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

我预测，2011年将会是中国互联网继1999年，2005年之后的第三个春天。这个推论不仅仅是用差数列推出来的，而是因为这些天，我真切的嗅到了一些春天的气味，这些气味，和2004年底如此相似。 人到 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起，说最近两年的互联网沉闷得很，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我就觉得这正孕育着有趣的事情，就好像沉闷得2002和 2003年一个样。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让整个行业安静了整整3年。2004年底，新鲜的东西已经开始出现，蛰伏的创业者开始活动，因为让一个有创业冲动的人忍3年是有可能的，再长下去，鲜有忍得住的人。沉闷了三年的互联网，把大家憋坏了。想干些什么，却又不知道方向；有了方向，却又没有足够的勇气，不想单独行动；想行动了，却又没有足够的诱惑临门一脚，促使自己心情澎湃，毅然决然的跳入创业的洪流中。。。就这样等呀等呀，直到另外两个条件成熟。 人是互联网这个行业最重要的部分。最近的几个月，我听说的离职的人比以前一年多多。就像《中国的硅谷在哪里》这篇文章里面分析的，一个人在一家大公司里面工作超过5年，就更可能思考去创业，或加入创业公司，让自己当螺丝钉时候学到的东西可以用在一台完整的机器上面。从概念上讲，创业的上一步就是大量优秀的人离职，不是吗？ 钱到 每一轮的创业热潮，常常伴随着，或者跟随着一轮的投资热潮。绝大多数的 VC的投资周期在5年到7年之间。上一轮的投资，收获的已经收获，失败的已经失败，可以投入精力进新的一轮创业公司中去。当新的概念出现的时候，是VC和PE活跃的时候。最近这一个月，我看到的投资的活跃程度比以前一年都多。很多新的基金成立，很多大牌的VC正在进入中国。好了伤疤忘了疼，对于风险极高的VC行业，这种乐观精神正是推动科技前进的动力。VC其实一直都在寻找机会，万事俱备，只欠一个概念和一个团队。 创业风险很高，但对于有投资的创业公司，最高的风险其实由投资者承担。当有人愿意为了高额回报承担风险的时候，创业者的决定就相对容易很多。 概念到 2005我一直想写却没写的文章题目为：《Web 2.0: 我们借你的名来聚会》，Web2.0在2005年仅仅是一个聚会的名义，在这个名字下，创业者，资本，媒体在这里聚集。名义说重要却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当每个人都有聚会的冲动，只要听说某时某地有乐子的时候，就会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了。 要说概念是最虚幻的东西，却在每一轮的投资热潮中起到了指挥棒的作用，就像2005年的Web 2.0热潮一样。最近最众望所归的概念，当属“移动互联网”，期间穿插着“云计算”等小一点的概念。概念本身并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创造现在。未来是不是“移动互联网”的世界，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就已经确定是资本，创业者，大公司以及媒体对这个未来的期待，这种热情是实实在在。赐名给我，我就火了。 成功的诱惑 还有一些和2004年类似的，就是成功模式的诱惑。最近苹果从 iPhone的升级版本到iPad的红火，Andriod手机的热卖，AppStore和其他各种类似模式争奇斗艳，云计算从概念慢慢的变成现实，还参杂着Facebook，OpenTable，Twitter等的红火以及Groupon，Foursquare 这样的新秀。。。这些美国灰姑娘的例子实实在在的搔动着大洋此岸的梦想家，就和2004年一摸一样。 似曾相识 所有观察到的的现象，都在2004年底出现过。以我为例，2004年的时候，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要做些什么，开始和老冒，横戈，毛向辉聚会，思考新的模式，开始第一次认识VC的合伙人（他们也是刚刚到达中国），美国的媒体也刚刚连篇累牍的报道新的互联网，中国的媒体也开始把眼光重新放回到互联网领域。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新公司层出不穷，新模式不断涌现，以及媒体报道的集中爆发。想法到创业，需要些时间，创建客齐集（现在的百姓网），是2005年的事情了。 前几天北京会议不断，云计算大会之后跟着CHINICT（全球高科技创新者峰会），之后就是移动互联网大会，而最后收场的第五届站长大会，以2500人到场的规模，吓坏了长城饭店的保安，也叫醒了昏昏欲睡的媒体：醒醒！醒醒！新一轮的互联网春天正在酝酿，中国互联网的第三轮春天，就要到来。 后注：这篇文章写于5月份，因为答应了《中国企业家》李岷同学的约稿，所以等到了创业家把《 互联网告别 2005派 》以及这篇文章《 2011年注定是中国互联网第三春 》刊登了以后的一个礼拜以后，我转发到这里。本文首发于《中国企业家》。 后注二：Keso同学之后发表了很有想法的文章：《 东拉西扯：2005那年 》，其中不同意我对于2011年的判断： 我不太同意王建硕的2011年将成为中国互联网第三春的看法，2500人参加的站长大会，跟44万消失的网站相比，九牛一毛而已。 我相对比较乐观。互联网自身有一些野蛮生长的力量，创业公司本身也有相似的力量。阮一峰在今天的blog《 未完成的革命 》里面所描述的150年前的铁路展示的就是这种“这是一股巨大的、难以预测的力量”。新打败旧，小打败大，这是自然规律。我（近似于天真的）信奉自然规律。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可能成为中国最卖座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上演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多星期，却是新闻多多，首先是其票房数字遭人质疑，其次就是电影细节内容穿崩频频，惹人失笑，例如片中出现“红牛”体能补充饮料，但这是90年代才有的牌子，不可能在1976年故事所叙述的年代出现。 目前正热爆全中国的《唐山大地震》电影，由于剧情感人，被认为是最强劲的催泪弹，观众个个都莫不为剧中人物流泪，但又有不少观众发现细节内容不可思议地穿越时空，令人啼笑皆非，质疑导演冯小刚制作态度不够严谨，才会犯下如此多的低级错误。 这些低级错误包括出现“红牛”饮料、剧中人物推著一辆90年代才进入中国大陆的台湾“捷安特”牌子的自行车、电影中有一家人正在看1997春晚的电视节目，但唐山大地震却发生在20多年之前，此外，剧中人物在1985至87年间，一直花着第四套人民币，但第四套人民币是1987年4月才发行的。 事实上，有关方面公布《唐山大地震》首天上映的票房时，已经遭到外界质疑。《唐山大地震》自7月22日全国上映以来，在争议中票房成绩依然一骑绝尘，截至7月25日，观影人次已达到460多万，票房成绩1.8亿元人民币，一周突破2亿基本也毫无悬念。 电影出品商之一的华谊兄弟在23日中午率先公布了首日的票房数据为3300万（人民币，下同），并得到电影局票房信息系统部门相关负责人的认可，可随后又有媒体报道首日票房为3400万。当晚7点左右，华谊兄弟再次修正票房数字为3620万并发通稿给各媒体，这个数据不光超越之前由《赤壁》创造的国产电影首日票房2700万的最高纪录，也突破了《变形金刚2》首日3371万和《阿凡达》首日3303万的纪录。就是这一天三变的票房数据却让《大地震》在随后的几天里陷入了“虚报票房”迷雾中，有媒体认为是片方刻意创造新纪录而高估了票房。 导演冯小刚为此特别在个人微博里回击人们对票房的质疑，他说：「有人处心积虑认定《唐山大地震》首日票房虚报，并痛心疾首认为首日不可能超过《阿凡达》，我们的精英们唯恐丢了美国人的脸。怎么可能呢？一定是假的！真对不起伤了你们的心，首日3620万是真的，只会低不会高，因为吹牛皮要上税的。」 或许票房数字没有弄虚作假，但情节频频穿崩却是一点都假不了。 tags: 中国 – 文化 – 社会

张铁志 七月中旬，香港立法会通过《最低工资条例草案》。这是这个号称世界上最自由市场经济体的历史性社会立法。 几天后，香港的中华厂商联合会代表团访京，在会见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及港澳办副主任周波时，要求继续保留“功能组别”，并且对大陆工资上涨影响营商环境表示关注。 这两个事件的对比鲜明地体现了香港现实的政经状况。 香港是弗里德曼所说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伟大实验乐园。百分之十六点五的公司税是世界最低，国家对市场干涉低，对劳工规范也少。于是，在光鲜的高楼、璀璨的夜景底下，香港成为世界先进经济体中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10月的报告）。许许多多的市民领着低廉的工资，全家挤在局促的公屋里──蓦然回首，他们就在灯火阑珊处。 此外，现在的香港也并非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了，因为垄断资本已经高度主导了香港经济。知名的香港财经评论家林行止说过，“近年香港社会上上下下已为资本家控制”，“太多法定的专利和财雄势大的无形垄断……，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场竞争的活力”。最近刚出版的一本书《地产霸权》（作者潘慧娴）也分析了地产商跨行业垄断如何影响香港公用事业及零售服务业，导致贫富悬殊的恶化。 因此，香港的不公平市场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少数资本的垄断导致竞争的不公平；另一个是严重贫富不均。当然，这是任何资本主义体制都有的结构性矛盾，只是香港作为“最自由的经济体”，在这两方面都有着严重的不公平。 这个不公平有很多制度性原因，其中一个就是香港特别的政治体制──功能组别。所谓功能组别，是香港立法会内除了三十位地区直选的议员，还有三十席代表不同社会界别的席次，例如金融界、会计界、地产界等，而且这三十个功能组别代表其中某些的选民基础是公司，而非个人。功能组别的存在使得企业界获得巨大的发言权与政治影响力，也使香港成为世界上少有地将“金权政治”制度化的体制，也因此商界亟欲确保功能组别的存续。 在最低工资立法问题上，过去工会团体进行了十二年的立法运动，特区政府不支持，功能组别议员更是反对。例如今年稍早，自由党副主席、饮食界代表议员张宇人建议在实施初期应将最低工资水平先定在时薪20元。以月薪计算，每月只有4160元，让劳工很难在高消费的香港生活（这个数字接近台湾的法定最低工资，但是香港的人均收入比台湾高出一半）。代表商界的立法会议员梁君彦则根本反对最低工资，认为这会增加经营成本，且港府已有福利制度保障工人的生活，不应由雇主补贴工人的福利。 许多人抱着古老的市场教条宣称订立最低工资会影响竞争力，并降低雇主雇用员工意愿，提高失业率。但其实晚近的经济学实证研究在这问题上并没有共识。而按照国际标准，合理的最低工资应是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至60%。这次功能组别议员虽然配合特区政府支持条例通过，但由于实际金额未定，肯定会继续透过政治影响力压低最低工资标准。 对于习惯于通过剥削劳工并用特殊政治影响力来确保他们生存利益的香港资本家来说，或许会不适应香港和大陆工资的提升，以及政治气氛的转变。然而，当如今不论香港或大陆的社会冲突都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和谐时，他们应该知道，时代已经改变了，香港也将慢慢不再是自由经济实验场的香港了。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曾任台湾中国时报集团旺报文化副刊主任，著有《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 》一书，并担任多个NGO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内容归道琼斯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