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纪贇：分配不公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核心 （2011-10-06） 早报导读 [华商大会] 早报网追踪华商大会 [时事漫画] 美防长帕内塔:美无力填补北约预算 [中国早点] 大禹和蒋公的新魅力 [金融风暴] 欧洲银行或掀倒闭潮 ● 纪贇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先生就对中国的未来设计了分两步走的发展道路，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今一晃眼已经三十年过去了，第一步的发展目的已然达到，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确如邓先生所料，中国出现了一个看起来为数不小的先富裕起来的人群。据2010年胡润富豪榜的数字，大陆目前有5万5000个亿万富翁，其中拥有10亿财产的有1900人，百亿的140人。据最新研究表明，占中国总人口不到0.05%的最富的59万人，在2011年可投资财富就达2.7万亿美元。 　　但另一方面，即使以远远低于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的全球标准，甚至以低于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印度的标准，以中国每年人均收入1500元人民币的标尺来衡量，中国还有近亿的贫困人口。所以，近年来一直有经济学家惊呼，中国的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 　　也正因为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如教育的贫富分化导致了寒门再也无缘名牌大学，中下层民众的贫穷导致整个社会的内需不足，但与之相应的是富人醉生梦死的畸形奢侈消费。贫富分化也会使某些局部地区的治安问题恶化，比如以治安差而闻名的广州，就是因为存在大量被剥削却没有机会在当地定居的流动人口。而这些改革开放利益分配的旁观者，自然会对整个社会充满怨恨，所以一点点小的火星都会激起民变，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民怨的宣泄口。 　　今天的中国，让我想起了我知道的一些1949年前的江南乡间士绅，他们中大多数都决非中共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些地主恶霸，其中不少还是地方的道德楷模，但在1949年以后却成了改朝换代的牺牲品，精神上甚至肉体上都被消灭掉了。回想起来，在1949年之前，中国也是贫富差距与阶层分裂达到了临界点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一人振臂则万民揭竿，无论道德的素质如何，只要你是富人，都成了旧时代的殉葬品。由此我也看到了历史的一个可怕真相，即在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里，财富本身就是一种原罪与诅咒。今天中国富人的移民潮，也是这种不安心理的反映。 　　然而，即使中国过去的历史一直在上演着由贫富分化而激起民变，又经过流血的政权更替来达到全社会财富再分配这样一成不变的轮回模式，我依然有信心认为，中华文化中的基因有优良的因子，可以使这个历史的怪圈在当前的时代被打破。中国几千年来暴戾的气息太多了，我们完全应该，而且也可能以一种更理性的态度，来解决当前社会中的矛盾，不要让它们日积月累，从而危害整个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稳定。 　　其实即使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之内，也还有不小的回旋空间，问题是他们是否真正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性与事态的严重性，起码就我看来，如果不早作安排，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社会剧烈动荡的凶险是不容忽视的。要真正解决社会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可以通过治标与治本两套方法加以处理，治标的办法是针对目前最突出的中西部、城乡、不同行业间，以及企业中高管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采取直接的税收与财政调节，来弥合其间的矛盾。 　　其次是在政治上，重拾中国共产党工农阶层代表者的本色。我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资本家能不能入党的讨论，到了今天看看各级人大、政协之中，稍微有钱一点的企业主，都会用一个委员的身份来为自己的名片添加上一个可以炫耀的头衔。除此之外，就是各级官员与体制内的代表，真正从产业工人、农民和城市居民中走出来的民意代表，只有极少的点缀。 　　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也是当务之急，最近北大社会学系冯军旗先生写的长篇调查《中县干部》之中，就表明了政治家族在基层县市的普遍存在，这也验证了媒体中经常曝光的官二代现象。这与富二代一样，都成了阻碍中国社会正常阶层流动的大敌，也进一步造成了整个财富分配的不公。中国如其政府所诠释的，是一个代表普遍民众意志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应该容许这种封建社会才有的财富与官僚的世袭制度，只有打破这种制度，才能赢得民心。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致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庆，率先提出未来五年将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由目前的0.438缩小至0.35,并将这一目标写进政府文件中。不仅如此，重庆同时推出户籍制度改革，明确工业化、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的所谓”三化”的发展战略。   重庆市长黄奇帆日前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 “重庆市在许多方面也是在探索，重庆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城市’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模式不同。他说：我们做好了，对内陆城市有参考意义,做的不好就调整，重庆是先行先试先做。”     他还提到，重庆市鼓励符合条件的当地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城乡给予同等的社会保障，并早已实现了社会保障的全覆盖，时间远比全国实行这一目标提前。     消息并引述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称：重庆市已将’共同富裕’写进市政策的正式文件中，而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重庆也只是先行先试。     消息说，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中国”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的着重点，并事关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成败。尽管中国此前将个人所得税扣除额调高至每月3,500元人民币，但如果将其纳入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局看，也只是推进改革迈出的一小步。   我们都还记得，30多年前，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拉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序幕。而今30多年过去了，中国在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国富民穷及两极分化却愈发明显。尽管民众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强烈，但现实的推进却相当缓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就对路透社表示，政府的职责就是尽量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生存环境。他说：”收入分配改革必然涉及利益调整，而要打破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无疑是很困难的。”   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成绩巨大，但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改革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变成居民，不仅给身份，更应有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这样才能体现政策的公平,重庆模式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今年7月,重庆市提出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积极稳妥地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等转户进城500万人,户籍城镇化率达到50%。建成2,500个农民新村，利用”地票”交易制度等办法盘活农村资源，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条件，大幅减少住房支出等。   而要让更多的农民变市民,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的社保及公共服务等配套公共支出也不是小数目。不过，在重庆市政府看来，这好像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重庆市政府算了一笔账，重庆市每一个农民转为市民享受的公共化服务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但养老保险等属远期成本,要在农民工年满60岁以後支付，并不需要当期支付；此外,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企业和个人都会承担一部分，成本得以分摊，因此政府需要投入的并不太多。   路透社认为，在中国目前垄断难以打破，诸多社会矛盾纠集的背後，归根到底与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次矛盾有关。在打破利益集团，推进体制方面的改革难度很大的前提下，重庆模式则巧妙地避开矛盾集中点，倡导”共同富裕”，无疑很具现实性。   在尝试破解城乡二元化难题时,重庆模式强调的共同富裕,以及无论是对人或企业,更重视营造良好的生存经营环境,对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也提供了一种思路。   另外，重庆市对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很重视，包括从金融,政策等各方面支持微型企业发展,大力吸引外资,开设内陆保税区，以及抑制房价上涨等等。    据黄奇帆称：”房价太高对企业而言成本也高，重庆市的房价连续很长时间都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的排名中靠後”。而重庆的”打黑”也让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现在上访的人数也大幅降低。 不过,搬到江津区双福镇的居民则表示,由于物价太高,对村民转居民後的生活并不满意。 当然，对于倡导共同富裕的”重庆模式”的可持续性,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不乏担忧者。 发改委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就认为，社会公平环境的营造更需要法律和制度的完善，而不是过份依赖”人治”。政府的强势更应体现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不应体现在生产经营领域上政府强势的掌控。 这种观点认为，”没有绝对的公平,但绝对不能没有公平,中国是该到了提倡共同富裕的时候了,但共同富裕并不代表平均主义，这个富裕应该有更深刻的含义。

近日，《人民日报》罕见地“屈尊”与《福布斯》中文版主编进行辩论，而且辩论对象是《福布斯》2009年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该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 《人民日报》对《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的质疑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并指出以国际标准“宏观税负”衡量，中国税负并不高。 但是，《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包含了纳税人对纳税负担的实际感受。决定纳税人痛苦程度的，不仅有税收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税收的用途。通俗地讲，如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众的不满程度会低于“取之于民，用之于少数人”。 笔者以为，公众情绪的不满，不仅仅针对税收负担，而是包含了复杂的制度变量。 第一，税收制度不合理。以个人所得税为例，白领阶层成为纳税主体，而企业家、富豪则很容易通过少拿工资、家庭成本列入公司账户抵税的方式避税。在房价飙升的一线城市，“白领贫困化”现象已经相当突出。此外，中国在基尼系数达到0.5左右（与美国相当）的情况下，迟迟不开征遗产税、资本利得税，无疑是纵容了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 第二，高房价问题的实质是政府变相征税。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房地产相关产业对GDP贡献高达三成，而卖地收入更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收入来源，一些城市甚至占到财政收入一半左右。在多数国家，私有土地是公民最重要的财产，而中国的土地国有制度则为地方政府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源。百姓买房，也只能买到70年的土地使用权。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在十倍以上，甚至高达几十倍。结果，白领沦为房奴。 第三，央企垄断对公众多重掠夺。央企垄断涉及石油、电力、通信、金融等很多关系公众日常生活成本的领域。首先，垄断降低竞争效率，导致高价格，侵蚀公众福利。其次，由于公司治理的难题，国企本身必然是管理低效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发现，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这些利润主要来自国企享受的种种政策优惠（财政补贴、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等），若还原真实成本并对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则2001-2008年国有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再次，央企的利润不会像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所说的那样成为“全民储蓄”，而是会沦为少数人的馅饼。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占全国就业人群8%，而工资却占全国50%。最高行业平均收入与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的高达15倍，创造了世界记录。央企，已经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源泉。 第四，法治不彰，导致公众再次被掠夺。由于司法体系缺乏独立，加之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在利益的裹挟之下，弹性执法、选择性执法层出不穷。结果就是导致环境污染失控、食品安全防线完全失守。这些因素都会通过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最终提高公众的生活成本。这就是经济学上的“外部效应”：企业把生产成本通过污染环境的方式转嫁给社会公众。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对工人安全防护投资不足，导致大量职业病（如尘肺病等）。结果，工人辛苦多年的积蓄还不够看病的，这显然也是对工人利益的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