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說一點

無論廣東還是重慶均是中國民權不斷發展，大眾權利意識不斷提高的這個政治推力下的結果，是一條藤蔓上的兩個有差異的葫蘆，或者有一個注定無法瓜熟蒂落，但他們都是中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一環。 文/劉遠舉 民生的好和打黑中的壞，讓重慶模式毀譽參半。反對者強烈批評打黑的黑暗，並質疑民生好處在經濟上的可持續性。而贊同者以民生好處為據，並歸功於強政府下的強人政治——正如蕭功秦教授的解讀——政府做好地區頂層經濟設計，整合資源，致力民生。 先不論此觀點是否正確，新權威主義並不能回答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重慶民生好處的基礎性政治推力是什麼？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的理論入手，可從一個巧妙而深刻的角度來答此疑問。 阿馬蒂亞·森通過對多國飢荒的研究認為：法律、經濟、政治等特徵決定了社會中的權利關係，最終決定了不同階層的人對糧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例如，1943年孟加拉政府為了保證工業地區加爾各答的糧食供應，從農業地區調糧，造成了飢荒。 在 中國也有過類似情況。根據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之子的回憶：當時京、津、滬糧庫告急，為避免「幾個大城市出了問題，影響是很不好的。」經過權衡，中央 決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犧牲。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四川外調糧食147億斤，確保了京、津、滬的糧食供應，但四川人民卻為此付出極其慘烈的代價。 這 並非特例，林毅夫和楊濤運用阿瑪蒂亞的理論，研究了「三年自然災害」後發現：在中國的中央計劃體系中，食物獲取權偏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可通過定量配給系 統獲得食物，而農民卻需強制性上繳。這種糧食獲取權的差異的後果就是：一個省的城市人口越多，該省的飢荒犧牲者就越少。這不但和當年農民政治權利低於城市 居民相吻合，也能很好的闡釋今天的諸多公共現象：校車、教育等準公共品的供給，在國庫充盈的今天，不是「供給不足」，而是「權利不足」造成資源在階層間、 地區間、戶籍間的分配不均。 從阿馬蒂亞.森的理論剖析重慶民生背後的政治推動力，「五個重慶」的倡導、廉租房、更好的治安、交巡警亭等等，均有公共品的意味，其分配特徵也類似於糧食分配，取決於社會中的權利關係——具體而言——即民權，它決定了政府資源投向民生領域的分配比例。 民權和公共品供給力度的具體因果邏輯可從「幾個大城市缺糧，國際影響不好」這句話著眼。「影響」二字意味著城市信息隔絕度低於農村，也就意味著城市居民有更多的言論權利——雖然在當時的中國，這不是指發表，而是指被外國人觀察到。 而在當下的中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也得益於發達的信息技術，中國已有一定程度的言論權利，微博上、網絡上民眾可以發出讚美、批評的聲音。各省份之間讚美和相互批評的聲音都能被全國、甚至全世界聽到，不存在隔絕於整個中國的信息孤島。 在 這個前提下，參與競爭政治的區域中，當某個「和現實的差異」的口號被彰顯時，差異必然吸引輿論注意，重慶民眾的聲音也會得到更多關注，因而更加重要。同 時，更多的矚目必然引致更多的非議，這種非議即使在本地區被壓制，在地區間的競爭作用下，來至本地區或其他地區的批評聲音會通過各種渠道，甚至境外媒體所 發出——批評的空間被撐大了。 最 終，即使存在少數極端的壓制言論的例子，但整體而言，重慶市民獲得了更大的話語權。在工具理性導向的競爭政治中，在參與軟性票選競爭的過程中，競爭者必然 需要不斷放出自己的理念、優點。考慮到當地民眾更大的話語權，必然會提供更好的公共品以換取「美言」，避免「惡語」，如同西方政治模式中的「賄賂選民」， 於是，重慶的民生顯著提升。類似的行為必然有類似的特徵，還存爭議的重慶民生耗資巨大、負債、不可持續正類似於現在困擾西方政治的高福利、高赤字。 中國改革30年來，在民權逐步發展的大背景下，民權已成為了政治競爭獲取力量的來源之一。同時，地區政治競爭推動政治透明化，進而推動言論自由和民權的發展，最終促進了民生福利供給的提升。 所 以，重慶的民生既可以由新權威主義進行針對區域的具體解釋：權威主導下，通過頂層設計、權威貫徹進行的龐大社會工程；但更重要、更全面的解釋是：整個中國 的民權不斷發展的歷史背景下，地區競爭政治之下的民眾獲取了更大的話語空間，以一種自下而上的需求、在多元博弈中達到更高的福利。 故此，重慶模式中的民生好處，其真正的邏輯起點、政治推力在於整個中國民權的不斷解放。需要強調的是，這並不是一地、一人的結果，而是整個中國的歷史背景的結果。 這 種民權發展、信息自由帶來的福利，在多年前的信息隔絕的中國是不可想像的。在信息孤島中，宣傳部往往就是「民生部」！金正日給朝鮮人發魚、憶苦思甜、解放 世界受苦人民都是典型的例子。三年大飢荒時的四川受極左路線危害，糧產大幅下滑卻大幅外調糧食，天府之國路有餓殍，地方大員卻步步高升。這是當年的信息封 閉下的「文革式民生」，也體現出在當年民權狀況下的官員的工具理性。 也 許，重慶有民粹的意味，但中國社會並非是從西方意義的民主自由國家倒退到民粹，而是從權威「進步」到民粹。紮根在民粹的競爭政治非但不是一種倒退，反而是 一種進步。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進步並不是重慶一地之進步，而是重慶在整個中國大環境進步之下，所作出的「工具理性」的選擇。 從李井泉選擇調糧，並在此後的歲月中一力承擔罵名，再到今天另一種同樣被斥為左，卻截然相反的行為模式及截然相反的民生後果，工具理性在不同時代中導致的不同行為，充分體現了中國30年來的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民 權發展，這條貫穿於重慶模式中的政治推力決定了權威在民生上的行為方式，正是民權的發展帶來了民生的發展。改革開放，本質上是放開了民權中「生產權」、 「交易權」，可以說，一部改革史就是一部民權發展史。但是，現階段民權的發展仍然不夠，私權不夠強壯，仍有公權的粗暴和殘酷入侵。這既是中國的特徵，也當 然是重慶的特徵，這個特徵引出了另一熱點議題——打黑及黑打。 四 川，歷來有袍哥傳統和碼頭文化，這絕非如一些學者所美化的社會組織自治。這種習氣對社會的侵害相當之大，形成諸多治安、社會問題，這從全重慶市區的麵曾統 一漲價就可見一斑。打黑，作為治安公共品而言，在前述的民權、政治、公共品的相互作用邏輯之下必然供應得更充足，自然受到市民歡迎。 同時，也毋庸諱言，公檢法同台辦案，拘捕打壓律師辯護權，都是現代政治文明不可容忍的違憲行為。但正如前面所言，重慶模式中的民生好處不過是在中國整體發展的大環境下工具理性的小氣候，同樣，重慶打黑中的黑打，僅僅歸咎於重慶，也是不全面的。 山東有陳光誠、武漢有東星航空、河北有聶樹斌、湖南有太子奶、北京有截訪的黑監獄，司法不公、不獨立、刑訊逼供、律師受到壓制在當前中國的大現實下各地均有發生。雖然重慶在量上更大，但如果上述地區沒有發生文革，那麼重慶亦然。 於是，對立的感受可得到清楚的闡釋：重慶模式中的好與不好，都在於民權的張與不張。一方面，重慶大眾感受到了普遍民權進步帶來的民生好處，但在民權未張、輿論之光未能普照的地方也充滿殘暴。解決之道亦清楚明白，那就是民權的繼續發展，其路徑是言論自由、政治競爭與透明。 起碼，在競爭政治的表面張力下，這些陰暗之處不再沉於水面之下，而被全國人民所了解——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李莊案以來輿論的廣泛批評，正是得益於整個中國的進步，以及這個進步所能容納的競爭所帶來的言論空間。 輿論界的對立有趣而荒謬，感性的激動於紅色斗篷，而對其下覆蓋的綠色萌芽視而不見。而只有嚴肅、審慎、理性的思考才有助於理解抽象的政治行為的各個方面。 對於反對重慶模式，支持廣東模式的人而言，重慶和民生和廣東的開明都是民權發展的不同形式。以筆者愚見，孫立平教授採取的「對重慶懷疑的同時仍保留表態」的內在邏輯正在於此——因為民權所至，則民生向好，因為民權不至，則暗無天日。 無 論廣東還是重慶均是中國民權不斷發展，大眾權利意識不斷提高的這個政治推力下的結果，是一條藤蔓上的兩個有差異的葫蘆，或者有一個注定無法瓜熟蒂落，但他 們都是中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一環。更重要的是，這種陽光下的爭奇鬥艷，正是枝蔓爭相朝高處生長，植物變得更加繁茂的過程。 對 於盲目支持重慶模式的人而言，他們不能領會紅歌的深層口號性意義，慶幸尋找到一個現實依附，對於重慶的「紅歌和經典」中的「封資修」內容、對於重慶招商中 對資本的寬厚和逢迎、對於重慶壓低要素價格、剝奪農民土地，都統統視而不見——當然，右派批評者對此也視而不見。但無論如何，反對者和支持者有一個共同的 基礎——民權。即使對於「烏有之鄉」而言，他們的支持，必然建立在他們的權利上。 更 重要的是，正如唯物辨證的結論：矛盾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最終唯一動力。民權這種社會基礎力量的發展導致的更為透明的政治競爭，軟性票選，立足民意的競爭行 為，撐大了政治空間，刺激了有特點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讓社會各個層面活躍起來，這必然是通向政治改革的現實的、工具理性的必由之路。如果陷入 「明君政改」的迷思，就看不到沒有民權的發展，沒有政治競爭，也就沒有烏坎的開明和重慶的民生，也就看不到打通政改之路的一個有力的發動機。 但 遺憾的是，現在的輿論簡單的給出意識形態圖騰化的結論，用文革作「批判的武器」進行「帽子武器的批判」，批評重慶民眾無「政治覺悟」。實際上，關於文革的 討論，關鍵在於進行一種面向未來的開放性討論。但在現實社會中，文革是政治禁忌，同時也是一個公共言論的禁忌，這兩個同時存在的禁忌就造成一種尷尬的局 面：後一個禁忌不但使前一個禁忌變得可疑，更形  成一個深刻的諷刺。 推動過去30年的經濟改革的政治推力是民權，其基礎則是《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難想見，出於當時復雜的政治、歷史、社會、意識形態局面，《決議》必然有其模糊、局限、折中的虛浮之處，也必然體現在其衍生的政治推動力之中。 隨 著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面對今天中國社會中巨大的改革阻力，這種政治基礎的虛浮導致了「民權發展」這個政治推動力後續乏力，並已廣泛影響當今中國的各個 層面。沒有政改，會再回文革，而沒有徹底反思1978年之前的歷史，則就無法超越經濟角度，站在歷史的高度上去認識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就不會明白 改革自哪裡來，又該到哪裡去；民權自哪裡來，又該向何處去，而這正是我們繼續改革的道德、社會、政治、認識基礎。 《阿毘達磨俱舍論·分別世品》中所言：「唯此洲中有金剛座，上窮地際，下據金輪，一切菩薩，將登正覺，皆坐此座上。 」在佛教的世界觀中，金剛座直抵大地底層的金輪，乃虛幻色相的世界中唯一堅實之處，故能承抵佛祖悟道時的「大實在」。 那 麼，今天中國的繼續改革比之前更難、更複雜、阻力更大，需要更強有力的政治推動力的話，我們勢必需要更堅實的政治、歷史、意識形態基礎以凝聚全民共識，這 就有必要在面對新的歷史機遇和挑戰時，重新審視過去，做出新的結論。從最基本的邏輯自洽和操作層面來講，這種重新審視和評價是躲不過去的，也是必然發生的 ——難道，繼續改革前路上能擺脫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聲音嗎？ (作者係北京學者)

所謂「象徵性」，即通過發射或核試，來凝聚共識，強化意識形態的「存在感」和政權的合法性，以期順利實現某種吃緊的政治目標。 文/劉檸 4 月13日上午，朝鮮在國際社會的密切注目下，從位於西北部平安北道東倉里的西海衛星發射場再次發射了一顆遠程彈道導彈。韓國國防部稱，此番朝方所發射的， 是在「大浦洞2號」的基礎上改良後的三段式導彈。發射後，導彈向南方飛行了一至二分鐘後，在空中爆炸，解體成20個部分，墜入黃海軍事分界線附近海域。由 於這是一次相當高調的、預先張揚的發射，且事先邀請了外國記者前往發射現場觀瞻「盛況」，平壤方面不得不承認「發射失敗」。 當 天，八國集團（G8）外長紛紛發表緊急聲明，譴責朝方的發射行為；16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主席聲明，「強烈譴責」朝鮮「發射衛星」，指出朝方行徑是對安 理會第1718號決議和第1874號決議的「重大違反」，在要求其不得再度發射的同時，檢討擴大此前對朝制裁決議中規定的禁運品和資產凍結對象的名單。尤 引人注目的是，作為朝鮮盟國的中國也與國際社會同調，對主席聲明投了贊成票。這是北京繼2006年10月對朝鮮「悍然進行核試驗」以來，第二次與國際社會 一道，譴責平壤。 跟 以往歷次發射導彈（或「衛星」）、核試驗一樣，朝鮮有非常明確的現實訴求（或曰動機）：因朝鮮不具備通過大型計算機聯網精密運算來模擬導彈運行或核爆炸反 應過程的技術能力，而不得不通過一次次的實地發射、試驗來獲取原始數據，以此來推動技術研發——此乃平壤發射或核試的原初動機。但這一點並不是絕對的，其 低效（甚至失效）也早已被證明，之所以愛不釋手、樂此不疲，未必沒有物理層面以外的原因。 在諸多可能的動因中，「象徵性」確乎是最符合平壤性格邏輯的選項。所謂「象徵性」，即通過發射或核試，來凝聚共識，強化意識形態的「存在感」和政權的合法性，以期順利實現某種吃緊的政治目標。這種主觀訴求遠比前述的物理性客觀動機來得更加現實，更加迫不及待。 事 實上，朝鮮幾乎所有重大「節目」，無不伴隨這種「象徵性」的主觀訴求，屢試不爽。就此次行動而言，在已故金日成主席誕辰100周年之際（15日），金正恩 就任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兼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標誌著第三代世襲領導體制的確立。在這個節骨眼上高調發射（導彈或衛星），並邀請外國媒體見證、報道「盛 況」，有強烈的祝捷禮炮的喜慶意味。演砸了歸演砸了，卻不能不說是題中應有之義。 平 壤有多麼重視這次節目，只需看一下「演出成本」，便可窺知一二。據韓國情報部門分析，此番發射總費用達8億美元，可購買140萬頓大米。不僅如此，發射當 天，僅美國方面便叫停了24萬噸對朝食品援助。而伴隨著後續的制裁措施，朝鮮將繼續為「演出」支付沉重的代價。當然，如此代價是由人民埋單，最終結果，無 非是所謂讓人民「住瓦房、吃米飯、喝肉湯」的願景再度泡湯、無限順延而已。 在 人民的胃與政權的政治需要之間，永遠優先後者而不是前者，是平壤現行體制的遺傳基因所決定的，說什麼都白搭。因此，演出成功，要接著演；演出失敗，還要接 茬練，直至成功——這既是平壤的「政治哲學」所決定的「自動執行程序」，客觀地說，也是其手中唯一「現實可行」的牌。最不現實的，就是讓它攥在手裏不出 牌。 其 實，國際社會也看清了這種現實。想當初，六年前的7月5日，朝鮮一連發射了7顆包括「大浦洞2號」在內的遠中程導彈，均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墜入東海，被 翌日出版的日《產經新聞》社論嘲諷為平壤的「自暴自棄」、「貧困國的花火大會」。而對此番發射，國際輿論一改過去的奚落、調侃的面孔，予以正面抨擊，直指 其體制「頑疾」及政權合法性。 恐 怕也只有如此，才能讓平壤意識到國際社會早已失去了「陪你玩兒」的耐心：演出由你演出，但代價在哪兒、有多大，須正面知會。不過話說回來，即使知會也未必 能規避更大的風險：2006年和2009年，連續兩次，發射（衛星或導彈）失敗後，緊跟著是核試驗的殷鑒不遠。種種跡象表明，平壤路線圖的下一步，很可能 就是核試驗。 無 論發射「飛行體」，還是核試驗，無論行動計劃「成功」，還是「失敗」，對鄰國來說，都是直接的威脅——韓國首當其衝，其次是中日兩國。其中的技術性細節完 全是常識，根本無需論證。就以日本自衛隊試圖以反導系統在「飛行物」侵入日本領空時加以阻攔為例，其實也並非完全是做給國民和國際社會看的「花架子」—— 其日本海沿岸，畢竟排列著數十座核電站。朝鮮的導彈唯其不能精確制導，才更令日本肝顫。日本如此，其實對共享陸上國境線的中國更是如此。對此，北京內心其 實比誰都清楚。 一 般而言，對朝鮮最強有力的約束只有盟國中國。但情況似乎正在起變化。最近西方媒體披露出來的金正日去世前夕對其妹金敬姬的遺囑表明，朝鮮對中國，警惕大於 信任（「雖然中國現在是和我們最親近的國家，但今後可能會成為最應警惕的國家」；「必須避免被其）利用……」）。這一點，從此番發射行動，中國政府代表和 媒體並未被邀請參加的事實亦可見一斑。 但 雖說如此，中國作為朝鮮的傳統盟國和最大經援國，應對朝鮮問題責無旁貸，這也是國際社會對正在崛起的「政治大國」的期待與要求所在。而從反面來說，朝鮮的 「不馴」與「暴走」，不僅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且對中國的國際形象也造成了莫大的負面影響。可以想像，面向平壤所謂2012年「強盛大國」的政治宏大敘 事，在第三代世襲政權的權力基礎穩定之前，還有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及風險，無不考驗著北京的政治智慧與指導能力。 「獨善其身」顯然是不現實的。發揮自身影響力，有所作為，與美、韓、日、俄諸國聯手出牌，以國際協調的新思維主導朝鮮問題的解決，應該說還是有希望的。尤其是中美間合作，無疑是處理朝鮮半島事務的一把最有力的鑰匙。但唯其如此，中國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協調至關重要。 （作者係東亞問題學者）

除非有意向胡錦濤及政敵挑戰，否則薄熙來不會出此下策。此外，黨內鬥爭通常是閉門解決，薄熙來向下訴諸民粹，試圖將黨內分歧半公開化解決，已然觸動了高層的容忍底線。 文/周克商 薄 熙來是胡溫當政後第二位以非正常狀態去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系中央委員會之常設機構，自中共五大將中央執行委員會仿蘇制改組為中央政治局之 後，歷屆中央政治局，均有成員以非正常的狀態去職。此前的中執委也是易人頻繁。易言之，自中共建立之後，不論建政前後，其內部的高層政爭從未止歇。 在 一個以尋找敵人、崇尚鬥爭而起家的共產主義政黨中，綿延不絕的政爭才是他們的常態。每一屆中央政治局換屆前夕，都會成為中共的敏感時刻。回首中共建政後的 所謂三代交班，毛澤東先後撤換劉少奇、林彪兩位接班人，鄧小平鬥倒毛澤東的第三位接班人華國鋒之後，又撤換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位接班人。只有江澤民向胡錦 濤交班時尚稱穩定，但也是半交班狀態。 由此可見，在中共建政後的六十多年中，尚未真正實現過一次全面的、穩定的、和平的政權交接。十七大立習近平、李克強為下屆後備，望去已無懸念。此次薄案，卻再次為原本可能的和平交接平添變數，再次上演腥風血雨的宮廷內鬥。故理解薄案之關竅，仍需從中共政爭之角度。 當 局通報薄案以後，論者咸以陳良宇與之比較。然則，陳良宇案及較早前之陳希同案，其性質遠較薄案為輕。兩陳罪名均為貪腐及經濟犯罪，這乃是中共政爭中較為常 見之罪名。兩陳下台，純係利益之爭，不涉路線之爭。利益之爭，政治手段解決即可。路線鬥爭，則牽涉中共的生死存亡。顧之王明、博古、劉少奇、胡耀邦、趙紫 陽、胡啟立諸人，即以路線鬥爭而下台。 薄 一波於十七大之前半年去世，人走茶涼，薄熙來在十七大後調任重慶。這是第一例以局委兼重慶市委書記的任命，在政治局的歷史中極為罕見。薄熙來在十七屆政治 局中，也頗顯孤立之態。到任之後，唱紅打黑被稱之為「重慶模式」。此種民粹道路在六四後尚屬首次，其動作幅度之大、輿論吹捧之密，罕見罕有。 平 心而論，在以維穩與保持現狀為目標的本屆政治局中，薄熙來的確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效。在經歷了毛鄧時代的強人政治、江澤民時代的凡人政治之後，胡溫時代或可 稱庸人政治，保守而不思進取，以維持現有格局為政權之最高目標。而同時中國又人心思變，泥沙俱下好過一潭死水，在很多人的認知裏，變——即便是唱紅打黑， 也比維持現狀要好。這就是重慶模式——如果有的話——得到很多人認可的原因。 再 說重慶模式，從政左經右的實現途徑來看，重慶模式與鄧小平模式並無二致。重慶的發展模式與中國大部分地區——包括廣東——的發展模式都一樣。唯獨唱紅打黑 是其新內容。如果薄熙來十八大如習、李那樣鐵票入常，他大可不必費勁折騰這種在高層不得人心之事。薄熙來如此折騰，只能說明他對十八大入常並不抱有信心， 但同時又缺乏強有力之同盟軍，唯靠一己之力，以超常之態，訴諸意識形態、訴諸民粹，才有可能出現一線生機。 唱 紅是中共傳統意識形態的部分，但唱紅，第一個得罪的人就是胡錦濤。這件事要這樣理解：唱紅是傳統紅色意識形態的表現，重慶唱紅，胡總怎麼辦？跟著唱？那到 底誰是老大？如果胡總不跟著唱，那麼左派人士會不會抨擊胡總拋棄傳統意識形態？在唱紅的那一刻，薄熙來已經將胡錦濤置於不左不右、動輒得咎的尷尬位置。 其次，打黑涉及的官員，多半是前市委書記賀國強、汪洋的人馬。在整個政治局內，薄熙來已經得罪了三个人，這尚不算國務委員孟建柱。廣樹政敵，並非生存之道。他的折戟沉沙，早已注定。薄熙來在渝近五年，胡錦濤從未到過重慶。由此亦可見到胡對薄之態度若何。 除 非有意向胡錦濤及政敵挑戰，否則薄熙來不會出此下策。此外，黨內鬥爭通常是閉門解決，薄熙來向下訴諸民粹，試圖將黨內分歧半公開化解決，已然觸動了高層的 容忍底線。溫家寶在人大會議答記者問時的語氣，已經明確暗示出，這並非一般的政治利益之爭，而是政治路線之爭。薄熙來的政治路線被暗指為文革路線。 當 然，更為重要的是，薄熙來確曾與軍方某些高層聯繫緊密，甚或引起常委之注意，懷疑其有擁兵謀位之舉。2月8日、9日兩天，薄熙來在十四集團軍駐地昆明考 察，該軍系薄一波之子弟兵。加之此前在胡出訪之時在成都軍區組織軍演，都是極為犯忌之事。對常委會而言，倘若此時不加以懲處，後果難以設想。 薄 案發後，解放軍報連續半月刊出九篇軍方高層表態擁胡之評論員文章或者署名文章，澄清其與薄案之關聯，並表示「團結一致，緊密圍繞」之類，顯見是為了撇清及 表忠。姑且不論薄熙來是否真有擁兵謀祚之心，但至少常委會已然如此認為。否則軍方不必點頭如搗蒜一般。各省書記也都表忠斥薄，為三十年來之首次。 上次地方及軍隊表忠，是在鄧小平及胡耀邦發起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時。當時的目標是兩個凡是，對此文表態表忠，即意味著擁鄧反華（國鋒）。再上次表態，則是林彪墜機後。然則，薄熙來此事遠較這二者更嚴重。 鄧 反華之時，手中牢牢控制軍隊，華毫無實權。林彪墜機後，其黨羽軟弱無力，無法反撲。而薄熙來，則上承父輩之軍隊資源，下求黎民黔首之民粹聲援，而且，從中 共的正統意識形態、從出身、從政績、從人望，薄大有遮天之能，其力道與聲勢，遠遠蓋過華國鋒與林彪。這才是胡溫諸人必置諸其死地之肇因。 回到新華社關於薄案的通稿，該文特別強調薄夫人涉嫌殺人。於是乎，薄案就與刑事案掛钩。這在法律、黨紀與道德、人情上，都將薄至於窪地而不能翻身。不論薄的黨羽力度再大，亦不能令乾魚眨眼。我認為，薄案可謂中共建政六十年來之最大黨爭，即基於此。 （作者為北京觀察人士）

沒有人去思考，這樣的個人權力通過極端的控制與打壓出來的效果，是不是可以持久？人們只要眼前的利益與效果，而不問制度建設，所以薄熙來的悲劇，許多人都有一份自己的貢獻。 文/吳祚來 「四人幫」是毛澤東製造出來的，是毛時代極左體制上結出的惡果。那麼，「薄熙來」是誰製造的？如果說薄熙來是他自己製造的，那麼誰給他提供了舞台？當中央做出重大決定、免去薄熙來一切職務接受調查的時候，所有媒體又開始一致表示擁護中央正確的決定。   網 民們不再一片狂歡，不再像粉碎四人幫那樣敲鑼打鼓，把整個社會的悲劇當成喜劇來跟風娛樂，人們在思考，如果沒有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逃館」事件，沒有他對 薄熙來的舉報，會不會有英國人海伍德案件受到重新調查？如果沒有這些變故，薄熙來會不會仍然通過唱紅打黑，謀取自己的政治地位？我認為，有五種因素或力 量，造就了唱紅打黑、違法亂紀的薄熙來。 首先薄熙來是組織部門考察過的薄熙來。如果有黨內民主競爭，符合條件的中央委員各省書記省長們公開競選重慶市委書記，每一個人都提出公開自己的政治業績，公開自己的政治承諾與治理方式，讓重慶市全體黨員們來直接投票，主張唱紅打黑的薄熙來的可能性就會小得多。 薄 熙來之所以以超越常規的方式來宣傳自己、製造政績，不惜一切代價，為的是通過民粹的力量、甚至文革時代人們對毛澤東的迷信力量，來神化自己，為進入中央政 治局常委鋪墊台階。這裏面的問題仍然是黨內民主不透明問題，如果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路徑與方式可以公開，希望進入常委的政治局委員或中央委員們可以通過 電視與網絡上的公開辯論，來讓有投票權的黨員們直接投票，這樣的制度會使每一個希望「入常」的領導者致力於做實自己的行政業績。而現在我們看到的薄熙來則 窮盡一切心思，為的是「政治逼宮」，為什麼要逼宮，因為有一個「政治迷宮」在那裏。 第 二因素是政治承包體制造就薄熙來，一旦任命薄熙來為直轄市的書記，重慶就成為薄王的天下，只要他不撼動中央權威，他就是「一黨之下，萬眾之上」的西南王， 他可以復活文革精神「唱紅」，也可以超越法律「打黑」，他可以讓重慶街道上都種上銀杏樹，他可以讓東北某市的公安局長直接調入重慶，通過打黑直升到副市長 位置。 政 治承包體制下的地方黨政一把手，完全是人有多大膽子，權有多大限度。公安司法檢察院全部集權於一身，當他要動用這些力量的時候，完全可以超越法律，美其名 曰：「政法」，以自己的政治為法律，自己的權利穩定，壓倒人權與法律。由於一切權利集於一身，他的妻子也自然分享了丈夫的政治權利。 第三因素是左翼擁戴造就了薄熙來，正如溫家寶所言，中國的文革沒有受到真正清理，文革甚至可能重來。這不是聳人聽聞，重慶模式，如果薄熙來做大，如果他的政治圖謀成功，那麼在全中國再來一次文革可能成為現實。 在 處理薄熙來事件時，中共應該清理文革政治遺產。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崇拜，仍然在民間社會流行，原因是因為百姓沒有看清毛澤東及其時代的真相，為什麼在知識 階層中很少有人崇拜毛澤東？只要有理性，看過文革真實資料的人們，都會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對個人崇拜造成的互相殘殺、對非法侵犯人權的鬥爭、對非法迫害知 識分子，都視為反人類罪行。 身 為紅二代的薄熙來，家人及自己都在文革中深受迫害，但他既不反思文革，也不同情家人遭遇，反而變本加厲地唱紅歌，追捧毛澤東的文革方式，他歌頌或崇拜的不 是毛澤東本人，而是毛澤東的文革方式最容易使自己在短時間內坐大，做出政治上的驚天影響力，而且在打擊政治異已或對手方面，可以超越法律，可以用政治罪名 來專制對方。 毛 澤東與薄熙來共同點是，自己通過權力極盡生活腐敗墮落，而對外極力渲染為人民服務的清廉形象，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國家財富，打造個人政治形象，任何異見 者或不服從者，都通過政治方式，予以嚴厲清除。毛澤東的政治清除，造成黨的副主席林彪叛逃，而薄熙來的政治清除，造成了副市長王立軍的叛逃。 簇 擁使薄熙來個人權力膨脹，既有網絡專家，又有知名大學教授，還有民間網站，紛紛去叫好重慶模式，認為通過一個權力者的政治手腕，就可以完成一個直轄市的治 理，就可以改善民生，而重慶市民也切實感受到城市打黑後提高了安全感，城市建設也突飛猛進。但沒有人去思考，這樣的個人權力通過極端的控制與打壓出來的效 果，是不是可以持久？人們只要眼前的利益與效果，而不問制度建設，所以薄熙來的悲劇，許多人都有一份自己的貢獻。 黨內不民主，沒有公開的競選方式，薄熙來為了提升自己，只能利用民粹力量，通過超常規的手段來製造自己的影響力，還有就是社會信息、新聞不自由，以及官員財產與家庭人員信息不公開，造成社會對官員的誤判。 先說信息與新聞不自由，造成媒體對重慶模式無法揭露或批評，似乎有某些力量在促使重慶模式做大，要讓它做出成績或成果。這些或明或暗的力量，使重慶成為政治孤島，使薄熙來在文革的不歸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墜下懸崖。 即便是現在，有關重慶的信息都是通過境外的傳言，出口轉內銷之後，被中國官方證實，這樣客觀上造成了中國官方在刻意屏蔽信息，而使境外媒體獲得了公信度，更多的人因此不相信政府信息，而翻牆到境外網站，獲得原初的信息與新聞。 各 個單位一方面通知每一個行政或事業單位人員晚上十一點收看電視新聞，顯然是希望每一個都知道重慶事件的處理結果，但另一方面，又通知那些喜歡發表觀點的人 士，不要在微博上點評重慶事件。這樣的控制，可謂用盡心機，但管控信息與評論，有什麼意義呢？評不評論，薄熙來事件都擺在那裏，政治領域沒有陽光，但陰暗 的宮廷政治，總會結出碩大的惡果，在陽光下臭不可聞。 再 說官員財產與家庭信息不公開，媒體開始披露薄熙來家庭的信息，譬如為什麼央視提到薄熙來夫人，名字居然是四個字：薄谷開來，這與大陸人名習慣完全不同，原 因是她加入了外籍，而財產也相應轉移到國外，海外媒體報道說，1998年的時候，她已經把財產轉移到新加坡了，把孩子辦到新加坡讀書了，在那個地方進修了 英文。 那 個期間，谷開來大概有三年到五年的時間就在全世界各地跑來跑去，主要是在新加坡和英國。薄熙來一家三口人，只有身為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的他是中國 人，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官員的財產不公開、家庭成員信息不公開，導致公眾對官員的信息不知情，客觀助長了官員的弄虛作假、腐敗行為的發 生。 打 擊四人幫之後，中共又一次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一夜之間全國的黨員就完成了文件傳達，每一個黨員幹部都表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這樣的政治動員除了顯示中共的 動員能力，並不能顯示中共的執政能力，特別是反腐敗的能力。重慶人的表態更受全國關注，但如果沒有王立軍突發事件，沒有中央直接干預，重慶的最高權力機構 重慶人大有權制約薄熙來嗎？重慶市的政法與紀檢委，有獨立行使調查薄熙來的權力嗎？中共應該將政治動員力轉化到政治改革的制度推進上來，下級的表面服從， 無益於政治進步，只能培養順從的臣民。 薄熙來事件之後，中共需要來一次政治陽光行動，讓每一個官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官員的財產與家庭成員信息都公之於眾，主動接受社會監督。 《人 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說：我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不容踐踏。不論涉及到誰、職位多高，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肅處理、決不姑息。法律 面前沒有特殊公民，黨內不允許有凌駕法律之上的特殊黨員，任何人都不能干擾法律的實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 但 問題是，如何保證每一級的幹部都能在法律之前平等地位，如果政法系統仍然可以一手遮天、以所謂政治穩定的名義來控制公檢法獨立執法與行政，那麼，任何一個 地方的書記還是可以操控法律，使自己超越法律。即便是查處薄熙來，我們看到的仍然是以「同志」的名義在內查，即，是黨的紀檢委在立案調查，而不是司法在獨 立調查。只是薄熙來的妻子薄谷開來，由司法機關在調查。 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的司法是雙軌制？黨的高官涉案，主要由黨的紀檢機關立案調查，而其它人涉案，直接由公安司法機關處理？所以，既然執政黨希望依法執政，取信於民，讓司法獨立，迫在眉睫。 （作者係北京學者）

彼得·辛格的立場是，對於任何具有感知痛苦的生命，都應給予平等的考慮，因而基於物種差異採取的區別待遇，其性質和人類之間由於膚色、性別的不同，而給予歧視和虐待一樣。何況智力也不是能力的唯一形式。在速度、敏捷、力量方面，人類遠遠算不上強者。 文/李大衛   誰是皮埃爾·布勒？恐怕沒多少人說得上來。可要一提《桂河大橋》，你就不陌生了。這部電影就是由布勒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這個電氣工程師出身的法國人，二戰爆發後在東南亞參軍，並在法國本土淪陷後，加入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蘭西，為中國、緬甸的抗日活動提供援助，後被忠於維希政府的殖民當局捕獲。戰後他根據被俘後的苦役生活，寫出了《桂河大橋》。小說面世後轟動全球，改編成電影后，還得過奧斯卡最佳影片。但他更重要的作品，卻是出版於1963年的《猿星》。這是科幻文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最近國內放映的《猩球崛起》，便是該書海量的影視改編之一。 小說的背景是未來：一對夫婦隨幾名宇航員，在太空深處的一個行星登陸。那裡很像地球，甚至還有人類，只是那些本土人極為原始，而且是一個遭受奴役的種群。這個星球的統治者是建立了複雜都市文明的類人猿，而它們內部又有印度種姓制度般的分工——政客是顏色較淺的黃猩猩，大猩猩當武士，體格居中的黑猩猩則充任知識分子的角色。這裡的猿類進化，和地球上的表親採取了完全不同的路徑。 而在這個猿類領導的反烏托邦，人類被獵殺，或關進動物園。小說主人公于利斯被押送到一個科研機構，接受巴甫洛夫對狗做過的條件反射實驗。如同所有驚險故事中的主角，他經歷了各種奇遇：黑猩猩科學家確信他具有高度智能，應該給予自由和優待，而掌握最高權力，篤信保守意識形態的黃猩猩，非但拒絕承認人類擁有智能，而且將于利斯視為潛在威脅，下令予以毀滅。但英雄不死，他攜帶妻兒找到一艘飛船，逃離猿星，返回地球。 就像「天上一日，下界千年」的老話，于利斯返回的不是故土，而是一個七百年後的世界（誰沒聽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此時的巴黎已經落入猿猴的統治，就像于利斯逃離的那個類地行星一樣。唯一的退路就是駕駛飛船逃回太空。茫茫黑暗中，他像被困孤島的水手那樣，把這番遭遇卸載紙上，裝進一個瓶子，拋入宇宙。後來瓶子落到兩個巡航的猩猩科學家手中。他們讀完故事，認為純屬惡搞——就憑人的智力，也編得出這樣的故事？ 人類還真編出過不少這類故事，提醒同類，科學及理性的傲慢何等愚蠢。站在自然史立場上，人對世界的統治也不過是一個偶然事件——請設想一下恐龍未曾滅絕的情景吧。談到《猿星》，科幻文學評論人翁法洛斯認為：「這是一部斯威夫特式的（你一定記得大人國、小人國的故事）諷喻作品，作者揭示了物種、種族間的博弈中，人類百玩不厭的所謂理性抉擇背後的動物性動機。」 美國製片人雅各布嗅到了小說的銀幕價值，但他要為籌措資金費一番腦筋，因為沒人知道這樣一部影片的盈利前景。為降低預算，劇組把故事中的猿類文明降低到非常原始的程度。這個權宜之計，本來是避免搭建複雜的都市背景佔用資金，結果卻營造出一種核戰之後，啟示錄般的洪荒效果，別具鏡頭衝擊力。再就是主要人物從法國人改成了美國宇航員泰勒，故事情節也有很大變動。男主角由查爾頓·赫斯頓（《賓虛傳》、《鷹冠莊園》）擔綱。這是卡斯中唯一具有票房號召力的大牌明星。至於導演，則選用了當時名不見經傳的沙夫納。他也由此走紅，隨後執導了國內觀眾熟知的《巴頓將軍》。 《猿星》於1968年初由20世紀福克斯發行。公司對該片毫無把握，加上對手米高梅同時推出了太空巨片《2001年，宇宙大回程》。直到上線公演後，意外收到公眾熱捧。一個人類被打入底層，忍受猩猩統治的故事，恰好折射出一個恐慌時代，人們普遍的無力感。尤其是片尾那個經典場景：泰勒從猩猩手中逃走，找到一個地方，卻意外發現了自由女神像的殘跡。他們迫降的地點，根本不是外星，而是地球。當他還在外太空巡遊時，他的家園早就毀於一場核戰。 對於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1968都不是個好年景。越南戰爭導致政府開支劇增，新年一過，總統約翰遜宣佈終止美元以佈雷頓森林協定規定的固定匯率兌換黃金。緊接著，一架載有四枚氫彈的B-52轟炸機在格陵蘭墜毀，引發巨大的核恐懼。影片上演第二天，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身亡。然後是美國各主要城市的黑人暴動。1968年西方世界曾遭遇的全面社會、政治危機，無論規模還是深度，恐怕遠非2008年以來的經濟蕭條能比。而這，也正是他們展示文化活力的契機。我們香煙般不離嘴的「軟實力」，往往是在一種文明面臨全面挑戰，而不是順風順水的時刻，得到證明。 電影版《猿星》還有一個重要創新，即語言能力的擁有，成了故事的關鍵。這裡，外星人類沒有語言，說話是猩猩們的專利。語言一向是我們人類自外於動物界依據之一。語言學家喬姆斯基（這是他著名公知身份之外的正業）就認為，語言能力為人類先天所獨有。他的這一論斷並非毫無爭議。 1973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家赫伯特·特雷斯決定通過實驗檢驗一下這個理論。他的研究小組選中一隻出生兩個星期的黑猩猩幼崽，把它從母親懷抱中帶走，寄養在紐約一個富有家庭，還起了個名字叫尼姆·猩普斯基，和喬姆斯基諧音。這項實驗曾被廣泛報導，後來又被英國導演詹姆斯·馬什製作成紀錄片《尼姆計劃》。本片和《猿星》前傳《猩球崛起》同期上演，同樣在媒體上引起熱議。 加入人類社會後的尼姆，先是受到過份溺愛。這個調皮搗蛋的小傢伙徹底攪亂了「養父母」的生活，尤其是他們的性生活。當然也弄壞了不少家當。稍微長大，研究人員把它囚禁在研究中心（算是上學吧），軟硬兼施，向它灌輸啞語，通過手勢和人交流，考察類人猿掌握語言的能力。它曾學會125種手勢，能夠表達「香蕉尼姆吃」這樣的意思。特雷斯教授認為這並不表明它能學會可以稱之為語言的東西。因為它不會按照句法原則，對手勢進行有意義的組織，尤其當它給出「香蕉吃我尼姆」這樣的表達時。雖然這個結論不無英語中心論的嫌疑；雖然銀幕上的尼姆留給觀眾完全不同的印象。 一項研究就此了結（其中還有經費方面的原因）。「退休」後的尼姆又被送往一家藥物研究中心，成為另一項血清研究的受試對象（和《猩球崛起》中的凱撒命運類似，則又是一個巧合），直到一些動物保護人士把它買下，得以終老於德州一座牧場，享年26歲。順便提一句：自然環境中的黑猩猩，壽命超過50歲。《舊金山紀事報》的影評人比昂科利寫道：「看完《尼姆計劃》，你會慶倖自己不是一隻關在囚籠裡的黑猩猩。同時你也可能願意放棄人類的成員資格。」《金融時報》的安德魯斯則認為，如果《猩球崛起》裡的特技、化妝、打鬥已成俗套，《尼姆計劃》中的真實故事或許更震撼人心。 不管黑猩猩掌握語言的能力如何，它們最起碼是有感情的動物。根據珍妮·古道爾在坦桑尼亞的野外觀察，黑猩猩之間擁抱，親吻，勾肩搭背，甚至用咯吱的方式相互逗鬧，非常類似人類的社會行為；而且它們個性差異很大，像人一樣。 即便它們在智力或理性方面遠遜於人類，也不構成對其施虐的理由。何況人類自身內部就存在著大量智能殘障的成員。在任何文明社會，他們都是扶助的對象。早在1975年，哲學家彼得·辛格就在《動物解放》中——本書為動物權利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提出「福祉最大化」的倫理準則，其適用對象應該擴大到人類以外的其它物種。 彼得·辛格的立場是，對於任何具有感知痛苦的生命，都應給予平等的考慮，因而基於物種差異採取的區別待遇，其性質和人類之間由於膚色、性別的不同，而給予歧視和虐待一樣。何況智力也不是能力的唯一形式。在速度、敏捷、力量方面，人類遠遠算不上強者。 很多人對這一套是不來電的。站在達爾文主義的金字塔頂端，享受生物等級秩序的特權，遠比不著邊際的道德敏感來得實在。何況我們還有文明做為藉口，馴化所謂「他者」，不管對象是人還是自然。 回到《猿星》。這部上世紀的老片為美國文化留下可觀的遺產。除了克萊頓的《剛果》、黑爾的《進化吧，布魯諾》，這些以黑猩猩為主角的幻想文學，它也影響了《星球大戰》這樣的太空片。它被數次重拍，但影響有限，直到去年，一部新的重拍片上映，再次獲得了掌聲。 凱撒，一隻自幼母親被人射殺的黑猩猩，因為藥物作用而有了人的智力。那種藥物本來是為治療老年癡呆症研發的。它被人類家庭撫養，隨著成長，開始為自己的身份認同困惑。它因越軌行為被關進猿猴保護中心，在那裡遭受到虐待。它打敗原來的猩猩領袖，取而代之，最後領導了反抗人類的暴動。就像佛蘭肯斯坦的故事一樣，人總是用技術為自己創造出強大的敵人。評論家大衛·丹比在《紐約人》上，稱這是利用數字技術，表現微妙戲劇效果的最佳影片之一。 和當年的《猿星》一樣，《猩球崛起》的成功受益於問世的時機。剛剛過去的2011年有一點和1968年類似，即它們都是充滿革命和抗議的一年。那些被愚弄，被壓迫者一旦覺醒，就會用行動震驚世界。《猿星》中的泰勒被猩猩抓獲時一聲暴喝：「拿開你的爪子，你這肮髒的猢猻！」而在《猩球崛起》中，則是猩猩的齊聲怒吼：「不！」這裡借用一個經典表述——一切曾被顛倒的關係，必將重新顛倒過來。 （作者係文藝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