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

郭世佑：师者的价值与尊严 ——在吉林大学图书馆原馆长宝成关教授70寿庆晚宴上的致辞 进入专题 ： 宝成关    ● 郭世佑 （ 进入专栏 ）   　　 　　2012年10月12日晚于长春紫荆花饭店 　　 　　尊敬的宝成关教授、谢大姐及各位学者、各位嘉宾：晚上好！ 　　主持人把我作为“人本思想与公正社会的构建”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代表来说几句，真不敢当，本次研讨会的主体是研究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我只是一个非政治学的研究者，我的专业属于历史学，二级学科是中国近代史，虽然到了中国政法大学之后，客串到法律史，可能与政治学挨点边，但对于法律史，我还得和我的学生一起学习。如果要推出本次研讨会的学者代表来致辞，我看没有三个以上的代表是不行的（众笑）。 　　刚才听了吉林大学党委书记陈德文教授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张贤明教授热情洋溢的致辞，听了他们对今天的寿星宝成关教授为学、为师与为人的高度赞誉，我很高兴，才知道宝兄除了做过为期十年的吉林大学图书馆馆长，还在吉大乃至我国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他不仅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首席专家，甚至才知道我们国家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这一说。陈书记、张院长的致辞帮我减轻了负担，很多话都不需要我来说了。宝兄邀请我来长春，出席白天的学术研讨会和今晚的七十寿宴，我就觉得很有面子。英国人有句谚语：“朋友是最好的广告词。”既然吉大的校领导与学界同行都给我的朋友宝成关教授这么高的评价，你们可能会想，他请来的朋友肯定也还行（众笑，鼓掌）。 　　我站在这里讲话，确实有些紧张。大家不是来听我们说话的，而是来喝寿酒、来祝福、顺便来观赏宝兄的蒙古族同胞歌舞表演的（众笑）。时间也不早了，从吉大的会场移到紫荆花饭店，大家的肚子也饿了（众笑），我们研讨一天的人本思想或者民本思想，还得回到“民以食为天”的民本主题，那是唯物史观的基点之一（众笑）。更何况，我还不会讲东北话（众笑），在北京混了十年，也没学到以北京方言为中心的普通话，我只会讲特殊话，湖南的特殊话（众笑），南腔北调，可能连有的湖南人也未必能听懂（众笑），我真的很紧张。各位来自不同的地方，彼此的年龄、学历不同，职业或者职务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带着对宝成关教授的一片深情厚谊而来，带着对他的美好祝福而来（鼓掌）。我也是这样的。 　　我对宝兄也怀有一份敬意，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 　　第一，他的学养很深。前人做学问，不外乎在义理、考据、词章三个层面下功夫，我看他是三者兼备，这样的学者如今并不多。宝兄转战政治学的学术成就受到校领导和学界同行的高度评价，这很不容易，在我看来，那只是他扬短避长的结果，他所付出的酸甜苦辣，恐怕只有自己最清楚，过程往往比结果更重要。英国剧作家肖伯纳说：“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的人是那些努力寻找他们想要机会的人，如果找不到机会，他们就去创造机会。”我看宝兄就是这样。我想补充一点，如果李时岳先生当年不走，如果李时岳的大弟子宝成关有条件坚持中国近代史研究，可能成就更大。我已经知道，在我们国家，被命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的首席专家很多，吉大与东北就不少，但宝兄如果坚持近代史研究，他恐怕就是继李时岳之后的“东北王”了。（众笑） 　　在座的很多学者可能对李时岳有些陌生，如今的吉大校园恐怕也很少提到李时岳了，这可能同他调离吉大已经很久有关，快30年了，他离开人世也有16年了。在座各位如果看看我国的史学前辈章开沅先生、金冲及先生乃至日本学者中村哲夫先生等人追念李时岳的文章，就不难知道他的分量了。30年前，李时岳所在的吉林大学就是全国少有的近代史学术重镇，连他的母校北大都要逊色很多。我和雷颐兄这次赶到长春，参加宝成关教授70寿庆的研讨活动，其实还不是羡慕宝兄在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来，而是因为宝兄乃李时岳的大弟子。我虽然不是李时岳的研究生，但有幸借助于几个学术研讨会，得到他的教诲和提携，我的书房还珍藏着李先生的数十封手札，我懂得感恩。 　　第二，宝兄是一个正直的学者，这在当代中国还不太容易。别看有些学者平时的讨论、发言等，说起来慷慨激昂，但在权力面前，在校领导和省部级以上的领导面前，他们的表现却是另一套。如果他们有机会到中南海的怀仁堂走一圈，可能连膝盖都会没了，但我的朋友宝成关教授不会这样。今天没有时间给各位罗列往事了，有两个细节不妨说一下。有一次到台北，还是十多年前，有位年长的大陆学者在台湾学者面前搞得过于谦卑，真叫低三下四，宝兄很看不惯，很生气（众笑），并在研讨会的场合借题发挥，就想起身走人（众笑），是我把他拉回来，劝他给长者一点面子（众笑），人家那样做也不容易（众笑），更要讲究两岸交流的整体情谊，不能只图自己痛快（众笑）。这就是李时岳的弟子宝成关，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学李时岳一点都不走样（众笑）。还有，去年在武汉参加辛亥百年国际研讨会，武汉就有点不像话，估计长春人民不会那样干。那里纪念辛亥百年，就在中外名家云集武昌的国际研讨会上，明目张胆地搞等级制。各位可能无法想象，开幕之前照相时，中外学者集中等候那些当官的入场，就等了20多分钟。这还不够，在当晚的招待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和湖北省的省长坐的主桌喝茅台，其他各桌就喝湖北的白云边（众笑）。亲爱的长春人民，你们能想象吗（众笑）？他们不是关起门来喝茅台，而是敢让服务员穿越其他席位，把茅台送到主桌，在那么多欧美学者面前泄露我们国家的机密：等级制（众笑），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辛亥百年。这个时候，我和宝教授都生气了（众笑），还有一些中外学者也挺失望，高贵者必自尊，权力怎能如此傲慢（鼓掌）？我在闭幕式上应邀发言时，就特意提到：辛亥革命迄今100年了，党权太大，民权太小，甚至几乎没有，民权尚未成功，我们一起努力。（鼓掌） 　　请各位注意，我们不是好吃好喝（众笑），要喝茅台也不必跑到武汉去喝，到贵州或者北京就行了，我们只是基于对人本、民本和民权的深切认同（鼓掌）！美国的政治家西塞罗就说：“人是由自己的风度和品格构成的。”不管你是从事什么专业，既然是做教师，兼做学者，无论在课堂、还是在社会，在权力场域，都要讲斯文，讲风骨，尽量少说假话，多说真话，借故堕落却是不能原谅的。如果你不能像龙应台那样懂得生气，至少不要欣赏一些并不值得欣赏的东西，跟着起哄，因为你是大学教授，是学者，只有守护学术和学者的存在价值与尊严，才有资格规训和影响我们的学生。只有让学生知道真相，思考才有价值；只有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才会安全（鼓掌）。这是我和宝兄，还有其他一些师友，包括本次研讨会上许多学者的共同心愿。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争议，所以这次就走到一起来，团结在以宝成关为中心的餐桌周围（众笑），我们对七十寿星表达一份敬意，我们祝好人一生平安（鼓掌）。 　　第三点，宝兄是一位成功的教师、成功的教授。现在，宝门弟子与再传弟子们为他从教30周年与70寿诞举行的这个宴会规模宏大，可以感动长春（众笑），今天下午我还有幸与南开大学的孙晓春教授一起主持学术报告，九个发言的学者，几乎全部都是宝兄的学生，他们从问题的提出，到资料的收集和论证，从学术视野到研究方法，都能让我感觉宝兄这30年没有白干。虽然我还不能把他的学生表扬得特别饱满，还要防止他们骄傲，他们毕竟还有一些可以努力的空间，彼此之间也不够平衡，但是，他们的很多发言让我感到很有收获，能够展示宝兄的为师价值（鼓掌）。我想，即使宝兄不写文章、不写书了，他的学术生命也可以借助于弟子们的成长和代际传递而延续。作为教师，真正的荣誉就不是来自任何政府行为的成果奖励，而是来自货真价实的课堂与不同方式的师生对话，深藏于学生的记忆里，彰显于学生的成长中（鼓掌）。 　　我有两个期待。第一个期待，我希望把人本思想与社会公正的话题继续思考下去，希望在下一次再开研讨会的时候，如果不能把习近平同志请来，那也应该把吉林省的省委书记或者长春市的市委书记请来（鼓掌），哪怕是能请到副书记来，我看也没用，还是一把手说了算（众笑），这也是我们国家已经公开的秘密。如果光是我们自己讲公正社会如何构建，书生谈兵，真没用。我们设计那么多的方案，搞得那么完美，逻辑那么严谨，引注那么丰富，古典的、当代的，国内的、国外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讲了现代，还讲后现代，讲了现代化，还讲现代性，搞得很完整，又能怎样？（众笑）有位思想家说过，越是完美无缺的纲领、规划或者战略，越不管用，中看的就往往不中用，我们顶多做了一回殷海光说的那种“观念人物”，却不是“行动人物”，纸上得来终觉浅，行动才是最后的审判长，还是他们说了算（众笑）。我们不能自讨自论、自赞自成、自表自决、自请自愿，这是当年梁启超批评袁世凯的话，我们不能满足于关门自恋，还要影响权力，瞄准行动。 　　最后一点建议，我真诚地建议我们的宝兄转变一种观念，努力创造健康。转变什么观念呢？我们的前人按照当年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标准，制定过一个界标：“人生七十古来稀”，这话在今天就有些陈旧了，宝兄不要当真，现在应该走国际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规定，人类个体进入65岁以后，才开始步入老年，而且还没有规定到哪一年为止。老宝，老宝，宝刀未老（众笑），你才70岁，只是老年的开始，只是政治局常委要退休的门槛（众笑）。还有，年龄只是一个方面，健康倒是更重要，我很希望宝兄在健康的前提下获得长寿，如果不健康，长寿就是难受（众笑），有了健康，就肯定长寿（众笑）。有人说，人生只有两件东西属于自己，一是身体，二是情感，这话仔细一想还是有些道理，我看对宝兄也很合适。虽然他还动过手术，但有这么多弟子与再传弟子如此敬重和关照他，随喊随到，情感呵护身体，寿星的身心健康就没有问题。 　　已经讲了很多，突然想起流行歌曲中的两句话：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我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就相聚而言，就研讨会和寿宴而言，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确可以这样唱，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但是，就宝成关教授与各位的同窗之情、同事之情、同行之情与师生之情而言，既然曾经拥有，必将天长地久。谢谢！（鼓掌）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经本人审阅，《东方早报》2012年11月20日发表时，略有删节） 进入 郭世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宝成关   

王利明：人格权法的发展与完善——以人格尊严的保护为视角 进入专题 ： 人格权法 人格尊严    ● 王利明 （ 进入专栏 ）   　　 　　【摘要】从人格权法的发展趋势出发，现代人格权制度的核心在于保护人格尊严。从保障人格尊严的角度出发，我国人格权法应该依据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格尊严的规定，以人格尊严的保护为中心，在《民法通则》确认的人格权基础上，对隐私权、个人信息、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作出确认和完善。 　　【关键词】人格权；人格权法；人格尊严 　　 　　一、引言 　　 　　民法上的人格权就是指民事主体对其生命、健康、姓名（或名称）、肖像、名誉、隐私、信用等各种人格利益所享有的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就自然人而言，人格利益是其享有的最高法益。如果说对财产利益的保护旨在为主体维持其自身生存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那么，对人格利益的保护则旨在维护人的主体性，并且为主体从事财产活动提供前提和载体。人格权所体现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也是人格权确认和保护的根本目的。所谓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是指人作为人所应受到的尊重。马克思曾经指出，尊严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1]96人格尊严是人格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具体体现、贯穿于各种具体人格权之中，各种具体的人格权的设定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人格尊严，可以说各种具体人格权都是人格尊严的具体体现。我国人格权法立法应当秉持维护人格尊严的价值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 　　 　　二、人格权法的发展趋势就是致力于对人格尊严的保护 　　 　　日本民法学者田中耕太朗说:“私法的基本概念是人（Person）。”（注：转引自［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版，第20页。）因此，民法在某种意义上也被称为人法。现代民法就是要充分体现人本主义精神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民法的理念集中表现在对人的终极关怀之上。基于此，民法必然要求尊重个人人格，这就是说，不仅要尊重个人的主体地位，而且要充分尊重人格尊严。然而，传统民法中，人格权制度长期缺失，其虽然重视人，但未真正全面确认人格权，未实现对人格尊严的全面展开。在古代民法中，由于人格权法律并不发达，民法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对财产权的保护。在民法法典化时期，由于受到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传统民法中人的形象是理性的、抽象的人，并对人不做类型区分，并采用权利能力平等的观念一体对待。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民法典是不知道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工场主、企业家，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体，即民法上的“人”。[2]66此种做法彰显了人格尊严，但其仍然具有不彻底性，因为其很大程度上缺乏对具体的人的形象的关注。尤其是近代民法以财产权利为中心，主要体现为对外在财富的支配。这显然忽视了人的存在中的精神性的一面，人的内涵中的多样性被简单地物质化了。[3]在这样的体制中，人格独立于财产而存在的价值并不明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耶林才提出其著名论断:“谁侵害了他人的财产，就侵害了他人人格。”[4]21西谚所云:“体面的人是一个有财产的人（He is a good man who is a man of goods）。”甚至在19世纪的理性哲学看来，人格和财产的关系只是用来说明财产保护的正当性，个人的财产是个人人格的延伸，财产利益受到侵害，意味着人格受到侵害。因此应当将个人的意志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价值体现在个人对财产权的支配方面，对人格的尊重就意味着对他人财产的尊重。[5]例如，黑格尔认为:“唯有人格才能给予对物的权利，所以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6]48－49这种理论实际上忽视了人格权在维护人格尊严方面的作用，因而是片面的。在现代西方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对那些贫困阶层而言，这种保护也可能没有实际意义，更谈不上人格尊严的实现。 　　人格权是现代民法发展的产物，也是现代民法在强化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中而逐步发展起来的。1912年实施的《瑞士民法典》开创了关于人格权规定的新的范式，为后世民法典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蓝本（注：该法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第27条以下专门对人格权的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瑞士民法典》并没有严格区分人格和人格权的概念，在人格权法的体系上尚不够严谨和完善。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深感人权被侵害的切肤之痛，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导致战后世界各国人民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的觉醒，社会愈来愈强调对作为社会个体的公民之间的平等、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以及人身自由的保护。这也极大促进了20世纪中叶世界各国人权运动的巨大发展。面对轰轰烈烈的人权运动，各国立法都强化了对人格权的保护，因为人格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例如，二战以后，德国基于对纳粹罪行的深刻反思，在《联邦基本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人的尊严不受侵害”，把“人的尊严”规定在《基本法》中。1954年5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联邦基本法》作出了德国司法史上第一个关于一般人格权的判决（注：BGHZ 13，334ff．），并由此衍生出一般人格权的理论。德国也通过判例，将原本属于具体人格权的人格权益（如隐私等）纳入一般人格权加以保护，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格权制度的完善。此外，现代社会科技的迅猛发展，对民商法的挑战无疑是革命性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需要完善人格权法。这具体表现在，信息技术、基因、克隆、器官移植等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得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试管婴儿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上对生命的理解，克隆技术使得身体、器官的复制成为可能，人工器官制造技术、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和组织工程学的发展为人类最终解决器官来源问题铺平了道路，但同时也对生命、身体、健康等人格权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基因工程技术、人工授精技术、克隆技术等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技术的出现，一些传统民法根本没有涉及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例如精子的法律地位、基因信息的法律地位等等。这些都需要对人格权的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从而解决这些新的问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信息社会，网络的开放性和互联性，使得对个人的隐私、名誉、肖像、个人信息的保护日益迫切。总之，随着技术的发展，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其后果也较以往更为严重，相应地，法律也应对人格权提供更多的保护，[7]这些都要求加强对人格权的保护，建立独立、科学的人格权制度。 　　适应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现代民法中的人格权制度为维护人格尊严，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人格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凸显 　　在传统民事权利体系中，不存在与财产权等量齐观的独立人格权，民事权利仍然以财产权为核心，整个民法基本上基于对财产权的保护而构建了民法的体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人权保护的逐步重视，那种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财产权益的拜物教观念已经过时，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重视个人感情和感受对于人存在的价值，重视精神创伤、精神痛苦对人格利益的损害。[8]617所以，在当代民法中，人格权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凸显，形成了与财产权相对立的权利体系和制度。甚至在现代民法中，人格权与财产权相比较，可以说更重视人格权的保护。[9]94由于人格权地位的凸显对整个民法的体系正在产生重大影响，并引起民法学者对重新构建民法体系加以反思。 　　（二）具体人格权的类型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全面 　　随着人格权观念的深化，民法理论和实务逐步将一些人格利益确认为具体的人格权利形态。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不断宽泛，具体人格权不断增多。例如，《德国民法典》中仅规定了姓名、身体、健康和自由等具体人格权，但近几十年来，判例和学说逐渐承认了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尊重私人领域的权利和尊重个人感情的权利等。[10]1940年制订的《希腊民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第一个系统规定人格权制度的法典，该法在第57至60条中专门规定了人格权的保护。尽管该法没有明确给人格权下定义，但它对姓名、身体以及智力成果中的人格权都作了明确规定。近一百多年来，隐私权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张，从最初保护私人生活秘密扩张到对个人信息、通信、个人私人空间甚至虚拟空间以及私人活动等许多领域的保护，不仅仅在私人支配的领域存在隐私，甚至在公共场所、工作地点、办公场所都存在私人的隐私。隐私权扩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现代社会对人权的保护，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市场的扩张，科技的发展，互联网络的发展，都对隐私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1]因此，在美国，通过隐私权来保护许多人格利益，其成功的经验已经为许多国家所借鉴。1970年法国修改《民法典》，隐私权被纳入《民法典》第9条时，“一切人拥有要求其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chacuna droit au respect des avie privée）”成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 　　（三）现代民法从财产到人格、从物质性人格权到精神性人格权的发展趋势 　　法律的发展本身需要与时俱进。从法律的发展趋势来看，最初一些国家的判例和立法主要承认对生命、健康等基于自然属性而产生的物质性人格权进行保护，以后逐渐地认可了基于社会属性而产生的精神性人格权，加强了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关注，所以，有关名誉、隐私等人格权在人格权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从普通法的经验来看，最初是对个人生命和财产的有形的（physical）侵害提供救济和保护，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救济扩展至个人的精神权利，也包括其内心感情和智识。从今后的发展来看，精神的利益以及对这种利益的保护都将是未来法律关注的重心。[12]13 　　（四）一般人格权制度建立 　　1907年《瑞士民法典》明确将与权利主体的人格利益有关的权利称为人格权，并在《债务法》第49条中规定了人格利益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可对损害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但该条款只是规定了一般人格利益，并没有真正确认一般人格权。通说认为，一般人格权的概念为德国判例学说所创立。[13]36－37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法确立了一般人格权，标志着人格权制度日益完善。在德国法中，一般人格权主要是通过判例产生的。德国联邦法院在1954年5月25日的读者来信（Leserbrief－Urteil）案件中（注：BGHZ 12，334 ff．），依据《德国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首次通过解释《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的“其他权利”，承认了一般人格权。此后，德国联邦法院在一系列的案件中不断承认一般人格权（注：BGHZ 5，S．249 ff．;BGHZ 20，S．345 ff．；BGHZ 24，S．200ff．等。）。联邦宪法法院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作为一般人格权的后果，个人被赋予了请求政府和法院保护的权利，并且民事法院必须在判决形成过程中遵循宪法约束以使在法律适用中确保价值合理（注：BVerfG NJW 999，483．）。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了新型人格利益，此种人格利益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并且有必要上升为独立的权利形态，建立一般人格权这种框架性权利为此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并形成一种开放的人格权法体系，不断扩大人格权保障的范围。 　　（五）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保护日益重要 　　互联网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也使身处地球每一个角落的人沟通更为便捷，但互联网的发展也给人格权的保护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一方面，由于计算机联网和信息的共享，使得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公开变得更为容易，“数据的流动甚至可能是跨国的，最初在某个电脑中存储，传送到他国的服务器中，从而被传送到他国的网站上”，[14]205因此网络技术的发展对隐私权等人格权的侵害变得愈发容易，且损害后果也更为严重。这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国学者对隐私权与计算机关系的讨论。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网上侵权日益增多，且侵犯的民事权利涉及诸多类型。由于网络本身的特点，不仅造成了侵权事实认定的因难，有时甚至很难认定侵权主体和权利主体，另外，网络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侵权后果难以确定。因此，互联网对人格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需要司法和立法予以应对。 　　（六）适应信息社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迫切需要 　　在信息社会，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越来越方便，而且信息的交流、传播越来越迅速，信息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它深刻影响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法律需要适应信息社会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的迫切要求。(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王利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格权法 人格尊严