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

读罢2011年8月11日《南方周末》时局版《官员“因公出国”的秘密》，也想晒晒我今年的一次“因公出国”。我供职于南方某省法院系统，近年来与外国法院的交流日益增多，出国多是以考察外国法院或培训学习的名义进行。下面说说我的感受，不知是否有普遍性。 时间安排：省高院一般每年组团十余次，每次几人到二十多人不等。根据中央和地方要求，“出访”不能多于十天，“短期培训”不能超过二十天。我们此次目的地是西欧某国，以培训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时间正好为二十天。全程由当地华人接待，吃、住、行，游、娱、购，包括“公务活动”都由他们安排，相当于国内的旅行社，也是一个产业。他们也有固定的客源，或是政法系统、税务系统等按照系统划分，或是山东省、江苏省等按照地域划分。时间分配基本上是三三制原则：游览占三分之一，购物占三分之一，公务占三分之一，首都和外省各占十天。所谓公务就是到几个法院参观并与他们座谈交流，还安排了在首都三天的学习培训，由法官、律师等对他们的情况进行介绍。培训时天气炎热，没有空调，内容枯燥，昏昏欲睡还要维护“国家形象”，令人苦不堪言。该国主要景点、主要城市肯定是都去了。但对多数团员来说，最关心也是最有吸引力的是购物，上千欧元的包、表一买就几个，眼睛都不眨一下，每月几千人民币的收入，也不知他们钱从哪里来的。 费用：每人约5万元人民币的出国费用。来回机票大约1万元。西欧服务业收费普遍较高，每天50欧元住宿费用，二十天差不多也1万元。早餐在酒店吃，中午和晚餐主要是吃中餐，费用也差不多1万元。其余交通、游览、公务支出每人差不多2万元。每个城市都要去教堂参观，一开始还有些兴趣，去多了大同小异，最后连门都懒得进。但教堂都不收门票，估计“旅行社”也是为了省钱。如果没有购物的计划，二十天可以不花自己的一分钱，每天还有5美元的补助。 感受：一、花费巨大。二十天每人花费五万元，二十人就是100万元。且不说是西部农民兄弟多少年的生活费，可以救助多少失学儿童，就相对于我们每月几千元的工资来说，已经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一年的收入。有些几个月的培训团，每人就要花一二十万元。一年下来，全省法院系统光出国粗略估算要以千万元计算。 二、实际作用不大。现在信息技术发达，各种图书资料也很容易得到。真要是想学习，完全可以用其他“物美价廉”的方式代替。哪怕就算是公费旅游，开阔一下视野在多数团员那里也体现不出来，除了购物甚至过后连去了什么地方都满脸茫然。不夸张的说，就促进工作这一点，起不到任何作用。不知其他系统、其他单位的情况如何。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目前，我国的公费出国对多数单位来说是一种平衡员工的手段，对单位个人来说，是一种变相的福利。就我们法院系统来说，除了领导干部，一般是论资排辈，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能有一次出国的机会。某同事感叹，到单位工作十年才有一次机会，和他同时来的最多已经四五次了。但对基层法院来讲，一般干部基本没有机会，主要是院级领导和部分中层。对单位来讲，将出国作为平衡手段这作用也很明显。最近我们部门一人提了职务，为了安抚相同资历的另外一人即安排他出一趟国。领导干部退休前一两年一般也安排一次。对于许多院领导和中层来讲，欧洲、美国已经提不起兴趣来了，现在多是到非洲、太平洋岛国。对他们来说，现在不是机会太少，而是恨地球太小！ 当然从个人的角度，不管怎么说，单位安排你出国不能说是坏事，但是从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来说，确实太劳民伤财了，把钱省下来用在其他需要的方面，用在更需要的人身上，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但多数人的心理是，公务员本来收入就不高，这也限制，那也不行，光喊喊“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还有什么工作积极性。对三公消费的批判是理直气壮，但如果给大家都带上紧箍咒，成天限制得死死的，恐怕也难有工作热情。如何让广大公务员们有工作动力，并且让老百姓们和社会舆论满意，看来不仅仅需要平衡的艺术，更需要公务员管理体制和机制上的突破。

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牢房中的囚犯——都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国家的权力来自所有国民的共同授予；国家从来就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并不具备阶级性，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的权力不受制约，被执政者不正当使用、被“异化”，被用于为某一部分人服务；因此，权力制衡机制和监督机制就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理当具备的。     国家的本质   文 / 王斐弘（北京电影学院）     一 什么是国家？国家所代表的是同一片区域上的所有人组成的整体，国家意志即为所有人所共同的意志，国家形象即是所有人组成的那个整体的形象。国家认同即为所有人对这一形象的自我认同。 伴随着国家而来的，便是强制权力，那种强制性地要求国民服从的力量。 国家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呢？在必要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强制性地要求任何一个公民为了国家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但不包括公民的生命。一个公民可以为了国家，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比如长津湖牺牲的美国老兵），但国家没有权利命令公民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当然，集权国家，独裁政体除外。这就是国家权力的极大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切，都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但生命是自己的，只要没有触犯法律，没有人有权利剥夺之。 国家的权力又来自哪里呢？国家的权力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所有国民共同授予的。正因为这种权力代表了所有国民的整体意志，才使得他具有了无可抗拒的力量，才确保了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国家从所有国民那里接受了权力，同时也意味着它承担了责任，这种责任分为两个方面：对内，国家必须管理公共事务，确保社会秩序和和推进民众福祉，保证民主法治，言论自由；对外，国家应当调动国家资源来确保国家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虽然国家权力来自于所有国民，但在现实中却不可能做到由全体国民来共同行使它，我们必定只能组建一个常设机构，把国家权力交给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执政者——来行使。这个国家权力的行使机构就是政府。由此就带来一个关键性问题——如何确保政府不滥用国家权力？如何确保执政者不把它用于谋求私利？ 因此，当我们明白了国家的本质和国家权力的来源之后，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针对政府设定良好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监督机制，来确保国家权力始终被用于维护国民利益。就目前来说，在这一方面最为良好的制度创设就是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和言论自由相结合的民主共和政体。 国家的权力一旦不受牵制和监督，就必定偏离它的本意，被执政者用于谋求私利，此时，在我们看来，就觉得似乎国家表现出了强烈的阶级性。其实国家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国家始终是由我们所有人共同组成的那个整体，国家始终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国家的权力也始终来自我们所有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能够有效地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的权力被执政者不正当使用、被“异化”，被用于为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 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乃言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二 以上对于国家权力的讲述是今天的人们站在理性思维的角度的理解，但是对于古代的人们来说，问题却远非如此简单。须知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极为庞杂的、时间跨度极长的整体性事件，没有任何单个人能够经历国家建立的全部历程，也没有任何单个人能够体验到它的所有方面。 今人可以依靠逻辑来分析国家是如何建立的、国家的权力来自哪里、国家理当承担那些职责。但古人在认识这个世界时，凭借的却是对现实经验的总结。国家建立这件事，恰恰超出于人们的经验范围之外。当他们面对国家这个既成的庞然大物时，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正确地认识到国家的本质何在，也同样无法正确地解释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国家职责所在。 因此，在面对国家的权力之时，古人必须回答四个问题：一、国家的权力来自哪里；二、我们应当建立怎样的机构来行使国家权力；三、国家的权力应当被用来干什么；四、如何确保国家的权力不致被滥用。这四个问题是一脉相承的，构成一个整体。 国家的诞生一定伴随着权力，并且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权力是天然合法而且正当的，也由此使得这种权力对于社会有着无可估量的控制力和说服力。因此，在以上四个问题中，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最为关键的，决定了对后边三个问题的回答。 在18世纪启蒙运动以前，几乎所有的文明当中（古希腊-罗马文明除外），人们都援引超自然意志来解释国家权力的来源，声称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上天、神明、祖宗、上帝、历史或者真主等等，国家的代表或者化身——君主，就是国家权力的接受者，然后建立起对君主负责的官僚体系，来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职责。 因为国家权力是君主从某个超自然意志那里得来的，所以君主在行使权力之时就只需对这个超自然意志负责，他无需对国民负责。君主对国家权力的支配在理论上是受制约的，但在事实上是自由的、不受过多现实牵制的。因此，在古代，由于人们没能正确认识到国家的本质和国家权力的真正来源，他们也就无从有效地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他们的政权形态只能是君主专制政体。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就必然被执政者所滥用，用于谋求私利，用于维护本阶层的利益。如此一来，国家权力的不正当使用就让国家表现出强烈的阶级属性，似乎国家的本质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其实，国家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的本质就从来没有变过，它的权力也始终来自于全体国民的授予，只是因为缺乏对执政者的有效制约，才使得国家的权力被“异化”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执政者在行使权力时之所以拥有无与伦比的合法性和控制力，正在于它行使的权力是国家的权力，他是在代表国家行使这种权力。如果执政者所行使的仅仅是统治阶级赋予的权力，而不是国家的权力，他仅仅是在代表统治阶级行使这种权力，而不是在代表国家行使这种权利，那他立马就得垮台。 任何执政者，不管他的统治机构有多么强大，如果他不再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如果他的权力不再来自于国家的授予，那他只能是一个暴徒，苏共，萨达姆，卡扎菲，塔利班皆是如此。因此，对于国家的有效控制是执政者权力的根源，也是确保他的权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关键所在。   三 事实上，苏联布尔什维克从极端的阶级斗争角度把国家看做阶级统治的工具极大地妨碍了我们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监督机制，这是一种应当被抛弃的思维方式。 苏联布尔什维克正是利用这一点来为斯大林的专制统治辩护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的权力来自于全体无产阶级，而斯大林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则历史性（或者说先验性)地代表了全体无产阶级，所以斯大林及布尔什维克党理所当然地代表了苏联，也理所当然地不应受任何限制地行使国家的权力。苏联独裁制度由此建立。 在俄罗斯史上，曾经有机会让俄罗斯变成一个理性，正常的国家。二月革命，自由派精英建立了理性的现代政府，无奈被推翻。自作孽，不可活，带来的苦果只能由推翻它的俄罗斯民众用几十年来偿还。 在苏联，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国家的本质从沙皇专制独裁的工具变成了斯大林统治的工具（他们官方会说，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其实苏联始终是由所有苏联人组成的，它始终是属于所有苏联人的，苏联的国家权力也始终来自于所有苏联人的授予。问题的关键只在于国家的权力被谁所掌握，国家的权力被用于维护谁的利益。斯大林及苏共高层所关心的并不是国家的本质，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权力，那种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仅仅是为斯大林攫取国家权力辩护的理论工具，而非现实真相。 当今中国，不是苏联那样的独裁国家。但也并不存在真正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监督机制，因此，国家权力的滥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能防止我们认定中国的本质。中国是所有中国人所结成的一个整体，它是属于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并不仅仅由这个国家中的哪一个阶层所单独拥有。当外敌入侵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生死以捍卫之。我们捍卫的是“我们”的国家，而并非这个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的国家。 有人说中国人不爱国，那是很多的跑路党收了迷惑。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被一部分执行者所“异化”，被用于谋取私利，而这种异化被无限制的放大，让大家看到，这个国家无药可救，不如跑路。这不是国家的问题，只是一部分执政者的问题。 而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强烈强调所谓国家具备阶级性其实是有碍于我们建立真正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监督机制的，是一种应当被抛弃的思维方式。   四 本文的讲述略显啰嗦混乱，因此，在最后，我把我的观点再次总结如下： 国家所展示的是所有国民结成的那个整体，它是属于所有国民的，它并不归属于国家内部的哪一个阶层单独拥有；某一个阶层可能对这个国家有影响力，但不能因此说，某一阶层就天生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进而以此阶级斗争，压迫其他阶层。 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牢房中的囚犯——都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国家的权力来自所有国民的共同授予；国家从来就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并不具备阶级性，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的权力不受制约，被执政者不正当使用、被“异化”，被用于为某一部分人服务；因此，权力制衡机制和监督机制就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理当具备的。   五 特意提醒的一点是，在马克思那里，国家被当成工具其实反应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相当严重但又相当隐蔽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的理论乃是“唯”物的，以物质为第一性，以生产力为社会前进的根本推动力，但我们必须知道，物质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生产力必须靠人来推动并且服务于人的需要，而驱动人行为的，并非“物”，而是人的自由意志。即“心”。 因此，马克思的这种态度并不绝对正确。虽然马克思的本意是为了反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异化”，但马克思理论这种“唯物”的立场却在无形中极大地贬低了人的价值和地位，简单一点概括就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一、人被当成了物质的附庸；二、人被当成了生产力的奴仆（或者代表）。 在人类社会中，如果一味强调物质和生产力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那么，人的生命又应当放在什么位置？须知离开了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将无从发生。 人的价值本应是最为高贵的，天地之间，也唯有人才是能动的、“自主”的、“自由”的。但在马克思这里，人的生命却被“工具化”、“机器化”。在经典理论中，他反对资本对人的异化，却造成了生产对人的异化。 人被工具化折射到其它领域的结果就是，国家被当成了“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 因为国家乃是我们无数人的生命共同结成的一个整体，它具有人的属性，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外延，它内部汹涌澎湃着的是生命的活力，它本身即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而现在，国家被当成了工具恰好对应着人被“工具化”。 国家和人的工具化反映在历史上的恶果就是，在斯大林那里，人的生命不再具备伦理价值上的高贵地位，也不再具备空间时间上的唯一性，人的生命仅仅被当成服务于某一个崇高理想的“工具”、“机器”。因此，人的生命既可以被成批地生产出来，也可以被成批地消灭掉。苏联由此成为20世纪史上的第一朵奇葩。     （采编：管思聪；责编：管思聪）    

昰岱：一党与多党之辨 标签： 一党制 多党制 ● 昰岱 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文化及传统，是一党制在中国得以存在的土壤和基础；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等上来看，一党制也似乎有其一定的可取之处。但这并不能说就须如此或者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选项。我们常听说过一党统治能够集中力量办事；能够进行“举国体制”；有利于维护稳定，等等。如果其党成员能真正做到如其所说的那样为人民服务，并且切实履行职责，捍卫民主和公平正义，保卫民众的平等和自由，维护公民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坚守政治操守，那一党制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实际上往往并非如此。一党专制会使政治官僚化，产生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凌驾于人民之上，甚至为其私利或党派利益而侵害及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不顾；一些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或恶性事件，往往就是因不公正及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所致；为了维护其特权或党派的利益或地位，对于一些社会上的等侵害人民权益和利益的犯罪行为及犯罪人员，就可能会因担心对犯罪分子进行处理会危及他们的统治而采取不闻不问或推拖，甚至还会对犯罪进行包庇、与犯罪分子相勾结，成为他们的帮凶或同谋，置国家和人民权益和利益于不顾，甚至牺牲人民权利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一党专制具有狭隘性和局限性。一党专制是可以集中力量办事，但可以集中力量办好事，也可以集中力量办坏事，“文革”就是一党集中力量绑架民意所办的一件“大事”，结果这场祸国殃民的政策和运动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害。专制进行文化霸权，钳制民众思想；进行垄断资源，控制媒体，操纵舆论，封锁消息和真相，欺骗误导民众；人民没有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一党专制，尤其是中国的党，迷信阶级斗争，动辄对持有不同或反对意见的人士强加名目，非法攻击，横加迫害，干扰破坏，制造失业等等，进行高压孤立，简直是反人性、反人类，正常的政治讨论成了一件很具风险甚至危险的事情；一个总是担心被颠覆的政党政权是一个狭隘的缺乏自信的政党，我总是始终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应该对其国内的党派有约束力，而党派不应凌驾于国家和法律。如果一个政党凭借其地位将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作为专政之对象，那其就是一个劣质的政党、霸道的法西斯政党；如果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政党所把持的国家把人民当弱智和傻子，那人民也会同样对待它。一党制也并非一无是处可取，关键在于当政的党的品质和理念；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对党内的腐败分子及党内的投机钻空的败类等是否及怎样惩处；等等。 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封建专制时期，在历史上没有政治，只有统治；没有国家治理，只有官与民。这种风气一直流毒至今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肃清。如果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政党所把持的国家把人民当弱智和傻子，那人民也会同样对待它。专制政权在或总试图在进行愚民政策；受到舆论攻击的人往往不是舆论的奴隶，而那些不分是非、盲目地附和与跟风的才是真正的舆论的奴隶。中国社会和文化氛围缺少民主的传统，公众的民主及权利意识和相关素质等也有待提高，舆论部门更是对多党、民主等视为洪水猛兽而阻之批之；有人说，中国如果实行多党制会回到北洋军阀时代，我想这未必如此，如果有健全的公正权威的强有力的法律及体制保障和坚实深厚的民意基础，中国完全可以实现民主，毕竟现在与北洋军阀时代已大不相同。民主也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会办得更好。不过社会观念需要有一些转变，公平正义的政治规则要切实遵守，而且要具备政治的道德和道义，维护政治活动的固有正义，正当发挥职责和价值，这是基本的政治操守。公民有权力和自由表达自己的合理的意见、观点、主张和诉求，而且这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政治不是尔虞我诈、制造阴谋打击排斥，不是相互攻讦不择手段或极端行为，更不是一些投机政客的秀场；任何人，不管是个人还是集团，就算是一国的主政者，不向公民宣布就进行侵害、掠夺、抢劫甚至谋害公民的，那他就什么也不是，而只是强盗和罪犯；而只有为国家和全体民众的福祉，具有道德品性的人才能称作政治家。民主并不一定就是多党制，但是民主应该容许有多党，并且要遵守这样一条常识，任何公民或党派都可以而且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政见或政策，也可以对其他人或党派的见解或政策进行讨论甚或批评批判，但是请牢记一点，那就是仅可以论批其政策或见解，但是应要尊重其人格和尊严，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和成熟理性的政治态度；任何人无权攻讦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及无端指责毁谤、或者趁火打劫进行投机，这是政治原则，更是做人的原则；政治斗争不能不顾法律和道德，在背后对其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和诽谤、或者趁火打劫，不但在道德上不允许，会遭到其对手和人们的鄙夷，而且是犯罪行为。违反政治规则及法律和道德应受到严厉惩处。例如美国，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就并不是相互的迫害压制关系，并不是说民主党上台就打击迫害压制共和党，共和党上台就打击迫害压制民主党，两党之间是对等的竞相关系，通过民主的机制及相互平衡制衡，最能反映民意和诉求，达成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和民众的结果；如果有谁违反政治规则和道德道义，会遭到民众的谴责和唾弃，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例极恶劣低下的政治丑闻，最后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尼克松不得不被迫辞去职务；美国民众高涨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自觉，对民主权利、合理和公平正义的追求和争取，加上美国的民主体制和制度的保障，使美国成为世界民主自由的典范。 国人要厚道明晰。中国的一些人的“文革”及其他不正当的思维等应该停止和摒弃，这是政治文明和进步的必须和促使。中国需要改革，不管是一党还是多党。笔者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不但不会使中国停滞或分裂，健全优质的民主会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繁荣和强盛，会大大地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一个民主的中国会极大地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中国和世界会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为自由、正义和真理而奋.！ 2011年8月4日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83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