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沟油

译者 | 《外交学者》印度打算学习中国的网络审查

核心提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民主国家印度可能注意到了中国的快速增长并心生羡慕,但是最近印度要求互联网公司删除”有冒犯性的内容”则似乎在向中国学习非民主的经验。 原文: India Treads China Censor Path 作者:Jason Miks 发表:2011年12月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Koala翻译 【原文配图】 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为它作为”自由”崛起的亚洲巨人感到骄傲。但是印度是否打算从它的邻居的审查手册里学一手? 中国所谓的超级防火墙已被西方媒体详尽报道(和批判)。随着中国官员对重蹈阿拉伯之春覆辙的担忧的加剧,他们要镇压”有毒”传闻的决心也越来越大。 “还没有政府成功地禁止过传闻。但这不能阻止很多政府会停止尝试。”中国分析家裴敏欣在9月份注意到。”最近这样做的是北京。北京受困于它认定的通过网络传播的恶意谣言,中国政府最近宣布强制取缔所谓的’有毒害’的网络谣言。” 上个月透露的取缔的其中一部分是宣布媒体出版物不许在”核实”之前就报道社交媒体中出现的新闻故事。表面上,这样的规定听起来相当合理。但在越来越多的异见者被监禁的背景下,评论家们对政府将会如何应用这条新规定表示担忧。 “这些限制是政府感到他们已经或者正在失去对舆论环境控制的证据,他们开始感到对此感到惶恐了,”华盛顿2049项目的中国专家Kelley Currie说。”他们有足够多的原因这样认为,微博和智能手机的激增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结合,使人们能够即时分享关于所有事情的视频和评论,从’城管’暴打街边小贩到曝光餐厅使用’地沟油’。” 很多人认为印度――这个传统上对它自己拥有一个健康且直言的媒体而感到骄傲的国家――会对这样的诱惑免疫。然而印度屏蔽社交网络的计划引起了全国的骚动。 正如路透社的报道所说,印度已经催促社交网络公司包括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移除”有冒犯性的内容”。 “电信与信息技术部长Kapil Sibal会见了Facebook、Google、雅虎和微软的经理,要求他们扫描内容,但没有与任何一家公司达成协议。”路透社报道说。 “Silbal否认他在推行审查,但说社交网络上的一些图像和言论有扩散印度社会不安的危险,印度有很长的宗教暴力历史。他说这些公司断然拒绝了之前要采取行动的要求。” 在这一举动之前,今年早些时候印度通过了一旦被要求,网络公司就要强制性地删除”有异议”的内容的规定。 昨天,《纽约时报》报道说在记者招待会宣布此计划之前,Sibal通过案例向记者们说明了什么是”有异议”的内容,”如把麦加和印度神明的形象结合起来的色情作品。Sibal先生还说有一些国大党人士的图像’显然会引起异议’。” 如此上下其手的政府做法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国在扼杀政治讨论上的努力形成对照。 “这么干的时机同样引人侧目,因为它正好在安纳・哈扎尔准备举行新一轮关于洛普尔草案的抗议活动之前来到,”为IBN写作的Sumit Pande注意到。”在他们早些的活动中,安纳的团队大量使用了这些网站来动员支持力量。” 一些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可能观察到了中国近年来惊人的经济增长而感到一丝羡慕。但在力图效仿庞大邻国的某些成功之处的时候,社会压制大概不是大多数印度人所希望的。 相关阅读: 《时代》 印度vs. 中国谁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范?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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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 谁的良心大坏,什么底线失守

2011年12月01日 17:04:59        公权力被严重滥用,权力寻租日益蔓延和猖獗,而官德堕落,上行下效必然导致所谓社会溃败,道德失序。       改变这种状况难吗?我看不难,对症下药的良方是现成的。我对中国人的德性并不悲观,我对中国的进步持有坚定的信心。善哉善哉!        谁的良心大坏,什么底线失守            鄢烈山        常听朋友抱怨现在人心太坏,动辄被“忽悠”;官家也在批评群众“冷漠”,又在许诺建设“诚信”体系;一些学者在说道德溃败、底线失守。对于这些说法,我表示理解和同情,却不能完全赞同。       人们的抱怨、愤慨,都有亲身经验和无穷尽的新闻事实做依据,但是,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了,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期望值提高了,认定了我们应该享有、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应该更公正更安全更幸福。       不要说对外开放,我们知道了境外人们的活法,就是教科书、文件许诺和央视描绘给我们的生活也不是“这个样子”呀:当年共产党号召闹革命时说,工农“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1949年建政时,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如今,天天在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然而,现实反差咋就这么大呢?于是……       其实,我不认为人们的良心都变坏了。用平常心看,人的良心(人性)从来无所谓好坏,有兽性有神性,总体上讲是,从“异于禽兽者几稀”(主流价值是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到“二战”后以加速度在向更具神性的“人道主义”进步。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都是陈辞滥调。希腊神话与传说说远古才是“黄金时代”,孔夫子向往尧舜禹汤,民国初年盛产“九斤老太”。后人盛称的“文景之治”,在当时的贾谊看来,是应该“痛哭”、“流涕”、“长叹息”的。读点正史、野史和小说家言,便知中国从来就没有社会正义和普遍和谐。对当下不满,很好:有公民意识、忧患意识,用鲁迅的话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所以要改革,要有紧迫感,要有时间表,不能燕巢于幕、鱼游于釜,混一天算一天。       有人总在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有多么好,我呸!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除非你说饿死人好,说把人往死里整好,说不认父子、夫妇、兄弟关系“大义灭亲”就是好就是好,说大地震发生了就是不该让外界知道、就是该自力救灾拒绝外援,那我就服了你!持平而论,毛时代有毛时代的问题,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问题。“无法无天”与“权大于法”一脉相承,而在命令经济与准市场经济的大不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问题当然不一样。       你说,吃什么都不放心,说医生把活婴当死婴扔厕所,说老师强奸小学女生……这都是事实。这当然都可恶,但恕我直言,掺毒作假是中国人的老本事,不过科技进步现在有更多化学手段了,不信你读读道教劝善的《太上感应篇》;后两个案例,相信从来也不少典型,只是当时没有发达的媒体,张志新那样被公然糟践的事例也不可能让你知晓。       官员里有良心没坏的,比如为民工讨公道的“御史在途”;普通人里也有良心大坏的,比如那些帮老板制售地沟油的打工仔(被收买的工价也太贱了吧!),比如那些政府和房产商雇用的“强拆”打手。当然不同阶层的好坏有个比例问题,但我相信官民的本性是差不多的。       别拿小悦悦之死说事了。那同时,广东有牛作涛跳水救人牺牲;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助学活动,不到半年就筹集善款近2000万元;更不要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国人踊跃捐赠了。这些都表明,虽然某些社会机制有问题,只要没有后顾之忧,大多数国人不仅不冷漠,而且还很有同情心。       我还要进一步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底线,在不少重要的方面是大大地提高了,开始与普世价值接轨了。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有人在广州海珠桥搞“跳桥秀”求媒体关注讨公道,严重影响公共交通,一老伯爬上去把他推下来,这个自以为见义勇为的转业老兵,当场被围观的群众掷鞋,官方也不支持他这样“维护公共秩序”。这种对个人权利、对生命的尊重高于所谓公共利益的思维,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还有记者孙春龙发起的“老兵回家”、远征军“遗骨回家”,也得到了民间与官方的支持,这在视“一将功成万骨枯”为理所当然的中国,是前无古人的道德标高!       说“底线失守”,中国人有什么“底线”?所谓“底线”,古代大概就是儒家讲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基督教、佛教讲的“不撒谎、不偷盗、不奸淫”等戒律。说得好听,做的又是一回事。武则天佞佛却为掌权杀亲生儿子;“十字军”当年东征是为了“圣战”,还是为了抢劫?曾国藩激励将士的,不就是破城之后可以“大索三日”吗?在前现代,在非民主时代,强者从来不知“伊于胡底”。       当今世界的“底线”,应当是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及后来通过的一系列有关人权的国际法吧?可是,《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一)载明的“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在中国不是至今公然不被遵守吗?搞歧视和排斥“农民”的野蛮的户籍制度已有50多年,仍然不得废除,遑论其他“底线”?       人大通过的国内法,是中国大陆的“底线”吧?法律既应该是社会治理的底线,也是个人道德的底线,是用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社会规范。然而,然而,请听这个段子,看是不是造谣污蔑:“中国法治现状:1)三个基本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说法。2)三个诉讼原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人情。3)三个效力原则:法律服从红头文件,红头文件服从内部规定,内部规定服从领导决定。4)法治基本状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报纸公开的宣传是“三个至上”,“法律至上”殿后!       有两点是不容讳言的现实,一是“权力高度集中”,比1980年邓小平指出时更集中于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二是权大于法,因此群众不信法院不起诉而百折不挠地越级上访找高层批示,或者各出奇招在网上曝光吸引眼球。       权力高度集中,官权嚣张,必然带来官德堕落。不能不承认,买官卖官之严重超过历朝历代,因为从前没有那么多官位可卖,县级政权也就那么几个职位,还是朝廷命官;除了盐铁专卖更没有几个国企的官位可卖。什么A局长党委会上拳打坚持进人程序的B副局长,C副局长当街踹伤出言不逊的D科长,E副局长为争医院的停车位而殴打妇女,这些官员跟“烂仔”有什么区别?不仅有领导写通奸日记、与女下属“微博开房”,还有在办公楼强奸女下属的,这些官员不是土匪和人渣吗?至于贪污受贿上亿元早已不是惊天大案……要说良心大大的坏,这些官员是首选。       公权力失控、官德败坏的大背景是“文革”结束以后,不搞误国整人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了,废止了“大字报”等“四大”手段,这当然正确;但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比如民主选举(官权民授)、民主监督(包括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却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流于纸上宣传。因此,公权力被严重滥用,权力寻租日益蔓延和猖獗,而官德堕落,上行下效必然导致所谓社会溃败,道德失序。       改变这种状况难吗?我看不难,对症下药的良方是现成的。我对中国人的德性并不悲观,我对中国的进步持有坚定的信心。善哉善哉!           上一篇: 从“三妈的”考察言论自由的边界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5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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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西北风,也会中毒

喝西北风,也会中毒 喝西北风,也会中毒 本刊记者_徐卓君 秋天本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但今年入秋以来,整个北京城一直被浓重的雾霾所笼罩,街道上弥漫着呛鼻的硫磺味。这个城市的1700万人都被困在这个巨大的气罐里,终日只见灰黄的天空,蓝天白云成了奢侈品。经常穿梭于国内外的贝志城这样形容国内外的“空气切换”:“一去国外,就像有人把眼前的眼罩给摘了,空气整个是透亮的。” 空气已经发疯了 2010年始,贝志城发现越来越多朋友在推特(twitter)上转发美国大使馆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北京的空气质量的。美国大使馆早在2008年就在自家院内架起了一台空气监测仪,每隔一小时在推特发布一次空气质量指数。但在头2年,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直到2010年11月21日,美国大使馆的瞬时检测数据显示,它所在的东三环的空气质量指数超过了500,美国大使馆用甚至用了“crazy bad(糟糕透了)”来形容当时的空气质量。这个数据成为了贝志城的出行指南,“当指标超过200时,我不再约人吃饭,也不出去见客户了。” 如果参照美国大使馆的数据,贝志城今年秋天有一半时间得待在室内。与此同时,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停留在120-130左右,仅仅被定义为“轻度污染”。贝志城曾带着他在阿里巴巴上花5000元人民币买来的空气测试仪,驱车到北京工体和上地等地,在路边测出一个数据,然后和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对比,发现误差在20%以内。 “我不相信环保总局的数据,这个数据(对我)没用,我相信自己的感受,美国大使馆说不健康时,我的嗓子确实不舒服,”贝志城说。北京市环保局、美国大使馆、多位从事大气环境研究的科学家都强调,两个数据巨大的鸿沟是由于衡量空气质量的两套标准造成的——美国大使馆用PM2.5计算空气质量指数, 而北京市环保局用PM10计算空气质量指数。 PM2.5,这个一开始被忽视,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被学术界所认识的健康杀手,已经走进了中国公众的视野。 PM2.5的杀手本色 所谓PM2.5,是指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它的直径小于2.5微米;而PM10是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这些可吸入颗粒物都是极其重要的空气污染物,它们密密麻麻悬浮在空气中,肉眼不可见,但它们可不只是单纯地影响空气质量指数这么简单。 一般而言,粒径超过10微米的颗粒物,会被挡在鼻子的外面;粒径在2.5微米至 10微米之间的颗粒物可以进入呼吸道,但随着吐痰,打喷嚏被部分排出体外;而粒径在2.5微米以内的细颗粒物,会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泡。 在过去的20年中,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及经济的发展,大气中PM2.5在总悬浮颗粒物中的比率逐年增加,同时发现沉积在人体下呼吸道的颗粒物有96 %是PM2.5。更糟糕的是,颗粒物会吸附各种各样的毒性化学物质,PM2.5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它是各种有毒物质极好的载体,PM2.5比PM10含有更多的重金属和多环芳烃——一种致癌物。因此,PM2.5的形态和组成相当复杂, 不仅含有大量有机物,而且富集许多重金属,更容易沉降在呼吸道及深部肺泡内。 “在相同质量浓度下,颗粒物越细,数目更多。比起PM10,PM2.5的表面积要大好几倍,吸附的毒性物质就更多,”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说。当PM2.5吸附了致癌物,就有致癌效应,吸附了致畸物,就有致畸效应,它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的深处,而它携带有害气体、重金属就融解在血液里。因此,流行病学、毒理学的研究都认为,PM2.5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非常显著。 加拿大和美国科学家在对50万人,追踪了长达16年后发现,长期暴露于PM2.5之下,会增加肺癌的发病率,PM2.5的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肺癌死亡率增加8%。研究人员猜测,一方面PM2.5作为载体将有毒物带入下呼吸道,直接或间接地引起支气管黏膜及肺上皮细胞突变,另一方面是其颗粒性引起的免疫反应,增加人群对肺癌的易感性。 广东省气象部门首席专家吴兑也认为,“灰霾将取代吸烟,成为肺癌致病头号杀手”,他和他的科研团队发现,PM2.5的浓度增加之后7—8年,肺癌死亡率就会上升。北京市刚刚公布的一项数据或许能印证科学家的推测,北京市的肺癌的发病率在过去的10年内增加了60%。 另有流行病学的资料显示,PM2. 5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有关系,PM2.5一旦被吸入,将会造成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随后又可能会引发机体潜在的系统危害,包括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这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及中风。 在查阅了众多的论文的数据之后,贝志城甚至认为,对他而言,喝三聚氰胺牛奶和吃含瘦肉精的猪都不如北京糟糕的空气带来的危害大。“地沟油的危害都比这个差远了,我与其在食物上小心,还不如在这上面小心。” 无处可逃 虽然PM2.5和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但国内的公众对自己所处地区的PM2.5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国内还没有一个城市公布PM2.5的数值。北京市虽然有监测 PM2.5,但暂时还不确定何时可以对公众发布。 刘昌峰今年7月向环保NGO“达尔问”借了台设备,连续一周,他把这个一公斤重的空气监测仪放在电脑包里,无论是上班、拜访客户、去咖啡馆、去邻居家串门;不管在地铁里、公交车上、出租车里,他都随手测一下空气质量。儿子房间的PM2.5数值,让刘昌峰心里咯噔一下,7月的北京,几乎是空气中PM2.5浓度最低的时候,但儿子的房间正对主干道,PM2.5的浓度仍然高达70以上,“那个时候,还是蓝天白云,天可不像现在这样灰蒙蒙的。” 贝志城相信美国大使馆的数据,除了自己买仪器,测数据,还搜集了大量有关PM2.5的论文。虽然官方没有公布PM2.5的数据,但各地的科研机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监测PM2.5的浓度水平,并发表在学术杂志中。 早在1995年-1996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工程师、工程院院士魏复盛就报告了广州、武汉、兰州、重庆4大城市8个采样点的PM 2.5年均浓度——57-160微克/立方米,比美国1997 年颁布的标准值(15微克/立方米) 高2.8- 9.7 倍。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机动车的增长,各地的空气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中国石油大学的于国光博士的检测显示,2005年11月至2006年11月,中国石油大学周边空气的PM2.5年均浓度为95.5微克/每立方米。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上海地区,PM2.5年平均浓度也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这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4倍以上,如果按照日均标准,甚至可能高7-8倍。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监测数据显示,广州市在2005年11 月份PM2.5的浓度在81.7微克/立方米,而2006年8月是52.9微克/立方米。 不仅仅是北京,国内各大城市的PM2.5浓度都不容乐观。美国宇航局在2010年9月公布的一张全球污染颗粒PM2.5浓度地图显示,中国华北、华东地区是PM2.5污染的重灾区,年均浓度都在60-80微克/立方米。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5年全球更新版《空气质量准则》中提到,PM2.5年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35微克时,比每立方米10微克的浓度,人类的死亡风险会增加15%。世卫据此给出的PM2.5的安全指导值是年均浓度小于或等于10微克/立方米,美国早在1997年也制定了PM2.5的标准——15微克/立方米,欧盟的标准是25微克/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各国能分三个阶段完成PM2.5的控制目标,哪怕是最宽松的第一阶段标准35微克/立方米的年均浓度,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也难以企及。 和PM10 相比,PM2.5是综合性的污染物,几乎所有污染物都会在2.5中有体现。PM10主要是来自污染源的排放,把污染源控制住了,PM10就控制住了。而PM2.5 的相当一部分是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在空气中发生化学转化生成的。要控制PM2.5,不仅要控制颗粒物还要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挥发性有机物等等,这绝对是一个持久战。 在未来十年内,我们恐怕都要与高浓度PM2.5共存。这些含有多种酸性氧化物、重金属的空气将围绕在我们周围。 贝志城为了对抗室外糟糕的空气,他这一年内花了三四万添置了新风系统、空气净化器和监测仪器。在一年前搬进新家后,他添置了三套新风系统,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但当他把新风系统的过滤板拆下来清洗时,发现三四毫米厚的滤板,从里到外都是泥,一块白色的石棉板变成了黑色的泥板。 忍无可忍的贝志城一口气买了7台空气净化器,起居室、卧室、办公室、汽车里全副武装起来。全副武装之后,他要测试花大价钱添置的设备是不是有效:空气测试仪显示,在室外的PM2.5浓度高达300时,他起居室的数值是50左右。 这让他松了一口气,总算有点用了,但这个酷爱数据的理科宅男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虽然空气净化器能部分缓解PM2.5的问题,但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污染源——臭氧,这些空气净化器工作时释放的臭氧又高出标准3倍。 刘昌峰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并不打算购买空气净化器,他觉得人不可能活在罩子里,他带上从环保NGO借来的空气测试仪,分别比较了地铁、出租车、公交车、骑车的四种交通方式后发现:地铁上没有二手烟的危害,没有地面上汽车尾气的排放,因而PM2.5数值最低。于是他放弃了每年春秋两季的骑行,尽量乘地铁。他发现封闭的写字楼里PM2.5的数值尚可,午餐时放弃外出吃饭,就在写字楼的地下二层用餐。他还给自己的家里种了27盆绿色植物,虽然他心里清楚,这也没有多大用处。 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防护措施,而让人沮丧的是,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都表示,个人能做的防护措施并不多,最多就是在灰霾天气关紧门窗或是少出门而已。 这场和PM2.5的持久战中,我们能在倒下之前,找到解决之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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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的特供生活

中国的城市烟雾笼罩,空气污染严重,尽管废气的排放规定越来越严格,空气污染依然继续恶化,政府在空气检测数据上耍手腕,民众也不愿放弃汽车,似乎享有新鲜空气只是干部的特权。——这是德国《世界报》 11 月 29 日的报道。 该报道写道,“灰蒙蒙的雾霾现在又来了,因为北京的冬天开始了。中国的首都常常烟雾笼罩,持续数日。潮气与废气密集聚积,吞没了地平线,让人眼睛流泪、呼吸困难。一年之中的好多天,北京都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其它城市如广州或上海也总是消失在灰色的烟雾弥漫之中,……。”文章说,中国 2010 年实施的类似于欧洲汽车尾气四号标准的新规定,明年起适用于卡车,然而“实施新规范不仅需要更好的排气系统,也需要价值更高的燃料,中国的炼油厂也必须投资。”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主席沃尔什认为,“炼油厂迄今未能遵守含硫量极限值,所以新标准对柴油车的实施很有可能会推迟。”报道引述沃尔什的话说,面对汽车数量不断增加,中国最迟在 2015 年必须达到欧 IV 标准,“如不尽快严格规定,到 2020 年废气就会增加一倍。因为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城市,空气污染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值,进一步上升是相当危险的。 ” 该报认为,“空气污染是中国政府的伤口之一,多年来北京在空气检测数据上耍手腕,政府如今还在和美国大使馆就其在北京大使馆和广州总领馆屋顶上的检测设备争吵,这些设备监测那些中国环保部不予统计的小颗粒。美国大使馆每天通过推特的短讯服务公布结果,一直让中国政府耿耿于怀。“对空气污染负有责任的不仅是圆了个人汽车梦的数百万中国人。尤其是工厂和许多燃煤电站责无旁贷。奥纬咨询公司的班腾里德说, ‘ 要减少中国的碳排放,只有废气排放标准当然是不够的。 ’ 净化空气任务组织是与空气污染作斗争的非政府组织,其亚洲首席代表宋明也说, ‘ 遗憾的是这个新标准没有带来预期效果。新添的汽车太多,主要是煤炭,必须为之规定更严格的极限值。 ’” 报道说,“政府已经多次更严格地规定造纸、服装和化工厂的排污上限。国家通过资助和罚款提高废气减排的积极性。然而立法滞后于经济增长,尽管这个国家今年想比 2010 年减少碳排放 1.5% ,环保部不得不公布的是,头 6 个月的排放就已经超过去年同期的 6% 。民众在与污染作斗争时也没有做到应尽的本份,今年秋天的 ‘ 无汽车日 ’ 名存实亡,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这个日子使德国的马路空无一车。放弃汽车,似乎没有中国人愿意。中共也是一样,它给许多干部配备公车和司机。然而干部们不该受废气之苦,不久前获知,生产空气净化器的远大科技集团公司为中共在北京的办公室安装了 200 台空气净化器,不用开账单。这个消息在互联网平台 — 新浪微博引来许多愤怒的评论。” “干净的空气是特权,至少眼下如此”,该报说。 该报没有告诉德国读者的是,在中国大陆不仅仅空气是干部的特权,而且一切都是干部的特权。这种特权从“新中国”建立起就存在了。比如中国大陆有毒食品如三鹿奶粉、地沟油、毒蔬菜,近年来广受老百姓诟病但当局就是装聋作哑至少是监管不力,老百姓百思不解因为当官的也要生活,细究之下才知道党国高层早就有特供食品,所以治下的毒食物就能肆意横行。但这“特供”的根源在哪里?在“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那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的高级干部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了一个以奶制品、鲜蛋、蔬菜等为主的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根据 人民网文章《 解密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 – 香山农场专供反季蔬菜 》消息, 早在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共和苏联签订了为期 3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中南海多了两位苏联客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警卫和卫生专家,主要搞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香山农场初建时,一专家对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肉类、奶制品、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并且要有相应科研加工设备,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风、讲究卫生、便于清扫。此外,还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质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绿化隔离带或围墙等等。 1974 年 10 月,原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回忆当年参与筹办香山农场:“那时大家刚从小农经济环境里过来,对办什么新式农场毫无经验。最大的愿望就是养猪炖肉、种粮吃饭。对苏联专家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 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泽东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个以荒地、土墩为主体,近 600 亩的农场就这样迅速上马了。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告诉人们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和放射、道路、深井及粪场的方位。如:种青贮玉米 260 亩;青割玉米 15 亩;打籽玉米 10 亩;白薯 110 亩;燕麦、大麦、冬小麦 50   亩;苜蓿(重要牧草) 80 亩、苏丹草 10 亩,蔬菜 40 余亩等等。 时间不长,香山农场基本建成,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并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这种包括领导、生产、购销为一体的三级管理体制,是十分安全和顺畅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国家花钱少,又要东西质量好,成了农场一项非常突出的硬任务。在供给制年代,高官们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人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进入薪给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公派厨师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农场干部想方设法加强田间管理,减少损失。 在较长时期里,高官们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茄子、西红柿、油菜、青笋、尖椒、萝卜之类的蔬菜。加上职工早起、早摘、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要是赶上哪家高官们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烧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黄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不久,香山农场东西好、价钱便宜的赞扬声逐渐传开,有的高官如董必武等开始前往视察参观。 赶上农忙时候,香山农场单凭 40 余名在编人员,很难完成任务。警卫局就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一次,颐年堂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刘少奇、陈云指出: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年纪轻的几乎都是“三门出身”(即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走的是一条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变成了公职人员而且是终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经不起风吹雨打,容易摔跟斗。就组织干部轮流到农场进行劳动。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专门开了厅务会,研究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及为了便于考核、检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劳动生产办公室名义,印刷了《劳动记工本》,人手一册。内有姓名、日期、劳动项目、劳动时间、记时人签名等详细栏目。当时原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要有 20 天时间,到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向南,与居山农场果园相连;向东、水稻田几乎发展到玉泉山疗养区的大门口。生猪也养多了,还盖了一些搞试验田用的半地下菜房。至 1956 年后,国内安全形式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有一批精干的专业队伍“供应归口”,香山农场的转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为了不影响生产和供应,警卫局事先还专门从部队挑选 20 余名战士,转业到农场熟悉情况,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交接。尔后,中南海高官们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人员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玉泉山管理处的人,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高官们;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泽东等少数高官们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泽东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 9 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火了,“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 ” 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毛泽东自然很不高兴。此后玉泉山农场的人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特供中的特供”。 今日的中国大陆,官员贪污腐化,生活奢靡,于是有人开始怀念官方宣传的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艰苦朴素”。毛左份子吹捧他们的伟大领袖艰苦朴素清廉如水,所引事实无非睡木板床、爱穿旧衣布鞋等等。然而,有评论却认为,这只是其个人的农民生活品味,与艰苦朴素无关。毛泽东是中国帝王式独裁者,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 《多维网》日前发表一篇名为《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的文章,认为官方对毛泽东的宣传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甚至完全相反。文章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们总是对外界称,毛生活艰苦朴素。然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精心挑选的,政治上高度可靠,不会将毛泽东生活方面的真实情况毫无保留的说出来,只是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一些。另外,毛泽东经常将钱物赠予身边工作人员,可谓皇恩浩荡。有一次就给了卫士李银桥 1000 元,这几乎相当于李银桥两年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们更加守口如瓶,只说好听的。 根据管家吴连登的説法,主席的月工资是 404.8 元,江青是 243 元,这个家庭的年收入为 7773.6 元。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讲,毛泽东的工资无疑是全国最高的,至少也只最高者之一。在领导人的夫人中,江青的工资也至少是最高者之一。然而这却不能满足毛泽东的实际需要。 1996 年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中透露了这一点:该书说,除工资收入外,毛泽东每年还要从稿费中开支近万元,用于补贴生活。可见这个家庭用于生活的开支,每年不低于 15000 元。那时,李银桥的年收入约 600 元,吴连登则更少。 《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一文的作者认为,毛泽东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别人写的;他的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各单位用公款买来发给职工的;稿费源源不断滚滚而来,全国只有他一人,有特权。事实上,他在世时,稿费就是私房钱,由他随意支配,党和人民从未分享过一分钱。在 1950 年代高达 100 万元的稿费,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文章进一步揭秘,毛泽东每年一万多元的生活费,其实仅仅是个表面上的数字,毛泽东在生活上享受的特权,是老百姓所看不见的,不是用多少钱就能量化出来的。比如,管家吴连登说主席吃东西不讲究,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从不提出自己想吃什么。但厨师程汝明表示,毛泽东有个习惯,有些他没吃过的菜肴,不管多么有讲究,是名系名菜,你就是烹制得再好,他也不吃,一筷子都不动。程汝明和另一名厨师于存还说,有时毛提出想吃的特别的东西由于厨师不会做,会弄到他们措手不及。 另外,毛泽东喜欢吃的食品,则从全国各地运到他的厨房。如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空运东方红渔场的活鱼。而想吃武昌鱼的时候,就从武汉空运活武昌鱼。文章描写道,在大饥荒期间,毛泽东曾宣布他要“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因此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上,他在一个短时间内是没吃猪肉,却是吃鱼。毛泽东享受的其他特供食品,还包括从香港购买澳大利亚麦片,玉泉山农场生产的大米,“巨山”农场则供应毛喜欢的蔬菜、肉类和牛奶。冬天的蔬菜则是由广东提供。 此外,茶和烟自然也不能少。毛泽东喝的龙井茶,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送进北京。而毛泽东抽的特供烟,有“中华”、“熊猫”等牌子,以及四川什邡卷烟厂特供烟生产小组制造的雪茄。由于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什邡烟厂取烟不方便,就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举家迁至北京,在门牌号为 81 号的中南海对门的北京南长街 80 号设立特制烟小组,专门为毛泽东精制“一三二”雪茄。之所以称为“一三二”,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 200 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 而毛泽东的厨师班子也是阵容强大,规模曾经达到 4 人,至少有 14 人先后在这里工作过,他们个个都是顶级名家。而毛泽东本人 1960 年代初还一度喜欢吃西餐。在大饥荒最为严峻时,营养专家与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订了西菜,西菜汤菜谱。这份菜谱包括 7 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毛泽东的住所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菊香书屋是一个四合院,四面各有五间房,内有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餐厅、门厅,另外还有书房、藏书室等。毛泽东的家人则住菊香书屋旁边的另一个四合院。毛泽东还拥有一个室内私人游泳池,游泳池旁边也有书房、会客室和卧室。私人游泳池的池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保持合适的温度,随时等候他驾临。而在修建这个私人游泳池之前,毛泽东在中南海已经有一个室外游泳池了。 文章还称,毛泽东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五所。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泽东享用。他有一个别墅新建在一个山凹里,面向大海,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里面被工兵掏空,修建成万无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只有极少数中共领导和他们的家属、随从才可以靠近。 韶山“滴水洞”别墅,是在大饥荒饿死很多人的时候花数亿元修建的,当时几亿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濒于饿死的边缘,却需要喊“毛主席大救星万岁万万岁”!然而,毛泽东只在这里住过一次,而有的别墅从未去过。文章说,毛泽东出巡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当时是最先进的移动宫殿——德国进口专列,自带发电机,有空调和全套办公设施和医务室。他出巡时,办公、吃住通常是在专列上,除了开会,很少住地方的宾馆。专列共 12 节车厢,能容纳大批随从。他的一位厨师曾展示过他与随从们合影的照片,竟达 60 人之多。 文章还披露,跳舞是毛泽东的一大嗜好。在延安时,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教会了革命家们跳交际舞,毛泽东很快着迷,于是每周都组织舞会。到中南海后, 1953 年专门成立了中南海文工团,团员从各大军区文艺团体选调,女团员的选调标准包括“面貌清秀、体态端正”。彭德怀对此有意见,认为是“选妃子”。 1958 年撤销了中南海文工团,但每周周末的舞会照常举办, 1960 年改为每周两次,直到文革第二年中南海才取消舞会。 中南海文工团撤销后,毛泽东的舞伴主要来自空政文工团,她们个个端庄秀丽,年龄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或高中生,每次舞会由中南海派专车接送,舞会结束后可以享用在外面吃不到的晚餐。舞厅旁边有毛泽东专用休息室,在这里舞伴可以单独聆听领袖教诲。一位名叫陈惠敏女士,是空政文工团演员,初到中南海时 14 岁。另一位来自空政的舞伴刘素媛,初到中南海时 18 岁;这两人都与毛泽东结下了特殊关系。大名鼎鼎的孟锦云也来自空政,初到中南海时 14 岁,后来成了毛泽东的护士,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地方官员也投其所好举办舞会。在一次舞会上,一位地方官员甚至对一位小演员说:“主席很喜欢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 文章又说,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衣服,面料是黄色美国将校呢,一口气做了四件。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穿的军装,面料有好几种,一口气做了八套。为参加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专门做了几套衣服,面料主要是啥味呢和哔叽呢,样式是根据毛泽东的情况,在中山装基础上作了改动。这种样式毛泽东非常满意,他的标准像就是穿这种衣服照的(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就是标准像);这种样式的衣服后来被称为“毛式中山服”。毛泽东的所有衣服都是国内顶级大师的作品。在确定衣服尺寸时,大师站只能在距离毛泽东 5 米远处目测,确保领袖的安全不受到威胁。 毛泽东去世后,留下 20 多件睡衣,其中一件补丁甚多,连同一条也打了很多补丁的毛巾被,被确定为他节俭的物证,放在展览馆展出,让人们世代颂扬。文章披露,人们不知道的是睡衣的补丁其实是送到总后被服厂打的,而毛巾被的补丁是送到远在上海的毛巾厂织补的,打补丁的成本远远超过新买。如果给睡衣打很多补丁是节俭,那为什么要买 20 多件睡衣呢?!这不是节俭,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毛泽东与一般的奢侈的生活不同是,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对挪用国家财产远不如他的人无情惩罚,乃至枪毙。 作家张戎在她的书中写道:“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文章最后说,毛泽东去世后还在继续奢侈着。他的继任者花巨资,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修了一幢大房子,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他睡的床也非常昂贵,全水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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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坚定不移地不移民海外

        以下为李承鹏的杂文:偈语。写得相当不错,特转载。      我常听到一些朋友说:总对这个国家说三道四,不喜欢这里,你怎么不离开。这些朋友把爱一个国误会成爱一个妞了,不喜欢一个妞就该离开,免得耽误对方。可是爱一个国就要说三道四,这才让它变得更好。这就像你抱怨小区下水道总是堵,物业冲过来说:你这么不喜欢这里,干吗不闪到其它小区。就很不好玩了。      容安祥,而我两眼焦灼、三心不定、四肢僵硬、浑身的不法份子气息,总幻觉城管踹摊,风吹草动就拔腿而逃,就被FBI当恐怖份子抓起来。 当然我也有成为富人的小概率,可一看乔布斯有个私生女都被曝光,不见有关部门出来辟谣,比尔盖茨被起诉垄断经营,也没个发改委出来保驾护航。死了还捐出全部财产,顿时让我失去当富人的勇气。从政是最不划算的,不说随时被选民拎出来质问,连总统玩个拉链门都要被调查,也不准备个把文工团女团员联欢联欢,这样当官,可就太没乐趣。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不适应那里的生活。喝不惯不含舍利子的牛奶吃不惯不加断肠散的方便面特别呼吸不惯那里的空气,空气真是太糟糕了,天,吸一口肺都变绿。我也不适应那里的娱乐,没有春晚,连个盗版碟都买不到;也不会正常信仰了,寺庙居然不创收,方丈居然也没上市的追求;甚至也不会正常死亡了,这里墓地只有20年使用权,那里居然是永久的,让我在地下情何以堪,怎能入土为安。当然,最最受不了的是——在国内我们天天骂美国政府,到了美国,人们还是天天骂美国政府。国内媒体天天批评奥巴马,到了美国,媒体还是天天批评奥巴马。国内的专家嘲笑华尔街,在美国,连华尔街自己都在嘲笑华尔街。花那么多钱,都搞不清到底是移民到了美国,还是偷渡回了中国? 反正我是不会移民的。国外太安静了,八英里见不着一个人,一条法规居然执行了二百年,人到中年就老年痴呆。我的祖国多好玩,社会新闻每天一个小亮点,每周一个大亮点,每月一个爆炸点,明天有爆炸新闻已不再是新闻,以何种惊世骇俗的方式爆炸才是新闻,那份悬念制造,对于希区都有点苛刻。总之,那边是好山好水好寂寞,这边是好脏好乱好快活。国外活的是尊严,国内活的是派头。虽然食品、饮用水、空气这些东西毒是毒了一点,但习惯就好,久而久之,人人就修炼成欧阳锋了。 前段时间我发了一条微博试探民意,“给你一千万,你移民吗”,不料大部份群众没情商,只有少数朋友深明大义表示不移。这个道理         还有一些朋友爱说:难道出去当二等公民吗。是的,我们在国内是一等公民,一等就是六十年没见过选票,一等还清房贷已是两鬓如霜,一等公交得要40分钟上去后被挤成照片出了事故名单上名字却被省略号一一等掉……的公民。            是,即使给我一千万,也不移,因为有一千万还不如捐个村官,赚上一个亿。我觉得给我十个亿,也不移,因为有十个亿比美国总统活得还滋润,可以修个比白宫还豪华的办公楼,养一些比兔女郎还风骚的女孩儿,收留些比CIA还狠的条子,再网罗些比泰森还能打的城管,出门警车开道,套牌奔驰军车,要是撞了人,告诉他“我爸是李刚”,不,告诉他“我刚撞死了李刚”。 总之我是不会移民的。我知道人人揣着一颗移民的心,因为人人有一份遗民的感受,可是别慌,一是因为你既贫穷又卑微根本没条件移,最多只能梦移,重要的是,你看每回开两会,下面黑压压一片其实全坐着外国人他爸和他妈,我们都不移,坐等他们移出去,只当他们去卧底、祸害美国,以他们的能力不一会儿就把那里搞乱套了,那里乱套了这里清静了,中国就霸业了,民族就雄起了,到时候我们只需做的是,严防死守美籍华人来移。 所以不管过得再苦逼,也别移,这里面的道理我们的先圣早就打过一个偈语,此所谓:贫贱不能移。 也是30年前伟人早就指示过的:坚定不移……   我这么说很容易被当成西奴,其实我顶顶看不起西奴,我觉得中国没有西奴,只是因为有太多的房奴学奴医奴车奴以及地下室的性奴,就貌似好多西奴。我觉得总惦记着西奴生活里大有不能没有西奴的,也快成了西奴奴,所以不管是西奴还是西奴奴,息怒,其实我是不会移民的,因为经过这么多年教育,我已清楚地认识到移民的悲惨遭遇。            首先,我已失去在国外创业的能力。虽说一两千美金就可注册一公司,可按我们的传统乍到生地总得混个“地头熟”。但那里并没有街道办事处主任可供塞一塞红包,请阿瑟在唐人街吃个麻婆豆腐都算行贿,工商税务全然不能在生意上罩着你,卫生部门跟联合国核查组织一样认真,别说地沟油,隔夜的沙拉也罚得你没底裤。投资移民要给美国本国人提供10个就业机会,却不可以用乡下表亲的身份证冒充,更不能启用智障工人,要是犯了事,你妈是红十字会长肯定也保不住。不开公司,咬牙去刷盘子,偏偏美国青年酷爱刷盘子,身手比我快,体力比我好,一脸殷勤的小样儿,不小心就碰一总统的儿子上来岗位竞争,简直看不出是皇二代,洗刷刷地一会儿就把我秒了。            我流落街头,其实也没什么乞讨的能力。我已融不进美国的流浪大军,那些流浪汉要么会拉小提琴要么会画画儿,实在不济扮个小丑也会把仨桔子扔得穿花似的,我从小学奥数、背中心思想、练团体操做背景板,才艺确实力有不逮……最重要是那些流浪汉一脸从容安祥,而我两眼焦灼、三心不定、四肢僵硬、浑身的不法份子气息,总幻觉城管踹摊,风吹草动就拔腿而逃,就被FBI当恐怖份子抓起来。            我常听到一些朋友说:总对这个国家说三道四,不喜欢这里,你怎么不离开。这些朋友把爱一个国误会成爱一个妞了,不喜欢一个妞就该离开,免得耽误对方。可是爱一个国就要说三道四,这才让它变得更好。这就像你抱怨小区下水道总是堵,物业冲过来说:你这么不喜欢这里,干吗不闪到其它小区。就很不好玩了。 还有一些朋友爱说:难道出去当二等公民吗。是的,我们在国内是一等公民,一等就是六十年没见过选票,一等还清房贷已是两鬓如霜,一等公交得要40分钟上去后被挤成照片出了事故名单上名字却被省略号一一等掉……的公民。 我这么说很容易被当成西奴,其实我顶顶看不起西奴,我觉得中国没有西奴,只是因为有太多的房奴学奴医奴车奴以及地下室的性奴,就貌似好多西奴。我觉得总惦记着西奴生活里大有不能没有西奴的,也快成了西奴奴,所以不管是西奴还是西奴奴,息怒,其实我是不会移民的,因为经过这么多年教育,我已清楚地认识到移民的悲惨遭遇。 首先,我已失去在国外创业的能力。虽说一两千美金就可注册一公司,可按我们的传统乍到生地总得混个“地头熟”。但那里并没有街道办事处主任可供塞一塞红包,请阿瑟在唐人街吃个麻婆豆腐都算行贿,工商税务全然不能在生意上罩着你,卫生部门跟联合国核查组织一样认真,别说地沟油,隔夜的沙拉也罚得你没底裤。投资移民要给美国本国人提供10个就业机会,却不可以用乡下表亲的身份证冒充,更不能启用智障工人,要是犯了事,你妈是红十字会长肯定也保不住。不开公司,咬牙去刷盘子,偏偏美国青年酷爱刷盘子,身手比我快,体力比我好,一脸殷勤的小样儿,不小心就碰一总统的儿子上来岗位竞争,简直看不出是皇二代,洗刷刷地一会儿就把我秒了。 我流落街头,其实也没什么乞讨的能力。我已融不进美国的流浪大军,那些流浪汉要么会拉小提琴要么会画画儿,实在不济扮个小丑也会把仨桔子扔得穿花似的,我从小学奥数、背中心思想、练团体操做背景板,才艺确实力有不逮……最重要是那些流浪汉一脸从   当然我也有成为富人的小概率,可一看乔布斯有个私生女都被曝光,不见有关部门出来辟谣,比尔盖茨被起诉垄断经营,也没个发改委出来保驾护航。死了还捐出全部财产,顿时让我失去当富人的勇气。从政是最不划算的,不说随时被选民拎出来质问,连总统玩个拉链门都要被调查,也不准备个把文工团女团员联欢联欢,这样当官,可就太没乐趣。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不适应那里的生活。喝不惯不含舍利子的牛奶吃不惯不加断肠散的方便面特别呼吸不惯那里的空气,空气真是太糟糕了,天,吸一口肺都变绿。我也不适应那里的娱乐,没有春晚,连个盗版碟都买不到;也不会正常信仰了,寺庙居然不创收,方丈居然也没上市的追求;甚至也不会正常死亡了,这里墓地只有20年使用权,那里居然是永久的,让我在地下情何以堪,怎能入土为安。当然,最最受不了的是——在国内我们天天骂美国政府,到了美国,人们还是天天骂美国政府。国内媒体天天批评奥巴马,到了美国,媒体还是天天批评奥巴马。国内的专家嘲笑华尔街,在美国,连华尔街自己都在嘲笑华尔街。花那么多钱,都搞不清到底是移民到了美国,还是偷渡回了中国?      容安祥,而我两眼焦灼、三心不定、四肢僵硬、浑身的不法份子气息,总幻觉城管踹摊,风吹草动就拔腿而逃,就被FBI当恐怖份子抓起来。 当然我也有成为富人的小概率,可一看乔布斯有个私生女都被曝光,不见有关部门出来辟谣,比尔盖茨被起诉垄断经营,也没个发改委出来保驾护航。死了还捐出全部财产,顿时让我失去当富人的勇气。从政是最不划算的,不说随时被选民拎出来质问,连总统玩个拉链门都要被调查,也不准备个把文工团女团员联欢联欢,这样当官,可就太没乐趣。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不适应那里的生活。喝不惯不含舍利子的牛奶吃不惯不加断肠散的方便面特别呼吸不惯那里的空气,空气真是太糟糕了,天,吸一口肺都变绿。我也不适应那里的娱乐,没有春晚,连个盗版碟都买不到;也不会正常信仰了,寺庙居然不创收,方丈居然也没上市的追求;甚至也不会正常死亡了,这里墓地只有20年使用权,那里居然是永久的,让我在地下情何以堪,怎能入土为安。当然,最最受不了的是——在国内我们天天骂美国政府,到了美国,人们还是天天骂美国政府。国内媒体天天批评奥巴马,到了美国,媒体还是天天批评奥巴马。国内的专家嘲笑华尔街,在美国,连华尔街自己都在嘲笑华尔街。花那么多钱,都搞不清到底是移民到了美国,还是偷渡回了中国? 反正我是不会移民的。国外太安静了,八英里见不着一个人,一条法规居然执行了二百年,人到中年就老年痴呆。我的祖国多好玩,社会新闻每天一个小亮点,每周一个大亮点,每月一个爆炸点,明天有爆炸新闻已不再是新闻,以何种惊世骇俗的方式爆炸才是新闻,那份悬念制造,对于希区都有点苛刻。总之,那边是好山好水好寂寞,这边是好脏好乱好快活。国外活的是尊严,国内活的是派头。虽然食品、饮用水、空气这些东西毒是毒了一点,但习惯就好,久而久之,人人就修炼成欧阳锋了。 前段时间我发了一条微博试探民意,“给你一千万,你移民吗”,不料大部份群众没情商,只有少数朋友深明大义表示不移。这个道理         反正我是不会移民的。国外太安静了,八英里见不着一个人,一条法规居然执行了二百年,人到中年就老年痴呆。我的祖国多好玩,社会新闻每天一个小亮点,每周一个大亮点,每月一个爆炸点,明天有爆炸新闻已不再是新闻,以何种惊世骇俗的方式爆炸才是新闻,那份悬念制造,对于希区都有点苛刻。总之,那边是好山好水好寂寞,这边是好脏好乱好快活。国外活的是尊严,国内活的是派头。虽然食品、饮用水、空气这些东西毒是毒了一点,但习惯就好,久而久之,人人就修炼成欧阳锋了。            是,即使给我一千万,也不移,因为有一千万还不如捐个村官,赚上一个亿。我觉得给我十个亿,也不移,因为有十个亿比美国总统活得还滋润,可以修个比白宫还豪华的办公楼,养一些比兔女郎还风骚的女孩儿,收留些比CIA还狠的条子,再网罗些比泰森还能打的城管,出门警车开道,套牌奔驰军车,要是撞了人,告诉他“我爸是李刚”,不,告诉他“我刚撞死了李刚”。 总之我是不会移民的。我知道人人揣着一颗移民的心,因为人人有一份遗民的感受,可是别慌,一是因为你既贫穷又卑微根本没条件移,最多只能梦移,重要的是,你看每回开两会,下面黑压压一片其实全坐着外国人他爸和他妈,我们都不移,坐等他们移出去,只当他们去卧底、祸害美国,以他们的能力不一会儿就把那里搞乱套了,那里乱套了这里清静了,中国就霸业了,民族就雄起了,到时候我们只需做的是,严防死守美籍华人来移。 所以不管过得再苦逼,也别移,这里面的道理我们的先圣早就打过一个偈语,此所谓:贫贱不能移。 也是30年前伟人早就指示过的:坚定不移……   前段时间我发了一条微博试探民意,“给你一千万,你移民吗”,不料大部份群众没情商,只有少数朋友深明大义表示不移。这个道理是,即使给我一千万,也不移,因为有一千万还不如捐个村官,赚上一个亿。我觉得给我十个亿,也不移,因为有十个亿比美国总统活得还滋润,可以修个比白宫还豪华的办公楼,养一些比兔女郎还风骚的女孩儿,收留些比CIA还狠的条子,再网罗些比泰森还能打的城管,出门警车开道,套牌奔驰军车,要是撞了人,告诉他“我爸是李刚”,不,告诉他“我刚撞死了李刚”。            总之我是不会移民的。我知道人人揣着一颗移民的心,因为人人有一份遗民的感受,可是别慌,一是因为你既贫穷又卑微根本没条件移,最多只能梦移,重要的是,你看每回开两会,下面黑压压一片其实全坐着外国人他爸和他妈,我们都不移,坐等他们移出去,只当他们去卧底、祸害美国,以他们的能力不一会儿就把那里搞乱套了,那里乱套了这里清静了,中国就霸业了,民族就雄起了,到时候我们只需做的是,严防死守美籍华人来移。            所以不管过得再苦逼,也别移,这里面的道理我们的先圣早就打过一个偈语,此所谓:贫贱不能移。            容安祥,而我两眼焦灼、三心不定、四肢僵硬、浑身的不法份子气息,总幻觉城管踹摊,风吹草动就拔腿而逃,就被FBI当恐怖份子抓起来。 当然我也有成为富人的小概率,可一看乔布斯有个私生女都被曝光,不见有关部门出来辟谣,比尔盖茨被起诉垄断经营,也没个发改委出来保驾护航。死了还捐出全部财产,顿时让我失去当富人的勇气。从政是最不划算的,不说随时被选民拎出来质问,连总统玩个拉链门都要被调查,也不准备个把文工团女团员联欢联欢,这样当官,可就太没乐趣。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不适应那里的生活。喝不惯不含舍利子的牛奶吃不惯不加断肠散的方便面特别呼吸不惯那里的空气,空气真是太糟糕了,天,吸一口肺都变绿。我也不适应那里的娱乐,没有春晚,连个盗版碟都买不到;也不会正常信仰了,寺庙居然不创收,方丈居然也没上市的追求;甚至也不会正常死亡了,这里墓地只有20年使用权,那里居然是永久的,让我在地下情何以堪,怎能入土为安。当然,最最受不了的是——在国内我们天天骂美国政府,到了美国,人们还是天天骂美国政府。国内媒体天天批评奥巴马,到了美国,媒体还是天天批评奥巴马。国内的专家嘲笑华尔街,在美国,连华尔街自己都在嘲笑华尔街。花那么多钱,都搞不清到底是移民到了美国,还是偷渡回了中国? 反正我是不会移民的。国外太安静了,八英里见不着一个人,一条法规居然执行了二百年,人到中年就老年痴呆。我的祖国多好玩,社会新闻每天一个小亮点,每周一个大亮点,每月一个爆炸点,明天有爆炸新闻已不再是新闻,以何种惊世骇俗的方式爆炸才是新闻,那份悬念制造,对于希区都有点苛刻。总之,那边是好山好水好寂寞,这边是好脏好乱好快活。国外活的是尊严,国内活的是派头。虽然食品、饮用水、空气这些东西毒是毒了一点,但习惯就好,久而久之,人人就修炼成欧阳锋了。 前段时间我发了一条微博试探民意,“给你一千万,你移民吗”,不料大部份群众没情商,只有少数朋友深明大义表示不移。这个道理   也是30年前伟人早就指示过的: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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