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台

    据说一位代表私下里说，薄缺席3月8日的全体会议，是因为3月7日夜和高层谈崩了，具体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央让他在两会后主动辞 职。但当时显然他低估了形势，认定中央仅就王立军事件让他负责，他完全可以坚持不退。在稳定大前提下，谁敢有大动作？其实，如果他就坡下驴，主动辞职，恐 怕就没有今天这种局面了。       很明显，他不服，第二天拒绝参加全会，以示抗议。3月9日薄则继续参加重庆团开放团活动，还再谈笑风生，替唱红打黑辩护，替儿子辩白，替自己用人失察辩解！并表示，继续禁播重庆卫视商业广告，继续保持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传统，继续高唱红歌，把打黑进行到底！       据说用王立军事件动他，顶多是个党内警告，就像他自己说的“用人失察”，这种情况多了，用刘志军，也是用人失察嘛！       最后，中央使出撒手锏，从解决在党内外争议极大的“重庆模式”入手，定调“唱红打黑”思想过左，手段极端，弄得人心惶惶。如此，就给“重庆模式”定了性，如此，就顺理成章地可以走马换将了！       就像当年中央给“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定调一样，一旦定调，必须照做，这符合稳定发展的大原则。所以，这次也就照葫芦画瓢，定了性，回归一个模式，继续保持发展。用邓大人的话说：“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有反对意见，我说不争论，一争论，就把时间都争掉了。”薄，他懂的！       这位代表说，这些状况大家都清楚，就是没想到会闹出这么大动静！但是，他必须服从大局，这是唯一一线生机！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3/20 — 德国之声: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 2012/03/20 — Emyn:人大会期间的内情我就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了 2012/03/20 — 日《产经新闻》报道称薄熙来已被双规，不允许离开北京。并指薄熙来夫人谷开来涉嫌贪污。 2012/03/20 — 捕头真相独家报道 2012/03/20 — BC大头鱼: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十个疑点 2012/03/20 — 圣旨到！ 2012/03/19 — 日本经济新闻:薄熙来被免职后 严格管制早早松动 2012/03/19 — 香港凤凰台记者传薄熙来被双规 2012/03/19 — 温家宝周永康针锋相对 高层全线卷入内斗 2012/03/19 — 薄熙来一事再添细节

 　 　摘要：从30年改革的经验看，光有“顶层设计”而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用心良苦的改革难免不被扭曲。农村改革之所以获得一致认同，就是因为它是大众参与的改革，较好地体现了公开、公平的原则，也得到了平等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企业改制，工人却是缺席的。没有这样的机制让工人坐在谈判席上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的命运是被决定的。  　　据我所知，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文章和各种活动很多。南方谈话之所以再次引起热议，不只是对一位历史伟人的追思，更重要的背景是，中国改革又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亟需凝聚共识，寻求新的突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中国改革面临的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况。一方面改革遭遇到瓶颈。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近乎于“帕累托改进”，即改革让多数人受益而很少有人受损。这是因为当时进行的是一种增量改革，允许和扶持体制外经济的发展，体制内原有利益格局没有根本触动。这种改革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第一份增长红利。然而到了80年代末，容易改的改了，难题留了下来，改革遭遇到两道难过的坎。一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价格市场化改革受阻；二是国有企业承包制效益递减，国家“让利”的空间已经用完，而企业并没有真正搞活。到90年代初，由于体制外经济的竞争，企业“内部人控制”对资产利润的侵蚀，加上市场疲软的宏观环境，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放权让利改革的功用基本耗尽，改革亟待新的突破，要突破就必然触动产权及原有的利益格局，这就触及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核心。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改革受阻，接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关于改革的争论骤然激烈，改革共识近乎破裂。一些改革者因改革受阻而沮丧，社会上普遍对物价疯涨和“官倒”现象强烈不满，而保守力量对改革方向和性质提出了根本质疑，认为改革开放并不是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抛弃它，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等等。他们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认为是激进改革导致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和平演变”是当前的主要威胁。在决策层召集的座谈会上，两派学者针锋相对，激烈辩论。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了上风，改革一时失去方向和推动力，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焦灼情绪。 　　正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南方谈话有一句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讲这个话，斩钉截铁，显然不只是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出发，而且看到了世界大势，包括对刚刚发生的苏东剧变的思考。早在1978年邓小平思考中国改革时，就清醒地意识到，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体制存在重大弊病，不改革不行。苏联的解体更坚定了邓小平的这个信念。他把社会主义稳固的首要条件归结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发展的唯一之道就是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经验都可以借鉴，不要怕资本主义多了，不要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不要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的思想是要寻找一种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模式，实质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这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异曲同工。那么如何打消这样一种诘难，即如何保证利用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抛弃社会主义？邓小平给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保证党内不出事，使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始终在权力的掌控之中；二是设定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不过，这不是邓小平所担忧的问题，他关注的重点是推进改革，加快发展。 　　南方谈话的巨大反响，大家都看到了，在中国一下子卷起一股改革与发展的热浪。不过，我们不能把这种影响全部归因于邓小平的个人权威。事实上，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改革的共识仍然广泛存在，客观形势并不像高层争论表现出来的那么缺乏方向感。10年的改革开放为它自身造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放权让利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成为受益者，体制外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正旺，加上城镇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三资企业，各种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占“半壁江山”，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必须寻求出路，地方和部门都在等待中央明确表态。改革已经逼近市场经济的门坎，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凝聚共识，越过这道门坎，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们看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及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后，突破了意识形态障碍，把改革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改革从增量转向存量，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 90年代上半期，价格市场化并轨悄无声息地完成；1994年分税制改革奠定了今天中央雄厚财力的基础，并强化了已经形成的地方竞争机制；债券、证券、期货等市场的建立和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建构起较完整的资本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制度上与国际接轨。相比较而言，90年代中期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更是触动传统体制根基的改革，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产权改制和资产重组展开了一个“国退民进”的进程，由此形成了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基础。90年代以来的改革，其深刻程度是80年代不能比的，一种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形成，并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由此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正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两大引擎带动中国近20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持续高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理说，中国的“经济起飞”应当赢得更多的改革共识。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在今天，共识在迅速流失，改革一词再不像80年代那样具有普遍认同的正当性。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相当多数人没有感受到自己分享到了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当然，这种主观感受与实际情形是有距离的。但是不可否认，财富的巨大增长带来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与经济高增长无缘。这种趋势是邓小平当年南方谈话时没有预料到的。邓小平的设想是，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放在一条时间轴上，先把蛋糕做大，再来合理分配蛋糕。他设想，到20世纪末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分配蛋糕的问题。办法就是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帮助落后地区。然而邓小平很快发现，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不只是地区差距，尤其是贫富分化。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其弟弟邓垦有过一次谈话，他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他不无忧虑地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改革的主观设计与改革的具体实施并不是一回事，社会经济的演进轨迹更不是什么人所能完全掌控的。当然，回过头来看，改革本身并非没有反思的余地。改革的必要性并不能决定每一项改革做得都对，目标的正当性也不能自证手段的正当性，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并不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已经到位，更不能说已经建立了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应当是一个法治市场经济，一个政府与市场边界清晰的市场经济。市场化也不是万能的，经济改革不能单兵突进，代替其他领域的一切。当前的突出问题是权力市场化，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资产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房地产泡沫中的利益链条、工程招投标中的暗箱操作、城市建设中的强制拆迁、非法征占农民土地等等，大都有官商勾结的背景。如何遏制权力腐败和资本贪婪，如何解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问题，如何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转型，所有这些都期待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新的突破。 　　中国的发展还遇到另外两类难题。一是粗放型增长模式长期未能转变，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不能没有发展，一切问题都必须围绕经济发展来解决；但是，如果发展主要靠资源投入，靠牺牲环境和生态作代价，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危害当代，而且透支未来。一是出口带动增长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外部环境的限制。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资源争夺加剧，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不断增多，外汇储备激增使中国面临外币贬值的巨大风险和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因此解决当前遇到的难题，既有赖于体制的改革，又有赖于发展模式的转变，二者相辅相成。转变发展模式并不是近期提出来的，已经提了近20年，但始终不见成效，可见决非轻而易举。世界贸易环境趋向恶化，国际压力加大或许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有人期待有第二次南方谈话，凝聚共识。且不说有没有这样权威的人。即使有，再也不可能登高一呼、议论偃息了。因为现在的情形与1992年有很大的不同，关于改革的分歧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社会分化，不同利益群体对改革有着不同的感受和期待。知识界内部也产生了深刻分化，秉持不同信仰和有不同利益背景的知识分子之间相互对立，不可通约。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20年来在改革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既得利益群体希望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许多社会人士乃至高层领导呼吁，要打破利益集团的羁绊，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决策者要有历史承担。这是有见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就是一次“顶层设计”。不过，从30年改革的经验看，光有“顶层设计”而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用心良苦的改革难免不被扭曲。农村改革之所以获得一致认同，就是因为它是大众参与的改革，较好地体现了公开、公平的原则，也得到了平等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企业改制，工人却是缺席的。没有这样的机制让工人坐在谈判席上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的命运是被决定的。所谓大众参与的改革，首先应当有广泛的讨论，其次应当有畅通的利益表达平台和渠道。市场经济不惧怕竞争，不回避利益博弈，但应有平等的权利保障和公正透明的规则，特别是有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机制，而不是崇尚丛林法则和赢者通吃。 　　（《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 

　　引子 　　如何施行政治改革是改革的最关键之战，一方面不能因为政治改革丧失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另一方面政府官僚化、贪污腐化现象日趋严重，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不能因为官员的为所欲为和政府打击不力而最终丧失执政能力，丢掉执政地位。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当前主流观念是照搬西方模式（其中美国模式居多），以目前政府与民众公信力的差距，显然施行就意味着共产党很有可能成为在野党，这也不符合我国当前形势： 　　1、国际、国内安全形势不允许。 　　施行西方多党轮替的方式很可能受国外势力以及一些强势集团操纵，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现在台湾、达赖喇嘛以及西方集团对中国的分裂之心与日俱增，一直在谋求中国自己内部发生颜色革命，中国是不乱则以，一乱后果不堪设想，丢掉政权事小，恐怕中国又会进入军阀割据、列强瓜分的时代。 　　2、国内民众民主选举政治意识不成熟、社会道德缺失。 　　从当前农村村长换届选举来看，贿选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成为大家默认的选举强有力的手段，村民不听被选人的施政报告，只知道我得了多少实惠，我和谁是亲戚，和谁关系不错，我能不能捞上更多好处，一切从不正当利益出发，如此观念导致被选举人短视而没有长远发展的意识，在选举前拉帮结派，钱财开路，甚至组成黑社会性质的恶劣组织运用金钱美女、恐吓、殴打等软硬兼施的下流手段对选举进行暗箱操作，有的就是几个黑势力集团的较劲博弈。被选举人成为村长，他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捞回自己的贿选支出，满足自己以及核心小集团的利益，唯一手段就是鲸吞、坑害集体和国家利益。如此政治失控、道德失控、政府失控的金钱选举对集体、国家利益极为不利，也势必影响农村建设的正常发展，对社会公德、政府公信力存在极大的损害，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国家、政府的执政安全和社会以及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在全国各乡镇、县市、省以及自治区施行这样的选举，我不敢想象其后果。 　　3、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不允许。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国家，我国虽然受其影响，但没有伤及筋骨，究其原因得益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内民众的消费习惯是滞后消费或者说限度消费，我国银行业贷款业务大都建立在广大民众实际限度需求上，几乎没有大比例的过度消费贷款，国内银行业受次贷危机影响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是我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管制能力，中国现在的政府模式基本属于中央集权、地方分治的整体性较强的宏观调控政府，我国现在出现的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和大量的个人贫富差距，尤其是地方性差距，更加需要系统的、科学的统一协调和引导。 　　这次经济危机的到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无论是地方政府、企业，还是民众都没有过度反应，而是积极应对，使对中国的影响软着陆。从亚洲经济危机到当下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我国均显现出对危机的良好控制能力，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治的整体性较强的宏观调控政府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西式民主改革对中国来说是一条死路，而当前政府模式既是抵御经济危机、促进经济良好发展的科学机制，又是滋生腐败、缺乏活力、贪赃枉法、官官相护、屡禁不止的温床，这样的政府不进行改革，同样是“经济上去了，红旗倒下了”，还是要亡国亡党。 　　这是个两难的抉择，在提出政治改革方案以前，我想应该首先搞清一些问题。 　　一，为什么说中国当前政府模式有利于经济发展 　　1、政府模式有以下几种： 　　（1）、松散型政府架构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和地方行政完全分治，各级官员通过西式民主选举产生。中央只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完全不进行干涉，有事也是限度干涉，只利用相关政策、法律去引导。地方政府只要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其发展完全由地方长官自己决定。 　　（2）、适度松散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和地方行政适度分治，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有事监督。 　　优点：官员升迁基本上不具备连续性，而是跃迁性，从下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升迁为上一级唯一途径就是选举，官员的前程决定权完全在民众和议员的手里，而不是上一级行政官员，为此，他要的首先是民声、政治清誉，其次才是政绩，所以，民众强有力的监督几乎扼杀了非适度的贪赃枉法的现象发生。 　　总结词语：政治清明，注重民生，官员具体事务效率高、人为风险低 　　缺点：官员升迁基本上与上级官员没有直接联系，其可控能力几乎为零，中央推行一项政策，地方官员首先想到的是地方经济和民众的受益程度，中央的全国经济、社会由于缺乏行政手段这个可看见的手，无论是有事监督，还是适度干涉，依靠市场无形的手，谁也无法预期，谁也不知道可控能力有多大。 　　总结词语：应对风险能力低，发展可靠性差，政府决策性差 　　（3）、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对地方行政有绝对权力，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经常性监管。 　　缺点：官员升迁基本上具备连续性，而非跃迁性，从下一级地方官员升迁为上一级官员唯一途径就是上级认可，官员的前程决定权完全在上级官员手里，而非民众，为此，他要的首先是政绩和上级官员的好感，所以，在官员自我约束能力较差的行政机构里，贪污腐化、贪赃枉法往往成为升官的重要动力，只要上级赏识他，民众强有力的监督几乎对他免疫。忽视民众疾苦、坑害国家集体利益等现象由于缺乏监督，自然就层出不穷。 　　这个政府模式对中央要求比较高，需要科学的认识全国发展形势以及各方面的发展方向，具备人为风险性 　　总结词语：政治污秽，人为风险高，官员具体事务效率低 　　优点：官员升迁的连续性和可控性，中央推行一项政策，地方官员唯恐落后，中央对全国经济、社会进行调控，由于有了行政这个可看见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双管齐下，想不控制都难。 　　总结词语：政府决策性强，对抗风险能力强，发展可靠性强，有速度优势。 　　（4）、中央集权微观经济运行模式：中央对地方行政有绝对权力，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日常性监管。这个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和朝鲜的政府模式，事实证明是高度统一下的战时机制，非平常经济发展模式。 　　从以上政府模式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法国以及大多数西方国家均属于第一类，松散型政府架构特点导致在历次应对经济危机中显现无力，不断推出诸多政策、措施收效甚微，在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抛出后几乎只有等待。而对中国来说，中央政策、措施的推出，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去施行，立竿见影。 　　2、社会模式 　　（1）松散型社会模式：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以及结果完全由民众自由决定，只要不出现触犯国家法律、失业以及特殊性问题，国家社会不会主动介入。 　　优点：民众自由度大，民众依附心理低， 　　缺点：政府与民众心理差距大导致民众应对危机心理状态不稳，事后机制容易出现政府政策民众不理解，民众心理政府不清楚，往往导致民众对政府期望不高、不信任，甚至出现敌对情绪。 　　（2）紧密互动型社会模式：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受政府部门日常性引导和关注，国家社会有限度的主动介入解决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各种困难。 　　优点：民众与政府施行零距离接触，事前、事中机制可以摸清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状况，一方面可以为政府收集经济各项参数、社会动态等第一手材料，为国家、地方决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向民众讲解国家、地方政策，优化国家政策落实力度；政府适时、适度、深度解决民众各种困难，安抚民众，稳定民众心理状态，化解社会矛盾，防止犯罪。 　　缺点：政府过激行为导致民众自由度受限制；民众对政府依附心理强，容易助长等、靠、要的懒惰情绪，加大政府行政难度，处理不好可能激化矛盾。 　　（3）紧密管制型社会：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受政府部门日常性管制，国家社会无限度的主动介入解决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各方面： 　　㈠战时体制：不以民众基本需求为目标，为一个既定目标要求民众遵守并强制施行。 　　㈡宗教体制：不以民众基本需求为目标，以一个宗教理论为范本要求民众遵守并强制施行。 　　从以上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属于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社会已经越来越趋向松散型社会模式，或者说，已经基本形成松散型社会模式，这种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与松散型社会组合的模式的利弊可以说已经基本显现：经济高速发展和大型项目的顺利实施。松散型社会模式加速了各阶层的自由竞争意识，促使经济发展呈多元化、高速度，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政府由于权利的高度集中，决策都能迅速执行，尤其一些国家级大型工程的实行，没有中央集权，在西方国家政府很难迅速做出决定。近年来，中国政府不但较好的规范、引导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随着国家级大型工程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引导和规范与激烈的竞争环境造就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二、为什么说经济上去了，更要进行政治文化改革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一个真正的思想大国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妄自菲薄，唯他人马首是瞻，一切不加研究，拿来就用，更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否则，必然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当下多元文化的形成是中国建国初期形成的民族、宗教政策，较好的缓解了民族矛盾，然而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不断在改革中无序发展，现在迫切需要对文化、思想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1、为什么说当下文化思想需要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共产党理论迅速替代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次应该认为是具有积极意义上的思想碰撞；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空前绝后的对传统文化的摒弃，这显然是极具破坏性的；第三次是在毛泽东思想被拉下神坛，中国人极端茫然时，经济改革开放带来的西方自由思潮，中国人不管对与错、不顾实际作用以及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在某些并不成熟的理论指导下，一切奉行“拿来主义”，结果经济被人搞活了，思想却把人活搞了。 　　我们着重来看第二次和第三次文化的冲击，文化大革命是对文化实体的破坏，这种强制性的文化冲击远没有触击到人的思想主题，只是暂时的沉默，凤凰浴火而必然涅槃。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冲击，却是对文化主体极具破坏性的，这些思想与既得利益捆绑在一起，在改革开放中人们感觉奉行这样的行为准则就可以受益，终于顾不了许多，解放思想，由被动变为主动，这次从人心里完全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古人云：盗亦有道。这些封建社会道德准则在当下不但被抛弃，而且还认为是傻子想法，事实证明，答案是否定的！这种为了金钱而无所顾忌的文化思潮，最终恶果已经显现： 　　难道大家真的看不见所谓“解放思想”的现代文明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感召下，而全然不顾百姓死活，不顾民族、国家、集体权益，为了一己私利铤而走险吗？ 　　难道身为大学生、农民、工人、商人的传销人员居然将骗父母、骗兄弟姐妹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不能说明道德从根的腐烂吗？ 　　难道毒大米、毒奶粉层出不穷，国外抵制“中国制造”的“恐华症”，虽说不是单纯的贸易保护，但更多的问题不在咱们自己身上吗？ 　　是的，道德，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被逐渐摒弃的中华瑰宝，今天在“胡温新政”必须重新拾起，如何拾起？我们先来看，道德先生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倒下的： 　　（1）拉下神坛的信仰。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无论是社会、单位，无处不提大公无私，这种超越人类历史道德高度的行为准则，已经形成社会共识，也成为大多数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就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难点：如何让人们从崇高的感召下走向平凡，也就像庙里的方丈让在晨钟暮鼓长大的和尚集体还俗一样，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如何唤醒人们的私心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攻坚战！ 　　为了让人们相信的政府允许私欲的存在，第一次思想道德标准的颠覆开始了。生活在70年代以上的人可能都记得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多数村庄、街道上，村长或街道主任四处奔波，挨家挨户的干着他们最拿手的思想动员工作，然而，从劳模到积极分子再到普通人，甚至后进分子，他都无功而返，他手里拿的不是救济金，也不是先进名额，而是上级部门摊牌下来的个人贷款任务，没人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他们不知道拿这些钱干嘛？也无法理解政府要干什么？大家迷茫，村长也不清楚，无奈之下，村长知道了村里游手好闲的张三，街道办知道了不务正业李四，没想到，他们居然很痛快的答应下来了。所有的人都等着看笑话，不曾料想，张三跑起了货运，李四搞起了客运，一年下来，盖了小楼，买了彩电，娶了漂亮媳妇，人们惊愕了，但更大的冲击在后面，张三和李四成了县里的劳模，还到省里开会，上级部门号召向他们学习，大多数人想不通，大公无私错了？我们先进了一辈子一下就后进了？他们虽然有钱了，但是为啥政府看不见他们的灯红酒绿、腐化堕落，反而与政府官员称兄道弟，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有了钱就一切都先进了吗？难道有了钱就可以掩盖一切吗？这就是第一次道德的颠覆！ 　　人想崇高不易，毛泽东穷其一生也没有最终让所有人崇高起来，唤起私欲却再容易不过，很快大多数人走向平凡，于是，“下海经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上到下，人们想生活好点没有错，错的是不能为了推行所谓政策就撞破一切，思想不是物质，可以打烂重建，何况带有私欲的偏激病态思想对刚被拉下神坛的人们犹如洪水猛兽，吞没了很多人的良知，政府忘了思想碎了需要重建，一味的深化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人们倍感压力…….。 　　（2）碎了思想的又一次重击。 　　如果说第一次道德颠覆是把道德先生拉下神坛，那么第二次颠覆就是斩断了道德先生的四肢。 　　市场经济迅猛来到，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国家的主人，然而主人在后来的改革中不断被侵害、被抛弃，可以说，把他们主人的地位送上砍头台的不是别人，正是工厂以前不务正业被除名的李四，今天李董事长作为新主人来挽救这个工厂，只不过，大多数人必须离开自谋出路，包括教过李四的师傅……， 　　全国几千万下岗工人想问问李四之流，难道我们广大工人一直工作不努力，所以改革开放后就要努力找工作吗？我们错了吗？我们不适应形势了吗？为啥我们从辛辛苦苦工作，一夜之间却一无所有？为啥李四从游手好闲，一夜之间就名利双收？大家想不通，但是不能仔细想，因为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自己还要吃饭，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李四呢？这就是第二次道德的崩溃，是从根里的腐朽。 　　（3）、我们都怎么了？ 　　改革在进一步深化，下岗工人终于活下来了，虽然活的艰难，他们发现终究学不成李四，因为李四是“先富起来的人”，他现在很忙，白天围着盘子转，晚上还得围着裙子转，从空手套白狼到资产重组，从人大选举到学术论坛，从污染环境的小作坊到如今的写字楼…..。 　　某些教授说：“中国需要精英救国，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政府也提倡：先富带后富，大家一齐奔小康。李四显然已经成为社会“精英”，他也不知道自己做报告说了些什么，但是，他知道自己的钱不能分给更多的人，自己必须由“先富起来的人”变成“永久富起来的人”；他更知道自己大多数钱见不得阳光，好像某个教授说过：“你心里的恐惧就是原罪感，从宪法的角度来说，你的钱并不受法律保护”。李四从发迹以来第一次有点慌，但是，他又一次发现他奉行的真理确实很有效，只要出得起钱，就有人想点子，而且还有人比他这个草根出生的更着急的人，这次李四之流开始赤膊上阵，用他那娘胎里带出来的厚颜与无耻强烈要求政府通过了这部和宪法相抵触的保护他财产的法律，否则………..，要知道李四之流现在可是“吼一吼，中国大地抖三抖”的精英。李四之流知道自己需要理论体系了，某些教授发现精英论好像不被中国广大人民接受，这就是“仇富心理”，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忘记自己也是中国人），他们劝慰大家，富人没有钱最后也能再次站起来，穷人有了钱也会再次趴下，你们天生就是穷命，认命吧………。 　　试问，这些坚持现代版宿命论的精英怎么能说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呢？我记得，封建社会士大夫交往还有“往来无白丁”之说，基本奉行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嫌弃铜臭味太浓的商利之人。现在的某些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在道德彻底颠覆以后，做人很彻底，与三教九流打成一片，我不知道，到底是教授、官员的脑袋长在李四之流的身上，还是李四之流的脑袋长在教授、官员的身上？ 　　种种腐朽、堕落、无耻、厚颜罄竹难书，社会有识之士尚且如此，况走卒、小贩、苦力乎？道德之根何在？如此当下文化思想必须要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如何纠偏？如何整合？道德先生如何站起来？我们首先要明白道德先生的倒下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大跃进的必然后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准备，没有深入实际的调查，没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中央在改革开放中追求片面的速度，对某些地方失控，导致地方政府一味的无原则的解放思想，一味的在旗帜上胡乱涂鸦，美其名曰：中国特色，一味的奉行“发展才是硬道理”，合理的政策掩盖着非法，合法的外衣掩盖着腐化，廉洁代名着小集团利益……..。一切皆有因，一切皆有果。 　　还好，我们欣慰的看见了“胡温新政”，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看见了真正意义的关注弱势群体，又隐约听见了政治改革的声音。 　　2、为什么说文化思想彻底意义的整合纠偏是政治改革的前奏 　　我们来先看看新中国的人为政治历史，共产党政权对人为政治管束的乏力是有目共睹的，这种政权往往对人性依赖性很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决定于极少数人的性格，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国家的发展几乎都取决毛泽东主席对国家认识上，从改革开放到香港回归，国家的发展又都完全建立在邓小平对国家的认识上，这种人为政治的可塑性强，随意性较大的特点，在改革开放中逐渐流传到地方政府，改革开放30年来，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褪色和变质在解放思想的感召下，确实已经到了不整治不行，却又难于整治的地步，现在的地方政府有个潜规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解决民生的好政策往往成为地方官员的又一个生财之道，如何真正落实惠民政策将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一系列大问题，也是考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大问题，这些都需要在每个人心里重塑道德之根，这个在改革开放中几乎被腐蚀殆尽的民族之魂，是中国文化在时下迫切需要重塑的重大工程，价值观的重归，荣辱观的统一，也是对改革30年来共产党员褪色和变质的总结，也是对共产党本质的再思考、再探究。 　　始于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思想文化上的惨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去规范和引导的结果，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普遍存在，此类问题最大的严重后果就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什么会在共产主义国家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严重问题呢？ 　　任何一场改革，都需要思想和行为方式来正确引导，尤其是政治改革，良好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才能够进入一个良好的变革局面，不能操好心办坏事，更不能让别有用心的利用了，所以文化思想彻底意义的整合纠偏是政治改革的前奏。 　　2、政府在为谁服务？ 　　政治改革如何改？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到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褪色和变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前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的出现最初几乎都是来自内部的改良要求，也就是要求政府更好的实现执政能力，而不是推翻政府，有个现象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以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为宗旨的政府为什么垮台后大多数人并不痛惜，这说明大多数人并没有深切感受到政府的恩惠，那么谁是政府最大的受惠者呢？也是共产党政府在为谁服务呢？ 　　共产党政府在各个阶段在为谁服务？ 　　我们首先来看各个共产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弱势群体的拥戴下执政的，在建国初期无一不是群众积极性高涨，国家建设热火朝天。这时的政府往往是执政为民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有那么一些干部生活比自己优越，对一些资源官员更有支配权等等，这就是所有制隐形变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个最高和最广泛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全民所有制，理论是这种资源不单独属于任何社会个体，而属于全部国民的，在公有制名目下由国家来控制。这种全民所有制的实质是普通民众并无支配权，而是由政府官员代为控制，这些资源受厂长等极少数人的意志支配，也就变相拥有了这部分资源，该资源已经实际上变为阶段时间内的松散性家族私有制或官僚私有制。 　　然而，这种所有制状态的拥有者并没有认识到所有制变异的结果，因为无论是普通工人、有支配权的官员都无实际拥有的真实感，他们只感受到权力的变化、政治的变化，资源这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没人注意，也就是说，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所有人并没有真正体会，谁又会去珍惜自己无法感受的东西呢？ 　　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政府在企图带领全民过上他们向往的生活，只不过部分特权阶级和官僚提前达到了比人民较高的生活水平。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部分特权者和官员服务。人不患寡但患不均，这就是变革声音的起源。 　　30年改革开放政府又在为谁服务？其实，这就是所有制显形变异，政府把所有制的看不见的变异结果显现了，其服务的群体也有所改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政府在赤裸裸的为部分特权者、官员、强势集团服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解放思想”的不断延续，这种所有制显形变异越加明显，政府在缺乏必要规范的情况下为这些对象服务，必然产生暴富阶层、贫穷阶层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必然失去监控产生不公平的现象（唯一欣慰的是成为强势集团的通道相对公平了，李四之流就是这通道的产物）；必然出现强势集团“尾大不掉”的现象，用经济实力威胁政府、绑架政府……..。 　　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会出现无可避免的变异？关键就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不具备可操作性，其原因在于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出现根本性错误。 　　（1）、共产主义的理解错误。 　　理解错误一：共产主义顾名思义应该是人人都有，应该在“有”字上寻找答案，然而马克思依据“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误导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理论思考方向，“人人都有＝公有”这种方式是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现在看来无容置疑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的变异”，所谓所有制变异就是：公有制是指人人都有，然而却无法从实际上体现有的效果，也就是说“人人都有”这个理念无法实际操作，这种“人人都有”让大多数人无法切身感受“有”（这就是共产主义政权垮台时大多数人无动于衷的原因），而这种“有”思想下的共有资产在现实中由于思想的堕落和权利的滥用以及监督的缺位，成为了阶段性的官僚资本，成为极少数人掌控的资本，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公有=官僚所有＝私有”。这就是所有制变异，是共产主义阵营失败的根本原因。 　　真正的共产主义应该是什么呢？应该从正确理解“有”入手而不是“无”，小有就是大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形式是什么？那就是股权制，人一出生就应该有生存权，这种生存权用全社会的总资产的股权来表示，也就是说，人出生就应该拥有资产股权，这种股权使人们有政治表达权、经济受益权等法人的权利。 　　这种资源形式可以在现实中推行吗？那么我们来详尽分析被某些教授称为“怪胎”的共产主义实现形式的新农村——–华西村和毛式传奇英雄—–尼泊尔领导人普拉昌达的成功之路，到底隐示着什么深刻道理？ 　　（2）、理解错误二：搞市场经济，思想就一定要“非毛化”吗？ 　　分析一：华西村模式是不是共产主义新农村的道路 　　1981年，在小岗村打响了所谓改革的第一枪，所有的公社资产全部分归个人私有，这个被某些名教授称为破天之举的行为不过就是一场“打土豪、分田地”的重演，只不过这个土豪是集体主义形式下的资产所有制，极大的满足了大多数人的私欲，随之，“包产到户”在全国迅速推广，从那时起至今，中国农村除了土地责任承包，20年内无善可陈，中国广大农村发展依然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的技术水平，农业现代化几乎对现在的中国农村是“天方夜谭”。 　　为什么中国农村与中国工业、商业、金融业相比发展完全滞后呢？原因很简单，一家一户所拥有的零散土地使农民没有能力也没必要购买农业机械，完全自由的农村发展模式和科研隔绝的现实使农业技术发展几乎停留在原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根本原因就是土地责任承包制度 　　为什么一个被称为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会成为农村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呢？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土地责任承包制度的改革是一种什么形式的改革，其实人民公社是一种集体农庄的模式，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集约经济体，失败的根源主要是管理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管理的失败去否定一种制度。相反土地责任承包制度是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形式，但是由于私欲的满足，责任明确，就得到绝对的肯定，这就是因为管理的到位而坚持的一种落后的生产力。这种现象举个例子说：一群武士剑武得很好，于是放弃机枪、大炮，坚持冷兵器20年不变，面对武装的牙齿的国外农业其发展和战况可想而知！ 　　其实大家都明白土地责任承包制度的政治意义大于一切！！！这就是中国发展是不是还要和政治意识捆绑的问题！ 　　中国农村已经到了不重新改革不行的地步，这和中国政治改革处在同样的尴尬境地，其实对农村重新进行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改革开放的一次纠偏，就是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的。 　　中国农村改革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走集约化的农庄道路，这里有个选择：是私人农庄还是集体农庄？显然中国当前的主流思想虽然隐而未喻，但是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政策的出现，明显是在为私人农村的最终出现铺路。 　　私人农庄的实现里面有社会问题将是地方政府很难逾越的鸿沟：众所周知，中国有11亿农民，由于落后的农村生产模式和土地责任承包制需要大量的人力，也就是土地解决了11亿人的就业问题，如果实行现代化的私人农庄，社会问题是大量的农村闲散劳动力如何解决？最起码，从现在起20年内，中国城市无法吸纳5亿人，难道中国农村改革再推迟20年！！！那么有没有，马上可以实行的并且可以解决众多劳动力的农村生产方式呢？我们先来分析华西村现象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启示！ 　　大凡去过华西村和南街村的人都会被村镇城市化、村民市民化、完全的市场经济经营模式和高度统一的毛氏思想政治工作并存的特点感觉新奇，为什么市场经济制度与毛泽东思想这两种水火不容的体系在这里高度统一起来了，而且取得了让所谓那些中国改革的急先锋的先进农村无法想象的辉煌业绩，为什么？？ 　　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完全建立在私欲的经济形态，古人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见私欲的天经地义。相反毛泽东思想要求的大公无私，甚至要牺牲个人利益，扼杀个人私欲，显然这是完全对立的思想状态。 　　其实，市场经济也有宏观调控手段和防止私欲过度纵放的规范制度，毛泽东思想也让大家吃饱肚子再干活的愿望，也允许最低限度私欲的存在。仔细想想，其实这两种思想状态都在寻找一种和谐的共荣状态。 　　在华西村里我们发现在企业经营方面完全遵循市场经济方式进行运作，在物质分配方面尽量实行均富的原则，但绝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的大背景下实行多劳多得，奖优罚劣……。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更多的是我们现在广大社会缺乏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为什么会有这种和谐的出现，我总结一下是： 　　毛泽东思想更像一种润滑剂，他抑制了私欲的过度膨胀，化解了众多的矛盾，使人们心服口服，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的高度愿望不也正是如此吗？ 　　毛泽东思想更像是一种哲理、一种战略思想，市场经济模式更像一种战术手段，一个在宏观的把握方向，一个在微观的克敌制胜，这就是矛盾而又统一的具体实现。 　　然而，中国所谓的专家、学者食洋不化，完全以西方经济马首是瞻，在强大的事实面前，不去深层挖掘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去研究其对中国农村、城市的现实意义，斥责这是“怪胎”不以为然，任其自生自灭。 　　我甚是担忧，这个在中国自发出现的社会形式到底生命力有多强？在无人顾及和引导下还能走多远？ 　　我更是担忧，在这中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思想混乱的时代，社会的稳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大问题，中国急需要思想的重塑，放弃华西村这种昙花一现的黑暗中的唯一光亮，中国会不会错过一次社会真正大共荣的机会！ 　　分析二：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必将成为建立民主国家的重要参照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干过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建立新中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也是无容置疑的伟人功业，最具争议就是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这也是现在主流社会对毛泽东主席诟病的一大焦点，也是党内高层刻意回避的事件，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必将重新审视，其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的一些经验，将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根除腐败、实现真正民主政府架构的重要参照实例。 　　意义一：大字报与官员辩责制度 　　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字报满街都是，那时的人（尤其官员）很害怕在大字报上看见自己的名字，名字的出现就意味着轻则在群众会上检讨，重则丢官、批斗、下牛棚，大字报仿佛就是催命幡！当然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时期的大字报很多是失实的，对当事人几乎是不容辩解的，用现在的话说，是不可控的。但是，这种由下而上的对官员进行问责的监督形式却是最有效，只要建立一种制度，将大字报这种形式进行规范化、程序化，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允许并督促官员就这件事进行答辩。让大家形成一种共识：法律赋予公众对任何人、任何事（个人隐私和国家机密除外）都有知晓的权力，都可以用大字报提出异议，官员习以为常的为某件事出来答辩。这就是官员辩责制度。 　　意义二：造反有理与官员弹劾制度 　　“革委会”这个曾经盛行的名字已经逐渐被人淡忘，“造反有理”曾经是多少政府官员的噩梦，我在这里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所作所为不敢苟同，但是我欣赏的就是这种由下而上平稳夺权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句“造反有理”、一幅大字报就是对某当权派弹劾的开始，群众批斗、政治检讨就是弹劾事件的答辩阶段，最后交出权力就是弹劾成功，这是一套完整的弹劾程序。 　　现在的西方国家有一个机构专门受理这些公众对某些官员提出的异议，启动弹劾机制，组织开启答辩会议，最后形成定论。如果我们把文化大革命这种行为加以规范，成立机构受理，在这里，难道没发现惊人的相似吗？ 　　意义三：查抄及返还与官员“财产晾晒”制度 　　“查抄”其实不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难以计数的家庭被查抄，这里面中饱私囊不多，原因就是那时的官员本来就清廉，那有啥东西可查？现在的官员那有啥地方敢让大家查查！现在推行“财产晾晒”其难度之大，必登天还难！最后，不过就是嚷嚷而已！！ 　　“财产晾晒”应该作为官员就职典礼的重要内容，要当官，先清查资产，并且以后每年举行一次资产公众说明会。 　　意义四：专政夺权与可控民主制度 　　文化大革命的专政有个特色，无论地方夺权如何乱象横生、从文斗到武斗，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或上级部门紧急叫停，地方马上就恢复平静。这种高度可控制度与专政夺权斗争的乱象的实现原因是：1、中央和上级部门的绝对权威是公众不容抗拒的；2、专政夺权斗争的乱象是乱而有据，也就是说这种乱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那就是不能反党、反毛主席、反国家，违背这三点就失去立足的根本。 　　其实，中央和上级部门压服地方也是基于这三点。 　　有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确实，那个年代人人无论对错，都充满激情，尤其是政治热情，相对现在的民众来说，那种炙热的政治情节是无法想象的！当下的社会政治热情几乎处于休眠期，满眼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金钱挂帅的所思所为，这些都助长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滋生蔓延！ 　　民主就是对权威的挑战，政府需要绝对权威。政府对民主是既希望又害怕，希望借助民主清除自身恶疾，害怕广泛民主危机政府安全。文化大革命就是广泛民主和绝对权威相结合的经典实例。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