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邓聿文：谁是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 进入专题 ： 中国改革 既得利益集团    ● 邓聿文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在该省召开的省委全会上，谈及改革时，首次明确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虽然利益集团被认为是深化改革的阻力在中国学界乃至一般平民中已成共识，但由政治局委员公开指出这点则实属罕见，这表明中国高层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治理利益集团的迫切。     不过，遗憾的是，像此前的一些学者和官员在公开场合谈及利益集团一样，汪洋对利益集团的论述也是点到为止，并未向人们指出谁是利益集团的一员。这似乎是中国学界和官员的“通病”：虽然大家都在批评利益集团阻碍中国改革，但却都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从而使利益集体的形象在中国的语境中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和治学的不严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利益集团在中国可能并未形成西方意义上的具有相对独立的形态。在西方，利益集团是在一个利益充分发育且相对均衡的环境里产生的，但在中国，这些年利益的发育虽然很快，可利益集团并没有像前者那样有一个明确的集团意识指向和集体行动的主张，乃至明确的组织化体系。这使得中国的利益集团治理起来更难。     尽管如此，根据近年来中国利益集团的表现，并结合一些学者的研究来看，利益集团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群体的狭隘性;二是形态的模糊性;三是获利的非正常;四是集体行为的表面合法性;五是利益的排他性;六是权力的至上性。前三点意思比较明确，后三点稍微展开一下分析。第四点说的是，利益集团在维护或获取他们特有的共同利益时，一般是通过对组织、制度、政策进行影响、干预，故其一切活动都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形式合理性”，并为了显示这种合法性，往往将小集团的利益置换成社会的共同利益。第五点说的是，由于社会总体资源有限，利益集团只热衷于在集团内部分配和共享权力与利益，排斥其他社会成员的介入和分享。第六点说的是，利益集团以权力为核心，按照权力的大小和亲疏远近来分配和占有社会的公共资源与利益。     据此，笔者简单提出划分中国利益集团的三条标准，如果同时符合这三条标准，可称之为利益集团。其一，他们攫取了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并且将继续从改革开放中攫取更多收益;其二，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会损害其利益，因而他们对限权的政治改革持消极态度;其三，他们也有很大的能量阻扰改革的进行，或者将改革从有形化为无形，或者将改革带来的危机和不利转嫁出去。     根据这一划分标准，并结合他们与权力的密切程度，以及对公共资源的实际占有程度，大致可把中国目前的利益集团分为以下七类：     一类是中央部委特别是有很大审批和管制权的部门，即所谓的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中国不是一般的政府主导的国家，还是一个集权制国家，社会的权力集中到政府，基层政府的权力集中到上一级政府，全国的权力集中在中央。但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真正负责管理的是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所以，集中到政府的的权力其实被分割到各个部门，而部门的权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体操作者手中。由于这些年来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社会管理，在这一名义下，中央各部门特别是直接负有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之责的部门，管制权和资源配置权越来越大，他们在对经济的调控和社会管理中形成了独特的部门和个人利益，寻租和腐败充斥其中。     一类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中央部委虽然位高权重，尚有一定约束，相比之下，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实质性的约束力更弱，有些连形式上的制约都没有，这无疑使得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在发展经济的冲动下，更易把权力腐败化、资本化。这些年来，在招商引资、城市化、土地买卖、房地产发展等体现地方政府政绩和利益的活动中，很多党政领导，把自己掌握的公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造成一部分国家财富以各种渠道或公开或秘密地变成了自己的财富。地方官僚集团还在房地产调控、高耗能产业发展、食品整顿、高速公路收费清理等几乎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个个与全国利益有别的独属于地方小集团的利益。     再一类是国有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国企及其高管。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主要是通过国企尤其是央企体现出来的。央企和重要的地方国企凭借国家和地方赋予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与金融特权，获取政治租金及超额利润。它们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企业利益，还利用对公权力的影响力，使政策向自身倾斜。这方面最典型的是中石油(10.35,0.26,2.58%)、中石化两大垄断巨头，利用石油这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绑架国家政策，让全国人民为其买单。垄断国企和行业还包括银行、金融机构等，它们千方百计不让其它社会资本进入，甚至就业也只对本企业或行业的子女开放。因此，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甚至世袭的、阻碍收入公平分配的利益群体。     还一类是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即俗称的“洋买办”。跨国资本也是中国30余年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它们非中国资本，存而不论。不过，跨国资本之所以能在中国市场受益巨大，原因之一是有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的“洋买办”，他们主要是由一些“官二代”、“官三代”组成，早年通过官倒或价格双轨制起家，后来多数在国外金融财团、中外合资的金融企业、跨国公司等任职，通过与国内高层的亲朋关系，充当外国机构的代理。改革开放前这些高层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现在他们同时取得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权力与资本结合，也就改变着自身的性质：权力依靠资本自肥，而会主动为资本服务;资本利用权力，直到直接掌握权力。“洋买办”近年在国内资本市场攻城略地，他们是国企改革和国内资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     第五类是房地产开发商。之所以要单独把房地产开发商拿出来，是因为在近年房价的疯狂上涨中，开发商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食利者角色。房地产是一个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紧密结合的行业。无论从地方财税、GDP增长还是就业来看，房地产在多数地方都是支柱产业，没有房地产提供的财税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正因为此，开发商也就有挟持政府的力量。在国家的多次房地产调控中，房地产商都联手上书，改变国家调控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房地产也是寻租和腐败发生最多的领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员都倒在房地产上。另外，房地产也成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产生了国内最多的富豪。     第六类是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包括民营房产商、煤老板等实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他们是目前富豪榜的主要成员。在他们的发迹过程中，少不了寻求权力的庇护。其实，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不分性质，只问大小。资本在做大后，很少没有与权力结合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主导市场的社会，用钱来换取安全和更多发展的资源与机会，就成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必然选择。     最后一类，是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主要在体制内供职，也包括一些体制外学者。专家学者掌握着知识资源和专业权力，包括舆论和话语权力，他们通过为其他利益集团提供服务的方式，主要是提供理论的指导，政策的咨询，以及对财富“合法性”的论证等来进行利益输送。比如，一些经济学者、法学专家、行业协会领导以及媒体高层，与政府和资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后者的座上宾，他们往往身兼多个政府和企业的顾问，在多家上市公司中任独董，以自己的影响力为这些政府部门和企业游说谋利;一些专家学者受雇于政府和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他们的资助下从事研究，名为其提供政策咨询，实是他们想借助专家学者的研究影响国家决策;一些媒体充当政府和资本的喉舌。更有一些专家学者(主要是某些名家)与政府官员、企业高官，组成某些排他性的小团体，结成隐秘的利益联盟。     上述七类人还可进一步归类，分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一、二、三类，其组成人员是政府官员和国企高官;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四类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洋买办”、民营金融资本家;实业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五类一部分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知识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七类，其组成人员是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基本囊括了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反对力量，虽然他们往往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既得利益集团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04.html    

四川眉山原副市长余治平被自己的谬论拖进犯罪深渊 　　 “不收钱会被人耻笑为神经不正常” 　　忏悔人:余治平 　　原任职务:四川省眉山市委常委、副市长 　　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2010年8月14日，四川省雅安市中级法院判处余治平有期徒刑十三年。 　　犯罪事实:2002年至2009年2月，余治平利用职务之便，为郭某、陈某等21人提供支持和帮助，收受贿赂338.5万元、价值3.7万元的手机一部、住房花园绿化费1.1万元。 　　新闻背景:这是余治平在被四川省检察院立案侦查期间写下的悔过书。 　　 在鲜花掌声和赞许声中渐渐忘乎所以 　　我出生在农村，父亲早逝，是母亲用她那柔弱的身躯靠糠粑和着野菜，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读书的黄金时代在“十年浩劫”中荒废，高中毕业务农一年后，我被推荐担任小学代课教师。正是这宝贵的五年，让我真正学习、积累了不少文化知识，使我成为恢复高考后我们同学中踏入大学校园的第一人。三年后，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成绩优异的我被分配到四川省乐山市沫江煤矿工作。由于踏实肯干，组织能力强，业绩突出，我的仕途一路绿灯，官职越来越高。 　　2000年底，我担任眉山市政府副市长，2006年又任眉山市委常委，一直分管工业。我抓住这个有利平台，针对眉山当时落后的工业状况，大刀阔斧地推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举措，收到非常显著的成效。上级领导的赞许声频频而至，四面八方的鲜花与掌声应接不暇，连续三年年度考核优秀票超过92%的大好局势让我忘乎所以。 　　我开始以人才、功臣自居，逐渐放松了自律要求，也失去了对是非的辨别能力。曾经厌恶反感的官话、套话、阿谀奉承的话，变得越来越受用、好听。我不拒绝以拜年名义送来钱物的“礼尚往来”，也不拒绝别有用心的“兄弟”想方设法对我八小时以外的时间的安排。渐渐地党纪国法在我脑子里几近空白，我的廉洁意识开始土崩瓦解，最终我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底线，跌入了万劫不复的犯罪深渊。 　　 对企业家们以拜年名义送来的钱物都一一笑纳 　　我不重视对法纪知识的学习，因为我一直认为，党风廉政建设和法制教育有专门的部门和领导分管，与我关系不大。对于我，经济指标上去了，财政和税收增加了，这才是硬道理。所以，对有关法律、法制教育的文件、材料等，我都是一扫而过，仅仅是看看标题而已。对于纪检监察部门组织的廉政法规知识考试，我从来不做，全由秘书以我的名义填好上交。 　　尽管如此，在分管工作的会议上，我仍然可以就廉洁自律侃侃而谈，仿佛违纪违法的事永远都只可能在别人身上发生。我甚至在会上讲，中国是礼仪之邦，逢年过节表达情意的“礼尚往来”都是正常的人际交往，是中国人具有人情味的特殊表现，非常具有普遍性，所以不算违纪违法。也许是很多人与我抱有同样的想法，或者是碍于我副市长的权位，我的这番谬论竟然还得到不少与会者的掌声。 　　我曾经告诉自己，“水至清则无鱼”。如果我独树一帜，拒绝别人的“好意”，甚至上交贿款，不仅得罪人，还会被视为异类，认为我是神经不正常、脑袋有毛病。这对工作无益，更谈不上树业绩奔前程了。所以，对熟人、“朋友”及企业家们以拜年名义送来的钱物，我都一一笑纳。 　　就这样，一个人送一点，一个人若干次送的钱物就累积成了若干点，若干个人、若干年、若干次的若干点累积就变成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如此“做大做强”，我从不认为这是不正之风，因为我自认为其间不存在任何的权钱交易，我没有给国家利益造成任何损失，我收钱收得心安理得。 　　然而，正是我对法律知识的一知半解和错误理解，把“礼尚往来”视为正常现象，并身先士卒的错误行为，让我如今晚节不保。         在“兄弟”情谊面前放松了廉洁自律的警惕意识 　　工作之余，我时常利用节假日和八小时以外的时间，与机关干部或者企业家打牌赌博娱乐，调节身心。对企业家发的垫底钱，我认为钱的数量不大，八小时以外的娱乐与工作无关，且不存在利益交换，便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如此一来，“兄弟”情谊与日俱增，我也放松了廉洁自律的警惕意识，最终沦为阶下囚。 　　李某是送给我钱的企业家之一。他高位截瘫，但身残志坚，自办企业，令我十分同情和佩服。所以，我主动帮助他发展企业。最初，他从没有表达过要送钱给我的意愿，我也从未想过要通过帮助他得到丁点好处。但自从认识后，我们便经常在节假日和八小时以外接触。随着了解的加深，感情日渐融洽深厚。 　　有一次，他要送钱给我，被我拒绝了。但他并不死心，数日后，说有事请我帮忙，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原来，他给我准备了20万元，说无论如何也要表达一下他的感激之情。因为在他心里，我是一个真正的好领导、好兄弟、好朋友。他说我主动帮助他，并且不图回报，这份情令他永生难忘，这笔钱纯粹就是兄弟情深的赠送行为。说到动情处，堂堂一男儿竟然泪流满面，令我手足无措。感动之余，我收下了他送给我的第一笔钱。以后，自然再也没有推托过。 　　时至今日，已失去自由的我才幡然醒悟:如果我不是副市长，手中没有权力，我能帮助他吗?他一个重度残疾人，挣钱何等艰辛，为什么会拱手送我巨款?舍小取大，利用我手中的权力赚取更多的利润才是他的根本目的。我收受钱财，为其提供帮助的行为就是触犯法律的受贿行为。可惜，我悔之晚矣。 链接： 点击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威拉德上星期五(1月27日)在华盛顿表示，他期盼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美访问，届时安全事务将贯穿两国会谈。威拉德说，他对美中两国保持战略层次对话感到满意，但双方军事关系还有改善空间。 *威拉德：满意美中战略对话，但两国军事关系仍可加强* 威拉德在外国记者中心的记者会上，说明美中两国军事关系的现况时作出上述表示。 他说，虽然他对美中两国维持高层战略对话感到满意，但两国军事关系并没有达到应有的发展层次：“我对双方在战略层次的对话能够持续感到满意，不过我对两国军事关系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感到不满意。我们在军事操作和战术层次没有促进关系，没有通过操作或互访，让两国军方更熟悉对方。” *美中军事关系无法进一步发展之原因* 威拉德也指出，两国军事关系没有办法提升，主要是基于下面几个原因：“一部分是双方对于两国军事关系的组成元素有不同理论，一部分涉及信任的因素，再一部分，是那些被中方视为阻碍两国军事关系往前推进的事物。” 此外，威拉德在答复有关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发展反介入和区域阻绝(A2/AD, Anti-Access/Area-Denial)能力的问题时，也谈到了南中国海的问题。 *南中国海海上通道航行自由重要* 他说，南中国海、东海和黄海这个范围广大的海域，对亚太地区和美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海上商业通道，单是南中国海，每年5万3千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金额就有1万2千亿美元是属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因此外国军队在此地驻防，对保障区域贸易安全极为重要。 *发展区域阻绝能力使邻国不安* 威拉德强调，确保这个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对美国的利益极为重要，任何国家如果让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发展成为对国际空域和国际海上航道的阻绝，就会给区域带来不确定和不安。 他说：“对任何制造区域阻绝能力的国家来说，他们面对的挑战在于：如果把这种能力打造得看起来像是在阻绝通道，尤其是这种通道属于国际空域和国际海域的话，对其他国家将产生某种程度的不确定和不安，更何况美国在那个地方是有利益的。” *美国无意在亚洲增设军事基地* 对于近来美国和菲律宾讨论军事合作的问题，引发对美国是否可能重新启用菲律宾苏比克湾军事基地的关注，威拉德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基于国家利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侧重在东北亚地区，无意在亚洲增设新的军事基地。 他说,美国对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愿意提供美军驻防和停靠极为欢迎，因为这让美军在邻近东南亚地区有活动据点，让部队的换防更为便利，还可以节省成本，有助于增进美国对区域安全的贡献。

赵可金：美国没其他列强坏是事实 进入专题 ： 美国    ● 赵可金       摘要：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不能从一己好恶出发，对任何一个国家预设立场和态度，更不能老是以一种“受难者心理”，始终走不出近代弱国思维的阴影。在处理中美关系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根本在于实事求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不能为一己之私而树立一个假想敌。     近代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历来存有争议。一些人认为美国重在从思想上影响和控制中国，有一套深谋远虑的文化战略，还有人坚持认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中国最凶恶的敌人。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迅速崛起，美国战略调整对中国形成了一些压力，更激发了国内一些敌美仇美和反美情绪。逢美必反是爱国，说美国几句好话就被骂为汉奸。如何理解和看待美国对华影响，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问题，应客观理性地看待。     首先判断美国对华影响的客观标准是国家利益，不能带有任何感情色彩，更不能意气用事。如果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尽管近代以来美国与其他西方列强一起，侵略和瓜分过中国的主权权益，但相对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俄国蚕食我辽阔疆土而言，美国更看重的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美国人来华求的是贸易收益，而不是领土主权，这就是为何一些中国人对美国抱有美化幻想的原因所在。     的确，与其他西方列强相比，美国更看重实施文化控制战略，美国在中国办学校建医院有其政治和战略上的目的，归还庚子赔款并非是慷慨，但相比其他列强而言，毕竟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庚款留学生为中国培养了钱学森、胡适、竺可桢、茅以升、费孝通等大量人才，清华大学也没有成为美国的大学，而建设的北京协和医院等一系列医院也是实实在在地为中国老百姓服务，这些也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在美国有一句话，“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只要有利于做生意，美国什么事都会干，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只是为了看上去高尚而已。美国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充满实用主义思维，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很多问题上出尔反尔，奉行双重标准。对于这样一个对手，中国的选择很简单，那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原则，反对违约。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不能从一己好恶出发，对任何一个国家预设立场和态度，更不能老是以一种“受难者心理”，始终走不出近代弱国思维的阴影。在处理中美关系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根本在于实事求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不能为一己之私而树立一个假想敌。     因此，中国不必过分在意美国的战略调整，更无需担心美国可能的战略图谋。同美国发展合作关系，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首次访美，陪同出访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因此，只要中国没有改变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战略，寻求一个和平稳定的中美关系就是坚定不移的选择。诚如邓小平所说，“中美关系终归好起来才行”，这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稳定的要求。          ▲（作者是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环球时报    进入专题： 美国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环球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459.html    

蔡元明：再论为什么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中国 ——剖析多党制的竞争与选择 进入专题 ： 多党制    ● 蔡元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常识。这就是一些人主张在我国也应实行西方的多党制主要根据。然而现实是，在实行了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各种乱象，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政党之间的恶性竞争现象⑴，导致执政效率低下，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既然竞争能够促进进步，为什么实行了多党制的国家却都有那么多的弊病呢？我认为，仅仅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不强，或者是文化上的差异等外部因素来解释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我们还应该从内因——多党制的制度本身——政党竞争来寻找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     为此，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分析自由竞争以及竞争怎样导致优胜劣汰入手，对多党制的竞争及选择做比较深入、细致的剖析，由此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          一. 竞争具有两重性          竞争有利于进步，在自然界有个很著名的“狼鹿效应”，大意是：人们为了保护鹿把狼都打光了，此后鹿的种群快速地发展起来。但好景不长，接下来鹿群开始流行疾病，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锐减。科学家们经过考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因为有狼，使得病弱的鹿被淘汰，强壮的鹿才能得到繁衍，从而使鹿群进化。这种竞争促进了生物优胜劣汰的例子在自然界数不胜数，在我们人类中也大量存在着。我们是否可以说竞争就一定有利于进步呢？未必，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下面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在以自由竞争著称的美国，就曾出现过这样的可怕场面：“1905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潜入芝加哥一家大型肉制品厂，与工人们一起工作了七周，随后，在小说《屠场》里，他描绘道：‘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核细菌……’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情况？竞争究竟是怎样促进优胜劣汰的？让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来探寻其中的原因。     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参与者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根据取胜的手段和是否遵守规则可分为以下四类：①．提高自己并遵守规则；②．提高自己且不遵守规则；③．阻碍别人并遵守规则；④．阻碍别人且不遵守规则。     在鹿的例子里，由于狼的存在，体弱有病、跑不快的鹿被狼吃掉了，鹿只有使自己更强壮、跑得更快才能存活下来，由此形成了优胜劣汰，这样的竞争对鹿群的发展是有利的。不过，如果竞争的各方不用提高自己，而用阻碍别人的方式来竞争，就不能导致进步；而采用违规的方式提高自己的话，这种提高也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只有所有的竞争者都遵守规则并且通过提高自己的方式（无论他们是自觉地或者在强有力的监管下，被迫地这样做）来竞争，才能不断进步、促进优胜劣汰。          二. 多党竞争条件下的执政     　　     多党制最主要的特点是竞争，这种竞争同样具有两重性。它的优点是由选民当裁判，避免了执政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可以限制执政党滥用权力。更重要的是这种政党体制把老百姓对政府（甚至是政治体制）的不满和怨气转移到了执政党身上，维护了政体的稳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多党竞争增加了阻力，使得执政能力下降，甚至还会引起社会动乱。     多党制为什么会产生阻力、出现恶性竞争呢？问题就在于各政党的目标与选民的目标并不一致：选民的目标是政府的执政表现好，效率高，而且谁能做得好，就选谁。而各个政党的目标则是竞争执政权，在选举中击败对手、赢得选票，让对手下台，自己执政。     如果说执政党为了能够连续执政，他们与选民的目标还比较接近的话，反对党的目标则与选民的目标截然相反。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的执政表现一直很好，选民对执政党自然很满意，执政党继续获胜的机会就很大，这对反对党有什么好处？只有政府执政差才对反对党有利，而且执政越差，选民越不满意，反对党就越有机会选胜。因此在对手执政时，他们总是设法给执政党制造麻烦，进行各种各样的干扰和掣肘。也许有人认为反对党可以通过帮助执政党工作来赢得选民的赞赏，而不必费尽心机扯后腿。这样做确实也会赢得少数人的赞赏，但更多的人会觉得执政党做得好，而把选票投给执政党。这和在篮球或足球比赛中，关注投篮或射门得分的人远多于关注助攻或传球的人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反对党都是     采取阻碍对手的方式来竞争的。     反对党的掣肘方式有多种：     当政府提出一项好的措施，反对党的对策就是拖延，先在程序上找毛病，寻找执政党有否违反法律程序和滥用权力的嫌疑。如果政府的措施考虑不是很周到，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这时反对党就会在旁边等着看笑话，而且希望问题越大越好。一旦政府的执政出了差错，这时反对党一定会充分利用对手的失误，把问题放大，尽可能地激起选民的不满，以便换来自己的选票。2008年底在台湾出现的“美国牛肉事件”就非常典型，而且确实也让反对党走出低谷，连续赢得了后面的几次选举。即使政府的执政比较平稳，反对党也会寻找机会制造一些障碍。台湾反对党对ECFA的反对就是这样，指望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为自己创造新的机会。有时为了全局的利益，政府的一项措施的施行需要付出某些地区或行业的局部利益（如两国的     贸易谈判），但在多党制的条件下就比较难获得通过。反对党会利用那些利益受损的选民来给执政党制造麻烦，施加压力，经常会使这些措施流产。议会里的斗争是最常见的，对执政党提出的法案，反对党往往也是先反对了再说，这样至少可以降低执政党的效率。如果反对党在议会是多数，则可利用议会来制约政府。如果反对党在议会里是少数，他们也未必心甘情愿地服从多数，会想方设法进行干扰：如拖延，在日本议会里就出现过“牛步”策略；还有更无赖的方式就是动武，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议会都屡屡出现动武的场面；有时甚至还会发动（或暗地支持）己方的群众上街示威，以此对执政党施压；就连美国也屡屡出现因两党争执而让政府关门的事件。总之，为了自己的利益，各政党都会不惜一切代价，而这个代价只能由老百姓来支付了。     有些人认为实行了多党制可以防止失误和腐败，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反对党确实对执政党有监督作用，但它并不打算防止失误和腐败的发生。若是政府真的没有失误和腐败了，这算谁的功劳？执政党肯定会宣扬自己的高效与廉洁。因此，反对党比任何人都希望政府存在失误和腐败，而且特别希望这种失误和腐败能够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如选举前夕）被揭露出来，这样才能为他们赢得选票。     反对党这么做会有麻烦吗？通常不会。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批评总比干活要容易得多，而且政府的任何一种措施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总有人得益，也有人受损，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些都给了反对党批评它的机会。这样既给执政党制造了麻烦，还会让选民觉得反对党很用心，一举两得。当然，既要制造麻烦，又必须掌握好分寸，还要找到合适的理由，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如果说反对党不希望政府表现好，那么，执政党的执政就那么完美吗？他们就一定会按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去执政吗？未必。     从西方的实际情况看，执政党如果表现不好，未必就一定下台，而执政党的工作做得很好，也未必能够连任。“法国的希拉克和美国的小布什虽然应对自然灾害堪比灾难本身，但都没有影响到他们连选连任。……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堪称黄金时期，但同党的戈尔照样败选。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治理国家十几年，表现极佳，无可挑剔，就因为执政时间长，照样败选。”⑶因此，执政党对真正做好自己工作的兴趣并不大，他们的兴趣点还是集中在选票上。          在竞选时，无论哪个党执政都要把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为自己的成员“辅选”和“拜票”上，这势必会对政府的工作产生影响。在剩余的时间里，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要努力为选民服务，以争取选票，但也经常会为了选票而放弃长期利益和全局利益。最常见的就是利用执政“资源”为自己争选票，如不恰当的投资和减税等，自己做好人，把烂摊子留给下一任。这种情况在美国也常出现，这也是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不连贯、影响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中美关系还风和日丽，可他回国不久就开始了中美摩擦。而这些摩擦都源于某些集团的利益，如会见达赖，只能满足某些强硬派的要求；卖军火给台湾也只能满足军工集团的利益需求。而这些做法必然会极大地影响中美关系，影响美     国的信誉。作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不可能不知道它们的重要性，但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最近，欧洲的债务危机也与用执政“资源”为自己争选票有关，用张维为教授的话说就是：“多数西方国家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民主“短视化”结果。政客为了拉选票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耗尽了国库，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埋单。南欧国家相继出现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⑷此外，有时还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执政党由于某种原因被反对党抢了先。这时，他们之间的地位就倒了过来，轮到执政党反对了。在台湾，就连人见人爱的大熊猫，都曾经被拒绝入境，其原因就是大熊猫的到来不利于执政党的选票。     这些年来美国压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选票。美国的老百姓失业率高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跟不上工资的上涨速度。所以，人民币升值、减少中国产品进口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这从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措施实施以来的实际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⑸，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比较麻烦，需要像我们在节能减排所做的那样，关闭一些效率差的工厂，失业的工人们要进行学习、提高劳动技能，然后再重新就业。但这样说起来就很复杂，老百姓不容易听得懂，另外执行起来，工人们要花精力去学他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收入上也会有损失，自然不会投他们的票。相比之下，对人民币施压、攻击中国，老百姓容易懂，选票也容易到手。正像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说的那样：“对于美国的公民来讲，他没有刚刚咱们说的五分钟时间去解释，有五分钟他也不会耐心地听，他宁愿看两分钟广告，看两分钟电视剧，他也不愿意听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东西多沉闷，谁愿意听这个话题。人家就愿意听30秒的话，人民币的汇率太低了，因此出口多了，抢了我们工作”⑹。至于这种方法是否有效，则没有人关心，因为到下一次选举已经事过境迁了。     各政党的目标是选票而不是政绩，这就是多党制导致执政低效甚至产生恶性竞争的主观因素。有了主观因素，只要条件合适，就必然会执政低效。而西方的政党竞争制度，恰恰又使得这种情况比较容易产生。原因是这个竞争不是直接进行比较的。     如果各政党的执政是像体育比赛那样同场竞技，大家就比较容易看出谁优谁劣。但在多党制竞争过程中，各政党是先后执政，他们的执政条件千差万别。就拿选民最关心的经济来说，当遇到了世界经济好的时候，发展经济就容易得多，而赶上了经济危机，能保住经济不下滑就不错了。单看某些指标，如GDP的增长率、就业率等，已经无法看出谁的执政本领更强。另外，政治家的执政行为和政策包含了政治、经济、外交、民生等诸多方面，这时综合判别他们优劣的难度就更大。在这种难以看出执政优劣的情况下，执政的政治家做秀就会比脚踏实地的工作更容易赢得掌声，也更容易获得选票。     多党制导致执政低效及恶性竞争还在于缺乏监管。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里，都没有对反对党的反对行为进行监管的机构，而且因为这些事情多数都是合法的，即使有机构监管，也无能为力。他们只要做得不太过分、太露骨就不会有大的风险。     由于双方都把精力用到了选票的争夺上，选民的利益、尤其是他们的长远利益就只能先放在一边，这种竞争当然不可能等同自然界那样的竞争，也不可能有选民希望的高效率了。事实上，在多党竞争的条件下，执政党在工作的同时，要关注着媒体，以便宣传自己的功劳，还要应付反对党恶毒的攻击和掣肘，甚至还要防范对手设下的陷阱，执政的效率怎么会高呢？          三. 多党竞争条件下的选举          对西方多党制的追捧者来说，他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各政党的竞争性选举以及政党轮替，让选民这个裁判来判断和选择。然而这个政党轮替的实际效果实在令人无法恭维，由于选举信息的不对称，选民很难做出好的选择，况且由于金钱的因素，有些人根本就无法参选，许多政策则根本无法出台。     在多党制条件下，竞选非常热闹和好看，电视、报纸等媒体都充斥着各种选举信息，大家都努力吸引选民的眼球。执政党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自己执政有功，反对党则攻击执政党执政不力。尽管如此热闹，但选民还是难以做出理性的判断。首先是缺乏可比性。除了外部条件以外，各政党的执政内部条件也会发生变化。前一任领导人腐败无能，不等于后面的领导人也腐败无能，前面的领导人清廉有为，也不等于后任的领导人清廉有为。所以，选民很难知道各政党今后的表现。其次，如果要全面地解读各政党的执政理念和主张，要求的知识面太广，多数选民都难以同时具备这么多的知识，更何况有的候选人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故意模糊自己的竞选理念。第三，由于各政党在竞选时，不断的相互攻击、辩驳，而这些攻击和辩驳的真     实性也不容易查证。此外，他们自己的竞选政策、主张也往往不能兑现，甚至有些政策的提出就是为了骗选票，并不打算真正兑现或者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这些对选民的判断都形成了巨大的干扰。     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是让选民难以判断的一个因素。一项施政的措施取得成功，需要上下级政府以及朝野之间的协调与配合，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但成果算在谁的头上却并不容易，同样，施政出了差错，过失也不太容易完全归在于执政党的无能，或是反对党的掣肘。     选举舞弊更是各政党在选举中难以摆脱的恶习。由于上述原因，通过政绩赢得选票比较困难，正常的竞选方式大家也都用尽了。于是，各政党在竞选时都会有一些不正当的竞选方式，试图赢得更多的选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为迎合选民而乱开支票就是一种常用的方式，最近南欧各国债务危机就是各政党竞相讨好选民造成的，结果把国家拖到了要倒闭的边缘。其它方式如：恶意歪曲竞争对手的执政主张来误导选民，对竞争对手进行造谣污蔑，甚至还可能采用贿选等手段，更恶劣的是有些候选人还会动用黑社会。更让选民困扰的是，有些手段常常出现在选举的前夜，让选民来不及做出正确的判断，也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此外，监管的缺失也是选举舞弊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     由于不守规则往往会得到更多的选票，即使有些人比较善良，不愿意通过违规获胜，但他在这种竞争中总是要吃亏，甚至会被淘汰。     有些人根据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认定可以自由选择的多党制好。但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如果在一个市场里，各种商品既缺乏可比性，又缺乏有效的管理，这样的市场一定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产品，混乱不堪。它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也不会促进真正的优胜劣汰，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这种市场是没有人愿意面对的。     基于以上原因，在选举时，相当多的选民就只能“跟着感觉走”，而不是科学和理性的选择。“铁票仓”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铁票仓”的选民不管他们喜爱的政党或个人做得多么差，都会支持它。身陷“洗钱”和“召妓案”的陈致中高票当选高雄市议员，“而且以全台第二高票当选，创下高雄市议员历年选举最高得票纪录”⑺就非常典型。其它的非理性因素也占了很大比重。如：同乡、同民族等，甚至身高、相貌都会起很大的作用。事实上，这类现象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中都大量存在着。这样的选举还会促进优胜劣汰吗？这让许多选民失望，成为西方国家的选举投票率低的重要原因。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