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是“一个中国”的国庆日，记得我曾 从“依法建国”60年，看“依法治国”10年 写道，我们是应当庆祝呢？还是应当深思呢？这是对每一个“中国人”都很特别的问题。即，当我们面对“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之时，可否问上一声， 何时批准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因为， 中国“公民”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谬误？ 更因为， “中国”只是一种文化，却假装是一个国家？ （参考： “一个中国”原则的深刻内涵及内容的思考 ） 这一点，如我去年谈 爱国主义：下一个甲子，再从人出发 ，我们也 可以从 关于两种“国家叙述”的思考 中得出结论。 即， 今夕是何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60年，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有着举足轻 …… ……
阅读更多这也是我们这代中国人的一种历史机会吧，我们既然认准了现有的体制是没有前途的，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又认准了前面哪个东西更合理，当然就是宪政民主的体制更合理，我们工作的目标就已经非常明确了。但是，宪政民主体制在今天世界各国没有一个 …
阅读更多——答《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武云溥（2010年6月21日）
阅读更多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上地位是西方的传统信念，但法律与正义不可分离同样是西方传统信念，而且更为渊源长久。这一传统坚信“只有合乎正义的法才是真正的法”，反过来说就是坚信“恶法非法”。
阅读更多“中国领导人并不像表面上那般自信” 20.07.2010 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作为知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曾对中国司法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一些重大社会事件提出批评。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在北京访问期间，同中国公民社会代表进行了会面，贺卫方也是其中之一。 德国之声：贺卫方教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华的时候会见了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表，您是其中之一，你们谈到了那些话题？ 贺卫方：其实有点像聊家常。她很关注在座的四位每个人都在作什么，有什么样的感受，受到怎样的限制等。像崔卫平教授比较关注公民社会的发展，包括民间与政府的沟通，以及西方一些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于建嵘教授是研究中国底层社会近年来比较有促成就的一位学者，我个人对司法改革和宪政建设比较关注。 德国之声：您感觉她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愿意更多了解？ 贺卫方：对知识分子目前在中国的处境、他们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她比较感兴趣的。当然她也感兴趣我个人到新疆去执教，新疆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个人为什么去，也作了一些了解。 德国之声：您在接受《新苏黎世报》采访的时候谈了您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看法。您认为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并不像他们对外表现得那么自信。 贺卫方：对。我觉得如果真正深入了解一下中国的情况就会知道，其实中国的问题太多了。包括民主制度的建设没有走上轨道，使得领导人其实未见得有他们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 德国之声：西方现在有一种”民主危机论”，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受到了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的挑战。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贺卫方：就我所了解的西方知识界和媒体的情况，我觉得其实知识分子总会从各种角度对他们的政府和一些社会弊端提出批评，包括不断地说他们的社会存在着危机。我想这可能是周期性出现的一种思潮，一点不奇怪。大多数质疑西方民主或现行体制的人，可能很少有机会深入到中国的腹地，了解中国农民、维权人士的具体情况和处境，包括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怎样一种基础上的。也许所谓8%的增长率有时候很可以让许多人感觉到这好像是一个奇迹。 德国之声：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看似乎的确很成功，而西方民主社会的民众看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富裕水平受到了威胁，这是让很多人感到无奈和困惑的。 贺卫方：判断一种制度如果仅仅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效率上，或者某个时间段的经济发展效率，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对社会评价的标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人们的自由能不能得到保障，是否有健全的法制，政府的权力是否受到严格限制。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被短时间内的一种所谓经济奇迹搞得神魂颠倒，不知所措。 德国之声：在和默克尔会面的时候您建议她，在下次中国领导人访问德国的时候带他们去参观宪法法院。她对这个建议有什么表示？ 贺卫方：（笑）她说很好很好呵。 德国之声：中国领导人从德国的宪法法院能看到什么？ 贺卫方：我觉得宪法法院是能让一个社会获得良好的秩序，同时又能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机制。一个社会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冲突，会出现某些立法违反宪法的情况。如果这些冲突得不到一个稳定的、公正的解决，法律之间相互打架，社会就无法实现所谓的稳定，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我想这是卡尔斯鲁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能给我们的最大的教益。 采访记者：叶宣 责编：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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