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俏江南董事长张兰改变国籍一事倍受外界关注，而其早期在电视节目中畅谈爱国主义情怀的视频也成了网友调侃的对象。对于张兰究竟入哪国国籍的问题，中国经济网记者电话采访了俏江南相关负责人，而负责人表示目前不便接受采访。 另外，由于张兰还是新一届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而对于政协委员能否改变国籍及改变后还能否担任政协委员一事，朝阳区政协和全国政协的说法似乎并不一致。有网友戏称，朝阳政协与全国政协这是在唱对台戏。 张兰凤凰卫视节目谈爱国 悄无声息移民 在2010年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电视辩论节目中，张兰曾经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不会移民。在节目中张兰还表示，自己于1991年获得了加拿大移民局的正式移民邀请，此后也有很多移民机会，“投资移民也可以，企业家移民也可以”，但她都拒绝了。 说到激动时，张兰还把手捂在了胸口上同时称：“我的骨子里、我的血流着是中国人的血，我觉得我应该永远忠于我的祖国，因为我是中国人。” 而在今年11月份，由于一场法律纠纷，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张兰发出传票和起诉书，但随后却均被退回，之后法院才发现张兰已于9月17日在户籍地派出所注销了户口并改变了国籍。根据户籍管理相关规定，居民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才能注销户口：参军，死亡，或者到境外定居。而张兰的情况显然不属于前两者。 由于张兰今年刚当选朝阳区新一届政协委员又是知名的企业家，所以顿时间引发了一场关于政协委员能否更改国籍和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大讨论。有专家认为政协的主要职能是建言献策，因此，允许外籍人士参加并不会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但也有人认为，“张兰们”的移民会带来财富外流，应该予以反对。 朝阳政协表态打“研究”太极 针对政协委员更改国籍一事，近日，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办公室工作人员透露，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并没有关于禁止外籍人士担任政协委员的明文规定，张兰也没有主动申报国籍更改信息，所以目前仍然是朝阳区政协委员，以后是否保留这一职务还在研究中。 而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回答个别全国政协委员不是中国国籍的质疑时曾称，“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有外国国籍就自动放弃中国国籍，政协委员，外籍是不行的。 对于政策出现冲突的说法，上述朝阳区政协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情况如果真的属实我们还要跟有关部门包括全国、北京市汇报，在经过领导研究后，按照有关规定看怎么处理，要做出一个决定。 张兰移民 怪观众入戏太深? 据新文化报评论，从当年的信誓旦旦到如今的悄然改变，这一切不过是张兰以身作则地警醒大家：有些所谓的“崇高”，本来就不那么靠谱。怪只怪“观众”，入戏太深罢了。身为公众人物，国籍不仅仅是身份符号，往往还附加着各种权益，此时的秘而不宣，反而容易贻人口实；而相关部门在职责范畴内的“不知不觉”，更是令人惊诧并深思。 独立评论家谭浩俊表示，张兰作为新一代富豪，站在公民的角度，办理海外移民手续，应当不存在什么障碍，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但是，她同时又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名政协委员，在继续拥有政协委员头衔的情况下，就移居海外，成为一名外国公民，是否合适，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和要求，就值得好好思考了。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不仅牵动着全球艺术市场，也牵动着世界相关领域专家的问题意识。当代艺术实践以其多元化的结构和形态，在国际文化交往中，特别是发挥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方面，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那么，中国当代艺术在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中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如何才能使经济、外交、公共传播、文化教育与艺术交流相互协调、共同构建国家文化竞争力？近日在厦门举办的“当代艺术与国家文化战略”学术研讨会就这些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近年来在海外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其数量已经超过了中国古代艺术展，当代艺术实践在世界重要博物馆和美术馆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展示空间。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资深策划人哥拉多·墨斯凯拉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是今天最激动人心的实践之一。”如何在当下全球文化秩序中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意义，首先需要我们对当今世界文化秩序有个清醒的认识。 　　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事实，而且也是一种话语争夺的过程，因此，全球化是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西方现代性理论区分了第一现代性时代和第二现代性时代，第一现代性时代是西方价值与知识塑造的时代，如今，在第二现代性时代，中国将为世界提供何种可欲的价值理想，这是处于相对和平的第二现代性时代的中国知识界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然而，西方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思考该问题的障碍。事实上，西方知识并不能够解释中国，西方知识的意义在于提供参照，而不是依据。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如何理解中国，二是中国希望世界如何理解中国，三是中国是否可能并如何可能左右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今天的中国希望世界如何看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自己如何看自己。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不乐观，我们根据我们的意愿塑造自我想象的方向与方法也值得反思。如何突破旧有的外宣模式，开辟公共外交的道路？如何在中国形象的国际公关战略中发挥当代艺术实践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出现，不只是一个后现代主义问题，而是有关民族文化发展与文化生存空间的战略问题。这种历史语境的变迁为中国水墨画提供了机遇与生存空间。 　　目前我们的当代艺术走出去面临着一个悖论，即西方人原本强调艺术的自主性和审美性，但对中国当代艺术则强调其政治含义。这种错位其实是对审美主体的背叛，形成了一种对中国艺术政治化处理的惯性。因此西方所看重的中国当代艺术更多的是非主流的，甚至是反主流的。所以，如果中国艺术要想发挥其传播力，首先需要矫正西方对中国艺术的眼光，引导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期待。通过主流的公关渠道，抑或公共外交的途径，进行协商、交流、沟通，促进西方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当然，我们对自己的艺术也要有更开放、更宽容的态度，而不是偏向于将这种艺术推向西方意识形态工具上去。此外，中国当代艺术走出去的困境还面临着一个西方所操纵的当代艺术市场。中国艺术走出去必须迎合西方市场。因此，我们在迎合和自主之间要达成一种共赢的状态。 　　60年革命、60年建设，120年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中国文化自觉的努力早就开始而且一直进行着。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康有为就提出过“地球一统”、“世界大同”的中国梦。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因此，发展中国国家软实力，既是一种重建，又是一种创造。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当代艺术，应该有意识地把重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作为自身的一项历史使命，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创新机制中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成为增强国家文化竞争力的“巧实力”。 　　（作者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周二（11月27日）发表关于中国在极地活动的报告，引起《日报》的注意。《法兰克福汇报》就正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指出，中国在减排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没有改变。 （德国之声中文网）　《日报》在经济与环境栏目上刊登一篇署名文章，注意到，极地冰雪溶解正吸引资源需求庞大的中国。而为分得极地自然资源的蛋糕，中国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做法： “‘中国的极地雄心’—这是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今天（11月27日）公布的一份报告的标题。作者指出，毫无疑问，北京对极地、尤其是对那里的油、气及矿物资源兴趣浓厚。但是，（中国）官方迄今一直试图缩小这一视角的意义。对于自己数年来在相关地区明显增加的活动，它解释说，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研究气候变化及其这一变化对海洋航行的未来发展产生怎样的后果。这可以理解。因为，在像北极周边国家一样引申国际海洋法，以相同的方式声称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同时，当然不能对北极周边国家关于对融冰之下的丰富资源拥有主权的说法提出质疑。 “不过，和平研究者们分析道，正如已经在格陵兰岛上所实践的那样，急于分切极地蛋糕的中国正通过外交途径和参股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中国人）知道，为此，自己必须参与其中。因此，如同欧盟一样，中国也已提出申请，要求在北极委员会中拥有观察员身份。 温家宝总理2012年4月访问冰岛 “报告的主要执笔人之一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指出，中国将自己定义为‘靠近北极国家’，奉行政策的前提是，‘鉴于冰层融化，只要北极国家更加扩大实现自我利益，中国也就会更努力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它所认为的权利：‘中国’明确表示，作为新兴的全球一强，中国期待着在北极事务中拥有发言权，因为，北极的未来不仅是地区问题，也是全球问题。 “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看法，不会发生严重冲突：中国将逐步扩大在极地的地位，采用的将是‘实用主义的’方式。” 中国设在挪威境内的极地站 北京的角色 不久前闭幕的中共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首次将实现“绿色发展政策”作为目标。《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一篇短文，对中共的这一表态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在昨天开始举行的联合国多哈气候峰会上提出质疑： 大气层的破坏状况已超出最大胆的估计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并且也承认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然而，（中国）政府坚称，工业国必须承担最大责任，并指出，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并不比其他可比国家更高。……中国仍坚持，必须继续遵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适切性原则’。根据中方的说法，多哈峰会的最重要任务是通过制定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最终措施。中国愿意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作用。不过，并没有具体的迹象显示，中国是否愿意或在何种程度上承担责任，是否愿意接受国际监督”。 摘编：凝炼 责编：李鱼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近日，知名餐饮企业俏江南董事长张兰被曝改变国籍，引发舆论广泛关注。11月26日，中国日报记者致电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办公室，对方称张兰目前仍然是朝阳区政协委员。 　　朝阳区政协的一位官员在电话中表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并没有关于禁止外籍人士担任政协委员的明文规定。此外，由于张兰并未主动申报国籍更改信息，朝阳区政协正在进一步核实其国籍信息，因此，以后是否保留其政协委员职务尚未确定。 　　该官员指出，虽然没有书面规定禁止外籍人士担任政协委员，但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曾指出，外籍人士是不允许担任政协委员的。因此，朝阳区政协也在积极研究是否需要保留张兰的政协委员职务。 　　“目前，朝阳区政协还没做出相关决定，因此张兰仍然是朝阳区的政协委员，”该官员说。 　　此前，有媒体报道指出，54岁的张兰已经在今年9月份注销其在国内的户口信息，而根据户籍管理相关规定，居民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才能注销户口：参军，死亡，或者到境外定居。而张兰的情况显然不属于前两者，因此关于其移民海外的媒体报道也随之而来。 　　对于张兰的国籍变更情况，俏江南集团媒体部的杜薇11月26日对中国日报表示，国籍变更属于个人隐私，俏江南集团媒体部对此拒绝置评。 　　杜薇指出，俏江南集团有员工上万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媒体应该多关注俏江南集团为社会做出的贡献。 　　张兰变更国籍的报道，也引来网民和专家的广泛关注。很多网民认为，张兰作为政协委员，有参政议政的职责，因此不能随便变更国籍。也有网友认为，作为民营企业家，张兰有变更户籍的自由，外界不应该批评。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毛寿龙教授表示，允许外籍人士担任政协委员未必是件坏事。 　　毛寿龙指出，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立法机关不同，政协的主要职能是建言献策，因此，允许外籍人士建言献策并不会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利益。 　　“早在中国古代，就有外国人在中国做官的先例。因此，对于外籍人士担任政协委员这件事，也不能完全否认。”毛寿龙说。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宝钢研究院自动化所所长杜斌11月26日表示，张兰移民会带来财富外流，应该予以反对。 　　“我不会再进俏江南，”杜斌表示。“也希望大家去别的餐馆。不去俏江南，照样美一餐。”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电视辩论节目中，张兰曾经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不会移民。 　　在节目中张兰表示，自己于1991年获得了加拿大移民局的正式移民邀请，此后也有很多移民机会，“投资移民也可以，企业家移民也可以”，但她都拒绝了。 　　“我的骨子里、我的血流着是中国人的血，”张兰在当时的节目中说。“我觉得我应该永远忠于我的祖国，因为我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