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台

云之 | 政治就是你我的处境:认识马基雅维利

作者: 王立彬 http://www.impencil.org/Portal/pencilwork/C0D661FB-0683-4272-BE7E-73388C857D31.aspx       马基雅维利并不是政治丑恶一面的代名词,他是政治本身的代名词。他让一代又一代人感到极不舒服,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与道德、宗教以及艺术很不一样,政治不太照顾我们的幻想和理想。与此同时,他还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现实:政治就是人的处境,而且人确实能够通过积极参与而不是逃避,将不完美的政治改得较为完美,或者说将必要的恶稍加减少。     2007年6月21日,在他480周年忌辰之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仍将以其咄咄逼人的目光,穿透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成见作怪的重重迷雾,使每一个现代人,要么面对他忍受刺眼的寒光,要么背对他忍受背生针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传记、评述等各类专著,可以检索到的就已经超过150种。他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标签大全”——他分别被称为“专制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爱国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等等。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政治思想派别,就有多少个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这个人物身上的巨大矛盾性,就是人类政治存在本身的巨大矛盾性,以及作为“政治动物”的我们人类自身的巨大矛盾性。然而事实表明,迄今为止,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反对马基雅维利,那就是他本人——他就像长着两张脸的罗马门神雅奴思,同时面对着过去又逼视未来,同时挥动双臂,奋力敲打着地狱和天堂之门。 独裁者之师:马基雅维利主义     据历史资料记载,第三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自己枕头边上经常摆放的书,就是《君主论》。而对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而言,此书“臭名昭著”的作者马基雅维利,犹如法西斯主义的真正鼻祖。据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任何攻击都不予置评,唯独憎恨把他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位游走于“黑白两道”的伟大的机会主义者,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称号贬损了自己的人格。     这位佛罗伦萨的“厚黑教主”,说出了政治领域从未有人公开说出口的话:“统治者应当杀掉敌手,而不要只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被剥夺财产的人,可以图谋复仇,而那些被从肉体上铲除的人,就不可能这样做了。其实人们忘掉父亲被杀,都比忘记财产被剥夺来得快。”“如果要加害于人,务必坏事做绝,被杀的人对死亡的品味转瞬即逝,忍受的痛苦反而轻得多。”“要施惠于人,务必细水长流,点滴为限,恩惠才会被更深地感受到。所谓慷慨就是对自己的财产吝啬小气,对他人的所有物大方施为。”……充斥这类惊世骇俗之语的《君主论》,堪称古今中外最为臭名昭著之作。那么,其作者马基雅维利究竟何许人也?     1469年5月3日,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公职家庭。虽然出身还算不错,但到尼科洛时,家道已经中落。由于经济拮据,马基雅维利幼年未能接受系统的良好教育。但是他以坚毅的性格和出众的天赋,博览群书,自学不辍,在那个知识饥渴的文艺复兴时代,终于成为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的一代才俊。     少年即参加起义反对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独裁的马基雅维利,1494年开始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出任公职。刚刚驱逐了独裁者的佛罗伦萨,恢复了它以之为荣的共和制度。就像后世所有的大革命一样,新复兴的共和国经历了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的4年,1498年,忍受不了清心寡欲统治的佛罗伦萨人,在罗马教廷的煽动下,处死了禁欲主义的统治者萨沃纳罗拉修士。几乎就在这位手无寸铁的修士化为火刑柱上的黑烟的同时,年仅29岁的马基雅维利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市政第二厅的秘书,随即又成为自由执政十人委员会的秘书。     在共和国的这一重要然而枯燥乏味的职位上,马基雅维利一直干了14年之久。这位以聪明闻名的政府要员,从来没有忘记萨沃纳罗拉的悲惨命运。这倒不是说他深为萨沃纳罗拉著名的政治神学演说和清廉人格所打动,而是他从萨沃纳罗拉之死发现了一个政治现实:没有武装力量做后盾的政治理想,只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这种简单却真实的思想判断,很快就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危机和覆灭中表现得更为清楚。     在内政事务中表现优秀的马基雅维利,在共和国逐渐陷入的外交困境中,也一再担当外交出访工作,直到他热爱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被美第奇家族推翻为止。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等,都已经成为统一而强大的封建主义王国,而亚平宁半岛则依然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名词:邦国林立,朝秦暮楚。佛罗伦萨共和国后期,马基雅维利在出访、长驻各邦国的过程中,拜会、结识了各色的权要显贵,以其敏锐的头脑和观察力,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纵横家。可以说,马基雅维利在外交事务中认识到的,是背信弃义、弱肉强食的现实。在好朋友莱奥纳多·达·芬奇以及米开朗琪罗塑造的艺术的文艺复兴的另一面,马基雅维利目睹的是政治的文艺复兴时期:传统的基督教道德沦为麻痹对手的谎话与欺人之谈,所有的甜言蜜语背后,都是刀光剑影的鸿门宴。     就在令人心潮澎湃的远大前程在这位与佛罗伦萨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政治人物的脚下展开时,命运女神喜怒无常的本性发作了。在罗马教廷军队与法国国王的战争中,作为美第奇家族后盾的教廷军队,一举击败了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盟友的法兰西国王,于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一朝倾覆。被佛罗伦萨人民驱逐的美第奇家族,迅速恢复独裁统治。这样,共和派人物理所当然地受到政治大清洗。作为佛罗伦萨有名的反美第奇分子和共和党人,马基雅维利在1512年被解除一切公职。这位43岁的共和派,一生中第一次失业了。     这还不算,就在彷徨无计之时,马基雅维利的大名出现在一场流产的共和党人武装起义支持者名单之中。这样,马基雅维利被捕入狱,上了老虎凳。在受尽酷刑折磨后,由于没有找到直接而有力的真凭实据,马基雅维利最后被无罪开释。但是,他不得不接受被流放的政治命运。这样,就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小农庄里,为共和国效力了14年之久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开始了人生中的又一个14年——当然,这是笼子里的14年。     不知道是为了安慰还是嘲讽,命运女神在马基雅维利一生的最后一年,同他开了一个玩笑——1526年,他终于获得美第奇家族批准而返回佛罗伦萨的公共生活。然而就在次年,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大败罗马教皇,罗马教廷支持的美第奇家族再次被佛罗伦萨人民推翻和驱逐,佛罗伦萨共和国一朝恢复。然而这样一来,刚刚被君主政体“摘帽”的马基雅维利,一转眼又成为共和派的眼中钉,而且共和党人以“人民公敌”的全民公决方式,把“叛徒”马基雅维利彻底逐出公共生活,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失业了。他死于1527年。     在与世隔绝的14年中,马基雅维利没完没了地给美第奇家族、罗马教皇写信,宣示效忠之意。在献给美第奇家族的《君主论》之外,他还写了一部《佛罗伦萨史》献给罗马教皇。他只想得到允许,重返公共生活。正是在这毫无指望、凄凉而漫长的等待岁月里,这位笼中之鸟以读书、写作打发时间。他的《君主论》和《史论——李维前十书》先后问世。他还以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杰出才华,创作了第一部意大利语的喜剧《曼陀罗花》。1520年,他完成了《论战争艺术》。1525年,在完成8卷本《佛罗伦萨史》的同时,还创作出另一部喜剧《克罗采娅》。     当然,在这些著作之中,尽管《君主论》无论在篇幅、文采还是深刻性上,并不会居于第一位。然而这部独特的著作,凭借其“恬不知耻”的唯权力论,对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的鼓吹,前所未闻的阴谋主义,赤裸裸的暴力崇拜,以及倡导对反对派斩草除根,成为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而“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此成为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好事莫做、坏事做尽的代名词。     正如当代哲学家们所说,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类无意识深处的残酷本能,尼采揭露了“道德很不道德”的秘密,而马基雅维利在早得多的时代,就已经揭露了“政治原始积累”的暴力本质。 共和国之光:另一个马基雅维利     当代世界诸邦,哪一个国家最符合马基雅维利的理想模式?政治学家的答案很可能会让大多数人大跌眼镜——美利坚合众国是如此接近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国主义理想,以致马基雅维利完全可以称得上“美国宪法思想之父”!如果说墨索里尼会为此说法而勃然大怒的话,乔治·华盛顿很可能会点头称是。较为全面了解马基雅维利的为人后,我们绝大多数人会自信地说,马基雅维利戴了一个恺撒主义的面具,本质上却是一个坚定、务实、深刻的共和主义者。     历史学家波科克将美国宪法同马基雅维利《史论——李维前十书》中的共和主义思想联系了起来。与《君主论》受到众口一词诟骂不同的是,《史论——李维前十书》被公认为“共和主义手册”。在这部著作里,马基雅维利解读了古罗马的共和组织,指出罗马式的共和主义,具有波斯的君主政体、雅典的民粹政治无法具有的优越性和生存能力。马基雅维利指出了共和主义的两条原则,一是权力乃民众生活的产物,本质上即是共和性质的;二是此一权力的社会基础总是存在着冲突性,因此需要有制约权力之权力出现,使权力之间发生交互作用,使权力被组织和约束起来。对当代人而言,特别是对处于暴君专制与暴民专制双重危险的当代社会而言,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思想极其重要。     马基雅维利留给后世政治与社会思想家的,是一个古典的共和国理念,而不包含任何民粹主义成分。他既不把信任交给不受限制的君主,也不把希望交付给不爱约束的“人民”。他的远见卓识可以总结为: 任何长治久安的政体,必须在君主、贵族、人民三种要素之间维持平衡 。他思想的基石是共和,而不是民主,民主只是共和的要素之一。在这里,他与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马基雅维利认为,共和政体包含着三三对应的两个逻辑层次。第一个层次:原则上的精英政治、本质上的富裕者政治、法理上的少数人政治;第二个层次:原则上的民主政治、本质上的穷人政治、法理上的多数人政治。他认为,维持精英—民主、多数—少数、有钱人—穷人之间的平衡,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或政体健全的标志,而共和国最能实现这一点。     在《史论——李维前十书》中,马基雅维利成为替“社会冲突”辩护的第一人。他认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对于君主专制国家是致命的,然而对于共和国,社会冲突是使国家强大统一的真正动力。共和国不必从一开始就压制社会冲突,因控制、消灭社会冲突而大大消耗力量,共和国不会像独裁君主那样限制人民的创造性和参与精神,因此共和国比君主国更能长治久安,更善于调动公民精神投入战争。正如现代政治观察家发现的那样,争吵不休的英国人,总能打败“意见一致”的德国人;七嘴八舌的美国人,也让“铁板一块”的日本人和俄国人吃不消。     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与“民主”概念的最大区别在于,共和主义强调能够整合各种不同社会群体偏好(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暴政,而大多数人对最少的少数派同样可以形成暴政)的混合政府之重要性,而“民主”更多关注群众(“多数人”)的利益偏好。 这后一种偏好,乍看上去蛮不错的,然而推论到极致,几乎肯定会有多数人统治之下“少数人不是人”的政治结论。 在西方历史上,雅典最聪明的苏格拉底,犹太人中最聪明的耶稣,可以说是“被多数人表决处决”的最著名案例。马基雅维利在《史论——李维前十书》中强调的公式,就是古罗马人最喜爱的说法——“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与恺撒形成的权力制衡。罗马元老院代表的贵族、罗马平民及其具有否决权的保民官,与紧急状态下的独裁官恺撒,形成古老的“三权制衡”,维持了罗马帝国的伟大与光荣。     在这一点上,实际上马基雅维利比我们许多当代人要清醒得多。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多数人”(群众)的统治好,还是“一个人”(君主)的统治好,或者“少数人”(贵族)的统治好,根本是一个第二性的问题,他的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是在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多数人、一个人与少数人的分权。 由任何一个社会组成部分垄断的政府,不仅是非法的,而且也是不稳定的,对任何人、任何集团、任何阶级都具有潜在的灾难性。     美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断言,哪怕是每一个公民都具有苏格拉底般的智慧,他们直接组成全体公民大会行使权力时“仍将是一群暴民”。汉密尔顿不信任直接的民主,而选择有限民主的共和主义。而美国大陆会议的制宪者,基本上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们拒绝从直接民主的角度考虑问题,就像他们暂时对蓄奴制保持沉默一样。这样,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本质上是一个共和而非民主的宪法。著名的联邦党人麦迪逊坚持使用“间接的代议制共和国”,而从来不说“直接的民主政体”。他认为,直接民主,本质上是多数人的私权,可能导致对少数人的暴政。代议间接民主,能够避免掌握绝对权力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 如此一来,尽管世界上喊叫“民主”嗓门最大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然而美利坚合众国却是典型的罗马式共和国而不是雅典式的民主国。     从表面上看,最接近马基雅维利模式的一人(以总统为代表)、多数人(按人数选出来的众议院)与少数人(按州选举出来的参议院)是“罗马三头”结构,其次就是尽人皆知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然而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美利坚联邦主义,就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现分权。在北美的这个罗马式共和国里,横向的立法、行政、司法分权之外,还有纵向的分权——即联邦与州以及更多的政府单位之间的分权。 既不是华盛顿特区,也不是选举或联邦国会,而是成千上万的自治性乡镇(Countries),构成了美国的民主的真正根基。     马基雅维利拒绝把信任奉送给任何人。这种对分权制衡的执著,对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的“双重依靠与双重不信任”的混合主义,就是《联邦党人文集》最重要的思想原则。 第三世界国家的青少年们在星巴克或麦当劳就餐时,很难意识到,尽管美利坚合众国甚至鼓吹要在月球上实现直接民主,但自己却是一个间接民主的罗马共和国。     在当代,马基雅维利以他特有的略带嘲弄的微笑,栖身于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骨子里。十七、十八世纪新兴的共和宪制模式:君主、上议院和下议院,曾被孟德斯鸠认为是完美平衡的政体,实际上,马基雅维利而非孟德斯鸠,才是现代共和主义之父。 意大利之梦:民族统一的先知     马基雅维利在骨子里,究竟是《君主论》暗示的那样的君主主义者呢,还是《史论——李维前十书》表明的一个共和主义者呢?其实,马基雅维利不是哲学家,甚至不是一个学者,他是那个动乱时代的积极参与者。     普通当代人理解马基雅维利,面临的主要风险在于无法直观把握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无法感受马基雅维利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的时代处境。只有把马基雅维利置回世界历史中的亚平宁半岛,我们才能理解何以意大利统一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加富尔等,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理论家葛兰西,都把马基雅维利奉为民族统一的精神导师、意大利的民族英雄。     就像那个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马基雅维利从青年时代起,意大利的前途问题就萦绕心头。他们强烈希望统一意大利,反对罗马教会和贵族割据势力,并建议把外国势力赶出亚平宁半岛。这里面的内在动机,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不如说是一种佛罗伦萨人特有的罗马精神。我们知道,在政治思想术语中,“罗马人”代表的,就是大一统的帝国精神,与“雅典人”代表的城邦精神完全不同。     尽管推崇共和政体,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马基雅维利相信,统一意大利只能靠一个强大的恺撒,而不是元老院的争论。从这个角度看,他将《君主论》献给佛罗伦萨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在希望讨个一官半职的同时,确实有呼吁美第奇致力于意大利统一的意思,特别是美第奇家族同时当选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之后,美第奇家族的罗马与佛罗伦萨,确实有统一意大利的前景。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其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军事生涯最为春风得意之时,甚至当他催生的佛罗伦萨国民军一举打败老对手比萨时,马基雅维利都没有表露出任何罗马式的帝国统一观念。     这特别像马基雅维利的偶像及老乡但丁。他俩都是在政治上垮台,甚至被逐出佛罗伦萨之后,才显示出超越“服务城邦”理想的更大的政治抱负。究其原因,不外是一种切肤之痛:邦国林立、外国干涉不仅是他们本身政治命运不幸的根源,也是全意大利悲惨处境的根源。当马基雅维利因比萨人投降而享受入城式的光荣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意大利,是佛罗伦萨人、比萨人、威尼斯人的共同悲剧。     为民族国家统一,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不惜一切妥协,可以说后来由马志尼、加里波第主演的意大利统一戏剧,很大程度上使用的就是天才戏剧大师马基雅维利的脚本,而且这个脚本的弱点,如撒丁国王及加富尔首相窃取民族革命果实、墨索里尼窃取人民革命果实,也在历史中一再表现了出来。     关于马基雅维利是共和党人还是恺撒主义者的争论,多少有点儿瞎子摸象。马基雅维利旋转世界的大杠杆只有一个支点:政治生存,具体说就是意大利的政治生存。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首先要有政治生存本身。当意大利四分五裂、七零八落,沦为西班牙、法兰西和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案板肉时,争论共和制还是君主制,纯属细枝末节问题。这就像给孩子取名字一样,首先要把孩子生下来,不然“狗剩”也好,“富贵”也罢,完全不得要领。 你我的处境:抵抗马基雅维利     中国有个李宗吾,就是自称“厚黑教主”的《厚黑学》一书的作者。许多人喜欢把李宗吾与马基雅维利相提并论。这里面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本质上却是完全错误的。原因非常简单:专门唱“反调”,做“翻案文章”的李宗吾,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作家,他的《厚黑学》可以用到政治以外的场合,而且他要面对的,主要是政治圈以外的读者。而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文艺复兴巨人,有丰富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经验。而且,他的《君主论》主要是呈现给统治者的。     马基雅维利并不讳言,如果一般老百姓想把《君主论》的信条带入日常生活,那么一定会使家庭立即变成地狱。马基雅维利把自己严格限制于政治学的范畴,他对道德层面表现的,是大理石一般的冷漠。同样生于乱世,马基雅维利强调的“不择手段”,毕竟只是手段,他的终极目标是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至少是他的祖国佛罗伦萨的强大与稳定。     当代人,包括当代中国人研究马基雅维利,认识马基雅维利,真正的意义就在于反对政治虚无主义。从一定意义上看,马基雅维利当之无愧是现代政治学之父。当文艺复兴“重新发现”古典世界时,波提切利和莱奥纳多·达·芬奇们的新世界是文艺,而马基雅维利发现的新大陆是政治。我们知道,在中世纪,政治充其量是神学的仆役,基督教义把此岸性的政治,视为败坏人性的肮脏之地,是对美丽幸福天国的背叛和遗忘。即便最好的政治,对于鄙弃现世的禁欲思想而言,也是污秽不堪的。     马基雅维利发现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政治世界,他把政治学从神学的婢女或伦理学的侍妾身份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读了篇幅七倍于《君主论》的《史论——李维前十书》,不难发现,马基雅维利从来没有“使政治与道德离婚”(这是关于马基雅维利最流行的陈词滥调之一),他终结了政治与道德特别是与宗教道德之间的“奴隶制”,使政治重新成为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讨论的公德世界。我们知道,中世纪基督教把政治贬低为“狗咬狗”,并以天国之名对现世价值不屑一顾。而马基雅维利恢复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古典政治学思想,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人与动植物不同,因为人的存在是政治性的存在,唯有奴隶不能参与政治,只有在政治社会中,通过公民的政治美德,才能找到通往完美生活的道路。     500年来,反对马基雅维利最为激烈的人,往往都是“最为马基雅维利”的专制君主。他们的目的,不外是希望普通民众甘心情愿地生活在非政治的幻想之中,生活在所谓“远离革命”“远离政治”的麻醉之中。就在疯狂反对宗教改革的时期,罗马教廷在历史上第一个把《君主论》列为“邪恶的”禁书。虽然在屠杀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新教徒时,天主教从《君主论》中摘抄使屠杀正当化的词句。而有“士兵王”绰号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王,年轻时撰写过一本痛骂马基雅维利的小册子,这位喜欢睡在兵营而不是宫廷里的著名专制君主,却是《君主论》的模范生,以致伏尔泰极尽嘲讽地挖苦道:“如果马基雅维利还活着,并且给君主上课的话,他向君主讲授的第一条肯定是:陛下,请撰写一本反马基雅维利的书。”     非难马基雅维利,就是非难政治;拒绝马基雅维利,会使人们错过预报、避免大风暴的最好时机。 马基雅维利所发现的,也是马克斯·韦伯晚年确认的真理:政治是人的处境 。尽管吃够了政治运动苦头的人,很可能特别喜欢以宗教信仰、神学理论、道德超越、价值中立、“看不见的手”等取代政治,从而返回“前马基雅维利”的世界,然而,科学技术、标准化、文学审美、市场机制等等,只能短暂掩盖人类的真实处境。     人类是否会等到一个“非马基雅维利”的,或者“去马基雅维利”的世界呢,比如说一个普世同质的“国家的星期天”?在那儿,政治、斗争、冲突等彻底消失,全世界住满了“快乐人”,人们从事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游戏,不用斗争,不必决断,不必进攻也不必捍卫?也许有,但是这种“快乐人”还是人吗?     马基雅维利坚持的是一个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学信条:人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便由“私民”成为公民,而公德永远比私德更加重要。历史上,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因为厌倦政治冲突、阶级斗争而竭力把脑袋伸进“天国”。这位最早提出以国民军取代雇佣军的政治思想家,是厌倦政治的政治虚无主义时代的真正敌人。我们知道历史上最有名的厌倦政治的时代:在罗马人民厌倦了政治时,罗马共和国衰亡了;在魏玛共和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厌倦中,第三帝国崛起了。如果阅读他的人对他发起攻击了,他将不胜荣幸。     2005年暮春,我在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外面徘徊,并一再走进这座佛罗伦萨人的“先贤祠”。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伽利略、艺术大师米开朗琪罗、伟大的诗人但丁(纪念冢)、音乐家罗西尼、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等巨人均在此长眠。马基雅维利的肖像,古怪地出现在石棺上的守护女神手持的盾牌上,马基雅维利的似笑非笑之中,流露着无以形容的嘲讽。不管马基雅维利有意还是无意,在今人来看,《君主论》语调中的嘲讽意味是无法否认的。     实际上,这部书已经成为所有自我粉饰的专制政治的《皇帝的新衣》。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君主论》的献词里,马基雅维利说道:“ 深刻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统治者,而深刻认识统治者的性质的人是人民。”不能认识人民的统治者,将以暴政而亡;不能认识统治者的人民,将永远是奴隶;不曾真正认识马基雅维利的人,将不可能抵抗他所预言的无所不在的邪恶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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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学雷锋运动罪莫大焉

  毛澤東统治中國27年。其中,从1961年、62年到1965年、66年这一段最值得研究。   大跃进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暴君昏君的毛澤東不因此而垮台就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殊不料三、五年后,毛澤東的个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还增至最高峰。   中外历史上那些被神化的大獨裁者,包括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毛澤東,都是干成了几件漂亮事才被吹起来的;唯独这一次与众不同,这一次,毛澤東是在犯下最愚蠢最荒谬也最残忍的滔天大罪后,反而赢得了举国上下的狂热崇拜。   本来,在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的错误(共產黨把它叫错误,其实应该叫罪行),至少在中共高层内部已经是心照不宣。毛在黨内的威信降到七大后的最低点;与此同时,刘少奇等务实派在黨内的地位则显著上升。如果在那时召开九大,刘少奇很可能当选黨主席,毛澤東很可能被送上名誉主席的虚位而失去实权。然而等到了65年,形势就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当共產黨的老朋友,美国人斯诺再度访华时,他最感惊讶的就是举国上下对毛澤東的毫无节制的崇拜:毛的著作和相片无处不在,但没有别人的。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使得毛澤東能迅速地摆脱被动,赢回主动,走出低谷,登上巅峰的呢?   在这段时间,毛澤東自己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在62年秋天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階級斗争”,把黨的工作中心从经济建设又扭转到階級斗争;其二是发动中苏论战,公开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这两件事有效地转移了目标,动员起民族主义。暂不多论。   我这里要说的是,毛澤東想要赢得全国人民对自己的崇拜,这事不能单靠自己,这事必须倚仗别人。你想坐轿子,总得有人愿意抬轿子才成。在延安时期,主要是刘少奇大力推动对毛的个人崇拜。但现在刘少奇显然不愿意再这么干了。   按理说,给领袖歌功颂德和灌输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是中宣部的事,可是现在由陆定一主管的中宣部也没有这份积极性——所以文革一开始,中宣部就被当作阎王殿砸烂了。在这段时间里,吹捧毛澤東最卖力的是林彪主持下的解放軍。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罢官,林彪接管军队工作。林彪上任后,全力以赴就做一件事,那就是高举毛澤東思想伟大红旗,把学习毛著运动推向高潮,把学毛选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林彪深知树立英雄榜样的重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共本来就有树英雄榜样号召人民学习效仿的传统,而从63年到66年,供全国人民学习的英雄榜样基本上都是由解放軍树立的,基本上都是解放軍战士,所有英雄人物都把自己的功绩归功于毛澤東思想的教导,其中宣传最力影响最大的就是雷锋。   雷锋是部队从一开始就刻意培养树立的英雄模范。早在雷锋入伍当兵的第一年,沈阳军区的报纸就发表长篇报道称赞雷锋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其后又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雷锋模范事迹展览”。1963年2月初,人民日报,解放軍报,中國青年报等相继发表报道介绍雷锋英雄事迹。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毛澤東亲笔题词。这就把学雷锋运动推向全国。   在60年代初期,解放軍高调介入政治。很多事都是从军队发起再推向社会的。   先是林彪说“把解放軍办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学校”,然后毛澤東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軍”。把林彪那句话带进毛澤東的那句话,那就是,毛澤東号召把全国办成他的思想的大学校(文革中,“把全国办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学校”这一口号确实很流行)。   毛澤東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什么呢?林彪题词说得很明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几句话出自雷锋日记)。把林彪的题词带进毛澤東的题词,那就是,毛澤東号召全国人民读他的书,听他的话,照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战士。   事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由林彪发起的学毛选群众运动为毛澤東发动文革做好了最重要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正是这场学毛选运动,把毛澤東送上个人崇拜的最高峰,它不但造就了千千万万狂热崇拜毛澤東的青少年,而且使解放軍这支黨军彻底变成了毛军。   众所周知,毛发动文革就仗着两条,一是毛在当时民众心目中所享有的巨大威望,一是枪杆子绝对忠于毛个人。而这两条就是通过在全黨全军全国人民中学毛选运动完成的。学雷锋运动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要说,学雷锋运动罪莫大焉。我不是说雷锋是坏人罪大恶极,我说的是,学雷锋运动是掩盖毛澤東滔天罪恶,树立毛澤東绝对权威,把中國引向文革浩劫这一罪恶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帮助毛澤東走出低谷送上巅峰,出力最大的莫过于林彪;林彪的办法最主要的就是提出高举毛澤東思想伟大红旗,号召和推动学毛选运动;而为学毛选运动量身定制的英雄模范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雷锋。所以学雷锋运动罪莫大焉。   今天,中共当局又在大声鼓噪学雷锋。只是在今天,他们不好再强调雷锋学毛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竭力把雷锋精神归结为“做好事”。   然而我们都知道,要是去掉了学毛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就不成其为雷锋了。要是单说做好事,比雷锋做好事做得多做得好做得诚实的比比皆是,成千上万,哪轮得着把雷锋当模范呢?难道你以为,要不是当年“伟大领袖”号召学雷锋,中國人就连要做好事助人为乐都不懂了吗?   作者:胡平 中国报道周刊 , 2012-03-1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学雷锋运动罪莫大焉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1949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下令进攻台湾 (4)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重评毛泽东,建立“毛泽东学” (0) 重新认识毛泽东 (11) 邮票上的毛泽东思想 (0) 越战、毛泽东、台海风云 (0) 评好毛泽东,走出改革困境 (0) 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4) 评价晚年毛泽东的三种角度 (0) 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1) 粪土当年救世主——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0) 神话的破灭——真相毛泽东 (42)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1)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理念 (6)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人生境界 (4) 毛老人家误人不浅 (0) 毛泽东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 (5) 毛泽东罪行录 (2) 毛泽东的狂妄和自卑 (33) 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2) 毛泽东有权只受颂扬、不受批评吗? (1)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6) 毛泽东折腾中国几十年的严重教训 (1) 毛泽东委屈求全,苏联放弃肢解中国 (1) 毛泽东和林彪恩怨始末 (1) 毛泽东及其教训 (1) 毛泽东切断中国国家法人和概念 (0) 毛泽东之子文革时被武斗致死 (0) 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血腥“土改”? (4) 毛泽东一封恶狠狠的信 (20) 毛新宇没有错!人傻,有错吗? (0) 有感毛主席一生不穿防弹服的理由 (6) 旁观毛泽东时代 (0) 揭秘毛岸英之死的谜团 (1) 推荐两篇“毛泽东研究”期末考试论文 (2) 抵制毛邪教,反思人祸教训 (5)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6) 战略和策略——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 (11) 战争与信用——毛泽东的地缘政治遗产 (9) 当代的领导人应该继承毛泽东什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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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改革的挽歌

  梁小民      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央权威的弱化,地方分权的加剧,使清末的这场改革像是一出闹剧。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改革、干部培养的无力,社会矛盾的加剧,还有对外政策的失误,终于把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也难以为继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清帝国外困内忧,连统治者也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改革成为共识。尽管镇压了康梁的激进式改革,但慈禧还是要改革的,并积极筹划以宪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       不幸的是,这种改革尚未有实质性的动作,大清的名义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先后在1909年去世。上台的宣统仅仅是个三岁孩童,权力在摄政王载沣手中。载沣是当年的“八〇后”(出生于1883年),有年轻人的雄心和锐气。他领导了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按传统习惯把清朝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最后一次改革。不过这场改革以失败告终,清王朝灭亡了。澳大利亚籍华人雪珥的《国运1909》描写了这场改革的经历。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场为中外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它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有什么启示?       鸦片战争前的大清帝国尽管已经矛盾重重,但上下都处于自我陶醉的状态,完全没有危机感。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状态,以后又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二次鸦片战争,统治者这才有了变革的念头。最早的改革应该从洋务运动算起,但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后又有自下而上的戊戌变法,仍以失败告终。慈禧虽镇压了戊戌变法,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她主要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载沣的改革是这一系列改革的继续,但即使没有辛亥革命,这场改革也很难成功。其原因何在?       改革和革命都是要改变一种制度,而不是改善旧制度。它们的区别在于,改革是用渐进的、改良的方式,革命则是用激烈的、流血的方式。英国的改革和法国的革命都是要摧毁旧的封建制度,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方法不同,一种是改良的,一种是流血的。改革和革命可以同样实现社会进步,但改革付出的社会代价低于革命。所以,历史地看,选择改革的方式更为合适。不过改革要能成功,出发点一定要是从根本上摧毁旧制度,而不是完善旧制度。所以,改革的成功要从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开始。离开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改革就不能成功,革命也只是用一种形式的旧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的旧制度,付出了鲜血,最后却无非是新的统治者取代了旧的统治者,制度的本质并没有变。改革或革命采取的方式同不同并不重要,关键是对旧制度的态度,没有对旧制度的否定,任何改革或革命都不能成功。欧洲许多国家用改革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制度转型,关键就在于启蒙运动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       晚清以来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开始,到载沣的改革为止,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明了这些改革的目的是要维护封建专制体系的“中学”,而学习西学的船坚炮利或宪政,都是为了维护这个体制。因此,没有一场批判这种体制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认识这种体制的根本弊病。应该说,中国从未出现过一场彻底的启蒙运动,即使有五四运动对封建体制的批判,也是感情的发泄远远重于理论的批判。所以,尽管清王朝灭亡后有许多次改革或革命,但封建制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甚至变本加厉。清王朝灭亡一百年了,但思想解放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回到载沣的改革。载沣改革的目的当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而是要改善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从根上就是烂的,改善是不可能的,要做做不到的事,哪会成功?对旧制度不是彻底摧毁而是修修补补,这样的改革失败是迟早的事。载沣所实行的宪政改革,实质上应该是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无非是采取“虚君共和”的缓和方式。但载沣绝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权力,这时宪政就徒有其表了,用宪政的假民主来掩盖封建的真专制。这样的宪政,古今中外有成功的案例吗?       任何一次不流血而又成功的改革都是由上而下的,不可能采用推翻现有权威的手段。这就要求最高统治者有见解,有胆识,有魄力。清末这一次改革的失败,正在于当时领导改革的实际执政者载沣缺乏这种人格。作者把载沣的软弱解释为宽容,我不这样认为。汪精卫暗杀载沣放在哪一个时代都应该杀头,但载沣予以了宽大处理。这既破坏了法制,又表明了当权者的虚弱。我觉得载沣的胞弟载涛对乃兄的评价–“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是恰如其分的,绝非作者断言的“如不是谬见,就是违心之论”。由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主持改革,不难想象改革的结果会是什么。在改革之初,还是需要权威来推动改革的,没有权威的改革不可能成功。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的成功,正在于有邓小平这样一个权威。伟大人物的作用,就在于在历史转折的时候拨正历史前进的方向。载沣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魄力。       在中央失去权威的情况下,清末的宪政改革先从建立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开始。改革不从经济入手首先解决民生问题,而从政治入手建立西方式议会,这在顺序上就有点急进了。而且,清末中央已无法控制地方政府,地方宪政的改革使地方议会与督抚联手向中央索要更大的地方自主权。这样,议会没能成为民主政治的载体,反变成各色人等捞取政治资本和实现个人及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民主走了样,改革就无法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超前的伪宪政改革实际上成为清朝灭亡后地方独立、军阀混战的起点。       清末宪政改革的结果是,政治体制并没有实现民主化,只是把中央的“大专制”变为地方的“小专制”:权力切开了,而专制的本质没变。其结果已如作者所言,“一方面,政治上不断地分权、放权,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财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很多好的设想难以推行,或推行后果严重走样;另一方面,在日益激进且不需要考虑全局行政问题的地方立宪人士看来,改革的胆子依然不够大,步子依然不够快。”可是,这种方向错误的改革,胆子越大,步子越快,岂不是问题更多?       李泽厚先生认为,改革的顺序应该是:发展经济,保护人权,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没有经济的发展,其他政治诉求都是空想,而在政治改革中人权与社会正义应该先行。相对其他而言,民主是奢侈品。清末宪政改革的根本弊病,正在于把一些与民生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束之高阁,奢谈宪政民主。这样的改革必然很难推行下去。我想,载沣这个“八〇后”毕竟太嫩了一点,他生长于富贵之家,很难知道老百姓的需要是什么。由这样的人领导改革来挽救大清,当然是缘木求鱼,问道于盲。历来的改革,一靠政策,二靠执行力。正确的决策来自决策者,而执行力则来自各级官员。没有一大批有能力有改革精神的官员,即使政策正确,也不一定能得到好结果。专制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官员,尤其是清王朝这样停滞腐败的专制制度下熏陶出来的官员,有私心,有心计,却缺乏能力。作者认为,“大清国‘官场如赌场’,大家都在试身手,鱼龙混杂。敷衍了事的人,雄心勃勃的人,或钩心斗角,或与世无争,或逆流而上,或就坡下驴,唱高调,唱反调,荒腔跑调的比比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这些国之栋梁、人中之龙忙着拨弄自己的小算盘,而他们掌管着的是大清国‘上令下达’与‘下情上传’的要道,一旦堵塞,颟顸无为,后果可想而知……”。官员队伍素质差,执行力差,是大清末年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高层的人物中,袁世凯还是有能力、有权威的,也属于改革派,但在载沣时代已被放逐了。张之洞也曾是改革中坚,这时已年老力衰,被作为“图腾”供奉起来,很快便去世了。有实权的庆亲王奕劻则是“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这样看来,由载沣领导的这个中央领导集体没有领导改革的能力就不足为奇了。在省一级的官员中,陕甘总督兼陕西巡抚允升尽管锐意改革,但由于“大跃进”式的做法而激起民愤,“被辞职”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曾出国考察各国宪政,也是旗人中坚定地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官员,却由于严重违纪(慈禧葬礼上大不敬)而被“双开”,以后又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带兵入川,为哗变士兵所杀。更多在位的官员贪污腐败成风,至于基层,则是官员“流氓化”。这样的干部队伍,即使再正确的政策也会遭到歪曲或失效,何况“大和尚”念的经本身就歪了。       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央权威的弱化,地方分权的加剧,使清末的这场改革像是一出闹剧。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改革、干部培养的无力,社会矛盾的加剧,还有对外政策的失误,终于把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也难以为继了。       给大清帝国致命一击的,还是经济。政府的指导思想还是要国强的,然而从民办铁路来看,“民营资本不仅先天疲软,而且其腐败与内讧因比国有企业缺少监督和制约而变本加厉。”所以就由政府亲自办铁路。但政府没钱,只好举债,既借外债,又发行债券借内债。爱国公债变为误国公债,股市的投机又给混乱的金融市场火上浇油,开滦煤矿被英国人实际控制,国有的招商局成为“豆腐渣工程”,民营企业家走官商结合之路,纷纷捐官,官办的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成为“腐烂的根基”。这一切与其说是经济改革,不如说是“经济折腾”,其结果是使经济更为混乱和恶化。当一个社会经济混乱到这种程度时,就连上帝也无能为力了。       大清末期的改革是师法日本的,于是赴日留学成为时尚。不过一旦把留日和当官联系在一起,留日也成了一场闹剧。中国不少青年人到日本不是要学习日本的经验,而是要换一个回国可以当官的文凭。这样,日本就出现一大批专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克莱登大学”或“西太平洋大学”,中国去的留学生,只求一张真假不论的文凭。当然,这些留学生中也不乏鲁迅这样的优秀分子,但我们比较一下去西方和日本的留学生就不难发现,留日的学生倾向革命,而留学西方的学生倾向改革。留日的学生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推行这样的留学政策,大清帝国岂不是为自己培养掘墓人?       这种混乱的改革,无论最高当权者的愿望有多善良,最后总是被大大小小的官员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改革的进展与民怨同比例上升,改革越深化,群体事件越多。仅根据官方的《大清历朝实录》记载,1901年至1910年间,群体事件达到几百起,如果加上各地瞒报的,则高达一千三百多起,而且更多地集中在1909年至1911年间。清政府缺乏权威,也没有财力,对各种改革只能“给政策、开口子”,允许各地自筹自支,这就把改革的成本化为各种苛捐杂税,而各级官员趁机层层加码,群众不堪重负,只好起来闹事。办警政,办教育,人口普查,本来都是好事,但当这些好事要人民出钱办时,人民就不干了。《国运》中举了江西宜春办教育引发的一场动乱,还有鱼米之乡浙江嘉兴因受灾引发的群体事件。当时,类似的事件比比皆是。列宁曾经说过,当上层感到统治不下去,下层也感到生活不下去时,革命就要爆发了。清末正是这样的局面。       给这头即将倒下的“骆驼”加上最后一根“稻草”的是外交。一国外交的成败,不在口舌而在实力。面对日本、俄罗斯和英美等列强在中国瓜分利益的欲望,大清王朝已无可奈何,对内软,对外也硬不起来。国家主权的丧失加剧了政权的垮台。到了这时,正如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说的:“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清朝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从洋务运动以来,一场以挽救大清帝国为目的的改革终于失败了。总结这场改革,对我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回顾历史。《国运》一书总结的是这场改革最后三年的历史,作者雪珥先生用的是报告文学的写法,尽管不是十分严肃,但读起来更有趣,也更轻松。不过轻松笔调背后的历史决不轻松。让我感到沉重的,并不是大清的灭亡,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固。从形式上看,大清灭亡,封建专制也就结束了,但实质上封建制度的亡灵仍然阴魂不散。这是我们在未来的改革中要彻底解决的问题。      原载《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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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 | 思想集體學習 中共成功祕訣

     中共建黨91年,執政超過60年,成為全世界執政最久的政黨,而且帶領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前景還頗為看好;各方預估,最快8年,也就是2020年前後,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國力睥睨全球。外界都很好奇,中國共產黨,怎麼能有這樣的成就?中共成功的祕訣是什麼?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蘇聯和東歐等共產主義國家,師兄師弟共產黨一個一個相繼倒下,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垮台,還屹立不搖在中國創下了30年來年經濟成長率9%以上的經濟奇蹟。尤其是近幾年金融風暴席捲全球,大陸受創較輕,復甦較快,儼然成為挽救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歐美國家開始向中國取經,中國模式、中國經驗成了各方試圖解開之謎。      外界認為的可能答案之一是:中共中央黨校。德國前總統魏茨澤克就說,建立黨校制度是中共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澳大利亞人報》也說,「中共通過黨校制度成功治國」,它甚至認為「這就是擁有近8000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能一直執政這麼大一個國家的祕密之一」,它評論說:「中共黨校不僅負責塑造新幹部,還負責提高高層領導的執政能力。」      有「黨內第一思想庫」之稱的中共中央黨校似乎是一個讓中共能執政這麼久的傳奇之地!      毗鄰頤和園 神祕的大院      在北京市海澱區,毗鄰頤和園的大有莊100號有一個神祕的大院,那裡就是中共中央黨校。上世紀80年代的中央黨校,是一個在地圖上沒有標識、在查號台沒有登記電話的保密單位。      20多年過去了,如今的中央黨校早已經由封閉式教學改為開放式辦學,前年邀請近70位中外記者、110多個國家的120多位駐華使節入校參觀,同時也建立發言人制度,開始和媒體接觸。不久之前更是首次開放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獨家進入校園進行採訪,這是中央黨校破天荒第一次讓台灣媒體來揭開它的神祕面紗。      從南門進入中央黨校,沿著校園的中軸線向北走,首先看到的是莊重、大氣的主樓。這是一座7層高的灰色建築,牆體上有幾塊巨幅浮雕。它們與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浮雕,同一材質、同一主題、同期製作而成。中央黨校主要的教研室和行政部門,都集中在主樓內。      實事求是 毛澤東題校訓      主樓背後,是一個廣場,廣場上豎立著一尊刻著「實事求是」4個大字的長方形巨石。這4個字,是毛澤東題寫的中央黨校校訓。這裡是中央黨校最負盛名的景點,幾乎每位來此學習或參觀的人,都會在「實事求是」前留影。      石碑的北面,矗立著仿窯洞設計的大禮堂,大禮堂的兩側,分別寫著這樣的口號: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努力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這是中央黨校多數重大活動的舉辦場所,也是當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的發起地。黨校學員的開學典禮、畢業典禮都在此舉行。      領導幹部 5年定期受訓      中共規定,黨政領導幹部每5年都要到黨校、行政學院或者是其他相關的幹部培訓機構進行學習。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共產黨領導幹部進中央黨校、省級黨校、地市級黨校學習。同時中共也規定,凡是要提拔一個領導幹部到更重要的崗位,必須經過相應的黨校、行政學院和一些培訓機構的培訓。沒有經過這種培訓,是不能被提拔的。      所以,凡是升副部長、副省長前,高級幹部都要離開職務來中央黨校受訓一年。而且不止官員,重要的企業家、學界領袖,只要是共產黨員,都要輪調到中央黨校受訓。大陸著名企業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就兩度到中央黨校學習,一次是在2006年春季,一次是在去年秋季。      針對國際國內不斷變化的形勢,中央黨校的課程設置與時俱進。除了堅持理論教育和黨性修養,學員必須讀《資本論》等馬列主義的原著外,還兼顧培養學員的執政能力和世界眼光。同時中央黨校開的課配合時事也會做靈活安排,例如,2008年爆發了百年一遇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中高級幹部非常關注,就開設了應對經濟危機的相關課程。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央黨校也在變得越來越國際化。包括季辛吉、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等政治領袖,奇異、英特爾等世界級大企業的CEO,都來為學員演講上課。外界形容韓國的三星儼然是中共中央黨校海外培訓基地,讓學員瞭解跨國企業如何運作管理。根據不同的調查研究題目,中共中央黨校已先後派一千人出國,特別是希望全面深入瞭解日本、韓國、新加坡。      已轉型為學習型政黨      外界看到大陸在高鐵等有形的硬體建設快速蓬勃發展外,一個鮮少為人注意的軟體工程,也在系統化地被悄悄推行,中國共產黨已經從革命政黨轉型為學習型政黨。黨校是中共的軟體工程祕密武器,以中央黨校為龍頭,之下有省一級黨校、地市級黨校和縣級黨校,總共約有3000多所,其中縣級黨校有2000多所。絕大多數黨員幹部都曾到這三千多個培訓基地學習受訓過,這是中國共產黨進行理論武裝的一個重要管道,讓黨員幹部人人能言善道,同時全面提升中國大陸各級官員和幹部的執政能力。      從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學習開始,中共黨中央主要領導,無一例外在中央黨校學習過。而且2002年12月26日,十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從此確立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制度。從2002年至今,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70多次,約40天就有1次課,至今已有140多位專家學者被邀請進了中南海懷仁堂講課,為中共領導人開了一扇思想之窗,開闊眼界。中央領導人這種集體學習制度在世界可能是獨一無二的。      中共已從革命政黨轉型為學習型政黨,加上中央黨校每年培養出一批批有眼光有執政能力與時俱進的中高級領導幹部,成為中共執政的骨幹,這應是中共能執政這麼久的成功密碼之一。 … 更多新聞請看《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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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 [刘罡读报] 澳报:中国鹰派对卡扎菲垮台的看法

刘罡 澳报:中国鹰派对卡扎菲垮台的看法 澳大利亚 《悉尼先驱晨报》 9月16日刊登 驻华记者John Garnaut所写的评论文章说,中国学者张木生认为,卡扎菲之所以被打败,是因为他向洛克比空难的遇难者提供赔偿并与西方妥协,利比亚事件给人的教训与管理模式或道德无关,真正的教训是卡扎菲显示了软弱而西方给他的回报是战争。 文章援引张木生的话说,美国把所有的国际事务都看做其国内问题,反过来它也把其国内事务视为国际问题,美国现在宣称它要重返亚洲并且在中国的东海有核心利益,如果中国想避免战争,它就必须具备进行战斗的能力,而不是祈求“非战”。他还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和平是战争的延续,如果你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就将被这种武器所打击。 英报:苹果店挤进北大图书馆惹众怒 英国《每日电讯报》9月15日的报道 说,苹果公司的产品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但苹果在北大图书馆开设店铺的计划却显得不着调。截至周四,新浪微博上已有近16,000人就此事发表看法,其中大多数人指责了北大将图书馆的部分空间交给苹果开店的做法。一位网友评论说,商店会占据图书馆空间,馆内位置已经很少了。另一位网友说,几名学生在图书馆内表示,引进商业买卖会破坏学习环境。 报道说,这已不是美国公司第一次在中国遭遇公关挫败了。2007年,星巴克被迫关闭了它在紫禁城的分店,此前中国一位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说,开在紫禁城的星巴克咖啡店破坏了这一名胜古迹的“严肃性”。 报道说,苹果公司最近宣布,它今年第二季度在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大中华地区实现销售收入38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六倍。 美报:猪肉短缺损害中国经济 美国《洛杉矶时报》 9月9日的报道 说,由于供应短缺,中国的猪肉批发价格今年上涨了60%以上,这加剧了通货膨胀并挤压了中国家庭的预算。报道说,中国领导人有理由对此感到担忧,猪肉是给中国老百姓“加力”的燃料,中国人的人均猪肉消费量是美国人的两倍,美国副总统拜登最近访问北京时就到一家擅长烹饪猪肝和猪下水的餐馆吃了饭。 报道援引咨询机构Capital Economics 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Mark Williams 的话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今年迄今为止一直在不断提高,这是经济学家和市场所未曾预料到的,这种局面完全是由猪肉价格的不断上涨所导致。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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