是缺乏一种历史和辩证的“反身思维”：人只能是他能表现出来的全部，不能用人所能表现出来的局部去否定人的其它局部;人的平庸和高尚都是人的本质，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可以脱离人的恶俗而独立存在的美德。我们当然可以高扬美德，但把美德“自然本性化”就太癫狂了。 　　如果一定要把不能实现的当成美的，甘阳的“德性人”只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构，是施特劳斯为了确立一个所谓“立法者导师”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玩偶。甘阳与施特劳斯的不同仅仅在于施特劳斯没有机会漏读中国文化的“双轨特性”。另外，施特劳斯从绝对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古典传统，而当甘阳从现代解释学角度去把传统理解成一种“尚未被规定的东西”时(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他不仅把传统相对化，而且还模糊了自己本来就含混不清的儒家传统定义。 　　4，高超者如何跌落：一个关于平等问题的例子 　　以上分析表明，施特劳斯的规范主义伪装很容易从一个道德制高点上跌落下来，特别是当甘阳用它来“食洋不化”于中国的历史现实的时候。在这次新书发布会的发言和以前的文章里，甘阳关于平等问题的议论，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高超者如何跌落” 的绝佳例证。 　　甘阳“希望一个以儒家核心的，而不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我认为就是平等，平等简单来说不可能成为一个基本的美德”。早些时候，甘阳提出过所谓的“通三统”：“第一个传统是儒家传统，我们可以用仁爱来概括这种传统的精髓，第二个传统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第三个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于自由的追求”( 甘阳：“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复兴”)。他又认为：邓小平的传统是市场和自由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是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孔夫子的传统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的传统。香港没有平等传统，美国则没有人情传统，而“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甘阳说香港没有平等的传统，美国没有人情的传统，而中国和美国则都拥平等的传统。可是，难道中国和美国的平等传统是同质的吗?即便甘阳的平等是指“实质平等”而不是“形式平等”，这个常被引用的辩解能成立吗?什么叫“实质平等”?即便它是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结果平等又是什么结果的平等?经济分配的结果平等就是“实质平等”的全部吗? 　　其实，社会主义的平等与资本主义的平等本来就不同。美国的平等偏向于假定“能力平等”，所以机会都向能力开放，具体机会背后的价值和成本却不可能平等，所以给“虚伪平等”一说落下了把柄。毛泽东的平等偏向于假定“偏好平等”，大家偏好类似，所以不需要市场，所以毛泽东的平等是配给制之下的平等，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被平等”。 　　这个不同性质的平等是个什么问题呢?当然是家长制政权与民主制政权的区别问题，在家长制政权的不同时期，还有终身家长制与限任家长制的区别。即便是经济分配的结果平等，也存在罗尔斯的“需求平等”与诺齐克的“权利平等”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也与政权性质有关。 　　那么，甘阳到底是在回避还是在暗示这个问题不值一提呢?“一个从另一星球上往下看我们的人，可能发现，当人们专心考虑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国内问题和政治自由问题时，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分歧并不如看上去那样大”。施特劳斯的这种话就是我所说的“高超者的跌落”，是拿一种非人的标准在衡量人的问题。当甘阳说“我认为自由和民主都是比较低级的要求”时，他似乎也在暗示政权性质问题不是根本问题，“人之所以为人”的品德培养和文化使命问题才是大问题。我想说的是，不管是有意回避还是不屑一顾，甘阳的认识都是错的。 　　品德问题是个规范问题，规范很重要，思想家提倡规范主张也有意义，但我坚信，规范主张必须要有可靠的实证基础，这里所涉及的实证基础恰恰就是政治的本性、政权的性质、人的本性等基本问题。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清楚了，我与甘阳争辩的不是主义，不是哪个主义在哪更好或对谁更好;我对主义毫无兴趣，我这里争辩的是问题、是认识。我认为甘阳对政治、人性和儒家的本质存在模糊认识，这种模糊认识非常清楚地表现在上面关于政权性质、品德培养、“现实儒家”与“书面儒家”的区别等问题上，也表现在上面提到的关于现代化和平庸化的问题上。 　　甘阳错误认识的具体代价是什么呢?是把至关重要的政权性质问题中性化，是认为政权以及政权所带有的传统无关紧要，并且这些似乎对他以为最重要的品德培养和文化使命问题毫无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在“中性政权”的假定下，偷换概念就是“免费的”，“毛泽东的追求平等的传统”就变成了与美国“平等自由的传统”是一样的，平等居然也可以是“政治中性”的。“中性政权”实际上包含一种双重错误：其一是认为社会政治过程与政权性质无关，其二是认为存在一种能够平等分配平等利益的“中性政府”，这个政府不会受到“关系文化”和“权贵利益”的干扰。 　　我惊讶的当然还不是甘阳的“中性政权”逻辑，我惊讶的是，拿“中性政权”逻辑分析问题的人，与说“美国没有思想家”的人居然是同一个人。敢说“美国没有思想家”的自己肯定是个思想家，可直率地说，人们无论如何很难把一个滥用“中性政权”逻辑的人当成思想家。甘阳到底是个“思维不清晰”的思想家，还是个“故意思维不清晰”的思想家呢?我希望本文的分析能表明，甘阳的“思维不清晰”不完全是故意的，他确实存在认识问题。 　　5，结语：“儒家社会主义”的规范冲动 　　甘阳被认为是中国新左派或中国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所谓“新左”和“保守”，其实就是维护两个传统，即社会主义的传统和儒家的传统。所以，甘阳用“儒家社会主义”来概括自己的思想是准确的。甘阳把社会主义的传统又进行细分，提出中国的改革今后需要达成新的“通三统”，亦即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 　　在他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甘阳特别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大视野，他从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中看到的是“中国的文化使命”和对“迷信西方”的否定，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是从富强走向文雅，是非西化、非平庸化的文明发展，是超越性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德。 　　甘阳的思想当然包含了强烈的规范意识，这在中国学者当中是正常的，可他从“应然”推出“实然”的“逆向自然主义错误”就同李泽厚和萧功秦的保守主义如出一辙。问题在于，他的规范意识有没有可靠的实证基础，如果没有可靠的实证基础，强烈的规范意识就会变成强烈的规范冲动。 　　甘阳对“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解最能体现其癫狂中的逻辑混乱。人民就不可以有资本吗?劳动者就一定不能有财产性收入吗?“全体人民的”又为什么就是“社会主义的”呢?社会主义的“平等规范”就能代替社会主义的“党权现实”吗?儒家从“忠君”到“爱党”的转变可以因为“中性政权”的暗设而实现“这里的转变静悄悄”吗?三种传统的正当又是因为什么而正当的呢?

 2012年 2月 14日 习近平白宫会晤奥巴马 人权人士外边抗议示威 记者: 杨明、海燕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杨明 美国各界抗议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等美国政府高官，一些来自各界的抗议人士同时在白宫前举行示威活动。 白宫前面的拉斐特(Lafayette Square)广场聚集着数百名举着旗帜，高喊口号的抗议者。 与中国当局动辄派遣成百上千的武警公安戒备和镇压抗议者截然不同，现场只有三四名守卫白宫的警察，数量与平日相同。 美国之音杨明 中国异议作家余杰 *余杰呼吁习近平让中国人民上过有尊严、自由、人权有保障生活* 不久前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作家余杰也到场。他说，他很高兴在这里自由、毫无恐惧地表达他的观点，要求国际社会关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政治犯。 余杰说：“我们向习近平传递的信息是，必须结束一党专制的体制，启动民主化的改革，让中国人民都能过有尊严的、自由的、人权有保障的生活。” *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 中国的异议人士一致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在走向一个法西斯化的过程，当局利用国保对包括律师、作家、人权活动人士在内的异议人士进行骚扰、非法软禁、绑架，甚至施以酷刑。前不久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因发表一首110个字的小诗《是时候了》而被判7年徒刑，等于为每个字服刑22天。 美国之音杨明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的他妻子耿和 *耿和：高智晟被迫害 生死未卜*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几年前被中共当局关押，受尽了酷刑。他妻子耿和2010年4月17日最后一次和他通话。耿和担心高智晟已经被迫害致死。 她说：“我们现在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中共政府在高智晟的问题上一贯的撒谎，还戏弄我们。我们现在不相信中共说的话。我们要问，高智晟到底在哪里，我们非常担忧他的生死。” 美国的“公民力量”组织发起人，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利说，中国人权被践踏的情况相当普遍，今天来示威抗议的人员就包括宗教人士、异议人士、强拆的受害者、强迫堕胎的受害者、要求独立的藏人和维吾尔族人，以及法轮功学员等。 美国之音杨明 美国的“公民力量”组织发起人，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利 *杨建利：海外人士为中国国内民众发声* 杨建利说：“中国人权迫害相当普遍。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当然他很快接任第一领导人的职位，到美国来访问，这是海外能够发出声音的重要时刻。我们要直接表达我们的抗议。 我们可以想像，在中国，有很多受害者没法发出声音来，一旦发出声音来，就会受更大的迫害，所以我们有责任在这里把声音发出来。” 根据中共的安排，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中共十八大后成为第五代最高领导人。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不要对习近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在他的领导下当局会改善中国的人权，原因是中共的独裁体制依然没有变化，习近平会继续延续前任的政策。十年前胡温体制组成时，人民抱有的幻想，以及幻想的破灭，就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