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

《凤凰周刊》:大陆官员“压力”调查(上)

“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力”。广西某市乡镇领导一年有150天至300天忙于应酬接待。

  除了接待,各个层面的官员都堆积数不清的大小会议,被称“文山会海”。外界常常看到如此感性的会议画面:一边是长篇动员,另一边是东倒西歪。

  “迎来送往”和“文山会海”之累直接映射到了官员的身体健康上,虽然他们均享受着公费医疗、定期体检、干部病房等优厚的医疗条件。2009年发布的《中国公职人员健康白皮书》披露,公职人员级别越高则健康状况越差。领导岗位公职人员的体检异常率高达98.5%,其中血脂异常37.8%、血压增高18.9%、血糖增高10.3%、脂肪肝36.9%,这些都比普通公职人员高出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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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官员财产公开:决心与耐心的较量

官员财产公开:决心与耐心的较量 作者:木然 来源:经济观察网 来源日期:2012-3-8 本站发布时间:2012-3-8 9:41:30 阅读量:364次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说官员财产公开是决心问题,这表明此事已经取得共识,就看决心如何。其潜台词是,如果决心大,官员财产公开就会可能水到渠成。这是一个不谨慎的乐观的片面估记,官员财产公开,不但取决于官员的决心,更取决于国人的耐心,取决于二者的较量与平衡。   顶层官员的决心是财产公开的内在决定性力量。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纵观世界文明国家,官员的财产公开都从顶层开始,由顶层带动底层。顶层的决心带动底层的信心,给底层带来压力和动力。底层官员的财产公开,给顶层打下牢固的基础,坚定顶层财产公开的决心和勇气。官员财产从顶层做起又是最难的,一般情况是,官越大,财产越多,公开起来就越复杂,就越容易受到公众的质疑,搞不好会影响政治稳定、政局稳定,但若实施成功则效果最好,以点带面,这需要顶层的决心、勇气、智慧、谋略和艺术。官越小,财产越少,实施容易,利于官员的起点清廉、过程清廉、结果清廉,但其影响范围有限。顶层与底层的互动,效果最佳。   国人的耐心是官员财产公开的外在基础性力量。决心和耐心是官员财产公开的两个变量,相互作用,不可互相取代。决心影响耐心,代替不了耐心,耐心影响决心,决定着决心。官员的决心与国民的耐心在赛跑,决心速度超过耐心速度,将获取民心,决心速度慢于耐心速度,社会就有崩盘的可能性。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顶层与底层有决定,没决心,有想法,没办法。这或是出于政治动荡的猜想式恐惧,或是出于精英政治的自信与傲慢,或是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消极怠工。官员财产公开提了二十多年,国民耐心地等了二十多年,仍然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官员的消极态度逐渐打破了国人容忍的底线,用一首歌词表达就是,等得花儿谢了,等得心儿碎了。如果国人因此操之过急,对官员财产公开失去耐心,也会使官员财产公开流产。   国人的耐心就是民心。民心失,则耐心无,民心在,则耐心存。决心不是问题,决心可以随时有,也可以随时无,可以随时大,可以随心小,决心是一个不可测的变量,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主要受国人耐心的影响与调控。失去国人耐心的决心哪怕是符合民心的巨大决心也会坍塌沦陷。官员财产申报的决心是小道理,耐心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离开大道理的小道理就会变成没道理。   使决心和耐心保持平衡,让国人看到官员财产公开的决心,让官员看到国人的忍耐限度,必须及时有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制度是根本,制度决定人,正如迟福林所说:“财产公开是基本制度也是基础制度。很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越公开、收入透明度越高的地方,越稳定。”财产公开制度以公民参与为基本前提,没有公民的参与,官员财产公开因没有压力而流于政治作秀的新形式,成为作秀的新手段。   积极公民是官员财产公开的骨干监督主体。要唤醒沉睡的公民,由消极公民变积极公民。要充分运用现成的制度监督形式,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监督,要积极探索公民监督的新形式。目前,在众多公民参与的形式中,最有效的是网络公民监督,网络监督成本低、速度快、效率高。网民在网上知道一个说一个,知道一点说一点,比如某个官员孩子在国外学习,每年的学费多少,官员的工资多少,把学费和工资进行比对,不合理的收入就会被迅速曝光,腐败因此现形。以网络公民参与倒逼官员财产公开是极为有效的措施。   官员财产公开的决心与国人的耐心正在进行巅峰对决,时不待我,渴望着双赢。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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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国官员罕见回应哈达被软禁事件

哈达与妻子新娜和儿子维勒斯。 中国一名高级官员周二(3月6日)对于内蒙古的蒙族学者,异见人士哈达目前的情况做出了罕有的回应。 哈达1996年因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等罪名被判15年刑期,2010年刑满后被当局软禁。他曾创立“南蒙民主联盟”,主张“争取南蒙自决” 路透社引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陶建的话说,“他在2010年12月获释,但是他还在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期间。”这是多年来首次有官员对哈达事件做出回应。 他说,“在此期间,根据法律规定,他的一些行动受到了限制。不过哈达目前是在一个安全、健康和有保障的环境中。这是我要说的全部。” 中国政治犯经常在获释之后仍被软禁,他们与外界的联络受到控制。但是中国官员几乎不对这些案例做回应。 哈达的妻子新娜和儿子维勒斯在哈达获释前即被警方拘押,很多人权组织认为他们目前也遭到软禁。 但是陶建没有对新娜和维勒斯的状况做出回应,也没有具体指出,她和哈达被关押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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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新疆官员称对暴力分子要坚决打击

中国当局强调,保持新疆的稳定是发展的根本前提。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人大期间就新疆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新疆对暴力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希望大家能理解”。 张春贤还表示,今后发生一起,坚决打击一起,发生一件,解决一件。 张春贤进一步解释说,新疆去年和近期发生了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是与“三股势力”、周边形势、世界反恐形势可能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中国指责企图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的新疆分离分子发动了一连串的暴力袭击。 世维会反应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BBC中文网说,新疆当局代表的是中国的政治利益,所谓的严打的目的是在当地继续推行政治和经济殖民政策。 他说,如果按中国所宣称的严打是为了保障人权,当局就应该无条件的尊重维吾尔民族的言论、集会、游行、结社的权利。 他说,为了缓和新疆当地局势和政治冲突,建议人大会议审议民族自决权立法公投,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解决维吾尔民族的政治归宿。 一些中国官员还指责新疆分离分子曾在邻国巴基斯坦进行培训。 对此,巴基斯坦官员一再强调他们反对针对中国的任何暴力活动。 当局强调维稳 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白克力则强调,中国与周边邻国在反恐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极个别恐怖分子的行为绝对不会影响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白克力还强调维稳的重要性。他说,保持新疆的稳定是发展的一个根本前提。 他说,没有稳定的前提条件,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但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族团体和人权组织说,中国过分地强调了新疆激进分子的威胁。而许多新疆人对中国政府对他们文化和宗教的控制感到十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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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官员:中国地方债务风险可控

 2012年 3月 05日 官员:中国地方债务风险可控 记者: 袁野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莉雅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史剑道(右) 在中国两会期间,一位财政部官员对媒体表示,地方政府过去两年积累的大量债务风险仍然可控。这位官员认为,中国可以考虑扩大地方政府公债发行规模,缓解地方融资困难并增加地方财政的透明度。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星期一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来说仍然处在安全区内。 贾康在出席政协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和银行协商贷款条件,偿还债务。 中国国家审计署去年发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过10万7千亿元人民币。其中,2012年到期偿还的债务占到17.17%,约为1万8千400亿元人民币。 *史剑道:公债过高负面影响经济活动*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大体认同贾康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状况的评估。但史剑道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例指出,过高的公债水平对经济活动的潜在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他说:“中国的确没有地方政府面临破产的风险。就是说,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产偿还债务的风险。个别县市可能有这种问题,不过这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如果经济活动过多的比重用来偿还债务,这仍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路透社报道说,据中国金融市场分析人士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当中已经有大约2到3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成为坏帐。这将把中国银行系统的坏帐比例从目前的1.1%推高到5%。 *温家宝:存在局部性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隐患,特别是部分偿债能力较弱地区存在局部性风险”。 温家宝强调,中国政府计划在2012年进一步清理和规范地方融资平台,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债务。 由于中国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向银行举债,因此,中国地方政府在2008年到2009年期间成立了上万个地方融资平台,以此绕过预算法,从银行获得贷款。 *需加快税制改革* 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对媒体表示,尽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尚在安全区内,但局部风险一旦发生危机时,现有的机制只能是“救火”,并将造成相当高的社会代价。 贾康认为,针对地方债务问题,中国一方面需要加快地方分税制度的改革,使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都可以建立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制度。 *扩大地方债务发行* 此外,贾康认为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性进步。他建议,2012年中国可以考虑增加地方公债发行试点地区的数量,逐步走向全面、透明、监管到位和风险可控的地方自主发债状态。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认为,扩大地方债务发行的确有助于增加地方财政透明。不过,其前提条件是决策相对独立的银行系统。 他说:“中国仍然需要让银行系统的商业运作独立于政府的干预。这是中国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时遇到的问题,这是中国地方政府大举借债时遇到的问题。扩大地方公债规模也可能遇到同样的问题。” 去年第四季度,上海、深圳、浙江省和广东省率先试点自行发债,累计发行债务229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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