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每年的人大與政協會議，一般會遇上三八婦女節。媒體例牌把焦點放在兩會裏的女性代表，尤其那些身穿少數民族服飾，很「東方」、很搶眼的女性，再輔上正面的標題，如「女性參政漸成中國政治風景線」或「女性參政非政治花瓶」。 然而，宣傳歸宣傳，事實又是另一回事。去年，全國婦聯婦女硏究所的調查顯示，中國女性人大代表的比例在世界女議員排名榜，從 1997年第 16位，下降到去年的第 56位。自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女性在全國人大代表中所佔比例，一直徘徊在21%，連續 30餘年並沒有實質增長，直至今年，才提高至 23.4%，但距離聯合國提出女性在議會中比例至少佔30﹪的目標，還存在很大差距。 人大代表，並無實質權力，一直被視為政治花瓶，當女性連充當花瓶的機會也缺乏，更遑論說擔任决策者。 全國婦聯在 2010年調查指出，中國政府 26名正部長中，只有 3名女性，在世界排名 61位，遠低於部分拉丁美洲及非洲的發展中國家。更令人唏噓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來，只出現過 4位女省長。 相反在經濟領域，中國婦女卻成績顯赫。2012年，全球女富豪頭十名裏，中國女性佔了七席。而整體來說，婦女的收入，已佔家庭收入 40%以上。 很明顯，中國女性的能量，在有意無意間，被引導到非政治的領域之中。婦女解放，未能改變兩性在政策上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及社會上的性別關係，而在資本主義的引力下，轉化為「消費解放」。 我們今天所說的「國際婦女節」，是 1910年在哥本哈根召開的社會主義第二國際會議時通過的，主要是為了爭取婦女的政治權利。而中國大陸的女性主義，一方面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為了走出傳統封建思想，配合經濟發展，一直强調女性要走出家庭，參與勞動，這就是所謂的「女性能撑半邊天」。 雖說自 1949年以來，女性未能與男性同工同酬，又面對工作和家庭的雙重擔子，而在國企改革時更是第一批下崗的工人，但她們確實走出了家庭，進入了生產的領域。 不過經濟地位的攀升，卻未能使她們自主。相反，女性因為有生育能力，成為國家調控人口政策的客體。毛澤東在 50年代提倡「人多好辦事」，鼓勵生育，結果在短短 20年增加了幾億人口，到 1970年代開始推行計劃生育，並於鄧小平上台後的1979年，確立為基本國策。國家權力直接進入女性的身體，並以婦女團體為中介，以發展之名與女性主義混和，變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女性主義。 計劃生育的殘酷，在莫言的《蛙》裏有很細緻的描寫，追捕超生孕婦最賣力的，也是女人。在國內，女性主義者並沒有就這個政策多作批評，當中不少更認為政策有助於女性從家庭的枷鎖和小農封建思想裏解放出來。難怪反對計劃生育的政治異見代表，是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儘管生育自主，是絕大部分西方及發展中國家的女性主義最重視的議題。 面對深入身體的國家權力，未能發聲的婦女們以不同的方式反抗：農村的一邊打工，一邊逃避計劃生育；新富起來的則繳付天價罰款去保住胎兒，近年更愈來愈多選擇離境產子。 香港的雙非嬰兒問題，某程度上也是國內新富抵禦計劃生育而衍生出來的結果。在一個壓抑政治參與的社會下，大家愈來愈相信權利可以透過交易而買回來，消費可以填補政治。 同樣的意識，存在女性的自我體現。她們放棄改變體制或性別社會關係，或透過消費去證明自己的價值，又或爭取出國去選擇一個讓自己舒服的體制。政治堵塞了，消費為個人提供出路。 三八婦女節前，只要在新浪微博搜一下「婦女節」，滿眼盡是消費廣告：花店、美容、蛋糕、門票優惠等等。婦女的政治權利，只停留在官方媒體的宣傳口號，在網絡公共空間成不了議題。我們更要追問的是，當被黨壟斷的國家與女性主義互相捆縛，女性如何有真正解放自主的可能？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導致合法性、正當性與政策效率喪失的不是疊床架屋的機構設置，而是專政權力本身的自我毀滅性質，及其化公權為私利的本質特徵。沒有憲政轉型，也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行政改革。 中國兩會將完成政府和行政等序列的人事變動。目前觀察的焦點是新執政團隊將再推所謂「大部制改革」。本次的大部制與歷來的各種政策有何淵源，其理論的背景與現實的考量如何，這些都是值得予以認真討論的話題。 作為制度革新代用品的大部制 中國「大部制改革」正式啓動自朱鎔基時代，曾被看作經濟進一步市場化和 1980年代被中斷的體制改革的延續與發展：一則這是承繼中共行政主導的執政路徑；再則，小廟倂大廟的大部制改革是在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旗號下展開。然而，稽考名實，這種自我美化的話語系統完全不能說明大部制真實的動力與後果，以及其運作的內部政治邏輯。 與朱鎔基大部制構想同步的，是當局借打造所謂「航空母艦」型巨型國企浪潮。在中央層面，政經複合寡頭制度已經成型。為適應這種轉型的中國布爾什維克政經體制，向上更集中的經濟與行政權力體制必須建立起來。因此，一方面，過去掌握重工業等戰略性資源的行政部門化身為與國際資本體系完全融合的托拉斯，而另一方面，從中央到地方，伴隨一次又一次加强黨的領導之高壓呼聲，各層級上大大小小的毛氏集權的體制得以完成。大部制就是這一進程的行政體現。在這一進程中，作為口號的「服務型政府」當然是言不由衷，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簡言之，從宏觀而言，大部制只是緩解當代政治和社會體制變革，因應政權合法性與正當性危機及焦慮的代用品，而與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幾無關涉。依此觀察本次大部制動態，其可能的形式和結果並不難逆料，因為，不可能一方面加强全能全知的黨的領導，不觸動、甚至加固新斯大林體制的權力性質與運行原理，同時卻要求政企分開，這無異於拔着自己的頭髮上天。 大部制為什麽成為反改革政策？ 减少行政干預，精簡權力部門，推動政經分離和政企分開，這些措施本是有利於拓展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空間的理念，但現實情形是，大部制不僅沒有達成上述目標，反而增加了政權與民爭利的力量，也就是成了一種反改革的措置。不討論這一歷史的吊詭，則無法評論與前瞻即將進行的所謂大部制改革。 回顧過去 20年來的中國政治與社會變遷，最顯著的變化在於，1980年代以橫向和縱向分權、讓權為主要精神的改革煙消雲散，而一輪又一輪以重新集權、專權和抓權為目標的政策以改革之名大行其道。與此同步的是，80年代以知識和創業為導向的社會價值被顛覆，公務員和各種公權部門及其中的高低位置，重新成為社會最熱門和期望的職業。專政權力在獲得了新基礎之後再一次更傲慢地走上社會與歷史的前台，官場又成了一切社會物質和精神活動的重心。在這種反改革的風氣下，大部制的構想和實行，當然會展現與其聲稱的目的截然相反的面貌。 中國古人曾有「精兵簡政」的箴言，但自朱鎔基時期起（實際上可以上溯至中共形成較完整政權形式的延安時期）的行政改革，卻是走一條精兵不簡政，甚至兵未精、政更繁的路線。裁撤行政部門成了新的爭權奪利、大魚吃小魚的遊戲，比如，在交通部之外有鐵道部，國土部之外有環境與資源部，而科技部之外又有工業和信息化部，任意為之，因人成制。這些密室中的操作激烈萬端，因為背後是天文數字的財政資源和予取予求的直接權力。在更高級的行政序列中保住了自己的部門，則等於保住了部門化、諸侯化的獨享利益，而更集中的權力流動趨勢，則使得各權力系統中人以更加堅决捍衛自身的位置。如此，大部制的行政改革，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四年一輪權力與利益洗牌戰爭，今次也不會有例外。 1949年中共建政時僅有 29個部委，到 1982年開始第一次行政改革時，部委竟高達 100個，國務院直屬人員超過五萬人。何以至此？其一，領袖專政的集權模式本有因人設事，因事設官的特點；其二，由於斯大林體制本是社會粗約管理時代的事物，制度的效率低下，辦一事必設立一衙門，增加若干官僚，待機構設置起來，又出現官僚化和不做事的問題，於是，下次辦事再設立新的機構，如此疊床架屋成了制度特色。 中共素來是堅定的物質主義者，信仰所謂「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天文數字的財政預算成了無制約權力的狩獵目標。大部制具有如此顯明的向中央和各行政權力中心集權兼集財的內涵，與執政黨歷來好大喜功的土財主做派結合，廟愈倂愈大，方丈愈來愈肥，而和尚倒愈來愈多，各部門除了吃吃喝喝，忙於本部門的福利，或者潛規則搞專案搞錢，日常業務基本荒疏，成了各種萬能「臨時工」的專利。這種現狀又使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巨額增高，貪腐橫行，並且直接造成治理效率的蕩然無存，使一個經濟總量全球第二的國家奇怪地具備了若干「失敗國家」的特徵。 如此的權力戰爭在地方層級也有嚴重的後果。作為單一制國家，中國地方政制無外乎中央政治的機械縮小版本，並無任何因地制宜的特色。中央以集權和吸金的模式改變行政機構，地方則自動會有樣學樣。這也導致地方的權力性質和行使更具有殘暴的特色，如此，又增加社會對政權的憎惡，摧毀政權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基礎，由此激發新一輪加強權力的狂熱。 大部制或行政改革是當代中國政治體制閉環的一個環節，這是其不能成功和不能產生正面社會效益的根本原因。 行政改革前提在憲政轉型 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制與行政職能部門設定，行政當局本身並無任何自行方便的權力。說到底，這種事關國家政治頂層設計的制度化塑造與改進，都應該由代議的最高立法機構主導，並通過憲政修改以實現之。說到底，制度的設定和修改本是嚴格意義上的社會契約形式。但在中國特色的專政體制之內，名義上的行政、立法及司法等權力本是「一氣化三清」式的同一之物，與憲政共和的精神格格不入。所以中國社會欲求權責相當、依法行政的政制，必須以實現憲政轉型為前提。 沒有憲政和憲政保障的普遍法治，就不會有民選政治與權力受有效監督的施政行為，不會有真正服務型的小政府，當然也不會有真正的財政民主，以權力及其附帶利益為目標的體制也就沒有任何根除與革新的可能。當代中國首先需要變革的是憲政的新政治意識，新國體和政體意識，而不是部門的胡亂設置變化。縱觀前蘇聯與中國自身的制度實踐，編制和財政上的自我擴張本是其固有特點。因為專政體制塑造利益與社會公眾對立的新階級，這種新階級存在的前提本是毫不留情的社會奴役與掠奪。這是 20世紀世界政治史的常識。 一邊要求執政合法性與正當性問題的解决，一邊卻視憲政為災難，這是執政黨舉凡立法、司法與行政等諸領域的措置每每適得其反的根本原因。無論從世界近現代以來的政治歷史觀察，還是從二戰前後蘇聯等意識形態極權國家的歷史教訓看，人們都不難發現，實現行政改革，在合法和正當的基礎上提供公共决策與執行的效率，必須以憲政政治下社會與人民對國家權力的複合監督制度為基礎。導致合法性、正當性與政策效率喪失的不是作為結果的、疊床架屋的機構設置，而是專政權力本身的自我毀滅的性質，及其化公權為私利的本質特徵。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憲政轉型，也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行政改革，因為改革會淪入既無法理基礎，也無真實目標的虛無境地。 環顧現實中國，以行政當局之名和之手操作的公共决策，可謂蠢招疊現，人神共憤。舉凡立法、徵稅，天文數字的預算和决算，以及國際和國內投資，其决策之黑箱，其計劃與執行之蠻橫，其權責之無監督、無追究，空前絕後。在如此現實經驗下，幻想通過新領導團隊拆廟倂廟，就能造成適合真正市場經濟與市民社會需要的現代國家行政，這本是不切實際的自我欺騙。相反，當執政者不敢、不願也不許談論基本的政治變革之際，他們的行政改革也只能是既不治標也不治本的虛假花槍，而欲以這種自欺欺人的行政改革來做憲政轉型的代用品，當然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兩會時間，這被人稱為「花瓶」、「橡皮圖章」的機構，能否真正扮演其功能，為調解社會矛盾，再造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重建國家的合法性做出貢獻？在這個歷史大變動的時代，在筆者看來，這遠甚於那些人事變動，更應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八九運動前，鑒於當時的危機氛圍，北京的一些朋友曾提出：將社會衝突從街道引向大會堂，意在通過人大政協的改革，使其成為真正的民意代議機構，更好地調節社會矛盾，為改革開闢新途，以避免大規模的社會危機。 遺憾的是，這些善意和負責任的提法因各種原因尤其是一些領導人迷信一黨專政，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中國終於付出一場慘痛的代價，執政黨也由此喪失一次與社會良性互動、再造新生的機緣。而提出這些看法的朋友，在稍後的事件中也大多數鋃鐺入獄。 二十多年中，鑒於八九期間曾有人試圖通過召開人大緊急常委會以憲法規定的方式解决危機的嘗試，官方對人大政協等機構的控制有增無减，更加精細，生怕在這合法性缺失的時代，一有不慎，這些機構中會冒出對黨的不利的聲音和决定。兩會也因此愈發成為人們嘲笑的對象，權威盡失。而其成員的組成，日益偏狹，成為一些與權力系統關係高度密切的精英們的交往消遣俱樂部，與社會徹底脫節。只要看看每年兩會時那强大的保安措施就知道，所謂的代表們究竟是代表何人，與民眾的距離有多遠。 問題是，二十多年來雖沒出現像八九那樣大規模的街頭運動，並不是說當年這個提法就失去其意義。相反，隨着近些年社會矛盾的激化，這個提法比任何時候都更具現實性和緊迫性。 這些年之所以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很簡單，一是鎮壓，二是收買，靠經濟增長收買人心，所謂「胡蘿蔔加大棒」是也。但筆者多年來均提及，這種國家主導，精英參與的典型的威權發展模式，由於沒有平衡和監督，也就很難避免國家權力向權貴階層的嚴重傾斜，造成大規模貪腐，利益集團尾大不掉，形成新的合法性危機的局面。而這個危機又是從先前應對危機的藥方——發展經濟——裏衍生而來。 所以，還指望靠經濟買穩定，用治胃病的藥治肝癌是决然不行的。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政治的問題要靠政治來解决，而不是那種胡錦濤式的「看見問題繞着走」的治國方式以及短線維穩所能消解的。 因此，如何在政治領域展開必要的改革，賦予各階層一種利益表達和調節相互之間矛盾的機制，在風暴驟起之前將街頭可能發生的衝突引向大會堂，避免再經歷一場大的動蕩，這是負責任的領導人所必須考慮的。其中，修憲，改革現有選舉機制，讓兩會成為真正的具有合法性和代表性的代議制度，可能就是一個現實的改革途徑。 誰都知道，在毛時代，雖然有那麽多各級工農兵代表，但實際的權力從來也不是什麽工農兵運作的，政策也很難說是符合工農利益的，但那種象徵性的政治存在，配合以意識形態的說辭，還是讓這些階層感到某種心理平衡。今天，既沒有工會、農會捍衛其利益，又沒有現代的法治系統做司法救濟，一些階層權益嚴重受損，成為真正的「弱勢群體」——這詞匯的出現已很能說明問題。在這些階層中出現那種對毛時代的懷舊也就不令人意外。靠「三個代表」、「和諧社會」之類含混不清的提法是無法應對這種局面的——如何達成和諧？「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怎樣定義「最廣大」？那在「最廣大」（不是全部）之外者的利益由誰來代表？「最廣大人民」之內的利益衝突又如何協調？全靠一黨代表？ 現代代議制是因需要調節各種日漸分化的階層利益、因主權在民的理念而產生。兩會制度說到底是借鑒這些制度，形式上試圖展現同樣的理念，但結果是徒有其表，沒有其「裏」、其「實」，也形同虛設：一黨、一人或數人的决斷代替一切，造成階層間，社會與國家間的各種矛盾無法得到制度性的表達。一股暴戾之氣在醞釀，一種激烈衝突的能量在積蓄。繼續抱着那種不照抄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調拒絕實現一種真正的代議制，那等待我們的就只會是必將出現於街道上的衝突。 談一個往事結尾：1993年夏，筆者受邀赴台參加陸委會舉辦的一個硏討會。時任海基會副秘書長的石齊平先生邀宴當時與會的幾位大陸和海外人士。席間，社科院台硏所的一位副所長，冷嘲熱諷台灣民主不佳，議會打架，筆者當即表示：「議會裏打也比把坦克開到大街上動機槍打要好吧？」一時眾人啞言。事實上，當時台灣議會的打架，多屬作秀，與台灣的選舉、選區制和一些族群意識有關，二十年過去，歷經許多風波，台灣街道上沒動武，立法院裏的架也愈來愈少見，社會更趨平和。這一切，沒有借鑒意義嗎？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民眾有理由對那些道貌岸然的歌功頌德、大話吹噓和道德說教感到憤怒，也有理由厭惡和嘲笑令他們苦澀、壓抑、弱智和渺小的僞善，不只是李家的僞善，還是一種更大的、以李家為象徵的僞善。 2013年2月，發生在北京的一起輪姦案受到了民眾的高度關注。網絡上的許多議論都涉及時下老百姓痛恨的特權階層腐敗、跋扈和僞善。涉嫌輪姦的當事人之一是李天一，其父李雙江以一曲《紅星照我去戰鬥》聞名，是一位文職將軍。一年多以前，李天一就因尋釁滋事罪被收容教養一年，這次又涉嫌輪姦，成為一名「慣犯」。放在美國，他可能被人叫做「壞種」（bad seed），也就是天生惡劣，難以教育的不良少年。 2010年，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弗里德曼教授（Dr.

只要每個公民有捍衛自己權利和尊嚴的勇氣，有同情他人和助弱抗暴的擔當，有祛除「狗心」和同心協力的團結精神，有擔當領袖的遠見或追隨領袖集團的放下，社會運動就能把專制政權拉垮。 如果說 20世紀是「政治革命的世紀」，那麼我們身處其中的 21世紀更會是「社會運動的世紀」。 不是說，革命失去了其推動社會進步的功效，而是隨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全球公民社會日漸成熟的背景下，現代技術的多功能運用降低了反抗的門檻，同時也提高了鎮壓的代價。這使得社會運動在許多情況下可以完成過去非要由革命才能完成的歷史使命。 甘地曾說過：「急躁也是一種暴力。」因此，學習社會運動的經驗，挖掘社會運動的內涵，提升抗爭的想像力和增加反抗的有效性，是在我們急於跳入革命階段前必須完成的家庭課業。 面對社會不公和政治强權，積極的和消極的抵抗可以以任何方式進行。2010年，兩位人權活動家斯蒂夫∙克羅肖（Steve Crawshaw）和約翰∙杰克遜（John Jackson）出版了一本書：《反抗的小動作：如何讓勇氣、堅韌和創見改變世界》（Small Acts of Resistance： How Courage， Tenacity， and Ingenuity Can Change the World）。書中講述了許多成功的抗爭例子：共產黨統治下的波蘭，人民在官方晚間新聞播出時段（相當於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集體散步，甚至把電視放在推車裏，拒絕洗腦；在烏拉圭軍政府下，人民在足球大賽起立唱國歌時消極抵制，只有當唱到「讓獨裁者發抖」一句時全都提高嗓門。書中還提到中國人的勇氣和智慧：軟禁中的趙紫陽在幾位好友的幫助下偷錄自述，並帶到香港出版成《改革歷程》一書。有人說，趙紫陽死後對中共政權的威脅比活着時還大。當然，網上流傳甚廣的「草泥馬大戰河蟹」也成了經典案例。 其實，專制暴政並非像它的打手和化妝師呈現出的那麽牢固和自信。只要每一個公民有捍衛自己權利和尊嚴的勇氣（受到苛政傷害的絕不是「一小撮」，也不只是「知識分子」，更不只是「境外勢力」），每個公民有同情他人和助弱抗暴的擔當（你如果不制止罪惡發生在他人身上，罪惡終歸會找到你或你家人頭上），每個公民有祛除「狗心」和同心協力的團結精神（不要以為你撿到了一根骨頭就可以躲得遠遠地享用終身），每個公民有出頭擔當領袖的遠見或皈依追隨領袖集團的放下（社會運動的領袖是一個流動的、集團性概念，你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場合同時做領袖和追隨者），社會運動就會產生足够的效力，把專制政權拉垮。 在蘇聯時代，最有名的消極抵抗是：「你假裝在付我工資，我也假裝在幹活。」今天，中國的情形是，「你假裝在統治，我們也假裝在服從。」不錯，中共鐵板一塊地控制着公共行政，但公共輿論已逐漸滑落出中共宣傳機器的掌心。 感謝農民通過群體性事件的不斷抗爭，國家政權已通過放棄農業稅的方式實際上從農村撤退。感謝上訪群體「秋菊打官司」的堅韌不拔，勞改、勞教制度正在坍塌。感謝「法輪功」成員們的「死纏爛打」，中共官僚（尤其是那些參與宗教迫害的）每每踏上美國國土都會膽顫心驚。尤其要感謝中國藝術家和知識界運用網絡社交媒體這個「智者的武器」來對抗政權的惡政、惡法，從而消解專制政權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中共政權已成全球最大的「惡搞」物件。上個世紀 80到 90年代，崔健的搖滾樂歌曲《一無所有》、《最後一槍》和紅布條蒙眼的「新長征」音樂會充滿了挑戰强權的勇氣和智慧。近年來，艾未未的「草泥馬擋中央」、「一虎八奶」、江南風格的「騎草泥馬」等創作，韓寒被封殺的「襠中央有槍」的雜誌封面，全國民間或網上不斷推陳出新的「民謠」（胡星斗教授做了大量的收集和推廣工作），標誌性建築的另類解釋（從「鳥巢」、「大褲衩」到中南海門前、大會堂後面的「蛋」），網上如春笋般湧出的「官員性愛視頻」，整體上形成了蔑視濫用的公權力和腐敗的公務員的「惡搞運動」。政府控制公共輿論能力的被顛覆為街頭社會運動，諸如「茉莉花革命」和「同城聚會、共同『飯醉』」，做好了心理準備。 有理想的群體和有勇氣的個人都可能創造和實踐出有效的抗爭方式。中國 80年代的愛國學生採用幾千人同時到政治中心絕食的方式來推動「反腐敗、爭民主」的努力，讓無數人的心靈震撼至今。 已成國家和民族脊梁的這一代人，在歷史的感召下，去引領 80後的新生代，去挑戰 80歲老人統治中國的理念和模式。89民運史總歸會是未來中國民主運動的靈感源泉。 面對世界上最强大的對內鎮壓的的暴力機器，個人難免不產生無力感，懷疑自己的政治效能。結束羅馬帝國「用刀劍統治」而開啓了「博愛新紀元」的《聖經》給我們講述了一個令人振奮的古老故事： 非利士人征戰以色列人，領軍非利士營的是一個叫「歌利亞」的巨人。《舊約∙撒母耳記》這樣描述他：「身高六肘零一虎口；頭戴鋼盔。身穿鎧甲，甲重五千舍客勒；腿上有銅護膝，兩肩之中背負銅戟；槍杆粗如織布的機軸，鋼槍頭重六百舍客勒。有一個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走。」 面對討戰，以色列領軍掃羅和士兵「就驚慌，極其害怕」，四十日無人敢站出來迎戰。掃羅有個臣僕叫大衛，是一個放羊人的最小兒子。他在前往戰場送食物時，見到了這般情形，就要求去與歌利亞戰鬥。 大衛對掃羅說：「你僕人為父親放羊，有時來了獅子，從群中銜一隻羊羔去。我就追趕它，擊打它，將羊羔從它口中救出來。它起來要害我，我就揪着它的鬍子，將它打死。」得到許可後，大衛既不帶銅盔、也不穿鎧甲，「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選了五塊光滑石頭，放在袋裏，就是牧羊人帶的囊裏；手中拿着甩石的機弦，去迎接那非利士人。」 《聖經》繼續寫道：「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衛前來。大衛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戰場上跑去。大衛用手從囊中掏出一塊石子來，用機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額，石子進入額內，他就撲倒，面伏於地。這樣，大衛用機弦甩石，勝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衛手中卻沒有刀。」 就這樣，基督教所頌揚的大衛的功業由「彈弓革命」成全。一個勇敢機智的孩童手發彈弓可以擊倒武裝到牙齒的巨人！ 成功固然值得慶賀，不過失敗一定是成功的前奏。幾天前，我有幸聆聽中國當代最偉大的反叛詩人黃翔朗讀他四十五年前寫下的《野獸》，領悟到了應該以何種心境去面對失敗。年已古稀的詩人、中國的海涅咆哮道： 「我是一隻被追捕的野獸 我是一隻剛捕獲的野獸 我是被野獸踐踏的野獸 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一個時代撲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腳踏在我的鼻樑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僅僅剩下我的骨頭 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 我也要哽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